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山之石】
昭和初期日本红十字会的救护事业
——以1928年济南事变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例
赵明敏
1877年，日本爆发西南战争，战况激烈残酷以至死伤者无数。大给恒、佐野常民等人设立了具有红十字精神的博爱社，并向战场派遣救护班。当时的统治者无法理解博爱社这种不分敌我一体救助的精神，未予批准，但拥有“率土之滨莫非干臣”胸怀的皇室亲王非常欣赏组织者的精神，未经中央政府审议就批准了组织的成立。1886年根据政府的方针加入日内瓦条约，第二年改名为“日本赤十字社”，新设特别社员和名誉社员制度。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红十字会第一次往国际纠纷战地输送医疗救护班。1952年，正式制订了《日本红十字会法》，规定其为准公共机关，职责是“实施基于有关红十字的各国际条约的业务、在发生非常灾害和传染病流行时，救护遭受灾胞的入”，同时“国家可以将依据于红十字有关的各条约的国家业务，以及非常灾害时国家进行的救护有关业务委托给日本红十字会”。其基本精神是人道、公平、中立、独立、奉献、单一、世界性。日本红十字会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设有支部，组织形式采用“社员制”。到2010年3月末，日本红十字会共有个人社员1065万人，法人社员15万，在全国拥有92家红十字医院和79家血液中心。本文拟以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的济南事变以及九一八事变为例阐述昭和初期日本红十字会展开的救护事业。
一、济南事变时期
1928年春，蒋介石打着统一的旗号出兵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者为防止英美势力进入华北，不让蒋介石国民党“统一”东三省，企图乘中国军阀混战之机占领山东，恢复华盛顿会议以前日本在山东的全部特权。4月，日军派第六师团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对中国武装干涉。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3日日军增派第三师团大举进攻中国驻地，中日双方陷入激烈的战斗中。
日本红十字会根据陆军大臣白川正则的命令，于6月5日编成救护班。从日军第三师团（名古屋）和第六师团（熊本）管辖范围内的爱知、静冈、岐阜、大分、熊本、宫崎、鹿儿岛支部各召集4名救护护士，从本部召集2名救护医员、1名救护调剂员、1名救护书记、2名救护护士长、2名救护护士和2名勤杂工，任务就是帮助陆军运输部把青岛、大连、塘沽的患者送回日本。6月7日，救护班的38名成员到达广岛市宇品的陆军运输部，紧接着迅速被任命为患者输送船——长城丸的卫生员。长城丸是大阪商船所有的船舶，为陆军所征用，共2596吨，船上配备有病室、手术室、药室、屎尿处理室、被服消毒室等。青岛、大连和塘沽的患者共同乘船，到了九州岛门司市让第六师团的患者下船，其他的患者直接运送至宇品。船上的主任医师是陆军三等军医，以及配备了一名陆军上等护士长，其他所有卫生员均是日本红十字会的救护员。船内工作最不能避免的就是眩晕，许多工作人员在第一次输送过程中被船体摇得恶心呕吐，恰巧这时从青岛往塘沽的海面时常有暴风雨，有护士直接因为晕船被强制勒令休息。到救护工作完成时，有两名护士得了急性喉头炎，一名护士得了急性胃炎。从6月7日由宇品出航的第一次输送到10月5日归港的第八次输送为止，长城丸共在中国大陆和宇品之间往返8次，输送了680名患者，他们中最多的是呼吸器官病（胸膜炎、肺尖炎等），共188名，外伤和意外负伤患者有149名，传染病和全身病（结核、脚气等）有121名，花柳病76名，营养器官病74名，神经病也有19名，此中有一名在船内死亡。卫生员的任务在10月6日第八次输送完毕后结束，救护班收到了解散的命令，陆军大臣对这次红十字会的表现非常满意，并向日本红十字会总部赠送感谢状。
二、九一八事变时期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欲挑起事端，蓄意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趁机炮轰沈阳北大营。随后开始逐步吞噬东北地区，次年2月便占领除热河外的东北全境，建立了溥仪执政的伪满洲傀儡政权。事发当时，隶属关东军的卫生机关虽然正常对负伤者进行收容治疗，但10月以后的东北逐渐进入冬天，极度低温的环境让这场战争变得无比艰难。负伤者和冻伤患者也在此期间激增，“满洲”各地卫戍病院都处于爆满状态。卫生人员的极度不足让伤员救治陷入棘手的局面，对此，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于11月21日命令日本红十字会向“满洲”派遣救护班。日本红十字会闻此迅速着手组建救护人员，11月27日在旅顺的“满洲”委员会本部编成第一个临时的救护班，派往辽阳卫戍病院。这个救护班由1名救护医员、1名救护书记、1名护士长、20名护士和1名勤杂工组成。紧接着陆陆续续的组建了共6支临时救护班，分别派往不同的卫戍病院。
尽管如此，救护状况依然不容乐观，源源不断的战争导致了更多的伤患，而恶劣的环境因素也使得救护的困难程度加剧。据铁岭卫戍病院的护士说到，12月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30度，患者的枪伤和烧伤由于设备的不完全大多又新添冻伤，患部出现坏疽状态时就要往后方输送，但是治疗方法只有利凡诺（リバノール，一种杀菌消毒药）湿布和软膏。患者每到夜里伤口就疼痛难忍，由于纱布的不足，护士们只能每隔两个小时用利凡诺液来为伤者减轻痛感。繁重的救护工作以及寒冷的天气对临时救护班的工作人员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但他们依然靠着坚韧的毅力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1932年6月到10月，随着战争的逐渐平息，临时第一救护班到临时第六救护班依次解除了任务，这种献身奉献的精神受到了患者和军事病院的高度赞扬。
日本红十字会还在这一时期在东北对中国住民进行巡回诊查和治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满洲委员本部”在奉天病院实施奉天城内外的巡回救助，对卷入战争的中国人进行院内治疗，并收容一些负伤的中国军人。到1932年7月救护事业结束为止，实际入院患者有68名（中国伤病者27名），总人数达到5711名（中国伤病者3649名），外来和巡回治疗患者实际人数为601名（包括390名日军患者），总人数达到了1700名。
此外，奉天病院还基于关东军的施疗计划编成两个救护班，1931年11月6日开始约一个月的时间，在奉天城内和安奉线沿线共救助了997名人员。从1932年4月11日到5月9日，再次往奉天城内派遣局部地区救疗班，往姚南、哈尔滨、郑家屯方向派遣移动救疗班，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共救助28303人员。没有安全保障的区域也有救护班的身影，根据关东军的命令，从1932年5月20日到6月26日，从奉天病院往“北满”派遣了两个移动治疗班，由一名救护医员、两名救护护士、事务员、翻译等共6名人员组成。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参谋以危险为由命令救护中止，但是救护护士们纷纷宣布自己有必死的觉悟，这才得以展开救援。“满洲”委员本部在这段期间，通过向东北各地派遣护士这一行为博得了一致好评，对关东军来说红十字会对一般住民的救助承担了一部分安抚住民的工作，对日本红十字会来说这也是具有大力普及人道精神的活动。
这两次救援活动只是日本红十字会平时事业的一小部分，但却是积极响应国际红十字会号召的体现，履行了为战争和武装暴力受害者提供人道保护和援助的宗旨，遵循了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七项原则。因为这两次活动都在中国展开，其间也救助了一些中国伤患，依从了博爱社建立的初衷。但在后来发生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红十字会没有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欧美战俘积极施以人道主义救助，遭受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希望以后日本红十字会能将无国界的人道主义贯彻到底。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