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之于原著，犹如寻爱的恋人，所有的姻缘早已悄然注定，无论你知或不知。

    2010年初夏，在一次文人聚会上，我巧遇李然女士。因座位相邻，便交谈起来。那是位优雅、沉静的女性，如幽谷百合淡然自在地香着，不雕饰、不张扬。但当她谈起人道主义话题时，那满目的热情和光彩却让我看到了一种情怀的绽放，激越而动人。

于是，几个月后一个初雪的夜晚，当她以青岛红会负责人的身份力邀我进行红十字创始人的系列传记翻译工作时，我欣然应允。或许那一刻，内心里也向往着那绽放的美丽。

一炷檀香，一盏清茶，和着悠长的月光，把玩宝物一般细细打量着两本薄薄的传记。封面上是两张陌生的面孔，一位是作为红十字运动的构想者而被誉为“国际红十字之父” 的亨利·杜南；另一位是实际的践行者和掌权长达40年的第一任主席古斯塔夫·莫瓦尼埃。

    通读之下，我不禁以感激之心来赞美1862年12月两个伟人的聚首，因为他们的完美互补、并肩战斗，催生了两个为人类带来荣耀的女儿：红十字会和国际人道法。无论当初两人之间有过怎样的磨合，决裂之后又有过怎样的爱恨交织的对抗，都不能否认那段共处的日子的美好以及强大的创造力与生命力。所以，我怀着同样的感佩之情来揣想和怀念这对朋友与对手，这一对不可分割的为父为母之人。

传记里，风云跌宕的历史背景下，两条相互交织而又命运迥异的人生轨迹彼此纠缠着、印证着，诠释着人性的真实与伟大。当我看到，那个因宗教成绩出众而在中学时代连续三年获奖的杜南，参与创建了至今盛行全球的基督教青年会联盟；那个因古典人文科学成绩不足而未能中学毕业的杜南，日后竟写出了感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堪称经典的《索尔费里诺回忆录》，参加了《国际世界文丛》的创办工作；那个曾由衷赞美过拿破仑三世的利剑与军队之神的杜南，在其人生晚期却为和平而战并最终作为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而被世人铭记；那个关心地方民众疾苦、希望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调研寻求科学的解决之道的莫瓦尼埃，竟因此迈入了一门新的科学——社会学，并成为辅助于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统计学的创始人之一且出任了瑞士统计学协会的第一任主席；这位第一个《日内瓦公约》的撰写者，为有效预防战争及减少战争带给人类的伤害，作为国际法研究院的创始成员，为国际公法的发展以及国际刑事司法的开拓做出了巨大贡献……我想，生命随时会有奇迹发生，人生的风景有许多的峰回路转、别有洞天，当我们自爱自重、达己达人，一颗爱与奉献之心便会引领我们不断超越、不断升华，我们的生命便有了意义。

    在迪朗先生的笔下，岁月如诗，且行且吟；生命如歌，一唱三叹。寥寥数语间，青春的热忱、人性的执迷、理想的光辉、暗夜的凄惶都跃然纸上，我行吟于杜南生命的岁月流连忘返。在伟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皆有之的苦痛与挣扎、脆弱与无助，也看到了人皆有之、纯净而又高贵的人道主义情怀。

    杜南是红十字会的象征，更是志愿者的代表。当他在索尔费里诺战役后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偶然经过，自觉地由旅游者变身救护员时，他就在不觉中向当代以及后世的千千万万的人们诠释了“志愿者”的含义。那是对人类苦难的高度敏感，是生命对生命的关切，是“汝之痛乃吾之痛”的感同身受，是“汝之愈乃吾之愈”的互为一体。这份人道主义情怀是如此彻底、如此广博，以致于超越一切局限与束缚：在那个只有军官才可得到战地救护的时代，杜南超越社会地位的局限，让普通伤兵也平等地得到同样的救护；在那个妇女只可触碰丈夫身体的时代，杜南超越文化的局限，让女性之手把生之希望倾注给一具具饱受战火摧残的男儿之身；在那个国家的纷争、宗教的纷争激烈不断的时代，杜南超越了国籍与宗教信仰的局限，把同样的安慰带给每一个在生死之间挣扎的、渴望慰藉的心灵。一句“大家都是弟兄”，多么简单，又是多么伟大，它唤醒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份纯粹而强大的人道主义力量。此外，杜南还以其天才的创新精神为志愿者们做出了榜样：“在三天的时间里，他发现了或者说是发明了红十字会之汤的所有配料”。他从整体上构想了人道主义举措，又与莫瓦尼埃等同仁将人道主义各元素组织在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之中。

    与迪朗先生意象变换快、三两词即可成句的灵动文风相比，比尼翁先生的文风更加沉稳，往往数行文字为一句，但逻辑结构清晰、遣词造句精准。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引证，让我在莫瓦尼埃所完成的大量细致的工作中，感受到那份几十年如一日的不平凡的坚持与坚韧，默默耕耘、矢志不渝。

    每个生命来到世间，都有其各自的使命。对于莫瓦尼埃来说，公益事业便是他的人生使命。1853年，他在致好友的信中写道：“既然我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做个有益于祖国和同胞们的人，既然我十分幸运地不需要靠艰苦劳动谋生，那么，唯一让我迟疑的就是如何选择达成此目标的最好方式。……我选择了公益团体。”从此，27岁的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为故乡、祖国和人类服务的道路。于是，我便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从1854年的秋天起“便再也没有从事过以赚取报酬为目的的工作”，为什么他对日内瓦公益会活动的领导时间持续了近30年，为什么他在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的40年里指挥着一切并完成所有主要工作，为什么在红十字会及后来的国际法研究院创立后，有着国际主义视野的他依旧关心着日内瓦——他亲爱的小城邦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并继续着大量社会调研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

    而对于杜南来说，主日课的学习当是其使命感觉醒与确立的时期——“作见证，传福音，救助不幸的人；这是上帝赋予的一项在人间的使命。”于是，我看到那个置自己的生意不顾的杜南在伤员的床边不眠不休，那个终身未婚、膝下无子的杜南创建了绿十字会以期保护世上所有的妇女与儿童，那个补丁缀衣、生活窘迫的杜南在关心着如何解放黑奴、如何保护战俘，那个在暗夜中饱受迫害妄想症无情折磨的杜南在为世界的和平大声呼吁，那个年迈的杜南在潜心研读《启示录》，以期“将自己根据《圣经》的预言描绘出的人类未来告知同时代的人们”。伴随阅读而生的不仅是感动，还有一份连结内心的自省、一份人生意义的启迪、一粒人道种子的萌芽、一份不竭力量的源泉。

作为一名译者，我在一场未及多想便匆匆允诺的结合后恋爱了，如恋爱中的情人一般迫切希望了解对方的一切。就这样，出于对伟人的景仰以及对作者的敬重，同时也为更好地进行翻译工作，我在中国红十字老前辈曹嵩生教授的悉心安排下，与先生安德烈一起专程赶赴日内瓦，有幸见到了古斯塔夫·莫瓦尼埃的玄孙奥利维埃-让·杜南先生、亨利·杜南的弟弟——达尼埃尔·杜南的曾孙贝尔纳先生及夫人莫尼克·杜南-德迪、《亨利·杜南》传记的作者罗歇·迪朗先生及《古斯塔夫·莫瓦尼埃》传记的作者弗朗索瓦·比尼翁先生。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严肃而深入的学术探讨持续了一整天。

    在与两位作者的交谈中，我在他们侃侃而谈的热情和熠熠闪光的眼神里看到了爱。一定是因为爱的彻底才能坦然接受主人公的一切，才会甘愿用手中之笔让他们重生。在谈到主人公的伟大思想时，他们表现出由衷的敬仰和赞叹；而在谈到主人公的缺点、错误与迷失时，他们共同地表现出一种淡定，仿佛在讲述自己的亲人、朋友抑或师长，而绝不是被推上神坛的圣人。

    迪朗先生认为，正因为杜南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他才愈加令人敬佩，因为他也会被现实生活所诱惑或压迫，但是终其一生，他从未放弃过自己、放弃过使命，而是不断超越自己，其超越不是靠武力、不是靠征服，而是靠一颗服务于他人的心。迪朗先生相信，无论有着怎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杜南，一个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爱他人如同爱自己的充满人道主义温情的杜南。而比尼翁先生最强调的是“公正、中立、独立”的精神，对人类正在经受的以及未来可能遭受的灾难的高度敏感，对预防和缓解人类苦难的措施的不断创新。在内心中，永远把自己定位为一名人道主义的志愿者，而不是一个既有机构的公务员。他说，“志愿者”是一个光荣的名字，是一份觉醒的使命感，是一种人性的归属，是一份需要不断回归的利他的初心。

    那一日，在餐桌上，当奥利维埃终于得知，他自小崇拜的日内瓦童子军的总教头竟是比尼翁的母亲；当我的先生告诉贝尔纳，他来自一座法国小城，城市的名字在布列塔尼语中叫作“小十字”，而城市的纹章自中世纪以来就一直是“白底红十字”；当迪朗应我的要求针对中文版就个别有关母亲的字句行进行调整而莫尼克对我会心地微笑；当我惊讶地了解到，杜南和莫瓦尼埃两个家族上溯八代竟然同宗；当阳光洒满客厅，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主宾畅谈尽欢时，我在想，与两本著作的缘份必定是冥冥之中早已安排的，而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种真实的幸福或许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告慰……

    杜南曾有云：“然昨夜之乌托邦常会变成翌日之现实”。翻译两本传记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温昨夜之乌托邦变为今日之现实的过程，就是让理想之光照耀心灵、在那最温柔的一角播撒希望之种的过程。掩卷而思，我们这一代人又将为我们的后人打造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和平、共生，互为弟兄，或许这简单而艰巨的理想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后终会变为幸福的现实。

    爱上自己译著的译者是幸福的，幸福中一种美丽的情怀在绽放。

《厦门红十字百年回望》述评

郭进萍

伴随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热潮及各地红会庆祝百年华诞的推动，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异军突起，蓬勃发展。继《山西省红十字会百年史》、《苏州红十字会百年纪事》、《百年红十字运动在成都》、《济南市红十字会百年大事记》等著作之后，区域红十字运动系列又添新丁——厦门市红十字会所编的《厦门红十字百年回望》（以下简称《百年回望》）一书，日前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兹结合其内容略作评述，以飨读者。

一

《百年回望》一书是第一本系统介绍厦门红十字事业百年发展历史的著作。全书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洋洋洒洒50余万言，由正文和附录构成，除引子和尾声外，凡二十章。分别从红十字运动在厦门的萌发、诞生、初创、中断以至复兴和蓬勃发展等方面条分缕析，抒写厦门红十字人赤诚不泯、奋斗不已的博爱情怀。

引子部分从国际红十字运动与亨利·杜南、红十字传入中国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三个方面追溯厦门红十字运动的源头和发生的背景。

第一章从地域的特殊与重要、社会的开放与前导、现实与民生的需求、民间慈善的推衍、人文的包容与融合等多角度透析厦门成为南中国红十字萌发之地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第二至五章缕述厦门红十字在近代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将史事与人物相互交织，谱写厦门红十字在近代救死扶伤的人道之歌。

第六至八章书写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厦门红十字事业，曲折与探索发展并存。

第九至二十章重点凸显八十年代以来厦门红十字的人道风采和与时俱进的新风貌。内容涉及组织建设、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文化传播、筹资、备灾救灾、长效机制、救护培训、“三献”工作、志愿服务、海峡两岸合作交流以及领导关心支持和对外交流等方面。

尾声部分集中展现厦门红十字会为庆祝百年华诞所举行的多姿多彩的纪念活动。

附录部分包括厦门市红十字大事记、厦门市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基金会历届理事会领导名录。

不难看出，该书历时性和共时性相互交织，比较全面地勾勒了厦门红十字在百年发展历程中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二

《百年回望》一书作为首部系统呈现厦门红十字百年风貌的著作，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以红十字会组织为线索，而以红十字精神乃至红十字文化为贯穿全书的主线，令人耳目一新。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书可谓一部红十字文化在厦门的传播史。

该书着眼点在于呈现厦门红十字的历史，而非厦门市红十字会的历史。在著者看来，一个“会”字，有或没有，相去甚远。因为“在百年之中的数十年里，厦门没有红十字组织，但厦门没有红十字组织的时候，不等于没有红十字文化与红十字精神”，而撰写本书的最终目的也着眼于将红十字的精神和文化传播至人们的心灵。视角的转换，即以文化传播为载体透视红十字的发展脉络，不失为一个的新视角。

在具体的文化传播层面，厦门市红十字会也具有自身的特色，一是宣传与贯彻实施红十字会法，形成多层次、立体化、有一定特色的传播体系，即会刊、网络、户外广告、新闻媒体“四位一体”的传播体系；二是借助重大纪念和庆祝活动，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宣传工作，创办《厦门红十字》会刊以及红十字会网站等，强化宣传；三是重视以学术研究推动红十字文化传播，努力挖掘红十字精神与文化更深层次的内涵。积极开展“以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中的红十字会”的课题，对红十字会的功能进行多方位探讨。可以说，红十字文化传播已被打造为厦门市红十字会的一张名片和一大品牌。

其二，充分关照厦门区位的典型性，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这一点体现在该书的多个地方，如在第一章论述“厦门成为南中国红十字萌发之地”时，著者就充分关照厦门地域因素在其间的推动力量，无论是地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厦门社会的开放与前导抑或现实民生的需要，民间慈善的推衍以及人文的包容与融合等，这些全是立足于厦门的本土情况所作的史实考察，以厦门的区位优势为据，充分说明“厦门成为南中国红十字萌发之地”的历史规定性。又如，由于厦门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厦门市红十字会还具有其他红十字会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即在推动海峡两岸合作交流，促进祖国统一方面所发挥的前沿作用。80年代厦门红十字会积极沟通两岸关系，90年代《金门协议》签订后，致力于两岸合作。2001年，又开通夏金航线，铺筑生命救助的绿色通道。

著者敏锐地观察到“历史上厦门的命运，一直为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第115页），这也启示我们，区域红十字运动的研究必须打破千篇一律的思维定势，充分挖掘地域因素在其间的影响，彰显红十字运动发展的地域特色。

其三，立足时代背景，放宽历史视界，着力考察政治因素在厦门红十字发展史中的地位。

著者在书写厦门红十字的历史时，始终保持整体的环境观，摒弃传统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见，将厦门红十字运动的发展置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中考察。中国红十字运动有自己的国情和特点，红十字组织从成立伊始就未曾与政府隔绝而完全独立，即使新中国成立，也并未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因素的影响纵贯厦门红十字发展的百年历史：

1911辛亥革命的爆发催生了厦门红十字，厦门红十字运动由此发轫；1924年在军阀混战中，厦门红十字会本博爱恤兵的宗旨，积极救护兵灾和时疫；抗日战争时期，厦门红十字会是缺席的，而抗战胜利后的复员时期，厦门红十字会却仍未能重建；从解放后到50年代前中期，红十字会的定位是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而厦门由于红十字会依然未恢复，红十字工作皆由卫生单位与团体代劳。1958年厦门红十字会重建，却适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厦门红十字会发扬了救死扶伤、互助友爱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在50年代末以政治运动为中心的社会氛围下，厦门红十字的中心工作主要是配合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1966年，“文革”爆发，厦门红十字事业全面停滞。在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的时代，身为舶来品的红十字组织，不可能公然宣扬被认定是资产阶级专属的“人道”和“博爱”，只能冠之以“革命”的人道主义。

在著者看来，“红十字组织的活动在那个时代不可能有所创新，更不可能相对独立，但能够存在并行动着，就是其历史的意义”。（108页）尽管如此，厦门红十字运动在曲折中也开始了一些探索，比如探索红十字事业与各项社会事业同步发展的形式——实践证明，红十字卫生站与街道服务站相结合的形式，有利于巩固卫生基层组织，是较好的方式。（第93页）同时参与海防保卫工作，推进红十字青少年工作。

从这些历史的断片中，我们可以窥见厦门红十字的命运沉浮始终与政治变动系于一体。这说明，红十字事业要获得健康稳定的发展，必须正确定位和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另外，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之一的独立性原则，也赋予红十字会具有一定的超然独立品格，可以独立自主开展符合宗旨的人道事务而不受约束。因而，保持红十字会民间团体的独立性是促进红十字事业稳步发展的命脉所在。

其四，高度重视人力因素，强调以会长为代表的红十字会领导层在红十字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谨以厦门红十字会几届会长及其作为为例加以说明：

1911年至1924年，厦门红十字运动的先行者许嘉斯为厦门红十字的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基础。1912年许嘉斯作为福建省的唯一代表出席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他并领导20年代集美学校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可谓“厦门乃至福建红十字运动中表现突出的第一人。”（第24页）

1958年厦门市红会筹备重建，厦门市副市长张楚琨出任会长，这对于红十字精神的弘扬大有裨益。（第83页）张楚琨上任后，号召会员积极投入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1964年，厦门市红十字会选举厦门市副市长许祖义为第二届会长。许祖义提出进一步开展红十字工作，进行比、学、赶、帮竞赛活动等具体意见。此外，还抓紧对红十字会员的思想教育、会务教育及卫生知识教育，积极开展红十字青少年工作。

红十字会作为一个组织要正常运行，其领导者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而“领导的实质就是影响别人。”哈罗德·孔茨说：“领导是一种影响力，或叫做对人们施加影响的艺术过程，从而使人们心甘情愿地为实现群体或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厦门红十字运动的蓬勃发展显然离不开历届会长的筚路褴褛之功。大的政治环境固然不能改变，但个人的主观努力还有用武之地。厦门红十字的发展史彰显了领导层在其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相比之下，在目前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时代背景下，更应重视提升红会领导层的影响力，推动红会事业更上新台阶。 

此外，著者不拘厦门红十字会的视野，将厦门人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贡献也纳入考察范围，浓墨重彩地追叙颜惠庆、林可胜、周寿恺等人的业绩，为厦门红十字精神的光大写下了闪光的一笔。

其五，厦门红十字发展史昭示了一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时代特色鲜明。

学术界有种观点认为，抗战胜利后的“复员”时期，红十字青少年组织首次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南京分会则是这项事业的开拓者，将之视为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摇篮，或许有可商榷之处。翻阅《百年回望》一书，令人惊叹的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厦门集美学校红十字的各项工作就已取得骄人的业绩，尤其是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引人注目，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集美学校红十字队的活动报告，涵盖学校童子军红十字队的组成经过、组织结构、训练科目、活动内容等方面；第二部分是关于红十字青少年的思想、行为的讨论文章和部分论述；第三部分则为集美学校红十字队的救护实绩。集美学校红十字队的活动集救护训练、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为一体，比较完整地呈现了近代早期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风采。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肇端至迟可推至20世纪20年代。

新世纪以来，厦门红十字会秉承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在业务领域的开拓方面颇多亮点。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文化传播、筹资机制、备灾救灾、救护培训、“三献”、志愿服务等百花齐放，蓬勃发展。尤其是厦门红十字会在品牌建设方面，如“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红十字博爱超市”、“大病救助与红十字助学行动”等，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响应。

2011年，为庆祝厦门市红十字会诞辰100周年，与福建省红十字会联合主办“福建省红十字事业发展工作研讨会和专职干部能力建设培训班”，并举办首届海峡两岸红十字博爱论坛；举行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创建厦门市遗体与器官捐献文化馆，并建成全国第一个红十字文化广场，使之成为宣传红十字文化的载体和传播红十字文化的重要场所。

其六，该书隽永深沉，多处为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和可供进一步探究的课题。

辛亥革命中，“厦门起义全过程未动一刀一枪，未流一滴血”，但厦门红十字会应运而生原因何在？其命运如何？著者称此为“这座城市新的社会形态建设第一波浪潮的最初涌动。”（第20页）虽然有些牵强，却为读者留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1911年，厦门红十字会成立，此后的十年间，竟找不到一点相关的资料。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不可想象，中国最早成立红十字组织的城市在其最初的10年间，竟未留下一点文字和史料，其原因至今难以知晓。”（第20页）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谜，而历史的乐趣即在拨开迷雾，探究真相。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集美学校组织义勇队，厦门红十字昙花一现，“1929年以后，红十字仿佛从厦门这一个城市蒸发了，至1949年这二十年间，相关史料中竟然找不到一行关于红十字的记载。那么，成立于1911年的厦门红十字会是否已不存在了呢？”（第41页）

三四十年代厦门红十字会在抗战中缺席，在著者看来，厦门红十字的问题，“不在于沦陷七年中没有红十字会，而在于厦门沦陷之前，似乎就不见已成立27年的红十字会……此为何故，至今不得而知。”（第44页）而在复员时期，全国各地分会纷纷恢复重建之时，厦门红十字会也并未重建，这又是为什么呢？是史料缺失还是政治因素的影响？颇引人深思。

该书所遗留的问题，发人深思，耐人寻味。如何弥补这些缺憾，为后学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问题。

文史兼具，文笔清新活泼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该书一改传统的史作风格，以富有文学色彩的语言将厦门红十字的百年历史向读者娓娓道来，虽少了几分史家的考据与引征，却多了几分通俗与活泼，可读性强，适合大众阅读。

三

毋庸赘言，《百年回望》一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逻辑不合常理。著者在第一章论述厦门之所以成为南中国红十字萌发之地的因素之一——“民间慈善的推衍”时，以1916、1919、1920以及1927年等时间点的民间慈善活动为线来印证红十字在厦门诞生的社会土壤，显然犯了颠倒逻辑的错误。

二是章节安排欠合理，显得杂碎冗余，有进一步整合的空间。如第十二至二十章厦门红十字各专题业务活动中，均涉及八十年代的活动，将之放在第十一章“九十年代之后不断发展的厦门红十字组织”之后，不大妥当且容易造成歧义。况且，第九章第二节“厦门红十字会的宣传工作和博爱活动”和第三节“厦门红十字组织的人道主义救援”不属于组织建设的范畴，且与下文专题研究中的第十二章、十四章若干内容相重复。加之第十章“八十年代之后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作为红十字业务活动之有机组成部分，置于第九章（八十年代迈入正轨的厦门红十字组织）和第十一章（九十年代之后不断发展的厦门红十字组织）之间显得有些突兀。

三是某些表述欠严谨，有错误之处。

在说明“厦门抗战时期红十字的缺席”时，著者仅以一段史料来论证“抗战期间，凡被日军占领的城市，皆没有红十字存在的原因——兽道不容人道！”（第44页）的观点，显然过于武断。仅以上海为例，沦陷期间即有上海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长期肩负难民救济和医疗服务的重任。

尽管《百年回望》一书有“瑕”，但该书为我们呈现了厦门红十字风雨兼程的百年历史，其间有闪光的业绩，也不乏黯淡的往事。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当前的红十字事业提供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本书给我们的启示即在于红十字组织可以或断或续，但红十字精神抑或文化却始终是绵延不绝的，就像该书主编谢春池在后记中所写的那样，“撰写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则是将红十字的精神和文化传播至人们的心灵，窃以为与之相比，写什么，怎么写，都显得不重要了。”该书的出版不仅丰富了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内容，而且为人们了解厦门红十字的百年发展史打开了一扇窗口，必将推动厦门红十字的文化传播，其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都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