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浅析陈鹏年的社会救济政策

——以“治理苏州”为中心

岳梦影

陈鹏年（1663–1723），字北溟，号沧州，湖南湘潭人。他于康熙三十年（1691）考中进士，历任浙江西安县知县、江南山阳县知县、海州直隶州知州、江宁府知府、苏州知府、河道总督，政绩显著。为官期间，陈鹏年始终坚持“立足民情、以民为本”的思想。康熙四十七年（1708），陈鹏年任苏州知府之后，针对当时苏州地区水旱灾害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采取了多种有效的慈善救济方式，如粮食救济、疫病救助、捐建义学等，为当地慈善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粮食救济

据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十七年（1708），苏州地区水旱灾害严重，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现象层出不穷。针对当时严重的民生问题，出任苏州知府的陈鹏年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救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首先，设厂煮赈。设厂煮赈可谓是最为直观和有效的救济方式，它能够满足百姓对粮食的一时之需，缓解短期内的灾情。但是，灾情的发展使得清朝政府难以支撑越来越多的灾民数量以及逐渐增加的粮食需求，如“自十二月初一日始，至二月终止，共煮赈三个月，计每县米数不足三千石，每县每日饥民各厂三、四万人，为期三月之久，实难周边。”[①]为此，陈鹏年“设法劝捐，赖各绅衿义民，踊跃争先煮赈” ^[②]，即采取劝捐的方式，利用绅衿义民的富余之便来继续维持粥厂，满足受灾百姓每日对粮食的基本需求。但由于天气愈加炎热、人员数量不断增多，散粥厂被迫停止，改以分发每人一定数量的粮食，来弥补粥厂停供的不足。与前人不同的是，陈鹏年采取多种方法交替并用来分派粮食，并不仅仅局限于粥赈、米赈中的任一种方法，减少了水旱灾害后的再生灾害。

其次，平抑米价。就这一措施而言，陈鹏年并不是利用政府之权来强行控制米价的上涨，而是通过改变供需关系来达到平抑米价的目的。对于灾民来说，清政府和富商义民所捐赈的粮食只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燃眉之急，不能作为长久之计。陈鹏年指出：“详请给批令，商民自贩，咨邻省免其阻勒，轻其关钞，苏州发批一百八十余张，陆续贩来米三十余万石，令其流通浙省，照价买卖，毫无阻滞。是以米商云集，目下楚米在枫桥者，止价一两三钱五、六分，较之从前似觉稍平。”[③]换言之，陈鹏年利用百姓对粮食的供需关系，进行自觉调节粮价高、粮源少的问题。这一做法通过行省之间的商贾买卖、政府的有效调节，不断提高粮食的供应量，达到粮价得到平抑、粮食来源不断充足的效果。

再次，力促积贮。水旱灾害严重破坏苏州府的粮食收种，极其容易出现青黄不接的状况。陈鹏年指出：“其真正穷民未经种莳者，量力赈助，仍押令插完，计不下二千余金。各州县势难遍及，亦令设法多方救援。今苏属麦虽歉收，稻已布插十分八九，未种者亦渐次告完。”[④]“恪勤公”[⑤]主张通过强制督促和帮扶栽种两种方法促使百姓完成粮食的种植量，重视灾后粮食的种植，认为不能错过稻粮种植的最佳时期，避免出现因今年灾荒而影响来年收成的现象。虽然粮食栽种及时，但是仍不能解决荒年米粮短缺的问题。因而除了主张及时种植，他还提出以积贮之法弥补助民插莳方法的不足，指出：“由六月以至秋成，遥遥数月乏食，穷民尚觉度日如年，万一再加亢旱，则江南数百万生灵尽填沟壑……为今之计，惟急急讲救积贮之法，止有开事例可行。”[⑥]

“民以食为天”，陈鹏年对于粮食救济，采取了多渠道、多方法交替使用的方式，改变了以前单一的粮食救助模式，注重发挥商民的积极性，利用他们对粮食的贸易需求来完成区域间粮食的调配，可谓粮食救助方式的创新之处。

二、疫病救助

江南地区严重的水旱灾害不仅仅导致了受灾地区的米粮短缺，还引发了许多次生灾害，“阴雨连绵，二麦朽坏，疫病流行。”[⑦]疫病的流行，进一步导致了受灾区“十室九空”、百姓“鸠形鹄面”的现象。为此，陈鹏年在担任苏州知府之时，多次主张设立医药局，防治疫病的传染与蔓延，如“今吴郡自饥馑之后，复遭疫气，虽无道殣相望，亦有溝壑堪忧，欲拯阽危，莫先医药，兹以郡城内外，广设医药局，多延国医俾病者，有所资而求者，无不应此。”[⑧]再如，“奉宪设立药局，府城内圆妙观及六门共七处。”[⑨]广设医药局，遍及城厢内外，从时间上、空间上保证了百姓就医的可能性与及时性。

同时，陈鹏年还主张派人深入民间，采取流动式医药救助方式。陈鹏年“恐乡村贫病之民无力插蒔，分遣幕僚、教职杂员，携带药饵钱米，沿村查察”[⑩]。对于那些身在偏远乡村、无力支付医药费和路费的灾民，陈鹏年或支派幕僚、或倚仗绅衿义民，携带药物，深入穷乡偏区，沿村查勘，试图以流动排查的方式，完成对偏远地区村民的疾病医治，弥补医药局的设立在空间上的不足。对于患疫病较重者，或协助掩埋遗骨，或设法救治，最终“死者十分二、三，又设法掩埋，今疫病亦渐痊可矣”[11]，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医药局的设立，虽然多是奉皇帝之命，但是清朝中央政府的资金毕竟有限，无法支持庞大的医药开支，这就需要各地政府开源节流。“节流”集中体现在疫病救助所采取的不同方式，而“开源”则体现在如何扩大医药资金的来源。陈鹏年在秉承皇帝旨意的基础上，极力游说、倡导富户义民、乡绅义士致力于医药捐助、资金帮扶，如“自五月初一日起，至六月终止，以两月为期，每日计费四、五十金，共需费三千金。止据各宪协捐银八百两余，据士民捐助。”[12]再如，“亦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义也，但为费甚重，独立维艰，今蒙上游倡捐于前，更望好义诸君乐助于后。”[13]可以说，士民捐助是防治灾民疫病的重要经济来源，所获资金之多则可归功于陈鹏年游说之力，而固定地点医治和流动查勘方式的相互结合，更是陈鹏年在疾病防治上的创新。

三、劝建义学

自古以来，江南人文荟萃，注重文化传承。陈鹏年尤重教育，“然吾之所期于沈子者，则更有进焉。士不唯无文之患而学，行不修品节，不立其祸，遂中于人心、风俗而靡有底止。心术之外，无文章也；人品之外，无风雅也。”[14]虽然吴郡的传统风俗足以满足百姓人性、品格的基本养成，但是却无法满足诸子义学的传授、诸生鸿途之志的展现。陈鹏年指出：“诏郡国立义学，盖虑家塾难徧，父兄多不能率其子弟，而又贫者，无以为读书之资，聚之于义学，以造就之。”[15]况且，“吴郡自子游倡学，东南文学甲于天下。然俗多柔靡，往往以可成之才而卒至无用。甚且不士不农，毛贼乡里，毋亦义学旋兴而旋废欤？”[16]由此可见，吴郡义学的兴建得益于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在陈鹏年的倡导下，吴郡义学特征明显，尤为值得称道。

其一，募置膳田，为义学的长久维持提供了物质基础。义学的正常运转只有建立在保证衣食的基础上，才能完成仁义之学的传授。正如陈鹏年指出：“彼夫舌耕笔耘之士，以及负笈担簦之徒，欲使之枵腹燥吻，从事于横经，不可得已。”[17]膳田的设置，为义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今夫孝友睦棩，同里之所愿见也；弦歌雅诵，邑人之所乐闻也。不设学则暴慢之行，兴而邪僻之音作斯。见非所见，而闻非所闻，学而无膳，犹无学也。膳而无田，犹无膳也。苟相率而合锱，累黍购田置产以归诸学，则以其岁入，供其廪饩。庶使教者、学者朝虀暮盐，有所常继矣。如是则邑之子弟，孙业收威之后，皆将磨砻迁革以化于善。”[18]义士募置膳田的义举，为后人推行善举提供了范例，具有先导作用。

其二，延师分科教授，月考其艺。在教学方法上，义学采用分科授课，布置更加细致。陈鹏年提出：“大府因选委王生董其事于督课，文艺之中为饬躬励行之学，并延社师分科教授，群蒙王生朝提夕诲，鼓其怠而谨，闲其不率，月呈课艺，余阅之。”[19]不难看出，这种分科教授不仅恪守分科的原则，而且还讲求“延社师”，有效地督促学生学习。同时，陈鹏年通过亲自考察学生的“月呈课艺”，来达到督促学习、保证学习质量的效果，避免了传统义学教授的弊端。另一方面，改变泥古的教学内容，重在变通。陈鹏年指出：“然泥古则迂远，而寡效顺俗则便，易而有功。故曰：‘通其变，使民不倦义学者，亦学校之变通也。’”[20]他要求义学教学的内容不能仅仅局限于照搬传统和古之遗风，而应注重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实现教学内容上的变通与创新。

总而言之，康熙年间，陈鹏年作为江南一方之父母官，为官清廉，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道。他在施政过程中，不断完善粮食救济、疫病救助、捐建义学等方面的具体实施方法，较之以前的社会救济行为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创新。这不仅代表了清朝地方贤良廉吏在施政过程中的巨大贡献，而且还促使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改革和创新，对当代慈善事业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931年江淮水灾与苏北地区的救济活动述略

——以红十字会为中心的考察

朱跃成

1931年6月至8月，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全国性大水灾。其中，江苏地区受灾严重，苏北地区更是首当其冲。对此，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全力救助受灾民众。作为一支重要的救灾力量——红十字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救灾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1931年江淮水灾概况

1931年6月至8月，长江及其主要支流以及淮河、钱塘江、珠江、闽江、运河等几乎同时泛滥成灾，地处长江、淮河流域的部分省份受灾情况严重。

长江流域往年正常的梅雨期是在6月中旬至7月上旬之间，但1931年6月份的雨量却异常少，及至七月上旬，雨量开始明显增多，甚至连续降雨达4个星期之久。这突如其来而又如此集中的降雨，大大超过了往年梅雨期的标准雨量，致使长江水位陡增，成为最终导致洪灾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7月底开始，长江相继在湘、鄂段溃决100多处，在其支流汉江段溃决5处。顷刻之间，湖北、湖南沿江的一些城市尽成泽国。其中，湖北“全省灾民共达800余万人，死亡约65000余人” [21]；湖南“全省受灾人口630万人，5万多人死亡” [22]；安徽省“受灾人口963万人，6万余人死亡” [23]。

淮河流域灾害频发，仅在近代发生大水灾的记录就多达6次，分别是1850年、1853年、1906年、1916年、1921年、1926年。1931年7月份，长江泛滥的同时，淮河沿线各地也遭受淫雨的肆虐，不断上涨的河水致使淮河决口60余处，洪水袭来，沿淮各地已成泽国，河南、安徽、江苏地区受灾严重。据统计，此次洪水致使“受灾省份达16省，而灾情严重的有湘、鄂、赣、苏、皖、豫、鲁、浙8省，其被灾县份达386个，占总数的60％，灾民5300余万，死亡人口40多万。”[24]短短数月之内，“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口之难未纾，洛阳之灾又起。”[25]举目之处，全国各地洪水横流，哀鸿遍野。

二、苏北地区的受灾情况

江苏[26]地区南有长江，北有淮河，且均处于江、淮下游，又有运河贯穿南北。因此，江苏成为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江苏北部地区地势低洼，境内河流交错其间，如淮河、泗水、沂河、沭河、运河等；湖泊众多，诸如洪泽湖、宝应湖、高邮湖等皆在此处。遭遇洪灾时，洪水极易在此蓄积。除此之外，历史上的苏北地区曾长期遭受黄河夺淮的影响，黄河夺淮造成的苏北地区水系紊乱，这也是洪灾容易形成的重要原因。进入近代以后，苏北地区因河工、盐务、漕运三大政的逐渐废弛，日益变得闭塞落后，一些基础的水利工程得不到有效维护，这些都是洪灾容易形成并逐渐扩大的不利因素。

1931年7月，江苏地区连遭受暴雨袭击。8月底，淮河泛滥，河水冲入里运河，致使运河水位陡增；而此时运河南下入江的水位也居高不下，南下之水不得宣泄，最终致使里运河东西堤多处发生溃决。与此同时，淮河北部的泗水、沂河等水位也开始暴涨，过淮河北上的中运河东西两堤多处溃决。在前后极短时间内，江苏境内的运河“自界首以至六闸长亘百余里，溃决至二十七处之多，共长八百七十三丈八尺。其余高宝江都西堤溃决二十五处，共长四百十三丈四尺，中运河两岸，溃决四十一处，共长一千三百三十二丈四尺，沿运两岸，几乎全被破坏，尤亦苏境江北运东八县被灾最重。”[27]肆虐的洪水使得江苏省内以淮河为线的南北众多地区已成一片汪洋。资料显示，这次水灾造成苏北地区被淹没田亩21412627，禾稼损失石数12396903，灾民总数4082785，死亡人数6592。[28]

随着灾情的扩大升级，中国红十字总会不断接到来自苏北各县的乞赈电函。如高邮县在乞赈灾电中称；“高邮不幸……今年入夏以来，霪雨累月连绵，湖河水势暴涨，圩坝尽缺，汪洋一片。禾稼悉付东流，田庐尽形淹没，死者逐水沉浮，生者树梢呼救，哀鸿遍野……浩刦如斯，实所罕见”，恳请急赈。泰县亦电称：“泰县不幸，由本年七月三日起，霪雨终月不休，以致城垣崩坍多处，民房倾倒无数，平地水深数尺，败壁颊垣，触目皆是……现在各地农民，不独仓廪无余粟，口食无着，抑且村居成泽国，栖身无所。壮者散之四方，老弱转乎沟壑，悲惨情形，势难尽述……敬乞钧会迅派专员，携款来泰，查放急振，惠此孑遗登斯民于袵席，不胜叩祷之至。”淮安县也同时发来乞赈灾电：“昨经本会徐兆嘉等，缕陈敝邑被灾情蔗泣叩拨欵散放急振在案，惟太平堤于八月三日，又复崩溃，灾区更广，灾民复添三万余口，风餐露宿，望振尤迫，需款更多。万乞贵会俯念灾情重，待振皇皇，迅须巨欵，派员散放急振，刻救刻生，谨代灾民环泣以请。”[29]基于此次洪灾波及范围之大，各地区受灾之严重，从7月份以来，诸如此类的乞赈灾电就一直络绎不绝。

三、红十字会对苏北地区的救济活动

面对严重的江淮水灾，中国红十字会和江苏各地方分会竭其所能，积极开展各项赈灾工作。

一方面，积极为赈灾筹集善款。随着灾情不断升级，从1931年7月中下旬开始，红会就接连在各大报刊上发布乞赈通告。如《申报》发布启事，“国之不幸，人祸接踵，天灾又降，全国各省无地无之。益以连日大雨，各省水灾又成，来电乞赈急如星火，灾成难至，惟望国内外各大慈善家群起挽此浩刧，速解仁囊，汇交本会分头散放，以拯民命，不胜企盼之至”[30]。至8月，灾情日渐严重，红会的乞赈启事发布频率不仅大幅增加，用词也开始变得愈发恳切。如《申报》所刊“昔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功德云者，造福人类之谓也。人类之苦，莫甚于辗转呻吟，求死不得。今岁，雨为灾，山洪骤放，奔腾澎湃，一泻千里，堤圩崩溃，卢舍人口牲畜衣物等等，顺流而去者，无省无之。至身陷水中，待哺活命者，约七八千万。而电讯传来，水势仍增加无已，十六七省之浩刦，百数十年之奇灾显然，发现于目前，正慈善家立功立德之良好机会”[31]。为鼓励大家捐助，“酬答各慈善家之善举，而助长其功德起见”，红会甚至列出奖励办法，如“特将会员推赠于捐助水灾之各大善士”[32]，同时发布具体执行办法：“（一）凡捐款十元者，推赠普通会员。（二）凡捐款二十五元者，推赠正会员。（三）捐款二百元或代募千元以上者，推销特别会员。（四）捐款一千元及代募五千元以上者，推赠为名誉会员。（五）如曾经入会之会员捐款或代募者，则赠进其会员阶级或转赠其至亲好友。（六）特别出力者，由本会常议会，酌议嘉奖。”[33]除了在国内广泛动员捐款捐物外，中国红十字会还放眼海外，向其他国家寻求援助。例如向美国红十字会发电求助，细述“水灾形势险恶，灾民困苦迫切请予援助云”[34]。红会的呼吁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美国红十字会发来善款十万元，以救济扬子江流域水灾。此外，“菲律宾侨商振兴烟栈杨仲清大善士捐助白米五百包”，“凡宜坐拉（Venezuela）、土耳其（Turkey）、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万国（International）、荷兰（Holland）、捷克斯拉夫（Ciechoslovak）红十字会水灾急振银五千七百零三两三钱，瑞士佛郎六千一百卅佛郎”[35]。红会积极的乞赈工作，为红会赴灾区的救助行动奠定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派出救济队组织救援。为救助灾黎，拯救患难同胞，红会先是与《时报》馆合组救济队“赴江北扬中、兴化一带，救济灾民”，同时“运去药品二十余箱，面粉四千包，饼干九万余磅……赴灾区散放”[36]。为了妥善分发灾款，中国红十字会“特开常议会解决一切”，最终决定发给“江苏七千五百……其散发手续，由各该地红十字分会，会同地方各公私机关团体共同散放，并将灾民领赈手续及清册，汇送总会备案”[37]。面对灾情，苏北各地红十字分会迅速组织展开各项救灾活动：“盐城分会在各处设立救生站、接婴所、太平缆、义渡船等，并为贫寒者施衣、施药”[38]；扬州分会在江北溃堤之后，于8月28日“召集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办法，议决由各到会者募集烧饼、京江饼二千斤、痧药四百瓶……雇民船驰赴灾区散放，并带捞尸器具，以备打捞尸身”[39]。随后，于29日派出救济队，当“船至六闸地方，水势湍急，不易上驰，尸身虽有，不易打捞。陆地房屋，仅见其脊，树木之处，只露其梢。人民攀登于屋顶树梢之上者，不计其数。当时即将所带干粮药品，分散于各灾民，并救得老弱男妇计四十六人”[40]。此外，扬州分会鉴于“灾情惟一急需，厥为干粮”[41]，迅速开展募捐工作，广发传单，最终“共募得三千斤之锅巴、炒米、大饼、江饼等”，并于30日前往邵伯一带散发，“救护得灾民六十三人返扬。”[42]除了衣食物品的供应外，针对此次灾区范围广、灾民人数多而药料食品十分缺乏的状况，扬州分会立即电请总会，要求“迅为接济，以拯灾黎”[43]。总会随即安排专员率领医生护士“出发灾区，极力拯救”[44]。随着天气转凉，淮阴红十字分会救济会在接到请求援助后，募得“棉军衣两千件”[45]运往本次苏北受灾较为严重的东台、兴化两地分别散发。

概而言之，此次江淮水灾，因其波及范围大、持续时间长，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筹募善款，并派员深入灾区散发物资、救助灾民，在此次江淮水灾的救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杜月笙的慈善情缘

王禹霈

杜月笙是近代中国一位煊赫一时的人物，出身于上海浦东一普通人家，二岁丧母，五岁丧父，八岁时被继母抛弃，由外祖母朱太夫人收养。后混迹于青帮中，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为“上海滩三大亨”。虽然在时人眼中，杜月笙属地痞流氓出身，但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杜月笙为家乡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发展，为社会各界应对天灾人祸，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扶弱济贫

杜月笙年少时生活贫苦，父母去世后甚至“家贫以至无力营葬，两口灵柩，先后停在杜家花园宅外的田塍上，仅于灵柩上面覆盖一些稻草，聊蔽风雨”。幼年的贫寒生活使杜月笙对民间疾苦深有感触，立志“将来杜某人有了钱，但凡遇到穷人，我都要加以接济”。[46] 此番志向对杜月笙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待他发迹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救济家乡的善行义举。

早在其三鑫公司生意初兴之时，他就开始了对穷人的接济。“从民国七年（1918）起，杜月笙每年夏天必定出资购买大量的施德之‘痧药水’，雷允上‘行军散’，亲自或派员运回浦东桥故乡，比户散发，并且叮咛乡里父老，诸姑兄弟姊妹，在炎炎夏日要注意卫生，严防时疫的传染，以免重演当年疫疬大作的惨况”。到了冬天，杜月笙则“每年购办棉衣，赠发高桥故乡的贫民”。[47]杜月笙对浦东乡亲的接济一直持续到八一三事变为止，历经近二十年。

年幼时因贫辍学成了杜月笙一生之中最为遗憾之事，因此他发迹后对教育事业分外看重。1931年秋，杜月笙创办正始中学，聘请当时赋闲在家的陈群出任校长一职。杜月笙对学校相当重视，他嘱托陈群：“老师要请顶好的，待遇必须最优厚，学生素质要高，只要小孩子有天分、有志气，将来可能有成就，缴不起学费的免学费，买不起书的送书本，家庭环境清苦的供给食宿”，但是“办这样一所中学，每个月经费需要四五千元，一年便是五六万块现大洋”[48]，面对巨额的办学开销，杜月笙仍坚持学校的正常运行。即使在1933年，杜月笙因为长江水灾和淞沪抗战的不景气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四处筹措资金，坚持办学。在杜月笙的亲自重视和陈群的严格要求之下，正始中学办得有声有色。上海市第一、二届会考的第一名均出自该校。

此外，1931年杜月笙在新建杜家宗祠后，“近复感该乡学校医院，均付阙如，致乡之子弟有失学之虑，贫病者有无医之感。拟在祠之左近，附设学校一所，医院一所，完全免费”。[49]此小学即为正始小学，医院即为济群医院。在学校和医院的经营和管理方面，杜月笙高薪聘请老师和医生护士，对高桥镇居民免费开放，不取分文。[50]

二、参与红十字会捐募赈灾

近代中国灾荒迭起，哀鸿遍野，百姓流离失所，凄惨至极。上海社会各界仁人善士、慈善团体积极参与救灾活动。作为公众人物，杜月笙借助红十字会这一慈善平台，积极参与一系列赈灾活动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1929年陕甘地区遭遇前所未有的旱灾，“饥民遍野，人互相食，灾情之重，实为亘古所未闻”。[51]为此，中国红十字会专门成立筹赈委员会，开展募捐赈灾活动。杜月笙当选为筹赈委员并积极参与其中。当时筹赈处开会决定印行救命功德书以为捐募之法，杜月笙“预定救命功德数百本，为分送亲友之需”。[52]与此同时，在筹委会会议上，杜月笙提出收养灾区儿童到上海抚养的想法，“对于灾童移沪就食教养一节，至为关切” [53]。随后红会议定设立上海灾童留养院，收养五百名灾童，“公举杜月笙为名誉院长”。[54]因积极参与红会事务，在1930年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三届会员大会上，杜月笙当选为常议员。1931年，上海组织募集陕灾急赈会，杜月笙当选筹募委员。[55]是年，杜月笙所建的杜氏宗祠落成，“上海慈善团体以杜君热心善举，厥功甚伟，特恭送匾额一方，文曰：‘馨香百世’”[56]，红会赠予其“源远流长”金匾一方，以表彰其“对于慈善事业，努力兴办” [57]。除此以外，红会在上海开办时疫医院，杜月笙被推为院董。

1934年9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直辖内政部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杜月笙由于之前在慈善事业中的表现而被推举为红会常务理事，开始具体参与红会高层事务。11月30日，红会召开第四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杜月笙被推举为副会长。[58]杜担任此职直至1949年，前后长达十五年之久。1935年，在红会第二次征求大会上，成立了征求会员委员会，杜月笙担任副委员长。[59]广泛争取各界人士加入红十字会。

三、参与其它慈善团体救灾

1931年，全国境内发生了空前严重的水灾，“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口之难未纾，洛阳之灾又起”。[60]先后有16省受灾，灾民多达5000万人，而江淮流域的鄂、湘、皖、苏、赣、浙、豫、鲁等8省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方[61]。为此，杜月笙不辞劳苦，参与救灾。

其一，募集善款。为此，杜月笙参加了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和江苏水灾义赈会的赈灾活动。据悉，杜月笙为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捐款三次，每次洋1000元。而在当选江苏水灾义赈会的劝募委员和常务委员后，杜月笙一度向散户募捐，从16户募得3367元，再加上自己家人的捐款1000元，共集款4367元。[62]8月31日水灾急赈会在市商会召开全体执委会议，会上张啸林提议，请在座有房产者捐献房租收人充作贩款，以便其他市民效法。杜月笙当场表示同意，带头将华德路月华坊的两月租金共6600元全部捐出。10月14日水灾急赈会成立劝募房租委员会，杜月笙担任特别委员。[63]除此以外，杜月笙还策划赈灾义演，邀请梅兰芳等名角参加，活动效果不同凡响，“不但募集了一笔为数至巨，超过预定目标的捐款，救活了千万生灵，同时，更为赈济救灾工作，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64]

其二，捐献物资。杜月笙作为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的劝募委员，自发出钱购备面粉等赈品，供水灾急赈会散放。急赈会8月26日拨给汉口的10000包面粉中有5000包由杜月笙捐助，拨给皖南、皖中、皖北的5000包面粉全由杜月笙捐助。杜月笙又动员门生故旧金庭荪、钱志翔、黄振东、黄涤箴、李应生等五人各捐面粉1000包。杜月笙还给江北灾民捐了棉衣5000套，洋10000元。[65]

杜月笙慷慨解囊，参与其它社会团体的救灾行动，将其慈善理念付诸实践，获得了社会的认可。1935年，上海各省水灾义赈会成立，杜月笙当选为筹募委员会副委员长。[66]抗战爆发后，由于当时民间慈善机构众多，为了更有效地团结起来，避免力量分散，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和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合并，成立辛未救济会。[67]

四、毁家纾难支援抗战

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欺凌，尤以近邻日本虎视眈眈，不断构衅。1931年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消息传至上海，群情激奋。在国民党上海党部的支援下，上海各界人士组建了上海抗日救国会，杜月笙担任常务委员。杜月笙号召上海各界人士支援抗日，募得十万大洋送往前线马占山将军手中，用以慰问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其后，杜月笙发起成立东北难民救济会并出任该会主席。为救济众多涌入关内的东北难民，杜月笙亲自组织了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假座新世界剧场，邀集名伶名票，各种游艺杂耍的演员，义务演出，同时更举办轰动一时的‘名媛选举’”[68]。该活动前后历时整整一月，杜月笙每天亲自准时到场，指点一切，最后将所募得的20余万元的赈款全部交给赈济委员会。大量流落关内的东北同胞由此得以幸存下来。

1932年日本海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当时驻扎于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带领下奋勇抗战，上海一时间变为抵抗日寇侵略的前线。在民族大义的感召和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杜月笙也积极投入到抗战事业中，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表示，“但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万死不辞！”[69]同时，他还在《申报》上公开表示，“公等铁心为国，使全市民气为之大振，雪仇湔耻，端在公等，沪人咸箪食壶浆，争颂功德，誓死为公等后盾，尚望公等再接再励，灭此朝食。则国人之爱戴公等，永无既极。此间各界正作种种准备，为公援助”。[70]随即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并被选为副会长。后又成立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并亲赴十九路军军部慰劳。当他获悉前线缺乏交通通讯工具后，旋即捐出电话总机1部、分机10部、机器脚踏车4辆，供前线军用。[71]除此以外，杜月笙还把其所创立的正始中学改为上海市维持会临时第四医院，收治伤兵和普通百姓。[72]战事结束之后，为了告慰牺牲将士，杜月笙带头发起了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募集资金，以慰忠魂，而恤遗族”。[73]此外还有大量的工人因工厂毁于战火而失业，杜月笙也想方设法地对他们给予救济，捐献2000元给上海市战区失业工人救济会，[74]捐献50担白米给商务印书馆职工被难善后会。[75]

1936年，日伪军进犯绥远，绥远抗战爆发。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红十字会合组成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杜月笙为经济委员。[76]后又当选为主席委员。[77]与此同时，红十字会也成立了经济委员会，杜月笙当选副主席。[78]为了统一行动，各慈善团体又成立了慈善团体联合会，杜月笙出任副委员长。[79]这些团体积极行动，或是救助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或是支援慰劳前线抗战。为了募集资金，邀请梅兰芳、程砚秋到上海演出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80]慰劳会用所募得的资金购置了大量的药品运往绥远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战。慰劳会更是派出代表飞赴前线慰劳。正是由于全国人民空前团结和支援前线，绥远抗战取得成功。傅作义特别登报感谢红会所支援的药品。[8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之间进入全面战争。杜月笙发起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并出任主席团成员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杜月笙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加紧筹集资金，并输送给养支援前线，收容和安置难民，在报纸上发布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号召国民踊跃输捐，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便募得救国捐150 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82]

上海沦陷后，红十字会一度迁往香港。作为红会副会长，杜月笙克服重重困难，促进红会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如负责转运德国红十字会援华药品 [83]。日军轰炸广州之时，“以广东连日备受敌机狂炸，灾情惨重，特以红十字会名义，捐助国币一万元，以为救济广州难民之用”。[84] 其后在视查广东省灾民之时，又以自己所有的沙市纱厂的名义捐助二万元。[85]

不可否认，杜月笙作为青帮头目，主要靠贩卖烟土和开设赌场发迹。但在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他不忘救助贫病之人，参与红十字会及其他社会团体的救助活动，面对国难又义不容辞地投入到救国救民的行动中。不仅为近代社会救灾和拯救国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向世人展示了他的慈善情缘，对改善他的社会形象有积极影响。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