专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干事:重视城市人道援助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人道救援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近一百五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为战争和其他重大灾难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保护和救援。今年7月份，伊夫·达科尔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会给这个享誉全球的组织带来哪些变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在灾难发生时是如何互动的？近期，《环球》杂志专访了首次以总干事身份来到中国的伊夫·达科尔。
更加重视在城市的人道援助
《环球》：与以前相比，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是否会有不同？
伊夫·达科尔：我们的工作主题主要是根据民众的需求来做出调整的。在同一个国家里，战争、自然灾害和贫困等问题都相互交织在一起，比如巴基斯坦、海地和肯尼亚，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而是多重问题都交织在一起，可能是一个紧急的灾难，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长期性的问题，如贫穷、疾病等。所以我们不能只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我们的运作方式总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我们需要有好的工作人员和战略，来随时根据形势做出相应的调整。
《环球》：对中国而言，现在最大的形势就是城市化进程加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没有往城市有关人道方面延伸的主题？
伊夫·达科尔：很高兴您能提到这个问题。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从今年开始，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从全球范围来看，两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是住在城市的。这种城市化对人道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过去，灾难基本上发生在农村，而在过去20年，战争和冲突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城市，我们的人道工作也主要在城市开展。比如俄罗斯的格罗兹尼、阿富汗的喀布尔。同样重要的还有城市化带来的卫生问题。
在今后的十年，城市化问题将成为我们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日程。就当前而言，我们主要面临解决两大问题，第一，城市里水的提供，对很多机构而言，帮助受害者可能相对容易，但帮助解决城市污水处理，比较困难；第二，怎样和中国政府来分享处理城市化方面的经验，以及通过和中国工程师的交流，将其运用到像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或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这些地方。
《环球》：你如何看待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伊夫·达科尔：我得承认，我对当前中国城市化方面的了解比较有限，但我知道中国对城市化这一问题，还是有比较长远考虑的。在健康、安全、社会以及生态等方面，中国还是有很多经验的。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往往是全方位的，但中国的确做得很不错。我也希望中国在这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人力和财力方面，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更大的支持。
希望与中国有更多联合行动
《环球》：近两年来，中国自然灾害特别频繁，全世界都为之关注。在这些灾难救援工作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哪些具体的行动？
伊夫·达科尔：在过去5年，全球灾难的规模和破坏程度都很大。我们在中国的工作重点在于，帮助中国和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对自然灾害做出反应，尤其是帮助灾难发生地在24小时内做出迅速的反应。我们都知道，当地震发生时，当地的反应是最重要的，我们所做的主要是帮助快速建立24小时内的应急反应机制。同时我们尽其所能地提供物资、医务人员，而我们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在于帮助红十字分会做出应急反应。
《环球》：的确，应急反应机制最为重要，国家红十字会在此方面经验也比较丰富。
伊夫·达科尔：我们不仅仅在应急反应方面有经验，在应对暴力局势方面也很有专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随时为战争发生做出准备。我们特别是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发动其他国家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一起共享资源。从长远上来讲，我们是希望将中国红十字会的优势快速应用到世界其他地方。
《环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在开展活动方面有哪些合作？
伊夫·达科尔：我们的合作很多，在此我主要提及三个不同层面的合作和交流。第一，中国红十字会是整个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这次来中国苏州参加这一运动的国际会议，与来自各个国家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领导们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们，一起讨论机构建设和筹资等方面的问题；第二，我们和中国红十字会互相学习、知识共享，中国红十字会历史很悠久，而我们在某些领域有自己的技术专长，相互取长补短；第三，主要体现在一些联合行动上，我们希望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比如在世界重大灾难发生，能和中国有联合行动，希望中国红十字会能够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保密原则只是手段
《环球》：您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之前是记者吧？
伊夫·达科尔：是做纪录片的电视记者。在瑞士有个说法，“记者，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只要你一直做下去，总能存活下来”，我那时候也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但记者真的很辛苦。
《环球》：记者通常强调的是信息的公开性和客观性，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特别强调保密性原则。如果发现某些国家存在一些非人道的问题，这时候是把信息公开和媒体共享，赢取舆论的支持，还是为政府保密，私底下做好人道的工作？
伊夫·达科尔：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保密原则的确很重要，但它仅仅是作为一种手段。因为你和别人打交道，是在一个制度体制内进行讨论。比如说去监狱，你要和政府当局谈，你要影响他们的行为，保密其实最终要保护的是那些你要保护的人。另外，保密作为进入对话的一个手段，可以用来建立这种信任关系。因为你不仅是要和政府进行对话，可能还要和其他非政府方，像哈马斯或塔利班进行对话。我坚信，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可能赢得更多的机会来影响别人，从而达到人道救援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却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放弃，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寻求公众舆论。总体来说，我们的工作方式还是非常实用的。
《环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非盈利性组织，能否谈谈对中国非盈利性组织的看法？目前为止，中国很多非盈利性组织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伊夫·达科尔：其实，中国还是有很多做得不错的非盈利性组织和慈善机构。首先，我们当然非常愿意和中国红十字会合作，也愿意和中国非盈利性组织分享经验。其次，我们也想从中国学到更多的知识，像中国在筹资方面做得还是很不错的。我希望像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那样来到中国，向中国学习。最后，我们希望帮助中国非盈利性组织能够更多地加入到国际行动中去。
将任用更多非瑞士人
《环球》：中国有句俗话，“新官上任三把火”。您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内，最早会有什么火烧起来？
伊夫·达科尔：在瑞士，有种说法是，“新汤用传统做法加新料”。就我而言，我要把过去已经做得很好的传统性工作做得更好，在这里面可能就没有更多新的成分，像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医疗、保护、援助，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此外，我会重新考虑人员管理问题。世界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我要考虑的是如何留住最好的人员，如何运用更好的方式来管理，以及如何更好地建立这种合作关系。以前为了保持中立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要任用瑞士人，但为了使人员结构更加多元化，以后可能更多任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
《环球》：对比之前您在一线所从事的工作，总干事现在的工作有何不同？或是说更喜欢哪个工作？
伊夫·达科尔：在总部工作，可能更困难些。因为你在总部的时候，你必须要照顾到整个全球的事务，对于一些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做出直接、明确的回答。而在一线工作，当事人等待你的答复，你可能就做出迅速的回应。我总感觉我并没有远离一线，我始终保持和同事近距离的联系，这样有助于我做出决定。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大家办公室的门一般都是敞开的，这样更有利于大家互相沟通，了解同事们的精神状况如何。如果我到了各代表处，我不仅仅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外籍代表见面，还同时与当地雇员交流，以此来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作为总干事，我一直保持着与一线工作人员的交流，比如今年，我带着工作小组去刚果(金)和卢旺达，探视医院，同当地性暴力受害者进行交流，如果我没有亲自到现场，可能很快就会忘记一线具体的工作。
（消息来源：中国红十字会网站 责任编辑：呙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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