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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至2012年红十字运动研究综述
郭进萍
红十字运动研究自上世纪末进入学术界视野以来方兴未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鉴于此前已有多篇相关研究综述对红运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加以梳理[1]，笔者仅就近两年来红十字运动研究现状略作考察，以期对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一
2011至2012年，红十字运动研究继续推进。相关专著达10余部之多，主要集中在专题研究、区域研究和资料整理等方面。
专题研究方面，以救护总队和红十字外交为重头。《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2]一书运用大量历史档案，对战时救护总队的组建、组织体系、救护总队与战时三合一政策、救护总队抗战救护工作及防疫工作进行了条分缕析，比较完整地再现了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历史风貌。《中国红十字外交，1949—2009》[3]则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间的红十字外交作了开创性研究，分析了红十字外交在战争、和平及祖国统一等不同场域所发挥的作用，对深化红十字运动研究，丰富“红十字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区域研究方面，则呈现遍地开花之势。2011年，一些地方借庆祝红会百年华诞之机，相继推出了《山西省红十字会百年史》、《苏州红十字会百年纪事》、《百年红十字运动在成都》、《济南市红十字会百年大事记》、《厦门红十字百年回望》、《山东红十字会百年史》等著作，蔚为大观。2012年《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4]一书的出版，堪称一大亮点。该书在时间上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百年历史，在区域上覆盖长三角、华东、江西、安徽、山东、江苏等地，在内容上涵盖组织建设、战争救护、灾害救济、疫疠防治、红十字青少年运动以及新时期的“生命工程”等领域，再现了区域红十字运动发展的几个断面。更可贵者，该书还对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的理论作了探讨，建构了区域研究的对象、结构与方法，颇有指导意义。此外，《四川灾后重建志》、《中山慈善万人行研究（1988-2010）》、《南汇红十字志》等著作的出版，也都拓宽了区域研究的广度。
为突破资料建设滞后的瓶颈，以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两年间相继出版了4卷本230万字的长篇巨制《〈申报〉上的红十字》[5]以及60万字的《<大公报>上的红十字》[6]，两相参照，堪称近代红十字运动研究的资料宝库，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为推进红十字运动当代史研究，池子华等又主编了《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2005—2009》[7]一书，记载了5年来红十字会重大活动和与红十字会相关的历史事件，是一部检索现时段红会史事的重要工具书。
此外，《红十字运动研究》2011年卷、2012年卷、《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红十字事业管理》、《联手的力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5·12”灾后重建公开招标项目评估报告》等著作也都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内容。
二
近两年来，关于红十字运动研究的论文发表了不少，接近50篇，涉及红十字危机管理、组织建设、社会救助、国际交往等多个领域，既有历史审视，更有现实思考，也有热点反思，丰富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内容。下面拟就其讨论的若干焦点问题，概述如次。
（一）抗战中的红十字会
对抗战时期红十字会的研究是近两年来的一个热点，涉及组织建设、抗战救护、难民救济、红十字外交及国际援华等领域。池子华撰文从分会组织建设及其成效、“红十字周”：征募工作的新范式、社会服务与社会救助及争取外援的“外交”四个部分系统考察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内务”与“外交”[8]。戴斌武重点考察了战时三合一政策的推动、运作和贯彻实况，指出救护总队在贯彻战时三合一政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9]董根明分别从征求会员运动、重视培训医护人员及救护伤病兵、难民等方面对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整建与救护工作作了梳理，并顺带论及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指出“将国际红十字组织所奉行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相结合，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行动的思想指引。”[10]孙语圣撰文从昭告日军侵华野蛮行径、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接受境外捐助、出席国际红十字会大会及援外活动等方面概述了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外交活动，称“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对外交往，是战时中国外交的主要组成部分。”[11]阎智海从国际红十字组织援华的背景、概况、渠道、特点、成效及影响等方面系统考察了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援华活动。[12]此外，董晓航、高翔宇也对国际红十字会对华援助的概况、特点和意义作了考察。[13]
（二）社会救助
关于医疗卫生领域的社会救助，研究成果聚焦在疫疠防治和红十字医院两大方面。关于疫疠防治，李慧对1912—1937年间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华东地区疫疠防治的史实作了系统考察，分别阐述了红会的预防和救治措施，探讨红会的疫疠防治举措对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14]池子华、郭进萍以1918年浙江时疫救治为中心，对红十字会在此次活动中的得失进行透视。[15]在红十字会医院的研究上，向常水专门考察了湖南红十字医院的创办、改组、活动及其在医疗慈善事业中的地位，指出“它为当时湖南的战地救护、疫病防治、卫生普及、公益捐助贡献良多，有力促进了湖南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有效缓解了战乱灾荒时期的人道危机。”[16]蒋露对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在1904—1927年间的建立、发展概况及其社会影响作了初步梳理。[17]
社会服务方面，高鹏程对抗战复员时期红十字会沙眼防治的动因、措施和特点做了考察，指出沙眼防治成效的取得“与其说是红十字会作为医疗社团的民间行为，不如说是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医疗服务机构的政府行为。红十字会沙眼防治实质上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着手卫生建设的取向。”[18]吕志茹集中考察了“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冬令救济工作的缘起、措施、物资来源和工作局限。[19]兰艳则重点梳理了1949至1978年间中国红十字会的国内外救助活动，包括国内赈灾救灾、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战地救护、协助日侨归国、国际灾难援助等方面[20]，书写了红十字会在建国初期的博爱襟怀。
（三）国际交往
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参与国际交往是红十字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上文提到的抗战时期红十字会的外交活动及国际援华行动外，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援外活动也是学界的考察热点。围绕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援救活动，池子华、代华相继撰文对这场灾害的特征、日本当局的救灾路径以及处置灾害的特点作了阐述[21]，并专门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在这场震灾中的救援行动，揭示此次援救活动人道、理性的特点。[22]孙语圣侧重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援史实，指出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发起成立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派医疗队前往日本救护；千方百计地将在日华人分批运送回国，并及时给予安顿和治疗；接待日本访华道谢团代表，积极推动中日民间外交，以期改善中日关系。[23]中国红十字会的援外行动充分彰显了红十字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四）危机管理
2011年，“万元餐”、“网络事件”的相继发生给红十字会系统带来巨大冲击。如何应对危机，提升公信力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学界、业界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从红十字会产生危机的原因、危机管理的策略等层面作了有益的探讨。关于红十字会产生危机的原因，刘畔指出长期的官办官化是导致红十字会出现信任危机的根本原因，解决之道在于红十字会要去官办性，回归其民间性。[24]杨红星、郑红艳则指出管理体制的错位是红十字会信任危机频现的一个重要根源。[25]郭进萍以“微薄风波”为个案，重点梳理了这一危机所涉及的几个重点问题，指出红十字公信力的建立与官办抑或民办，没有必然联系，关键在于加强监管、问责等制度建设。[26]
就危机管理的策略而言，池子华、邓通强调要关注危机协调和沟通能力，构筑危机救援联动机制并建立新闻发言人制 度。[27]张立明、刘斌、张孚传也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建立危机处理预警应对机制，密切与主流媒体的合作关系，建立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性。[28]李建强从公益项目合作的规则性和制度化、款物运作过程的透明性和公开性以及志愿服务的广泛性和专业化层面探索红十字信任危机中的发展之路[29]。黄震也强调慈善组织要从信任危机中突围，须整合各方力量，从制度（包括信息公开机制、投诉处理机制、审查机制和履约评估机制等）、法律、宣传、自律联盟、理论研究等方面多管齐下[30]。上述文章均强调在加强危机管理能力中制度建设的核心地位。此外，李燕萍等引入组织合法性理论，以中国红十字会危机处理为例，讨论了组织合法性获得与维护的策略，指出“中国红十字会在面对危机时采取了较多的叙述与辩护策略，而较少运用印象管理与愿景展现策略，自始至终都围绕着‘郭美美事件’被动地进行叙述与辩护，以维护自身的形象和声誉，而缺乏在更大范围内对其行动与作为的印象管理与愿景展现，这不仅使组织合法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公众认同与支持该机构的广泛基础”[31]，颇有启发意义。
（五）其他
关于辛亥革命与红十字运动，池子华撰文分别对辛亥革命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双向互动以及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新建分会的数量进行了考察和确认。[32]李松则着重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获得新发展的动因，指出“惨烈的战争环境、开明的政治环境、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红十字会在此阶段的发展动因。”[33]
关于红十字会与政府和政治的关系，羡萌通过考察民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机构、运作方式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指出“既与政府合作、又适度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民间慈善救济团体的一个重要特征”[34]，也是红十字会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徐国普则系统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江苏红十字会所经历的两次组织整顿，揭示“红十字会的组织发展，总体上与社会运行呈正相关关系”的特点[35]。杨红星、郑红艳以“金门协议”的签订为个案，考察了红十字会在两岸关系变迁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指出红十字会是打开两岸关系坚冰的使者。[36]
在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理论方面，崔家田强调红运史研究重心应向地方分会适当下移，研究中心进行适时调整，加强并深化“作为语境的红会”与“作为人的红会”的研究，以期实现红会研究从“以红会为红会”到“以红会为材料”的研究范式调整。[37]
此外，还有系列文章对红十字会的募捐活动、高校红十字志愿者组织、红十字备灾救灾体系建设及海上红十字地带[38]等问题展开积极探索。篇幅所限，在此不赘。值得注意的是，红十字事业的发展现状为红十字运动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领地，对红十字事业现实问题的积极关注是近两年来红十字理论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三
两年来，红十字运动研究蓬勃开展，无论是研究时段、领域抑或资料建设都得到进一步拓宽和推进，但总体看来，有关红十字运动的研究尚存在思维模式有待更新，研究内容需要拓展，资料的征引范围需要扩大等问题。
首先是研究的不平衡性，研究领域有待拓宽。
目前红运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红会热点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红会历史功绩的概述性、专题性和区域性研究等领域。其中也存在对某一专题开展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倾向，加之研究者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和商榷，形不成对某一问题的学术争鸣，使得研究范围虽然比较集中，却给人零碎之感，难成体系。而对红十字运动多边关系（如红十字运动与本土慈善文化、关键人物、舆论宣传的关系等等）及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研究则成果稀少，几乎形成“断层”。在笔者看来，大力挖掘红十字历史文化遗产不失为拓宽研究领域的一个着眼点。一方面，红十字运动在一百多年人道救助实践中所积淀的宝贵经验需要挖掘和总结。比如红十字会与大众媒体的不解之缘及动员民众参与红十字事业的理论探索。另一方面，红十字运动史所遗留的诸多谜团也有待破解。比如红十字文化是如何本土化的？一般民众对红十字会的响应力如何？标榜民主和科学的知识分子对红十字会基于功利的迷信宣传又作何反馈？又比如红十字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意区分自己与其他慈善团体的不同，并公开宣称慈善事业是功利的、消极的，而红十字事业则具有服务性和积极性。这种对慈善认识的转变，个中缘由何在？颇耐人寻味。这些谜团无疑为红运史研究呈现了广袤的领地。
其次，研究视角和方法比较单一，学理性亟待加强。
研究者大多将红十字运动史置于社会保障史、灾荒史的视野下进行考察，侧重史实的叙述，结论往往归于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彰显或对社会的调节控制作用这个刻板的套路中。问题意识的缺乏加之历史文献分析法的局限，使红会史研究很容易陷入叠床架屋的困境，缺少整体史的学术关怀。以区域研究为例，目前，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虽蔚然成风，但大多属于红十字运动的“区域化取向”，骨架虽有却缺少血肉。或许可以套用苏全有对铁路史研究的话语来形容红运史区域研究的尴尬处境，“就区域而言，存在着广袤的处女地有待开垦，就是已有研究之省份、地区也大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因为现存对各地红会史的研究往往是平面描述，理论色彩淡漠，深度不够，缺乏富有启迪性的剖析。”[39]因此，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区域研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在研究中必须放开视野，跳出区域的束缚，大力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彰显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的学理性。事实上，所谓区域并非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系统。所以在开展研究时须着眼于探讨区域各要素（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等）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勾连关系，一方面探寻红十字运动的普遍性、规律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彰显独特性和典范性。
再次，要高度重视档案在研究中的地位。
随着大批档案资料的解密，尤其是晚清外交孤本档案和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馆藏档案的公布，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在成立前后的许多历史谜团也得以解开，官方的力量可以说自始至终都参与其间，这可以厘清和修正关于红十字会起源的一些看法。再者，档案中涉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大量的交涉实况，对早期红十字外交研究也大有裨益。此外，红十字会救济华侨和俘虏的资料也很集中。因而，从时段上看，可以对晚清和北洋时期的红十字运动史实进行深入开掘。
总之，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红十字运动研究存在广阔的开拓空间，而且无学科门户之见，对任何愿意耕耘这块沃土的学者都随时敞开大门，期待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繁荣景象。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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