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报》刊登《“提灯女神”与近代中国——解密中国红十字会史上的南丁格尔传播活动》

作者:管理员 来源: 最后修改于:2018-8-7 17:40:35 点击开始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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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报》刊登《“提灯女神”与近代中国——解密中国红十字会史上的南丁格尔传播活动》

2018年8月7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郭进萍的《“提灯女神”与近代中国——解密中国红十字会史上的南丁格尔传播活动》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年5月12日—1910年8月13日),英国护士,现代护理事业创始人和现代护理教育奠基人,国际红十字运动先驱,被誉为“克里米亚的天使”“提灯女神”。

十九世纪末,在晚清民族国家建构和女性解放的话语体系下,南丁格尔事迹传入中国,并通过报刊、灯会、广播、电影等渠道发扬光大,一度成为新女性标杆,深受社会各界喜爱,有效促进了国际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传播。

 

南丁格尔在近代中国的地位

南丁格尔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颇有声誉的西方女英雄,受到各大报刊的青睐。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南丁格尔一度经历了三种身份的演变,甚至成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代言人”。

作为红十字运动引线和嚆矢的南丁格尔。据现有资料,提及南丁格尔和红十字会关系的论说至迟可追溯至1898年。该年5月,《申报》登载日本寓沪医学士原口谦尔所作《红十字会历史》一文,称红十字会起自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女子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组织同志奔赴战场,亲为受伤战士疗伤,“是为救护被疮兵士之鼻祖而各国红十字会之滥觞”。

11月,《申报》连载旅日侨商孙淦对红十字会的介绍文章。孙淦热情讴歌了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逢伤必救,不嫌秽污,遇疫必疗,不惧传染”的义举及创设南丁格尔病院的事迹,并感慨道:“红十字会之引线,遂伏于此矣!”孙淦此说被各大报刊纷纷转载,红十字会系统在宣传中也多次照搬和引用,视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的义举为红十字运动之“引线”或“嚆矢”。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20年代初期。

被视为红十字运动“创始人”的南丁格尔。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尤其是各地分会常常在不经意间将南丁格尔视为红十字运动创始人,这方面的资料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中俯拾即是。沘源分会颂词开篇即称:“红会创始,英女格兰。”涟水分会颂词也明确称:“南丁格尔女英奇,红会由来创自伊。”安徽省太和分会所作《红十字会白话浅说》也持相同看法,“红十字会是英国女子鼐鼎盖儿(即南丁格尔)创起的”,甚至有专门以之命名的《创始红十字会南丁女士传》。

作为红十字运动起源动机的南丁格尔。考察中国红十字会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红十字刊物在宣传中已对南丁格尔在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作了修正,不再提及南丁格尔是红十字运动的“创始人”,而将她视为红十字运动起源的动机。如报道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时,南丁格尔亲临战地,“实施博爱恤兵宗旨,由此发起战地救护以后,因之成立红十字会”。其后,大众媒介在宣扬南丁格尔时,开始有意识地将焦点集中于南丁格尔在开创护士教育方面的功绩,以及对红十字会成立的推动作用,这与此前的宣传形成了强烈反差。

揆诸史实,南丁格尔的形象由红十字运动创设的引线、嚆矢到红十字运动创始人,再到红十字运动创设的动机,经历了一个嬗变过程,也从侧面印证了红十字运动在中国从鲜为人知到普遍知晓的传播进程。

 

多彩纷呈的传播方式

南丁格尔作为承载红十字文化的一个符号、一面旗帜,被大众媒介作为“样板”反复宣传,成为中国老百姓心中像花木兰、穆桂英一样的女英雄,深受男女老少喜爱。

刊物宣介。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逐渐将文化宣传提上议事日程。红十字刊物多次刊载专文介绍南丁格尔,如《人道指南》1913年第2号刊载《女慈善家(红十字会之功臣)》。1921年、1936年、1939年,《中国红十字会月刊》分别刊载《鼐鼎盖儿女士传》《鼐鼎盖儿女士遗像》《南丁格兰传》等文章。1946年,《红十字月刊》刊载《护士之祖:南丁格尔生平》。凡此种种,无一不是透过南丁格尔这一红十字运动的标杆人物,来宣扬人道、博爱的红十字文化,加深民众对红十字会的认识,进而激发参与热情。

灯会展示。1917年,京兆、直隶地区连日大雨,酿成特大水灾。中国红十字会于9月8 日至12 日在上海大世界举办京直水灾救护灯会,展出欧战中红十字会救护器械、武装汽车、救护汽车等新奇照片,还有南丁格尔肖像、看护妇、红十字会各医院模型灯彩,“均极光怪陆离之致”,通过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灾情及国际红十字运动知识,受到上海市民的普遍关注。

演讲广播。1935年,中国红十字会开展会员征募运动,佛音电台播送的演讲中,即对南丁格尔的事迹作了一次普遍的宣传,“讲到红十字会的起源,是动机于一位英国小姐,名叫鼐鼎盖儿,自幼即具慈善心肠……后来克里米亚战争发生,她竟率领同志,亲往战地,救护伤兵难民”。

电影放映。电影作为一种新兴媒介,也常被用来宣传红十字文化。1936年,以南丁格尔为原型的电影《白衣观音》在上海放映。《申报》多次刊登广告,称其“为女性争光,为人群造福”“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救护效命沙场的爱国男儿”,赞誉该片为“轰轰烈烈宣扬人道主义的历史战事悲壮热烈巨片”。不少人士纷纷撰写影评,发表感受,赞扬南丁格尔“脱离家庭为人类而服务的精神,可作为中国女性的模范”。

此外,中国红十字会及护理界还在每年5月12日举办丰富多彩的南丁格尔诞辰纪念活动,集中宣传南丁格尔事迹。

 

振奋人心的传播内容

纵览各大媒介对南丁格尔的宣传报道,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介绍南丁格尔的事迹,强化其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先驱的形象。通过多样化的传播方式,介绍南丁格尔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对南丁格尔奔赴战场救护克里米亚战争伤病兵的人道义举,进行不厌其详的铺陈和渲染,称颂其积极投身社会事业、奉献自我的精神。

号召学习南丁格尔精神,为国家民族服务。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旋律下,南丁格尔抛弃自己的幸福享受,奔赴前线忠诚为国服务的精神,尤其值得国人“效法而加以追思”。宣传指出,“鼐女士是我们崇高的典型”。当时中国正弥漫着抗日硝烟,提醒着国人“我们国家正缺少了像在克里米亚战中的鼐鼎盖儿女士”,号召国人学习南丁格尔服务精神,“忠诚坦白态度,有伟大牺牲精神替国家民族服务”。

显而易见,大众媒介颂扬作为现代西方女性模范的南丁格尔,是“立足于民族的、全球的层面”,旨在使国人“获得直接通往公众和政治领域的通道”,反映了民族精神在红十字运动领域的投射。

 

积极热烈的传播反响

随着各类媒介对南丁格尔事迹铺天盖地的宣传,南丁格尔一度成为红十字会在近代中国的“代名词”,被誉为“红十字之母”“伤兵之母”,成为新女性的标杆。在南丁格尔事迹的感召下,中国社会“英雄辈出”,一些在红十字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女性也往往被冠以“南丁格尔”的美誉。

1911年,张竹君发起赤十字会,赴战地救死扶伤,被誉为“南丁格耳(尔)之再见”。抗战时期,中国大地涌现出了许多“南丁格尔”式的人物。护士小姐陈骊珠,助人、爱人、扶人、救人,被称为“华西坝的南丁格尔”。蒋鉴在抗战爆发后,创办民众诊所,并进入第五陆军医院做义务护士,情系伤兵,赤诚服务于战地伤病兵护理工作,后积劳成疾不幸逝世,被誉为“伤兵之母”和“中国的南丁格尔”。

整整一个时代,南丁格尔作为来自西方世界的女英雄形象被引进中国,以鼓励中国女性担任与政治相关的护士工作,并对她们进行红十字运动知识启蒙,培育全球性的人道主义视野。在此期间,南丁格尔的媒介形象经历了一个被重塑和修正的过程,其间说法多元混杂,但无一不折射出南丁格尔在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崇高地位。某种意义上讲,南丁格尔也成为民族精神和现代性的表征,吸引广大女性走出家门,投身战地救护工作,在为红十字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解放和国家民族的解放。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