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及患儿群体的大多数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彩票公益金项目分析
“2016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简称“中国红基会”）圆满完成了彩票公益金2亿元资助额度的救助任务。全年进行了5次评审，共有5505名白血病患儿和1155名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患儿获得资助。”这是中国红基会在12月20日召开的2016年度彩票公益金项目总结暨定点医院工作会议上公布的统计数字。
彩票公益金是政府从彩票发行收入中按规定比例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50:50的比例分配。自2009年起，中国红基会“小天使基金”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持，资助贫困白血病患儿；“天使阳光基金”则从2011年起获得彩票公益金支持，专项资助贫困先心病患儿。8年来，“小天使基金”及“天使阳光基金”共获得彩票公益金投入资助资金7.558亿元，累计资助贫困大病患儿25849名。
据财政部每年公布的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安排使用情况显示，执行中央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的单位不少，不乏民政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这样的政府部门，也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大型社会组织。相比而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仅负责“救助白血病、先心病患儿”的中国红基会获得的资助额度不算多，但其执行过程的严谨、接受监督的诚恳、整合资源的创新及让更多患儿受惠的决心等成为中国红基会彩票公益金项目的闪光点。
理念：普惠型原则，体现公平
“小天使基金”源于个体救助，即2005年山东烟台发生的白血病患儿孙海栋父亲“自杀救子”事件。为孙海栋筹款数十万元，帮助他完成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后，中国红基会成立了救助贫困白血病患儿的“小天使基金”。之后，源源不断的求助人群为刚成立且资源匮乏的基金带来极大压力。直至彩票公益金注入，并逐年增加资助额度后，这种压力才逐渐缓解。从此，公平、普惠成为中国红基会彩票公益金项目坚持的原则。
“我们希望尽力做到让每一个贫困白血病和先心病患儿都能获得救助，惠及整个患儿群体而非仅仅关注个别被媒体发现的受助者。可能现在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还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整个项目团队都在为此努力。”中国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说。
在“互联网＋”的时代大潮下，各类媒体报道的受助人故事经网络传播后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获得高额捐款的极端案例不绝于耳。2012年5月，某网络“大V”为白血病女孩鲁若晴筹集善款，活动发起16个小时，筹集善款40万元；2014年6月，广西隆林德峨镇14岁男孩杨六斤的故事被广西卫视报道，不到1个月的时间，杨六斤就收到了500多万元的捐助；2016年11月底，深圳媒体人罗尔在微信朋友圈“卖文救女”，5岁的白血病患儿罗一笑走进网民视野，短短几天之内，这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刷爆朋友圈，并通过微信公众号获得高达200余万元“打赏”……一方面，这些受助者得到了广泛关注，命运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善款井喷过后，这些案例又无一不陷入纷争，其背后提供募款渠道的组织也难逃公众质疑。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曾在“杨六斤事件”后发声：“公募基金会更应该为公益事业服务。判断公益与私益的标准是受益对象的范围。只有为不特定社会公众或社会公众的一部分服务时，才可被认为是公益目的。当为某一个特定人发起公开募捐，就违背了初衷，导致公益资源被不公平使用。”
金锦萍的说法并非一家之言。在台湾，“公益劝募条例”明文规定“公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2013年9月，台湾东森电视台主持人俞娴通过东森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为患有罕见病的女儿润润募款，在网上发起活动，并公布募款账号。后台湾“卫生与福利部”认定该案违反“公益劝募条例”第2条规定，“公益”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得为特定个人发起劝募案件，要求东森福慈基会撤除相关劝募讯息及账号，向社会公众返所得善款1000多万新台币。
较于动辄几十上百万元的捐款，中国红基会彩票公益金项目为白血病患儿提供每人3万至5万元的救助，为先心病患儿提供每人0.5万至3万元的救助，仿佛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些处于偏远地区、公众视野之外，没有较高知识储备、也没有发声渠道的贫困大病患者而言，这种通过当地基层红十字组织就可以申请获得的救助可以说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刘选国说。
进步：救助更多患儿，毋需“排队”
2016年，中国红基会全年完成彩票公益金2亿元资助额度，是2009年以来单年度资助量最大的一年，也是救助患儿最多的一年。这个峰值的取得应归功于全国红十字会系统项目执行人紧密配合，在扩大受助患儿覆盖面、缩短贫困大病患儿“排队待助”的时间等方面做出的不断努力和探索。
2009年，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红基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郭长江联系多名两会代表递交提案，建议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白血病患儿救助项目。当年7月，“小天使基金”获得彩票公益金资助5000万元，共资助患儿1615名。在此之前，已成立4年的“小天使基金”累计募捐款物1200余万元，救助患儿312名。毋庸置疑，彩票公益金的资助让“小天使基金”迈过一个高高的门槛，救助实力得到极大提升。
但这依然杯水车薪。经患儿家长口口相传和医生介绍，项目办公室每月收到患儿求助申报超过300人，最终每年仅千余患儿能够拿到救助款，大部分患儿在“排队待助”。“争取更多预算额度，挽救更多患儿生命”，是整个项目团队多年来不断为之努力的目标。2014年，彩票公益金追加支持1.44亿元，当年3月1日前排队等候的患儿名单首次“清零”。到2016年，彩票公益金资助额度达2亿元，项目初步实现患儿“当年申请当年获助”的预期。
在彩票公益金项目执行过程中，“救助周期长”一度是家长和社会对该项目提出批评和质疑的最大问题。“最初，患儿排队等待的时间可能长达一年，有的重症患儿可能等不到资助就去世了，令人痛心。”对于当初遇到的困难局面，刘选国并不讳言。他解释，当时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资金短缺，无法满足这么多患儿的需求，“没有钱，患儿只能排队，按照提交资料的时间顺序先到先得”；另一方面是为了防范风险，对患儿资料层层审核，包括其家庭贫困证明和医疗票据，“确保每个患儿都符合资助条件，即年龄在0至14周岁，确诊患有白血病，家庭经济情况确属贫困”。
2013年起，中国红基会彩票公益金项目办公室开始尝试将初审权下移。2016年，项目办又将票据审核权与初审权合并下放。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红十字会有能力完成患儿申报救助初审工作。效果是显著的，2016年彩票公益金资助速度平均比2015年缩短3个月。“实践证明，初审权下移模式值得全面推广。”刘选国说。
据中国红基会彩票公益金项目办公室主任张忻忻介绍，目前患儿递交完备的申报资料后“排队待助”的时间基本可以控制在两个月内，做到“当月申请，下月评审”，原因在于加快了资格评审的频次，“因为项目办公室人员少，两三个人要审核全国报上来的患儿资料，以往评审一批需要2至4个月。初审权下移后，工作人员只需复核，大大减少工作量，可以把评审频次提高到每月一次，缩短了患儿等待救助的时间”。
票据审核权的下移则可以把患儿家长提供票据到领到救助款的时间大大缩短。“患儿资料通过评审获得资助告知书后，家长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符合要求的医疗票据和就诊证明，我们就能在1个月内完成审核并发放救助款，这是再次缩短救助周期的一个措施。”张忻忻说。
监督：多管齐下，确保公开透明
“非常感谢，非常满意省红会，县、市 红会的帮助!感谢’小天使基金’的救助!我们全家祝小天使基金项目办和中国红基会的工作人员新年快乐!工作顺利!”这是安徽患儿家长卢海霞接到项目社会监督巡察员电话回访后说的一段话，被记录在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办公室于2016年4月22日公布的《“小天使基金”2015 年度彩票公益金项目资助白血病患儿监督回访报告》中。该报告公布了“小天使基金”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到账、使用、患儿受益和恢复情况，以及受益人群对中国红基会和地方红十字组织的评价。
中国红基会彩票公益金项目之所以设立社会监督巡察员和电话回访制度，源于2009年发生的“马书军案件”。马书军是一名贫困患儿家长，2006年获得救助后，他通过帮助部分患儿家长办理申报手续，控制其银行卡，骗取救助款共计21万元。中国红基会发现苗头后主动调查并报案，马书军被判诈骗罪，入狱7年，被骗资金悉数追回。该事件给中国红基会敲响了警钟，因此加强了彩票公益金项目的自我审查力度。
2009年，项目邀请了10余名从政府相关部门退休，有热情、时间和精力，有纪检、审计等相关职业背景，有一定知识储备和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士担任社会监督巡察员，负责受助患儿电话回访工作。
每年完成彩票公益金发放工作后，根据项目办提供的《小天使基金彩票公益金项目受助患儿回访登记表》，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办公室邀请一定数量的社会监督巡察员从中随机抽取30%以上的受助儿童及其监护人进行电话回访，确保家长及时、准确收到全部救助款，并听取他们的反馈意见。在部分受助患儿较少的省份，这个抽样比例会更高。“这项工作与地方红十字组织的电话回访结合起来，总回访率是100%，目的是确保所有受助患儿都收到资助款。”刘选国介绍。
在2015年回访工作中，社会监督巡察员随机抽取 818 名受助儿童及其监护人进行了电话回访,占样本总数的 37 %。报告显示，抽样数最多的是山东省，达到102名，是该省总资助数的37%，到账率是100%；抽样率最高的是天津市，是总资助数的71%，到账率也是100%。报告也提出了回访发现的一些问题，如部分上报的《回访登记表》存在填报失误；部分地方红十字会到账通知和电话回访工作有疏漏；部分患儿家长无法联系等。这种来自于第三方人士的电话回访，其全面性和客观性更能得到受助人、社会公众和财政部的认可。
中国红基会彩票公益金项目还不定期组织合作方代表、捐赠人代表及志愿者开展“天使之旅”活动，共同探访白血病患儿生活和治疗现状，筛查先心病患儿并为其提供免费救治。刘选国表示：“组织这样的活动，目的是让合作方和捐赠人亲自了解大病患儿救助项目的执行情况，体会到项目的社会价值所在，这也是一种社会监督的形式。”
除此之外，财政部每年都聘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对彩票公益金项目进行审计，并向社会公布审计报告。如此多管齐下，保证彩票公益金项目的公开透明。
从2009年到2016年，中国红基会彩票公益金项目已走过8个年头，并将持续开展下去。目前，项目团队考虑更多的是即将到来的2017年乃至更远的未来，项目要如何更健康、高效的运行下去，为更多大病患儿带来生命的希望。
“我们正在经历人类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巨变，互联网正在影响甚至颠覆所有行业的工作和服务模式。2017年，我们将探索中国红基会的救助数据、申请渠道与政府医保部门、民政救助部门、医疗机构数据对接途径。”刘选国表示，如能实现这个构想，彩票公益金项目就能实现依据患儿医院实际发生的自付费用额度来拨付资助款，减少中间的票据和就医、诊断证明审核问题，真正杜绝伪造发票，虚报、虚领救助金等问题，“最大的好处是让求助者减少申报、审批过程中往返奔波花费的时间、路费和精力，进一步提高救助效率，缩短救助周期。同时，能使政府医保报销、民政医疗救助和公益组织的社会救助形成合力，真正解决因病致贫问题，为国家2020全面实现脱贫战略做出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