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明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逐步发展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研究。笔者将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抛砖引玉，以期得到同道们的帮助，进一步提升对红十字会的理性认识。

 

一、现代国家与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西方国家摈弃了中世纪专制制度下的臣民社会、由欧洲城邦文化发展而来的，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马克思著作中也曾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公民社会（译成中文时多译为“市民社会”）作过分析。但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并在现代国家中扮演重要角色，则是近几十年的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历了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阶段，证明单靠政府或市场不能解决市场和政府在某些方面的失灵，而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也仍然无法完全克服彼此的缺陷，因而产生了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好的国家治理和健康的公民社会组成三位一体的新正统理论。可见，公民社会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熟和政府管理模式基本形成之后，为弥补政府和市场缺陷应运而生的，是与现代国家的政府（第一部门或第一种力量）、市场（第二部门或第二种力量）并驾齐驱的第三部门（第三种力量）。目前，国际上对公民社会尚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定义，一般是指在国家体制和市场体制之外的、由公民组成的社会。联合国开发署1993年曾这样定义：“简单地说，公民社会是建立民主社会的过程中，同国家、市场一起构成的，相互关联的三个领域之一。……公民社会里的各个组织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社会利益，这些组织是根据各自的社会基础、所服务的对象、所要解决的问题（如环境、性别与人权等问题）以及开展活动的方式而建立和塑造的。诸如与教会相联系的团体、工会、合作组织、服务组织、社区组织、青年组织以及学术机构等都属于公民社会中的组织。”[①]可见，公民社会主要角色是公民，但它的组成要素或主体是各种民间组织（或称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因为，公民社会是一种社会形式，单个公民只有组织起来，才具有社会的意义。

    公民社会有一个发育和逐步成熟完善的过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柏特南认为公民社会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愿意投身公共活动；二是政治平等、互惠与合作的横向纽带将各个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三是公民之间的团结、信任和容忍，使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协调起来；四是合作的社会结构，即各种社会组织的存在、各种协会成员互助互惠、培养感情和相互理解，可以避免各种极端的主张和行为。[②]

    可见，各种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重要纽带、平台和阵地。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助于实现更为广泛的社会参与，是完善社会自律机制的有效手段，还是增强政府合法性能力、实现法治有效性的基础，因而同时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而且公民社会在国际平台上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在国际上，政府代表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企业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非政府组织代表一个国家的社会力量。1997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大工作报告中将国际性民间组织迅速发展、非政府组织作用越来越大列为影响全球发展八大因素之第五[③]。

    总之，在现代国家，以各种社会组织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二、和谐社会与公民社会

 

    我国在建国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专制制度下，无所谓“公民社会”可言。建国后20多年中，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需要“全能而强势”的政府，当然也不具备建立各种社会组织并发展成为公民社会的条件。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外资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制、经济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新情况导致经济成分、分配形式、利益格局、思想文化、社会群体等日益多元化，同时，民主政治的建设也需要人民群众更广泛有效的参与，各种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种民间组织由1989年的4446个发展到2007年的35.2万个（各种社团19.4万个，民间非企业组织16.2万个，基金会1193个），还有大量不需要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种小型或地域性、兴趣性、娱乐性的民间团体更多得无法统计[④]。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个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达到这些要求，离不开各类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为此，决定指出：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应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培育多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政府不便和市场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满足社会公众物质、精神等方面多元化、多样性的需求，可以表达不同   群体的利益诉求，可以提高组织成员的自主和创造能力，可以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监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在社会管理方面再次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没有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就不可能体现和实现“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各种社会组织的活动，有利于广大公众的有序参与，也能更好地体现公民的主体性，更好地表达民意和激发参与意识。“为了人民”、“人民共享”也需要各类社会组织来更好地反映和维护公民的权益。

    现代法治国家的政府是有限政府，一方面体现在政府的行为同样受到法律的制约和民众的监督，一方面要从全能强势、以管理为主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就更要注意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这对于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降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成本、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维护社会秩序，并进而实现执政为民和善治的宗旨和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总之，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三、红十字会和公民社会

 

    各种社会组织因代表不同群体的愿望、诉求和利益，有可能在某些利益观点上不一致进而相矛盾，甚至有少数民间组织有时候可能会带来负面作用，但绝大多数社会组织能发挥“缓冲对立、促进沟通、协调利益、加强合作”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从事人道慈善事业的救助团体，不代表本组织成员的特殊利益，着眼于本组织成员以外的困难群体的需求，通过社会募捐给他们帮助，起到了社会第三次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这种公益救助活动实际上维护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因为困难群体在金钱、财产、身体、社会地位甚至经济和政治权力处于弱势，很容易被主流社会忽视、排斥甚至边缘化，同时潜伏着某些不稳定的因素。公益社会组织协助政府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不仅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而且有助于提高他们进入市场和社会活动的能力，于整个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与其他慈善救助团体相比，红十字会更有其显著的特殊优势。一是广泛的国际性。目前186个国家和地区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员，140多年来形成了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和一系列条约、协议、章程、规则等等，规范和指导着各国红十字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每四年一次的国际红十字大会，各参加国政府和红十字会都各派代表团参加，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则更从体制机制上能协调各国红十字会和政府在国内外人道工作领域的合作和相互支持。2008年我国汶川大地震后，国际上和港澳台红十字组织捐助26亿多元款物，并派出多支医疗队和搜救队进行救援。国际红十字组织在我国实施的扶贫帮困、社区卫生、预防艾滋、助教助学等公益项目，使某些贫困地区和人群受益不少。二是广泛的群众性。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宗旨是全人类都能接受的普世价值理念，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红十字会不加歧视地救助最易受损害者和向所有人开放的原则，能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和参与。全国红十字会有2500多万会员和150多万志愿者。为支援抗震救灾，中国红十字会系统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达190亿多元；有18万和8万多名国内外志愿者分别参与到红十字会组织的抗震救灾救援和服务北京奥运的工作。三是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国际上有内日瓦公约及两个附加议定书等法律规章，国内有红十字会法及地方实施办法，使红十字会各项工作和活动有严格的规范，因而具有很强的社会公信力。这些特点，使红十字会在公民社会发展中有其特殊作用：一是提供的公益服务以“三救”为重点，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道领域的新问题拓展人道工作领域，有助于服务对象增加对公民社会的认同和参与，扩大公民社会的基础。二是服务行为更凸现自愿性。红十字运动靠志愿服务起家和发展，并将志愿服务作为七项基本原则之一。红十字志愿服务有利于传播培育慈善理念、和谐文化和奉献精神。许多红十字志愿者、包括网络红十字志愿者，自愿开展多种公益活动，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同时提升和完善自我，有助于公民社会树立利他的价值观并健康发展，促进和谐公民社会的建设。三是参与国际人道救援和交流合作日益增多。中国红十字会多年来始终是国际联合会领导委员会成员，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责任和作用日益显现，各地红十字会与国外的交流合作也不断发展。接受国际红十字组织资助的公益项目不断增加，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助也逐渐增多，很好地履行了世界公民的义务。中国红十字会可以在国际公民社会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加强和扩大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同时也可借鉴国际上公民社会的先进经验，为我国实现“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的战略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总之，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我国公民社会中的重要成员，对我国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及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为江苏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