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红十字报》刊登《红十字会，不只战地救护——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
2020年8月14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的《红十字不只战地救护——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1945 年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是全民族不畏强暴，流血牺牲换来的成果，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
其中,红十字会就是一支功勋卓著的人道力量，尤其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驰骋全国各战区，累计救治军民达1600万人，赢得社会各界的盛赞。但鲜为人知的是，围绕民众医疗、教授医助、荣军福利、难民救济等，红十字会也做了大量工作。
医疗服务嘉惠普通民众
民众医疗服务，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一项传统业务，抗战期间也未停滞。
1940年，总会先后设立直属医防服务队24队（后有所增加），为普通百姓提供医疗服务。1942年，医防服务队归并救护总队部，但在贵阳、桂林、赣州、曲江、成都、昆明、柳州、衡阳、恩施、福州等地，仍由医疗队开设诊疗所，为民众提供免费服务。
1939年8月29日，总会在重庆沙坪坝建成重庆时疫医院（后改名为重庆医院），病人一律免费救治，住院病人随到随收。同年11月，又在重庆近郊设4处诊疗站（所），每天免费为平民诊病。1941年8月，日军飞机空袭炸毁医院。1942年秋，医院重建，占地72.89公亩，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对于医药救济，尽可能以免费为原则”，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
据统计，从1943年7月15日至1944年2月12日，医院累计接收门诊病人13041人，免减药费诊疗贫民、荣誉军人、难童、公教人员等175516人。
教授医助舒缓生活压力
教授医助是红会服务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战时中国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物力维艰，供应紧张，物价腾涨，教授作为学界菁英，也难免与其他阶层一样深陷贫困之中。
教授的清寒，引起中国红十字会的关切。1943年6月18日，总会制定《中国红十字会大学教授医药服务补助办法》，在重庆、昆明先行实施。据《大公报》报道，总会“近并举办渝昆两区国立大学教授医药补助。重庆区受补助者计十三校，共一千五百六十九人；昆明区受补助者六校，五百五十六人”。至1944年，补助范围扩大到国立中央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国立复旦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等39所院校，补助金额总计达法币62669万余元。
“医药补助”，实际上是生活补贴，在物价飞涨的时代背景下，有效缓解了教授的生活压力，以实际行动助力教育振兴和教育事业发展。
荣军福利关爱抗日健儿
荣军福利是中国红十字会社会服务的又一重要方面。全面抗战时期，爱国将士抛头颅，洒热血，筑起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理应受到全社会爱戴，拥军荣军成为社会各界的自觉行动，中国红十字会也用特有方式向抗日健儿献上一份爱心。
中国红十字会的“荣军福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残废军人的扶助，二是对军属的关爱。
在红会看来，“英勇健儿，杀敌成残，国家虽有恤典，然而断肢残臂，失去生活机能，在人力所能挽救者，亦应设法助其复健”。因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会不时开展扶助军残活动，其中最有特色者当属矫形外科中心。该中心于1940年由总会联合军政部共同开设，延揽专家，对残废军人进行康复治疗，装配“义肢”（假肢），同时根据残废军人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职业培训，“使残而不废，足以营生”。这种助残义举，得到残废军人的交口称赞。
对抗日军属，红会给予多方面关怀与救助，特别是对陪都辅助抗属会的工作，予以积极配合。据《新华日报》报道，“陪都辅助抗属会为解除抗战军人家属疾病痛苦，前经推行义诊，并谋解决药品问题。现红十字会新运模范诊疗所、社会服务处诊疗所、浙江庆余堂广济服务所及辅助抗属会和清溪疗养院合办的优待抗属义诊所等五处，又对患病抗属一律免费送诊送药。”这是红会为抗属服务的一个侧影。
难民救助彰显博爱情怀
关注弱势群体，提供人道救助，是抗战时期红十字会一项经常性工作。弱势群体，在全民族抗战的时代背景下，主要是为战争难民，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挣扎在死亡线上，尤其是妇孺儿童，处于异常脆弱的艰难境地。
针对日军全面侵华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中国红十字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一份责任。抗战初期，无论在东北、长城沿线、绥远，还是在上海，中国红十字会均筹集捐款，对难民进行救助，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竭尽全力。
“七·七事变”后，日军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难民如潮，中国红十字会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也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在天津，1937年华北烽火连天，大批难民云集天津，中国红十字会会同天津分会设难民收容所，收容妇孺老弱。鉴于“天津难民达三十万众，饥饿难忍，无家可归”，总会“又拨款二万元，即派代表驰赴天津会同当地善团施放急赈”。
为激发更大救难能力，红十字会与其他团体多方联合。7月底，红会理监事会议决定加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救护委员会，协助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设计委员会设计救护事宜。该委员会将绥远抗战募捐款项所余全部充作平津难民救济费，先期汇5000元由赈务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及专员扬子功查放，并“广事收容处于危难中之难民”。不久，红十字会、上海慈联会等6团体向天津汇款40000元，作为难民救济费用。
在上海，自“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法租界、公共租界“两租界以国际关系，幸免糜烂，附近难民，群相奔集，如水就壑。”随着战区扩大，战祸愈烈，“四方锋镝余生，更扶老携幼，相率来归”。中国红十字会会同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地方协会等团体，竭力收容，妥为安置。至1937年12月，租界弹丸之地以及南市难民区共设大小收容所300余处，收容难民多达30万。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日军下一个进攻目标，难民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武汉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临时驻地（设有汉口办事处），1938年春救护总队部即诞生于此。在总会指导下，汉口、武昌分会积极开办难民收容所。1938年2月18日、19日，红会常务理事林康侯分别赴武昌、汉口分会所设难民收容所视察，“为该两分会办理救护工作之努力不懈，实深嘉慰，拟予以药品材料之补助”。汉口分会还组织巡回医疗队二队，每日赴各难民收容所治疗染疾难民，同时开办“难民产妇病院”，为落难产妇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当时，整个武汉城中，以难民为主体的弱势群体最多时超过10万，救济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抗战时期，难民如潮。面对庞大的难民群体，中国红十字会虽然无力全方位参与救济，但尽其所能，全力以赴，给予关注与救助。
总之，在全民族抗战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以抗战救护为中心，汇聚人道力量，以巨大的牺牲精神投身保家卫国战争的救援行动中，彰显出伟大的人道光辉，而民众医疗、教授医助、荣军福利、难民救济等，同样为中国红十字会“抗战艰苦光荣之贡献”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令人难忘。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