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评论】
江南家族慈善文化的历史重现
——《无锡华氏义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述评
郭进萍
国学大师、无锡人钱穆先生曾说：“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家族无疑是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在对家族众多面向的研究中，家族慈善是块引人注目的领地。袁灿兴博士所著《无锡华氏义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以下简称《华氏义庄》），日前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首次对历史上的无锡华氏义庄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一
《华氏义庄》全书27万余字，分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正文凡七章，依次为：义庄的历史演变、华氏家族述略、华氏义庄的变迁、功能、运作、华氏义庄与传统社会、义庄与传统及近代慈善机构，对华氏义庄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考察。附录主要为一些华氏族人的传记、墓志铭、家规、华氏义庄的创办缘起、经过、管理规条等内容，均为第一手原始资料，分量厚重，可与正文相互参照。
首先，扼要梳理义庄的发展历史及无锡华氏家族的源流、家风、文化成就及仕宦。指出义庄是随着宗族宗法的发展而形成的，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土改运动中走向瓦解和消亡。（第一、二章）
其次，集中考察华氏义庄的变迁、功能和运作。在爬梳明清两代无锡华氏族人先后多次创办义庄历史的基础上，指出华氏义庄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祠堂祭祀、义田助困、义塾助学、义冢助葬、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并从管理、经营、分配、维持等角度透析了华氏义庄的运作实况。（第三、四、五章）
再次，深度探讨华氏义庄与传统家庭、宗族、地方、官方及役田的关系，并就义庄与传统及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近代慈善机构的关系加以审视。（第六、七章）
结语部分聚焦义庄在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独特贡献，以古鉴今。
通览全书，发觉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以下几个方面尤值得称道。
其一，宏观研究与个案考察有机结合。作者的研究旨趣在于以无锡华氏义庄为个案，进而管窥中国传统家族慈善事业。因而，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拉长考察的视野，将整体研究与个案考察有机结合，跳出庐山看庐山，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比如，对义庄历史演变和义庄与传统及近代慈善机构关系的考察就属于整体研究。在对华氏义庄的功能和运作开展考察时，作者并未囿于华氏义庄一隅，而将视野放宽至整个义庄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探寻义庄的通用功能和常规运作方式，再以华氏义庄作为佐证，强化论证的可信度。
其二，史料多样，平实叙事。傅斯年有言：“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史料上，作者多采撷原始第一手资料加以考述，囊括古籍、档案资料、地方文史资料汇编、近代报刊杂志、社会调查统计资料和相关研究论著在内的大量文献，为分析论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对华氏家族的考察中，作者不厌其详地对华氏家族进行溯源，将其宗谱沿袭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对华氏家族家风、文化成就和仕宦情况进行梳理，使读者在平实的叙事中感受到华氏家族的绵延繁盛。而一个大家族能世代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内在的精神支持，也就是家风。作者对华氏家族“尚德乐善、忠孝友悌、惠济乡里”家风的考察，为读者了解华氏家族多方面的成就尤其是义庄的创办打开了一个解密的视角。在对华氏义庄功能的研究中，作者通过铺陈大量的史实，为读者勾勒了一幅祠堂祭祀、义田助困、义塾助学、义冢助葬的多向度图景，丰富了读者对义庄的想象和认知。
其三，寓论于史，多有创见。本书立足丰富翔实的资料，钩沉索隐，多有建树。在对华氏义庄与佃农关系的考察时，作者观察到义庄在面对佃农拖欠田租时，常处于两难状态。“义庄义字当头，自然不能做出过度逼迫佃农之事。可佃农所缴纳的田租，又关系到义庄的经营维持，关系到族人的赡养，却是不能拖延的。”（第122页）面对这种两难处境，义庄一方面设置“恤佃田”，对于提前或按时交租者予以打赏或折减，对于延期交租者以加重租额的惩戒；另一方面，对于佃户的抗租，义庄虽不主动出门逼缴田租，但会选择“送官严追”，求助官府保护。据此，作者敏锐地指出，义庄的存在，造成了一个吊诡的现象：义庄奉行“义”，以赡养穷困族人为定位，可义庄的运作维持，却以来于佃农的辛苦劳作；又由于“义”，义庄不能过度收取地租，甚至设有补贴佃农的“恤佃田”，其所收取的租米也低于其他土地占有者的田租（第125页）。这种考察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在对政府与义庄关系的考察时，作者指出义庄与官方之间存在着默契。在官方，就是制定法律保护义庄财产；在义庄，则是于义庄规条中保证完纳国税。在司法权力上，官方做出一定的让渡，由宗族享有部分司法权。义庄在官方与社会之间起着沟通作用，恤孤贫、施教化，填补官方统治的空缺，维持社会秩序。作者还进一步强调了秩序和安全在义庄创办中的重要意义。指出，义庄的存在，在主观上建立了以宗族为范围的族权统治；在客观上对官方而言，起到了集中政治权力的效果。（第158页）这种见地基于史实，颇有可信度，也为义庄涂抹了厚重的社会控制底色。有学者指出，义庄制度有很复杂的政治文化因素，特别反映了配合中央政权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渗入地方，因此不能以单纯的救济机构视之。余新忠也认为，乡绅的救济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还是一种比暴力更具道德内聚力和持久性的社会控制手段。”
其四，立足历史，关照现实。周谷城先生有言：“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经世致用历来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华氏义庄》的研究也灌注着这一旨趣。该书依据历史积淀，旁征博引，以期尽可能重现华氏义庄的风貌，彰显其现实借鉴价值。诚如作者所说，该书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既涉及华氏在历史上的诸多善举，又探讨在当今社会如何提高社会治理及慈善的效果。（第9页）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是作者倾注在该书中的一大亮点。结语部分，作者专门探讨了义庄对传统社会的贡献，“最根本的在于使国家政权认识到了社会的基础性作用，而且透过民众资质实践建立起了一系列的组织、制度，实现了乡村自治。”据此，作者指出，再现华氏义庄的历史，目的是探讨、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用历史上诸多先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养文明乡风，让优秀的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第189页）这种认识无疑是恰逢其时的，彰显了深沉的时代价值。
二
义庄是中华优秀传统慈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自信的有效载体。新时代，如何对义庄这一历史遗产加以扬弃？如何使义庄绽放出新的时代风采？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命题。
翻阅本书，不难窥见义庄在传统社会治理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它融“养”、“教”功能于一体，“教养兼施”。创办义庄，使慈善成为经常性的行为，“反映了清中后期江南社会对救济由散赈向制度化发展的一种努力。”
在社会调节、缓和矛盾方面，义庄恤孤济贫，予族人以米钱粮，在物质上进行救助，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存权，设置义冢使穷人得以体面下葬，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秩序。基于宗族和睦的考量，义庄规定本族人不得佃租义田，以免追索拖欠钱粮时“损伤族谊”。对待佃农，义庄设置恤佃田予以奖劝，并采取一定的减租措施，以缓和彼此矛盾。此外，义庄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各类社会公共工程以服务地方等。
在社会教化和文化传承方面，义庄内附设义塾，开展助学活动，不仅对族人进行精神塑造，而且惠及地方人士。值得一提的是，华氏义庄还顺应时代潮流，创办华氏私立果育学堂和鹅湖女子学校等新式学堂，开风气之先，培养了包括钱穆、钱伟长等在内的一大批人才，在无锡文化教育史上书写了闪光的一笔。
由于义庄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弥补了官方在社会治理上的不足，历代政府大都对义庄采取了保护和支持的政策，实则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彰显了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扩张。
以义庄为代表的传统家族慈善，脱胎于农耕社会和宗法文化，受宗族救济观念的制约，施救往往以家族的利益为考量标准，具有内敛性和封闭性。时移世易，传统社会在剧烈的变动中走向近代，继而急速步入现代。以当今的观点审视，义庄必然有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与现代慈善形成鲜明的张力和冲突，我们姑且称之为消极因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功利的行善观。
从行善动机而言，对义庄的举办和捐助均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这与中国入世、功利的传统慈善文化密不可分。儒道的“积善修德”和佛家的“因果报应”都是传统慈善文化的重要思想来源。因之，“中国之为慈善者，皆先以祸福之酬报为心，而慈善之事业实为此祸福之刍狗者也。” 据学者考察，作为社会救济制度，义庄有两个主要的限制：其一为它们主要的目的并非纯粹的济贫，而是维持家族的生命与声望：例如义学是为了训练科举的人材，以便增加家族成员当官的机率，借此加强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及声望；为救济寡妇而设的义田是为了避免她们改嫁而辱及族门，也是为了争取更多朝廷旌表的机会以光宗耀祖，炫显阊里，进一步取得在地方上的领导地位。换言之，多种物质上的救济方式，都是基于受益者以后对家族有直接回报这个原则之上。限制之二，家族的义庄制度涉及的人有限：受益的人主要是有相当社会资源的大家族的部分成员，就算在宗族制特别发达的地区，义庄也只救济了少部分的人，即族中主要房的的成员，而非所有族人。而事实上谁是族人也难有具体的定义，家族的自我认定通常都以它的持续性及声望作为主要的原则。该书中展现的范仲淹请求认祖归宗、改回范姓的曲折历程即为一明证。
书中字里行间均流露着华氏义庄在行善动机上的功利性。如华氏义庄在对族人救助方面，有两条倾斜的政策，一是对节烈妇的照顾，二是对读书人的扶持。节烈妇关系着家族的声望，是名门望族的“标配”，而孤子的抚养、读书人的培养则关系到家族的传承、长远的发展（第127、142页）。又如从族人捐田的缘由来看，没有子嗣、得到义庄帮助、对宗族的感情、希望获得声望等等。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捐置义田，既能带来现实的回报，更能被视为积累功德之举（第131页）。此外，捐置华氏义庄的主体，既有官员，又有大量绅商。对于官员而言，捐置义庄，是为子孙积德，期望后死科举能有所得。绅商捐置义庄，则可以提高在地方上的地位，获得声望，即以财富换取声望（见第112页）。再如从义庄创办者的动机而言，尽管书中未做明确的析解，但行文中却有多处表露，如华氏家族“尚德乐善”家风的浸染，对秩序和安全的需求，义庄与祠堂常被视为宗族势力兴盛的标记等等。又如创办义庄，对于华氏族人而言，具有很多回报，如官方的旌表、科举上的突破、物质上的回报等等。在地方上，华氏有着更大的话语权，常主宰地方事务，控制族人，处理各种纠纷（第112页）。显然，通过慈善活动，可以为自身和家族赢得多方面的利益，进而扩大“社交圈”，联系多种社会力量，“把自己的影响幅射到更多的社会层面”，而且也是提高政治地位的一条捷径。事实也正如此，通过创办义庄，华氏不少族人获得朝廷嘉奖和授予功名。如在1705年山东灾荒中，华进思捐米80石救济灾民，得到官方嘉奖，被授予监生资格，可以参加选官（第63页）。后又于1746年，被钦选为安徽徽州府休宁县县丞。这无疑是从事慈善活动的一个“衍生品”，进一步激发了义庄创办者的热情。此外，清代各个望族热衷于创办义庄，除了因为义庄可带来诸多好处之外，还因为义庄所拥有的义田另有其特殊的优惠政策。如当族人犯罪，被查抄家产时，义庄义田不受影响（第134页）。透过义庄这个载体，传统国人朴素的恩报观念被一一映射了出来，或基于祸福观念，或基于家族利益。概言之，义庄的创办“既是时代的要求，也与乡绅个人及其家族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政治地位密切相关”
其二，偏狭的施善观。
就施善原则而言，义庄的慈善救助活动根植于深厚的血缘背景，呈现出一种有差等、分亲疏、推己及人的特点。有学者将之称为“差序慈善文化”。即以血缘、地缘和姻缘关系为基础，以家庭自助和家族互助为重点，辅之以邻里互助与亲友相扶，呈现出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差序慈善格局，向受助者提供生产辅助、物质支持、精神慰藉、情感疏导的功能。这种文化充溢着浓厚的亲族色彩和乡里情结，流淌于义庄施善和运作的整个过程。义庄在实施救济活动时，有着鲜明的原则和特征：以直系血亲为救济对象，以济贫为救济目标，以本地族众为救济范围，以孝悌、节义为先。在义庄的管理上，以该族贤能者主持义庄事务。在义庄收入的分配上，依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对族人提供帮助。
义庄是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浓厚的宗法血缘基因。这种基因构筑了中国熟人社会，也形塑了差序慈善的格局。因此，我们在称道宗族救济温情一面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偏狭性。诚如学者指出的，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阻碍公共精神的发展，造成民众的“闭锁心理和自我抒困解难意识”。受这种心理的影响，“人们的施恩路径是狭隘的、封闭的、内敛的，往往表现为亲帮亲、邻帮邻、熟人帮熟人的互济互助模式，很难得惠及陌生人。”因此，梁其姿一针见血地指出，“义庄的主要意义仍应在宗族制度发展方面，而不是在广义的社会福利方面。家族救济制度的限制，使得大部分的小百姓基本上并不能依赖这类制度来帮助他们渡过生命中的难关。”
其三，封闭的财富观。
就财富观而言，受中国传统文化“入世”和“功利”的濡染，嫡亲和血缘组合一直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生命单元，无论权力、荣誉、财富的获取、积累与转让，还是其他资源的继承、交换和重组，都被严格限定在这个狭窄的单元内进行。中国的世俗社会极为重视家产的继承和守护，主张“肥水不流外人田”。任何一点财富的流失都会被视为“不孝”、“不才”和“愧对祖宗”。这种财富观决定了国人对待资产的态度趋于保守、自闭和内敛。在传统社会，土地被视为传家之本。义庄“只许买进不许卖出”的准则，即是国人财富观的鲜明写照。即使行“散财”之义举，也多出于功利的心理，或为满足一种家族式的虚荣，图个好名声，或为子孙积功德，祛祸免灾。书中写道，华察七十大寿时，文坛领袖王世贞劝他“减产树德”，于是他卖田3000亩赈济孤贫。作者称华察此举，主要是忧虑儿子成名过早，容易被人嫉妒中伤，散财为儿子积功德（第164页）。
长期以来，以义庄为代表的传统家族慈善一直充当着官办慈善的“补充”角色，焕发着不息的生命力。但随着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种家族慈善所裹挟的功利行善观、偏狭施善观和封闭财富现与现代公益慈善的矛盾日益凸显，且多生阻力。有学者指出，差序慈善的熟人特征和“圈子性”，限制了慈善救助对象的范围，违背了现代慈善事业的普适价值。此外，避风港式的差序慈善减少了个体向社会寻求支持的可能，压缩了民间慈善机构的生存空间；关系圈式的邻里、熟人互助成为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强化了中国求助关系的封闭性和内敛性，均背离了现代慈善的公平、平等和开放诸原则。
显然，转型期我国生态慈善建设，须扬弃传统慈善文化资源。该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华氏家族养教族人、惠济桑梓的和谐图景。以华进思、华鸿模为例，除捐出义田、创办义庄外，还从事一系列地方公益活动，如散发棉衣、修浚桥梁、建义仓等等。这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传统家族慈善和现代公益慈善也是可以消弭冲突，实现融合的？当然如何推动传统慈善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现代公益助力，尚有待进一步探索。总之，该书从本土意识出发，将义庄的功能与特点娓娓道来，为我们反观传统慈善文化提供了一面镜子，多有启发价值。
三
《华氏家族》一书当然也有一些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如对一些资料的考辨可更细密审慎一些，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可更深入精当一些。兹例举于下：
资料上，多撷取原始第一手史料加以考述，较为客观真实。但传记和墓志铭资料因自身的特点，多带有“溢美”的性质，在引用时恐要加以甄选。
论述上，或囿于资料，对一些问题未能充分展开。该书在华氏义庄功能和运作的阐述上，从义庄的一般范式说起，未能凸显华氏义庄的特色和典型性，稍有遗憾。华氏义庄创办后，规定赡养族人“先于孝子节妇之穷困者”，那么在孝子、节妇的救助政策上有何倾斜？具体标准是什么？义庄与传统及近代慈善机构的关系如何？等等问题，未能加以细化呈现。据学者考察，家族义庄的成立到了明清交际(17世纪)之时有大幅度的增加，清后期(光绪年间)的江南地区又有另一次的增加。背后因素则语焉不详。如能对华氏义庄几次大规模创办的时代背景加以考究，或能对全国范围的义庄创办高潮现象有所解答。另据学者研究，义庄宗族保障的运行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严密的救助申办流程；（二）严明的钱粮领取纪律；（三）完善的灾荒应急机制。华氏义庄在这些方面有无体现？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义庄的近代化体现在何处？义庄消亡的原因有哪些？诸如此类问题，如能加以深度探析，定会推进华氏义庄的研究。
此外，若能通过华氏族人的“内心独白”或“现身说法”等方式，来展示其创办或扩展义庄的动机，或许更为真实、可信。若能对救济对象进行个案考察，则更能一窥义庄在慈善救助方面的局限性。如能对“华氏义庄经久不衰”和“近代走向衰落”的原因加以缕析，或能更好地彰显对当今社会治理和慈善文化建设的借鉴价值。
再者，某些论述或有武断之嫌。比如作者在考察义庄管理体制时，称传统社会中，各类宗族组织采用的带有血缘、宗法色彩的管理机制，是义庄能维系百余年、取信于族人的根本原因（第119页）。这未免有些武断，毕竟华氏义庄的消亡除了时代变迁政权更迭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这种人治的管理模式。据1950年土改调查资料显示，华氏义庄管理混乱，把持义庄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账目也不公开，常贪污中饱，分配赡养费时亦极不公平，有面子就有办法，懦弱者则可欺，像一只被蛀虫掏空的米窝（第137页），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消亡。又如，作者指出传统义庄看似保守的模式，却能使义庄延续数百年。而在近代，盛宣怀创办愚斋义庄，采用了新式的信托基金模式加以管理，只是这一套管理模式却水土不服，不十余年愚斋义庄即告解散（见第119页）。这里将愚斋义庄解散的原因归咎于新式管理模式“水土不服”，恐失之偏颇。
四
该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无锡华氏义庄的演变历史，为读者呈现了一部家族的慈善史诗，为中国慈善史研究再添新彩。家族慈善是构筑现代慈善绕不开也必须依仗的一块基石。该书从本土的问题意识出发考察中国的家族慈善组织，以期为现代社会治理和慈善文化建构提供借鉴和养分，这种学术自觉和追求尤为可贵。
义庄制度虽在中国大地消亡，但义庄的遗址却定格了下来。尤其在江南，坐落于大街小巷的义庄已成为一道标识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独特风景，它向来来往往的参观者无声地诉说着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厚重与沧桑，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和价值。义庄在中国大地消亡后，不经意间时光的车轮已悠悠碾过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再回望义庄的发展历史，或许可以更清晰地洞察其间的变化。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以期透析历史、理解现实，这也是《华氏义庄》作者写作的初衷及其意义。作者谦称，该书的写作只是其在中国传统慈善研究上的一个起点。我们期待着作者对传统慈善、华氏家族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期待着新的著作问世。
（作者系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