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

施肇曾与觉园佛教净业社慈善事业

彭腾飞

施肇曾（1867—1945），字鹿珊，号省之，苏州吴江震泽人。与王震（字一亭）、黄庆澜（字涵之）、关炯（字絅之）一起被称为上海居士佛教界的“三之一亭”，享誉全国。晚清、民国间施肇曾先后任纽约正领事官、汉阳铁厂提调、京汉铁路南段会办、陇海铁路督办等职，领导了世界佛教居士林和觉园佛教净业社，其中担任觉园佛教净业社董事长、社长长达10年，在任期间，极力扭转以往居士莲社只为谈聚静居之所的形象，以化度群生、自利利他为宗旨，推行弘化与慈善并举，将觉园净业社打造成慈善组织。本文就此问题作一概述。

一、自办慈善活动

1922年5月，世界佛教居士林迁回锡金公所后，爱文义路原有至林址改名为上海佛教净业社，经沈惺叔、关炯二居士苦心经营，净业社内规模初具。1926年，施肇曾、王震、沈惺叔、关炯等制定净业社简章，以集合在家善信皈依佛教专修念佛法门兼修教典，广行善举为宗旨，设立念佛堂、阅经室、学教部、放生会四部门，决定暂不推举社长，设社董以管理日常事务，特殊事务开董事会决议。^[1]简章制定后，众居士公推施肇曾为董事长，黄庆澜、王震、简玉阶等居士为社董。鉴于爱文义路的社址“赁庑寄篱，终非久计”^[2]，施肇曾等居士与简济善堂主人简玉阶等相商，得简氏捐助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赫德路的菩提精舍和低价转让宅地27余亩，并于该年夏进行扩建，至年底完工。完工后的新社址被定名为“觉园”，“上海佛教净业社”从此被称为“觉园佛教净业社”。1926年12月21日，觉园净业社正式开幕，施肇曾被推为社长，直至1935年卸任。^[3]觉园佛教净业社成立不久即设立慈善部，并制定慈善部简章，规定了慈善部的社会慈善范围。

（一）常规活动

为救助城市贫民，民国期间上海的众多慈善团体都将施医、施药、施衣、施粥、施材等慈善服务作为自己的常规工作，觉园佛教净业社作为居士佛教组织也不例外，由慈善部负责组织、管理和运作，常年开展施医、施药、施衣、施粥、施材等常规性慈善活动。

施诊是慈善部常年办理的慈善项目，除星期日及节假日停诊外，每天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开门应诊。1927年3月起，慈善部聘请中医徐筱农、汪寿安、白宾南及西医朱铭昌等著名沪上医师在净业社内常年义务施诊。病人看病只需缴纳十枚铜元的挂号金，实在无力者可免交，倘系赤贫，还能免费得到适量的药品，如要提前诊治则要被收取特别挂号金小洋二角。[4]病人可以自由选择中西医治疗，“愿就中医者由中医治之，愿就西医者由西医治之，惟须按照中西医施诊时间来社，过时不诊”[5]。除常规施诊外，慈善部每年夏初还为孩童免费施种牛痘以防时疫。净业社聘请的中西医都是沪上著名医师，医术高超，如西医朱铭昌曾治愈一名右手骨碎的机厂工人，使其免于残疾，这名之前遍访中西而不得治的工人特地登《申报》致谢。[6]如此，净业社的施诊行动受到外国友人的关注，1932年10月，旅德美侨慕尔夫人同法国邬兰南医学博士参观净业社，慕尔夫人详询施诊情形，得知该社每年施诊24000余人，施药20000余帖，中西医士4人又均系常年义务担任，谓为成绩优良，极为满意，邬博士还应允担任该社常年义务医生。[7]净业社施诊所因常年施诊给药，声名远播，诊务日繁，施肇曾、关炯特聘名医唐吉父于上午九时至十二时担任义务诊席，一时间“贫病踵接、户为之塞”。[8]在当时天时不正的上海，净业社的施诊诚为贫病者的福音。

慈善部还定期办理施药、施衣、施米事宜，如夏令，酌量施送各种暑药，冬季酌派事务员居住社区调查最为贫苦者，酌给棉衣裤，确系平民者，施送米票。[9]

（二）特色活动

1927年2月下旬，北伐东路军与孙传芳部激战于沪杭铁路附近的松江石湖荡，民众流离失所，纷纷赴沪避难。净业社社长施肇曾、关烱等鉴于时局纷纭，悯念战地贫苦，妇孺无法脱离危险，积极部署救援行动。首先，“邀集社中同人王震、简玉阶、周肇甫等开会集议决定赁屋举办难民收容所，嘱文牍员撰缮呈文报请地方官厅立案保护外并将该收容所应用旗帜及人员所用徽章一并呈请备案”。[10]第八军毕军长暨公共租界工部局复函，对净业社设立收容所表示赞许，并承诺对难民一体保护，收容所事宜也很快落实，向静安寺主持云谷和尚商借得寺屋10余间，并于大庭张盖席篷，地面高铺竹木以便多所收容。[11]其次，请松江乡绅吴存甫转告松江红十字分会，请他们将所收避难妇孺送至净业社留养。2月16日，即接到中国红十字总会总办事处自松江等处运来的避难妇孺200余人，僱用大号汽车分批运至收容所。[12]最后，积极筹措行动经费，截至2月14日，收容所共收到捐款洋3630元，其中施肇曾、庞莱臣、徐冠南各捐洋500元。[13]各方筹备就绪，即开始接纳难民。三四日间即收容难民500余人，房屋不敷居住，盛庄太夫人慷慨借静安寺路两所半宽大屋，净业社救济妇孺第二收容所得以成立。[14]收容所内，除解决难民日常生活起居外，还推选教员为儿童“每日授课，以免失学”[15]，并对“留所妇孺一律施种牛痘”[16]。此外，净业社还安排居士每天早晨“带领收容人员念佛，饫闻精妙之佛法”[17]，可为净业社收容所一大特色。

接收难民的同时，净业社亦组织人员赴前线开展救援行动。2月底，北伐军与孙传芳军在闸北火车站一带交战，一时枪声大作。战事正酣时，净业社派遣救护员分头乘坐汽车于枪林弹雨中冒险前往救护，救出小学生30余人，妇孺10余名，分送静安寺路第二所收容，另有流弹击伤者2人送正德医院救治。[18]至22日孙军溃散，北伐军占领闸北车站，上海战争宣告结束，救援行动告终。

于是，净业社积极组织资遣难民回籍。事实上，上海战事尚未结束，壮年难民（多为宁波、绍兴籍军队拉夫）已被陆续安排回籍，而妇孺等弱小难民600余人则继续留在收容所等待周边战事结束。2月30日，净业社僱用大号汽车分批将妇孺护送至码头，乘坐红十字会安排的轮船回松江，且按名酌发津贴，其中年老、孤寡、贫穷无告者另行酌加，并送给衣被，难民等无不称颂功德。[19]

此次松江兵灾，净业社收容所前后共收避难妇孺700余人，花费洋万余元，如此巨款幸赖诸大居士及上海各界的慷慨赞助。难民收容所发起人施肇曾等对此次收容难民规划周详，净业社众居士冒生命危险赴前线营救难民及辛勤照料难民，使得此次收容难民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二、联合其它慈善团体组织慈善活动

觉园佛教净业社独自办理慈善的同时，还经常补助其它慈善组织，对于自身人力、财力不足，无力独办的慈善活动则与上海其它慈善组织合作办理。施肇曾在觉园佛教净业社社长任期内，领导该社同沪上慈善组织合作办理的最大慈善活动当为救济1928年粤、鲁两省灾荒。

1928年初，海陆丰遭兵灾，“各地道上行人非踏尸不能经过，所有支解形骸都为野兽啮食，种种惨状笔难尽述”。与此同时，山东60余县发生灾荒，兖州、临沂、曹县等地最重，“水旱兵匪重重，灾劫尤为亘古未有之惨，良懦之民大抵将门堵塞合家饿毙死者不计其数，少壮者逃往大连，沿途卖儿卖女，一儿之值仅洋三元”[20]。济南各慈善团虽广施粥，但灾民麕集，杯水车薪，亟需外界救助。

2月下旬，印光、谛闲大师及施肇曾、王震、史量才、关炯等居士在觉园佛教净业社组织中华佛教粤鲁赈灾协会，积极向上海各界募集赈灾款。在王震等的推动下，中华佛教粤鲁赈灾协会与中国济生会展开合作，前者将所募之款交与后者，后者负责实地放赈。因赈灾协会设于净业社内，且净业社正副社长施肇曾、关炯、黄庆澜均为赈灾协会主要发起人，故赈灾协会实由觉园佛教净业社操办，协会所募捐款也由慈善部经收。赈灾协会通过《申报》、《新闻报》等报纸发布募款消息，通过居士捐物义卖等方式募集善款，至4月下旬共募款28000余元，并陆续交由济生会派员放赈。[21]

灾情愈演愈烈，5月2日，黄以霖、王震、庄得之、王典章、施肇曾、关炯、黄庆澜等发起成立上海临时义赈会。[22]临时义赈会除自行募款和赈灾，还起到联合沪上慈善团体的作用。它组织中国济生会、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中华佛教粤鲁赈灾协会等慈善团体联席会议，协调各慈善组织分工和划分在山东的赈灾区域，极大提高了募款能力和赈灾效率。[23]同为赈灾协会和临时义赈会发起人的施肇曾、关炯、黄庆澜，以觉园佛教净业社为媒介，极力促成两会的协作，将赈灾协会所募之款拨予临时义赈会及其合作慈善团体。至6月22日，赈灾协会募款58900余元（其中净业社慈善部经收25300余元），分别拨付直鲁赈灾委员会20000元、临时义赈会20000元、中国济生会10000元、广东总商会4000元、华洋义赈会1000元。[24]9月15日，赈灾协会结束会务，将所募赈款8600余元拨助华北灾赈会、上海华洋义赈会，剩余洋3000元交与净业社慈善部酌量拨赈。[25]

三、慈善活动的特点

觉园佛教净业社作为民间宗教慈善组织，它是构成民国时期上海整体慈善机构网络的重要一环。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觉园佛教净业社的慈善活动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体现了居士佛教慈善的人间化。民国初年，庙产兴学再次兴起，引发社会各界对佛教空前质疑，佛教面临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对危机，太虚法师适时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改革思想，得到了佛教乃至世俗各界的响应。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的突出特点是要求佛教信徒投身于社会公益，力行慈善。太虚认为佛教之大慈悲“普度有情，尤以布施为第一法门”[26]，同孔子所说的仁、墨子所说的兼爱是不谋而合，都是博爱。面对佛教的颓败及世俗社会的不解与排斥，太虚疾呼“吾教固能以慈善为怀，济人救世，社会将欢迎之、信仰之不暇，又何凌侮诋诬之有乎？”[27]于是，太虚大师定期在世界佛教居士林、觉园净业社讲经说法，诸大居士深受感染。另外，施肇曾等居士在组织佛教维持会护卫教产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加强佛教同世俗社会联系的必要性，应积极开展社会慈善以博得世俗社会对佛教的认同。觉园佛教净业社和世界佛教居士林推行的施诊、施药、施衣及救济难民等慈善活动无不体现关心社会疾苦，救民于水火的人间化特征。正因如样，上海居士佛教得到了上海各界的支持，影响力日渐扩大。

其次，推动居士佛教组织慈善理念的转型。上海居士界领袖施肇曾、王震、关炯、黄庆澜等大居士均为当时的绅商名流，他们都具有多重复杂的社会身份，但都基于实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兴办和参与了众多慈善事业，成为上海著名的大慈善家。灾难发生，施肇曾等积极号召，各界云集景从，短时内即可募得巨额捐款。施肇曾等入主净业社后，出于慈善家的本心，将净业社发展为慈善平台，开展慈善救济。其领导净业社的10年间，办理收容所、施诊、施衣、施米所费“不下二万余金”[28]，如此巨额经费，没有大居士们的积极奔走、筹划是万不能成的。总的来说，施肇曾大居士的加入，给居士佛教慈善事业带来极大的影响与变革，促使居士佛教摆脱单纯功利化的“积善行德”，而体现出服务社会、奉献人群，以及心系民族与国家危亡的近代慈善理念之转型。

其三，慈善形式呈现多样化、制度细致化以及跨地域的特点。净业社虽对传统形式佛教慈善有所继承，如施诊、施药、施粥等。然其在实施对象、业务等均发生了变化，实施对象上，不再仅是“供养沙门”，而是覆盖到城市贫困民众，救助已不再局限于病人、老人与极贫之人，而扩大为战争难民、一般灾民、妇孺。业务上，广泛开展灾荒赈济、战时难民救助等新形式的佛教慈善活动。就空间覆盖范围而言，净业社的佛教慈善已经突破了地域性的局限，救济扩展到华东、华北、西北等地。

在施肇曾等大居士的领导下，觉园佛教净业社成为与世界佛教居士林并驾齐驱的佛教慈善组织，且与后者共同构成了整个上海居士佛教，在民国上海慈善组织中占有重要一席。觉园佛教净业社与世界佛教居士林通过各种开放性的慈善形式与社会形成广泛连接，从而打破了传统佛教的封闭性、保守性与自养惰性，积极进行赈灾救济、战时救助，表现出强烈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是中国佛教近代“入世转向”的重要表征。施肇曾等大居士以宗教热诚投身慈善事业而关注社会，不断扩大个人对社会负有的责任，通过这些社会慈善事业，也扩大了上海居士佛教的社会影响。对于当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