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8月18日发表马红英、池子华文章《“歧路”先锋：第23医疗队在陕北》，全文转载如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旗下的军队和中国共产党麾下的武装是两支既相联系又各自独立的军事力量。当日军践踏国土，中华民族旦夕存亡之际，两军一致对外，共赴国难。广州、武汉失陷后，国民党战区战局胶着，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但遗憾的是，八路军、新四军从国民政府那里几乎得不到应有的给养与医疗保障，战争伤兵无法得到有效照顾。
    天职攸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冲破人为阻禁，派出医疗队，给予敌后战场——那个似乎被遗忘的“空间”以力所能及的人道救援，几次将医疗队派往八路军所在的西北敌后战场。其中，先锋是第23医疗队。
    第23医疗队是1937年12月汉口整编时，由中央大学、齐鲁大学联合医疗队改编而成，队长是外科医师侯道之。其中，6名医师均是齐鲁大学七年制医疗系毕业，护士是四年制高级护校毕业。
    1937年12月20日，第23医疗队由汉口乘车北上西安。途中几经周折，颠簸五、六天终于到达中国红十字会西安第一医疗大队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在七贤庄驻地接见了第23医疗队和同去的第7、第39医疗队。随后，三个队在侯道之率领下向延安进发。时届寒冬，由于汽油匮乏，汽车燃料由木炭替代，动力不足，蜗行三天，到达三十里铺，受到八路军留守处首长肖劲光、中共联络员姬鹏飞、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饶正锡、孙仪之和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等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侯道之队长与卫生部两位部长、姬鹏飞共同商定：第23医疗队到距离前线最近的第二后方医院协助工作，负责手术治疗；妇产科医师金茂岳、内科医师谢景奎及第7、第39医疗队留在边区医院。从部署初定直到1940年5月，第23医疗队辗转于陕北，为边区军民疗伤治病。
    第二后方医院位于延安东80里的甘谷驿，院部原是一个旧天主堂，依山穴洞而成，手术室、药房、消毒室、办公室、食宿地都在这“山洞医院”。医院的仓库、病区设在院部后面的山坡上。一切因地制宜，因陋就简。
    陕北山区物资贫乏，百姓散居，也无法为伤员提供集中住地。因此，第二后方医院除院部外，还设有四个医疗所，距院部数十里、上百里不等。这种布局固然便于在特殊情况下及时、安全转移伤员，但不便之处也显而易见。
    另一棘手的问题是后方医院医疗器械缺乏，主要使用的外伤处理器材止于“三大件”：镊子、探针、剪子；原有的医护人员，也大多未受正规训练，真正的医生屈指可数。
    战事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不断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双方频频激战，后方医院救护工作非常繁重。鉴于此，第23医疗队全体医师一律先转外科，集中力量协助外伤处置和相应的手术治疗。
    1938年和1939年，在保证院部手术治疗工作的前提下，第23医疗队先后抽组两个手术小组分别由侯道之和谢景奎率领到第三、第二医疗所开展流动手术治疗。没有现成的手术室，手术队便将空窑洞除尘消菌后改为手术室。他们用白布挂在窑洞壁及顶上用来防尘和增加亮度。由于没有电，手术只能赶在白天做，医疗器械缺乏，他们便自制或找代用品。为提高诊疗准确率，又请求西安第一大队部支援一台X光机。
    除外科医师，红十字医疗队中还有妇产科、内科医师，技术水平高。他们常常被延安的边区医院、中央医院、白求恩医院邀请参加会诊。谢景奎就曾参加过甘谷驿医院对王稼祥病情的会诊。
    在疗伤之余，红十字医疗队还对后方医院原有医务人员进行正规训练，在农民中进行卫生知识宣传，免费为他们施医送药。
    第23医疗队在延安第二后方医院的八百个日日夜夜，完成各类大小手术3000余例（次）。经救治的伤病员，绝大多数康复重返前线。“做精密准备”，“献科学身手”，既是红十字医疗队的信条，亦是对他们工作实绩的贴切评价。
    1940年5月，驻西安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一大队部调第23医疗队到第五战区的湖北老河口前线。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各级领导以及有关团体对即将离去的红十字医疗队或致词或赠旗赠物，表达边区军民对医疗队衷心的谢意。
    曾经的外乡人，带着延安的气息踏上新的人道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