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史 修 志 岂 能 如 此 颟 顸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批评（再续）
池子华
例九：第一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纲）本会成立于上海，初名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此说不够准确。1904年3月10日，为救助日俄战争难民，经沈敦和等人的奔走联络，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集会于上海，决定发起成立红十字会，初名应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1]，而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万国”即“国际”之意，“支会”即“分会”。不过，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存在的时间短暂，仅一个星期，3月17日，中西董事集会，始正式“定本会之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2]。
例十：第八年（宣统三年，1911年）“（纲）吕海寰复为会长，沈敦和、福开森为总董，会同办理救护武汉战事”。如前所述，吕海寰此前并未担任过红会会长职务，“复为会长”说，误。
例十一：第十年（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纲）总医院归哈佛包办五年，订立合同。（目）举常议员钟紫垣、施子英、王阁臣、沈仲礼与之磋商订立合同”。误。当事人沈敦和“谨述”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与哈佛合办缘起”甚详，谓：“本总医院为造就医学人材起见，于宣统元年开办，初由敦和自任院长，延英、丹、那（挪）威各国内外科医生为教员兼充医院医士。民国元年，美国哈佛大学拟设分校于中国，因见本会院宇器械并剖解（解剖）室等一切设备适合医学堂制度，请与合办，以成一完备之大医校，由哈佛每年补助银九万元，以作经费。敦和得常议会之许可，遂与订立合同七年。当经哈佛派胡医士为院长驻院管理校务、医务，敦和以副会长节制之。民国五年，本会与哈佛各学生先后毕业，遂将学堂停办，专办医院，每岁除收入医费三万七千余元外，尚缺经费四万七千余元，议由美国煤油大王在慈善基本金内如数拨助。此本总医院先与美国哈佛合办医校继经美国慈善家补助经费之大略情形也。”[3]由此可见，系“合办”而非“包办”，合同订立的时间是民国元年即1912年而非民国二年，“合办”年限为7年而非5年。
例十二：第十年（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纲）救护南京战事，引渡出险者四千人，避难来沪复资遣回籍者一万余人。（目）宁垣围攻日急，难民困处危城，绝食堪虞，其在四乡者，则皆纷集江边，呼吁无应。本会既派救护队，驰赴战线以内抢救伤兵以外，复派大通红十字救护医船，星夜上驶，竭力驰救，计往返二次，引渡难民出险者达四千人”。这个出险难民人数在统计上是有问题的。
1913年“二次革命”中，中国红十字会租赁英国太古洋行商轮“大通”号作为红十字救护医船，前往南京救援，往返二次。
第一次，8月24日出发，28日返回，有报道称：“红十字会所租之大通轮船已载避难人民二千名离宁。”[4]根据红会自己的报道，“大通”抵达南京，“值两军开战，弹越船身而过，为状至危。苏荔棠（裳）率队员乘民船分赴四乡，引救难民。王培元则入城引渡难民出险，躬冒枪林弹雨，卒救出难民二千数百人。”[5]综合各方报道，第一次行动救出难民2000多一点。
第二次，8月29日出发，9月1日回到上海，据确切统计，此次共计救出“难民八百零八人，伤兵伤民五十三人。”[6]
两次行动“成绩”相加，援救难民约计3000人。这个数字应该是客观的。对此，红会曾在《申报》“广而告之”：“南京人民困处险地，情形危急，本会特派救护队组织救护，医船租太古行大通轮船，归王君培元，率全体救护员二次赴宁城，救护难民出险来 沪共计三千余人。”[7]至于“余”数多少，也有据可查，据亲自指挥难民救援事务的王培元说：“南京救护难民二次共三千数十人。”[8]这个统计应该说是最可靠的。把3000挂零，说成“引渡难民出险者达四千人”，显然有意“注水”。
例十三：第十一年（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纲）助日本地震灾赈。（目）1914年鹿儿岛地震，虽不及1923年之空前大地震，然在当时，已觉被灾剧烈，遍地哀鸿。本会谊切同盟又为邻近，乃以国币二千元合当日时价日币一千元之约数，聊助急赈。事后承日本赤十字社惠赠银杯，以为纪念”。地震实为火山喷发之误，尽管火山爆发基因于“地动”。鹿儿岛是日本火山的主要分布地区，火山喷发，为该地主要地质灾害。1914年的火山喷发，就给当地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盛京时报》连篇累牍报道说，本年1月12日，鹿儿岛“突发爆裂，黑烟弥漫，远及鹿儿岛市之上，红焰冲天数十丈，轰轰暴烈之声不止，喷出巨大之岩石火柱，乱下于附近各地，光景凄惨，岛中村落为火烟之所包，不见岛影，人畜伤亡甚多，岛民叫唤纷纷避难。”[9]类似报道也充斥于当时的其他报刊。灾情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伸出了援手，《申报》报道称：“日本鹿儿岛火山发焰，死亡甚众，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沈副会长悯之，以红十字会有救灾之责，先行拨助日金一千元交日本赤十字社汇解，仍俟募有成数，再行续汇。”[10]《纲目》对当时的报道视而不见，把火山喷发误作地震。
例十四：第十一年（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纲）救护张家口等处蒙匪灾区。（目）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七次常议会，提议张家口华军失利，伤兵三四百人，乞医拯救，拟先资助二千元。是年春，蒙匪南犯，张家口等处伤亡枕藉，本会急集医队，携带药物器具，由北京出发，疗治受伤兵民为数尤众”。按：向张家口派出医疗队，并非本年春天之事，而是上年的救护行动。
1913年11月28日，北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致电上海总办事处，以张家口伤兵“无人调治，呻吟痛苦”，天职攸关，总会已在京组织起救护医队，拟“星夜前往”救治，要求总办事处拨款资助[11]。沈敦和副会长接电后，即于次日召开第七次常议会，“提议蒙匪猖獗，华军失利，业由北京总会出发医队，日内起程赴张家口医治，先汇路费二千元，以后陆续劝募再汇。”[12]款到之后，救护医队即于12月2日由北京起程，3日抵达张家口，开始投入救治伤兵的工作[13]，直到次年春完成救护任务后始撤回北京。媒体报道綦详，《纲目》编者未曾留意，以致出错。
例十五：第十四年（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纲）救皖北水灾，设安徽义赈会。（目）皖北大水，漂没数十县，灾民荡析离居，栖风宿露，嗷嗷不可终日。乃与皖绅组织安徽义赈会，举沈敦和、余寿平、李伯行为会长，竭力筹募款项，派员驰赴灾区，调查实况，分别重轻，散放急赈，灾民获沾实惠者，数逾十万”。误。皖北水灾以及设安徽义赈会，均为上年之事。且安徽义赈会不设会长，而设干事部长。大致情形如下：
1916年夏秋之交，安徽大雨滂沱，河湖并涨，山洪怒发，据中国红十字会的报告：“江淮一带，上而豫之固始、光、息，皖之阜阳、颖上、霍邱、寿县、凤台、淮远以迄于临淮、五河、盱眙等县，汪洋千里，一望无际。而沿村庐舍、大地、禾黍悉浸入洪涛骇浪之中，累累浮尸，触目皆是，甚者森森树木，竟如沿岸芦柴飘摇水面，孑余穷黎，无家可归，无食可觅，类都穴山巢树，露宿风餐，号哭之声，昼夜不绝。一种惨酷情形，断非郑侠流民图所能曲绘。”[14]告灾乞赈，函电交驰。总会总办事处一方面通过传媒向社会各界劝募急赈，一方面于9月17日与安徽旅沪同乡会合组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沈敦和、余诚格（字寿平）、李经方（字伯行）任干事部长，共筹皖赈。23日，召开第一次干事会，决定由义赈会垫洋20000元，分请灾区传教士会同义赈会查赈员择被灾尤重之户先为酌放，而后募集捐款，次第放赈[15]。12月16日，查赈员回沪复命，据报告，此次沿淮淮北被灾各县以淮远、凤台、五河为最重，凤阳之淮北岸、寿州之正阳关、颖上之东乡、霍邱之三河尖、灵璧之南四区、盱眙之水七堡、阜阳之南八保为次。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遂决议，购白米3000石、棉衣3000件，刻日运抵蚌埠转运淮远、凤台、五河三县，又购买高粱万石、黄豆3000石，散放被灾各县以为籽种[16]。转瞬交春，“各灾区田皆被淹，颗粒无收，非特无度日之粮，抑且无耕田之种，非广购高粱、黄豆、绿豆、珠（芝）麻等种籽及时散放，则浩浩哀鸿，将永无出水火而等衽席之一日。”[17]赶办春赈迫在眉睫。在社会各界的资助下，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于1917年2月在上海、镇江分购红粮1600余包、豆饼29000张装运蚌埠分转灵璧、盱眙、阜阳、涡阳、蒙城等5县散放[18]。皖北赈务直到1917年夏初始告结束。
例十六：第十六年（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纲）海参崴医队开办临时医院。（目）允林总司令之请也。其规模虽不及美会，尚能与英、法相垺，月支经费约一千五百元，自一月出发医队，至八月终结，全队撤回，共费二万六千余元”。此处所说“自一月出发医队”，与上年“出发海参崴参战救护医队”的记载相矛盾。实际上向海参崴派出救护医队，为1918年11月事而非1919年1月。鉴于一战后期协约国与苏俄在西北利亚争战甚烈，“东北风云扰攘，为主权民命所关”[19]，乃决定组织“边防医队”，出发海参崴参与战事救护。经陆军部同意，11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派出以理事长朱煜为领队的救护医疗队19人，由京城开赴海参崴[20]，12月14日辗转抵达。1919年2月1日开办临时医院。大致情形如此。
例十七：第十七年（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纲）九月，会长吕海寰辞职。（目）公推吕公为名誉会长。（纲）政府令，汪大燮为会长”。误。准吕海寰辞职及任命汪大燮继任会长的时间均为10月2日：“十月二日大总统令：中国红十字会正会长吕海寰呈请辞职，吕海寰准免本职，此令；又令：派汪大燮充中国红十字会正会长，此令。”[21]
[1] 《施君肇基笔译创设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中外日报》1904年3月14日。
[2] 《二月初一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次集议问答》，《申报》1904年3月21日。
[3] 沈敦和：《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与哈佛合办缘起》，《申报》1918年1月24日。
[4] 《南京访函》，《申报》1913年8月30日。
[5] 《中国红十字会癸丑成绩撮要》，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6] 《救护医船二次抵沪纪事》，《申报》1913年9月2日。
[7] 《中国红十字会谨谢盛杏荪君经募广仁善堂捐助大通租船费（银）元四千五百两》，《申报》1913年9月4日。
[8] 《红会宴劳职员记》，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9] 《盛京时报》1914年1月14日。
[10] 《红十字会救灾恤邻》，《申报》1914年2月7日。
[11] 《张家口伤兵待救》，《申报》1913年11月30日。
[12] 《红会第七次常议会纪事》，《申报》1913年12月2日。
[13] 《西北救护医队出发》，《申报》1913年12月9日。
[14]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江皖水灾急赈》，《申报》1916年8月17日。
[15] 《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通告成立并谨募急赈》、《筹办皖赈之垫款》，《申报》1916年9月23日、24日。
[16] 《安徽义赈会记事》，《申报》1916年12月17日。
[17] 《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之最近报告并敬募冬春赈》，《申报》1917年1月5日。
[18] 《赈济皖北灾黎》，《申报》1917年2月28日。
[19] 《红十字会出发边疆之请示》，《申报》1918年9月14日。
[20] 《红会组边防第二医队》，《申报》1918年11月26日。一说11月24日（周秋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84页）。
[21] 《申报》1920年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