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红会对上海疫疠的预防措施
李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进入民国之后，由于天灾、战乱等原因，导致疫疠频繁发生，并且波及范围十分广泛，这对于早已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无异于雪上加霜，也加重了社会危机，使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时期的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是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最发达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密度大幅度增长、环境问题突出，对于各种疫疠的发生不能不产生影响。如何防患于未然，成为疫疠防治的关键。红十字会对疫疠的预防主要从宣传、药物研制、注射疫苗三方面着手。
一、宣传疫疠危害及其防治方法
1912年上海地区鼠疫流行，沈敦和创办的中国公立医院采取积极行动，选派医生在各地巡检，并鉴于鼠疫的强烈传染性，与患者共同生活者极易被传染，为此在报纸上发表告示，“敬告同胞注意，如患壮热、眼红、腿腋、颈项起核者，速至英界大马路巡捕房后门天津路本分医院投诊，客栈旅馆遇见此等病症，即请前来知照，或用电话通报本医院，当派中国医生前来诊视”
[①]；并对有意防患者，免费注射防疫疫苗。
1931年鉴于往年疫疠流行状况，红会特在《申报》上发表《中国红十字会警告民众预防流行性脑膜炎及流行性重伤风》一文，告诫民众“须注意饮食起居，凡含有刺激性各种食物均须免食；宜早睡早起；人多集众各处不宜入；预防受寒，衣服须暖热；在房间时须去帽，出外时须加衣帽；每日有日光时，须在日光中至少暴晒一小时；有此项病症的人家应避开；有此项病症的人所用之器具不可用；须带鼻罩及注射预防针；稍有头眩脑涨或周身不舒服时应即赴本会各医院诊察，不可忽略；常用淡盐水或硼酸水漱喉洗鼻腔；常时淴浴洗身所用被服更宜清洁”
[②]。
除发布布告外，还在报纸上刊登夏季各种疫疠的防治方法，从日常生活告诫民众注意饮食、起居。1912年7月28、29、30日，《申报》连续登载《夏令时疫之种种及其预防法》，对于霍乱、赤痢、疟疾、鼠疫等几种常见夏季时疫的预防方法做了详细介绍：“霍乱急救法，夏令之家用良药最要者为樟脑勃兰地酒法”，并严重警告患有疟疾者切忌挑痧；对于赤痢的预防，须从致病原因及发病症状方面着手，“即禁止食生冷、嗜酒、腹部受寒、多用泻剂等是也”
[③]；介绍鼠疫的种类及其发病症状，预防鼠疫首重灭鼠，并详细介绍灭鼠方法。
除此之外还要对居住区及公共场所经常喷洒防毒药水。如1920年上海地区流行脑膜炎急症，“此病患者不过一二小时，即行毕命，而以小儿为尤剧”，经过中西医生多次研究，“实以街道及人民居室不自收整，秽气熏蒸，积成疾疫，一发不救，实职是故”；因而认为“惟在整治街道，清洁民居，俾疫疠无从蔓延，生命藉资保障”
[④]，要求“从事防疫者都戴假面具，闻万国防疫会颇公认此为防疫之利器云”
[⑤]。
疫疠严重时，还组织人员上街宣传。1927年松江地区疫疠严重，五日以内“罹疫来院诊治者，已有一百十五人之多，注射防疫针者四十九人，注射盐水针者十一人，住院二十一人，出院八人，病故一人”。面对如此严重的疫势，松江时疫医院拟就四言韵音广告，“时届秋令，疫气流行，启告市民，饮食宜慎，生冷瓜果，戒勿沾唇，时疫初退，切勿挑针，快送医院，可保身命，病人秽物，勿弃河滨，俾免传染，害及众人，饭碗筷杯，沸水涤净，苍蝇蚊蚋，驱逐宜尽，公私卫生，兼筹并进，灾害不至，共乐康宁”
[⑥]。并雇人上街宣传，希望引起民众注意，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上项各种预防疫疠方法，几乎涵盖了民国时期最为常见的几种宣传方式，由此可见中国红十字会对于疫疠防治工作的细心与重视。
二、研制预防药物
对疫疠预防的宣传固然重要，但是对于已患疫疠者，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医药的救治，对症下药方可药到病除，因而专门针对相关病症研制的药物，对于疫疠防治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红十字会鉴于“全球人类，黑人而外，夭折之多，以我华人为最”，总结出原因为“医药不精，卫生无术”，致使本市年轻力壮之人“死于时疫者有之，死于传染者有之”。鉴于此种情况，中国红十字会除设立总医院、分医院、时疫医院外，又特别设立制药专部，“聘请中外名医，征集东西药草，发行经验良药、卫生新书，以尊重人道而弥患未形”
[⑦]。制药部专门为研制救治疫疠用药、出版卫生方面书籍、防治疫疠而设，所研制“经验良药”均售价低廉，以惠贫病，泽被苍生。
经中国红十字会监制的良药有时疫药水，以及清除秽气、驱除蚊虱的樟脑丸和辟瘟、解秽、驱蝇、灭菌的辟邪药水，灭虫杀菌，预防疫疠。
红十字会是以“慈善、博爱”为宗旨的慈善组织，其研制的时疫用药，是以惠及贫病为目的，因而制药部研制的医药或以平价出售，或不取分文
[⑧]，“藉以阐扬我国医药而拯救社会之疾苦”。民众对于红会制备药物也是极为欢迎的，因而出现了疫药水供不应求的情况。有鉴于此，红会除在上海地区的原有销售处之外，“又在城内及两市等处设立分销售处，以便居民就近往购，拯救急症”
[⑨]。
红十字会除了自己的制药部研究开发治疫用药外，还委托其他机构团体协助制造救治时疫用药。1925年江浙军阀混战，死亡无数，时至1926年时，加上天气亢旱，因而入夏以来，战事发生地多有疫疠发生。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迭接各地分会来函报告，谓：“施救稍缓，辄易丧生，且疫势蔓延，尤足为公众之患”
[⑩]，因而将制药部曾多次试验过的药方交博济制药社加工配制时疫药水，以便供应急需。
三、注射防疫疫苗
上海是我国最早开展免疫工作的地区，早在1846年山东路医院就设立卫生站为公众施种牛痘预防霍乱，1890年工部局设立种痘分处实行免费种痘。从1910年到1935年，共施种各种疫苗约250万人次以上。凡经霍乱预防注射者无一人发生此病，足征该项预防注射，确有相当效验
[11]。1930年6月，上海全面推广了免费注射霍乱预防针的业务，以后每年开展，并且有详细的每周报告。
1912年沪上鼠疫流行，为了防治鼠疫，中国公立医院会同卫生局在公共租界各处查验消毒，但法租界尚难普及消毒，因此而导致死亡者甚多，为对生命慎重起见，公立医院“委任王培元医生前往有疫地点遍种防疫苗，以免传染”
[12]。但由于上海地区本来就缺乏鼠疫流行的媒介——鼠虱，再加上及时的消毒、注射防疫疫苗等措施，使得上海地区在整个民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鼠疫流行。
天花确是民国时期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一种疫疠。据1930年的统计，上海华界的死亡人口中死于天花的占3.74%，可见天花是民国时期一种可怕的疾病
[13]。而关于红十字会注射疫苗情况的记载最多者，莫过于施种牛痘，从1912年到1932年无年不有，“本会每于春秋两季，南、北市两医院及保赤防疫各机关一律开种牛痘，以免天花传染”
[14]。除成立专门防疫机构、施种牛痘外，还颁布《防疫保赤机关简章》，使每年春、秋两季施种牛痘成为定制，施种牛痘成为红会日常卫生服务的重要工作之一。
施种牛痘作为红会医院两项主要业务之一
[15]，红会对此相当重视，副会长沈敦和曾一连数年在报上刊登启事，宣传用新法接种牛痘，以改善和增强人民体质
[16]。如“上海地方近忽发现一种痘疫，患者极众。考此症确系天花，惟疫气剧烈，传染甚速，一经患发，每多不救”，“子（仔）细试验，凡未种过牛痘者，十无一活，其幼时曾种牛痘一次者，死活参半，若近日种过牛痘或年年曾种一次者，则十无一死”
[17]。呼吁人们施种牛痘，以清除疫疠流行的源头。
1914年，上海天花流行，总会特设防疫机构6处，施种牛痘，扑灭时疫
[18]。其设立的六所机关分别为：第一机关：二马路望平街东首本会总办事处，每日下午二时至四时，星期停种；第二机关：大马路新巡捕房后天津路八十号本会市医院，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四时，星期停种；第三机关：南市十六铺新舞台隔壁本会南市医院，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四时，星期停种
[19]。闸北沪宁车站相近为防疫保赤第四机关，现正赁屋布置，定旧历二月初一日开种
[20]。闸北沪宁车站对门城内县东中国红十字会沪东分会，徐家汇路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
[21]。此六机关，每人挂号费为铜元五枚，其他费用不取，以便贫苦民众广为接种牛痘。
四、做好卫生清洁
为防治疫疠，中国红十字会除了宣传疫疠危害与防病知识、研制防疫药物、进行防疫注射外，还有一项主要的工作是对公共场所进行卫生清理，对易于污染引发时疫地点进行消毒。
1914年6月，江苏省举办参加巴拿马赛会参赛产品的展览会，中国红十字会鉴于“现当夏令天气渐热，正疫疠发生之际”，故而“招雇夫役五六名，专供洒扫之役，并在湫隘卑暗之区勤洒避疫药水，以免发生疫疠”
[22]。
1920年上海地区迭接有关脑膜炎的报告，至于发病原因，经中西医生多番研究探讨，认为“实以街道及人民居室不自收整，秽气熏蒸，积成疾疫，一发不救”而致，此病传染范围极广，传染速度快，旦夕之间，即可致命。鉴于某些地区并无隔离医院，比如浦东地区，虽然略有传染，但如果事先采取预防措施，则“星火不使燎原”，因而采取措施，“整治街道，清洁民居，俾疫疠无从蔓延，生命藉资保障”
[23]。
红十字会针对疫疠所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从源头上抑制了疫疠的发生、流传，并为疫疠的治疗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有效地减轻了疫疠造成的痛苦与损失，从卫生防疫方面彰显了红十字的慈善博爱本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中国公立医院敬告各界注意防疫》，1912年11月8日《申报》。
[②]《中国红十字会警告民众预防流行性脑膜炎及流行性重伤风》，1931年2月6日《申报》。
[③]《夏令时疫之种种及其预防法》，1912年7月28日《申报》。
[④]《关于预防疫症之要函》，1920年3月27日《申报》。
[⑤]《夏令时疫之种种及其预防法》，1912年7月30日《申报》。
[⑥]《松江：红会时疫医院三次报告》，1927年8月30日《申报》。
[⑦]《中国红十字会制药部》，1913年7月16日《申报》。
[⑧]《中国红十字会敬送化毒灵膏》，1914年10月12日《申报》。
[⑨]《广销时疫药水》，1915年7月26日《申报》。
[⑩]《红十字会预防时疫》，1926年6月4日《申报》。
[11]《民国十九年上海市霍乱流行之报告》，《中华医学杂志》1931年第1期，第99页。
[12]《公立医院预种防疫苗》，1912年12月13日《申报》。
[13]上海市地方协会编：《民国二十二年编上海市统计》卫生，上海市地方协会1933年版，第2页。转引自刘岸冰：《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的流行与防治》，东华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49页。
[14]《中国红十字会南北市医院照常施种牛痘通告》，1918年1月4日《申报》。
[15] 注：“两项业务”分别是指：一是每年秋医治时疫，二是施种牛痘，参见周秋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138页。
[16]周秋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138页。
[17]《沈仲礼敬劝种痘》，1918年1月23日《申报》。
[18]中国红十字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9页。
[19]《中国红十字会防疫保赤机关开种牛痘》，1914年10月1日《申报》。
[20]《中国红十字会防疫保赤机关开种牛痘》，1914年2月10日《申报》。
[21]《中国红十字会防疫保赤机关牛痘展期十五天》，1914年4月26日《申报》。
[22]《展览会已开幕矣——红会办理卫生》，1914年6月1日《申报》。
[23]《关于预防疫症之要函——整治街道，清洁民居》，1920年3月27日《申报》。
全面抗战时期美国红十字会对华援助简论
阎智海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红十字会迅即投入战地救护。在八年抗战中，国际红十字组织亦伸出援手，其中，美国红十字会对华援助颇多。本文就此问题略作考察，当有不足，还祈就教于方家。
一、财力援助
抗战初期，美国红十字会即较早捐款援华。1937年8月3日，据美红会称，该会已捐助1万美金，由国防部转交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作为救济华北战区各国难民用款。
[1]这应该是全面抗战以来美红会援华的第一笔捐款。9月底，美红会又捐助中国红十字会及其他慈善机关10万美金，作为“中国境内各国病伤人等之医药救济之用”
[2]。10月2日，中外人士筹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其后不久，美红会即捐赠15000（法币）作为运作经费。
[3]10月20日，美红会续拨8000美金，汇交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作为救济上海难民之用。11月6日，美红会宣布续捐4万美金汇交驻华大使詹森，购买医药用品以救济中国伤兵难民。
[4]截至1937年11月初，美红会援华捐款至少达16万美金
[5]，均由美国驻华大使转交中国。对于美红会之援华举动，中国各方自然备极关注，据中国驻美大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王正廷电文称，美红会在1937年11月将有大的举措，准备募捐1000万美金以救济中国遭受兵燹之灾的平民，“其募捐运动之详细办法”已筹备就绪，将参照“东京大地震后美红会募捐救济日本难民办法进行。”
[6] 1938年1月24日，罗斯福总统致函美国红十字会，吁请其向全国人民募捐百万美金，以救济中国受难民众之需，罗斯福称：“吾觉美国人民对中国民众必极表同情”
[7]。为便利救济中国难民起见，美红会总会宣布聘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为救济中国难民基金委员会名誉主席，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思为名誉副主席，英美烟草公司高级职员波塞脱少校为主席，美国驻华大使领商务参赞安诺德等为委员。
[8]据菲律宾红十字会干事长华尔夫声称：“罗斯福总统订定之募捐总额，系一千万元，而非如电传之一百万元，盖中国灾情甚巨，若区区之一百万元则一小时内即可募集，美国人士对中国之情感甚佳也。”
[9]对于美红会的援华举措，中国各方均称谢不置。2月12日，《英文早晚报》刊发了梅景周致美国红十字会的谢函，指出“我中国不幸被敌侵袭，战祸连天，美国的红十字会，慈善为怀，发起义捐来救济我国的难民，我们对这义举的感激情绪，是非可以言语形容的。”
[10] 为响应罗斯福总统之呼吁，美红会特于5月初在旧金山举行年会，决议于6月15日前募集100万元，“充对华救济事业之用”。
[11]为筹集更多款项以救济中国，美红会会长戴维斯呼吁“美国人民能踊跃捐助，须知美人捐洋一元，即足以维持中国难民一人一月之生活。”
[12]至1938年6月15日止，美红会已收到救济中国难民捐款计美金75万元，而在罗斯福总统向全国呼吁捐输之后，社会各界响应颇为热烈，于三星期内即收到捐款美金50万元。
1938年4月18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顾问委员会”接到美红会汇来捐款美金10万，指定作为购买药品之用，至此，从中日战事爆发以来，美红会前后所捐助款项达364000美金。
[13]据史料记载，从1937年10月至1940年3月，美红会直接汇寄上海之救济款项计80万美金。
[14] 进入1939年以来，美红会多以物资助华，间或捐以款项。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部分款物是经由政府处理，致使捐赠并未得到合理的使用，从而影响了援华的效力。如1940年8月19、20日，重庆市区惨遭日机轰炸，美红会随即捐赠重庆当局1万美金用以救济被炸市区灾民，款项由美国驻重庆大使约翰逊转交市长吴国桢，吴国桢遂利用这笔款项在望龙门建立“模范难民村”
[15]，结果，原居望龙门山崖的住户因改建遭到驱逐而无家可归成为新的难民。“模范难民村”建成后，尽管“有十家国民党所支持的模范难民住进了新居。可过了不久，这些房子又转手给本市宪兵队了。”
[1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红会除致力于本国事务及大力援助欧洲外，尚续有捐款援华。1942年，美红会捐助中国红十字会10万美金以为运作经费，另赠与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及战时儿童保育会5万美金，亦经由中国红十字会收转。1943年3月23日，美红会捐赠中国红十字会5万美金（合法币100万元）为运作经费，以期“救济中国之受伤难民”
[17]。
1945年夏，抗战接近尾声，美红会又慨助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2000多万元（法币），指定作为“救济黔桂路和湘西难胞医药设备之用”
[18]。
二、物力援助
从1938年底开始，美红会始以大量物资捐助中国，而早期援华物资又以粮食为主，救济对象则主要为难民。据1938年10月20日《申报》记载，第一批美麦将于12月18日运抵上海。但迟至1939年1月9日，满载美麦之货船“沙卧克拉”号方运抵上海，第一批美麦计重1600吨
[19]，如以每月消耗300吨计，则可维持沪上难民近半年生活。美麦运华背后有政府为之助力，第一批美麦即经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政府相关人员商酌首肯后，“农业部乃将去年剩余之一部小麦送交美红十字会，转运中国”。
[20]而随轮运华物品尚有罐头、肉类、牛乳、婴儿食品、药材及医学器械等物。
1939年4月，美红会续捐第二批美麦救济中国难民，计12000袋，由“波脱”轮装运来港，预计6月中旬可抵达。其中4000袋将作为救济华南方面难民之用，其余则交由上海美国领事团分交上海各慈善机关作救济难民之用。
[21]1940年10月，美红会又委托美轮“柯林斯威士”号，自西雅图运载米麦500吨赴华，以救济中国难民。1941年1月底，“柯林斯威士”号再度载碎麦4万包，计重1000吨，由西雅图取道旧金山、夏威夷、关岛、日本神户来沪。此后，美红会续有米麦运华接济。
粮食援助之外，医药物资也是美红会援华的大宗，早在1937年10月，美红会即向美政府借得运输舰一艘，运载捐助中国之医药用品，由旧金山启程来华。此外，美红会尚表示中国“如需医生护士人才，该会亦可供给”
[22]。1938年夏，中国各地先后发现霍乱，为此，中国请求国联转请各国捐助疫苗。美国政府遂与美红会会商合作办法，筹划捐助中国霍乱预防血清100万CC。美红会随即“向各药厂先行订购三分之一，俟购齐之后，当即运往美国香港领事馆，以便转交中国政府”。
[23]至8月初，各国“计共捐赠达六百六十万剂，于最近两星期内分运来华”
[24]。
1939年3月中旬，美红会捐赠之金鸡纳霜200万片运至中国。同年4月，美红会所捐药物分两批运华，第一批于4月7日从旧金山启程来港，经“克利富兰”轮运载，内有药物、裹伤绷带12000包，第二批于4月14日从旧金山启程来港，经“威路逊”轮运载，共载有避瘟药物及牛痘苗十万剂。两轮药物运抵香港后，托由香港当地红十字会办理。
[25] 进入40年代以来，美红会援华力度加大，决定以价值500万美金之医药用品赠送中国，并由缅甸运华。1940年10月5日，美红会职员贝克博士偕美国赈济处副处长韦思礼及赈济处主计员费笏由华盛顿经旧金山，转乘“飞剪号”飞机抵港。10月22日，贝克一行抵达战时陪都重庆，与国民党当局及各界会商具体运输事宜及分配办法。与此同时，美轮“华盛顿”号已于10月19日驶往远东，“快运”号亦于10月25日离美，二轮均满载药品衣物至仰光，再由仰光经滇缅路运赴华西。为妥善办理美红会援华医药用品事宜，行政院特于11月2日派定屈映光、秦汾、彭学沛、蒋廷黻、金宝善、卢致德、潘小萼会同办理美红会捐送物品有关事宜，贝克亦于是日乘中航机飞往仰光接洽。12月17日，首批医药用品运抵仰光，计重200余吨，约值美金30万元。1941年3月5日、7日、8日、10日、11日、13日，美红会捐赠中国之第一批医药用品陆续运抵昆明。
此后，美红会陆续有物资运华，据史料记载，仅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半年间，美红会援华医药用品已有235吨以上“由空中运到中国”。
[26] 美红会援华物资除粮食及医药用品外，其他物品亦不在少数。如1938年圣诞节前夕，美国海军运输舰队“汉德森”号满载美红会所捐赠之玩具、卡通等各种礼物运至马尼拉，并将礼物转运香港、鼓浪屿、澳门等地，救济该处难民。美红会并于每年圣诞节前夕捐赠中国儿童玩具，如1940年12月，美红会致电中国红会，拟捐赠圣诞节玩具3000匣与中国儿童，中国红十字会则将其中“五百匣留港，以一千匣寄重庆……并各以五百匣寄贵阳、上海、昆明三地分赠”，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特敦请知名人士出席致赠辞，“用昭美国红十字会之厚谊而增儿童接收之兴趣”。
[27] 此外，美红会还于1941年捐赠中国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救护车两辆，为便于识别，中国红十字会特在车上漆印“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昆明办事处”中英文字样。
[28]1942年3月，美红会为救济四川各县市被炸城区小学生，特捐赠蓝布40吨，作为衣料。
[29]同年，捐赠重庆市社会局布匹10吨，市府当局特组织赠布分配委员会，决定分配办法，并于7月28日起至8月10日进行分发。
[30]
三、人力援助
为顺利推进援华事宜，早在1937年11月初，美红会即在广东成立分支机构，并推定孙逸仙医院院长□云为正会长，李度沙力士为副会长，筹设财政、医务、救济、防疫四个委员会，开展援华工作。
[31]但显然，这并非美红会在华正式办事处，因为直到1938年夏，史沫特莱尚在为美红会援助中国而呼吁，并提出美红会援华的“六点计划”
[32]，要求该会派员驻华并向中国红十字会十七个流动救护队提供卡车和汽油，然而没有结果。
1940年以前，美红会在华工作主要委托美驻华大使馆协助办理，而在沪工作则由设于上海的“美国顾问委员会”处理，1940年4月间，“美国顾问委员会”停止活动，美红会在沪工作亦宣告停顿。为恢复其在上海的业务，美红会决定在上海设立分办事处，以便利行事。
[33]为有效援华，早在1940年，美红会即聘请华洋义赈会总干事贝克为中国救济事业部主任、韦思礼为副主任，专程来华主持救济事宜。1941年7月初，美红会代表史美夫抵港并赴上海考察。同年10月下旬，又派代表格尔氏来华调查。格尔赴华最主要的任务在于确认中国所需医药救济之实况，并计划沿滇缅路而至缅甸之腊戌，视察各地所急需之药物，以此作为美红会“捐赠物品之根据”
[34]。
40年代初，随着援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美红会又在昆明设立办事处，以协助办理医药物资抵华事宜。1942年1月21日，驻昆办事处启行迁往重庆，中国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特于1月23日为美红会代表伊文思等人设宴饯行，伊文思于是日乘特别航班先行到渝，而黎德辉及戴纳两位代表则均于1月29日始得成行。
[35] 与此同时，美红会工作人员来华人数逐年增加，据史料记载， 1943年仅为12人，1944年增加到66人，1945年上半年又有6人来华，此外，美红会新成立战地服务所二处。截至1945年，美红会在中国共设有战地服务所7处，除美方人员10人外，各站所尚雇用中国工作人员300人，而仅仅在1944年12月间，“前往该会各地站所治疗的，总计达十六万一千五百另三人，平均每一站所每日约有三百五十病人。各地工作人员在一九四四年内所处理的福利事件，计三千三百八十三起，比一九四三年的一百二十七起大为增加。”
[36]
四、其他援助及评价
全面抗战以来，美红会除对中国难民进行接济外，对外国在华难民亦施以援手。1939年初，因希特勒种族灭绝政策而遭迫害之犹太人纷纷来上海避祸，而其“食宿困难，悲惨万状”
[37]，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遂致电美红会，请其居中吁请纽约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关注此事，设法筹资以满足上海之需。5月1日，贝克复致电美在华红十字会秘书居特（Wilber Judd），商讨动用美麦救济犹太难民问题。
美红会对华援助是在复杂的国际及国内背景下开展的，在抗战初期，美国政府力图避免介入中日纷争，美红会援华物资亦相对无多，援助对象则以平民为主，对中国伤兵困境却漠然视之，难免受政府“中立”政策影响而援华不力，即使在当时也不乏微词。著名美国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严词指责美红会捐赠的是1917年生产的药品和绷带，是“他们自己无法使用的上次世界大战的废物。这些东西仍然无用地躺在新四军医院的搁架上。谁要谁就拿去，部队不能使用。”
[38]当然，造成这种尴尬捐赠状况的因素是多重的，中国国内的复杂形势也影响着美红会援华的成效，尽管抗战军兴以来，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双方摩擦并未间断，而美红会援华物资多数是经与国民党当局商妥后才运华的，至于物资的分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亦须经国民党当局允准，所捐款物未必能物尽其用，由此造成了部分捐赠的浪费而没有发挥真正的救济效用。
人道援助在实践操作中固然难免瑕疵，但美红会对华援助惠及受难民众及伤病士兵却是不争的事实。纵观抗战八年，美红会对华援助反而走在了本国政府的前面，彰显了红十字组织的国际色彩和独特性，而其援华态度亦由消极应对转为积极救助，或援以款项，或援以物资，或派员来华协助，其援华举措贯穿抗战始终，这对于深陷战争泥淖的中国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据笔者粗略估计，抗战八年间，或经美红会之手，或为美红会对华直接援助，其款物总值当在1000万美金之间，而其援助尚有无法以金钱衡量者。尤其是40年代以来，美红会多数款项和医药物资均以中国红十字会为捐助对象，充分发挥了捐赠的救急效用，这是值得肯定的。1946年6月10日，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蒋梦麟特致函美红会会长奥康纳氏申谢，谢函谓“全体理事对于贵会在此复员期间暨以往战争时期所予敝会之慷慨援助，高风盛意，弥深感激……若无贵会之协助，敝会业务之推进，必将遭遇极度之困难，而敝会目前之成就，恐亦难乎获致也！”
[39]（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1] 《美国红会捐款万元救济华北难民》，1937年8月5日《申报》。
[2] 《美红会捐十万元供我救护费用》，1937年10月1日《申报》。
[3] 《红会国际会财部拨助百万》，1937年10月29日《申报》。
[4] 《美红会续汇捐款》，1937年11月7日《大公报》。
[5] 笔者注：关于美红会对华捐款数目，文献记载多所不同。一说至1937年11月12日止，美红会捐款为13万美金。（参见于苇：《援助中国的世界反侵略运动》，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14页。）
[6] 《美国红会义举捐千万元救难民》，1937年11月12日《申报》。
[7] 《美总统函红会救济中国难民，请捐募百万美金》，1938年1月26日《大公报》。
[8] 《美募金救济我难民由詹森等负责》，1938年1月28日《申报》。
[9] 《美总统募款运动，菲律宾民众热烈响应》，1938年1月29日《大公报》。
[10] 梅景周：《梅景周先生抗战言论集》，太平洋类编社1938年版，第28页。
[11] 《美红会拟募集百万元救济我国难民》，1938年5月7日《大公报》。
[12] 《美红会会长吁请全国民众捐款》，1938年5月21日《大公报》；另参见《美红会会长呼吁募捐救济我伤兵难民》，1938年5月21日《申报》。（笔者注：戴维斯，亦译为达维斯，台维斯。）
[13] 《美红会又捐美金十万》，1938年4月19日《申报》；另参见《美国红会续汇美金十万元到沪》，1938年4月19日《大公报》。[笔者注：此当指“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据《大公报》载，则受捐一方为“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至于捐款数额，据红会资料记载，截至1938年底，则美红会对华赈款共计拨美金179697.33元（合法币793025.93元）。参见苏渊雷：《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大事年表初稿（下）》，《红十字月刊》第十二期（1946年12月），第3页。]
[14] 《美红会米麦两万包运沪救护平民》，1940年11月25日《申报》。
[15] 《美国人士捐款救济渝被炸难民》，1940年8月27日《申报》。
[16] [美]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4页。
[17] 《美国红十字会赠我美金五万》，1943年3月25日《新华日报》。
[18] 《美红十字会捐我巨款救济黔桂湘西难胞》，1945年6月18日《新华日报》。
[19] 《首批美麦抵沪救济我国难民》，1939年1月11日《大公报》。
[20] 《美红会捐赠美麦救济我难民》，1939年1月11日《中央日报》。
[21]《美续捐二批赈麦》，1939年4月28日《申报》；另见《美红会义举续捐美麦救我难民》，1939年4月15日《大公报》。
[22] 《美红会捐助医药日内由美运华》，1937年10月4日《申报》。
[23] 《美捐助我国大批血清专供预防霍乱》，1938年7月15日《大公报》。
[24] 《各国捐赠疫苗》，1938年8月1日《大公报》。
[25] 《友邦伟大的同情！美人捐助我大帮药物》，1939年4月29日《申报》。
[26] 《美红十字会援助我医药品二百多吨》，1944年6月22日《新华日报》。
[27] 《圣诞节玩具》，《会务通讯》第1期（1941年1月），第6页。
[28] 《各单位工作报告——昆明办事处》，《会务通讯》第7期（1942年4月），第25页。
[29] 《美红会以蓝布赠川省小学生》，1942年3月26日《新华日报》。
[30] 《美红会捐赠布匹》，1942年7月25日《新华日报》。
[31] 《粤美红会成立，分设四组开始工作》，1937年11月6日《大公报》。
[32]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江枫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页。
[33] 《美红会将在沪设立分办事处》，1940年9月7日《申报》。（笔者注：抗战结束后，美红会驻沪办事处移设上海雷士德大厦，1946年曾应中国红十字会之邀以经费物资援助其推展业务。1947年12月底，上海办事处使命完成，正式结束，而该会驻华代表马迪成氏转任中美救济协定所设之“中华救济处”副主任，仍然与中国红十字会保持密切联系。参见《国际红十字会动态》，《红十字月刊》第24期（1947年12月），第26页。）
[34] 《美红会代表格尔氏由菲抵港，调查我国医药缺乏情形》，1941年10月24日《华商报》。
[35] 《昆明办事处（一月份）》，《会务通讯》第8期（1942年6月），第19页。
[36] 《美国红十字会在华活动增加》，1945年3月22日《新华日报》。
[37] 《犹太难民又有二百赴沪》，1939年1月15日《中央日报》。
[38] 《可耻！》，《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第5期（1939年6月20日），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吴景平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39] 《敬向美国红十字会申谢》，《红十字月刊》第6期（1946年6月），第24页。
2003年3月20日，美英澳为主的联合部队在未得到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向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4月1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联军“已控制了伊拉克全境”，伊拉克战争前后历时27天结束。尽管伊拉克战争中的军事行动仅仅持续了不到1个月，但却给伊拉克带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面对巨大的人道主义伤害，国际红十字会采取了种种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力争将人道主义危机减至最低。本文主要以国内新闻报道为依据，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红十字会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救助活动进行略述。
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引起了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国际救援组织，特别是红十字组织充分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尽最大努力对伊拉克实施了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
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活动不仅给广大伊拉克平民带去物资上的帮助心灵上的慰藉，还推动了其他国际组织的救援活动，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呼吁与示范作用下，国际社会纷纷展开了对伊拉克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战争爆发当日，芬兰红十字会就宣布向伊拉克战争的受害者提供10万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为伊受害者进行募捐活动，战地医院的近30名医护人员也随时准备前往战场执行救护任务；22日晚，联合国世界食品署提供的第一批50吨食品物质抵达科威特国际机场；26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向伊拉克提供一亿加元（约68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用来向受战争影响的平民提供饮用水、食品、帐篷以及医疗帮助；28日，葡萄牙向伊拉克提供100万欧元的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同日，巴基斯坦也宣布向伊拉克提供包括大米、小麦、帐篷、毯子、药品和外科手术设备等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物品；31日，欧洲决定向伊拉克平民提供3.27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4月3日，韩国也承诺向伊拉克提供1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至此，国际社会已经为伊拉克人道主义援助捐款12亿美元，而联合国也发出了为伊拉克筹集22亿美元捐款的呼吁。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会充分发扬了红十字的宗旨，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红十字会不仅治疗了大量在战争中受伤的人群、防止流行病蔓延，还帮助修缮饮水和排水系统、向难民提供救灾物资。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不仅为战时的伊拉克人民提供了慰藉与希望，同时也大大有利于战后的重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