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内容较为广泛，涉及“古今中外”。首先，从时间上看，该书的时间跨度为150余年，从1863年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组建“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标志着红十字会运动的诞生到2011年国际红十字运动研究新动向之观察，从1904年日俄战争中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到目前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状况，“古今中外”均有涉及。其次，从空间上看，该书分为文化建设、能力建设、理论探索、历史研究、国际视野五部分。从这五个专题题目不难看出，该书不仅为读者勾勒了红十字会从事人道主义救助事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战争救护、灾害救助、社会服务等等，使红十字会百余年之盛业一目了然。同时红十字运动研究已步入新世纪新阶段，文化建设、能力建设、理论研究随之应运而生。再次，从学术上看，该书内容有研究、有考证、有分析、也有学术信息，资料翔实，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相得益彰。最后，该书丰富了“红十字文化丛书”的内容。“红十字文化丛书”已出版者有《<大公报>上的红十字》、《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2005-2009）》、《中国红十字外交（1949-2009）》、《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研究》、《红十字文化传播：实务与理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红十字运动研究>2013年卷》。该书的出版，为“红十字文化丛书”的新成果。

    二是历史与现实结合，求真致用。史学的基本任务在于还历史之本来面目，其最高境界莫过于经世致用，服务社会。该书历史感、现实感十分浓厚。首先，“文化建设”、“能力建设”、“理论探索”部分汇集16篇论文，从专题题目不难看出其现实性所在。中共十七大以来，“文化“一词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红十字文化建设对提升红十字会“软实力”而言，至关重要。作者提出建设“红十字文化工程”——编纂出版《中国红十字志》、《中国红十字运动资料长编》、筹建中国红十字历史博物馆、建立继续教育基地、构建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多媒体”等，都是不可忽视的系统工程。同时，当前红十字事业要取得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势在必行。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负面新闻不断，如“微博风波”（郭美美事件）、“万元餐费”、“募捐箱发霉事件”等等，公信力严重滑坡，如何提高危机应对能力、筹资能力、执行能力、监管能力，至关重要，对此，作者都有专文探讨。理论是实践的“向导”，红十字会理论研究较为滞后，近年来红会的“祸不单行“与此不无关联。如“募捐箱发霉事件”，红十字会无法用法律手段维护红十字标志，因1993年中国红十字会制定《红会法》以来，一直未修订，20年来世情、国情、民情已发生重大变化，作者指出修订《红会法》刻不容缓并提出若干建议。其次，“历史研究”部分亦汇集16篇学术性论文，按照时间顺序论述红十字会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辛亥革命中的战争救护、“二次”革命中的人道救援、军阀混战时期的救灾与救助、抗战时期的救护与救助、建国后的国际交往及历史发展，向读者呈现出红十字会百年嬗变的历史场景，使人感受到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波澜壮阔。最后，“国际视野”部分，对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国际红十字会运动最新动向，进行“扫描”，有助于与国际接轨。中国红十字运动毕竟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强调，各国红十字会应注重交流，以合作应对挑战，同时，中国红会也应放开国际视野，学习借鉴一些国家红会的成功经验，如加拿大红十字会、肯尼亚红十字会、塞尔维亚红十字会重建公信力的措施（保持和捐赠者的联系、明确红会成员职责与义务、修订红会法律文件等）。历史与现实结合，以史鉴今，对推进红十字事业发展不无裨益。

    三是恪守史学本位，融合多元研究。如今社会史逐渐成为史学舞台上耀眼的明星，对于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受到众多学者青睐。但追根溯源，社会史为历史学之细胞，坚守历史学学科本位特征是理所当然的。对此，王先明教授指出：“在‘多元化’和‘跨学科’研究潮流中，我们更应该关注把握历史学的本位特征，这是社会史‘胜利浮出水面，登上彼岸’的不二选择”[1]。霍布斯鲍姆亦指出：“社会的历史不能依靠运用其他学科内容（社会学）贫乏的现成模式来写，它需要构架恰当的新的模式——或者起码需要把现有的框架发展成模式”[2]。该书在写作方法上在“传承”的基础上构架“新的模式”，如该书“国际视野”部分，作者从社会学视角聚焦国际红十字运动发展现状及态势，运用历史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勾勒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运行动向，既有历史学的“味”，亦不乏社会学的“鲜”。

   四是定性、定量结合，相得益彰。王爱云、李荣田先生指出：“国内史学研究较多运用的是定性分析，也就是通过逻辑分析，相互比较和基本推理来认识事物固有的本质特性，而定量分析是通过对数据的研究来表征事物的特征。国外通常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认识事物的本质特性，定量分析比定性分析更具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3]定量分析纵然可取，定性分析亦不可或缺。事实上，近年来计量史学已逐渐被众多学者应用于史学研究中。本书作者也一直注重二者的结合，即计量史学的应用，该书亦不例外。全书通过数据分析论证较为普遍，特别是“历史研究”部分，摭拾皆是，如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新建数量的考证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得出结论为“新建分会分布于17省市（按当时行政区划），共计57处，其中1904年设立、1911年重建的分会有6处，新设分会51处，有待确认者26处”，如此等等。“用数字说话”，不仅直观反映红十字运动风雨历程，而且提高了论据的可信度。

    五是专题谋篇，布局合理。该书将内容分为“文化建设”、“能力建设”、“理论探索”、“历史研究”、“国际视野”五个专题，每个专题之下以论文展开论述，这样整体上以时间为纵，以专题为横，构成一张清晰明了的网络图。这种体例应用不能谓新颖，但用于红十字会研究，特别是对红十字运动的宏观研究，极为合适。因为红十字运动兴起自今已有150余年，有关红十字运动的资料庞杂，散见于档案、报刊杂志、政府公文等各类史料之中，以专题归纳总结较为适宜，此亦为深入社会史研究行之有效之策。另外，学者常谓“问题意识乃治史之先导”，以专题谋篇布局，正是问题意识牵引的结果。这种布局安排使得全书结构合理，脉络清晰。

    六是治史严谨，观点新颖。“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是每位史学家应有之“四长”，其中“史学、史识、史才”为史学家治史能力，“史德”为治史态度。作者秉持严谨的治史态度，分析得出不少新人耳目的观点。如以往人们对南京红十字会创立时间模糊，存在三种不同说法，即1904年、1911年、1913年，作者不断搜集新资料，对纷繁芜杂的资料爬罗剔抉，钩沉索隐，经过严谨考订得出结论，“1904年、1911年、1913年是南京红十字运动史上三个重要的时间点。1904年为创始，1911年为重建，1913年为补办《申愿》手续并得到总会的正式批准”。对辛亥革命时期新建中国红十字会分会数量考订时，根据已有的资料得出明确结论，尚未能确认的26处分会暂存疑，不妄作决断。这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梳理，其价值不言而喻。

    七是史料翔实，来源广泛。丰富翔实的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决定学术研究根基是否稳定之关键。作为红十字运动研究领域的先行者之一，作者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十字运动的资料。本书中，不仅有档案资料、文献资料的广征博引，而且有口述资料及网络资源的充分利用。这就是本书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其一，可能因该书为个人自选集之故，个别文章难免有重复之处，如“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学术研讨会多次提及，倘能进行必要的精简，会显得更为紧凑。其二，历史研究部分汇集16篇文章，其中建国前达13篇，建国后仅3篇，有关建国后中国红会运动的发展状况笔墨较少，仅一篇以《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为路径的考察，不免有种厚古薄今之感。

    《红十字运动：历史与发展研究》尽管不够完美，但反映了作者从事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术历程，是作者在这一领域的阶段性成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这对红十字事业发展不无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