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传统慈善事业的转型与红十字登陆中国
王同灿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历经唐、宋、明、清等朝,出现繁荣景象。晚清时期,传统慈善事业开始发生变化。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下,具有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得以萌生,旧式善堂善会逐渐转变为近代慈善团体。伴随着传统慈善事业的转型,红十字登陆中国。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一些考察。
一、慈善事业转型的原因
传统慈善事业以“民本主义”、“儒家‘仁爱’思想”、“佛家慈悲心和因果报应”、“道家劝善思想”为思想基础[①],然历经千余年演变,弊端日见暴露,如“重养轻教”等问题日见突出。近代以来,慈善理念开始转变,由“重养轻教”转变为“教养兼施”,[②]其中缘由可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民间有识之士的反思
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面对现实,“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近代慈善理念得以酝酿萌生,慈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开始踏上近代转型之路。[③]
冯桂芬是较早主张学习西方的典型代表。早在天平天国战争时期,冯桂芬避居上海,期间阅读大量西方书籍,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与改革的必要性。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后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此同时,他的慈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收贫民议》一书即主张学习西方教养贫民的方法,且详细介绍了荷兰的养贫、教贫二局,乞丐、老幼残疾均可入局养之,少壮则入教局。冯主张传承我国古代慈善救济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荷兰、瑞典等国经验,于传统善堂中收养“民间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及“赌博、斗殴、窃贼初犯未入罪而遇赦若期满回籍”之人,教授以“耕田治圃及凡技艺、严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顽梗”,化良局则“专收妓女,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三年保释”。[④]这些主张明显突破传统慈善机构偏重“养”的观念,转向“教养并重”,扩大了传统慈善事业的内容,可以说冯桂芬是推动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近代转型的领军人物。
无独有偶,著名的思想家陈炽的慈善思想与冯不谋而合。陈认为“彼泰西诸国之善举,法良意美,规制精详,有必应仿而行之者厥有八事”,其中八事即施医院、育婴会、义学堂、养老院、老儒会、绣花局、养废疾院、养瞽堂。陈强调须学习西方慈善机构教养兼施之法,以克服我国传统慈善机构重养轻教的不足。慈善家经元善则于实践行动中得出“教养兼施”的理论,同仁辅元堂及协赈公所为其筹建,在救济华北灾荒、教养贫民方面成就显著,因此声名远扬。然晚清以来,特别是戊戌维新时期,经元善认识到传统救济方法的不足,提出“养与教同为仁政”,主张救急不如救贫,强调“善后之法”,即“兴农开荒”和“课工教艺”,注重教授谋生技艺,主张将善堂改为工艺院,学习外国先进生产技术。[⑤]
在有识之士的积极普及下,西方慈善理念在中国广泛传播,与中国传统慈善思想不断交融,为传统慈善事业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官方的积极推动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先进性,开始从“天朝上国”迷梦中清醒。以恭亲王奕为代表的中央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主张“师夷长技”,掀起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在“师夷”气氛的渲染下,西方的先进思想包括慈善理念也陆续传入中国。
此外,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西式思想观念、科技文化的不断冲击;中国内部天灾人祸横行,政局急剧变革、经济社会不断变迁、人口跨区域大流动等诸多因素导致传统慈善事业日渐式微,推动近代慈善事业日益勃兴。[⑥]
官方和众多民间思想家的共同作用下,西方慈善理念在中国慈善界广为传播,且得到认可,由此成为传统慈善机构转型的原始动力。中国传统慈善思想不断吸取西方先进慈善理念和方法,大大加速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步伐。为红十字——西方先进慈善思想文化结晶——顺利登陆中国奠定基础。
二、慈善事业转型的表现
在新的慈善理念的导向下,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开始转型,主要表现以下两方面:
一则范围的扩大。慈善机构救助范围扩大包括两个方面:一、救助对象范围的扩大。传统慈善机构的救助对象往往仅限于本地区,且具有严格的道德要求,道德不良者不在救助范围之内。近代以来产生的慈善救济机构,如洗心局、迁善局、济良所等,专门以无业流民、不肖子孙、地痞无赖、轻罪犯人和妓女为收容改造对象,救助对象范围明显扩大。二、慈善机构的多样化。近代新出现的慈善机构如工艺局、戒烟所等,尤其是戊戌维新时期新出现的阅报会、阅书会、戒烟会、不缠足会、新学堂及地方保卫局等机构,[⑦]较之传统的恤孤、养老、恤剺、施医药棺冢等较为多样,慈善机构已经开始向具有近代色彩的社会公益机构转型。
二则救助内容的转变。传统民间慈善活动的内容莫过于育婴、恤嫠、施棺、施粥等方面,属于救人生命之类的急赈或散赈,受助对象均为遭灾遇祸、生计困窘之人。这种办法“重养而轻教”,为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救济。近代以来的慈善机构“教养兼施”色彩较为浓重。王卫平先生以天津广仁堂为例窥探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得出结论:“广仁堂与传统善堂不同,它对收养的孩童根据其资质分别进行读书识字、刊印制衣,对老农教以种法,对妇女教其纺纱织布。它是一个‘兼筹教养’,于教、养中更重视教,并能因材施教的近代机构,天津广仁堂可以视为一典型的教养并重慈善救济机构。”后来出现的“工艺局”、“贫民习艺所”中分设小学堂和工艺所,“工艺,男孤分藤、木、农、织四科;女孤分缝纫、烹饪、图画、造花、刺绣五科”;“凡男女贫儿合格者,得保证入院,照两等小学章程,分班教授,高等毕业者入艺科〔或酌送中学〕,艺科为木工、漆工、印刷、图画、音乐、保姆、产婆、看护妇、农桑、裁缝、刺绣编物、造花、机织、革工、烹饪等科。”[⑧]教以技艺为传统慈善机构未闻,“教养兼施”可谓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近代转型中最明显的体现。
传统慈善事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具有近代慈善理念的新型慈善机构的出现。红十字会作为西方慈善组织,采用西方慈善理念和救济方法致力于战争、灾荒救济,于中国慈善事业转型期间登陆中国。作为西方舶来品,红十字会之所以登陆中国,无疑迎合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近代转型的需求。
三、红十字登陆中国
红十字会孕育于西方慈善思想,从“救伤瘗亡”到“人道、博爱、奉献”均与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大致相通,可谓红会得以登陆中国的最主要原因。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前,经历了启蒙宣传的过程,《申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等报刊对红会理念进行传播,尤其是《申报》的宣传尤为得力。红十字会逐渐为国人所认识。1904年3月,在日俄战争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红十字会诞生,并开展人道救援行动,也体现出转型时期中国慈善事业的特征。
一则救助范围的广泛性。红会于战争救护中“不分畛域、一体救护”,[⑨]救护伤兵的同时,亦不忽视对难民的救助,如日俄战争的摧残导致东三省地区“生产凋敝、难民身无长物、流离失所、嗷嗷待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积极行动。[⑩]据统计,三年内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灾民总人数达46.7万人[11]。红会通过散放急赈,设立平粜局平抑粮价,开办留养院救助妇女、儿童、老弱残疾,资遣难民等救助受灾民众,同时在社会各界的积极捐助下取得了巨大成效。[12]红会副会长沈敦和指出,“遇战事,疗伤瘞骼,固其天职,而平时济荒赈济,亦其当尽之义务。”[13]表明红会顺应时势开始由单纯的战争救护向赈灾救荒、社会服务等方面扩展。值得一提的是,红十字会为国际性组织,救济对象没有国家、种族、宗教、党派之分,远比转型时中国慈善事业的救济范围更广。
二则救助内容上注重“教养兼施”。红会秉承人道主义从事战争救护、灾荒救济的工作,但并非简单的救人性命。红会在救伤瘞亡、开设办平粜局调节粮价赈济灾民的同时开办留养院、妇孺留养所等,对救济对象进行教育培训,《申报》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俯拾皆是,如“在留养院里对遭难妇孺、幼孩,不仅使妇孺得以寄宿,并且‘每日教以浅近工艺、并略识字母’”[14];“教授妇孺以浅近字义及寻常手工,每日以二、三小时为教课时间”[15];“红十字会妇孺留养院日来留养妇孺骤增至一百九十余人,日间教以字义、手工、唱歌运动,诚无微不至”[16];“妇女、手工幼童体操后,请来宾参观寄宿所、养病室、浅近识字处、手工处及沐浴室,成衣处布置井然。”[17]除此之外,红会积极与学校合作,进行慈善教育宣传,如“沪上各学校发行之慈善,其第一期所收之报资分缴中国红十字会救济妇孺会及孤儿院等处充作善举,今第二期亦特通吿各处即日清缴以便分送各善团,至第三期业已发刊订于阴历十一月十五日出版¼¼不久将通吿招生云”[18]。由此可以看出,“教养兼施”亦为红会救助理念,与近代慈善事业不谋而合。
红会在战地救护、灾荒救济、社会救助等人道主义行动中,无不体现“兼筹教养”慈善理念,推动红会由单纯战争救护团体发展成为从事人道主义救助事业的社会团体。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组织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并以自身的不断发展加速着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步伐。如果说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要破旧立新的话,红十字会正是转型时期中国慈善事业的不二选择。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