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子华教授访谈录

 

《三月风·新闻人物》首席记者  李樱

 

    池子华（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红十字运动自开展以来，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大凡对红十字运动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列举出许多。在我看来，主要业绩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组织建设的高歌猛进。国际红十字会运动刚开展之时，只有欧洲少数几个国家有红十字组织，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亚、美三洲也不过40多个国家有红十字组织，而如今，红十字已在186个国家开花结果，红十字会已成为与联合国、奥委会并称的三大国际组织。

    其次业务上的蒸蒸日上。无论是战争救护，还是自然灾害救济，还是社会服务，还是诸如推动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遗体捐献等方面，都有骄人的业绩。如非典、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的国际救援等，红十字会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口皆碑。

    再次，随着红十字运动的推进，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会精神逐渐深入人心，红十字志愿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红十字精神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运动得以持续的动力源泉。

 

    池子华：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红十字会除了吸收西方文化中博爱、人道主义等理念外，也吸收了中国文化。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仁”的国度，所谓“仁者，爱人”，其实就是博爱，孔子的“泛爱众”，墨子倡导的“兼爱”，是对“仁”的最好诠释。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更直截了当的称“博爱之谓仁”。仁与博爱，“仁道”与“人道”名异实同。有趣的是，在日内瓦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博物馆，一进门就有一块用隶书书写的警示牌：“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段话，中国人太熟悉了。孔子的“恕道”被视为红十字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更能说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仁”与“红十字精神”有共通之处。国际红十字出现的意义就在于它超越了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及政治见解，这正是红十字文化的魅力所在。这也决定着红十字减轻人们痛苦的性质与方法，即中立、公正、独立地开展人道救援工作，而不受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救援过程中，根据需要努力减轻人们的疾苦，“优先救济困难最紧迫的人”。

 

    池子华：红十字是国际性民间组织，这一性质直到现在没有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红十字组织没有官方背景，事实上许多国家的红十字组织由国家领导人出任名誉会长，红十字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具有半官方性质，这是毋庸讳言的。这与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并不违背，七项基本原则之一的“独立性”强调“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工作助手并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经常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能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所谓“独立性”，说白了，就是保持其应有的“民间”性质。在国内事务中，红十字会在政府指导、支持下开展人道工作，在国际事务中，当政府遇到问题不便出面时，具有中立性的红十字会就有了用武之地，这一准则得到各国的承认，“力量”来自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的需要。

 

    池子华：这种无奈有一定的必然性。原因很简单，红十字会可以开展战争救护，但却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可以对灾民进行人道救助，但不能阻止自然灾害的肆虐，如此等等。但在某些工作领域，如救护培训，就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举措，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也从“输血”向“造血”方向转变，所以对《一张过夜的床》，也不能一概而论。

 

    池子华：这种情况在红十字运动史上也是存在的，不足为奇。比如说1957年10月28日至11月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大会的中心议题本来是讨论“保护平民免受战争危险规则草案”等，但由于美国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实际贯穿了整个会议，成为大会的焦点议题。

    早在1955年9月和1956年5月，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拟定被邀参加大会的国家，名单中“福摩萨政府（正式代表）和福摩萨红十字会（观察员）”赫然在目。所谓“福摩萨”，就是西方人眼中的台湾。

    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以为以“福摩萨”名义邀请台湾当局参加大会，不至于太过敏感，可以避开政治分歧，但“换汤不换药”，终究行不通。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不能同意，就是台湾当局也坚决反对，多次提出强烈抗议，坚持以“中华民国”正统自居，最后甚至表示拒绝与会。

    1956年11月1日，周恩来总理致电大会东道国印度红十字会主席考尔，表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严正立场。1957年10月14日，周总理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代办辛格，重申反对“两个中国”的坚定立场，指出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决定邀请“福摩萨”是在制造“两个中国”，如果不放弃这一错误决定，中国拒绝出席大会，并请辛格将谈话内容转告尼赫鲁总理。10月17日，印方告知，台湾当局因未以“中华民国”名义邀请，将不参加大会。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于是决定组团参加大会。

    10月22日，以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立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团员有龚普生、符浩、邵天任等）和以李德全会长为团长的红十字会代表团（团员有伍云甫、胡兰生、彭炎、梁思懿、纪锋等）抵达新德里。10月25日下午，常设委员会开会，美国代表突然提出改以“中华民国”名义邀请台湾当局，态度蛮横强硬，并以不参加大会相要挟，但因苏联代表坚决反对，同时提出不以任何名义邀请台湾当局的决议案，双方僵持不下。26日晚继续开会，美国竟指使常设委员会主席以个人名义向“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发出通知开会电报。

    10月28、29日的大会上，美国代表团企图强使大会通过“对一切被邀请参加大会的政府应用其各自的正式名称加以称呼”的决议，并通过外交途径向各国施加影响。11月7日，表决美国代表团提案，大会主席考尔宣布根据14国代表团要求举行秘密投票时，美代表竟无理要求公布14国名字，遭到拒绝后美国代表团又提出如果美提案通过，立即生效。美案最终以62票赞成，44票反对，16票弃权，13票缺席获得通过。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潘自立立即发言，抗议美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声明退出大会，然后全团退出会场。印度红十字会主席考尔女士当场辞去主席职务，率印度红十字会代表团退席。接着苏联等2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纷纷退出会场。这就是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影响深远的“退场风波”。这样的“微妙关系”，显然是对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的践踏，玷污了红十字的神圣性、纯洁性。只有恪守七项基本原则，红十字运动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是人们所期待的。

 

    池子华：的确如此。在战乱及自然灾害发生后，红十字会因天职攸关，往往在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冒着生命危险执行救援使命，甚至殉职。这种精神令人敬佩。如何在保证自身安全与实施救援之间保持平衡，是一件困难的事，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我想，提出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应该是理性的。就像我们提倡见义勇为要首先考虑自身安危一样，红十字会执行人道救援任务时也应理性、理智地行事，否则连自身安全都不能保证，如何能够圆满完成救援使命?

 

    池子华：红十字会与联合国、奥委会并称三大国际性组织，中国民众对联合国、奥委会几乎妇孺皆知，而对红十字会，知其详者的确远非联合国、奥委会可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宣传得不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都在北京设立了东亚地区代表处，这对改变这种局面必将起到积极作用。中国红十字会也在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传播途径，如利用互联网加大宣传力度，对民众提高红十字的知晓率是重要的。

 

    池子华：国际红十字运动和中国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存在两条并行的“线”，而是重合的。中国红十字运动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红十字开始在中国传播，到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有30年的时间，可以看作是红十字在中国的“启蒙”时期。1904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国际红十字运动以中国红十字会为载体，逐渐发展。这其中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如共和国时期，就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中国红十字会改组到1965年，这15年时间红十字运动发展状态良好；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红十字会组织瘫痪，国内工作停顿；第三阶段从1976年文革结束后到1993年，组织重建，国内工作恢复，重新焕发青春。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中国红十字运动驶入法制化轨道，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有基层组织9万多个，会员2585万人（其中红十字青少年会员1380万人）；在杭州、孝感、沈阳、成都、广州、西安建成了6个区域性备灾救灾中心，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援外物资供应站，湖南、安徽、江苏、云南等15个自然灾害频发的省级红十字会也建立了自己的备灾救灾中心，形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应急救援能力大大提高，并在生命工程、救援工程、爱心工程三大博爱系列工程的建设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显示出勃勃生机。

 

    池子华：这一现象的出现，客观地说，由于个别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工作方法欠妥导致的，给红十字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提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素质，改进工作作风固然重要，同时运作方式如何如何，也应该“广而告之”，让人们熟知，这样才能规范有序地运行，避免上述不和谐的现象发生。红十字的号召力来自于其较高的美誉度和良好的公信力，要动员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身红十字人道救助事业，红十字会自身公信力建设不能丝毫放松，这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关键。提高公信力不是说说而已，它需要行动来诠释，如募捐款项使用是否公开透明、是否符合捐款人的意愿、是否定期公开收支状况等，都是影响公信力的因素。7月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京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旨在主动接收社会监督，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值得肯定。加强内部管理，接受社会监督，双管齐下，对提高红十字会公信力至关重要。

 

    池子华：2005年12月7日，苏州大学、苏州市红十字会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正式宣告“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以红十字运动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之所以在苏州诞生，是因为苏州大学有一支有志于研究红十字运动的学术力量，是因为苏州市红十字会的大力支持，共同的志趣使双方走到一起，促成了研究中心在苏州的诞生。

    至于说道我如何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说来很偶然。我是历史学出身，最初的研究方向是近代政治史，出版过《曾国藩传》、《张乐行评传》、《晚清枭雄苗沛霖》、《幻灭与觉醒》等著作。1991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史领域，并以近代流民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流民是弱势群体，兵灾匪祸，自然灾害，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居无定所，命运多舛，经常陷于无以为生的尴尬境地。在搜集整理流民资料的过程中，“红十字”进入我的视野。作为民间社会救助团体，她把“博爱”甘露洒向流民，给予他们生的希望。我觉得很新奇，对红十字会就有一种探究的冲动，萌发撰写一部《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的学术著作的“奇想”，加之1991年长江大洪水，红十字会员活跃的身影给人留下深刻而美好的记忆，更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只是撰写《中国近代流民问题研究》学位论文（论文后以《中国近代流民》为书名，1996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修订再版），这一愿望埋在心底。1994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安徽师范大学执教，两年后调河北大学。工作变动以及教学、科研任务沉重，研究红十字运动的计划一直无暇兼顾，直到1999年，才把这一研究计划提上日程。这年金秋，我贸然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建议强化会史的研究，并提出写作《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的构想，希望能够得到总会的支持。这样的信很容易石沉大海，所以不敢心存奢望。令我感动不已的是，这封原本无足轻重的小信，竟引起时任总会专职副会长的孙柏秋教授的高度重视，孙副会长亲笔复函，表示支持，并表达了合作的意向。激动万分的我当即打电话给安徽人民出版社，邀其加盟，汪鹏生社长二话没说，纳入出版计划。我由此与红十字“结缘”。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成立后，又于2006年5月8日，开通了网站（http://www.hszyj.net），为全国第一家红十字公益性学术性网站，2007年创办了第一家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术理论刊物《红十字运动研究》（年刊），公开出版发行，为学术研究搭建平台。

    作为学术机构，“研究中心”的任务，就在于聚集、整合研究力量，构筑学术交流平台，拓宽与海内外对口合作渠道，繁荣红十字运动研究，促进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尽绵薄之力。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现有专兼职研究人员20余人，先后出版《百年红十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等10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近200篇，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江苏省红十字会的重视和肯定，中国红十字会彭珮云会长亲笔为研究中心题字以示激励。目前研究中心也是“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

研究中心具体研究目标，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学界尤其是苏州大学研究力量，陆续启动《国际红十字运动：历史与研究》、《美国红十字运动研究》、《日本红十字运动研究》、《韩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及《红十字运动与和谐社会建设》、《红十字运动的社会学研究》、《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学研究》、《红十字运动的伦理学研究》、《红十字运动的法学研究》、《红十字运动的灾害学研究》、《红十字运动的文化学研究》、《红十字运动的管理学研究》、《红十字运动的新闻学研究》、《红十字运动的传播学研究》等课题，逐步拓宽研究的领域，把国际红十字运动、中国红十字运动与江苏、苏州红十字运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以苏州大学为依托，开办红十字会系统研究生班及长、短期培训班，培养红会系统所需人才，使“中心”成为红十字会的人才培养基地；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合作，影印出版《中国红十字运动资料长编》；广泛征集国内及国际红十字运动历史资料，把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打造成为资料中心；中国红十字会历史悠久，成立“中国红十字历史博物馆”是必要的，研究中心愿不遗余力，予以协助。通过我们的研究，一方面希望能够更好地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红十字、认识红十字、亲近红十字，为红十字运动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池子华：2009年4月10日，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江苏省红十字会、苏州市红十字会、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主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承办的“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大学隆重召开，120余人出席盛会。作为这次研讨会的一个议程，《从索尔弗利诺到关塔那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珍藏图片世界巡展中国首展在苏州大学图书馆举行了剪彩仪式。中国红十字会江亦曼常务副会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马文德代表、江苏省红十字会吴瑞林会长、苏州市红十字会谭颖会长、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教授共同为展览剪彩。

    作为展览的承办者之一，我的观后感，一方面感到震撼，另一方面对红十字运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的崇高与伟大成为激励我们更好开展研究的强大动力。我在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大会报告中，倡导创建“新红学”——红十字学——引起与会者的关注，我从“深厚的历史底蕴”、“初步的理论支撑”、“迫切的时代呼唤”三个方面论述了红十字学建立的必要性，并指出“只要世界还存在战火的硝烟，只要社会还存在苦难的人群”，“那么红十字学就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其中就包含着我“观后感”的表达。

    最后，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红十字运动研究，关心、关注、支持红十字运动研究。

（部分内容载《三月风·新闻人物》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