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救护济善之路
——记汤蠡舟在贵阳图云关的日子里
汤章城
1942年9月5日,由于林可胜多次请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总队长职务,总会派已任救护总队部副总队长的汤蠡舟由重庆前往贵阳办理交接,并由总会常务理事王晓籁自昆明往贵阳监交。此后,林可胜专任远征军军医视察总监,负责中国远征军的救护工作。当时,暂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潘小萼兼代总队长一职。
1943年4月8日,由时任中国红十会总会秘书长的胡兰生兼任救护总队部总队长,同时设副总队长3人,由汤蠡舟、倪葆春、朱润深担任。
(汤蠡舟夫妇在贵阳图云关)
根据救护总队部编制表设计,救护总队设总队长1人,由总会秘书长兼;副总队长2 - 4人,其中有2人以兼任本部驻外办事处主任任用。当时,兼任总队长的总会秘书长胡兰生多数时间在重庆办公,倪葆春常驻昆明,朱润深常驻柳州,救护总队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常住贵阳的副总队长汤蠡舟主持。 从1943年10月开始出版的《救护通讯》中可见此状。我们家也就此结束了几年来漂泊不定,居无定所,分居各地的生活,定居于贵阳市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半山坡上的一栋草屋内,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汤蠡舟是从一名基层的救护队长,逐步担当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的领导责任的。
1932年初,第一次淞沪会战期间,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第7救护支队队长及其伤兵医院院长;1937年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医务组副组长,第十一救护医院院长,后转驻松江改为第一重伤医院院长;1937年10月,已经由南京西迁至湖北汉口的中国红十会总会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战时救护委员会,他担任中路西线的第14队队长;1938年6月,救护委员会迁至长沙后,救护总队部成立,他担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兼第9中队中队长。
1940年秋,王晓籁的视察报告中提到“江西吉安为第三大队部所在地,大队长汤蠡舟。汤大队长为人中正和平,其所辖各队,人事纠纷尚少”。对于各大队的状态分析“各大队情况,以第三大队为最佳,第四大队次之,第二大队又次之。”1941年9月,他被调往四川重庆,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务处长。1942年8月,汤蠡舟开始担任救护总队部副总队长。
1943年10月开始,直到1945年6月,共计40 期的《救护通讯》,以及汤蠡舟撰写的工作报告概括性地反映了他在图云关期间的主要经历。根据他的“救护工作第八年”一文,救护总队部的主要工作可以总结为医务、材料、运输等三个方面。医务方面包括:加强救护设施、派遣医师入印(指远征军-作者注)、成立战区医院、发展俘虏卫生、辅助军阵防疫、普遍保健示范、检诊出国军人、协办社会福利等;材料方面包括:充实材料贮备、努力制药生产等;运输方面包括:提高运输效率、力谋燃料自给等。
一、救护队调配
救护总队部最重要的工作当是根据战场形势的千变万化,及时调整救护队的配置和调配救护人员前往战线最需要的地方去。到1942年,基本上已经形成每一战区配属一个大队,每一大队配属五个中队,每一中队下辖两个区队,贵阳置预备大队一个,暂编十个中队的格局。视各战区大队任务之需要,适时拨归使用。西南战区,为反攻缅甸以通国外路线之基地,开辟远征军救护领域,于昆明设办事处,并增设大队,由副总队长倪葆春兼任昆明办事处主任,负责指挥,积极配合远征军之部署。
每期《救护通讯》开篇就是“救护设施”栏目,专注报道战局的变化以及各医疗大队、中队和区队的调配。1943年以后,抗日战争正处于从战略防御的相持阶段后期转而进入战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1943年12月下半月,自常德大捷以后,仍侧重于长江南岸及滨湖一带,第六大队所辖原设湖南桃源的医疗区队,在桃源失而复得后,又随军跟进桃源原地设置。第九大队所辖原设江西三地的3个医疗区队都调赴长沙集中。1944年2月底开始,为加强救护作业,并提高医疗效率,于每一战区成立巡回医疗示教队一个,择其成绩优良之医疗中队予以改编,以增进观摩之效;为配合空军救护之需要,经饬第六、第八大队酌调医疗队,分设湖南芷江和四川新津。1944年4月,敌寇近自关东抽调军队集结华中,似有伺隙窥企图,经饬第四、第六、第七、第九大队,密切注意敌情,严密部署,遂行战地救护之任务。1944年5月,中原鏖战日酣,本部配设第一战区各医疗队,正奋勇随军进行战地救护,其中涉及设在河南叶县、洛阳西宫、湖北均县等地医疗区队的动态。1944年6月上半月,中原战场,滇缅反攻,以及第四次湘北大战再起,敌寇复有窥视粤北企图,一时情况紧张。第九大队现移设湖南衡阳,并于湘潭设置前进指挥站,担任指挥湘北前线救护事宜。1944年7月,湘北方面,我军确实抑制敌人攻势,敌屡以强大兵力,猛扑衡阳,历经月余,迄未得逞。粤北方面敌亦徒劳无功。滇缅方面,我军续有进展。而中原方面,敌人无力再战,渐趋沉寂。缅北方面,本部原经派往印缅工作之外籍志愿医师10人,仍协助盟军,进行极艰苦之野战救护。1944年10月,近来国内战事重心,渐集中于湘桂路。第九大队部原设湖南长沙,嗣转进至衡阳、东安,现移设广西桂林,担任湘桂线救护之指挥工作。1944年11月,桂境战事剧烈,桂林、柳州相继失陷,本部所属医疗队现正棉密配备于黔桂、湘黔两线,战地救护及难胞救济。第四大队部设广西河池,指挥黔桂线战地救护及难胞救济;调前移贵州独山第九大队部转往湖南芷江,指挥湘黔线战地救护及难胞救济。1944年12月,湘桂战事渐向黔境推移,敌骑自宜山、串河池、下南丹、扰六寨、陷独山、逼都匀,攻势极锐,旋经我军反攻,一如风卷残云,于是独山、六寨、南丹相继克复,攻抵河池。当此一进一退之间,派设黔桂线工作第四、第九大队所属各医疗队,始终随军进退,进行极艰苦之战地救护及难胞救济,未离岗位一步,损失虽巨,精神一贯。至滇缅方面,我军迭获进展,第十大队配设该线医疗队及手术队,均随军推进,积极开展工作。1945年1月,国内战事重心,转趋粤汉路,广东曲江,湖南柳州同时展开巷战,配在粤汉线第七大队所属8个医疗区队,均随军配合军事,进行极艰苦之救护工作。现第七大队部及其所属医疗队,正向江西大庾一带转进,继续展开工作。1945年3月,滇缅方面我军收复腊戊,本部所设该线工作第十大队所属各医疗队及手术队,均密视军情,随军进展。1945年3月下半月,豫南鄂北剧烈战斗,第五大队部设湖北均县,并于鄂北方面由第六大队部就近抽派医疗队协助工作。粤赣边境战事已趋沉寂,本部原设广东曲江第七大队,现已移转设置湖南汝城。正集中所属各医疗队,重新配备,分派工作。1945年5月,医疗队开始实施裁编,在不妨碍救护之范围内,酌于栽减单位,充实固有机构,以期增进工作效率。第三和第七两个大队合并,共裁去10医疗区队;第四和第九两个大队合并,共裁去7个医疗区队;第五大队撤销;第六和第八两个大队合并,裁去医疗区队4个;第十大队裁去医疗区队3个;预备大队裁去医疗区队2个;第三和第六战区医院撤销。湘西鏖战,敌全面溃败, 第九大队设湖南晃县,该方面医疗队始终配合军事需要,进行战地救护,并办理难胞医药救济,为配合大陆反攻,救护总队正进行编组流动手术医院,加强战地救护,此项计划,呈经核定后,即付实施。1945年5月,为配合我军大陆反攻,经重新调整医疗队部署,并决定于全国设四个医疗大队,以任指挥,第一大队设云南昆明,任西南区救护之指挥;第二大队暂设湖北恩施,任西北区救护之指挥,准备向平汉线及黄河岸推进;第三大队暂设福建邵武,任东南区救护之指挥;第四大队暂设贵州独山,任中区救护之指挥;预备大队仍设贵州贵阳,控制医疗队若干个,以资策应。1945年6月,经湘西大捷后,我军续以桂北桂南获得辉煌战果。桂南克复南宁,桂北收复金城江。现有南越宾阳、迁江,北攻宜山,两路直下柳州之势。本部为配合善后救济总署之计划,办理收复区民众医药救济,业经派6个医疗区队,前进至广西南丹一带,积极开展工作。其中两个医疗区队,正跟进至宜山途中。本部为策及战后工作之开展,当我军大陆反攻至前夕,依照以下工作方针,努力进行。1、战地前进救护;2、收复区民众救护;3、各大城市红十字会分会诊疗所之设置等。东南沿海,自我军收复福州以外,浙江瑞安、温州亦相继收复,第三大队现正督饬所属各医疗区队,密视军情,配合作战部队进行战地救护。
从救护总队部上述报道可知,战役或战斗的特点是时起时伏,地域不定。因而,医疗队的配置,依流动为原则。前方的医疗队,在战斗期间,视设在伤运集转地之兵站医院及军部野战之需要,临时由大队部调遣设置,以办理检伤、急救及实行手术为主。非战斗期间,协助部队办理医疗、防疫及指导环境卫生为主。总队部在技术室专设“视察”一职,有2-3人,专司巡视各方医疗大队、中队和区队的调配和工作情况,督导各项救护和救济事宜。黔南收复部分地区以后,汤蠡舟专门去独山、南丹和都匀,经过上司、下司、马尾、六寨等地。会晤当地的救济主管,参观医院和卫生院,检查救护总队所属医疗队的工作情况。回贵阳后,著文“踏上济善之路”,回顾此行的见闻和体会。
西南战区,为反攻缅甸,打通通往国外的交通路线,以便获得国际援助,我国组织远征军开辟这一战线。因而,配合远征军的战斗,实施战地救护就成为救护总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救护总队于昆明设办事处,并增设大队,由副总队长倪葆春兼任昆明办事处主任,负责指挥,积极配合远征军之部署。1943年12月中,由倪副总队长葆春负责指挥,第十大队部设昆明,滇越线医疗区队分别设在河苷、建水、开远、文山和砚山等地;滇缅线医疗区队分别设在保山、镇康、顺宁、楚雄、安宁等地;军医学校7个志愿手术队赴昆明;其它医疗队的分布,如新运第六医疗队在保山和云南驿,新运第七医疗队在砚山,英国公谊第三医疗队在下关,公谊第四医疗队在文山,英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在漕涧等。并随着战线的变化,随时跟进。1944年1月中,胡兼总队长兰生专程由重庆飞往昆明视察,并于本部倪副总队长葆春会商远征军救护设施。在此期间,外籍医疗队和医生发挥了积极作用,派赴印度的外籍志愿医师陶维曼等10人,冒恶劣气候,出入丛林之间,进行密支那一带野战救护。1944年6月,英国红十字会配属昆明办事处指挥之医疗队队长韩正义,在职积劳病故,国民政府行政院明令褒奖。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昆金碧别墅,召约本部倪副总队长葆春晤谈,对本会参加远征军最近各项救护工作的情况,垂询甚详。1944年12月底,滇缅方面,我军迭获胜利,军事日有进展,本部为配合军事需要,于该线配设手术队、医疗队、随军进行救护。如第五手术队从云南猛撤进到芒市,英国公谊第三医疗队进入腾冲,第四手术队等设云南龙陵,英国公谊第六医疗队设云南磨黑,第九手术队设怒江附近唐习寨,第011医疗区队由保山渡过怒江。
救护总队还关注空军的救护。1943年11月中,航空委员会卫生处以衡阳、芷江、恩施等地,须有救护空军设备,经饬本部各该地医疗队,密切注意情况,妥为布置,并尽力协助空军救护。1943年11月底,本部为谋空军人员安全救护起见,特注意流动救护,凡驻在各地医疗队或诊疗所在截获情报半小时内立应出动救护,以资迅捷。10月29日,盟机一架,因机件障碍迫降广西柳城,当有柳州第四大队朱兼副总队长润深获报后,亲驱救护车及人员,偕同空军上尉顾林驰往救护,经救护轻伤五员。1944年2月底,本部为配合空军救护之需,经饬第六、第八大队酌调医疗队分设湖南芷江和四川新津。1944年春间,本部协助航空委员会及四川省卫生处担任川西某种特殊型工程之医疗工作,兹此项工程也已完成,即为川省发动50万人力,修筑之多数广大机场,并以由此机场,建立飞往轰炸日本本土、九州等地之奇功。现仍派2个医疗区队担任该地医疗和空军救护工作。
二、防疫与卫生
上世纪40年代初,处于非常落后状态的我国,特别在动乱的抗日战争期间,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卫生或环境条件都极差,加上日本侵略军违反国际公约,非人道地实施细菌战,因而疫情在战区不间断地发生,甚至流行。因而救护总队另一项重点就是日常的,特别是在战斗间隙期间的防疫和卫生工作,任务同样繁重。
1943年冬,东南闽粤浙赣四省鼠疫为患甚烈,邵武、福州、南平、泉州、云和、鹰水、碧湖等地鼠疫流行,驻福建邵武三大队分别指定第20医疗中队、第35医疗中队等,配合地方卫生机关,进行防治。同时,粤北前线疟疾流行甚剧,由第七大队部督饬所属各医疗队,协同部队卫生机构进行防治。
1944年初,估计到疫菌经冬眠,雨季过后,势必卷土重来。第三大队密切注意疫情,决定春季种痘计划,定购100万人使用的疫苗,包括天花、霍乱、伤寒,并协助部队防治鼠疫、回归热、痢疾等流行病。设计绘制防疫图表和编印防疫手册,以备前后方工作之医疗队分别采用。同时,浙江于潜已经发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蔓延甚速,第331医疗区队协同地方卫生机关努力防治,供给磺胺类药物。当年春季,湖北南章、钟祥、恩施、秭归;安徽太和、界首、临泉、阜阳;江西上饶等地也流行脑脊髓膜炎,第三、第六大队督饬所属各部,协助地方和部队卫生机关进行防治。同时,贵阳市区斑疹伤寒流行,波及图云关,图云关地处黔桂路之冲要,时有出国过境部队宿营,以致本部员工亦有染及,曾达7人,治疗经过良好,均已向愈。因而,扩大灭虫运动,过境出国军人实施集体灭虱,积极预防。江西上饶还发现真性白喉,驻地311医疗区队协助地方防治。1944年1-3月,对过境部队诊疗27799人,灭虱2480人,防疫预防接种86882人,包括天花、鼠疫、霍乱、脑膜炎、斑疹伤寒、破伤风等。
1944年夏季,各战场战斗进行剧烈,地区日益扩大,普遍实施预防霍乱注射,以防战后疫病流行。此时,印度孟加拉省霍乱流行,天花、疟疾猖獗,本部派往印缅工作之外籍志愿医师,协助军中防治。我国桂林、独山、马场坪、贵阳一带,均有霍乱发现,医疗队配合地方进行防疫。1944年秋,黔桂、湘黔两线,难民过境频繁,霍乱、赤痢、斑疹伤寒、回归热不断发现。各医疗队加紧防治。
1945年春,贵阳、昆明、重庆、永安各地流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严密防治。贵阳市还流行斑疹伤寒及回归热,扩大防治,驻图云关人员注射预防斑疹伤寒疫苗,办理灭虱。
防治疫病,以防为先。1943年10月,就开始制定全国性各战区部队灭虫实施办法,以及采取与部队合作办理为原则,首在远征军方面开始实施。11月,部队灭虫工作开始实施,并择定原有灭虫设备之19个医疗队,先行举办,至分布区域,已及之西南战区及第三、第六、第九等战区。
1944年春,推行环境卫生工作,以预防肠胃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从饮水卫生、改良厕所、清除垃圾及灭虫等着手进行。过贵州部队感染斑疹伤寒及回归热者甚多,渐次波及贵阳市民。与贵州省卫生处、贵州省军管区司令部、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联合进行防治。同年6月,昆明办事处,曾于滇缅路行军线上,经常设置灭虱站3所,昆明、楚雄和下关等地,由设在该地医疗队主持,担任该线灭虱工作。
在防疫和卫生工作中,各医疗队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在实施过程中创造了一些因地制宜的,简易的土办法,如酒灶式灭虱器、饮水消毒箱、淋浴器、渗水坑等等,受到官兵们的欢迎,效果明显。
三、自力更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的工作、生活条件是十分艰难的,救护工作必需的绝大部分医疗器械、药品、燃料、运输车辆及零配件等都需要从外部获得。在日本侵略军占据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后,切断了我国西部后方从海上接受外部国际援助的通路。当时,我国西南地区通往缅甸新筑的滇缅公路和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中航线就成为了最重要的对外通道,前者在日本侵略军攻占缅甸时,也受到了威胁和阻断,物资供应一度显得非常紧张和匮缺。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救护总队部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部分必需品,开展自助。
救护总队的所有物资、医疗队员和伤病员都需要依靠汽车来运输,来往于前线和后方。因而总队部设有运输股,每个医疗大队配有车队,共有数百辆汽车,汽车燃料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但是,时有供不应求的情况发生。1943年10月,救护总队部的酒精厂装设完竣,试验成绩尚佳,报请总会核准,每月产量暂以二千加仑为基准。11月份起,正式开工生产,以解决一部分燃料的自给。酒精厂的建设是成功的,可惜的是,到了次年的1月,小型酒精厂因醸料无来源,仅仅只生产了3个月后,不得不中止酒精的生产。在百姓缺衣少食的年代,哪还有富余的食物可以作为生产酒精的醸料。
救护总队部材料总库有自己的制造组,制造一些小的药物专用容器和药剂,如制造组的“制瓿”、“制锭”两部在1943年11月已经开始启动,生产的产品可以供应救护总队部及其所属救护队医疗作业之需要。
救护总队的生活待遇和条件一直是很差的,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拨款以及外部资助,后者又完全是用于采购必需的医疗救护物资。为此,人员情绪受影响,工作状态不稳定,时会发生人员流失的现象。1944年初开始,为了改善救护总队部员工及其家属的生活状况,在贵阳图云关驻地还提倡和组织员工及眷属开展种植蔬菜和喂养家禽的活动,以补助生活。
四、难民和战俘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大量难民的形成和迁徙是不可避免的。根据1943年的估计, 中国境内非沦陷区人口二亿二千万人,沦陷区内人口约二亿,难民四千万。沦陷区中百分之三十人口需救济,难民中百分之六十需救济。合计八千四百万。
1943年底,欧洲战局有了明显的好转,德、意法西斯开始走向败退。我国也开始考虑战后的安排,确定了战后复员期间的救济计划。明确救济对象包括:以返乡还籍民众为主,因其在中国境内受战争影响之敌友侨兵,承政府之委托时,以中立性团体之立场,亦同予救济。救济人数:估计4000万难民人数,其中百分之六十需救济,2400万,红十字会将承担百分之五计,120万难民。分3期实施,每期40万。救济方法包括:衣、食、住、行、医药以及到达家乡后最低生产之资金。救济机构确定为红十字会总会。1944年10月,黔桂、湘黔两线战事又起,时值将进入冬季,对于难胞的救济,首选制备棉背心1000件,及时运至难民站分发。
战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战俘,根据国际公约,要给于战俘人道主义的待遇,管理和检查战俘营的战俘健康和卫生状况也是救护总队部必需承担的职责之一。1944年5月下旬,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的蒋梦麟到达贵阳,6月中旬,在副总队长汤蠡舟陪同下,专程前往贵州镇远视察日本战俘营——“和平村”的情况,汤蠡舟并担任全程翻译。在“和平村”举行了欢迎会、游艺会、个别谈话等活动。
在欢迎会上,日本战俘的代表在欢迎词中提到“我们现在的处境,尤觉病痛为最大之威胁,从前年起陈队长以及各位常常很热情很亲切地来替我们治疗,因不待言,尤其在恶疫流行的时候,替我们施行预防,还替我们请求其它适当的处置,使我们大感心安,此较各位救护员没设此前,死亡率锐减,这完全要感谢中国红十会之所赐”。
在个别谈话中,战俘认识到“日本政治家与军人却有甚大之野心,但把中国吞并下去亦不可能”,“日本果用帝国主义的方法必归失败”,“日本虽名为现代国家,但仅具外形,而无民权的改进,明治维新亦不过略具皮毛,有识分子,都知如此,但不能改进者实受军阀之压迫及利用,更致生此不幸事件,深觉惭愧”!
在游艺会上,日本战俘演出认真,演出了日本军阀与财阀的压榨,与日本各地派遣军的厌战。演员中有东京舞蹈学校的教授、日本的四大舞蹈名家之一。这些战俘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待遇,他们的言行也表现出了有所感化,有所惭悔。
五、总队部的活动
加强救护总队的对外宣传,扩大其影响,争取更多的国内外支持,这是救护总队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要接待各方来访者。在抗战胜利前的2年多时间里,在贵阳图云关接待过外国红十字会和援华机构代表,如美国红十字会代表高理文、杜乐文、施尔慈、美国医药援华会董事林语堂、联合国救济总署专家史泰雷和陶森、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纽约总会干事甘霖格、罗氏基金委员会驻华医社社长傅克纳、英国红十字会代表严斐德、莱特、英国红十字会医务主任黎乐来等等。接待过外国记者和社会知名人士,如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菲斯女士、美国战地记者兼美国红十字会访员黎乐来、中英科学合作馆主任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等。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昆明专门约见常驻昆明的救护总队副总队长倪葆春。国内要员也多次访问救护总队部,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蒋梦麟、社会部长谷正纲、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立法委员吴经熊、中央委员会张道藩、军医署长徐希麟、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第六战区军法施行监冯庸等等。
鼓舞职工士气,加强责任意识,提高工作效率, 练好内功是救护总队出色完成重任的必要条件和内在因素。救护总队部非常重视教育工作。1943年10月,于救护总队部门首花圃以内树立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殉职员工纪念碑”。由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兼救护总队长的胡兰生撰书碑记:“丁丑之秋,倭寇荐侵神州,妄蓄开疆辟土之谋,阴使盗窃掠夺之事,狼烟所起,万姓成虚。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本博爱恤兵之怀,当救死扶伤之任,左袒一呼,裂裳千里。墨君树屏等,天与拳勇,闻义能涉,或沙场救护或挽车引辎,未睹功靖,身已先死,芳徽倬烈。爰有救护总队部汤副总队长蠡舟,糜卫生员雪亭,捐资建碑,永立兹丘,用崇彰德报功之盛,益利同仇敌忾之风。于戏,急病攘夷,为义之先,图国忘身,乃贞之大,愿斫坚珉,假辞纪美,英风永在,望慕无穷!”碑记中提及的墨树屏等人仅仅是殉职的红十字人中的一小部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救护总队殉职的中外医护人员以及司机、工人等就有40多人,其实,从整个抗日战场来看,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以白求恩医生为代表,牺牲在战地救护岗位上的医护人员可能是40多人的数十倍,数百倍。
为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提倡业余进修,专门组织医护助理人员补习班。为保障员工健康,成立了服务于内部的员工疗养室1所,内设病床15张。为了解决职工子弟的就学问题,开办了图云关子弟小学,在救护总队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时,可有数百学生来宾到场。适时举行文体活动,如5月1日国际劳动节,在大礼堂举行劳动大会,全部节目,均有救护总队部工友及汽车修理厂技工担任,其中尤以川、鄂、湘等地戏,武术翻杠及大套魔术等,最见精彩。又如1945年2月27日晚,在救护总队部的部博爱堂,举行“春节晚会”,同时举办秘书室秘书江晦鸣和刘孟分等的联合婚礼,到来宾四百余人,礼堂布置瑰丽,无线电音乐悠扬,并表演文化相声,歌唱,末殿以改良评剧《新小放牛》,一时灯烛辉煌,通明如昼,益以节目精彩,诚属盛况空前。在8月夏天的夜晚,举行联合营火会,到会可达500余人,报告湘北和滇南救护工作,并表演街头剧、小歌剧、独唱、黑白舞和土风舞,全场空气,极为活泼、热烈、紧张。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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