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
写在林可胜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
中国红十字运动诞生百余年来，叠经风雨，历经沧桑，特别是在腥风血雨、惨烈异常的抗日战争中，红十字人抱牺牲之志愿，本博爱之襟怀，救死扶伤、助危济困，唱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人道赞歌。
林可胜先生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林可胜祖籍福建，出生于新加坡，1925年回国，1949年移居美国，是我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赤诚的爱国主义者、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
林可胜值得人们铭记的贡献除了在医学特别是生理学领域外，更重要的是创建和领导战时军队救护系统、为抗日军队提供有效救护。本文所缅怀的是林可胜先生在抗战岁月中的光辉业绩和人道精神。
毅然决然投身抗日战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林可胜担任著名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兼生理系主任。当时他已是享誉海内外的生理学家和外科医生，事业如日中天，还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可就在这时，他作出了一个重大抉择：离开协和，投身抗战。对此，院方难以理解，极力挽留；妻子更是不舍，坚决反对，但林可胜不为所动。
林可胜作出如此决定，绝非心血来潮。他的父亲林文庆是南洋著名华侨，林可胜从小深受父亲言行影响，虽然在海外成长，但却有着很深的家国情怀。面对北平危急，华北危急，国难当头之危局，他已没有心思搞科研、写论文了。
凭着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人格，林可胜身边聚集起一大批愿意追随他的同事和学生。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林可胜就带着他们到前线救护伤兵，积累了战场救护经验。后来他又在协和医学院组建医官救护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战地救护演练，做好随时上战场的准备。
为了使自己无牵无挂，一心一意参加抗战救护工作，林可胜说服妻子和儿女，把他们送到新加坡父亲家里安顿下来。当时，父亲年事已高，家道衰落，生活拮据，好在老人很支持林可胜的选择。林可胜含泪告别父亲和妻儿，踏上了返回中国参加抗战救护的艰辛征程。
创建并领导战时军队救护系统
林可胜回国后，立即找到国民政府军医署，主动请缨，希望组建一支规模较大的军医救护队伍。鉴于当时淞沪抗战即将爆发，战事吃紧，国民政府一时没有精力考虑战场救护事宜。于是，林可胜来到上海，找到中国红十字会，被分配到上海东南医院参与伤员救护，随后受命来到南京参与开办专门救治伤病员的“红十字会首都医院”。
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决定成立救护总队部，聘请林可胜为救护委员会总干事，“负责全面综理医疗救护事宜”。
1938年春，林可胜克服种种困难，在汉口正式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并出任总队长兼总干事。救护总队部是中国红十字会“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上任伊始，林可胜就本着“精干、高效、灵活、分散”的原则，对原有军队救护体制编制进行改编。总队部设办公室、医务股、材料股、运输股和总务股；总队下辖医疗大队、中队、区队，每个战区配属1个医疗大队，中队、区队均配置到一线作战部队，做到军队到哪里，战场在哪里，救护队就跟进到哪里，从而形成比较完善的战时救护系统。为使全体队员切实践行人道精神，有效开展战场救护工作，林可胜为救护总队确定了“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宗旨，并订立8条救护信条：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备，求迅速效率，保伤兵安全，增人类幸福。这些信条对激励和规范救护人员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救护总队成立后，林可胜立即部署指挥所属各大队、中队、区队赶赴战区的各个战场开展救护工作，他自己带队先后组织指导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四次长沙会战和宜昌保卫战等战役的战场救护。
1939年2月，救护总队经长沙、祁阳，来到贵阳图云关安营扎寨。在这里，林可胜组织队员平整土地，修建房屋，建起了可容纳2000余人工作、生活和存储物资的用房；创设了救护总站，开办了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医护人员培训基地——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为军队培养了近2万名基层医疗骨干；以其声望汇集了一大批全国最优秀的医学专家开展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吸引了许多国际友人来华参与医疗工作，得到海外进步团体、个人以及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
在林可胜的苦心经营下，图云关救护总队部蓬勃发展，切实发挥了全国抗战救护中心的作用。规模最大时，救护总队有114支医疗队、3420余名医护工作人员。据档案记载，救护总队自成立至抗战胜利，共进行手术20万次，敷伤900万人次，内科门诊军人248万余人，对保存和恢复抗战军队战斗力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对抗日本帝国的血腥战争中，有许多的医生和护士走向战场，在战壕里为受伤官兵裹伤。请先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可胜先生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
林可胜除了在救护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外，在指导战时防疫工作上也颇有建树。1939年后，林可胜就坚持救护与防疫并重，把战时防疫作为救护总队的经常性工作，派出医疗队到军队驻地和农村，协助设立各种防疫设施，改善环境卫生，宣传公共卫生知识，有效地促进了军地基层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
一视同仁对待抗日军民
林可胜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也是一名人道主义者，他对所有抗战军队一视同仁。1937年底，林可胜派出三支医疗队奔赴陕北和山西，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救护，还派出两支医疗队到新四军参与战场救护工作，并送去药品和器械。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林可胜经常了解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救护情况，适时增加救护力量，采取各种措施运送药品、器材，有效地改善了八路军、新四军救护条件。更为可贵的是，他冲破阻力，亲自带队到延安、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指导救护工作，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称赞。
林可胜如此支持和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是顶着很大压力的。从一开始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救护援助起，就有各种闲言碎语。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对林可胜的怀疑、指责和排斥不断升级，最后蒋介石都召见他面谈，责怪他“左倾颇甚，阴助延安”，并派人进驻到救护总队，成立“政治部”，专事“整顿”和“清洗”，导致正常工作无法开展。在这种形势下，林可胜被迫辞职。
林可胜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不仅救治抗日官兵，也关注难民、平民，做了许多善事、好事。救护总队在从湖南祁阳向贵阳转移途中，看到很多逃难的平民拖家带口，缺衣少食，有些人因冻饿和疾病倒在路旁，惨不忍睹。林可胜决定，在湘黔公路上每隔50公里设立一个救护站，支起帐篷，插上红十字会会旗，为路过难民治病，并分发药品、食物、衣物及救济款，许多难民感激涕零，纷纷磕头谢恩。
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常德发动细菌战，造成严重鼠疫。林可胜接到报告后，立即派总队专家赶赴当地调查核实。随后，他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同事劝阻，带队赶往常德，会同当地各方人士和专家研究防治措施，全面展开防治工作。针对得病初期症状不明显、百姓看病怕花钱的情况，林可胜对常德市民全部实行免费门诊，疫苗由救护总队提供，从管住传染病源、管住流动人口入手，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台湾红十字组织前会长陈长文曾撰文说：“如果南丁格尔被誉为克里米亚战争的‘提灯天使’，那么林可胜可谓是抗日战争的‘提灯天使’，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医师与红十字会志工。”（2015年11月2日台湾《中国时报》）
坚持抗战救国初心不改
林可胜和他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影响，日军早有所闻，他们一直暗中派人调查，并数次出动飞机轰炸救护总队驻地。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他们认为迫使林可胜屈服的“机会”到了，因为林可胜的家人在这里。林可胜的父亲林文庆是新加坡著名华侨，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日军把林文庆和林可胜的妻子、儿女全部抓起来威逼利诱，在儿媳、孙女相继被杀害的情况下，为保住孙子，林文庆老人被迫答应为日军做事。噩耗传来，林可胜痛苦不堪，但顶住巨大压力，继续坚守岗位。
就在林可胜家庭惨剧发生后不久，位于贵州省镇远县的日军战俘收容所发生暴乱，十几名日军战俘受伤需要及时治疗。国民政府军医署要求救护总队派人前去救治。满腔悲愤的林可胜赶到事发地，看到痛苦呻吟着的战俘，把仇恨压在心底，马上开始救治伤员。有些战俘得知林可胜遭受的不幸时，不禁跪地谢罪。
1942年，应中国远征军之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派一支救护队随军服务。此时，林可胜已被解职，且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还收到美国某大学的聘任书，许多同事和学生都劝他去美国就任，但他执意要求去缅甸。
林可胜率领50名医生、10名司机到缅甸开展战场救护、建伤病医院、转运伤员等工作。仁安羌大捷之后，林可胜和其他救护队员护送400多名伤病员，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恐怖险恶的野人山，进入印度境内，马上又承担起中国驻印军的军医训练工作，直到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1944年，林可胜协助救护总队组成15个救护队和10个运输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收复滇西和驻印军反攻缅甸的一系列作战，救治转运伤病员数以万计，仅治愈重伤官兵就达7000余人，为鼓舞士气、巩固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林可胜的生平及其在抗战时期的重要贡献了解不多。但他热爱祖国、追求正义的崇高风范，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人道情怀，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天使精神，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优秀品格，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禀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这是对英魂的最好告慰。
（作者:何校生 系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