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红十字报》刊登《人道教育：中国红十字事业的百年大计》
2019年8月27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的《人道教育：中国红十字事业的百年大计》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创建红十字国际学院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一件盛事，是人道教育事业新的里程碑，也是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的重要举措。
人道教育是为红十字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职业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红十字事业要取得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毫无疑问，人才培养乃红十字事业的百年大计。
“设想”的由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的人道教育一开始就与医疗卫生联系在一起，这与红十字起源于战地救护的“本源”密切相关。早在1898年8月，“治修医学堂”就在《申报》登出招生广告，决定培养红十字救护人才，并拟联合各省“善人医士，创成中国红十字会”。虽然开展人道教育没有下文，但作为一种“设想”，还是具有远见的。
较为成熟的人道教育理念，始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陆树藩。他在1900年9月为救护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伤兵难民，在上海发起成立具有红十字性质的救护组织“中国救济善会”，不仅遵循“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而且旗帜鲜明打出“中国红十字会”旗号。战争救护使命完成后，陆树藩提出两大设想，一方面“筹创中国红十字会”以为永久之计；另一方面就是兴办医学堂培养专门人才。
在陆树藩看来，医学院不仅为中国红十字会的长远发展储备人才，而且可以成为红十字会立足之本。第一大设想，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得以实现，中国红十字会诞生。第二大设想，直到日俄战争人道救援行动结束后才提上日程。
艰难的起步
经过几年的努力，1910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落成。几个月后，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在总医院旁拔地而起，这是中国红十字会最早的专科学校，由此拉开了红十字人道教育事业的序幕。医学堂当年招生20人“专授医学”，特聘著名西医柯师、峨利生、亨司德及王培元为教员，“用最新学术教授专门医科”“务使学生学识精深，确有实习，成为医学名家，此本会之厚望也”。
虽然因医学堂之设，红十字人道教育事业迈出了第一步，但总会医学堂承载能力有限，不成规模，如何才能适应事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要，不能不拓展培养渠道。采用“借船出海”的灵活方式，不失为一种选择。
当时，德国医生宝隆在上海设有同济医院德医学堂，“意在昌明医学”。德国医学素称发达，沈敦和因有“遴选聪颖华童之粗通德文者，分班送至该学堂附习”之想，于是恳请宝隆，“委托代培”红十字会所需人才（分两期20人）。宝隆曾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积极参与者和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获得者，对中国红十字会之请，极表赞成。同济德医学堂成为中国红十字会人道教育基地。
“借船出海”原本是一种很好的培养模式，但1910年5月军谘处审核《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时提出质疑，认为8、9年才造就20名人才，“未免播多而获少”，提出全国军医学堂扩容，中国红十字会如有需要，尽可每年选送10名学生入学。质疑归质疑，但由军医学堂“委托代培”，依然是“借船出海”的培养模式，认可其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借船出海”，时断时续，从未中断，学费也都由红十字会给付。
探索“合作办学”新路径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纪元，中国红十字事业也翻开了新的一页。9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高等医学堂开学。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的“升级版”，同时也是合作办学的新尝试。
原来，1912年美国哈佛大学拟在中国设立分校，而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及附设的医学堂，有良好的基础，“一切设备适合医学堂制度，请与合办，以成一完备之大医校”。沈敦和征得常议会同意，与哈佛签订了7年合作协议。中国红十字会高等医学堂与上海哈佛医学堂是一体两面。
1916年，医学堂因故停办，未毕业的10位医学生由美国煤油大王医学基金资助分别派往美国及北京协和医学校、福州医学校、上海约翰大学继续学业。
基于“双赢”与哈佛大学建立的合作关系，虽然没有持续下去，但与国外名校联手办学的尝试值得肯定，对当代人道教育事业也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护理教育的奠基
民国建立后，中国红十字会5大医院支撑起上海医疗卫生的“半壁江山”，而护理人才短缺。作为红十字人道教育体系中的一环，护理教育亟待强化。
1922年6月，由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庄箓与总会总医院院长牛惠霖发起成立“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后改称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护士女学校、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正式挂牌，招收18岁以上的女性，学习护理。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培养护理人才的专门学校。
1934年，中国红十字会制定《设立医院储备救护材料及造就救护人才详细计划书》，决定拓展护理教育，创设更多的护士学校，但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没能如愿，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国红十字会设于上海、西安、重庆的护士学校，汉口、长春的助产士学校，才渐有起色。
抗战时期人道教育的“非常之举”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红十字会开始了全民族抗战救护的伟大事业，对红十字人道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即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简称卫训所）就是这样一个“综合体”，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人道教育事业的非常举措。
卫训总所的前身是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1938年6月由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创办于长沙。不久长沙大火，救护总队部先迁祁阳，再迁贵阳图云关，卫训所一直紧跟其后。为军事需要，训练所又改名为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以培训军医为主，有看护士兵班、军医尉级班、军医高级班及军医分期教育班。图云关成为“军医的摇篮”。
卫训所自迁图云关后，适应战时需要，相继在陕西、江西、湖北、四川、湖南建立了5个卫生训练分所，利用较为完善的设备和教育系统，为所在战区不断培训医护人才，并对各战区医护工作给以就近指导。卫训总所与分所，构成了一个网络式的人道教育体系。
在图云关人道教育系统中，实习医院也是不可或缺的。为配合教学，林可胜创办了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实习医院”（1944年改称“贵阳陆军医院”），高级医务人员均属卫训总所编制。这所综合性教学医院，既是卫训所的实习基地，同时也是设备先进、人才济济的正规医院。
卫训所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医护人员培训基地，总所连同5个分所，“共训练将近两万人，泰半服务于前方，深入各部队”。卫训所不仅为抗战救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储备了有生力量。
新时代对人道教育事业的呼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经历了1950年“改组”，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红十字会依附于卫生部门，从前红十字会主导的医护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剥离。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及2017年修订实施以来，红十字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在国内、国际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据统计，中国红十字会有13000余名专职工作人员，一方面需要继续教育的跟进，另一方面需要补充专业化人才。因此在中国率先创建“红十字国际学院”，不仅有助于红十字会人才培养，助力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而且具有不可低估的国际意义。红十字国际学院是时代呼唤的产物。
正如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所说，“中国红十字事业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红十字国际学院的创办正当其时，它不仅将为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将为解决国际人道问题、促进国际红十字运动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2018-2019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