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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红十字会首任会长探微
张 斌
2009年微探末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昆山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一书付梓出版了，全书科学地、历史地总结了昆山市红十字会工作的经验；客观地、全面地呈现了昆山市红十字会工作的现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积极替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但是，在撰写过程中，关于谁是昆山红十字会首任会长，迟迟不能定稿，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1990年《昆山县志》编纂中，都将方还写为昆山红十字会首任会长，一直沿用至今。然而，随着《昆山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一书的组稿完成，在校稿与研讨过程中，有学者提出，昆山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不仅是方还，还应该有另外一人。
方还(1867～1932)，字惟一，原名张方中，又名方还，晚号螾庵。新阳(清代割昆山西北境置，民国元年复并入昆山)蓬阆人（今江苏昆山市）。父名方赓，早亡。幼失怙恃，育于嘉定钱门塘张家，袭张姓。此有两说，蓬阆、昆山的老一辈人士均说他入赘张家，也有一说是任援道先生撰写《方螾庵先生传》中则作“育于张先生，袭张姓”。今两说并存于此，以待进一步考证。惟一早岁博览勤学，好为古文辞，尤工于诗书。光绪十一年 (1885年)以第十名考取新阳县学生员(俗称秀才)，逾年补廪膳生员，光绪年间又成为例贡。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请准归宗，由张姓更为方姓，起号方还。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专门请教了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的池子华教授，恰巧池教授正在编辑出版《<申报>上的红十字》一书，他给我们提供了几份申报上的资料。其中，《申报》1924年12月11日有则消息称：“昆山红十字会分会，于江浙战事中，办理掩埋救济等事，均极尽力，成绩颇优。会长□、方两君，因鉴于昆地向无公众医院，一遇紧急之秋，或疫疠流行之候，临时设施，颇形不便。”“方”前一字为何字，成为一个谜团。为了看到原作，特地到上海图书馆借阅了1924年的《申报》，果然看到了这则消息。可惜的是，“方两君”前面一字仍然看不清。具体是何字，谁也不敢确定。而且，此人列在方还之前。按照中国的排位，排在前的往往比排在后的官职、地位要大，要重要。
继续查找1924年的《申报》，在10月5日中有一则消息：“嘉定红十字会分会戴思恭，昨致函昆山红十字会分会，希望代陈彼方当局，勿滥掷炮弹炸弹。函云：景沂、唯一先生阁下：本月四日，接□上月所发大函，悉贵会于九月一日成立，又得两先生出而担任，造福梓桑，敬佩敬佩。”此处唯一确为方还（“唯”同“惟”）位列景沂之后。景沂为何人仍然没有解开，但地位确实比方还重要，也确定会长为两位。
根据编写昆山第一部县志老师的口述，当时有人在编写过程中看到过王颂文担任过昆山红十字会首任会长，但具体资料已无处查找。王颂文（1865～1942），昆山玉山镇人，谱名仁曾，字沂仲，号耻庵，是昆山第一座新式学校“樾阁学堂”、马鞍山公园（今亭林园）和昆山县中（今市一中）的创立人之一，1911年任昆新教育会总理，之后又出任昆山县劝学所所长、教育局局长。依据相关口述资料，汇总了王颂文和方还的史实材料。通过对比，认为当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两人同时担任红十字会会长时，正值1924年淞沪战争爆发，国难当头，为了凝聚力量，迎击敌人，两人同时就任会长。另外一种可能是，两人一位是会长，一位是副会长。如我们现在称呼副职领导时，一般将“副”字省掉，这样可以抬高后者的地位。我们在《昆山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一书中，将王颂文、方还均写为首任会长。以期将来有更多的史实资料加以佐证。
（作者单位：昆山市红十字会）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卫生防疫运动
丁泽丽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疾病、战争和饥荒通常被称为人类历史悲剧的‘三剑客’。他们通常并驾齐驱肆虐于人间，不仅带给人们痛苦和恐慌，有时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衰退，甚至于国家的消亡。”[1]战争、饥荒，历史学家已有过多关注，但“疾病史、医学史、卫生史及其社会生活史在我国的研究一直较薄弱”。[2]直至20世纪80年代，梁其姿推出论文《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揭开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序幕。90年代，张剑光先生《三千年疫情》一书的出版，更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目前疫病研究日益兴盛，但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研究较为缺乏。本文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例，利用方志、卫生志、党史资料、回忆录等资料对革命根据地疫病流行情况、引发疫病流行因素及疫病防治加以论述。
一、疫病流行
疫病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两种特性。《新华词典》谓：“疫病是指流行性传染病的总称”[3]；《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流行性的传染病”[4]。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疫”的记载，但无明确解释，从《礼记·月令》“民殃于疫”、“民必大疫又随以考”可以看出，疫病的危害性较大。因此，“疫病是指具有传染性而且伤亡比较严重的疾病，病种广泛，既包括多种传染病，也包括某些非传染病。”[5]一般而言，疫病主要分为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三类[6]。
1930年3月，以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为标志，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正式合并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其地域涵盖“湖北省的黄安(红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浠水、黄冈、广济；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含今新县)、罗山、固始、潢川、信阳；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丘、潜山、太湖、宿松、英山(今属湖北省)等二十余县。”[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兵连祸结，疫病流行，蔓延苏区。三类疫病流行情况分述如下：
（一）传染病
鼠疫、天花、霍乱是传染病中的主角。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传染病以天花、霍乱为主，二者之中后者为重。天花在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英国历史学家纪考莱将其称为“死神的忠实帮凶”[8]。晋代葛洪《肘后方》也明确指出“不即治，剧者多死”。[9]古今中外，死于其下之人不计其数，一些帝王也难以幸免，如：同治帝、顺治帝、伊丽莎白一世等。而牛痘则是这一病魔的克星。然革命根据地地处山区，经济、文化、科技水平极为落后，同时，根据地初创之时，各项设备缺乏，医药卫生落后，牛痘普及千家万户不啻为天荒夜谈。1949年以前的20多年中，安徽全省只展开4次预防注射，每次注射不过数千人，天花、霍乱等急性传染病连续在57个县、市肆虐[10]。1930年天花在苏区流行，死亡甚多。与之相比，霍乱对苏区的侵扰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伍连徳考证，霍乱于1817年由国外传入我国[11]，“是一种由霍乱弧菌所致之急性胃肠道传染病，临床上以剧烈之上吐下泻及继发之脱水为特征”[12]，经水、食物、苍蝇以及日常生活接触而传播，其中水型传播为最重要的途径。1931年，长江大水，“灾情之重，近□罕见”[13]，“疫病流行，势不能免”[14]，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深受其害。1932年长江水患，霍乱流行，河南全省受害，大量民众死亡，波及安徽19个县、市，患者达3349人、死亡1214人[15]。另外，痢疾等肠道传染病时有发生，夏秋季节发病率较高，危害极为严重，1933年在苏区流行，死者相望，有的村庄甚至无人抬棺。
（二）寄生虫病
疟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要流行的寄生虫病。疟疾“是以疟原虫为病原，分间日虐、三日虐、卵圆虐和恶性虐原四种，临床上以阵发性高热，脾肿，贫血与白血球减少为特征”[16]，以蚊虫为媒介进行传播，八、九月发病率较高。1932年“Jottmazg 氏报告河南省南部疟疾流行，共查血370人，原虫阳性者298人，其中恶性虐占80%，间日虐占18%，三日虐占1%，未定种1%”[17]，1935年“信阳县疟疾大流行，几乎家家有病人，稻子成熟，无人收割” [18]；1936年，疟疾在安徽省大流行[19],根据地损失惨重。
（三）地方病
地方病具有地方性区域特点，因地而异，主要发生在山区、牧区等偏僻地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于大别山区，地方病发生不足为奇，主要有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方性氟中毒、大骨节病、克山病等。山区民谣：“山高水恶，疱颈（地方性甲状腺肿），气脚（指丝虫病），癞痢（指秃疮）多，傻子（指克汀病）四季屋里坐，日日夜夜受折磨”[20]，形象描绘出地方病为害苏区的情况。
二、疫病流行的因素
疫病的发生，有自然环境因素，也有社会环境因素。鄂豫皖革命根据也不例外。
（一）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涉及范围广，本文仅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特殊的气候、地理因素进行论述。
其一，气候因素对疫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温度、湿度、降雨等方面，其对虫媒型传染病及动物性传染病影响最大。鄂豫皖根据地属于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为病菌的孳生与传播提供了环境，因而夏季是疟疾、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
值得一提的是，气候因素作用下的干旱、洪涝灾害严重影响疫病发生。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是气候不稳定性带来的结果，它与疫病发生密切相关，“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干旱、洪涝自然灾害均可致疟疾爆发流行，因为洪涝环境中有助于中华按蚊数量增加，干旱环境中有利于微小按蚊孳生。1931年，长江大水，《中央日报》登载《大水后疟疾和钩蟲病的防治办法》，《水灾与防疫计划》、《注意防疫》等多条新闻。干旱、洪涝灾害对农作物而言可谓致命打击，水稻首当其冲。鄂豫皖苏区以水稻种植为主，灾荒年间，苏区军民面临严重温饱问题，饥荒状态下，其对疫病的免疫力大为下降。
其二，地理环境所致。事实证明“许多传染病都有不同的地理分布特点，特定的地理景观有特定的生态环境，维系着特定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影响着大多数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分布。”[21]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大别山区，千沟万壑，植被茂盛，以种植水稻为主，到处河网密布、水草丛生，蚊虫孳生，利于疟疾传播。从地理位置上讲，“河南省属疟疾的地方性流行区，疫情的波动和周期性暴发流行是其显著特征，间日虐流行于河南全省各地，恶日虐流行于北纬33°以南地区”[22]。安徽则处于南北过度地段，兼有南、北双方疫病，自古以来疫病不断，1376年（宣德九年）至1948年的500多年间，平均每六年就发生一次疫病流行，民国时期几乎每年都有一次流行性疫病发生[23]。此外，由于苏区分布着丰富的富氟莹石石矿、磷石灰矿和花岗岩且有些地方水源及土壤中缺乏碘及其它微量元素，致使某些地方病如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等不断发生。
（二）社会环境因素
气候、地理因素固然是疫病的诱发因素，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环境因素才是疫病蔓延的罪魁祸首。
其一，国民党对苏区疯狂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占据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与京汉线以西的湘鄂西根据地和长江以南的湘鄂赣、赣东北根据地遥相呼应，严重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因而成为国民党重点“围剿”对象。军事上，1930年冬至1932年夏对其进行三次“围剿”；1932年秋，蒋介石亲率50万大军，对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因张国焘大搞“肃反”运动之故，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国民党疯狂屠杀苏区群众，制造“万人坑”、“死人沟”和“无人区”多处，1934年1月9日，英文版《字林西报》载文称，“在三百五十万人口的苏区，有1221257人被杀，外逃1662500人，两者共占人口的82.4%，原有17172人的箭厂河，被杀5320人，被迫外逃6808人，另有534个妇女被抢走卖掉，基本上人烟绝迹”[24]；1935年夏后，国民党采取“碉堡、倒林、地捕哨”三位一体的手段进行“清剿”，如1936年2月蒋介石对苏区进行为期5个月“清剿”，特别是1937年的“围剿”、“清剿”，严重破坏党组织、政权，大量医务人员被捕杀，医疗机构被破坏，箭厂河总医院的病房楼难以幸免，被敌人八十九师烧毁。国民党摧残下根据地尸横遍野，导致疫病流行。
同时，经济上封锁苏区。在进入苏区的要道上，国民党驻扎武装截断商路，特别禁止食盐、布匹、医药、文具、纸张等日常生活用品和文化用品。蒋介石还特别制定《匪区封锁条例》，严格规定封锁下列物资：“一食物类：谷、米、麦、盐、包谷、豆、甘薯、家畜等；二军事原料类：铜铁、白铅、硝磺、煤炭、汽油、棉花、电料等；三卫生材料类：医疗所需之中西药品等”[25]。此外，设立“民用日用品公卖局”，限量出售米、面、食盐、煤油等物资，以防群众多购后分给根据地军民。经济封锁之下，鄂豫皖地区广大农村陷于悲惨境地，《中央日报》就报道说：“逃生无路，水草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26]经济封锁加剧根据地生活困境，使卫生防疫雪上加霜。
其二，苏区内部环境恶劣，亦为疫病发生之主因。为便于作战，苏维埃政权活动和存在的地区多是穷乡僻壤，经济十分落后的山区，环境艰苦可想而知，主要表现在居住生活状况以及医疗卫生两方面。
生活居住方面，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地处大别山区，偏僻闭塞，老百姓住房多是用土草堆砌而成，单面开一小窗户，空气不对流，人畜混居现象普遍，白天住室里经常放马桶，空气质量极差；夏天室外露宿，赤膊睡觉，任蚊虫叮咬；冬季取暖，燃烧树根、枯枝，烟熏火燎刺激得眼泪汪汪，呛得喘不过气。群众长期生活于此种不良环境，烂眼、疟疾、秃疮、丝虫病等疫病发生不足为奇。红军情况更为恶劣，行军打仗无固定住所，夜晚多睡丛林之中，以天为盖，以地为床。夏季，丛林中蚊虫泛滥，当时既无灭蚊药剂也无蚊帐，疟疾频发。根据地物资供应困难，部队不能按季换装，伤寒流行在所难免。且粮食不足使部队中经常出现断粮饿死人的现象，旱涝年间，尤其如此，1933年部队断粮，疫病流行，因病、饿而亡达3000余人[27]。此外，战事紧急或突遭袭击，饭菜未熟，吃生饭、喝生水时常发生，肠炎、痢疾随之而来，甚至导致霍乱发生。《肘后备急方》指出“凡所以得霍乱多起饮食生冷染物以肥腻，酒脍，而当风履湿薄衣露坐或夜卧，失腹之所之。”[28]战局紧张，半月、一月不洗澡是常事，和衣而睡，身上长虱，病菌传播畅通无阻。项英也明确说“瘟疫的发生，主要的由于平时饮食和居住的地方不洁净。” [29]生活居住环境恶劣，疫病流行，然根据地医疗设备落后，防治疫病心有余而力不足。
医疗设备方面，1929年，根据地成立后方总医院，之后各分医院和地方医院相继建立，但设备简单药品缺乏。大多数分医院和地方医院只有两三个体温计，两三个听诊器，几个注射剂，对于外科器材，只有几个普通的镊子、探针和剪刀，做个普通的手术都很困难，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根据地医疗医务人员被捕杀，医疗机构被摧毁，后方医院化身游击医院，缺医少药现象尤为严重，“当时抗疟药喹啉粉（片、针）很难弄到，只有少数重病人才能用到，疟疾病人多时就服用中草药胡柴等，或用大蒜、艾草灸疗，中草药也采不到时，有些患者只好听之任之”[30]；红四方面军转移后，预防接种停止，疫病预防形势更加严峻。
此外，医药经费是医院又一难题，医院经常被迫捉案子，“所谓捉案子，又称捉票、绑票、意即捉拿，扣押人口，让其家人拿钱赎回。”[31]当然，“捉案”对象明确，地主、豪绅首当其冲。医药经费缺乏，医疗器械落后，药品供应不足，三者连锁反应严重降低疫病防控效率。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各种疫病蔓延理所当然。《中共鄂豫皖特委曾中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指出“卫生问题亦是严重的问题……将来恐怕会发生大疫。”[32]
三、卫生防疫运动的开展
在这种复杂环境的作用下，疫病蔓延不仅给苏区群众生活带来不便，而且造成大量军民死亡；同时使苏区经济困境雪上加霜，严重影响军队战斗力，造成战斗任务无法完成，甚至被迫变更作战方案。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卫生防疫运动在苏区广泛开展。
（一）苏区政府强力推动
面对疫病肆虐，苏区政府尽力健全医疗机构、完善医疗设备增强卫生防疫能力，颁布卫生指令、宣传卫生知识提高军民卫生防疫意识。
1.健全医疗机构，完善医疗设备
1930年春，鄂豫皖边区特委红一军前委遵守党中央关于“建立较好的红军医院”[33]的指示，在新县箭厂河建立鄂豫皖苏区红军总医院，为了改善伤病员休养条件，将建了一半的吴家祠堂改建为病房楼，内设重伤病员病房和普通病房，到1931年总医院的设备已相当完备，分工也比较明确，院内设院务部、政治部、医务部、经理部。此后，以箭厂河总医院为中心，建立六家分医院和一个中医院。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斑竹园红军医院、丁家埠红军医院、石家河红军医院、麻埠红军医院、皖西北军委会医院等后方医院相继建立。因根据地扩大、战线延长，伤病员难以转移到后方医院医治，前方医院应运而生，其卫生组织有军医院、师医院、团医务所、营医务所。此外，为了配合根据地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不少县先后建立了县医院，如固始县医院、五星县医院、霍山县医院等，这些医院积极配合红军医院开展卫生防疫运动。1931年11月28日，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颁发《各种委员会工作概要说明》，强调：内务委员会为苏维埃政权机构之一，其下设有卫生局，“卫生局负责卫生计划和工作条例（计划和条例另定），办理饮食清洁、医生登记、防疫、卫生检查、水中检查……等”[34]。医疗机构建立只是“空中楼阁”，对于卫生防疫仍无济于事，完善医疗设备刻不容缓。
解决缺医少药问题提上日程，苏区政府一方面向上级请求支援，《中共鄂豫皖特委曾中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好的医生要五人以上”[35]，1931年张国焘给中央的政治报告《关于苏区的工作》中提出要“诊伤的医生和诊梅毒、疥疮的医生”[36]，《张国焘、陈昌浩至中央政治局信》中也提出“请中央多给我们政治、军事、医生及各种人才及书籍材料，豆（痘）苗还需要数千打”[37]。另一方面自己想办法解决，如吸收当地卫生人员如刘典初、戴淑先、刘世根、单诚猛、周吉安等思想先进的积极分子；留用起义或被俘卫生人员，接收河口战斗中投诚过来的钱信忠，留用双桥镇战役中被俘虏的国民党三十四师所有医务人员；通过战场缴获、向俘虏索要、创建合作社解决药材不足问题，如1932年5月，攻占正阳县缴获敌人大批食盐、布匹、药品，1937年打下湖北新洲镇（今为新洲县）没收镇上所有资本家开的粮店、布店、药店，1931年取得双桥镇大捷，活捉师长岳维峻，迫使敌人送来100多担药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捕获国民党请来的三个美国军事顾问，赢得一笔现款、物资和药品。合作社是苏维埃政府为繁荣经济而建，本身收购大量药材，供应根据地内医药卫生工作需要，开办成效较大的是霍山合作社。此外，为鼓励更多人员致力于医务工作，服务苏区军民，1931年9月1日苏区颁发了《优待医生暂行条例》[38]。
2.颁布卫生指令、加强宣传教育
1934年10月，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贺昌发布指令，要求“注意补充衣服、调剂被单与改良营养卫生工作”，“检查连队中的卫生工作，应特别加强防止疾病的办法，与疾病现象作坚决斗争。”[39]红四方面军时期，部队中卫生管理制度健全，执行严格，红军到“驻地要先打扫室内和周围50米以内的卫生，挖土厕所围以竹笆或树枝（走时埋掉），武器装备和个人物品要摆放整齐；出发前，上门板，捆铺草，归还借物，打扫干净室内外卫生，执勤排长验收方可。”[40]
卫生指令对规范红军日常卫生颇为有效，然根据地范围广，只有让全体军民知晓预防疾病意义及办法方可达釜底抽薪之效。为此，根据地特别注意卫生教育宣传，1931年夏秋，瘟疫蔓延苏区大部，三分之一群众染上疾病，苏区党和政府向全区军民发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号召，动员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深入村庄农户进行宣传，纠正不卫生不良好的生活习惯，清除污秽垃圾，确定卫生计划和措施，开展体育运动，提高身体素质[41]。“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结鄂豫皖苏区防病经验，亲自撰写《简略卫生常识》，作为干部必读书籍印发全军”[42]。总医院医务部积极响应防疫号召，一方面印发涉及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及行军卫生等方面内容的《卫生读本》[43]，另一方面在《显微镜报》中设卫生专栏，供军民了解卫生常识。此外，连长等“还利用上卫生课、晚点名讲解书写卫生标语等形式开展宣传，刷在新县陈店乡细吴家园中医院的标语——‘武装拥护苏联开展卫生运动’石灰标语”[44]，就是有力的证明。苏区还以报纸作为媒介，宣传卫生常识，如“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45]、“我们要怎样来预防瘟疫”[46]、“加紧防疫卫生运动”[47]，不一而足。凡此种种，旨在动员苏区全体军民参与卫生防疫热潮，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的伟大实践。
（二）医务人员尽职尽力
苏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防疫运动顺利开展提供组织保障，而医务人员的积极配合则使卫生防疫运动如虎添翼，他们尽己所能，为防疫运动贡献力量。
其一，培养医务人员建立红色卫生队伍。根据地红色卫生队伍力量十分弱小，苏区政府遴选一些有一定文化、有进取心的男女青年加以培养，主要培训医生、司药官和卫生队长。尽管红军自己培养的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但在那种缺医少药的环境中，他们磨练出的实践经验对卫生防病工作的开展大有裨益。
其二，充分利用大别山这一天然的中草药“金库”，广泛采集中草药弥补根据地防疫药材之不足。1931年，“湖北麻城成立第一个红军中医院，院长张宗庭，医护人员50余人，每天采集大量中草药为伤病救治”[48]，用大蒜、艾叶炙穴位治疗疟疾，采柴胡、葛根、桔根治感冒[49]。由于中草药“大多是动物、植物和矿石，是天然产品，用法简便，无副作用，基本无抗药性，比西医化学合成药有许多优点”[50]，疗效显著，治愈了不少患者。当然，仅靠采集中草药防治疫病显然不足，医务人员自制药材作为补充，“各军分区、旅、各医院都有制药所，自制脱脂棉、纱布、敷料、绷带、各种膏剂、酊剂、溶液、丸剂等”，[51]为疫病预防治疗提供了药材保障。
此外，为防止疫病交叉感染，他们严格执行破伤风、气性坏疽的隔离措施，规定此类患者隔离治疗，器械单独使用，敷料用后焚烧，将锯掉的肢体或尸体深埋七尺以下[52]。医务人员投身防疫工作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在环境艰苦，工作繁重的情况下，尽可能抽出时间学习，“当时弄本书是很困难的，仅有几本破旧不堪的《实用药物学》、《外科解剖学》、《临床必读》等业务书籍是大家宝贵的学习资料。一个人念几个人听，轮流阅读，站岗放哨时也在学习”[53]，以此充实卫生防疫实力。
（三）军民齐心协力，共同参与
疫病侵扰，苏区军民深受其害，深刻认识防疫灭病的重要性，积极参与防疫运动。红军战士做好榜样，注意日常卫生。在夏天只要条件允许，每天烧热水洗澡或擦身；冬春季，为了预防战士们感冒，一到宿营地想办法弄些辣椒、生姜、大葱、胡椒煮成热辣汤喝；夏秋季，为了预防痢疾、疟疾、霍乱，只要条件允许野菜野果要洗干净再吃，水要煮开再喝；夏秋季为了预防蚊虫传染疾病，用些艾和野草，天黑前把睡觉的房屋熏熏，在没有烟熏的情况下，用被单从头蒙到脚睡觉[54]。尽管疗效有限，但对防疫灭病确实有一定作用。苏区群众觉悟性较高，在卫生宣传教育下，了解了苏区疫病流行情况，懂得如何科学预防疫病发生，注重日常卫生，改造房屋布局，开窗通风，吃熟食，饮净水，定期进行卫生大扫除等。军民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将防疫运动落实到实处。
综上所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因其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霍乱、天花、疟疾、痢疾等疫病甚为流行。苏区政府尽力健全医疗机构，完善医疗设备，颁布卫生政策指令；医务人员积极配合，建设红色卫生队伍，采取有效防疫措施推动卫生防疫运动顺利开展；苏区全体军民注意日常卫生，将防疫深入生活细节，在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苏区卫生面貌大为改观。同时，防疫运动中对中医药的利用具有借鉴意义，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55]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新华词典编撰组：《新华词典》，商务印书局1980年版，第999页。
王先发、张全德：《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药卫生史简篇》，河南卫生厅信阳地区卫生局1986年编印，第1页。
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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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发、张全德：《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药卫生史简篇》，河南卫生厅信阳地区卫生局1986年编印，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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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战地救护述评
阎智海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亦随之全面展开。当时，上海职工成立的各类抗日救亡团体共40多个[1]，就中以煤业救护队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关于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战地救护的事迹主要收录于《皖南从军纪实——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抗战史料选编》一书，但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文论并不多见[2]，煤业救护队从参加红十字会进行战地救护，到最终加入新四军走上抗日救亡的轨迹，仍然有诸多谜团有待廓清。本文试以煤业救护队加入红十字会这段时期的活动为主线，对其战时救护工作作一评析，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淞沪会战救护
上海煤业救护队是淞沪抗战前夕上海煤业界成立的一个抗日救亡组织，其成员主要以上海煤业界的热血青年为主，另 有银行职员、纺织女工、店员、学生、教练员、医生和护士等。
上海煤业界较早进行了抗敌准备工作，早在1936年，煤业公会即会同市商会一致敦促市政当局组织市民开展军事训练，煤业职工大多积极参加了“公民训练”。[3]1937年8月9日，上海煤业公会为救济难民起见成立了煤业界“救护委员会”，由潘以三、魏志大、鲍哲芗、陈渭滨、王文正任委员，“救护委员会”下设煤业救护队，由田萼芳、罗希三、罗德传、金振华任正副大队长。在筹建煤业救护队期间，华北煤公司、义泰兴煤号、元泰煤公司等单位参加战地救护的人员和车辆最多，如华北煤公司，上至经理潘以三，副经理陈渭滨、田萼芳，下至运煤工人，均能积极参与前线救护；而刘鸿生系统的元泰煤公司、开滦煤业售品处则涌现出一批骨干成员，如乐时鸣、周中奎、忻元锡、金振华等。沪战爆发前夜，煤业公会举办为期一周的战地救护训练班，训练科目主要分防毒常识及担架术，上海市救护委员会[4]特派教员陈珩、朱运骏担任教练。[5]
沪战开始后，煤业界经登记愿意上前线担任战地救护工作的职工多至500人，救护车约50辆。[6]在为期三个月的淞沪大会战中，在前线参与战地救护的煤业队员始终保持100多人，救护汽车则有二三十辆。救护队始终奔波在战地救护的第一线，为战时伤兵救护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8月13日，淞沪抗战开始，战地救护正式拉开帷幕。中国驻军在北四川路等处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激战，刚筹组不久的上海煤业救护队当晚就出动十几辆救护卡车，每车5人编成一个救护分队，上前线进行服务。当时，救护队设有三处活动场地：第一处以天津路浙江路口的煤业公会本部为总指挥所，负责全面调度车辆人员；第二处设在南市福佑路煤炭公所院内，负责收容难民和医治伤兵；第三处设在辣斐德路迈尔西爱路口的华北煤栈，负责与各煤号联络，保证前线救护队员的轮替和物资供给。随着战事的持久进行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救护队的足迹遍及大场、罗店、宝山、嘉定、南翔、昆山一带，数百名热血青年携带着担架、急救包、慰劳品以及几十辆救护车，往返于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和前沿阵地之间。战地救护工作繁重，而且往往冒着生命危险，但是，在前线与后方的频繁奔波中，救护队员毫无怨言，甚至“把伤兵送到医院后，往往连吃饭喝水都顾不上，又奔赴前线了。”[7]据参加煤业救护队的驾驶员姜怀先回忆，我开着“司蒂培克”卡车，装运着上海民众送给抗日军队的慰劳品，“每天从八仙桥青年会，新闸路中国红十字会，天津路煤业公会等后方抗敌团体，把物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在战场上，白天不能开车。但遇紧急情况，如救重伤员，急需药品，送伤兵赶火车等，我就头顶着日本飞机照样开车。敌机来了，如是侦察机，我开我的车。如是轰炸机，就和它斗智。”[8]
上海煤业救护队得到了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的大力支持。8月16日，为便于开展救护活动，煤业救护队与红十字会取得联系，旋改称“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并从红十字会登记领取所需汽油和汽车修理经费。9月以来，随着战事的西移，前线与上海市区交通日趋困难，伤兵遂改送昆山伤兵转运医院，救护队亦随前方部队撤退至南翔、昆山一带，救护队指挥所则移驻昆山月城湾，而随行救护队员百余人，救护汽车四五十辆，继续战斗在伤兵救护的前沿阵地。与此同时，煤业救护队分成两班，分别由田萼芳、罗希三、罗德传率领，轮流回沪休整。
煤业救护队指挥所移驻昆山期间，红十字会与救护队的业务联系开始增多。为解决煤业救护队的给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多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救护队的经费问题。10月14日下午7.30分，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举行第44次干部会议，出席者有颜福庆、许冠群、吴利国、王揆生、叶植生、汤蠡舟、王春涛、任作君、俞松筠，列席者有梁官松、金芝轩，主席为颜福庆，会议讨论了煤业救护队汽车修理费用等问题，并决定以后此项费用概由红十字会负责。[9]11月11日下午7.30分，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举行第52次干部会议，再次对煤业公会救护车辆请求津贴事项进行了讨论。至11月19日，在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举行的第54次干部会议上，决定对煤业救护队发放津贴，用来补助其所请求之车辆修理等费用。
二、疏散沪地伤兵
随着淞沪抗战的深入进行，聚集上海的伤兵和难民日渐增多。其时，“伤兵运沪日有数百名，多时近千名，而上海各救护医院床位最多时仅5000余张”[10]，上海的救护医院已不胜负荷，因之，转运伤病兵民去内地成为当务之急。
事实上，早在淞沪会战初期，煤业救护队在进行战地救护的过程中，就曾经将伤员接送松江车站转运内地，而救护队移驻昆山期间，昆山一时间成为伤兵转运的集散地。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在昆山前线服务的煤业救护队大队部与上海市区交通断绝，在沪休整的郭步洲、顾吉祥等10余名队员则滞留“孤岛”[11]。此时，因战线变更，在田萼芳、罗希三、王公道、周中奎等的率领下，煤业救护队大队部100多名，救护车20余辆，随部队沿昆山、苏州、宜兴西撤。在宜兴，大队部与滞留上海的10余名队员会合，随之开赴皖南。救护队分两路行进，一路由大队长田萼芳率领一个小分队，经南京抵屯溪；一路由罗希三、王公道、周中奎等率领，经长兴、广德、宣城、徽州驶抵屯溪。西撤途中，救护队与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失去联系，并损失运输车三辆。此后一段时间，救护队并入军医署勤务部队野战救护队继续从事伤兵救护和转运工作。
11月21日，救护队从宣城启程去歙县，行至宣城火车站时，遭遇日机空袭，徐汇鑫、周惠成等多名队员受伤，救护车数辆被毁。不久，救护队驶抵屯溪[12]，大队部则设于屯溪城郊的篁墩村。救护队驻屯溪和歙县期间，给养出现困难，副大队长罗希三企图借解决给养问题使救护队并入国民党，改称“国民革命军后方勤务部扬州救护处”，救护队面临着分裂的严峻局面。由此，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决定由忻元锡出任煤业救护队前方大队长，并商定由叶进明、忻元锡、周中奎等15人去屯溪运送给养和继续接运伤兵。
就在煤业救护队开赴皖南期间，中国红十字会也在积极联络沪地伤兵的转运事宜，并决定由红十字会负责将伤兵运至宁波。其时，中国红十字会为救护伤兵难民专门设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初由胡会林任主任。1937年10月，由于胡会林要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任职，金芝轩随之接任交通股主任。上海沦陷后，受红十字会委托，上海市商会童子军五十团教练蒋传源率四名队员奔赴宁波接洽伤兵转运事宜。随之，红十字会又委派乐时鸣去宁波筹设伤兵接运站，专门接运和医治运至内地的伤兵。
12月6日下午5时，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举行第55次干部会议，出席者有颜福庆、林康侯、刘鸿生、许冠群、金芝轩等，田萼芳亦列席。会议由吴玉麟报告了赴宁波接洽运输伤兵情形，林康侯和田萼芳则分别就煤业救护队的动向进行了通报。会议决定在“宁波设五百床位，收容沪地伤兵”[13]，如不敷收容，则在华美医院添设部分床位，与此同时，由朱恒璧率部分职员赴宁波，办理运输伤兵及添设床位事宜。同月，宁波和温州伤兵接收站先后设立，煤业救护队与红十字会伤兵接运站的成员在宁波会师。[14]
为加速外运伤兵，增强接运力量，12月间，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决定将煤业救护队和接运站合并[15]，仍沿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的名称， 金芝轩任交通股主任，田萼芳为副主任。“交通股”下设两组，原接收站人员为第一组，由乐时鸣任组长，杨梦雁、孟雁堂为副组长，一组队部迁往歙县和岩寺中间的“古关”一所大祠堂内；原煤业救护队为二组，由忻元锡任组长，叶进明、陈昌吉为副组长，二组队部设在安徽岩寺。为便于战时救护，第二组对外仍沿用“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名号，救护车辆统一刷印红十字会交通股字样及红十字徽记。其时，一组成员有乐时鸣、徐若冰、侯蔚文（若隐）、杨梦雁、孟雁堂、丁公量、杨志华、黄豪、郭步洲、洪德生、张双禧、王富兰、梁钧铤、梁洁莲、毛中玉、毛薇卿（维青）、施奇、周中奎（周山）、乐伟成、蒋传源，另外有原童子军团员张文彬、张文焕、赵永声、张渭清、徐松盛、杜柏青、李超群，医生有马仁源（沅）、汤蠡舟、熊某，护士戴婉芝、谢丽华。
转运伤兵工作任重道远，颇多阻挠，尤其是上海成为“孤岛”后，日军加强了对该地的封锁控制，从而加大了转运伤兵的难度。据乐时鸣回忆，“从上海外运伤兵，原是以遣送难民为名义，才运出几船，就遭到日方阻碍。只得暂停从宁波转运，准备改道温州。”[16]但是，煤业救护队并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后，壮大了红十字会转运伤兵的力量，也加快了转运“孤岛”伤兵至内地的进程，据史料记载，截至12月份，留在上海的伤兵已全部顺利遣送内地。[17]
转运沪地伤兵告一段落，叶进明、忻元锡等即返回屯溪，随之向煤业公会发出“红十字会一、二组即日开赴南昌休整”的电报，并将全队重新整编为十队，每队二或三辆卡车。1938年1月，上海煤业救护队100多人，带着20多辆救护汽车来到南昌，在联络到新四军军部以后，集体参加了新四军。
三、参加新四军后的战地救护与接运伤兵情况
对于建军初期的新四军来说，煤业救护队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筹设始于1937年11月，最初设在南昌市于都路东书院街2号，但一直到1938年1月6日才正式开始办公，新四军少将参谋黄道任办事处主任。同日，新四军军部亦在南昌市三眼井高升巷1号张勋公馆正式办公。[18]1937年12月底，煤业救护队完成上海伤兵转运任务后移驻南昌红十字会大院，并于1938年1月在院内开设一处诊所对外服务。救护队队员叶进明和王公道找到新四军办事处主任黄道，表达了为新四军无条件服务的意愿，并承担起对新四军南方八省游击队的集运工作。
在民族存亡绝续之秋，煤业救护队慨任战地救护，不管是服务于国民党部队，还是服务于新四军，对抗日救亡都是有力的支援。但是，国民党政府对此却百般阻挠，力图操控煤业救护队的去向，阻止救护队为新四军服务。据李一氓回忆，煤业救护队至南昌后，“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也看上了他们的几十辆车，想把他们划归江西省政府管辖。”[19]为此，新四军领导人对救护队进行了积极的争取，之后通过叶进明等人的努力，救护队决定跟新四军合作。
为便于继续争取上海红十字会和煤业界的物质援助，救护队仍然保留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旗号。
1938年1月至4月，在新四军总兵站站长张元寿指挥下，救护队一方面负责南方八省游击健儿的伤病员救护工作，一方面驱车前往福建、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将分散在南方各地的新四军战士陆续接运到皖南岩寺。叶进明、忻元锡、陈昌吉、王公道、毛纪法等救护队骨干经讨论，决定将救护队十个分队编为三路，一路由忻元锡带队赴江西莲花、宁都、于都、瑞金和福建龙岩等地，接运湘赣边、粤赣边、闽赣边、闽西、闽南的游击健儿；一路由王公道率队赴铜鼓、修水及景德镇一带，接运湘鄂赣边、赣东北的游击队；另一路则由陈昌吉率队赴福建崇安、浙江平阳一带，接运闽北、闽东地区的游击队。3月9日，部分队员回南昌休整，叶挺、项英、赖传珠等人特别宴请了救护队成员[20]，肯定了救护队担任接运工作取得的成绩，并鼓励救护队员到岩寺继续为新四军服务。截至4月，煤业救护队陆续把散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战士运送到目的地，集运任务如期顺利完成。
煤业救护队的工作得到了煤业界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刘鸿生对此也极表赞赏。同年4月，新四军军部移驻皖南岩寺，救护队亦随之迁移，当时，军部暂设在岩寺上街名中医金雨时家，救护队员则被安排在咽喉路口孙公桥畔的鲍姓人家。[21]同月，金芝轩代表总会与田萼芳来到岩寺视察救护情况，受到新四军上下的一致欢迎，金芝轩被聘为新四军交通运输顾问，而田萼芳被聘为新四军医疗卫生顾问。在岩寺鲍家大屋，金芝轩和田萼芳听取了煤业救护队救护新四军伤病员及集运部队的报告，了解到救护队医药物资和经费支绌的现状。在新四军召开的欢迎大会上，金、田赞扬了救护队服务新四军取得的成绩，并宣布忻元锡为煤业救护队大队长，表示红十字会和上海煤业公会将一如既往支援新四军，并将两辆新救护车和一辆轿车捐给新四军军部。
集运部队任务完竣，除叶进明、忻元锡、陈昌吉因工作需要仍保留红十字及救护队名义外，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一、二组成员多数均加入新四军，或留兵站服务，或进教导队学习，或赴前线杀敌，但救护工作并未因此戛然而止。如1938年6月底，一组组长乐时鸣率一组大部人员和二组部分人员去南昌，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从事伤兵救护工作，至12月底始返抵岩寺新四军兵站所在地。而至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前，救护队成员仍时或以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身份为新四军争取物资援助。
四、评价
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是一支独特的抗日救亡队伍，从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到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救护队在红十字会的旗帜下从事伤兵救护和转运工作，成为当时中国战地救护体系中不可多得的重要力量。以中国红十字会在沪战以来转运伤兵成绩为例，或可窥见煤业救护队救护成绩之一斑。据史料记载，自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30日间，由上海市各医院收容兵民计19539名，由伤兵分发战转运后方者计7128名，由前线直接转运后方者计17722名，综计先后救运受伤兵民达44389名[22]，而作为战地救护的积极参与者，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自然功不可没。救护队在加入新四军后，不仅独立承担了集运散处于南方八省游击队的重任，而且也参与了对新四军伤病兵的救护，由此，为建军初期新四军的发展壮大贡献良多。
国难当头，上海煤业界青年在抗日救亡的爱国声浪中筹组煤业救护队，从加入红十字会进行战时救护，到最终集体参加新四军英勇抗日，从一个群众性的救亡组织，最终发展成为一支抗日革命队伍，其行动轨迹是抗日救亡时势和爱国热情融合的结果，也是艰难时世下爱国青年的必然选择。
（作者单位：无锡博物院）
淮河流域水灾救助与社会团体参与*
——以1956年江苏红十字会巡回医防为例
徐国普
我国幅员辽阔，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灾害救治工作。近年来，新中国成立初期淮河流域的水灾救助，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社会团体参与的角度研究作为水灾救助之一种或后续的灾后医疗救助，还相当薄弱。实际上，作为党和政府的助手，社会团体在水灾救助中发挥出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历史悠久的红十字会即其一例。1956年苏北一带发生严重水灾，江苏红十字会根据要求临时组建医疗防疫队，赴泗洪县重灾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回医防，即实施医疗救助，本文就此展开考察，以期透视某些不同寻常的面相，丰富水灾救助研究内容，并将其引向深入。
一、水灾灾情与巡回医防
江苏位于我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处亚热带与南温带的过渡性气候带，气候复杂，灾害性天气频繁。淮河横穿江苏北部，淮河流域河湖密布，一旦雨量集中，极易形成洪涝。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淮河流域曾多次发生水灾。1956年7月，江苏徐淮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位于淮河下游，洪泽湖西岸的泗洪县成为重灾区，洪泽湖、里下河的水位都超过了发生过特大水灾的1954年，[①]全县56万人口受灾的就达30余万，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颗粒无收。徐淮地区灾情发生后，江苏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立即发出号召，要求大力支援灾区人民，开展生产自救。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仍较为普遍，在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和地区，更是如此。水灾之时，人民群众缺衣短食，生活深受影响，加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良卫生习惯，疾病极易发生，极大地威胁了灾民的身体健康，因而医疗救助成为保障灾区人民生活，推动自救工作的重要举措。
江苏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号召发出后，省卫生厅积极响应，迅速组织40人的巡回医疗预防队，深入重灾区开展防治工作，卫生厅还先后拨发救灾医药费31.5万元，南京军区卫生部免费调拨117箱药品，支援灾区。灾区各级医疗单位也动员医务人员205人，组成35个巡回医疗组专为灾民服务。[②]与此同时，为预防灾后疫病蔓延，1956年10月初，省卫生厅与处于筹建阶段的省红十字会取得联系，建议组织巡回医疗防疫队，于10月中旬前往淮阴专区，重点协助泗洪重灾区开展医防工作。[③]随后，省红十字会筹委会[④]按照卫生厅的建议和要求着手准备。
首先，选调业务骨干，组建医防队。10月4日省红十字会筹委会向当时仅有的且全部分布在江南地区的南京、无锡、常州、镇江、江阴、青浦、武进等7个市县红十字会发出组队通知。10月12日，来自各地红十字会的23名业务骨干如期到达省城南京报到，[⑤]其中有高级医师4人（包括中医1人），医生6人，护士6人，助产士2人，检验员2人，药剂师1人，总务1人，工勤1人。医防队组成后，江阴县红十字会总干事张宇和担任队长，无锡市红十字会总干事李念慈和省红十字会（筹）干事张良波任副队长。
其次，对队员进行短期培训。组队后，红十字会对队员们进行3天的短期学习和培训，省卫生厅的领导亲自前来作思想动员，明确任务，即医防队主要是协助当地卫生机构开展门诊和巡回治疗工作，以抢救重症病人为主；大力开展卫生防疫的宣传教育，防止和控制冬春季节传染病的流行；工作时必须做到送医送药上门。培训期间，队员们还认真制订了公约和相关制度，保证完成任务。
最后，为医防队配备一些必要的药品和器械。省卫生厅为医防队调拨30余箱计220余种药品，并拨款6千元作添购药品及搬迁费用；各地红十字会还为医防队配备2架显微镜，以及外科手术器械，产科器械和卫生宣教工具、材料等。
经过充分准备，10月19日晨医防队在省红十字会（筹）组训组长张玉田和医防队队长张宇和的带领下，由南京出发赴重灾区泗洪县。第二天中午，医防队到达泗洪县人民委员会所在地青阳镇。10月23日，医防队除外科医师赵士亭留在县城，协助泗洪县人民医院开展外科工作外，其余22人徒步到达25里外的重灾区中心——金镇区朱湖乡，担负起金镇、青阳、界集、归仁等4个区34个乡20多万灾民的医疗防疫工作。根据计划，医防服务为期3个月。这期间，医防队开展了宣传教育、医疗、卫生防疫、妇幼卫生等工作，为广大灾民提供优质服务。
其一，宣传教育。医防工作离不开宣传教育，医防队在治河工地、小学、农业协会中运用放映幻灯、卫生讲座、“逢会插一脚”及候诊宣传等方式，[⑥]进行了以防治肠道寄生虫病、妇幼卫生、饮食卫生、预防急性传染病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共放映幻灯7次，工地宣传4次，卫生讲座8次，候诊教育200余次，接受卫生宣教的人数共计2.9 万，广大灾民因而进一步懂得了卫生知识和预防疾病的方法，尤其是学校的卫生讲座，收效更大。
其二，医疗工作。“医防队重在医疗”，根据分工，医防队主要承担灾区的医疗工作。医防队临时建成的门诊部，设有内科、外科、中医针灸科、化验室、药房和挂号处，服务期间共诊治灾民25 586人次，其中内科10 421人次，小儿科6 565人次，外科手术治疗48人次，一般外科4 809人次，中医针灸科3 791人次，化验室检验3 066人次，开出处方18 151张。另据统计，医防队共发现法定传染病96例，其中有斑疹伤寒、伤寒、白喉、脑膜炎、狂犬病、百日喉、麻疹、痢疾等。慢性传染病、丝虫病、黑热病、肺结核、麻风、梅毒等亦有发现。在内科方面，呼吸道疾病和钩虫病患者最多；小儿科方面，肺炎较为普遍；外科手术方面，常见的有阑尾炎、卵巢囊肿、肠梗阻等；一般外科方面，四肢和乳房脓肿、蜂窝组织炎、瘤疖为多见，这些医疗档案为进一步研究和医治疾病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其三，卫生防疫。根据分工，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主要由当地社会医工负责进行，医防队只是力所能及地开展部分种痘、白喉类毒素预防注射及检验工作。医防队的种痘对象主要是新生儿。根据县卫生科的要求，医防队在朱湖，伏尧、藏桥三地，首先通过乡村干部，对需要种痘的新生儿进行登记，之后挨门逐户宣传冬季种痘的好处，并进行接种牛痘，其间共接种332名新生儿。种痘的同时，医防队还指导了社会医工进行白喉类毒素的预防注射，防疫成效较为显著，灾区斑疹伤寒的流行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值得一提的是，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保障儿童健康茁壮成长意义重大。医防队在工作之余，还主动对朱湖、酒店、戚庄、何宅、陈大门等5个小学中674名学生进行了集体大便检查，结果发现感染蛔虫561人，钩虫65人，鞭虫4人，并分别予以驱虫治疗。
其四，妇幼卫生。由于缺乏妇幼卫生知识，农村旧法接生和自行包扎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婴儿死亡率也高得惊人，开展接生员辅导工作和产前检查工作因而十分重要。医防队通过朱湖、伏尧、藏桥三地乡联主任，召集接生员开座谈会，了解其接生业务情况，并由接生员引导分别到孕妇家，动员接受产前检查，宣传新法接生好处及孕期卫生、经期卫生、育儿常识等。在实践中，队员们还具体地指导接生员实习，以通过接产实践让接生员熟练业务。3个月内医防队共进行了新法接生17人，产前检查23人次，产后访视18人次。[⑦]
1956年12月25日，医防队就结束工作事宜向省红十字会请示，1957年1月5日省红十字会复函同意，[⑧]巡回医防服务因而正式结束。从总体来看，医防队圆满完成预定任务，巡回医防卓有成效，也赢得了社会赞誉。
二、关于医防的若干评析
1956年，江苏全省乃至全国掀起向高级社迅猛过渡的热潮，农业合作化任务基本完成，[⑨]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江苏红十字会在泗洪灾区进行巡回医防，虽然时间短暂，但对于支援灾区生产和自救工作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患者治愈后，重新参加生产，从而增强了抗灾自救的信心。身体健康是正常生活和从事生产的基本保证，一份健康，即是一份自信。盛圩乡的灾民滕汉者，是一家三口惟一的劳动力，因患钩虫病，体力衰竭，靠政府救济生活已一年多，经过医防队治疗后，逐步恢复体力，很快地就能够参加劳动。界集区何叶剑25岁年轻力壮，但患斑疹伤寒病，持续高热，头痛如劈，经连续使用氯霉素后便痊愈。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许多灾民在疾病治愈后纷纷给医防队写来感谢信。朱湖乡还送给医防队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你们为灾民服务的热情，将永远记在人们心里，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其次，激发灾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如泗洪新行乡25岁产妇袁玉珍因突发恶寒高热，且脐窝流脓，生命垂危，经过医防队的3次治疗，病情逐步好转，家人表示“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来的医生给灾民治疗，哪里能有活命呢”。[⑩]金镇乡孟广全的儿子患白喉病，病情急剧，呼吸困难，紫绀显著，经医防队及时抢救，两次治疗后症状减缓，数日即恢复正常。孟广全特地赶来道谢，“我一定告诉我的儿子，你的病是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防队救出来的，叫他要永远记着你们。”[11]敬畏生命，珍视健康，是人道之根本。患者病愈后，因亲身经历新旧中国的对比，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江苏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开展巡回医防，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省卫生厅的领导。作为地方卫生救护团体，省红十字会接受省政府及卫生厅的领导和管理，是符合红十字会双重管理体制的。江苏红十字会的巡回医防进展顺利，完全得益于省卫生厅自始至终的领导。一开始，省红十字会（筹）组织医防队，开展巡回医防的建议就来自卫生厅，医防结束后，医防队所做的医防工作总结，还要报送卫生厅备案。更为重要的是，1956年10月10日省卫生厅利用行政权力，向淮阴专署卫生科下发通知，就红十字会灾区巡回医防队的工作安排等事宜，提出了总体要求。[12]当地卫生部门的重视和配合，恰恰为后来医防队开展工作铺平了道路。如1956年10月21日，医防队到达青阳镇的第二天，即与泗洪县卫生科研究灾区医防工作，22日医防队认真听取了泗洪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领导及县文教部、卫生科等负责人关于工作的部署，并根据实际需要和力量配备，分为3个工作组开展医防工作。此外，当地医药公司也为医防队提供了必要的医药和器材。
其二，红十字会自身优势和管理体制的重塑。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护一直是红十字会的主要业务，也是其独特优势。此外，省红十字会（筹）和上述7个“老牌”市县红十字会，不仅拥有政府领导、财政拨款、人员编制等正式的权力资源，而且拥有传统的社会关系等非正式的权力资源，如医院等事业单位、妇联等团体负责人被吸纳为理事会成员。特别是，1956年中国红十字会开始重塑管理体制，即省、市、县（区）建立红十字会后，原先中央政府及卫生部领导红十字会总会、总会领导各地分会转变为总会、省、市、县红十字会逐级领导，省红十字会统一管理市、县及基层红十字会，这些为红十字事业注入了活力。其实此时处于筹建中的省红十字会已经领导了市县红十字会和灾区巡回医防队。
由于上述因素，各地红十字会在接到省红十字会（筹）通知的一周内，即能迅速完成抽调人力物力参加巡回医防工作。江阴县红十字会抽调7名医务人员参加，占总队员数近1/3，该县卫生科还垫发了参队人员的工资和旅费。常州市红十字会特地邀请1名中医前来参队，市卫生局在原无预算的情况下批准了中医的工资。[13]
其三，医防队重视同社会医工、当地卫生机构合作。泗洪县社会医工约300多人，联合诊所30余个，是直接保障灾民身体健康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县卫生科统一领导下，医防队与当地医工、社会医疗单位进行分工合作。如医防队凭借技术力量主要承担医疗工作，做到送药上门；社会医工主要进行卫生宣教、防疫工作等。同时，医防队重视并加强与当地卫生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取长补短，如与金镇区卫生所取得联系，处理了有关业务问题。[14]事实上，医防队员均是临时抽调前来支援灾区工作的，医疗技术虽高，但人数少，力量也较单薄，灾区的医疗卫生防疫工作，就应大力发挥当地医工和原有设备的作用，形成大的协同医防局面。
其四，医防队员工作扎实，与群众打成一片。在整个医防过程中，医防队员充分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在生活上吃苦耐劳，有时深入灾户进行访问、面谈，关心灾民疾苦；在工作上，不管白天黑夜，不顾大风下雨，做到病人随到随诊，认真负责地为灾民进行医防服务，有的还带病坚持工作；言语不通，就主动努力学习方言；设备不够用，就想办法加以改进，克服困难。如10月29日，第一巡回医防小组冒着细雨出发到伏尧乡何宅子工作，组员除了做好各项卫生工作外，还要抽空挑水、买菜、做饭。省卫生厅、省红十字会以及泗洪县党政领导、各地红十字会不断地给予医防队以指示、鼓励和慰劳，江阴人民政协还特地去函慰问，更加激发出队员们的工作积极性和救灾热情。正因如此，医防工作深得群众拥护和支持，医防队撤回时，朱湖乡的群众自发结队，踏雪欢送达两里多地。
不过，红十字会实施巡回医防服务毕竟只有短短的3个月时间，一些“新”发现的问题还不能很好地及时解决。比如，第一，医防队外科医师配合泗洪县人民医院，对及时抢救腹部急性外科病人发挥了一定作用，也避免了转往他县治疗的麻烦，但问题是县卫生部门未抽调适当人员在完整的外科手术上进行学习交流，医防队返回后，该医院单独进行外科手术就有困难。第二，由于灾后农业社经济困难，无法供给接生所需的材料和支付接生员工分，朱湖、伏尧和藏桥3个乡的14名受过训练的接生员，就有11名从事其他劳动，其余3名接生员也都脱离了农业社，单独进行接生业务工作。特别是由于缺乏妇幼卫生常识，妇女分娩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如小塘乡老宅子村45岁的邱元林，生育7胎仅存活1个孩子。由此可见，建立健全腹部外科，解决急性腹部外科病症手术治疗难的问题，以及健全新法接生网，推行新法接生和开展育儿卫生常识教育，仍是此后泗洪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两大课题。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基层组织建立，会员发展以及管理体制变革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特别是将原有红十字会的医疗业务机构全部交给当地卫生部门管理之后，在发生自然灾害时，红十字会欲及时动员和组织医疗力量，就存在一定困难。江苏红十字会克服上述不利因素，完成灾区医疗救助，实属不易。
三、几点历史启示
1956年江苏红十字会组织医防队，且较长时间地开展巡回医防，在新中国成立后尚属首次，[15]这为我们当前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思考，其历史启示在于：
其一，大灾必有大疫，需要积极应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泗洪县连年遭受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极为困难，某些地方病和寄生虫病若不及时防治，就极易广泛流行，致使劳动力严重丧失。1956年泗洪虽再次遭受洪涝灾害，但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防疫及时到位，没有出现大范围的疫情。如红十字会医防队对泗洪1 323名患者进行大便检验时，查出感染钩虫653人，占40％，感染蛔虫979人，占74％，其中混合感染者439人，占30.3％。更有甚者，出生仅8个月、24个月的婴幼儿就感染了钩虫。而泗洪地区促成钩虫流行的主要原因在于随地便溺，粪便处理不当等，所以，泗洪灾后的防疫工作重在结合生产积肥进行，合理使用小便，推行粪便混合储放，增加肥份，并杀灭虫卵，彻底达到防止感染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春节后不久，2月14日江苏省红十字会又抽调15位医务人员组成医防队，再次前往泗洪县，协助界集、雪枫两个区的卫生所和县人民医院开展工作，为灾区救治重症病人，预防春季传染病的发生。[16]
其二，灾害救助，应该注意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灾害救治是事关社会全局的重大民生问题，而党和政府是灾害救治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实，在发挥政府部门主导作用的同时，应注重引导并借助军队、事业单位，尤其是社会团体的力量，形成党和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协同救助的格局，走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社会化救助之路，从而增强灾害救助的实效性。建于1904年的中国红十字会即是具有典型性的社会团体，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红十字会逐步建立健全省、市、县及基层红十字会（卫生站），拥有强大的组织网络，与社会间的横向联系不断加强。前文所述江苏红十字会医疗救助的实践，再次表明，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社会团体与政府部门是互动合作的关系，其作用是政府难以替代的。当然，在当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团体因过于依赖政府，其自主开展工作的独立性相对较弱。
其三，医防队既是临时性组织，也是一种灵活的工作机制。1956年省红十字会（筹）为协助泗洪灾区开展医疗救助，临时组织一支巡回医防队。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与总会保持经常联系，并正常开展工作的分会只有八九十个，且地域分布极不均衡。这些分会组织在重大医防任务和突发灾害事件面前，一时难以胜任。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往往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临时从各地分会抽调或选派业务骨干和管理骨干，组织医防队，经过业务、思想等方面的培训后，奔赴指定地区，以驻地为中心，开展一段时间的巡回医防服务。医防队一般有自己的组织规程，工作前制定好工作计划，工作结束后进行必要总结，业绩突出者还会受到相应的表彰。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会总会曾多次组织医防队，驻留治淮工地、灾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等进行巡回医防，朝鲜战争期间甚至先后7次组织国际医防队，远赴朝鲜参与国际救援。从上述1956年江苏灾后医疗救助来看，医防队既有政府部门（卫生厅）组织的，也有军队系统、事业单位（医院）和社会团体（红十字会）组织的。不管由谁组织，医防队都是一种临时性组织，一种灵活的工作机制，以弥补已有组织和机制之不足，完成非常时期的特殊任务。
（作者单位：浙江科技学院社科部）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卫生志》（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中国红十字会对日交往研究
徐虹霞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交往频繁，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走向不同的发展轨道，中日关系一波三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红十字会始终保持着与日本的交往，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在日本的帮助下，加入“国际联合会”，取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日本发生罕见震灾时，中国红十字会全力救援，发挥博爱精神，赢得了日本人民的广泛赞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协助日侨回国，访问日本，开启中日关系的新篇章。
一、巧借日本东风，加入“国际联合会”
1904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以来，救死扶伤，扶危救困，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战地救护，深得社会各界好评。但遗憾的是，中国虽已经以政府名义加入瑞士日内瓦《红十字原约》作为国际红十字会会员国，但尚未加入国际红十字会联合会，不能完全享受国际红十字会各会员国所应享有的权力。[①]为了改变这一情形，中国红十字会实际领导人沈敦和想到借助日本赤十字社的“东风”来实现这一夙愿。
日本赤十字社（初名博爱社），在“明治十年西南之役”中诞生（1877年），1887年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由于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加入到日本赤十字社的队伍，日本赤十字社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效法学习的对象。1898年初，大阪华商孙淦在有关设立中国红十字会的呈文中，极力称赞日本赤十字社，希望仿效之。同时，他还将日本赤十字社章程译成汉文寄往国内供参考。1910年，吕海寰和吴重熹在关于试办中国红十字会的奏折中称，“拟请仿照日本赤十字社办法，以醵资之多寡，为会员之阶级”。[②]1911年，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征集会员，就是按照日本赤十字社的办法办理的。可以说中国红十字运动从启蒙宣传到立会、制定草章、征集会员等都是参照日本赤十字社，按照周秋光先生的说法，“中日两国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其实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③]
辛亥革命发生后，沈敦和深感救护任务艰巨，于是请求日本赤十字社派医队参与前线救护，同时恳请派曾亲定日本《赤十字社章程》、对国际红十字组织情况非常熟悉的有贺长雄来华，帮助中国红十字会按国际惯例建章立制，以便早日加入红十字国际联合会。有贺长雄应邀于1911年11月26日抵达上海（12月11日回国）。在有贺长雄逗留上海的10余天里，沈敦和几乎每日带着秘书、翻译前来讨教，咨询有关红十字会运作的详细办法，有贺长雄“先将条约缔盟，与万国红十字会联合之故详细说明”。[④]沈敦和深表谢意，并将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其修订。有贺长雄“参照东西各国成法”拟制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在次年中国红十字会首届会员大会上得到通过。中国红十字会走上制度化、规范化道路，有贺长雄功不可没。
1911年12月26日，日本赤十字社社长松方侯爵特致函国际红十字联合会会长阿铎尔，介绍中国红十字会加盟。函称：“中国红十字会已开办，设总会于上海地方。该会组织完全，办理合法，愿具保结，请即知照万国承认，以利进行。”[⑤]1912年1月12日，何铎尔致函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董事部长沈敦和，告知中国红十字会已得到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正式承认，享有与各国红十字会同等待遇，函称：“俱征贵大臣善与人同，友谊克敦，遵即分电寰球入会各国，皆已一律承认，合电奉告。”[⑥]中国红十字会由此正式成为红十字“国际联合会”大家庭的一员。
二、支援日本震灾，发扬博爱精神
中国红十字会对日本震灾的救助，民国初年先后有过两次。第一次是1914年鹿儿岛发生地震，灾情严重，遍地哀鸿。“本会谊切同盟又为近邻，乃以国币二千元合当日时价日币一千元之约数，聊组急赈。事后承日本赤十字社惠赠银杯，以为纪念。”[⑦]第二次是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横滨等地发生强烈地震，14.3万人死亡，20万人受伤，50万人无家可归[⑧]。地震之后又继以“水火风灾，亘古未有”，这是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大浩劫。
1923年关东地震，举世震惊。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本人道主义宗旨，决定“刻日组队，驰赴救援” [⑨]。与此同时，北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已组织救护医队，准备即日东渡。救护医队组织起来后，总办事处一方面与驻沪日本总领事矢田七太郎接洽赴日事宜，一方面奔走联络，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赈灾，促成9月6日“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成立。加入义赈会的团体，除了中国红十字会外，还有仁济堂、中国济生会、上海总商会等数十家之多，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日友好、乐善好施的品格。
中国红十字会不仅参与“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的发起工作，而且率先垂范，在成立大会上当场认捐万元赈款。在中国红十字会的“表率”下，其他团体纷纷解囊，据次日《申报》报道，成立大会共筹集65000元。这为救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⑩]
中国红十字会的善行义举得到了官方的首肯与激励，在“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正式成立的前一天，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得知红十字会组队出洋救护，也来函勉励并捐款资助，称：“此次日本地震奇灾，东京首都及横滨商埠，半成瓦砾，罹灾之重，死亡之多，匪独晚近所罕见，抑亦从古所未闻。凡属友邦，自应亟起拯救，借表同情而尽天职。兹闻贵会集合沪上各善团，合组救灾大会，筹商赈灾事宜，先得我心，至深钦佩。除派本署陆秘书守经，业于昨日前往日总领事署代表慰问，并嘱加入救灾大会，共同进行外，特由敝处勉捐国币5000元，聊资涓滴之助，尚希贵会迅予筹划进行为荷。”[11]外交、交通等部门，也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日本之行铺平道路。
总办事处各方面准备妥当后，救护医队共26人在理事长庄录的率领下于9月8日晚7时登“亚细亚皇后”号轮船启程赴日，12日安抵神户，后又转至东京。救护医队在日本的任务主要有二方面，一是救济日本各埠华侨（工学商），赈济衣食，疗治伤病，资遣返回祖国。二是协助日本赤十字社救护当地被灾难民。
9月19日，庄录理事长前往横滨勘察灾情，由于灾情惨烈，“其情形有非特别筹措不足以资援救者”，所以庄录等4人先行回国，“筹商捐务”[12]，东京救护事宜，全权委托牛惠霖医务长代理。9月21日医疗队已在东京高数町麻布区设立临时医院，主要为日本灾民提供医疗服务，同时“日赴华侨收容所，为华侨诊治病症，并分遣队员至横滨从事救护难民。”[13]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医队在东京从事医疗救护三个星期，期间，还与日本赤十字社同甘共苦、精诚合作，“负责病榻40余号”，等到病人“病势伤势，均已恢复，无复需其诊治”，才于10月6日从横滨启程回国。[14]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医队日本之行的目的，固然是“救灾恤邻”，但于“恤邻之外，原以疗治灾胞，及救运灾胞，为第一要义。”[15]旅日侨胞在这次大浩劫中损失惨重，据统计，地震中死难华人约2000人，伤约3000人，尚有近万人流落街头，苦不堪言。他们多为工人、学生、商人，遭此大难，思归心切。因此，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医队在与日本赤十字社合力救治日本难民的同时，与神户中华会馆合作，以资遣难侨为“第一要义”。[16]
上海总办事处作为联络中外的调度机构，负责将每日到沪的归国难民、伤病者送往红十字会各医院治疗，健康者给以衣食川资助其返乡，并派医生看护随同护理。此次归国难民，以温州人居多，由红十字会直接派船及医生看护送抵温州的就有7次。[17]
中国红十字会的“热心”捐助以及派队赴日救护的善行义举，深得日本政府、社会各界的称赞和敬佩。神户商业会议所长致函庄录云：“此次敝国遭灾，乃蒙阁下亲临，代表贵国对于敝国实心体恤，极为诚挚，吾等不胜感激，且深悉此等美善之意，必使两国交谊更亲密。”[18]日本外务大臣也来电称谢：“前接震灾之报，立即委派救护医队，与日本赤十字社救护部协力进行，从事恳挚之救护，是以帝国政府深为感谢。”[19]
此外，日本派出以臼井哲夫等组成的“国民表谢团”来华答谢。11月21日还专程到上海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拜谢，称“此次贵国人民，对于敝国震灾所给予伟大之同情，与贵会派遣医队之协助，殊足使敝国上下一致感动。此次来沪，敬表谢意，极希望此后中日两国国民益臻亲善之意。”[20] 中国红十字会对日本震灾的救助，加深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
三、协助日侨回国，友好访问日本
19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希望因为战争滞留在华的日本人尽快回国以及在押于中国的日本战犯获得释放，但是由于日本的反华政策，中日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官方往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民间组织积极协助日侨回国，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1953年2月，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和日中友好协会三个团体的代表来到北京，同中国红十字会商谈协助愿意回国日侨的来船手续以及其他各项具体问题。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首席代表廖承志在协助日侨归国问题第一次正式会谈上说：“我们愿意协助一切愿意回国的日侨都能回到日本去。现在中国的日侨大致有3万左右，各地有关部门正在办理日侨的回国申请，并按照一般外侨申请出国办法办理手续。……此外，中国红十字会为了照顾日侨的困难，对他们从开始集中到上船前的费用愿意帮助解决。”[21]中国红十字会周密考虑，统筹兼顾，从日侨的实际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促成日侨回国。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下，从1953年3月到10月，总共有七批日侨回国，总人数达26026名。至此，日侨分批回国宣告顺利结束。同时，按照签订的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的公报第12条，在今后如仍有个别日侨愿意返回日本时，中国红十字会愿意继续给以协助。[22]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协助日侨回国之举，受到日本人民的赞誉。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4年10月24日，中国红十字代表团一行10人应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的邀请，在团长李德全率领下，由北京出发，对日本作了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当时中日关系极不正常，美国、台湾和日本右派都阻挠中国红十字代表团访问日本，但最终在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红十字会访问日本得以成行。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把中国人民要和日本人民长期友好和平共处的意愿和决心转告给日本人民，增进友谊；二是利用这次机会与日本红十字会等三团体商洽有关协助日侨归国问题，把在中国的日本战犯名单带给日本。
中国代表团到达日本后，共参加了19次各界、各团体和各地方代表的欢迎大会、座谈会、宴会和茶会，并举行了13次记者招待会、播音和电视广播，对日本的各阶层诚恳地、详细地表达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关于中日友好的主张和愿望，受到日本人民和日本各方面的热烈欢迎。访日期间，代表团访问了东京、京都、大阪、名古屋和神户等大城市，参观了日本红十字会的设施、日本的陶瓷工厂、丝织工厂、电视设备，观摩了日本歌舞伎与“文乐”（木偶戏）的演出，广泛地接触了日本的各团体和社会各阶层，包括各民主党派、经济界团体、学术文化界、新闻出版界、妇女团体、医学界、宗教界、工会团体、农会方面等。在接触中，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和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就有关协助日侨回国的问题，继续进行了协商，并和日本各界广泛地交谈了有关中日关系、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等问题。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听到了日本各阶层热望中日友好、要求加强往来和恢复中日正常关系的呼声。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是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民间使节访问日本的，它是战后去日本作友好访问的新中国的第一个代表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往来的一个新发展。随后中日民间团体往来频繁，经济交往也有很大的发展，签订了不少协定，为中日正常外交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周总理曾说：“这样先从民间的频繁来往并且达成协议开始，把两国的关系大大发展，最后就剩下在外交上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常关系了。我们这样的作法，可以说是在国际关系史上创造了新的范例。”[23]
中国红十字会对日交往，虽然在不同时期，重心有所侧重，但是始终服务于中日友好，对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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