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红十字报》刊登《饱经风雨，彰显人道本色——中国红十字会115年的发展历程》
2019年3月8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的《饱经风雨，彰显人道本色——中国红十字会115年的发展历程》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历经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是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被称为“百年老店”。115年来，中国红十字会饱经风雨，曲折前行，不断发展壮大。
清朝时期：事业的艰难起步
清朝末年，中国红十字运动从无到有，经历了三个阶段：
启蒙运动，开通民智（1904年之前）
1859年国际红十字运动兴起，16年后，即1875年，红十字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上海《申报》《字林西报》曾撰文介绍红十字会战地救护规则，推崇红十字会的中立性，盛赞红十字会的博爱善举，希望中国能够效仿。但两报都没有直接提“红十字”三字。当时的中国人还不知道“红十字”究竟是什么。
13年后，即1888年，英国医师梅威令召集台湾、福建“聪慧子弟数十人”，进行救护培训，组建红十字医疗队，在上海演习后航海至天津，表示“愿赴军营效力”，没有得到允许。梅威令的红十字医疗队是在国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冒”出来的，太过新奇，难被国人接受，昙花一现也在情理之中。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红十字的魅力。
从1894年甲午战事发生至1895年战争结束，在华外国人尤其传教士先后在营口、烟台、天津等地开办红十字医院，收治伤兵。在上海的各国领事、传教士、外国银行董事发起成立红十字会，借助《申报》等大众传媒，筹款募捐，给予支持。
另外，众多日本赤十字社（红十字会）志愿者不辞艰险，远道而来，深入战地，救死扶伤，不分敌我。但中国官兵并不了解红十字会的中立性，竟有“伤害红十字会人者”。立足上海的《申报》开始反思，正式拉开红十字启蒙运动的序幕。
有识之士以《申报》等报刊为载体，发表《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红十字会条约》《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鼓动，为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上海建会，五国合办（1904—1907）
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诞生源自战争的强力推动，即索尔弗利诺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因为战争，即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竟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宣布“局外中立”。
为援救东北难民，在上海绅商沈敦和、施则敬、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奔走联络下，在“钦差”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的鼎力支持下，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会集于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及战区各分会，救助战灾，历时三载，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总人数达46.7万人，赢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也使红十字更加深入人心。
独立自主，奠定初基（1907—1911）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援东北难民的使命完成后，1907年7月21日，吕海寰、盛宣怀联名上奏朝廷，提出善后种种对策。由此，中国红十字会从五国合办中脱颖而出，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建立医院，开办医学堂，培养、储备医疗救护人才，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奠定基础。
1910年2月27日，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联衔会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提出“官派”会长的正式请求。当日朝廷准奏，“著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做出反应，向武汉、南京等地派出救护队，组织了强有力的救援。史书记载此事，称中国红十字事业“发轫于俄日之战，而大彰于武汉之师”。
民国时期：在灾难救护中成长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红十字运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2月28日，内务部为中国红十字会办理“立案”事宜，中国红十字会得到新政府正式承认；5月7日至17日，第九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在华盛顿举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首次“亮相”国际大会；9月29日，在上海召开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大会；10月30日，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由此步上正规。
民国时期红十字运动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民国初期的“内外兼修”（1912—1931）
此时，灾难救济和战争救护是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
1912年对浙江水灾的赈济，1917年对安徽、河北、北京水灾的救济，1929年对西北、华北大旱灾的救济，1931年对长江大洪水的救济……历年重大自然灾害救济，红十字会都不遗余力。
这一时期军阀混战，兵灾连绵，战争救护成为红十字会重中之重的工作，如对1913年二次革命的救护，1924年江浙战争的救护，1927年北伐战争的救护等。
除此之外，中国红十字会还开展了国际救援活动——赈济日本震灾。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8.2级强烈地震，14.3万人死亡，20万人受伤，50万人无家可归。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医护队共26人，扬帆东渡，赶赴日本参加救护，并与神户中华会馆合作资助华侨回国。这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人道救援行动，好评如潮。
抗战救护的“伟绩宏效”（1931—1945）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进入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整合人力物力财力，全力以赴投入到民族抗战救护之中。
抗战初期（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了对1932年淞沪抗战的救护、1933年长城抗战的救护及1936年绥远抗战的救护，同时大规模征求会员，会员总数达到138418人，分会464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适应战争救护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于1938年组建救护总队部，由林可胜任总队长，向各战区派出医疗队，随军救护。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全面抗战8年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红十字会手术119856人次，骨折复位35522人次，敷伤8784731人次；2142997人住院治疗，门诊军人2481685人，门诊平民2002996人，预防接种4632446人，灭虱792148人次，检验226593人次，特别营养934833人，“伟绩宏效，历八年抗日战事而益显”。
战后复员的“服务社会”（1945—1949）
抗战胜利后，中国红十字会进入“复员”时期，工作重点也由战争救护转移到社会服务。
除扩大医疗服务进行传统的救济工作外，中国红十字会还开办了儿童营养站、儿童同乐会、失学儿童补习班、会员业余补习班、妇女职业训练班、乡村服务站、沙眼防治所、图书阅览室等一系列工作。
1947年11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在南京举行第四次理事会，通过“请政府颁布《红十字会法》以崇体制案”，第一次明确表达依法建会的愿望。虽然该会法最终“胎死腹中”，但对红十字事业法制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共和国时期：在曲折中砥砺前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给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社会各界对发展红十字会事业的要求日感迫切。
1950年8月 ，旧中国红十字会完成改组，选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新理事会，李德全为会长，她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女会长；通过了新会章，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中国红十字会实现了“新的转变，新的开始”。这一时期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建国初期的辉煌（1950—1965）
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事业发展渐入佳境：医疗服务广泛开展，城市、乡村，尤其老少边穷地区及国家重大工程的工地上，都活跃着红十字医防服务队，“以便积极为生产服务”。1950年10月，在摩纳哥蒙特卡罗举行的国际红十字协会第21次理事会上，中国红十字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使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国际会议会场上。1952年7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合法席位，“这是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红十字会先后派出7支国际医防服务大队共666人渡过鸭绿江，执行人道救护使命。
1954年10月30日至1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一行10人在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率领下，对日本进行了为期13天的友好访问。这是战后对日友好访问的新中国首个代表团，也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范例，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从此，中日两国从民间到官方，克服重重障碍，逐步形成共识，终于打破坚冰。
“文革”时期的顿挫（1966—1976）
“文革”时期，在“红色风暴”冲击下，中国红十字会国内工作完全停顿，总会国内工作各部门和地方各级红会组织机构被撤销。
国内工作荡然无存，红十字会的社会功能无从发挥。地方各级红十字组织名实俱亡。
为了应对和参与国际事务，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牌子保留下来，中国红十字会因此得以存续。因此，国际援助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经常性事务，在维持中艰难跋涉。
拨乱反正重整旗鼓（1976—1993）
1976年10月6日，“文革”结束。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迈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伴随着全国“科学的春天”到来，历经磨难的中国红十字会获得了“春风吹又生”的新机遇。这一阶段，各级红十字组织恢复重建，国内工作逐渐开展。经过多年努力，组织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急救和输血工作、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社会福利事业以及国际交往等方面的成绩，也都可圈可点。
1985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确立了“把中国的红十字会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红十字会”指导思想，正式拉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序幕。
依法建会焕发青春（1993—2018）
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红十字会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宗旨、性质、任务和职责，从法律上确立了红十字组织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进入了依法建会的新阶段。这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新的里程碑。2017年5月8日，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正式实施，内容更加全面，保障更加有力。
1997年4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正式提出创建“红十字博爱系列工程”的号召，各级红十字会围绕“生命工程”“救援工程”“爱心工程”三大工程，拓展业务，人道服务能力大大提高，并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进入新世纪，随着管理体制渐次理顺，中国红十字会持续推进开展“三救”“三献”核心业务，亮点纷呈。虽然2011年“网络事件”使红十字事业遭受巨大伤害，但还是在重大灾害救援、保护生命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诚如2015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中国红十字会十大代表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红十字会“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善事”。
深化改革走向辉煌（2018至今）
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从改进治理结构、改革组织人事制度、加强基层组织和阵地建设、加强公信力建设、加强理论研究等七个方面提出具体改革措施，同时强调红十字会深化改革的五个“必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正确方向；必须坚持依法依规治会，认真履行职责；必须坚持人道宗旨，服务困难群众；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动健康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强自身建设。“改革方案”出台后，中国红十字会将在总结既往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可以预期，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池子华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