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世界灾害报告出版-最新动态|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由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10月5日发布了2005世界灾害报告。该报告主题强调信息在减少自然灾害损失中的作用。报告说，在受灾地区，信息像水、食物、避难所和医药一样重要，很多人因事先未得到警报或不知如何应对而失去生命。事实已多次证明，准确及时的信息本身就能救人性命，但各国在收集和分享这一重要的资源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报告披露，因2004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吞噬了22.5万人的生命，2004年全球因自然灾害丧生的人数达到25万，是2003年的3倍多，2002年的11倍，也是1994－2003年平均数的3倍。

回顾2004年发生的事件，令人震惊的是有许多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在信息和通讯方面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对于数以万计的人们来说，灾难是在没有收到任何预报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去年12月发生的海啸造成大规模伤亡并导致许多人无家可归，与此相关的文字占据了今年《世界灾害报告》的很大篇幅。虽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有足够的技术记录发生在苏门达腊外海并导致这场悲剧的强烈地震，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把将会发生的情况以及如何应对的措施告诉人们。当政府的预警系统不能履行职能的时候，民间网络起了作用。12月26日清晨，居住在新加坡的维贾亚库马.库纳赛卡杨（Vijayakumar Gunasekaran）从广播中听到海啸的消息后立刻给住在印度东海岸纳拉瓦都（Nallavadu）的家人报警，结果那里的3,630个村民得以及时撤离并搬迁到安全地区。

早期预警的功效是不言而喻的，及时并准确的信息本身就可以挽救生命。在2004年的飓风季节，大多数加勒比海国家都曾在风暴来临之前成功地向本国人民发布预警，从而挽救了无数生命。他们成功的关键，是将人而不是技术放在警报系统的中心和重点。

在古巴，灾害相关教育已经列入学校课程的一部分，每年的飓风季节之前都要进行撤离疏散的演练。在牙买加，像帕利亚.格林利夫（Patricia Greenleaf）这样的红十字志愿工作者，在飓风来前48小时走街串巷用喇叭提醒人们做好预防准备。自下而上地建立防灾意识有助于自上而下地传达预警信息。

信息不仅能够挽救生命，还能减轻灾害带来的痛苦。对于劫后无家可归饱受身心痛苦的幸存者而言，能够查询失散亲友的下落，明了能够获得多少赔付，知道去何处栖身，或者知道一些灾害是怎么回事的常识，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红十字志愿工作者使用卫星电话帮助3400多个灾民与家人团聚。在斯里兰卡，许多人认为海啸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比利时红十字会的救灾人员向他们讲解科学知识，消除愚昧和恐惧。

一旦吃住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幸存者马上急切地想知道如何重新工作，如何参加重建，如何参与救济组织和政府的恢复计划。泰米尔邦是印度受灾最重的地区，当地人民自己组织起一个协作小组，对100个受灾乡村进行调查后，将灾民的首要需求报告给政府官员，作为制定救助计划的依据。与灾民保持联系是十分重要的，救助组织可以借此提高救助工作的透明度、信誉和信任度。

良好的信息通讯对确保救灾工作的成效和准确寻找并锁定救助对象同样重要。海啸之后，妇女的特殊需求往往被忽视。大批不适用的衣物和旧衣服充斥南亚地区的仓库和路边。评估并传达不需要的物资品种的信息实际上与传达需求的信息一样至关重要――可以节省宝贵的时间、金钱和资源。

与此同时，许多不在媒体聚光之下的长期灾害和危机正在悄无声息地吞噬着生命。西非的撒哈拉地区由于干旱和蝗灾饱受饥荒之苦，2005年中期约有900万人的生命处于威胁之中。尽管早有警告，但撒哈拉的灾害还是被苏丹达富尔危机和印度洋的灾害掩盖了。提高媒体对世界上被忽视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关注，确保全球救助行动的公平合理，已是当务之急。

由此可见，国际救助组织的工作成效并不都是一样的。信息本身就可以拯救生命。然而，我们在收集和传播信息方面还有空白和差距。值得庆幸的是今年的《世界灾害报告》报道了许多范例。我希望这样的范例越来越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非常重视与受灾人民的对话和交流。因为这样做不仅会提高救助工作的成效，更为重要的是把正确的信息传达给他们，让灾民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自主权。

今年出版的《世界灾害报告》的研究题目包括救济者和被救济者之间的联络沟通以及其对易受损人群的作用。报告探讨了在灾前、灾害当中和灾后不同阶段中信息是如何被处理的；研究了与之相关的方面，如与灾民的对话咨询、需求评估、风险分析和信息分享。报告还涉及了本地媒体和国际媒体的作用，以及在人道救助中信息的影响和进行沟通交流所需要的技能。

信息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救助的形式 – 但是人道组织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受灾群众需要信息如同需要水、食物、医药和庇护。信息能够挽救生命，保护资源，还可能是易受损人群唯一能够负担的起的备灾手段。但是，救助组织往往只为自己的需要搜集救灾信息，不重视与他们的服务对象沟通和交流救灾信息。

早期预警的功效是不言而喻的，及时并准确的信息本身就可以挽救生命。拿古巴来举例，由于公众的灾害意识较强，飓风导致的死亡人数就比邻国低许多。古巴人十分注意通过媒介传播的气象警报，他们知道灾害来临时应该做什么和如何躲避。易受损群体在各个层次上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而海地正相反，政治暴力和毁灭森林使海地人承受更大的灾害伤亡。

古巴的成功表明仅有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 信息只有被受到灾害威胁的群众分享时才能发挥作用。举例来说，2004年12月的海啸发生之前，得到最多信息的是太平洋地区的科学家，但是他们无法将信息传递给将要受到海啸冲击的人民。

灾害打击之后，紧急救灾行动应该建立在针对幸存者需求和能力的评估的基础上。但是以往的调查表明，在很多情况下，救济组织的早期救助行动往往是凭借猜测，并没有准确的需求信息作依据。导致这种情况有许多原因：救济组织之间的竞争；来自媒体和捐款人的压力；大批空运而来亟待转运分发的救济物资，等等。结果是一些受灾群体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海啸救援行动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救济组织如何将紧急救助与及时的需求评估结合起来。

以往的救灾行动，包括海啸，留下的另一个教训就是救济组织之间协调不好就会导致重复和浪费。海啸之后的一个月里有200多家救济组织在亚齐活动，但是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组织向联合国协调员提供工作报告。国际组织一向互不通气，更不要说与受灾群体的沟通和交流了。灾区的一些民间组织倒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例如在印度南部的非政府组织就成立了协调机构，在100多个受灾乡村中搜集情况并向救济组织通报灾情。

在救灾过程中，影响救济组织和灾民关系的重要原则就是协商和透明。但是，总结亚齐救灾工作就会发现不足恰恰是这个方面。救灾工作者对于应该将什么样的信息传达给灾民 - 特别是那些身心受到摧残的灾民，感到困惑。在一味强调需要紧急行动的压力之下，救济组织面对涌入的大量“非限定”捐款缺乏战略规划，但又急需展示救灾成就，加上不重视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并且也不懂如何沟通，信息的传达和交流就这样被抛弃了。

对于缓慢形成的灾害而言，协商的情况要好许多。2003年津巴布韦发生食物短缺，拯救儿童基金（英国）就在当地建立信息反馈委员会，儿童们可以就食品分发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事实证明，在救济组织和灾民之间能否建立相互信任，救灾工作的透明度起到关键作用。

除了收集反馈不足外，救济组织在与灾民沟通信息，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方面，还有许多应该改进的地方。海啸之后，有些救济组织运用卫星电话帮助灾民寻找失散的亲友。在斯里兰卡，比利时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向灾民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海啸的科普知识，破除认为灾害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的迷信。灾区本地的媒介在向灾民传播重要信息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海啸之后，他们得不到外界的帮助。

对穷人，特别是家庭妇女们，无线电广播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除了传播有关紧急灾害的相关信息外，精心制作的广播剧可以帮助减少当前灾害的危害。例如在阿富汗，英国广播公司用当地语言制作的肥皂剧在电台连续播出之后，就改变了许多听众对地雷和传染病危害的认识。

让我们再看看国际媒体的作用吧。有些救灾工作者指责记者没有更多地报道和宣传世界上一些“被遗忘的灾害”。当海啸连续几周充斥新闻头条，引发破纪录的公众捐款时，一些由于战乱、干旱和疾病导致的慢性灾害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不仅如此，大多数救济组织本身就没有将主要力量放在最需要救助的地方和人民身上，他们往往会追逐媒体的报道和捐款的走向。

有事实表明，当今的媒体比以往对灾情给与更多的报道。但是，人道工作者与记者之间的交流对话显然是不够的。作为把人道需求的信息传递给更广阔的世界的传播者，救助组织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把那些被忽视的灾害向捐款人、记者和公众通告。

数字化技术和英特网已经使得新闻通讯更加现代化了，相形之下救助组织则落后了。信息技术带来了令人兴奋的种种可能，因为它自身就是一种援助方式。由于有了移动电话，早期预警、灾害救济和减低风险都发了革命性变化。举例来说，2001年古吉拉特发生地震后，当地的妇女组织SEWA给它的200名工作人员发配了手机，这样她们无需返回总部就可相互联络。SEWA甚至还运用卫星电视与外派工作人员进行电视会议，向公众播放与政府官员的座谈会。

对于信息技术在救灾工作中的作用而言，海啸救援是一个转折点。新的诸如“人对人”和“博客”等通讯交流方式已经展现成效。救助组织可以通过使用“博客”网站，与“博客”们交换有关救灾和需求的信息，提高工作成效。救助组织应该帮助易受损群体获得更多类似的信息手段。

总而言之，救助组织与受灾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联络仍然是十分差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和参与救灾的非政府组织共同遵守的行动准则号召救助组织应该鼓励当地人民参与决策。同时，Sphere标准也充分地赋予人们有“知情权”。现在，植根本地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和能量都在不断地增长，他们也在不断地要求参与协商的权利。技术的发展使得易受损群体手中掌握更多的权利。信息本身就是一种权利。国际组织运用信息是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权利还是让他人获取权利呢？以下建议或许能够帮助改善救助组织与受益人之间的联络和交流：

17岁的杰西卡·佩祖拉住在津巴布韦一个名为穆托拉尚加的常年饥荒的村子里。2003年，英国的拯救儿童基金(SCF)开始在村里分发食品。过了一段时间，拯救儿童基金在检查工作时发现救灾过程中许多村民，特别是儿童觉得他们被忽视了。接受救济的村民并不清楚他们拥有的权利和责任。因为怕得罪人，他们往往不愿意在村民大会上对不公平的事情进行争辩。孩子们则抱怨分发点太远，东西太重，而且往往在上学时间分发物资。

为此，拯救儿童基金于2003年9月成立了儿童意见反馈委员会来搜集意见，让儿童自己征集建议并开展宣传。这是因为儿童作为救助的主要对象可以发现一些大人们不能或者不愿意看见的东西。

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70个孩子从同伴中搜集了许多宝贵的反馈意见。比如，被领养的儿童反映他们的监护人经常霸占他们的口粮，或者强迫他们长时间劳动后才分给他们吃的东西，还有的监护人则把救济食品淘换啤酒喝。意见反馈委员会极力督促村民尊重儿童的权利。据杰希卡介绍，“现在村里的人都知道什么是虐待儿童了，也知道尊重儿童权利的重要性了。自从儿童意见反馈委员会成立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说在穆托拉尚加有虐待被领养的孩子的事了。”

第一章素材的主要提供者是托尼·沃克斯。沃克斯曾为乐施会(OXFAM)工作了27年，其中有9年担任该组织的全球紧急救助协调人。他现在是主要从事灾害和战乱救助评估工作的独立咨询人。本栏故事的提供人是英国拯救儿童基金的工作人员克里斯·迈克福。

从2004年8月到11月，飓风袭击加勒比地区多达9次，至少2000人丧生，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高达600亿美元。海地死难者的人数最多，虽然古巴，牙买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灾情也十分严重，但是这几个国家的死难者人数相对较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了解了相关知识并做了预警工作。这一章将告诉我们，当地组织和对飓风的了解与及时，准确地做出高科技预报一样重要。

2004年间，古巴向世人证明了它是如何有效地在飓风来袭时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8月，当飓风查理袭击古巴时，造成了7万座房屋严重毁坏，4人死亡；而一个月以后，当飓风伊万来袭时，超过200万居民已经提前撤离，没有一人丧命。

古巴有一个世界级水平的气象站，15个省级分站。他们与美国科学家共享数据，预测飓风的轨道。在飓风预计登陆时间的72小时之前，在国家电视台发布预警的同时，国家预防委员会制定撤离计划并确定避难场所。在学校教授飓风知识，并在飓风频发季节到来之前举行避难演习。大部分的成年人都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所以在有关部门和预报员发出预警时能够立刻明白。

在飓风预计登陆前48小时之内，政府在高危地区发出预警，当地政府确保居民能够及时撤离；12小时之内，确保每位需要撤离的居民到达避难所，用栅木板封上房屋的窗户，清扫碎瓦片。这些在古巴都是法律的要求，在查理和伊万飓风袭击时被强制执行。“并不需要太多地钱就能做好工作，这是我们从古巴学到的最好经验。”奥德利马林，一位牙买加红十字会志愿者如是说。

在伊万飓风袭击之前，牙买加前总理在国家电台和电视台敬告民众，飓风已经在格林纳达导致39人丧生。在美国的帮助下，牙买加气象局预测出飓风的登陆地点。牙买加红十字会和教会灾难委员会发出街道预警，通过行动电话通知居民，检查避难所，观测河流是否有泛滥的迹象，并借来私人交通工具帮助盲人和残疾人撤离。

自从1988年吉尔伯特飓风以来，牙买加的备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国家备灾办公室将容易发生洪水和山崩的地区制成地图，完善社区预警系统，使公众全年保持警惕。六月是“备灾月”，在这个月中将组织各种备灾实践演习。这些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当伊万飓风袭击时，死亡人数下降至17人。

多米尼加共和国与它的邻居海地共和国共有临近小岛伊思帕尼奥拉岛的所有权。九月中旬，热带风暴珍妮在这一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降雨，河流泛滥。23 名多米尼加人死亡，四万人受到救援，两百万人受影响。在这一天之前，气象机构发布风暴预警，并用地图标处风暴的可能路径。消息传达到每个地区，广播台不断重播风暴将要来临的消息。一些人接到了他们在波多黎各亲戚们的电话，亲戚在电视上看到风暴将要来临的新闻。当地的市长骑马或是摩托车到偏远的乡下通知居民。尽管如此，人们注意到了风暴的来临却忽略了洪水的爆发。许多人决定不转移，因为他们的房屋可以抵抗风暴，但是第二天，一些人从睡梦中醒来时却发现他们的房屋四周洪水泛滥。十一户家庭中就有一户当夜是在树上度过的，直到家庭自制的救生筏将他们营救出来。

在海地的边境，热带风暴珍妮淹没了沿海小镇格纳伊夫。洪水在30分钟内上涨了两米，夺取了一千八百人的生命并导致八百人失踪。同样的风暴，为什么海地的伤亡人数比多米尼加多了一百倍？珍妮摧毁了树林，造成山体滑坡和山崩。总统阿利斯德在几个月前的突然离任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骚乱。早期预警系统需要当地政府做好准备，监控，预警并做好人员撤离。但是他们只是纸上谈兵，并没有付诸行动。

海地的气象中心缺乏信息资源。国家应急处理中心并没有有效地运作，并没有在格纳伊夫发布预警。许多当地居民认为山脉将阻挡风暴的袭击，他们对即将发生的灾难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在最近的六十年中，飓风已经夺去了一万七千海地人的生命。很明显，海地需要帮助，来增强它的备灾和预警系统。

有效的飓风预警不仅需要科学技术，而且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以下是加勒比地区的成功秘诀：1. 飓风预测：与美国共享它的预测工具，在飓风来临之前3-4天成功进行预测。除此之外，古巴还运用了自身的雷达和电脑模式。存在的挑战——准确的预测出飓风的强度。2. 全国范围内的预警：政府在3—5天之前做出警报，在飓风预计登陆的24小时之前做好预防工作。3. 当地政府：把预警传达到每个易受灾地区，当地官员必须掌握预警和撤离的可用资源。预警应该包括比强风危害更大的洪水和山崩爆发的可能性。如果当地政府能力较弱，预警链就将被破坏。4. 公众参与：即使在古巴政府都不可能事必躬亲。包括非政府组织，红十字会，教会，青少年组织在内都必须投入到备灾和预警工作中。5. 人民意识与行动：这是古巴飓风备灾取得成功的关键。提高公众意识运动是非常基本的，包括学校教育和实践操练。

早期预警技术是比较容易掌握的部分，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它受益于民。1. 高危地区的民众应该了解，当接到飓风预警时他们应该做什么。教育普及对此有大的帮助。2. 将预警具体化：除了全国预警之外，还必须做出各地洪水和山崩的预报。3. 鼓励民众参与：如果当地民众参与设计与维护，早期预警系统更有可能获得成功。4. 各地经验的积累：个人的经历和口头流传的经验很可贵，但并不总是克信赖的。我们应该有批判性地接受并对之进行补充。5. 通过学校提高意识：意识到飓风的危害性的学生在他们的家庭及四周邻居中进行宣传，这比成人宣传更容易被接受。6. 把预警和降低危害联系起来：从根本上解决易受飓风袭击的原因是必要的：如不可避免的城市化和对森林的滥采滥伐。

“我很高兴能在风暴来临之前通知其他人”，帕特里西亚格林里夫如是说。她是牙买加红十字会西达山谷地区灾害反应小组的成员。在伊万飓风来临前48小时，她与许多其他的志愿者一道，在街道用扩音器通知群众。他们鼓励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和有特殊需要的人们，如老人和精神病患者，在自家门口悬挂一面白旗或是其他东西来告知其他人当撤离时他们需要帮助。

加勒比地区近50年内遭遇的最强的飓风——伊万飓风刚刚以每小时250千米的速度横扫了格林纳达地区，夺去了39人的生命，摧毁了90%的建筑物。牙买加红十字会发动其所有机构和一万两千名志愿者投身高危预防工作，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开放了近1000个社区避难所。

2004年9月11日，当史上最强的伊万飓风袭击牙买加时，帕特里西亚和她的灾害反应小组已经做好了预警措施。他们准备了一张地图，详细标出可能受灾的地区。他们很清楚西达山谷地区最易受灾的群众的住处。他们和当地红十字会一起草拟了灾害反应计划。他们受过搜寻，救援，创伤救护等方面的训练，并装备了医疗工具箱，扩音器，铁铲，绳索，防水靴和头盔。除了大范围的经济损失，西达山谷地区没有一位人员死亡。

本章资料的主要提供者是本·韦斯内尔，维克托·路易斯，阿伦·雷维尔和劳德斯·梅尔勒斯。韦斯内尔是伦敦经济学院发展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灾害预防研究所的独立研究员。路易斯是一位独立咨询师和以研究多米尼加共和国为主的社会学家。雷维尔是拉丁美洲社会科学机构秘书处和拉丁美洲社会备灾研究网风险和灾害研究项目的协调员。梅尔勒斯是一名社会学家，负责拉丁美洲社会科学机构多米尼加项目的协调工作。牙买加红十字会应急服务与行动部主任鲁斯·克里斯霍伦为本章提供了资料。

经过多年干旱和2004年的蝗虫灾害，西部非洲撒哈拉地区贫瘠无果，2005年有9百多万人口面临着严重的食物短缺。村民们从蚁丘中寻找散落的食物，儿童营养不良，婴幼儿死亡率剧增。但是谁关心呢？发出的警告没人注意，对食品援助呼吁反应迟缓。撒哈拉危机本可以避免—但为什么没能避免呢？

60年代末，西部非洲经历过持久的干旱，但是2003年至2004年的雨水为沙漠蝗虫创造了理想的滋生条件。2003年7月，北部非洲山脉生长的蝗虫侵入到撒哈拉，然后在那里开始繁殖。

2003年6月，该地区出现了大批蝗虫云集的消息。同年10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向捐助人发出了第一次灾害临近的警告，并建议要加强管理。2004年2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了筹募9百万美元的呼吁，但未能筹集到资金，因捐助人被达尔福尔的事情搞得心烦意乱。其间，蝗虫剧增。7月份，粮农组织警告说，情况 “极其危急”，并另外紧急呼吁1亿美元。

1个月后，撒哈拉蝗虫灾害成为80年代末以来最严重的蝗灾。毛里塔尼亚和马里是当时受灾最重的国家，他们的官员报告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杀虫剂和喷洒设备。在马里，派去控制蝗虫的惟一一架直升机到8月末才能开始喷洒。国际媒体开始报道无助的农民用敲罐或摆动棍子的方法试图赶走吃他们庄稼的蝗虫的场面。

8月底，在一次地区的紧急会议上，塞内加尔宣布已调动部队打蝗虫之仗。6周后，联合国简伊格兰说，蝗灾对人的生存的威胁比非洲地区任何战争都大。1.5亿人赖以生存的希望就这样眼睁睁地被毁掉了。

捐助人提供的资金姗姗来迟。虽然喷洒杀虫剂能够帮助控制蝗虫，但是对于很多农民来说喷洒来得太晚了---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民，在喷洒杀虫剂以前，他们早就失去了自己的庄稼。

总的来说，蝗灾在毛里塔尼亚毁坏了160万公顷的农田，占全部谷类作物的一半。在尼日尔，蝗虫吃去了国家谷类作物的15%，占牲畜赖以生存饲料的40%。2004年底，由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政府采取的措施以及阿特拉斯山脉寒冷的冬天，才使蝗灾得到了控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灾害的结束，因为蝗灾发生在每年收割期之前。2005年春季，无助的农民不得不吃掉他们用来播种的玉米种子。他们卖掉牲畜来买食品，由于粮食的价格翻倍，因此牲畜的价格降低。

2005年4月，广泛报导了严重营养不良和食品不安全的情况。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三分之一的人口—480万人—面临着饥饿。在毛里塔尼亚和马里，三分之一五岁以下的儿童患营养不良。在尼日尔，35万五岁以下的儿童面临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婴幼儿死亡率创下历史纪录。急性呼吸道感染传播，在布基纳法索，有3百万人感染。村民们只好采集树叶来做他们每日的饭菜。

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移民，以寻求食品和工作。农民和不断拥进的牲畜主拼命争夺牧场，增加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布基纳法索，一个500户人家的村庄就在复仇的冲突中被烧掉了。

情况怎么变得如此恶化？2004年的教训之一是缺乏国家预警制度和控制蝗虫的队伍。尽管欧洲负责控制蝗虫的官员使用了卫星图象和数字地图追踪蝗虫，但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来控制它们。缺少用来保护庄稼以及喷洒杀虫剂的飞机，国家管理人员的技术匮乏，这些都是十分可怕的。防止区域间蝗虫传播的机制也同样薄弱。监督和抵御蝗灾需要地区密切地合作，因为害虫是没有界限的。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报告说：“国际社会对紧急状态作出的缓慢反应导致了要花很高的费用来控制灾害。”捐助人在2003年7月同意用100万美元控制蝗虫的威胁，而迟缓的反应意味着最终要花比所需费用高出100倍的经费。

对于缺乏快速的反应，到底应该谴责谁呢？一些捐助人说世界粮农组织对危机知道的太晚，他们抱怨说粮农组织的警告强调的不够充分。但是世界粮农组织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大多数的捐助人以及这些地区的政府根本就不了解蝗灾能糟糕到什么程度。

世界粮农组织反驳说，大多数捐助人在蝗虫已经形成巨大灾害之前没有做出反应，如果没有电视新闻来告诉世界，捐助人恐怕行动得更加迟缓，也不会那么慷慨。今后，对于世界粮农组织来说，在第一批蝗虫出现后，就要尽快加以通报。

一名地区专家认为，援助机构没有收集到究竟需要哪些必要的营养食品的信息，没有这个基本的数据，整个的信息流程是粗略的、支离破碎的，使捐助人对灾害的程度不明确，由于对问题不理解，也不会引起记者们的注意。

过去的经历证实，捐助机构必须要尽力使媒体和捐助人共同参加以应对潜在的慢性灾害。仅靠发出呼吁和发布新闻还不够，需要动员大量媒体来呼吁关注危机和可能的风险。

2004年蝗灾的袭击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成千上万的人们面临着营养不良甚至饥饿和死亡。如果人们关注早期的警报信息，就会避免这一切。2005年中，援助组织再次呼吁救助，以避免干旱和蝗虫引起的食品危机。而很多援助工作者有着同样的感觉，即他们的呼吁无人理睬。

在财政和管理上的适当的预警：把抗御蝗灾酬募资金剩余的部分用于加强地区和国家预警反应管理机制。蝗虫易发国家的捐助人和政府必须保证，这些资金要分配给这些机构，用以维持他们长期备灾的素质和能力。这需要对资金的支出和透明的管理做出政治上的承诺。

更好的有影响的数据：数据收集是支离破碎的，因此很难掌握国家和地区灾情的范围。援助机构应交流数据以建立更大的灾情范围的网络，并与国际媒体和捐助人交流此信息。

加强宣传活动：使援助团体尽快行动起来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媒体将需要援助的信息传达到发达国家选举人的家里去。援助组织应寻找更积极并具有创造性的多媒体战略，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出现的人道危机，促使政府尽快作出反应。

创造更大的威胁知晓率的地区机制：应在地区一级尽更大的努力，保持捐助人、政府和当地居民对蝗灾、饥荒威胁以及对未来的灾害应如何防范的知晓率。2004年蝗灾的主要教训是大多数人忘记了蝗虫的破坏性会是什么。

2004年12月26日，亚齐遭到了海啸的侵袭。这场导致16.4万人死亡或失踪、超过40万人无家可归的灾难很快就成为了历史上报道最为广泛、募集捐款最多的事件。200多家人道主义组织――以及来自数十个国家的3,000支军队――投入到了救灾工作之中。

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当地人首先采取了互助的方式。在军队的帮助下，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承担了搬运遇难者尸体及分发食物和水的工作。一些救援机构――包括印度尼西亚的民间机构和红十字会――工作的开展得益于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但即便如此，他们基线调查的数据并不完整，而政府的信息也被认为是过时的。

临近的国家迅速采取了行动。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并没有成为这些救援队伍的障碍，他们的出现满足了灾区紧急需要。许多国际组织从欧美派来工作人员，而他们本可以雇佣当地的专家。

最初，救援机构只是根据推测进行救灾物资分配－他们忙于后勤事务，没有时间进行详细评估、开展与受灾人群的讨论。他们对灾情最重的西部沿海地区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一名救援人员如是说。

国际组织推测幸存者最需要的是水、食物以及帐篷，尽管这个推测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印尼人民自己没有能力满足、至少是部分地满足这些需求。国际组织也没有制止灾民依靠外界援助存活的误传。

在公路、桥梁和港口都被毁坏的情况下，运送救援物资的惟一方法就是空运。在印尼的请求下，国外的军用飞机在几天内就到达了亚齐。由于直升机数量有限，而运送目的地很多，飞机不能在一个地点长时间停留，但是可以进行迅速的灾情评估，为幸存者提供指导，第二天运来救灾物资并将伤员运走。

尼军队与外国军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但军民之间的合作并不成功。最初没有专业人员在军民之间进行协调，说服军队同意提供信息或允许救援人员乘坐军队飞机进行需求评估。然而，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军队的介入，可能会引起极大的混乱。

随着媒体对这次灾害的宣传力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机构纷纷来到亚齐，做好了看到灾区惨象的准备。但当1月4日，救援人员来到被称为“废墟”的西部沿海城市米拉务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印尼军方及政府给予了灾难幸存者周到的照顾。一场争夺受益人的战争开始了。一些机构对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确保自己的“生意”不受威胁。几周之内，亚齐的“人道空间”显得异常拥挤。协调工作变得困难。200多个机构中，仅有46个向联合国协调员提交了报告。联合需求评估寥寥无几。

语言成为了障碍，联合国的会议语言是英语，而政府会议通常使用印尼语。由于不了解彼此在什么地方开展了什么工作，有的村子收到了过多的救援物资，而有一些却被忽视了。

这些协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资金过多。几乎每个组织都有能力租用直升机或者船只来开展各自的需求评估、物资发放，以及实现自身宣传的目的。往日那种非政府组织等待与联合国合作来开展项目的局面扭转过来了。

灾难发生一个月之后，救援工作积极进行。然而尽管有众多的组织参与，仍有一些迫切的需求被忽视了。大多数组织聚集在亚齐受灾严重的西部海岸地区――而东部海岸地区15万名流离失所的灾民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救助。与此同时，尽管有20多万名无家可归的人被其他家庭收留，但这些家庭在灾害发生后的第一个月中几乎未得到援助。

人们高度“关注”的医疗救援工作吸引了最多的组织参与：22个民间卫生机构同时在西部沿海地区的同一个地方开展项目。班达亚齐成立了十个国际性的灾区医院，没有一个得到充分利用。外科医生数量过多。一名驻米拉务的联合国观察员看到“20名外科医生争夺1名病人”。然而接生员和护士的数量不足。妇女们在没有任何医疗措施的情况下生产－联合国评价这是一种“不能接受的风险”。

大多数国际组织通过村子的首领进行需求评估及物资发放。但是也有少数组织－考虑到当地社会严格的父权制度－挑选了一些女性工作人员进行妇女需求评估。没有男人在场，亚齐的妇女们提出对内衣、头巾、卫生巾以及避孕药的需求，并对所遭到的性虐待进行控诉。

总而言之，在亚齐，信息收集工作面临许多的问题。灾害发生地区复杂的地理情况为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分布在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线上的小村庄被海啸摧毁，并且与外界隔离。救援人员难以及时开展营救工作，也没有开展物资运送工作所需要的详细评估。各组织之间的竞争，以及花掉大额预算的压力，阻碍了信息的共享。

大量国际救援机构毫无秩序的涌入亚齐，为幸存者提供援助、防止饥饿和疾病的蔓延。但是人力物力的重复投入以及各组织之间树立形象的竞争使他们丧失了思考的能力。难道就因为捐款人慷慨解囊，就可以让某些组织只顾树立自身形象而各自为政吗？一些建议应该自始至终采纳：

失实的报道:幸存者是需要依赖外部援助的“受害人”。近30年来，亚齐一直处于武装冲突的局势下，那里的人民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求生技巧。媒体大都热衷于渲染灾难的破坏性和损失的严重性，而对当地的灾后重建能力—包括当地居民拥有庞大家族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情况—避而不谈。人们在报导中所看到的多是灾民的帐篷，但实际大多数幸存者都居住在寄宿家庭里。在英国BBC关于亚齐省的67个报导中，对于灾民自救的内容提到了不到三次。只有印尼本国的媒体注重宣传亚齐人民的勇气与团结精神。

失实的报道：大量儿童在海啸中沦为孤儿。二月十五日，路透社—根据印尼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报导说：“海啸之后，有10，000名亚齐儿童在寻找它们的父母”。事实上，失去子女的父母人数比孤儿人数更多，因为在海啸的遇难者中儿童的人数要比成年人多。截止至二月底，只有60名儿童被确认为是“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即没有熟识的成年人赡养的儿童。

失实的报道：尸体传播传染病。面对海啸过后灾区成千上万具尸体，媒体和当局都认为应该尽快掩埋尸体，以避免疾病的传播。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反复地强调尸体不具传染性。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细菌在宿主死亡后数小时内即会丧失生命力。世界卫生组织谴责亚齐的这种集体掩埋是“侵犯遇难者家属人权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