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红十字报》刊登《在深化改革中砥砺前行——中国红十字事业改革史》
2018年4月24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的《在深化改革中砥砺前行——中国红十字事业改革史》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百年红会志,一部改革史
改革即改变与革新，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无论是晚清时期、民国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这种自我完善的过程从未停止过。
1904年3月10日，为救护日俄战争中的伤兵难民，在仓促间不能及时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情况下，中英法德美五国联手，“变通”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历时三载，帮助46.7万人脱离苦海。
日俄战争救护使命完成，中国红十字会走上“自立”之路，而要自立自强，以兴办医院、造就人才为抓手的改革，奠定了“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1909年，由沈敦和经手在上海徐家汇路购地10余亩，设计“建造高大洋房一所”作为总会总医院。1910年春，医院落成（今“华山医院”），其设施之完善，在上海首屈一指。当年，医学堂在总医院旁拔地而起，中国红十字会有了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诞生，中国历史进入新纪元。为顺应时局变化，中国红十字会加快改革步伐。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2月28日，内政部为中国红十字会“立案”，确立其合法地位。
5月7日至17日，第九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首次走出国门，“亮相”国际舞台，引人瞩目。
把握国际国内有利契机，中国红十字会先后于9月29日、10月30日召开首届会员大会、统一大会，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实现规范化管理；建立常议会完善会内运作机制；首次聘任国家元首担任名誉会长并使之成为制度性安排；因地制宜将总会设于首都、总办事处设于上海。这些改革举措，保证了战争救护、灾害救助、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组织建设得以快速推进，至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分会达到464处，拥有10余万名会员。
事业的发展，要求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1934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取消原设常议会，由理事会、监事会取而代之。理事会是红十字会最高执行机关，监事会是最高监察机关，理事会、监事会联席会议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监事会”的设置，是红十字会在治理结构上做出的重大改革。执行、监督，双管齐下，驱动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因时制宜，进行非常时期的“非常改革”。一方面，集合旅沪各国名流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设立南市难民区，收容救助数十万名难民，这一模式在南京、汉口等地推行，1949年修订《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其中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就以南市难民区作为范本。另一方面，1938年初专门组织成立“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的救护总队部，以林可胜为总队长，统筹全国各战区的战事救护，救护总队部所在地的贵阳图云关，成为全民族抗战救护的中枢。中国红十字会还订定《外籍医生服务办法》，凝聚、整合包括白求恩、柯棣华以及“西班牙医生”在内的一大批国际友人，投身到红十字抗战救护事业之中。
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地位也因此得到显著提高，1945年蒋梦麟会长当选为国际红十字会协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前身）副主席，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抗战胜利后，红十字会工作重点转移，以“服务社会，博爱人群”为宗旨，广泛开展社会服务，确定改革目标为“使本会一切之事业，变消极性为积极性，变慈善性为社会性，变局部性为普遍性，成为划时代一大转变”。
要达成改革目标，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1947年11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在南京举行理事会，通过“请政府颁布《红十字会法》以崇体制案”，第一次明确表达依法建会的愿望，可惜因各种原因，最终“胎死腹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有着45年历史的中国红十字会也面临着新的抉择。1950年8月2日至3日，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在北京召开。
“协商改组”本身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在诸多社会团体中，中国红十字会是惟一被“改组”而不是“接管”的，因为其是国际人道组织，在战争救护、灾难救济等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政府对其充满期待，改组目的在于“使其组织健全，工作加强，以适应新的需要”。经过协商会议的努力，中国红十字会顺利完成改组工作，选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新理事会；通过了周恩来总理亲笔修改的新会章，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组，中国红十字会面目一新，事业发展呈现出良好势头，在国内广泛开展医疗服务工作，无论在城市、在乡村，还是在治理淮河等重大工程的工地上，都活跃着红十字医防服务队的身影。
在国际历史舞台上，红十字会更为耀眼。1950年10月16日至21日，国际红十字协会第二十一次理事会在摩纳哥的蒙特卡罗城召开，出席的各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共57个。中国等12个国家红十字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国际会议的会场；1952年7月26日至8月7日，第十八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大会承认新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惟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恢复了其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这是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红十字会先后派出七支国际医防服务大队共666人，在朝鲜战地救死扶伤；1954年10月30日至1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一行10人在团长李德全会长率领下，对日本进行了为期13天的友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1972年9月中日关系正常化，红十字会的“破冰之旅”功不可没。
春雷一声响，风来满眼春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红十字事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该年4月10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恢复红十字会国内工作的报告》，至年底有广州、长沙、天津、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京、沈阳、西安、南宁等11个城市重建红十字会，迈出改革“初步”。
1979年2月20日至24日，中国红十字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和任务，就是“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结合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实际，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竭尽所能，把红十字会的作用，在人民外交和人民救护事业中，充分地发挥出来”，为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经过数年努力，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急救和输血工作、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社会福利事业以及国际交往等方面，也都成效可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红十字事业的改革也向纵深推进，“四大”的召开就是一个新的转折。
1985年5月31日至6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明确提出“以实行人道主义为宗旨”，“以改革的精神，努力发展群众性的卫生救护和社会福利事业，积极贯彻对外开放的政策”，努力“把中国的红十字会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红十字会”，正式拉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事业的序幕。
以组织建设为重点，深化体制改革，尤其是将红十字会从单纯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确定为“人民卫生救护、社会福利团体”，这种性质的拓展，使红十字会在人道主义领域里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993年，是中国红十字事业改革史上的重要节点。年初出台《中国红十字会九十年代工作纲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事业描绘了宏伟蓝图。
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实施，开始了依法建会的新时期。这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新的里程碑，围绕贯彻红十字会法，红十字会在会务、业务诸多领域进行改革创新，事业发展蒸蒸日上。
不过，伴随着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快速发展，体制问题的困扰越来越突出，如何破解发展难题、理顺管理体制至关重要，成为改革的焦点、重点、难点所在。
1999年12月26日，经过不懈努力，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文件，就理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管理体制做出明确规定，“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卫生部代管’改由国务院领导联系”，在此基础上，理顺管理体制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2015年7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发布；2017年5月8日，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正式施行。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出台，为中国红十字会进一步推进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迎接挑战和实现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找到了方法、提供了保证。
改革不停顿，发展无尽期
历史证明，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红十字事业的今天；同样，没有改革，也不会有中国红十字事业的未来。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自身建设、会务、业务等方方面面。面向未来，作为改革主体的红十字人，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应有三点基本认识：
一是要有改革意识和改革精神。改革意识是对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对事业发展促进作用的理性认识，没有改革意识，就没有改革的自觉行动和持久动力，改革就无从谈起。有了改革意识，就要付诸改革行动，就需要一种改革精神，敢于面对事业发展中层出不穷的问题和瓶颈，敢于“啃硬骨头”，甚至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百折不挠。改革精神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自身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要明确改革目标。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人道需求。目标明确，改革就有了方向感。在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中，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凸显，如人道资源动员能力不够强，人道救助和服务能力不足，专业化人才缺乏，组织建设比较薄弱，公信力建设有待加强，会员管理会费收缴问题有待改进，志愿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其中很大程度上跟体制机制有关。找准症结，突出重点，从实际出发，以“依法治会”为指导，采取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加以破解。
三是对改革的艰巨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挑战性，艰巨性，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攻坚战”“持久战”，是改革进程中的“常态”。以理顺管理体制为例，自启动至今，将近20年了，仍有许多县级红十字会没有彻底理顺，至于其中艰辛与曲折，更是一言难尽。再如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颁布施行后，增设“监事会”作为完善自我监督体系的重大改革举措，要求各级红十字会依法设立，但在落地过程中，却是困难重重。作为改革者，一定要树立、增强改革的信心和勇气，去面对、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改革的成功。
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红十字人提出的时代课题。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深化改革，红十字组织才有生机与活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才能实现健康持续发展，更好地“为国奉献、为民造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推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池子华）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