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稀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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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史料】

在红十字的旗帜下

——记上海东南医学院师生抗战救护活动

汤章城 

据《上海卫生志》记载,1926年郭琦元、汤蠡舟、缪征中等筹建学校和附属东南医院。校址在沪军营外马路363号,郭琦元任校长。设医学专业,学制6年。首期招生170人。1930年学校易名东南医学院(成立初名为东南医科大学——作者注)。1935年夏,教育部批准立案。194912月迁往安徽怀远县,1953年迁合肥,组建为安徽医学院。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3年中,有10余年是在抗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中渡过的。虽然几经起伏,举步维艰,但在国家和民族需要她的时候,她在红十字旗的召唤下,救死扶伤,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做出了有影响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汤蠡舟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曾著文提出今后“计划的医学教育,使培养的人才能配合国家的需要,以谋求全民族健康全人类幸福为职志”。事实上,东南医学院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就是一贯在实践着如此的理念,不负国家和民族的厚望。国难当头,以救死扶伤为己任

1932年第一次抗击日本侵略的淞沪会战期间

    19319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沈阳,日本开始了有谋划的、残酷的、长期的侵华行动。

    1932年初,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实施侵略中国的计划,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件,东南医学院建院不到6年就遭到第一次大破坏。根据《东南医学院二二级毕业纪念刊》中“校史”的记载:1931年春,购置真如校基53亩。时值上海南洋医学院中途停闭,转学来校者200余,统计学生数达500以上,顿呈人满之虞。乃于是年五月建筑真如新校舍十余座,迄九月落成。沪军营原有房屋悉充为医院。学院全部迁入新校。同时学院遵令废止预科制,招收新生开学,“甫及半载,沪变忽生。漩入战区,凡百余日。校内图书仪器标本用具等损失达十余万金。”

    学校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更是激起了东南医学院师生的义愤填膺,老师带领学生们刻不容缓地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战地救护活动,奔赴抗击日寇侵略的第一线,不怕危险,担负起战地救护的重任。

    《上海卫生志》“大事记”中这样写道:1932“一·二八”日寇侵犯上海期间,何香凝女士除了把个人财产用于救护事业外,还以伤兵医院院长的身份在报上刊登募款启事,号召各界热心志士捐助现金、药品和食物。她的声望很高,各阶层民众应募捐款都十分踊跃,特别是上层人士和海外华侨更是热情支持,大力捐助。如东南医学院两位院长,给医院送来大量医疗器械、药品………。

217日《申报》并报道:第七救护队因沪地伤兵过多,曾与国难战士救护会接洽在苏设立第七队后方伤兵医院,由汤蠡舟任院长,地址现设苏州一农业学校,约可收容二千余人,所有真茹队部及苏州后方医院经费,均由国难战士救护会诸女士概允担任。   

31日晚,十九路军因后援不继,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嘉定、黄渡一线,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战地救护遂于3日宣告结束。但是,35日《申报》报道:救护队员激于义愤,贯彻始终,决心仍赴我军后方工作。至4日晨起,已陆续向苏州等处进发,该会已电吴县分会预备一切。一周后,312日《申报》报道: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第七支队,于3月1日由真茹移至南翔,3日至苏州,所有受伤兵士一律由车送至苏州桃花坞钱业公会,即以该会为医院办公之所。战斗虽已暂时停止,但是,对于伤兵的救护工作尚在继续。直到55日,中日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战事告停,510日才从前线撤回。1932年春,汤蠡舟摄于苏州伤兵医院大门口的这张照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第七队伤兵医院”的牌子清晰可见。

淞沪抗战结束后,东南医学院又忙于重建。《东南医学院二二级毕业纪念刊》中“校史”的记载:沪事协约告成后,即将内部重行整理始得赓续开学。溯自本院开办以来,历有六载,屡经时艰,未遭中辍,亦云幸矣。现真如桃浦西岸学子莘莘,讲舍峨峨,教授则循循善诱,学生则群相钻仰,声应气求,上下一心,雍雍睦睦,大有宾主尽东南之美。

东南医学院在战地救护中的作用,进一步确立了她在当时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在1933年发行的“东南医学院二二级毕业纪念刊”,其封面是由章炳麟先生题写。在纪念册内题词的,都是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医界首领,如时任国家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卫生部部长刘瑞恒,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上海市卫生局局长李廷安,上海市医师公会会长余云岫等。

    淞沪抗战虽已结束,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仍在不断膨大。4年以后,鉴于时局日趋紧张,未雨绸缪,各地开始设法成立紧急救护团体。193641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设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救护组织问题,决议设立救护组织的执行委员会。邀集中华医学会、全国医师联合会、中华护士会等17个团体参加,其中包括东南医学院。东南医学院院长郭琦元和东南医院院长汤蠡舟随后参加了一系列筹备活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于193661日在上海成立。据红会档案记载:“由本会正副会长为当然正副主席,推定常务委员7人,执行委员41人,正副总干事各1人,负责进行,并分设‘训练’、‘供应’、‘人事’三委员会,分别办理各项事宜。”救护委员会主席:王正廷;副主席:杜月笙、刘鸿生。东南医学院和东南医院的两位代表,郭琦元和汤蠡舟都为执行委员。郭琦元还担任训练委员会委员一职。

19361118日,由上海市各界领袖虞洽卿、钱新之、黄炎培、江问渔等发起组织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后根据中央颁布的《非常区域救护事业办法大纲》的要求,1937720日,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改组为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席为颜福庆,东南医学院院长郭琦元是15位委员之一,并兼医务组长。东南医学院医务长、东南医院院长汤蠡舟是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所属训练推行委员会委员,并任医务组副组长,东南医学院职工江晦鸣任医务组材料课干事。

193612月,汤蠡舟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编辑,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出版和发行,大众印书馆印刷的《救护与防毒》一书第一版出版。1937115日,《申报》报道:本市救护事业协进会,于昨日下午五时,举行第四次救护训练推行委员会,到江问渔(即江恒源)、蔡洪田、范守渊、许也文、庞京周、汤蠡舟、王揆生、沈济川、,列席刘士林,由江问渔主席。首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旋有刘士林、王揆生,分别报告自办救护训练班及协助第二职业补习学校。南京路商业补习学校,开办训练班经过情形,继即进行讨论,………。(五)救护与防毒一书,由本会接受中华职教社让与版权,请公决案。议决,通过。

 目前,我有一本民国二十六年八月(1937年8月)出版的该书第三版。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该书是由我国职业教育的开创者之一江恒源先生题名,并作序。江时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所属训练推行委员会负责人。江先生写道:“世界上人人憬憧着的‘一九三六’的危机,虽说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一颗未爆发的炸弹,仍旧握在野心国人的手里,什么时抛到我们的头上,不得而知,在我们为保卫国家力求生存起见,却不能不先有一番准备。所谓准备,不仅是从军备的精良上,和军人的勇气上去着想,即能从容应付;因为现代战争,无所谓前后方,也不尽是完全靠军事,乃是整个民族力量的争斗。那么一般民众的常识,是必要整个的提高。就军事上说,救护与防毒,实实在在是每个国民应该具备的智识技能。本社同仁人,有见及此,特就附设之职业补习学校中,设置救护训练班,聘请汤蠡舟医师为主任导师,严格训练,已有三班毕业,且由汤医师辑有‘救护与防毒’一书,内容翔实,钜细不遗;经由本社编辑部审核出版,并经各医师试用,认为善本。兹为扩大效能起见,特将是种版权,无条件地让与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以期继续付梓,普及全国。吾知吾国人重视救护事业,所在多有;是书之必能畅销,可无疑也。兹值再版,谨述其原委,以弁简端。民国二十六年三月江恒源写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40 多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191756日在上海创立的。江恒源18861961)字问渔,他参与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所等职业教育单位,创办了《职业与教育》杂志,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开创者之一。19499月,江恒源受邀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至1945年胜利期间

    1937年,我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又一个6年以后,东南医学院再次遭到更大的毁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八一三”后上海教育文化机关遭受日军破坏情形调查统计表》(19371021日)披露:半月以后,(指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端。日机首先轰炸位于真如的暨南大学和东南医学院,炸毁暨南大学的化学馆、大礼堂、学生宿舍等………。日军在上海破坏中国文化教育机关,813日至1015日,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吴淞商船学校、东南医学院全部被毁;复旦大学、同德医学院、持志学校大部被毁;暨南大学、大同大学、正风文学院等局部被毁;沪江大学、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商学院、市立体育专科等校舍被日军占据。东南医学院真茹校址最早设立伤病医院的,因而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忌恨,首先遭到日机轰炸,并被摧毁。在被统计的全国部分公私立12所高等医学院校的损失情况中,东南医学院位列前三, 1937年,统计损失为230000元法币, 19388月,进一步统计提高到270000元法币。损失最大的是江苏医政学院,为325106元法币。

    据《中国红十字会月刊》和当时报纸记载,成立于1937813日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二救护队,队长龚继长,有队员50人。设临时医院于真如东南医学院,门首悬有红十字旗,队员皆佩臂章。818日晨6时,日机投弹轰炸,该院院门房屋被炸毁,救护队长龚继长、葛林宗、谷逸民甘冒危险,力驰救护,致受轻伤。担架队长张松龄勇敢前驱,不稍回避,卒以身殉。随后,郭琦元任命田仓平继任队长,率同全体队员,改赴罗店、大场、顾家镇、杨行、南翔等处参与救护。

193798日,《申报》发表庞京周的文章“抗战中救护事业底一个横断面”,文中提到:迄平津危急,沿江沿海一带要隘,随在有战事爆发之虞………。各院校遵组救护队者,除同济、齐鲁,先已受军医署委托,组织手术组,准备参加重伤医院工作,东南、同德,准备留沪服务外,计有上海医学院二队、中央、湘雅………各一队,………相机出发 

当时,在萨坡赛路299号的东南医院成为上海16所特约医院之一,提供病床100张,兼收伤兵。193791日开办,916日结束,期间收治304,16所特约医院中收治人数名列第二。特约医院是指受红十字会委托临时收受伤兵之私家医院。待红十字会自行设立的各救护医院成立,伤兵转出后,特约医院任务结束。

1937924日,《申报》用“东南医学院决迁武昌”为题报道:据该院院长郭琦元谈,本院自沪战发生后,即腾出校舍为红十字会设立伤兵医院,本院医生,在四五六三级者,并即出动服役,为伤兵治疗,惟敌机蓄意毁坏我文化机关,并违反国际公法,轰炸伤兵医院,屡次前往真茹轰炸,将本院房屋完全炸毁,内部仪器除一小部分于事先已迁出外,大部均遭毁坏。本院自一二八后,惨淡经营,至今始复旧观,无如又遭敌机炸毁,殊堪痛恨。至于本学期开学事宜,因本院南市沪军营校舍,亦因战事关系,无法开学,现本院学生,除四五六三级数百人,均以全体出动服役外,一二三三级学生,共有三数百人,正在通告登记中,此后拟比较适合战时教育地区开办,惟因本院课程仪器,与其他大学不同,故决单独迁设于武昌,正派员接洽之中,但一切迁移颇费时日,非一时可能之事。故临时开学办法,暂拟在萨坡赛路本院医院内上课。我国医药人才亟待训练,值此战时,尤感需要。后来,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决迁武昌没有实现,而由留日眼科专家张锡祺先生坚持留守上海,把东南医学院苦苦撑到了抗日战争胜利。

19371017日,《申报》刊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致谢”一文:查第十一救护医院系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合组之共同救护委员会所主办,参加本会合作开办以来,成绩卓著。现将该院移驻松江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驻松第一重伤医院,乃请原任院长汤蠡舟医师及全体工作人员继续任事,现已布置就绪,正式开幕。

第十一救护医院成立于1937822日,借陈占熊先生经营的大华路维也纳舞厅,全院员工完全系义务职,汤蠡舟任院长,特约医师中有陈邦典,驻院医师中有王冀恢和洪抡元,他们都是东南医学院的职工。后因特区当局限制伤兵入境,于928日停办。期间收治人数436人。

    回忆录“从童子军到新四军”一文描述,随着形势的日趋恶化,到1937年底,上海虽还没有完全沦陷,但是租界已经成为“孤岛”,日军加强了对该地的封锁控制11月间,留在租界的伤兵,还有数千名之多,转运伤兵工作任重道远,颇多阻挠,加大了转运伤兵的难度。12月间,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决定将煤业救护队和接运站合并,沿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的名称,壮大了红十字会转运伤兵的力量。几经探路,确定了当时唯一与上海通航的港口浙江海门为上岸点,开辟了一条经水路把上海伤兵运往内地的途径。当时沪甬线轮船,有华商三北公司和招商局,也有英商和德商的船只,为了避免敌舰敌机的袭击,中国船只曾借用英、德等国旗悬挂。当时,汤蠡舟和马仁源(沅)(东南医学院新制一年级肄业生)曾前往浙江宁波,参与建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伤兵接受站”,先后驻宁波龙华寺和翰香小学。从上海撤出的伤兵化装成难民上船,十个八个地夹杂在乘客中,有专人带领,送到接受站。截至12月份,留在上海的伤兵4000余人全部顺利遣送内地。

随着战线的西移,救护队撤出了上海地区。193710月,已经由南京西迁至湖北汉口的中国红十会总会先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战时救护委员会,主席王儒堂,总干事林可胜。该委员会公布过“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各医疗队各路大队长、副大队长、队长、副队长及队员名单的公告”护字公告第83号)。其中中路西线的第十四队队长为汤蠡舟副队长为林熊飞队员有汤蠡舟、冯固(东南医学院1933年毕业生)、洪抡元(东南医学院1933年毕业生)、陈锡康(东南医学院新制二年级肄业生)、林熊飞(东南医学院第五届毕业生)、董振舜(东南医学院毕业生)、李琼恩、陈庭华、王良、徐远、王绍基、盛梓材、郁文泰、汤维乎(平)、姚士庭、许大江等。其中冯固、洪抡元、陈锡康、林熊飞、董振舜都是东南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其他诸位,除许大江和汤维平是汤蠡舟的亲戚外,是否还有东南医学院毕业生或学生?尚没有查清,有很大的可能是,或部分是。

19386月,救护委员会迁至长沙后,改称为救护总队部,林可胜担任总队长。19393月,随形势变化,救护总队部转移至贵州贵阳市的图云关,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5月,救护总队部完成历史使命在南京解散。汤蠡舟担任过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救护总队部总队长,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

    在《中国共产党贵阳历史》第一卷的第六章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与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中有记载,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特别党支部筹组的红会书报供应社于19395月正式成立,其宗旨是通过提供进步书刊,组织传阅活动,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财务股周新初(一位1949年底,随东南医学院内迁安徽的老东南人),总务股蔡书祥,医务股王学明,林可胜的翻译汪犹春,医务卫生人员训练所毛华强,运输股黄豪等选为社委会成员,黄豪任社委会主任。书报供应社成立了图书馆,拥有书籍五六千册,其中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有一部分延安出版物,如《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吸引了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的极大兴趣。又如史沫特莱从八路军敌后根据地采访回来路过贵阳,住在图云关林可胜的住宅里,当时书报供应社通过林的英文秘书沈经农瞒着林可胜,私下与史沫特莱联系,请她出席书报供应社组织的青年座谈会,介绍八路军敌后根据地的情况。为了保密,地点选在周新初家里,周已结婚(其夫人李智珊也是1949年底,随东南医学院内迁安徽的老东南人,文革中后期,他们俩被调往皖南医学院),山上有一间单独的木板房,可容纳20人。当日晚上,林可胜得知此事后,表示请大家来自家的客厅开,这样一来,一个原本秘密的座谈会,变成了由总队长亲自参加的公开聚会。特支领导下的红会书社的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必然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和干扰。194145月,黄豪离开贵阳,不久,书社被国民党查抄封闭。

 由贵阳市档案馆编的《战地红十字》一书中收录了一篇老东南人袁松人(东南医学院新制二年级肄业生)写的文章“蒋会长随员日记之一”。讲的是1944615日,他陪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蒋梦麟会长视察贵州省镇远县日本战俘营(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又称“和平村”——作者注)的经历。在战俘营蒋会长对全体日俘讲话,并安排了与不同身份日俘,如和尚、医师、农人、商人和研究政治学者等的座谈会,由救护总队副总队长汤蠡舟全程翻译。会后,日俘们承认日本不能征服中国,也不能只有一个东亚共存共荣的概念,日本必须跟随着世界和平运动而革命。期间,日俘们演出了反战话剧,演员中有日本四大舞蹈名家之一的笠泽,东京舞蹈学校教授,应征为日军上等兵后被俘。当时,袁松人担任救护总队部技术室“视察”一职,经常需要巡视各地各救护队的工作状况。

    救护总队的工作是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依旧活跃、乐观。救护总队部的《救护通讯》有记载,东南人江晦鸣改编评剧《新打渔杀家》,以敌后渔人与敌伪奋斗为主题,刻画入微,颇兴敌忾同仇之慨。还编剧《新鸿禧》,鼓励青年从军,抗御外敌。这些剧在一定的场合组织演出,情况热烈。《救护通讯》第33期还记载,1945227日,在总部博爱堂,举行春节晚会,同时本部秘书江晦鸣、刘孟分联合举行婚礼,到来宾四百余人,礼堂布置瑰丽,无线电音乐悠扬,并表演文化相声,歌唱,末殿以改良评剧《新小放牛》,一时灯烛辉煌,通明如昼,益以节目精彩,诚属盛况空前。江晦鸣时任救护总队部秘书,他的夫人王宝珊在1949年底,也随东南医学院举家内迁安徽。

来自于东南医学院,先后参加过救护委员会或救护总队战地救护的,除了上述的马仁沅(救护总队61医防队队长),中路西线第14队的冯固、洪抡元、陈锡康、林熊飞、董振舜等外,据不完全的了解还有:江晦鸣(救护总队部秘书室主任)、袁松人(救护总队第26医务队队长,总队部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技术室视察)、史敏言(东南医学院新制一年级肄业生,救护总队检验队医师等。这儿所描述的仅仅是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师生参加抗日战争战地救护的概要情况,再简单不过了。其实,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难以忘怀的经历和可歌可泣的故事。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