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评论】

关于抗战时期红十字救护研究的几个问题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研究》评介

李欣栩

 

崔龙健博士所著《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研究》，近日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推出的又一项重要成果。作者在使用大量报刊和英文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组织理论，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简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这一红十字组织的产生、发展至结束的全过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和论述，包括成立缘起、组织发展与完善、经费募集与支配、救护工作及其成效等方面的内容。在全书近40万言中，作者通过爬梳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细密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和观点。譬如在分析组织问题时，作者认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不断改进组织结构，完善救济功能，并且建立了对内、对外联络与协调的长效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科层制引起的非人格倾向的负面影响；又比如在论述救护工作时，作者提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纯属战时临时筹备，没有人员和设施条件，但它通过合作和整合的方式，将与救护相关的资源集中起来，达到了迅速组织和开展救护工作的目的，等等。这些新观点的提出，不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也有助于加深读者对抗战救护工作的了解。本文拟就此稍加归纳和总结，谈谈关于抗战救护研究的几点粗浅认识，并借此对崔著作一简单评介。

一、红十字与抗战救护准备

崔著在第一章第二节“上海各界的人道主义救护行动”中展示了一个不易为人所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救护工作是如何准备的。鉴于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战初期的救护中，因临阵仓促准备而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效，故而在面对极有可能爆发的第二次淞沪战事时，上海各界提前进行了准备。

首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积极延揽医药团体及公团代表，组织成立了救护委员会，下设训练、供应、人事3个分委员会，分别负责救护人员培训及药品储备等事宜。至抗战全面爆发，已经培训及代为培训救护人员近千人。其次，上海各界闻人虞洽卿、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设立了训练进行委员会，专门培训救护人材。另外，上海市政府也召集各个慈善团体负责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准备战地救护及训练工作。

为推进和扩大准备工作，“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中国红十字会会同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等团体，将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改组为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于沪战之前将其办事处迁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内，以期在红十字旗帜下，统一组织准备工作。

在淞沪会战前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还与华洋义赈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卍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华公教会、中国佛教会、上海青年会等联合成立了上海国际救济会，与中外人士一道共谋救护工作，以收群策群力之效。

由此可见，在1937年淞沪抗战救护准备的过程中，尽管上海各界积极主动参与，但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毫无疑问，中国红十字会是此次救护准备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过，崔著并未明确指出这一点，只是分辨出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组织的分工协作，认为中国红十字会主导了战地救护，而其他慈善团体则担负了后方难民的收容和救助工作。

除此之外，崔著在论述上海救护准备这一问题时，是从慈善组织变迁的层面入手的，不仅没有很好地揭示中国红十字会与救护准备的关系，也未能就救护准备工作的开展问题进行较为全面地展示，尚未深入挖掘出救护培训、经费募集、药品储备等问题的详细面貌，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遗憾。

二、战争环境下的经费筹措与支配

作为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经费问题历来是被关注的焦点，周秋光、张建俅等学者曾就此问题进行过相关讨论，他们分别重点关注了民国北京政府、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筹措与支配情况，但对于战争环境下如何筹措和支配经费未给予深入剖析。崔著对此稍有弥补。

首先，关于经费募集，崔著是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的。由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是在战争爆发后仓促成立于交战地，因此面临着经费短缺和经费筹措困难的问题。对此，该会以民国外交元老施肇基为宣传与征募委员会主席，主持宣传和筹募工作，并提出募集法币1 000万元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该会策划了一系列募捐行动。国内主要是要求政府拨款、社会募捐和收取会费，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上海各救护团体和慈善组织均未开展有计划有规模的社会劝募活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也只举办过这么一次，该会之所以“破例”，主要还是想达到宣传的目的。作者认为，此次公开的劝募活动取得了一定的宣传效果，得到了旅沪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但同时也留下了负面影响，即时常有不法分子假冒其名义诈捐。国外募捐，除了动员华侨慷慨解囊，主要是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完成的，其中美国红十字会赞助尤力，特别是邀请该会难民委员会主席法籍神甫饶家驹赴北美募捐，推动了“一碗饭”运动的开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次，经费支配方面，崔著认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没有发生负债情形，收支状况总体上处于理想的状态，但实际上，抛除国民政府的财政拨款，该会是入不敷出的。这其中难民救济费用占比高达63%，其中又以难民给养费用占了主要比重。另外两项较大的支出是拨赠其他善团经费和医药费用，而伤兵治疗和办公费用合占比重不足10%。说明在战争环境下，难民救济费用是最为令人忧虑的。

崔著对“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经费问题的探讨，虽不能以偏概全，但也基本呈现了中国红十字组织在战时募集和支配经费的具体状况，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过，崔著在具体的论述中有所偏颇，即对募集经费的过程叙述过多，对支配经费的论述相对较少，使读者无法全面了解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经费问题。

三、战地救护与伤兵医院的设立

一直以来，战地救护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中之重，也是国际红十字运动得以肇始的主要原因。中国红十字运动同样如此。从最初的日俄战争救护到辛亥革命及军阀混战救护，再到后来的抗日战争救护，都留下了中国红十字人的光辉足迹。目前学界就这部分内容有过丰富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红十字战地救护应由两个方面组成，即前线现场救护和后方伤兵救治，具体内容则包括救护队和伤兵医院两个部分。崔著在开篇就中国红十字会对“八一三”抗战的战地救护做了简单介绍，即将受过红十字救护训练的人员进行编队，分为救护队和急救队，并选择干练者委任为队长。同时，开办救护医院，并与当地特约医院合作，由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安排收治伤兵事宜。鉴于伤兵医院的收治能力有限，又在前线与后方之间设立了伤兵分发站，视伤兵伤势轻重分别处理，重者送入伤兵医院救治，轻者转送内地。

上述是中国红十字会开展战地救护的一般情形，但崔著通过对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研究又展示了红十字的另一种救护情形，即在无法开展前线现场救护的情况下如何组织伤兵救护工作。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鉴于当时救护形势，放弃了组织救护队开往前线救护的一贯做法，转而通过合作模式开办伤兵医院，这些医院原本是私人或团体组织的，由该会给予红十字番号、经费资助及人员指导。并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与上海租界当局沟通，协调与伤兵救护相关的事宜。在此，崔著特别提到，在某外籍医师的建议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设了一所残废伤兵医院，专门收治残废兵士，并授以职业训练。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创造，在战地救护史上也不多见。

四、难民救助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

难民救助一项，在以往关于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尚不多见，这主要因为红十字在战争救护中的工作重点在战地救护，而战地救护的对象主要是伤兵，所以伤兵救护是目前学界相关探讨最多的问题。崔著在论证中也提出，当时上海的救护活动主要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主导的战地救护，二是以社会团体和慈善组织为主的难民救济。不过，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作为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派生的红十字组织，其救护活动还是偏向于难民救济，这是由其组织属性和当时战争形势、救护环境决定的。

难民救助工作可谓纷繁复杂，崔著主要从难民医卫、难民教育、难民收容所及难民给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首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构建了一个难民医疗救助体系。由于当时上海两租界内难民拥集，有引发疫疠之虞，而租界的防疫工作及药品储备均为缺乏。为此，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补助并增设了两所难民医院、开设难民收容所诊疗所及流动诊疗所、发起伤寒霍乱预防注射运动等，由此构建起一个以难民医院为主、难民收容所诊疗所和专科医院为辅的难民医疗救助体系，基本覆盖了当时所有的上海难民。

其次，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统一了上海难民教育。该会鉴于难民教育的重要性和教育现状的混乱，决定委托当时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等人全力擘划，组织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教育委员会，主持难民教育事宜，上海的难民教育状况也由混乱进入了统一。该会的难民教育工作主要涉及师资培训与聘任、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方面，其中组织了儿童教育考试、中等程度失学难童免费学额考试，还在新文字教育方面做了不少努力。

再次，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协助解决了难民收容所相关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上海难民收容所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收容所因主管善团不同而存在设施、环境等水平不一的情况；二是发生了难民收容所迁让事件，使难民救助工作陷入被动。对此，该会先是调整组织结构，成立了专门负责难民收容所事宜的部门，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收容所标准化举措，督促和协助主管善团改善了收容所的设施和环境。另外，联络主管善团，与公共租界工部局沟通，寻找场地建立新的难民收容所，解决了收容所业主强迫难民迁让的问题，避免了因工部局不想承担事件的主要责任而久拖不决，使难民流落街头等不利局面的出现。

最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难民给养危机。自“八一三”抗战爆发以来，上海各慈善组织关于难民救济费用均为自行筹措，但由于此项耗费巨大，终至无力维持的境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见此状况，便以一己之力承担了全上海的难民给养工作，达十个月之久，使上海难民救济事业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该会为维持此项给养工作，采取了降低难民给养标准、组织难民生产等举措，完成了将上海难民救济工作由暂时的消极救济向长期的积极救助的转变。

从崔著对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难民工作状况的论述中可见，难民救助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涉及难民的衣食住等方方面面，其中又以难民给养为重中之重，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五、红十字国际援助与国际因素的区别

红十字国际援助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包括经费、物资援助以及派遣援华医疗队等方面。前已述及崔著对红十字国际援助经费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红十字国际援助是维持中国抗战救护的重要力量。同时，崔著也提出了另一种概念，那就是中国红十字组织内部的国际因素，并且认为这一国际因素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产生、发展及衰亡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从积极方面来看，国际因素的作用体现在：一是推动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建立，颜惠庆在建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是诸多外籍人士呼吁的结果；二是维持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高效运转，根据现存史料记载，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办事委员中，外籍委员达150余名，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并且总干事、财务委员会及难民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均由外籍委员担任；三是提高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话语权，由于该会外籍委员有多人曾在或正在租界任职，这为与租界当局的沟通和联络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消极方面，国际因素也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由于中外办事委员在救济理念上存在东西方思维差异，所以当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遇到难民给养危机时，他们便产生了不同的难民救济主张。外籍委员提出降低难民给养标准，以维持长期救济能力，而中方委员则只考虑短期救济，他们主张施赈务必完备。中外办事委员因此产生巨大分歧，且这一分歧因总干事贝克的公开言论有不当之处而遭到激化，成为不可协调的矛盾。最终，在中外办事委员无法继续合作的情况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提前终止了救护活动，结束了会务。

由此看，国际因素是一把双刃剑，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发展过程中，它既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可以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崔著中的这一观点，是在以往研究中未曾提到过的，给人以深思。

上述几个关于抗战救护研究的问题，是崔著中探讨的主要问题，每一个都可以另起炉灶进行深入研究，这是崔著提出的学术思考。但同时也说明崔著存在过于追求面的研究，而忽略了点的研究，导致研究主题不够明确，学理性不够充分。当然，崔著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档案中，梳理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发展沿革的前因后果，充分展示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辉煌业绩，已属不易；而对崔著留下的问题和线索，则待更多学人继续深究下去。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