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人物简介

    池子华，男，1961年8月生，安徽涡阳县人。南京大学博士。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负责人。

出版专著有《中国近代流民》、《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中国红十字运动散论》、《百年红十字》（合著）、《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主编）、《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三卷，主编）、《苏州红十字会志》（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四卷，主编）等20余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主要业绩录入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主编的《世界名人辞典》等。

 

    苏周刊：伴着“哪里有战争，哪里有饥荒，哪里就有红十字会”的标语，国际红十字会这个源自瑞士的非营利性机构成为了当今世界上与“奥林匹克”、“W T O”等齐名的认知度最高的名字。而红十字与瑞士一位慈善家的名字连在一起，能否介绍他的相关情况？

    池子华：好的。说到红十字运动的起源，我们不能不说起这位被称为国际红十字运动之父的亨利·杜南。

    亨利·杜南（Henry Dunant,1828—1910年），1828年5月8日出生于瑞士，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和商人。他青年时期已有了很高的道德准则，成为日内瓦救济委员会的成员；经常给穷人、病人及遭受其他痛苦的人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质上的帮助。

    1859年6月25日，他在意大利作一次商业旅行，途经索尔弗利诺，目睹了一场惨祸——法、意联军和奥地利军队的激战刚刚在这里结束，4万多死伤士兵被遗弃战地。伤兵在鲜血混拌的泥土里挣扎，哀号求救。杜南见此惨状，立即组织当地妇女、儿童、医生，进行力所能及的救治。 10天后，杜南回到日内瓦，他开始撰写《索尔弗利诺回忆录》，那段“不愉快的往事”激发他去“完成一项圣洁的有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事业。”正是这部书促成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成立。

    苏周刊：有人称这是“一部影响世界的书”，它与红十字运动有何关系呢？

    池子华：是的。 1862年11月，《索尔弗利诺回忆录》在日内瓦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书中对那场战争中血淋淋的残杀细节的真实描写，在人们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震撼。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书中提出两项重要建议：一是在各国设立全国性的志愿伤兵救护组织，平时开展救护技能训练，战时支援军队医疗工作；二是签订一份国际公约给予军事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及各国志愿的伤兵救护组织以中立的地位。

    杜南《回忆录》的呐喊得到了回应。 1863年2月9日，“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成立，杜福尔将军任主席，委员有莫瓦尼埃律师、阿皮亚医生、莫诺瓦医生和杜南（兼秘书），史称“五人委员会”（1880年五人委员会改称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肇始。难怪法国《新闻》杂志评介《回忆录》说，“它的价值千百倍于荷马的‘史诗’，千百倍于其他一切名著。”

    不过，由于杜南的《回忆录》和他在索尔弗利诺的救护行动与红十字组织存在渊源关系，所以国际上习惯于把1859年的索尔弗利诺之战视为国际红十字运动起源的原始起点。如此算来，国际红十字运动已经有152年的历史。

    苏周刊：红十字运动目前已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发挥着它的作用，亨利·杜南理所应当地受到全人类的致敬。我们知道5月8日是国际红十字日，这一日期也与这位伟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吧？

    池子华：是的。“五人委员会”成立后，积极筹备召开一次国际会议。 1864年8月8日至22日，由瑞士联邦委员会和法国政府共同发起，在日内瓦召开有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美国、英国等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通过了《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强调在武装冲突中“伤病员不分国籍必须被接收，并受到照顾”。

    为了表示对瑞士的敬意，会议选择了与瑞士国旗颜色颠倒的白底红十字符号，作为救护及保护性标志。这就是“红十字”标志的由来。红十字运动由此蓬勃发展起来。 1901年，亨利·杜南因其为国际红十字运动作出的巨大贡献而成为诺贝尔和平奖首位得主。1948年把他的生日正式确定为世界红十字日。这是“五·八”世界红十字日的由来。

国际红十字会运动刚开展之时，只有少数国家有红十字组织，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亚、美三洲也不过40多个国家有红十字组织，而如今，红十字已在186个国家开花结果。发展之快，举世瞩目。红十字会（有的国家称为红新月会、红水晶会）成为与联合国、奥委会并称的三大国际组织。

 

    苏周刊：一方面我们向国际红十字会所给予的人道主义救助表示崇高的敬意，但同时也应有必要的反思，毕竟，它的诞生源自战争。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研究专家，您如何看待战争与红十字会二者的关系？

    池子华：国际红十字会的诞生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那场战争就是刚才所讲的索尔弗利诺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这场战争，就是1904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战争救护理所当然成为红十字会的天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都很“抢眼”。目前局部武装冲突仍然持续不断，如利比亚战争、泰国与柬埔寨的武装冲突等，这也意味着战争救护依然是当前和以后红十字会的重要工作领域。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或者叫“以剑代笔的政治”。而红十字会是“中立”性的国际组织，不抱有政治倾向，无法阻止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红十字会一味被动的从事战事救护，其主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战争，呼吁交战国早日结束战争，尽可能减轻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另一方面，制定国际人道法保护人的生命，这就是著名的《日内瓦四公约》——《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目前全球所有194个国家全部签署加入《日内瓦公约》。这是国际上第一个为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公约，它对规范人类战争行为无疑是积极的。

    苏周刊：作为一个中立组织，国际红十字运动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来自国际大国的政治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红十字会如何坚持它的中立原则？

    池子华：这种政治干预的确是经常存在的。比如说1957年10月28日至11月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大会的中心议题本来是讨论“保护平民免受战争危险规则草案”等，但由于美国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实际贯穿了整个会议，成为大会的焦点议题。在美国的干预下，台湾当局和台湾红十字会同时被邀请，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表示坚决反对，尽管如此，美国代表团强使大会通过“对一切被邀请参加大会的政府应用其各自的正式名称加以称呼”的决议。中国代表团退出会场，抗议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接着印度、前苏联等2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纷纷退出会场。这就是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影响深远的“退场风波”。这样的政治干预，显然是对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的践踏，玷污了红十字的神圣性、纯洁性。只有恪守中立原则，红十字运动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是人们所期待的。

    苏周刊：如今世界各国正在朝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迈进，虽然仍有局部的战争及隐患，但相对来讲我们仍处在一个和平年代，国际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能在这一时期有哪些具体体现？

    池子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尽管有局部战争的存在。除了战争救护，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能还体现在灾害救济上，如印度洋海啸、海地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日本大地震等，都有国际红十字组织活跃的身影。

开展红十字外交、重建家庭联系、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以及广泛参与社会服务，都是红十字会经常性的工作。从历年世界红十字会日的主题如捐献血液，拯救生命；人道——团结起来共御灾害；人人享有尊严——关心儿童；人人享有尊严——尊重妇女；捐献骨髓关爱生命展示人道力量；正视艾滋病，告诉你我他，反对羞辱歧视艾滋病感染者；集善款做善事博爱助人等等，可以看出红十字会工作领域的广泛性和职能的多元化。

 

    苏周刊：您曾提出一个相当轰动的命题：盛宣怀才是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

    池子华：促使中国成立红十会的是1904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阻止战火在自己国土上燃烧，宣布“中立”。在开战前，日本曾经派船接走本国侨民及别国洋人，开战后，清政府的官员也想派船去旅顺接本国难民出来，却被驻当地的俄国人拒绝。消息传来，各界震惊。为了救助本国难民，在海关道沈敦和一批上海绅商的推动下，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宣告成立。

    长期以来，无论是学界还是红十字系统，都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是时任清工部尚书的吕海寰。他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之一，但不是首任会长。经过我的研究发现，首任会长并非众所周知的吕海寰，而是盛宣怀，1910年2月27日清政府颁布上谕“著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就是有力的证据。我这个观点还一度引起了学界的争议，但经过专家学者们的论证，还是承认了我的观点。

    苏周刊：能否介绍一下国际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池子华：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红十字开始在中国传播，到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有30年的时间，可以看作是红十字在中国的“启蒙”时期。 1904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国际红十字运动以中国红十字会为载体，逐渐发展。这其中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

    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有基层组织9.5万个，会员总数2758万人；在杭州、孝感、沈阳、成都、广州、西安建成了6个区域性备灾救灾中心，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援外物资供应站，湖南、安徽、江苏、云南等15个自然灾害较多的省级红十字会也建立了自己的备灾救灾中心。

    苏周刊：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池子华：2010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在北京顺义区落成，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个国家级备灾救灾中心。备灾救灾网络日趋完善，中国红十字会的应急救援能力大大提高，并在救灾、救护、救助“三救”工作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显示出了勃勃生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东亚地区代表处都设在北京，也说明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周刊：我们知道中国红十字会为社会做了大量工作，如建立中华骨髓库、推动无偿献血、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救灾工作等等。但不时也有媒体爆出关于红十字组织的相关负面新闻，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池子华：红十字会负面新闻的确不时出现，早些时候如汶川地震救援过程中，先后出现“网易事件”和“万元帐篷”、“盗卖救灾帐篷”、“虚开发票”、“提取管理费”等问题，近期的如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饮费”事件等，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也使红十字会陷入舆论的漩涡，社会公信力面临空前危机。

    上述现象的出现，客观地说，有的是个别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工作方法欠妥导致的，有的是运行机制的问题，有的是监管不力造成的。红十字的号召力来自于其较高的美誉度和良好的公信力，要动员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身红十字人道救助事业，红十字会自身公信力建设不能丝毫放松，这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关键。提高公信力不是说说而已，它需要行动来诠释，如募捐款项使用是否公开透明、是否符合捐款人的意愿、是否定期公开收支状况等，都是影响公信力的因素。

2009年7月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京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旨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值得肯定。在我看来，加强内部管理，接受社会监督，双管齐下，这对提高红十字会公信力至关重要。

 

    苏周刊：苏州红十字会的产生和发展情况如何？

    池子华：苏州红十字会诞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血雨腥风中,正是在这场革命中，中国红十字运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产生了一批分会，其中就有苏州分会、常熟分会。

    解放前，苏州红会在战争救护和社会救济中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比如在辛亥革命、江浙战争、抗日战争救护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新中国建立后，苏州红会继续秉承人道主义精神，为保护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做出了贡献。 1963年9月召开首届会员代表大会，时有基层组织378个，红十字卫生站199个，会员9658人，其中青少年会员2751人。“文革”期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工作停顿。1981年7月恢复建会，1982年7月正式对外办公。目前苏州红会有839个基层组织，23万多名会员，3万多名志愿者。苏州红会已成为社会保障与社会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苏周刊：苏州红十字会在苏州的发展与苏州的历史文化土壤息息相关，您如何看待红十字会与苏州历史上沿袭已久的义社等慈善团体的关系？

    池子华：我想先说明一点，就是红十字会除了吸收西方文化中博爱、人道主义等理念外，也吸收了中国文化。中国是“仁”的国度，所谓“仁者，爱人”，其实就是博爱，孔子的“泛爱众”，墨子倡导的“兼爱”，是对“仁”的最好诠释。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更直截了当地称“博爱之谓仁”。仁与博爱，“仁道”与“人道”名异实同。

    有趣的是，在日内瓦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博物馆，一进门就有一块用隶书书写的警示牌：“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段话，中国人太熟悉了。孔子的“恕道”被视为红十字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更能说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仁”与“红十字精神”有共通之处。

    苏州作为“人文渊薮”，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使“仁”更深入人心。除此之外，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文关怀，也激励着历代苏州人乐善好施。所以宋明以来，苏州义社、善会、善堂等慈善机构数不胜数，这些慈善团体，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使苏州慈善事业发展到较高水平。

    红十字会之所以较早在苏州找到生长点，与苏州的慈善文化传统不无关联，毕竟所从事的都是社会救助事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代著名慈善家吴江震泽人施则敬，他在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之前就享誉中国慈善界，而他不仅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在家乡组建红十字分会。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盛宣怀虽然不是苏州人，但与苏州的关系也是众所周知的。这些因素，对苏州红十字运动的发展显然是有利的。

    苏周刊：今年是苏州红十字会成立一百周年，您对新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有何期待？

    池子华：苏州红十字会在救护培训、应急救援、社会救助、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等工作领域，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不少方面已形成在全国具有影响的知名“品牌”，如“善”字系列救助计划——“德善（救助贫困尿毒症患者）、“明善”（救助贫困白内障患者）、“义善”（救助贫困白血病患者）、“诚善”（救助贫困学生）、“吉善”（救助贫困患病儿童）、“艾善”（救助贫困艾滋病患者），募集善款上千万元，近万人从中受益；造血干细胞捐献也是全国领先，目前捐献志愿者超过1.5万人，成功捐献51例，这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苏州红会还建立了全国同类城市首家红十字眼库，并开展了角膜捐献和移植工作；5年来接受社会爱心捐赠4.5亿元人民币款物，其中仅2008年抗震救灾就募集3.8亿元，为全国同类城市之最。

    这里还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苏州红十字会在全国处于“领军”地位。 2005年，苏州市红十字会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联手，率先成立“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这是全国第一家以红十字运动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创办了首家学术理论刊物《红十字运动研究》（年刊），开通了专业网站（http://www.hszyj.net），出版了“红十字书系”等系列丛书，承办了江苏省红十字会委托的《红十字季刊》等，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会和省红会的高度评价，誉为“引领之举”。与高校合作的方式也被誉为红十字理论研究的“苏州模式”而不断得到“仿效”。

    我个人认为，红十字运动在苏州可以发展得更好，无论是在实际救助或是理论研究方面。 

来源：苏州日报201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