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报》刊登《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人道救援——中国红十字会援外行动的一个范例》

《中国红十字报》刊登《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人道救援——中国红十字会援外行动的一个范例》

2016年8月30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人道救援——中国红十字会援外行动的一个范例》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的惨状

关东大地震对东京、横滨这两个日本大城市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受灾范围广及整个关东地区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灾民在废弃管道中避难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医队赴日参与救援前合影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医队日本地震灾区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救援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医队完成救援任务返国前与日本赤十字会（社）欢送人员合影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在2016年7月15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讲好红十字故事 传播好红十字声音》的文章，指出：“讲好红十字故事，传播好红十字声音，就是要讲好红十字运动历史。”文章提到“多少人知道早在1923年中国红十字会就派出了第一支国际救援队参与国际救援”的问题。

1923年，中国红十字会对日本关东大地震的人道救援，不仅面向全国分会发出“支电”，号召捐款捐物，还派出了中国红十字会有史以来第一支对外援助救护医队，堪称“范例”。

“刻日组队，驰赴救援”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8.2级强烈地震。这场“亘古未有之大地震”，造成14.3万人死亡，20万人受伤，50万人无家可归，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是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大浩劫。

关东地震，举世震惊，也引起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的关切，“救灾恤邻，本为天职，何况侨胞学子，殃受池鱼？”遂决议“刻日组队，驰赴救援”。总办事处医务长牛惠霖 “愿亲自赴救，此外自告奋勇前往者甚多”。救护医队一呼毕集，热情之高，不难想见。

不约而同，北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组织救护队，准备即日东渡。9月4日，总会致电总办事处云：“日本发生亘古未有之灾，人民生命财产及我旅日华侨，伤害不可计数，惨痛情形，殊堪怜悯，善后救济，刻不容缓。总会现已组织救护队，刻日出发，并电各埠分会，设法集项（款），汇总办理。”总办事处当即回电：“日灾奇重，自应救护。已决由沪出发医队，前往东京，专任救护。”尽管总会与总办事处之间未能及时沟通，但心同此想，并无轩轾。

总办事处职司救护，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执行机关，日震救护，自然一力承担。救护医队组织起来后，总办事处一方面与驻沪日本总领事矢田七太郎接洽赴日事宜，一方面奔走联络，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赈灾，促成9月6日“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的成立。加入义赈会的团体，除中国红十字会外，还有仁济堂、中国济生会、联义善会等数十家之多。中华民族之乐善好施，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公推朱葆三为会长，盛竹书、王一亭为副会长，三人均系红会中人，难怪红会史籍称：“成立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上海各团体合组，而本会领袖之。”

中国红十字会不仅参与“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的发起，而且率先垂范，在9月6日的成立大会上当场认捐万元赈款。在红会的表率下，其他团体亦纷纷解囊，据次日《申报》报道，成立大会共集款65000元。这为救护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红会的善行义举，得到了官方的首肯与激励。9月5日，亦即“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正式成立的前一天，上海护军使何丰林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称道不已：“兹闻贵会集合沪上各善团，合组救灾大会，筹商赈济事宜，先得我心，至深钦佩。”并捐款5000元，表示支持。外交、交通等部门，也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扶桑之行铺平道路。

万事俱备，9月8日晚，救护医队在理事长庄录率领下，登上“亚细亚皇后”号轮船，扬帆东渡。救护医队组成人员有：队长庄录，医务长牛惠霖，医生焦锡生、汤铭新、华阜熙、张信培，女医生刘美锡，日文顾问陆仲芳，会计沈金涛，英文书记李桐村，看护杜易、朱继善、张惠理、陈威烈、史之芬、孙有枝、钱宝珍、孙文贤，女看护曾德光、刘振华、王秀春、钱文昭，连同队役4人，共26人，携带现款20000元，药品器具90余箱。

同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特请中国医界前教育总长汤尔和、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长侯毓汶、陆军军医学校校长戴棣龄、京师传染病院院长严智毓、前山东医学校校长孙柳溪五君代表该会赴日本慰问并协助日本赤十字社救护伤民”，因“五君均系留日医学出身，在中国医界上素有名望，且资格极老，即在日本医界亦所深悉，故此行于终日国际上当然有良好之结果”。两支医疗队同日出发，开始了中国红十字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人道救援。

“不分畛域，救拯灾民”

经过4天乘风破浪，上海救护医队于12日安抵神户，受到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长西川庄之、外事课长西川涉及神户市长石桥为之助代表的接待。9月14日救护医队抵达东京后，一方面与中国驻日使馆取得联系，了解灾情及旅日侨胞被灾情形，一方面与日本赤十字社往返联络，“接洽办理救护事务”。有消息说，“该会救护队，前由庄（录）君率领至日本东京，先调查灾况，即与日本赤十字社共同合作，不分畛域，救拯灾民。”

9月19日，庄录理事长前往横滨察勘灾情，22日复至神户，沿途所经，但见“昔者锦绣交错之场，今则胥为灰烬，前为轮奂崇墉之所，斯时俱是颓垣，碧血青磷，四野频闻鬼哭，断肢折足载道，途见残骸，触目伤心，其情形有非特别筹募不足以资援救者”。有鉴于此，庄录一行四人于25日由神户搭乘“塔虎脱”轮先行回国，“筹商捐务”，东京救护事宜，全权委托医务长牛惠霖代理。

救护医队在东京麻布区高树町设有临时医院，主要为日本灾民提供医疗服务，同时“日赴华侨收容所，为华侨诊治病症，并分遣队员至横滨从事救护难民”，繁忙异常，不言而喻。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医队在东京从事医疗救护3个星期，其间，还与日本赤十字社甘苦与共，精诚合作，“东京赤十字会（社）病院往日容病榻约四百五十具，自地震以后，复增病榻四百具，所诊病人，均为受火伤压伤甚重者”，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所担任医治者，计有病榻四十号”，他们尽心尽责，直到该院病人“病势伤势，均已恢复，无复须其诊治”，才于10月6日乘“约弗生总统号”离开东瀛返程。由于此次“在日服务，中日双方，感情极洽，故当救护队动身时，赤十字院（社）医院均冒雨到站欢送”。临行前，中国红会救护医队将“所有未经用去之药料，约值五千元，均赠日本赤十字会（社），此外并四千元支票一纸，俾该会（社）得以于日后留治其他病人”。10月11日，牛惠霖一行21人抵达上海。

另一支赴日医护队在汤尔和率领下，9月8日晚乘火车从北京动身，经奉天、安东、釜山，12日抵大阪后，“即分头办事，以二人在阪与各机关接洽，以二人坐电车赴神户，访本国领事”。14日，汤尔和一行到达东京，即在陆军卫戍病院、帝大医院和赤十字病院服务。日人“划出病室全部，使其独当责任，医员看护妇悉听指挥，日本医事机关，素不容外国医师插足，而陆海军所属机关尤为不可通融，今能如此，亦一难得之例也”。至10月初，诊治病人“合计不下五千人，于灾民亦不无小补”。

两支医疗队，以上海派出的医疗队为主体，兢兢业业，与日本赤十字会精诚合作，“不分畛域，救拯灾民”，圆满完成救护使命。

“救运灾胞，为第一要义”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医队日本之行的目的，固然是“救灾恤邻”，但于“恤邻之外，原以疗治灾胞，及救运灾胞，为第一要义”。不必赘言，旅日侨胞在这次大浩劫中不能幸免。

据统计，地震中死难华人约2000人，伤约3000人，尚有近万人流落街头，苦不堪言。他们绝大多数为工人，次为学生、商人，遭此大难，思归心切。“救援灾侨，也就是救援日本”。因此，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医队在与日本赤十字社合力救治日本难民的同时，与神户中华会馆合作，以资遣难侨为“第一要义”。

回国难侨由中华会馆发给绒毯一条，现金5元，救护医队则给予协助，如联系船只、电告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难侨抵沪日期以备接护等。总办事处显得更为忙碌。每次难侨抵沪，中国红十字会“领袖”的“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负责接待、安置，总办事处则派出医护人员，收治伤病同胞。从9月8日至10月18日，40天接待21批6421位难胞，加上10月22日（97人）、29日（11人）、11月4日（107人）、8日（36人）、18日（52人）陆续抵沪难侨，总数达6724名，任重事繁，不待言可知。

上海只是一个中转站。难侨抵沪后，要根据籍贯，分批资遣，所费不赀。难侨以浙江、山东、江苏省籍为多，尤以浙江温州籍为最。截至12月11日，有8批3000余名温州人，在中国红十字会医护人员的护送下，“回里安业”。其他省籍的难侨，也在红十字的人道关怀下，回到故乡。

“款不任多，热心正同”

对日震灾的救援行动，是一项繁重的“生命工程”。中国红十字会全力以赴，有序推进，取得此次“援外”行动的成功。但成功的背后，毫无疑问，有许多现实的条件作保证，如社会各界的支持、“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的“后盾”保障等，而中国红十字会各分会的“后援”之功亦未可小视。

如前所述，9月4日，设在北京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出“支电”，号召各分会筹集款项，一致进行。南京分会首先响应，捐款千元，其他分会也是量力接济，如：沙市分会捐款1000元，临汝县汝郏分会捐款50元，天津分会捐助和服1000件，商邱分会捐款61元，仪征十二圩分会捐款100元，宜都分会捐款100元，新野分会捐款53元，正阳分会捐款10元，郧县分会捐款119元，洛宁分会捐款5元，汕头分会捐款400元，玉山分会捐款150元，阿城分会捐款52元，经棚分会捐款35元，襄阳分会捐款100元，曹县分会捐款30元，上洋分会捐助小洋1090角，樊城分会捐款100元，大荔分会捐款30元，沘源分会捐款25元，仙游分会捐款30元，蚌埠分会捐款30元，禹县分会捐款25元，扬州分会捐款21元，屯溪分会捐款67元，武安分会捐款4元，广州分会捐款20元，武功分会捐款64元，高密分会捐款4元，西平分会捐款12元，黎川分会捐款100元，鄱阳分会捐款50元，泰县分会捐款5元，安顺分会捐款44元，临淮分会捐款5元，潜江分会捐款12元，安阳分会捐款30元，兴化刘庄分会捐款35元，万安分会捐款10元，昆明分会捐款100元，贵阳分会捐款62元，荣县分会捐款10元，南宛分会捐款50元，朝阳分会捐款25元，浦城分会捐款60元，南昌分会捐款500元。总计不过4000余元，算不上巨款，有的分会仅能捐助数元。但“款不任多，热心正同”。这种体现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热心”，是可歌可颂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安分会会长杨鹤庆（字叔吉），还受陕西省政府“特派”，赴日“调查灾况”，慰问灾民，表达了中国人民“恤邻”的深情厚谊。

日震救助，据红会史籍记载，“共用款一万七千二百十七元六角四分，各分会多有捐助”。实数当不止此，《中国红十字会救日震灾概要》提及，“（9月15日）北京总红会有代表到东京：汤尔和、孙柳溪、戴棣龄、侯毓汶四君。据云已有赈款二万元，由北京红会交现驻京日本公使等语。此款系向北京税务处商借，即以上海总办事处昔年借与中国政府遣归德奥华侨之二万元垫款划抵”。这笔款，理应算在红会救助日震款内，尽管它是以捐款的形式捐出。再加上西安分会会长杨鹤庆带去的万余元赈款，总数当在五万元左右。这在贫穷落后的时代背景下，实属不易。

“日人感激，列邦称赞”

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热心”捐助及遣派医队漂洋过海莅灾地救援的善行义举，日本各界由衷感激。10月2日，日本载仁亲王接见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医队，外务省为之送行，“上下一体，感激靡已”。红会医队回国后，日本赤十字社、神户商业会议所均具函申谢。日本赤十字社社长平山成信谢函云：“此次东京、横滨等地方大地震，承贵会关心甚切，医务长牛惠霖君率领救护班来此服务，勤勉尽职，不胜感激之至。”神户商业会议所会长泷川仪作、副会长森田、西川庄之致函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庄录，谓“此次敝国遭灾，乃蒙阁下亲临代表贵国对于敝国，实心体恤，极为诚挚，吾等不胜感激，且深悉此等美善之意，必使两国，更加亲密”。日本外务省司长冈部谢函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远涉海洋，惠临东京，专心致力于救护灾民之事，特对于伤病者厚赐治疗，使我国人同深感泣”。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为答谢中国人民给予日本震灾的援助，日本派出以臼井哲夫、铃木富久弥、砂田重政、半泽玉城等组成的“超政府超党派之纯粹代表日本国民”的“国民表谢团”，10月20日起程来华答谢。“表谢团”首先抵达大连，而后往奉天、天津、北京、洛阳、汉口、南京、杭州，11月21日到达上海，特别拜会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称谢不置，谓“此次贵国人民，对于敝国震灾所给与伟大之同情，与贵会派遣医队之协助，殊足使敝国上下一致感动。此次来沪，敬表谢意，极希望此后中日两国国民益臻亲善”。

中国红十字会扶桑救护的人道之举，“日人感激，列邦称赞”，其良好的国际影响，亦有不可低估者。这是历史所不能忘却的。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