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治雄、戴斌武发表《不能忘却的记忆》

罗治雄、戴斌武发表《不能忘却的记忆》

2015年7月28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罗治雄、戴斌武文章《不能忘却的记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贵阳图云关》，全文转载如下：                                         

救护总队合影

救护车辆

贵阳图云关，是贵阳通往湖南、广西的必经关隘，也是抗战期间全国最大的战时医疗救护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和战时人员训练所便坐落在这里的山坳之间。

在这里，成千上万名伤病员得到良好的医疗和护理；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吨援华医药物资经此源源运往抗日前线；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医护人员从这里奔赴抗日战场；所属的100余个医疗队、手术队、诊疗所，遍布陕西、山西、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浙江、福建等省（市），昼夜不停地在炮火纷飞的抗日前线抢救负伤官兵。闪耀着“红十字”光芒的图云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全国战地救护指挥中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整合社会医疗资源，参与平津战场、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战地救护，派遣救护队深入前线，广设医院，救治受伤官兵。后因战局变化，总会为应对长期战争救护的需要，转变救护策略，于1937年12月6日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并筹组救护总队部，专负战时军事救护之责，林可胜任临时救护委员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部总队长。

1938年春，救护总队正式成立，当年5月由汉口先迁长沙，11月又迁祁阳，最后于1939年2月迁至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由组建初期的37队开始，陆续扩充至178队，医护工作人员曾达3420人，同时拥有救护车200辆，卫生材料分库11个，规模之盛达于极点。1946年5月，救护总队在完成历史使命后，奉命解散。

救护总队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组织体系，由战地救护指挥、医务执行、业务派出、业务培训及后勤保障等机构组成，全面贯彻流动救护的理念，在急救、训练、运输、材料供应及医务执行各层面进行分工，通过资金使用、材料供应、运输补给、人事管理、医务执行等方面的运作，构成了比较完善的救护体系，有效地实现其战地救护功能，在林可胜的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抗战救护的中坚力量。

救护总队组建初期的工作以技术为主，辅助各战区兵站及后方医院卫生机关工作，如实施手术、骨折矫治、X光检查、细菌检验、特别营养等。后来由于传染病逐渐流行，病兵人数多于伤兵，便综合医疗、医护、医防、急救各队性能，一律改为医务队，推进至野战区，协助军师卫生机关，从事手术、绷带、急救，并指导治理灭虱、治疥、抗疟，改进环境卫生及兵食营养等军阵卫生工作。

防御阶段，救护总队战地救护的重点主要是全力协助治疗伤兵，充分发挥其流动救护优势，将绝大多数医务队分布在军医院，从事外科手术、骨折复原、敷伤包扎等救护工作，对军阵卫生以及难民救治等出力甚多。相持阶段，救护总队由前期的治疗伤兵为主，转为治疗与转运伤兵并举，医务队遍布全国各战区，在重要交通沿线协助军事卫生机关开展战地救护工作，其医务措施主要是实施外科手术、开展防疫卫生、促进环境卫生、注重医护工作等。反攻阶段，救护总队相继参与常德会战、豫湘桂战役、第四次湘北会战及豫西鄂北和湘西会战等战地救护，并组织医疗队随远征军救护。

救护总队工作时间基本横跨整个抗战期间，工作区域遍及整个中国战区，在战地救护、公共卫生、防疫工作等方面都有杰出表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外科手术成绩。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总计实施手术11.98万次，骨折复位3.55万人，内科门诊军人248.16万人次，门诊平民200.29万人次，预防接种463.万人，敷伤、消毒灭虱、检验、X光检查、补充特别营养等累计数百万人次，有力推动了抗战取得胜利，增强了国家抗战力量。

医护人员培训基地

抗战以来，救护院所激增，各院所军医由正式学校出身者不过28%。政府当局鉴于军医及普通医务工作人员合格者极度缺乏，责成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与卫生署在长沙合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该班于1938年6月开课，设卫生防疫、医疗队、初级医护助理及救护担架等四班，1938年10月迁至祁阳，后又迁至桂林，当年12月落户贵阳，更名为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

训练所设大队部、总务科、军阵内科学组、军阵防疫学组、卫生工程学组、护病学组、组织科、卫生用具制备科等组织。为加强各科组之间的联络及提高效率，另设教务会议，由训练所正副主任、大队长、各科组主任及各高级教官组成。

各教学组教学课程及方法由教务会议拟定，以实习为主，讲授为辅。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学员由各兵站医院和后方医院征调，训练期一般为3个月。据参与者回忆，到抗战后期，训练所班次又分为军医和军护两类，此外还设有临床检验班、X射线技术员班和环境卫生工程技术员班。

为便于战区军医训练起见，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于1939年秋奉命在陕西汉中成立分所，就近训练西北一带各军医院及部队所属医务人员。后根据战地救护需要，陆续在江西弋阳、湖北老河口、四川黔江、湖南东安等地设立训练分所。据统计，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组建初期训练医护人员1432名，组成卫生署医疗防疫队25队，军医医师2组，救护队7队，医疗队3队，医护队2队，医防队1队。至抗战胜利时，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连同5个分所在抗战期间共训练医护人员达2万余人，近半服务于前线，为培养军中医护人员做出了贡献。

国际援华医疗队大本营

抗日战争得到了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同情，他们在道义、政治和物质上给予中国无私援助，其中参与救护总队工作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外籍医护人员，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西班牙大夫”。这些医生其实并非西班牙籍，他们当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奥地利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苏联人，偏偏没有一个西班牙人，但由于这些医生大多曾作为志愿者在“西班牙国际纵队”服务，参与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因此通常被称为“西班牙大夫”。

虽然有“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名誉，但外籍医生们实际并没有建立正式组织，而是在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的组织和资助下，分多批从不同地点来到贵阳图云关。这些外籍医护人员大部分是在1939年前后到达中国，坚持到抗战胜利。他们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战争的煎熬和磨练，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了6年血与火的岁月。

在6年时间里，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外籍医护人员不计个人得失，均能忍受微薄待遇。他们学中国人拿筷子，吃糙米饭；住在茅草屋里，没有洗澡间和厕所，苍蝇、蚊子、老鼠让他们经常不能入睡；语言不通，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尽管外籍医护人员在中国遇到了诸多困难，但他们不忘初心，秉承人道主义理念，在红十字旗帜下坚持救护工作，为中国抗战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从当时中国医疗条件很差的现实考量，因陋就简创造了“太阳沐浴器”，在部队中建立“灭虱站”，防治斑疹伤寒、回归热、疥疮等传染病。

1941年，日本在湖南常德投掷鼠疫细菌弹，肯德等外籍医师立即奔赴现场，冒着生命危险，开棺验尸，确定鼠疫在常德流行，并与第六战区长官署军医处长商讨防疫纲要，处理管理、预防、隔离、检疫、治疗、宣传、器材等事项，经过努力，扑灭了鼠疫。同时，肯德还利用新闻媒体，向世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在与细菌战作斗争中，高宜田以身殉职，柯芝兰也因参加防疫，受到感染，不幸在昆明去世。王道医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重庆。

肯德医生还在视察部队卫生情况后，根据在中国参与战地救护工作的经验，写就《军医业务简评及改进之我见》报告，指出当时部队军医业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合理化的改进意见。

外籍医护人员不仅在中国战区协助救护总队从事战地救护，而且远赴印缅参与盟军战地救护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军事代表团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致函中国军方，要求中国红十字会派遣外援志愿医师八至十人至印度兰姆加医院服务，军政部军医署随即电令救护总队执行史迪威的指令。

救护总队接电后，决定派遣白尔、杨固、傅华德、顾泰尔、孟乐克、白尔、杨固、傅华德、顾泰尔、孟乐克等10名外籍医生前往印度，听候史迪威将军分配任务。这批外籍医生于1942年12月26日离开中国，30日抵达加尔各答，在印度、缅甸前线工作一年零八个月，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他们先后在兰姆加医院工作，在训练营里担任教官，负责培训中国军队的医护人员。

1944年，一批中国军队乘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到达印度，在印度东北边境和缅甸北部与日军进行殊死战斗。外籍医生被派往作战单位服务，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把重伤员送到后方的野战医院治疗。他们还担负着一项重要任务，作为中国和美国医疗队之间的“联络医生”。日本投降后，这批外籍医生完成了其在印度的历史使命，踏上归途，回到自己的祖国。

（罗治雄系贵州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戴斌武系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学者、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