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日本赤十字社源起及其理念分析
黄 腾
日本是东亚最早开展红十字运动的国家，从1876年博爱社创立，到1887年改名日本赤十字社，其间经历了内战时的草创，战后的常设化，并最终实现与国际红十字的接轨。日本红十字的理念源于西方，却又不同于西方，在近代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将天皇、国家、人道三种因素糅合，形成了独特的“报国恤兵，博爱慈善”理念。
一、日本赤十字社的创立
（一）日本红十字运动的背景
近代日本红十字运动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受国际人道主义思潮兴起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日本国内所固有的人道救助基础密不可分。19世纪是世界人道主义兴起的时期。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最早形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战争的目的是击败敌人，当对方手持武器时有权将其杀死，但当对方放下武器投降时，就成了单纯的人，这时便没有剥夺其生命的权力”。此外，从拿破仑战争开始采用征兵制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的性质也从绝对君主时代的佣兵战争演变为国民战争，大规模的战场伤亡使得政府有必要采取战场救助措施。瑞士人亨利·杜南顺应了这一思想潮流，1863年他倡导成立“负伤军人救护国际委员会”，呼吁各国设立战时伤病兵救援的民间组织，并于次年促使欧洲16国政府缔结《日内瓦公约》，首次将战场无差别救助用国际条约确定下来。人道主义的兴起，为红十字运动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此后红十字运动迅速扩散到美洲、西亚乃至日本。
日本红十字运动的兴起与其本身所固有的人道救助基础也密不可分。首先，在思想上，日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崇尚“圣王”思想，讲究仁爱大义，实施人道救助在日本历史上一直都有先例。戊辰战争期间，幕府将领高松凌云便曾下令在战场上无差别救助双方伤兵。其次，在人员上，江户时代兰学的发展，培养了大量受西洋医学熏陶的医师，为日本近代医疗救助奠定坚实的人力基础。近代日本红十字运动的倡导者佐野常民便是著名的兰学医师。再次，日本军队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为红十字人道救助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条件。明治维新后日本大力仿效西方建立近代兵制，西南战争中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加迫使政府建立战伤外科和军医制度，改善军队医疗卫生，这些都此后开展红十字人道救助活动提供了可能。
（二）佐野常民与博爱社的创立
近代日本最先倡导红十字运动的是兰学医师佐野常民，他曾先后于1867年和1873年两次参加世界万博会，接触到国际红十字思想，并促成岩仓使团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接洽，归国后即向陆军省提交设立红十字组织的提案。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佐野常民与元老院议官大给恒共同起草提交了《博爱社设立申请书》及《博爱社社则》，认为叛军虽然“误于大义而与王师为敌，但亦为皇国人民、皇家赤子，不忍弃负伤待死者于不顾”。当时的明治政府因担心民间团体参与战场救护会引起混乱，对此采取消极态度。佐野常民随即又向亲临战场指挥的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申请设立博爱社。鉴于战场上的巨大伤亡，最终得到许可。
1877年以西南战争为契机成立的博爱社，其主要任务是实施无差别战场救护，然而博爱社的活动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停止。西南战争尚在鏖战之时，佐野常民等人便通过《社则附言》明确提出“我社员报国恤兵之义务，亦应致力于平时需用物品之准备。故此战之后，本社应扩大结构，稳固永设之基础” 。1877年12月，博爱社召开委员会，确定每年1月召开新年总会，每年举行2—3次社员总会。1879年，又公选出12名议员组成每月一次的议员会，并同时规定会费规则及寄赠金规则，博爱社作为人道救助组织逐渐走向常设化。
（三）日本赤十字社的成立
博爱社在人道救助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效，使日本政府迅速放下先前的顾虑，转而支持人道救助事业，并积极寻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接轨。对明治政府而言，推动红十字运动的发展，进而加入《日内瓦公约》，是日本寻求与欧美列强对等关系的象征。太政大臣岩仓具视等人认为，加入国际红十字运动，可以使日本作为文明国家被欧美各国接受，以期借此契机达成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目的。1884年，日本政府派陆军军医监桥本纲常赴法国调查《日内瓦公约》入约手续，并派博爱社代表参加同年召开的第三届红十字国际会议。在军队内部，大山岩、山县有朋等人也从减少战场伤亡角度考虑，大力支持红十字运动的发展。1886年日本正式加入《日内瓦公约》后，时任陆军大臣的大山岩为此还特意颁布《红十字条约解释》，作为陆军训令在军队中进行宣传。
1887年5月，博爱社正式改称日本赤十字社（日本红十字会组织），并由天皇、皇后下赐10万日元辅助金作为启动资本金。此后，日本红十字运动迅速发展，甲午战争时期其社员人数达10万，日俄战争后迅速突破100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数又迅速超过2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更是达到1500万之众。此外，日本赤十字社还将救助活动扩展到平时事业上，通过博爱社医院培养护士，储备战时救助的人力资源。1888年，日本发生磐梯山喷发事件，日本赤十字社对此展开灾害救助，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红十字平时救助事例。1892年，日本赤十字社将平时灾害救助作为战时救助的对等事业，正式写入社则。
二、日本赤十字社的理念
日本赤十字社由博爱社演变而来，其理念一方面继承了博爱社的思想，另一方面，在与国际红十字的接轨中，又将国际人道主义与日本的“天皇”、“国家”因素进行了糅合。
（一）博爱社的“报国慈爱”思想
与欧洲红十字运动产生于国家间战争不同，博爱社是借西南战争而成立的，从一开始便烙下了内战的印记。对此，佐野常民和大给恒在《博爱社设立申请书》中认为，内战双方均为日本的国民、天皇的赤子，战场上弃负伤者而不顾未免太过野蛮，实施战时无差别救助，不仅是文明的象征，更是报效国家的体现。可以看出，在博爱社的救助理念中，除了人道因素，国家和天皇亦占据了重要地位。1876年8月博爱社成立时《社则附言》第一条规定该社主旨，即“当此惨烈战争之时，以报国慈爱之赤心，辅助军医部救助伤兵患者。”文件中将“报国慈爱”作为博爱社开展救助活动的基本思想。紧接着，在9月的博爱社社员总会上，总长东伏见宫嘉彰亲王又呼吁社员要“怀恤兵之慈心，尽报国之义务”，将“恤兵”、“报国”视为宣扬人道主义的具体行为。此后，1881年新颁布的《博爱社社则》第一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博爱社的宗旨是“以报国恤兵之义心，看护战场负伤疾病者，以减轻其苦患”，从国家角度，将“报国恤兵”提升至“义”的高度。《社则》中又言：“基于忠君爱国，救护以报国家”，更是将博爱社的人道救助等同于忠君爱国的恤兵行为。由此可见，天皇、国家因素在博爱社的发展中不断强化，这对之后日本赤十字社理念产生巨大影响。
（二）日本赤十字社的“报国恤兵”、“博爱慈善”理念
日本赤十字社的理念继承了博爱社的“报国慈爱”思想，并进一步对“人道”、“国家”、“天皇”三方面进行整合。主要表现在1887年颁布的《日本赤十字社社则》中。首先，就“人道”而言，总则第一条即规定“本社以战时伤病者救疗爱护，尽力减轻其苦患为目的”，单独阐述了日本赤十字社的人道主义性质，改变以往《博爱社社则》中将人道救助等同于“报国恤兵”的说法。其次，在“天皇”方面，“本社受天皇、皇后陛下至贵至尊之保护”（第二条），且总长必须由皇族担任（第六条），从而明确了与天皇的关系。再次，“国家”方面，日本赤十字社在战时需受军医部统管（第四条），并且受宫内省和陆海军省的监督（第七条）。
从博爱社到日本赤十字社，不仅是名称、组织的改变，也是思想理念的整合，源于博爱社的“慈爱”、“恤兵”、“报国”思想最终以“报国恤兵”、“博爱慈善”两大理念确立下来。“报国恤兵”实质上是对博爱社理念中天皇、国家因素的继承，阐释了日本赤十字社活动的目的；“博爱慈善”则延续了博爱社的“人道”因素，反映了国际人道主义思想，体现了日本赤十字社活动的精神。在西方，通常忠君爱国思想与国际人道主义很难兼容，然而在日本两者却得到了紧密的融合。1886年发行于陆军的《红十字条约解释》关于二者的关系解释道：“天皇陛下加盟公约即全国人民之加盟，虽一人亦应恪守之”，遵守《日内瓦公约》“不仅为军人之责任，亦为全国人民之义务”，而违反公约的行为，会“有损皇帝陛下至仁至慈之圣虑，降低国家之威信”。由此，日本赤十字社的人道活动，从天皇和国家的角度来说，是宣扬天皇“至仁至慈之圣虑”的人道行为，从国际角度来说，则是“使国家仁爱最大化”的忠君爱国行为，其发展壮大也就成了“国家的幸事”。
总而言之，日本赤十字社的成立是近代西方人道主义与日本人道救助基础结合的结果，佐野常民等人的活动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从博爱社到日本赤十字社，人道主义救助一直是其主要活动，并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人道主义的独特理念，即天皇和国家占据了重要地位。究其原因，一方面，日本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崇尚“圣王”思想。西南战争是明治政府以天皇名义镇压武士叛乱的平叛战争，因此日本赤十字社的战场救助相应地被赋予了天皇“恤兵”、“慈爱”的名义。此后，日本赤十字社不断向天皇靠拢，不仅受天皇名义上的保护和资金上的支持，且历任总长也均由皇族担任，从而使得日本红十字运动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天皇色彩。另一方面，政府在日本赤十字社的形成发展中也起着巨大的影响。近代日本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为摆脱民族危机，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赤十字社的“文明”活动及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接轨，改变列强眼中的“落后”形象，提升国际地位，进而达成与西方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标，这就给日本的红十字运动增添了浓厚的国家色彩。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