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思考】

“两论一动”理论研究综述

池子华

 

自2013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建敏会长提出“两论一动”以来，学界、业界对此开展了理论探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令人鼓舞。对这些研究成果，本文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一、“两论一动”的提出

华建敏会长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两论一动”是在2013年7月23日，当日他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九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上要求：“各级红十字会在下半年的工作中突出要抓好‘两论一动’。‘两论’就是舆论和理论，要有针对性地做好舆论工作，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红十字事业；要深化红十字理论的研究，把红十字会建设成社会道德的制高点。‘一动’就是行动，行动最有说服力，也最富感染力，要继续全力争取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为困难群众办更多的好事实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人道需求。”[①]

2013年9月24日至29日，华建敏会长在江苏苏州、无锡、南通调研红十字会工作时强调“着力抓好‘两论一动’，以红十字舆论宣传为先导，以红十字理论研究为依托，大张旗鼓地开展红十字行动，扩大红十字影响力。”[②]

2013年10月15日，华建敏会长对江西省红十字会工作进行调研时，再次强调“红十字会要坚持抓好‘两论一动’，即抓理论、舆论和行动。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又是做好舆论工作的基础。没有舆论工作，再好的理论也会缺乏影响力。但是光有理论和舆论也不行，关键在于行动，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③]

2013年12月11日，华建敏会长到海南省红十字会调研时，又一次强调，“做好当前红十字会工作，要突出强化‘两论一动’。‘两论’：一是抓舆论。舆论是极其重要的阵地，网络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对于负面舆论，我们不仅要勇于应对，还要善于应对。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对红十字会的认识仍然存在误区，我们要加大舆论宣传的力度，纠正过来。二是抓理论。要认真研究红十字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红十字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把人道精神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人道精神。海南是苏东坡流放的地方，群众受苏东坡文化影响较深。苏东坡的思想当中不乏慈善公益的理念，苏东坡倡导的义诊等活动传递出仁爱情怀。这些人道理念与我们今天讲的红十字精神在内涵上高度一致，比红十字运动的诞生要早800多年。要加强对苏东坡人道情怀的挖掘和研究，引导群众理解、参与红十字人道行动。‘一动’即行动，行动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百说不如一做，倡导人道、博爱、奉献精神，需要宣传，更需要采取实际行动，用行动影响公众。”[④]

2014年1月18至19日，中国红十字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华建敏会长发表重要讲话，重申要抓好“两论一动”，他强调，“2014年各级红十字会在全面履行职责的同时，要着重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增强阵地意识，抓好舆论宣传。要用事实说话，坚决维护红会的声誉；要公开透明，把红会已经做的、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事告诉大家；要争取媒体的支持，广泛宣传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二是抓好理论研究工作，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要把红会110年的历史看做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和资源，深入总结历史经验；要立足于当前急需回答的实际问题，以理论成果指导和推动实践；要深刻阐述‘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宗旨，把红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体系讲清楚，让人民群众都能理解和认同；要强调红会工作的本质是守住生命底线和道德底线；要研究红会的体制、机制和法制问题及内部治理结构建设。三是突出重点，以服务困难群众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要下更大力气抓好群众性急救培训；要抓住制约‘三献’工作瓶颈，构建有效可靠的制度保障；要抓住‘一老一少’两个最需要关爱的群体，竭尽所能提供人道服务。”[⑤]

2014年2月12日，天津市红十字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华建敏会长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指出“要做好舆论工作、理论工作，抓好实际行动。各级红会要进一步增强阵地意识，传播社会正能量，广泛宣传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弘扬正气、崇德向善；在理论研究上深耕细作，充分挖掘红十字精神内涵，把红十字运动本质的精神要素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进一步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勤勉务实、砥砺奋进，为守住人民生命和健康底线做出不懈努力。”他勉励天津红会“要争当贯彻落实‘两论一动’的排头兵，各项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⑥]

华建敏会长对“两论一动”的强调和内涵的阐述，引起学界、业界的共同关注，如何落实“两论一动”，成为2014年理论探索的热点问题。

 

二、最初的探索

最初的探索始于2013年华建敏会长首次提出“两论一动”不久，从10月15日开始，《中国红十字报》连续推出4篇文章，为“两论一动”理论研究“预热”。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副总编吕进福以“学习华建敏会长‘两论一动'重要指示体会”为副题的3篇评论——《既要“砍柴”又要“磨刀”》、《扎实做好舆论工作》、《关键是要“动”起来》，从宏观的角度，对“两论一动”进行解读。

《既要“砍柴”又要“磨刀”——学习华建敏会长“两论一动”重要指示体会之一》一文，对“理论”问题进行阐述，认为“百年红十字的沧桑经历、深厚历史，为红十字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资料和素材，等待挖掘整理；不同发展阶段的生动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实践，强烈呼唤相关研究总结其经验，探寻其规律，提炼其精华，升华其理念，形成内涵丰富、概括凝练的理论和文化。”然而，与波澜壮阔的红十字实践相比，红十字理论研究却基本付之阙如，长期跛足而行。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和严重不平衡，使理论成为掣肘事业发展的明显的“短板”。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理论研究。理论与实践是驱动事业之“双轮”，是事业腾飞之“两翼”，二者同等重要，未可偏废。没有实践的进步，理论将成无源之水，陷入空洞乏味；没有理论的创新，实践将失去目标和方向，陷入盲目和冲动。重实践轻理论，重理论轻实践，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的认识和做法。理论与实践并重，才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至于红十字理论研究的内容，作者认为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红十字运动自身的史、论和实务研究，即运动发展历史（包括国际红十字运动、中国红十字运动）、红十字基本理论、红十字基本业务等三个方面；二是红十字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作者强调，在研究过程中，要致力于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创新，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基础。要创新思想观念，积极推动方式方法和手段创新、话语体系创新，增强议题设置能力，敢于提出新思想、新观点。要克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切实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一切从实际出发。[⑦]

《扎实做好舆论工作——学习华建敏会长“两论一动”重要指示体会之二》一文，就如何做好“舆论”工作，进行探究，认为“正确认识新媒体特点是做好舆论工作的重要前提”，因为，经过“网络事件”无情洗礼，全国红十字系统近距离“领教”了网络的“厉害”。但基于多数工作人员不识“网情”的现状，未来一定时期内仍应将学习、了解网络和网络舆论的性质、特点列为全国红十字人的“必修课”。只有全面、深刻地了解、认识包括网络在内的新媒体及社会舆论的新特点，才能更具针对性地采取得力措施，有效应对各种复杂局面。这其中正确认识舆论和舆情、正确认识网络和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正确认识以网络舆论为代表的舆论，至关重要。文章指出，“学会在新媒体的海洋里游泳是做好舆论工作的关键。”这就要求红十字人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要抓住网上舆论这个“重中之重”，要坚持创新与合作，提高正面宣传的质量和水平，而建立舆情研判机制和磋商制度，也十分必要。有条件的地方，要培养自己的网络舆情分析师，设立自己的网络舆情监测室，随时收集网民观点和态度，及时捕捉网民对红会工作的疑虑、误解甚至歪曲和谣言，确保在应对突发事件、社会热点事件时不失声、不缺席。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形成自己的舆情磋商研判机制、舆情处置联动机制，使舆情应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⑧]

《关键是要“动”起来——学习华建敏会长“两论一动”重要指示体会之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世情、国情、社情的巨大变化产生了新情况，新情况带来了新问题，新问题带来了新挑战，使处于变革发展期的中国红十字事业面临严峻挑战，包括社会转型深入发展带来新挑战、新媒体超常规发展带来新挑战以及人道事业深入发展带来新挑战。同时，也面临诸多历史发展机遇：一是十八大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表明社会建设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二是中央领导对红十字事业的坚定支持；三是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四是国家果断打击网络谣言，净化各项事业发展环境；五是红十字系统理顺管理体制等工作正在释放发展红利；六是人道需求与爱心资源持续同步增长。可以说，中国红十字事业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因此，要抓住机遇，“大张旗鼓地开展红十字行动”。行动是最响亮的宣示，最有力的证明，最能赢得良好口碑。只有“大张旗鼓地开展红十字行动”，才能化解并战胜挑战，才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只有“大张旗鼓地开展红十字行动”，才能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伟大实践中，检验并实现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充分体现理论的指导作用；才能使舆论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不断提升和完善，充分体现舆论的先导作用。这是挑战、机遇和行动的辩证法，也是理论、舆论和行动的辩证法。要在改革进程中做强核心业务；要注重声誉风险管理，切实做好舆论工作；多管齐下改变现状，做好理论研究工作。[⑨]

池子华、郝如一的文章《红十字运动舆论与理论建设思考》，首先分析了“两论”现状，认为有进展但不理想。进展表现在：总会关于“三重赋权”、“核心业务”、“红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慈善机构”等理论观点的提出，思路清晰，颇具新意；《中国红十字报》理论专版坚持开办，成为全国红会系统唯一理论研究交流平台；部分省市在理论探讨、历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不同成果。但是，全国红会系统“两论”建设明显做得不够。究其原因，首先是认识上存在三个误区：一是认为理论研究无关紧要，二是认为理论研究是单纯的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三是认为理论研究只须关注当下，研究历史没必要。其次，总会对地方红会的舆论和理论工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指导，各地红会又缺乏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的舆论宣传。各地红会理顺管理体制后，许多地方红会领导来自系统之外，本就对红会缺乏了解，偏偏我们又拿不出“像样的理论”进行指导。加上在应对网络媒体上的认识失准、方法失误、效果失灵，当网络谣言不断袭来时，频频陷入“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窘境也就在所难免。严峻的事实警示我们，红会系统改变舆论引导方法、理论研究缺失的局面已迫在眉睫。文章就如何开展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提出构想：首先，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广泛开展区域性研究。指导各地红会积极创造条件寻求与当地高校合作，红会出资、提供开展研究的“原料”，借助“外脑”，建立专业研究基地。研究方向以当地红十字工作涉及的范围为主，从历史与发展、当下与未来、经验与教训、特色与品牌、机构与管理、实务与理念、制度与法规、职能与义务等方面进行微观与宏观并举的研究。各地研究基地可依托高校及科研单位，在省级红会协调下进行整合。总会负责协调各基地间的横向合作，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宏观指导，实现基地间的优势互补，协同配合，错位发展，充分发挥各个基地在不同研究领域的积聚、带动、辐射和引领作用。其次，建立全国性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和研究人才培训机构。一是由总会携手红十字运动研究做得好的高校和科研单位联合成立“中国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中心”，既开展自己的课题研究，又指导各研究基地工作。二是结合红会在职干部继续教育制度的实施，委托有条件的高校开办红运研究生班，从总会和各地红会选拔人员予以培养，毕业后承认研究生学历。三是委托红运研究成果多的高校定向招收全日制脱产硕博研究生，毕业后充实各级红会专职干部队伍。四是考虑和高校合作，开设专门的红十字学院。再次，创立以红十字运动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红十字学”。所谓“红十字学”，就是以红十字运动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由一系列分支学科组成，包括红十字法学、红十字医学、红十字社会学、红十字文化学、红十字管理学、红十字伦理学、红十字灾害学、红十字历史学等[⑩]。
   以上4篇文章，对“两论一动”的内涵，贯彻“两论一动”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如何开展“两论一动”的研究，进行了阐述。应该说，4篇文章的发表，引起全国红十字系统的高度关注，由此引发了“两论一动”研究的热潮。

 

三 “‘两论一动’与红十字事业发展”座谈会推波助澜

经过2013年的预热，2014年以来，“两论一动”研究，在《中国红十字报》“‘两论一动’大家谈”征文活动的推动下，持续升温（下文详叙）。在此过程中，“‘两论一动’与红十字事业发展”座谈会，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加强红十字工作交流与理论研讨，推动红十字事业创新发展，2014年5月15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与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上海市红十字会协办，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嘉定研究基地）承办的“‘两论一动’与红十字事业发展座谈会”在嘉定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上海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马强、副会长张钢，嘉定区委副书记周金林，嘉定区副区长、红十字会会长李原，嘉定区政协副主席章宇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社长吴苾雯、副社长吕进福，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以及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业界、学界代表80余人出席座谈会。会上，举行了《嘉定红十字历史编年实录（1918―2013）》首发仪式，马强、章宇慧分别为街镇红十字会代表、志愿者代表授书。该书分上、下两卷，作为池子华教授总主编的“红十字文化丛书”之一种，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展示了90年来红十字精神在嘉定薪火相传的历程。

本次座谈会收到的交流论文有《让红十字精神无处不在》（潭智英）、《“两论一动”推进志愿服务团队建设》（瞿大我）、《坚持“四个创新”保持“四个增强”——嘉定区红十字会依法推进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的实践与探索》（张丽萍）、《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再论红十字会职能的科学定位与有效履行》（孟纬鸿）、《准确定位、明确职责、合理分工》（胡晓强）、《行动是最好的“品牌”》（丁超英）、《青岛红十字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李然）、《慈善传统与嘉定红十字事业发展》（陶继明、江汉洪）、《红十字理论研究：“心动”与“行动”》（池子华）、《建立理论研究“保障机制”》（池子华）、《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十字精神的契合与践行——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述的体会》（郝如一、刘 斌）、《“两论一动”及其他》（吕进福）、《“救”在身边：红十字会与应急救护普及》（崔龙健）、《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与抗战救护》（池子华、丁泽丽）、《菲律宾“海燕”风灾与红十字会的国际救援》（李欣栩）、《于田地震与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庞向南）、《借、推、引——基层红十字行动的软实力》（傅琦红、严明强）、《人人都是宣传员》（严明强）、《关于红十字会公信力建设的思考》（傅琦红）等，共计19篇，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两论一动”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践探索和重要意义。

为展示本次座谈会的成果，进一步推动“两论一动”的贯彻落实，5月23日《中国红十字报》整版推出了《行动才是硬道理——“‘两论一动’与红十字事业发展座谈会”发言摘要》[11]，简要介绍如下：

孟纬鸿在《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的发言中指出，“硬实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是可感知、可量化的物态要素。《红十字会法》第十二条明确了红十字会的七项职责，其中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助等可量化的部分，就是红十字会硬实力的范畴。“软实力”也是一种能力，一个国家的强盛要靠软实力打造，一个组织的战斗力要靠软实力保证。红十字会软实力的核心就是具有鲜明红十字特色的文化，包括人道理念、“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国际人道法、七项基本原则、“红十字”标志等。“巧实力”是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实现系统目标的能力。如何科学配置、综合运用硬、软两种实力，构建新形势下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巧实力，“两论一动”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两论”将红十字会软实力的打造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抓舆论，在于改善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抓理论，加强红十字理论研究，有利于更加科学地界定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加强对人道行动的理论指导；“一动”作为人道行动的硬实力，只有在“两论”指引下，才能更加有效有力有作为；进而以行动力提升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以软实力展示硬形象。以“两论”和“一动”的科学配置构建红十字会的巧实力，正是“两论一动”的深刻思想内涵[12]。 

胡晓强在《优化上下级红十字会关系》的发言中强调，厘清上下级红十字会之间关系十分必要。首先，要准确定位。建议“红十字会法”修订时，增加“上级红十字会组织领导下级红十字会组织”、“下级红十字会组织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红十字会批准”等内容。上级红十字会在组织建设和人事任免上的主导权得以明确，对业务工作指导才会更加顺畅有力。其次，要明确职责。总会层面，应主要抓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总体规划的制定和工作方向的引领，议大政管大局办大事，为基层红十字会出政策、把方向；省级红十字会要根据总会的大政方针政策，协调出台符合当地实际、利于基层操作的实施办法，策划组织具有地方特色、基层可实施的项目；市、县级层面的红十字会，则应发挥紧接地气、贴近群众，运行机制灵活机动、体系开放、便捷高效等优势，解决上级红会延伸不到或无法顾及、百姓又期待的问题。第三，要合理分工。借鉴国外同行和国内其它系统做法，可将省级以上红十字会称为“上层”，把市、县级红十字会称为“基层”。上层要做大做强做优，包括做大人道事业、做强组织队伍、做优品牌项目；基层要做细做活做精，包括做细“三救三献”规定动作、做活特色自选动作、做精亮点项目[13]。

李然在《红十字文化建设思与行》的发言中，结合青岛市红十字会的实践探索，分享文化建设的经验：一是深度挖掘红十字历史，丰富红十字文化理论体系。青岛市红十字会成立了红十字文化研究会，依托中国海洋大学成立了红十字文化与公益组织研究中心，启动了国际红十字运动历史文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战争受难者的保护》的翻译工作，完成了20余万字的《青岛红十字会百年史》编纂，翻译出版了《红十字之父——亨利·杜南传》和《红十字之魂——古斯塔夫·莫瓦尼埃传》两本传记。举办了“一个设想的由来——纪念国际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逝世100周年”报告会。上述历史文献的出版和纪念活动，展现了红十字的人道主义光辉，激励着广大红十字工作者和民众积极投身人道慈善事业。二是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创新红十字文化理论体系。近年来，青岛市红十字会将文化建设和人道传播融入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大局，不断赋予红十字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红会以“人人做微尘，共创文明城”为主题，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等部门共同举办“我和我的城市共奋进”系列活动，开展“博爱人间，微尘公益大行动”，弘扬正能量。三是坚持理念与行动并行，增强红十字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微尘公益行动典型，丰富发展了微尘公益品牌的内涵。历年的“微尘公益之星”评选活动，群众参与面、推荐人数屡创新高。这些先进典型事迹经媒体报道后，赢得了市民广泛认同，形成了学楷模、做公益的浓厚社会氛围[14]。

池子华在《理论研究：“心动”与“行动”》的发言中指出，红十字理论研究是“心动”与“行动”有机结合的过程。只有把“心动”与“行动”完美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开创理论研究的新境界。所谓“心动”，是指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红十字人内心深处激起的共振共鸣，由衷认识到理论研究对繁荣红十字文化，提升“软实力”，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特殊价值。“心动”是“行动”的内生动力。所谓“行动”，是指理论研究意识付诸实践的过程，是“心动”的外在表现，是理论自觉的“兑付”行为。进行理论研究，学界固然责无旁贷，也是每个红十字人的基本“业务”。他强调，从“心动”到“行动”，应该注意5个“结合”，即近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自力”与“借力”相结合、“互动”与“联动”相结合[15]。

傅琦红在《借势·推动·引发》的发言中认为，行动是理论与舆论的基础，理论与舆论的根基在于行动。创造性地开展红十字行动，正是新形势下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生命力所在。针对目前红十字组织机构的现实状况，在基层工作中要着力打造并发挥好红十字的软实力。她提出“在营造红十字发展环境上要善于借势”：善借政府之势，善借部门之力，善借媒体之功；“在发展红十字核心业务上要善于推动”：以项目化推动筹资建设，以制度化推动规范化建设，以透明化推动公信力建设；“在激发红十字博爱情怀上要善于引发”：在生命关爱上引发真心，在扶危济困上引发爱心，在志愿服务上引发恒心[16]。

张丽萍在《创新宣传载体建设》的发言中，介绍了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创新宣传载体的做法：一是加强基地建设，深化理论研究。嘉定区红十字会与苏州大学合作建立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嘉定研究基地，切实加强红十字文化理论研究，并开展嘉定红十字史料的收集编纂工作。70 余万字的《嘉定红十字历史编年实录》（上、下卷）于2014 年3 月出版。嘉定区红十字会还与嘉定区图书馆共建区红十字文化传播基地，开展红十字文化专题讲座等，进一步提高市民对红十字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二是加强阵地建设，扩大辐射范围。开通网站扩大了红十字宣传的覆盖面，创刊《嘉定红十字》扩大宣传阵地，依托区电视台、电台、报纸等新闻媒体进行专项宣传，扩大红十字会的社会知晓度。三是加强团队建设，形成长效机制，如成立文艺宣传志愿服务队，举行“爱，让世界更美好”演讲比赛，成立红十字宣讲团，深入街道、社区开展宣讲活动，扩大社会影响力。四是加强形象建设，传播正能量。如推出遗体捐献志愿者之歌——《生命之歌》、电视专题片《生命的华彩》、情景剧《大爱无疆》；承办上海市红会以“中华文化与红十字运动”为主题的国际论坛；每年“5·8”世界红十字日等重大纪念日组织开展红十字主题宣传活动，向社会传播博爱正能量[17]。

座谈会上，郭长江副会长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两论一动”是华建敏会长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敏锐观察当前形势提出的有丰富内涵的新思想，提出并明确了红十字会工作的目标、方向和工作重点，是对国务院25号文件的精确解读，是对红十字事业改革发展的具体指导。希望各地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对“两论一动”重要意义的认识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要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他强调，“两论一动”的核心是“行动”。“行动”是做好各项工作的第一要素，在红十字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中，“行动是硬道理，不行动没道理。小行动大问题，不行动全是问题”。[18]

本次座谈会的举行，进一步加强了红十字工作的交流，对推进“两论一动”理论研究、加快红十字事业创新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两论一动’大家谈”征文掀起高潮

为推进“两论一动”理论研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宣传部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共同发起“‘两论一动’大家谈”征文活动，《中国红十字报》并在2014年2月18日、21日、28日和3月4日连续发布《“‘两论一动’大家谈”征文启事》，决定在《中国红十字报》开辟“‘两论一动’大家谈”专栏，“欢迎广大红十字工作者踊跃投稿”；“来稿请结合当地红会特色工作和亮点，从理论、舆论、行动中的某个方面或与之相关的话题中，选择一个具体切入点，阐述个人独特的认识、体会与想法”；来稿要求“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不要空谈理论；主题要集中、突出、具体，不要泛泛而谈、面面俱到；2000字以内。来稿截止2014年6月底。”

征文活动得到积极回应，也把“两论一动”研究推向高潮。从2014年3月14日起，至8月1日，共发表专栏文章30余篇。现以综合、理论、舆论、行动为序（大致归类），综述如次：

（一）“两论一动”综合研究

王强在《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的文章中指出，红十字事业的发展需要理论支撑，需要社会关注，需要具体有效的实际行动。做好红十字工作，要实行平台式运作、品牌化服务，用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超前的思维，充分发挥红十字会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努力下活这盘人道好棋。要发挥好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要“做好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准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充分发挥志愿者队伍作用，促进社会认同”、“宣传好核心业务，赢得舆论支持”、“处理好与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关系，引领公益潮流”[19]。

郝如一、刘斌《“四大法宝”推进“两论一动”》一文认为，2010年6月，华建敏会长调研北京市红十字会工作时曾强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效的执行力、不竭的创造力、较强的公信力是各级红十字组织开展工作的法宝”。践行“两论一动”，重温“四大法宝”论述，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首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践行“两论一动”的原生动力；其次，有效的执行能力是践行“两论一动”的根本保证；再次，不竭的创造力是践行“两论一动”的活力之源；复次，较强的公信力是践行“两论一动”的生命力所在[20]。

胡晓强《理论自信舆论自觉方能行动自如》一文认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舆论是行动的催化剂，行动则是理论的体现和舆论的结晶。只有坚持理论自信，舆论自觉，才能做到行动自如。理论自信，要求推进理论创新，探索形式创新，要力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形成中国特色的红十字理论体系；舆论自觉，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舆论，要正确看待舆论，善于利用舆论，学会引导舆论；行动自如，是在理论自信、舆论自觉基础上的一种必然行为，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和舆论辅佐，行动自然就会挥洒自如，卓有成效[21]。

刘静《以“两论”为引擎以行动为抓手》一文认为，要加强“三种能力”建设，全方位占领舆论阵地，即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加强舆情分析应对能力建设、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协调能力建设；要区分层次，切中主题，强化理论研究，以理论指导各项工作全面开展；要准确领会，服务大局，强化执行落实，不仅要深刻领会上级各项政策精神，而且要主动融入政府工作大局，自觉结合当地政府的中心大局，抓好重点工作，为政府分忧，同时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主动做好老百姓期盼的事，夯实红十字事业的群众基础[22]。

瞿大我《“两论一动”与志愿服务团队建设》一文，以上海嘉定区红十字会为例，对志愿服务团队建设中贯彻“两论一动”进行思考，认为有三个方面的经验：首先，舆论先导，打造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品牌，包括发挥新闻媒体主渠道作用，营造有利于红十字品牌形象与品牌效应形成的舆论文化环境；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作转化，赋予红十字志愿服务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不断开辟红十字文化传播阵地，搭建联系群众与沟通百姓的桥梁。其次，行动主导，保持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生机活力，包括骨干引领，建立共同愿景；整合资源，开展各项活动；彰显人道，联系服务群众。再次，理论指导，夯实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发展基础，包括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规范管理机制、志愿者激励回馈机制[23]。

王鹏飞在《落实“两论一动”需扎根群众》一文中强调，“两论一动”最根本的要求是更好地为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谋福祉，因此，做好红十字会工作，必须“依靠群众，问计于民”、“了解群众，问需于民”、“服务群众，问效于民”。首先，高度关注民生，各项工作才能赢得群众满意；其次，切实转变作风，履职尽责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再次，建立健全机制，为民行动才能得到常态化运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深入一线，是落实“两论一动”的必然要求[24]。

曾凡国《以问题为导向促事业发展》一文认为，加强理论研究、把握舆论导向、规范救助行动，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长期任务，也是红十字事业发展中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一是要正确把握三者的定位。红十字会的理论研究、舆论导向和行动实践必须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主线。二是要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行动丰富理论，舆论则可以制约指导行动，三者既有辩证统一的关系，又有相互制约促进的作用。三是要正确运用三者力量。红十字理论可以明确方向和发展道路；正确的舆论引导可以对我们开展的各项工作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实干行动则是解决问题、取信于民、实现美好前景的重要途径[25]。

郑兰生《“四立”促红十字事业发展》一文认为，要让红十字真正“红”起来，践行“两论一动”是一条很好的途径。践行“两论一动”，红十字系统应加强 “立德、立信、立言和立行”建设：德为行之先，要通过一系列的立德措施，在全社会凝聚起一种“红会意识”； 信誉是红十字事业的生命，要通过一系列举措，在广大群众脑海中留下美好的“红会印象”； “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在全社会传递出“红会声音”；行动证明一切，要用实实在在的行动释放出“红会力量”[26]。

胡永明《借势·借力·借鉴》一文认为，应善借态势，加速推进“两论一动”，实现理论与实践“双轮”驱动。一是借政策支撑之势，二是借领导支持之势，三是借人道需求之势。加强舆论宣传，重塑形象，必须借力推动。一是借媒体资源之力，二是借社会支持之力，三是借品牌效应之力。加强理论研究，多借鉴别人成功经验。一是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之精华，二是借鉴相关学科理论研究之精髓，三是借鉴兄弟单位理论研究之经验[27]。

钱荷芳《抓住群众的“心”》一文认为，中国红十字会“抓舆论”、“抓理论”、“抓行动”，从根本来说是要抓群众的“心”。立足大众是基础，立足未来（青少年工作）是根本，立足“理”动人心，立足“情”感人心。中国红十字会只有认清自身，准确定位，精心谋划，让“红十字”以积极美好的形象走进大众心中，不断滋润信任的种子茁壮成长，才能使“红十字精神”成为一面旗帜在群众心中屹立不倒[28]。

（二）“两论一动”理论方面

华建敏会长格外重视理论研究。2010年3月27日专程到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调研。“两论一动”提出后，又于2013年9月25日出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苏州举行的“红十字理论研究座谈会”，强调要从九个方面加强红十字理论研究：一要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铭记红十字运动在中国坎坷曲折、风雨兼程的110年历史；二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抓好红十字会理论研究的总体规划，同时抓好当前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三要将红十字理论研究提升到核心价值观的高度，研究个性与共性关系，这是红十字会安身立命之所；四要认真研究红十字会的性质，不论说是“社会组织”，还是“人民团体”，都必须“三足鼎立”，即党委政府的领导、社会认同和支持、红十字会加强自身建设；五要守住生命的底线，守住人道这个道德的底线；六要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即人道领域的政府助手作用、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七要研究红十字会的法治与体制机制；八要完善治理结构，既要强化红会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又要抓好动员社会力量的结构载体；九要做好三件事，即落实好《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修订《红十字会法》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29]。“‘两论一动’大家谈”征文活动启动后，理论研究自然成为探讨的热点。

池子华《建立理论研究“保障机制”》一文认为，理论对红十字事业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理论研究也将会成为越来越多红会人的共识。如何推进理论研究，如何让理论研究“动”起来，需要组织实施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样需要客观的实现条件，即保障机制。保障机制的构建可以从“投入”、 “激励”、“平台”等方面入手。理论研究也是一种“能力建设”。只有建立健全保障机制，才能不断取得理论研究的新突破，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持[30]。

严晓凤在《理论研究需下大力气》一文中，结合苏州市红十字会在理论研究方面所做一些探索和成功经验，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理论与行动的融合，推动红十字事业更好更快发展，提出如下“路径”：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研究基本经验；立足现实，注重研究成果转化应用；规划先导，明晰理论研究框架体系；加强领导，创造良好科研条件。文章建议总会尽快建立理论研究会，对具有宏观性、普遍性、基础性问题进行研究，形成成果后指导全国实践；设立专项研究基金，推动理论研究的广泛开展[31]。

王冬梅在《加强理论指导实践研究》一文中，对浙江省红十字会坚持“大”“小”结合、“深”“实”相映，不断深化理论研究的做法和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大”处着眼，加强对宏观问题的思考，如通过每年的全省红十字会系统领导干部读书会，深化理论研究，对“能力建设抓什么”、“参与社会管理干什么”、“组织定位是什么”、“公信力建设做什么”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理清了发展思路；“深”处着力，加强对红十字运动历史的发掘，如以《浙江红十字运动史》编纂为契机，于“深”处着力，加强红十字理论研究。此外，“实”处着脚，加强对实际问题的调研；“小”处着手，加快对学校红十字课程的探索。这些都有助于理论研究的加强[32]。

（三）“两论一动”舆论方面

张玉欣《借梯上楼，建设宣传阵地》一文，结合哈尔滨市红十字会工作实际，强调地方红十字会要从狠抓舆论宣传入手，以实际行动传播红十字理念、践行红十字精神。一是将“两报”宣传舆论阵地建成交流经验的园地；二是将“借梯上楼”理念贯穿宣传舆论阵地建设始终，包括“借”市委、市政府及社会等各类媒体资源之力筑牢宣传阵地、“借”相关单位之力搭建新宣传阵地；三是宣传工作助推品牌项目发展[33]。

王冬梅《唱响红十字“好声音”》一文提出，坚持“三个强化”占据舆论高地。首先，强化宣传意识，构建利于事业发展的舆论环境，如浙江省红十字会会同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开展“最美浙江人——红十字感动人物”的评选宣传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其次，强化与媒体合作，营造良好的舆论场，一是聘请知名媒体人担任公益形象大使，建立重大活动参与机制；二是每年召开新闻媒体座谈会，建立定期沟通交流机制；三是定期开展红十字好新闻评选活动，建立好新闻采写激励机制。再次，强化自媒体建设，打造有效发声的舆论阵地[34]。

张春中《抓好舆论工作，释放人道能量》一文认为，对于红十字工作来说，“当务之急”是重视舆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各级红会要以抓舆论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扎实推动“两论一动”的贯彻落实，实现红十字事业快速发展、健康发展和科学发展。抓舆论工作，要着重抓好以下三点：抓信息宣传，抢占舆论高地；抓新闻发布，传播红会声音；抓网络舆情，引导公众认知[35]。

靳伟民《敬畏舆论》一文指出，舆论即大众的意见，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种力量。诚然，多数民众的意见也未必都对，但从历史潮流看，扭曲的社会价值观不会长久，顺乎民意，社会才能稳定、进步，组织才能生存、发展。敬畏舆论，不是消极地面对。舆论能推动社会进步也一定能阻碍社会发展，充分认识舆论的两面性，敬畏舆论就有了新的内涵，应积极引导舆论向有利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方向发展，避免负面舆论的影响。文章强调：尊重舆论，我们赢得尊重；研究舆论，我们有备无患；轻视舆论，我们将被民众抛弃[36]。

严明强《人人都是宣传员》一文认为，抓好红十字舆论建设，红会人人有责。唱响红十字好声音，每一个红十字人都要成为宣传员，都要成为鼓手，都要吹响舆论引导的号角。在舆论阵地上，每个红十字人不仅自身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红会，还要发动广大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对象、受助者及亲戚、朋友、同学进行宣传；当面宣传，用群众身边能够看得到的事实说话，更有说服力；应重视无声的宣传，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舆论环境，如接电话时亲切友好，爱心人士上门时起立迎接，交流时热情周到等，都是外界了解、评价红十字会最直接最显性的一面“镜子”，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宣传功效[37]。

池子华《构建红十字文化传播“多媒体”》一文指出，传播红十字文化是一项“文化工程”，是落实“两论一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方面，总会和各地红会都做出了许多值得肯定的努力。除报刊杂志之外，网络、QQ、微信等新媒体传播功能强大，效果也很显著，受到越来越多的红十字人的重视。除此之外，红十字会还应该不断发现、构建更多的传播介质，建设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多媒体”，如文艺作品、红十字文化用品、影视作品，都是传播的重要载体。只有不断拓宽传播渠道，才能构建、完善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多媒体”，也才能发挥强大的传播能量，为红十字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38]。

蒋欣春《舆论宣传：用好网络这一利器》一文认为，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一是做好宣传。要通过网络让社会了解红十字精神、工作原则、工作职能、组织构架和工作成绩，让社会搞清楚，红会是什么、做什么，减少“躺着中枪”事件的发生。二是加强沟通。要学会网络思维的模式，树立民主平等的观念，革除单方面宣传的弊端，学会与网民互动，注重社会的评价与反馈，消除大众对红会的误解。三是促进发展。要通过网络树立“开门办会”的思想，进一步规范工作制度，透明工作流程，吸纳更多的人参与红会事业。要用好网络这一利器，要求我们转变观念，加强网络宣传的学习；要强化内容，努力让自己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重点；要注重方式，充分尊重网络的运行模式[39]。

俞坚、张涛《舆论宣传六招鲜》一文认为，做好红十字会业务工作固然重要，但是“宣传开道，舆论先行”同样不容忽视。红十字会做了大量的人道工作，如果不能及时宣传和传播，就无法达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红十字会工作的目的。文章结合常州市红十字会在舆论宣传方面所做的探索，认为舆论宣传应注意“六招鲜”：畅通宣传渠道、组建宣传队伍、打造宣传平台、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巩固宣传成果[40]。

戴凤华《主动打好宣传战》一文认为，舆论是广大民众的呼声，是公众的意见或言论。舆论本身是否客观、真实，在于宣传的导向是否正确、是否有说服力。这就要求红十字会善用媒体导向作用，主张参与式宣传，还原真相；针对民众关心、媒体关注的问题，主动“爆料”；加强与媒体合作，尤其是新媒体，让“别人”说；强化自身力量，主动发出正面声音，减少猜疑。舆论是把双刃剑，面对舆论监督的重重阻力，红十字会任重而道远[41]。

涂文涛《红十字文化传播八个关键词》一文认为，华建敏会长强调要认真研究红十字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红十字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把人道精神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人道精神。文章认为，研究红十字理念，播扬红十字文化，要以八个关键词统领，即展示、传递、示范、传承、升华、牵引、凝炼、固化。通过这些方式，使红十字文化在社会中传播[42]。

周庆津、王友国《有导向，有内容，有创新》一文指出，舆论宣传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必须始终坚持服务民生，要为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服务，为“三救”、“三献”核心业务服务，为推进社会文明进步服务；必须大力推进改革创新，首先要具备引导舆论所必须的知识储备、工作作风、责任观念和道德修养，其次要加大各级红十字会门户网站建设，第三要整合多种媒体宣传资源，尤其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在舆论传播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43]。

（四）“两论一动”行动方面

丁超英《行动是最好的“品牌”》一文，以上海浦东新区红十字会为例，说明如何以行动为抓手，以创新为动力，推动红十字基层组织科学发展：理念驱动，用行动夯实基础；管理驱动，用行动突破瓶颈；机制驱动，用行动探索创新；效能驱动，用行动打造品牌。通过这些方式，不断增强基层组织的生机和活力，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并将“博爱家园”等项目建设成为红十字组织服务社会、群众欢迎的品牌[44]。

王冬梅在《念好四字诀提升行动力》一文中，总结浙江省红十字会的实践，认为凝聚人道力量，改善最易受损群体境况，关键在行动。浙江省红十字会坚持念好“快”、“优”、“实”、“爱”四字诀，不断提升行动能力，切实履行人道组织使命。具体而言，应急救援“快”当先，救护培训“优”为本，人道救助“实”惠民，生命关爱“爱”蕴怀。念好这“四字诀”，对提升红十字会“行动”能力，至关重要[45]。

李金生《红十字会更要以民为本》一文认为，红十字会是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是直接面对和服务于广大群众的社会救助团体，秉承“一切来自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红十字工作离开群众这一土壤，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红十字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客观反映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里、心里。因此，红十字工作只有走进群众中间，贴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好务，才无愧时代的要求和红十字会的宗旨[46]。

王达《唯有行动铸品牌》一文指出，口碑从来都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如十年时间，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从默默无闻起步，从一部老式电话、几张办公桌做起，做到今天超过185万的库容量，实现4200余例捐献，为近4万人提供查询，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道品牌，归根结底就靠两个字——行动。这项伟大人道事业的成功说明，无论时局怎样变幻，时代如何变迁，只要坚持行动，以行动引领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方向，时刻关注弱势群体的人道需求，就一定有人看得见、听得见，继续赋予历尽沧桑的中国红十字会青春和活力[47]。

严明强《红会发展须养浩然正气》一文认为，浩然正气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精神财富的精髓。发展红十字事业，更需每一个红十字人养就浩然正气。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豪情，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志，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愿，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钢筋铁骨，在全国红十字系统树立昂扬正气，必能促进红十字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养浩然正气，包括正容——外表之正、正行——举止之正、正心——态度之正、正德——品德之正。浩然正气沛沛乎充盈于红十字行动中，那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保证和基础[48]。

张春中《行动应树立“三观”》一文认为，行动是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硬道理”。要行动，需做到“四个更”，即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人道领域助手作用，更加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更加重视和凸显民间外交重要渠道的作用，更加突出地做好精神文明建设生力军。在当前形势下，红十字会要奋力行动，迫切需要树立“三观”，即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拓展红会触角，进一步树立“根基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对外交流，进一步树立“人才观”； 加强整合能力建设，围绕中心工作，进一步树立“大局观”[49]。

贺方红《结合实际积极“行动”》一文认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必须见之于切实有效的行动。坚定理念自信、精神自信、价值自信三个“自信”，紧贴实情“谋”思路；构建组织、责任、管理三大体系，积极行动“促”执行；要认真谋划红十字舆论宣传，加强社会舆情监控，健全完善制度体系，加强机关自身建设，形成合力“保”落实[50]。

杨笑《以行动为红十字事业添光彩》一文提出，在实际工作中，通过一系列制度规则，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努力做到公开、透明、高效、规范，切实保障捐赠人、受益人和社会公众的合理权益。同时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综合性监督体系和评估体系，发挥好舆论监督的作用。在加强基层组织与队伍建设上，推动红十字会在乡村、街道、社区、医院、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建立基层组织，并将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整体规划[51]。

戴莹《耕耘好我们的精神家园》一文认为，在丰富多彩的红十字实践活动中，我们会惊喜地发现，有爱的人、有爱的故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宝藏就在红十字会“大家庭”里。这个“家”不仅值得我们去热爱，去依赖，更需要我们不遗余力地去打造，去经营。红十字会就是红十字人的“家”，它给我们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从事红十字会工作，是耕耘精神家园的最好职业。因为红十字会是人道理念的传播者，是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守护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者[52]。

 

 

五、“两论一动”研究展望

从以上的综述可以看出，“两论一动”研究不仅成为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热点，引人瞩目，而且的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不同的侧面，诠释了“两论一动”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两论一动”事关中国红十字事业的长远发展，相关的研究，可以肯定地说，不会就此止步。虽然《中国红十字报》“‘两论一动’大家谈”专栏可能会告一段落，但对“两论一动”的理论探究，没有“休止符”。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舆论宣传，还是行动执行，都是永恒的课题。可以预见的是，对“两论一动”的研究，会呈现这样几个动向：

一是“两论一动”研究向纵深和宽广推进。对“两论一动”的内涵、外延以及如何深度开展“两论一动”研究，学业、业界都会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更深入的思考、探讨，从而促进“两论一动”研究走向多元。这也要求研究者不断拓宽研究面，放宽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

二是“两论”会更多地落实在行动上。“两论一动”关键在于“行动”。理论研究如何推进，如何从“心动”付诸“行动”，取得成效，更好地指导“行动”；舆情的检测，舆论的应对，宣传与传播方式、手段、路径的创新，传播平台的构建与完善，都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举措，使“两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有理由相信，各地红会一定会采取“行动”，加大力度，使“两论”真正落到实处。

三是更加注重“行动”的理论升华。“三救”、“三献”是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各地红会都围绕这些业务，开展工作。但长期以来，红十字会只顾埋头苦干，一些好的经验、做法，也很少进行理论升华。这种局面，相信随着“两论一动”研究的深入，必定有所改观。总结“行动”中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有助于更好地开展“行动”，这样的理念，已经得到广泛认可。注重“行动”的理论提炼、概况、升华，成为“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可以预期的。

总之，“两论一动”研究，顺应了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这对繁荣红十字文化，促进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裨益良多。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