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中国红十字历史研究 http://www.hszyj.net/ zh-cn NBArticle yanghongxing999@163.com [目录]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3168
 
目    录
 
[理论园地]
简述红十字运动的独立性原则……………………………………………………………………陈良龙
浅谈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袁玲
红十字会品牌如何管理……………………………………………………………………………王雪
[专题研究]
浅谈高校红十字会工作……………………………………………………………………………陈曼曼
试析对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认识与实践……………………………………………………陶新月
[工作研究]
“协调员”在器官捐献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以苏州市为例………………………………许津
[焦点透视]
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池子华
当前中国红十字事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李一涛
[历史研究]
近代中国红十字会与救济院的几点差异…………………………………………………………霍婷婷
传教士：从医疗慈善到创建中国红十字会………………………………………………………张涛
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盛宣怀慈善实践及现代启示……………………………………………季川
民国初年《申报》红十字广告探析………………………………………………………………吴洋飞
民国初年红十字会的媒体募捐——以《申报》为例……………………………………………夏正阳
[人道之窗]
弘扬志愿精神  为智障儿童搭建人道关爱平台……………………………… 方云 周发华 刘彩霞
论我国警察现场急救发展的必要性
  ——以中外警察现场急救现状比较为视角…………………………………………… 张爽 刘昱欣
[图书评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研究（1949—1956）》序…………………………………… 池子华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董娜
执行副主编：郭进萍  郝珺  
编辑：池子华  袁玲  徐璐  丁泽丽
投稿信箱：dingzeli1990@126.com;chizihua@126.com

…… [点击查看详细] ]]> Mon, 30 Sep 2013 05:06:31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3168 [理论园地]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3167
 

                         简述红十字运动的独立性原则

                                陈良龙
   众所周知，红十字运动有七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既是红十字运动全部组成机构所必须遵守的准则和各种行为的标准和规范，也是红十字会与其他人道主义组织不同的本质体现。然而，长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原则尤其是独立性原则，理解的不全面不透彻，以至于产生不少的误解，甚至是错误，从而影响了红十字工作，阻碍了红十字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为此，本文试图对独立性原则作一全面系统的阐述。当然，要全面把握，深刻理解红十字运动的独立性原则，还得从它的内涵谈起。红十字运动独立原则的内涵为，本运动是独立的，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工作助手并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始终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能按 本运动的原则行事。
   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内涵至少表达出四个方面的意思，一是红十字会的角色定位，二是各国红十字会必须遵守本国法律，三是红十字会要按本运动原则行事，四是红十字会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一、定位与作用：最近几年，对红十字会角色定位争论得很激烈，有的认为是政府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有的说是政府的伙伴，也有的提出既是助手又是伙伴，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观点与主张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红十字会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对此，2012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中国红十字会是政府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这也意味着，对红十字会多年定位之争的一个终结。
   如今，角色定位问题解决了，但接下来红十字会该发挥多大的作用，同样也困扰着许多红十字工作者。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已有明确规定，红十字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与其职责有关的活动。这里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协助。显然，协助意味着不是主力，是配角，是补充，但是现在有些人，尤其是一些领导为了创业绩争荣誉，有意或无意地要将“协助”当“主力”，把手伸得太长，把线放得太远，什么事都想去揽，都想去做。殊不知，当前红十字会能发挥多大的能耐，能调动多大的资源，实事求是地讲，红十字会的专职人员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救助实力不强，可供调配的资源不多。为此，在发挥助手作用时，过左偏右都是不可取的，切不可处处逞能，争强好胜，将自己搞得疲惫不堪，甚至于吃力不讨好。当然也不能袖手旁观，浅尝辄止，而是要把握好“度”，而这个度，就是要从当前实际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红十字会才能当好助手，发挥好应有的作用。
   二、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四条规定：中国红十字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确立的基本原则，依照中国参加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和红十字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红十字会在遵守国家法律和国际红十字运动规则的条件下，开展活动，首先是遵守宪法，同时遵守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和章程，其核心是在此前提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表明，红十字独立开展工作，是有前提条件的，无视这一前提条件，或断章取义，都是十分错误的。
   有些人一谈到红十字运动的独立原则，想当然的就认为，红十字会应该摆脱政府领导，或者是游离于政府管辖之外，将红十字组织与政府割裂开来，互不干涉，互不相干，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认识过于偏激，是不可取的。其实，这也是犯了只看结论，不看前提条件的错误。纵观国际，世界各国的红十字组织应当也必须遵守本国的法律法规，设置前提条件并非只是中国特有，或者是中国特色，而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一种国际惯例。试想，如果一个组织摆脱或游离于政府，甚至凌驾于政府之上，它能有立足之地吗？更不用谈蓬勃发展了。因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没有人民的欢迎和拥护，没有人民的参与和支持，这项事业能有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吗？能巩固与发展吗？因此，独立性不仅不是排他性，而是更需要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包容气度。
   三、不能混淆概念：有些人以为，独立就能中立，即唯有独立自主开展工作，才能做到立场上的中立，把独立作为中立的前提条件，或将中立与独立混为一谈。难道，独立就一定能中立？也未必。这里不妨举个例子吧，法轮功和邪教组织是纯粹的游离于政府的独立组织，他们的行为和立场就能保持中立吗？无数的实事早已证明，他们不仅不能保持中立，反而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干出种种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事端来。
   或许有人会说，上面这个例子太极端，缺乏普遍性，那就举个我们平时接触比较多的公益性慈善机构吧。这些组织或机构相当一部分尽管不属于政府机构，但一定是经政府部门依法登记，合法成立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切活动也一定是有利于人民的，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否则，迟早会受到政府的打击取缔。
   所以说，是不是中立，关键是看它是否秉承人道主义为宗旨，是否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类的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促进持久和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这样讲，中立是一种态度，并在态度的作用下所采取的方法，与独立不独立无关，切莫把独立与中立划上等号，况且不顾前提，单纯强调独立性，反而会孤立红十字会，将自身置于孤家寡人的困境。这样所导致的结局，就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得意忘形。毋庸置疑，这样的组织政府不会容忍，民众也不愿接纳。
   四、与其它原则的关系：红十字运动的独立性与其它六项原则之间，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
   全面领会独立性内涵，并切实按照其内涵去开展工作，才能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才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这样，红十字组织才有可能遍布全球，跨越时空，无远弗届，本运动的普遍性原则才会在更广范围内得到体现。
   一个不仅遵守本国的法律法规，同时也忠于日内瓦公约的组织，一定是一个理性的，履行职责也一定是公正透明的组织。而红十字会恰恰具有这种品质的一个国际人道组织，这也正是红十字会的魅力所在。
   国际上有这样一个，能不偏不依说公道话行公道事的组织，怎能不得到各方的接受，赢得大家的信任呢？基于这份信任，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聚集在红十字这面旗帜下，呕心沥血奋勇前行，心甘情愿地为本运动提供志愿服务。
正因为独立原则有此特性，所以对加入红十字组织要求更高，管理更加规范，这就是本运动所要求的统一性，尽管红十字活动需要遍地开花，但绝非机构上的五花八门。这也是红十字组织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
   总之，全面理解，正确认识，深刻领会红十字运动的独立性原则，并非不要独立开展工作，而是为了更好地独立开展工作，发展这项伟大而又崇高的事业。为此，我们不能从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都是不利于工作的。
（作者系浙江省江山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
 

                      浅谈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 

                                袁玲
   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志愿者”一词自“5·12汶川大地震”后得到普遍认可，千千万万普通民众不断投入“志愿者”行列。2008年，20多万志愿者参加汶川地震救援，110万人报名参加奥运志愿者，志愿者在救灾扶困、参与社会服务中的作用愈发凸显。众多志愿团体中，拥有112.3万人的中国红十字会的志愿服务团队无疑最具行动力和社会号召力。
   一、红十字志愿服务概况
   志愿服务是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红十字志愿者团队本着“人道、博爱、奉献”的宗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工作，展现了新时代红十字志愿者的风采。
   在“救援工程”方面，红十字志愿者在灾害救助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5·12汶川地震”中红十字志愿者第一时间奔赴灾区，他们捐款捐物，组成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小组，帮助灾区人民早日走出心理阴影。在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灾害救助中，都有红十字志愿者活跃的身影。
在“生命工程”方面，“无偿献血”、“遗体捐献”、“骨髓捐献”为红十字会的“生命工程”，红十字志愿者作为红十字会开展人道主义事业得力助手，这三方面工作成绩异常突出。
   自愿无偿献血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确认为最安全的血液来源形式。1997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颁布后，红十字志愿者积极投身到自愿献血的行列中，为有需要的人们献上自己的一份力。1987年，中国红十字会、卫生部颁布《关于无偿志愿献血奖励办法》，红十字志愿者不仅积极组织无偿献血活动，而且身先士卒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工作者服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中国红十字会开展遗体器官捐献的宣传活动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初，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宣传，号召人们在生命终结时作最后奉献。在红十字的爱心感召下，遗体、器官捐献成绩卓越，如上海，截至2007年底，“共有25368名市民自愿登记加入遗体或角膜捐献志愿者行列，4349名志愿者实现遗体或角膜捐献”[1]。再如苏州市，报名捐献遗体累计594人[2]。当然，遗体捐献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红十字志愿者的努力。
   在推进“骨髓捐献”工作中，红十字志愿者主要进行宣传动员工作。以苏州为例，骨髓捐献志愿者杭彬的捐髓事迹向世人传达了骨髓捐献志愿者的人道情怀，鼓励更多的人投入到捐髓救人的事业中；2006年11月底，苏州市红十字会成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之家，吸收50名已经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和报名志愿者骨干，举办首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联谊活动。该活动主要动员适龄市民加入到无偿献血和骨髓捐献的行列，加强与捐献造血干细胞报名者的联络，提高志愿者稳定性，降低流失率。
   在“爱心工程”方面，扶贫帮困一直以来是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工作重点。这方面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如上海南丁格尔志愿者关心弱势群体，探访困难人群，走进上海市丰家乐养老院、真光敬老院、真如镇“阳光之家”为老年人进行健康体检；为智障儿童献上一份真心和关爱。为改善上海一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且经济困难的失智老人，维护其最后生命尊严，2009年上海市红十字会启动了“社会困难失智老人服务关怀项目”试点工作。该项目在全市30个街（镇）开展，半年内已累计为5330人次的失智老人提供护理用品和关怀服务。南丁格尔志愿者的行动，使关爱老人，帮扶弱势群体的社会气氛逐渐浓厚，蔚然成风。[3]
   此外，红十字志愿者还走进校园、工厂、社区，传播红十字文化等。他们的志愿服务使红十字人道主义工作的开展如虎添翼。
   二、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红十字志愿服务虽然蓬勃发展，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一是组织体系松散。各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后，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虽然得到加强，但各级红十字会由于底子薄、人员缺少、基层组织建设不稳固等条件限制，志愿服务组织体系缺乏控制力、协调力。全国没有形成统一有序的志愿者组织，难以凝聚力量。
   二是管理方式模糊。目前，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有以下三种发展形式：（一）由红十字会直接管理的下属机构；（二）在红十字会平台上有很强独立性的志愿组织；（三）志愿组织工作范畴与红十字会业务密切相关。由于没有统一指导导致各地对志愿者的管理措施标准不一，距离规范管理尚有距离。
   三是形式主义倾向。部分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及成员逐渐将形式化的要素当作主要任务，具有形式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活动多、服务少；宣传多、实效少；数量大、骨干少三方面。
   四是工作经费缺乏。随着志愿服务工作力度逐渐加大，志愿服务工作的成本也开始增加。但是志愿工作的经费却短缺严重。造成此种情况主要由于政府对于社会志愿服务的投入不足；税收制度限制了工商企业、个人对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的捐赠；地方红会对志愿服务投入力度不足；红会自身筹集资金和财务管理能力有限等等。
   五是缺乏激励机制。目前，红会还没有全国性的志愿者表彰奖励办法，虽然部分地区已经制定了本地区的志愿服务表彰奖励办法，但影响仅限局部。使得地区优秀志愿者的事迹难以形成共鸣，浪费了志愿服务社会化的资源。
   六是培训措施匮乏。志愿者的培训问题一直是整个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的“瓶颈”。对于红十字志愿者如何培训，培训哪些内容，如何分层培训等问题缺乏指导性意见。对于划分志愿服务队，若无规范培训教材，将严重影响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的开展[4]。
   三、改进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的几点意见
   志愿者的加入可以有效降低红十字会的运营成本，减轻资金压力，使得红十字组织在工作中产生巨大的效能和活力，同时在促进社会进步和谐，加强及改善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建立一支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志愿者队伍，成为当下红十字志愿工作的重要课题。
   其一，建立和完善有关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的法律法规。志愿服务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西方各国的志愿者管理法规相继出台，《波兰公益活动及志愿制度法》起到引领作用，该法对志愿服务的组织条件、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都有详尽的规定。[5]此外，美国、德国等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如，德国的法律规定，志愿者所在的公司、企业或机关的负责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借口，阻止他们参加救援行动。当志愿者临时离岗时，其工作可暂由别人代替，志愿者不领工资，不承担因离职而造成的经济损失。[6]我国虽有2007年颁布的《中国红十字志愿服务管理办法》，但只具有指导性而没有约束力，因此，制定有关志愿服务的法律法规将是今后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其二，有计划的征募、培训志愿者。志愿者的征募和培训是志愿者管理的基础。当下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存在人员“短缺”的问题，遇有重大灾情或紧急情况时红十字会通常利用电视、报纸等媒体呼吁民众报名参加志愿服务，或从手头登记的志愿者资料中临时配备人员。许多志愿者未经专业培训，直接加入志愿服务工作，非但不能提高工作效率，反而造成应急管理方面的混乱。因此，建立红十字志愿者资料库刻不容缓，它是完备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人员专业划分的有效途径。资料库可以根据志愿人员的特长、专业知识、所属社区来进行划分，遇有灾情或紧急情况从就近社区中选派具有专业知识的志愿者前往救援，不仅提高了志愿服务的效能，且可避免“临时抱佛脚”现象的出现。
   同时，对于参见志愿服务工作的志愿者，红会有义务对其进行专业培训，提升志愿服务水平，普及志愿服务文化。培训应包含文化培训、技能培训两种，文化培训是指向志愿者阐明红十字运动发展历程、办会宗旨、红十字志愿者的职责、权利、义务；技能培训是有关应急救援、心理危机干预等方面的培训。我国红十字志愿者在紧急情况时需要承担灾害救助等突发性事件的救援工作，应急救援技能至关重要。因此，应针对救援的需要进行分门别类的救援训练。德国志愿者每年要经过80至120小时以上的专业培训，合格者才能到各小组去工作[7]。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红十字志愿者的素质和专业技能才会向专业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其三，完善激励机制。红十字志愿服务原则规定“本运动是志愿救济原则，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回报。”[8]虽然红十字志愿者的行为不追求回报，但作为志愿者所属组织的红十字会应该给予明确的认可，尊重他们的劳动，可以经常在公开场合表扬、表彰，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宣传优秀志愿者的事迹，或联合政府部门及时给予志愿者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志愿者的服务得到认可是志愿服务有序开展的精神动力。
   其四，构建志愿服务网络平台。红十字志愿服务信息量大，交流频繁，构建网络平台势在必行。网络能将志愿服务工作以最快速度传达给每位志愿者，减少通讯成本。通过网络组织志愿者就近参与社区服务，减少了志愿者投入成本。且网络建设成本低，影响面广[9]，也有利于发展志愿者，让群众即时了解志愿者的具体信息。
   其五，拓宽红十字志愿服务宣传途径。在一份调查问卷中，关于“市民对红十字志愿服务了解的途径比较”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电视广播71.7%、报刊杂志42.9%、网络信息41.3%[10]。其中电视广播居首。如2009年初北京电视台联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社会慈善机构，推出了一档大型真人秀节目《志愿者真情耀中华》，以“好人帮好人，真情耀中华”为主题[11]，充分展现了当代志愿者的精神风貌，的确起到了宣传红十字志愿服务的目的。然而，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广播、电视等传统宣传手段远远不够，应充分利用网络快捷、高效、灵活的特点，更新服务项目、丰富服务内容，提升志愿服务的影响力。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网：《上海遗体和角膜捐献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2] 王慧敏：《苏州红十字会的生命工程（1982—2011）》，载池子华等主编：《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史研究》，合肥工业的出版社2012年版。
[3] 《南丁格尔志愿者参与社会困难失智老人服务关怀项目》，《上海护理》2010年第4期。
[4]参见《中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http://www.redcross.org.cn/hszsy/zzjs/zyz/200806/t20080622_18562.html。
[5] 王凯：《红十字志愿服务风险防范》，《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6] 丰畦：《德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启示》，《城市与减灾》2006年第2期。
[7] 丰畦：《德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启示》，《城市与减灾》2006年第2期。
[8] 郭长江：《红十字事业科学发展之我见》，《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5月8日。
[9]刘丹莉：《谈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问题——以红十字会志愿者为例》，《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0]参见《中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http://www.redcross.org.cn/hszsy/zzjs/zyz/200806/t20080622_18562.html。
[11] 蒋宁平：《慈善·故事·竞赛——<志愿者真情耀中华>的创新》，《电视研究》2009年第10期，第60页。
 
 

                        红十字会品牌如何管理

                                  王雪
   提到品牌管理，首先要明确品牌的概念。“品牌是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的资产，它的载体是用以和其他竞争者的产品或劳务相区分的名称、术语、象征、记号或者设计及其组合，增值的源泉来自于消费者心智中形成的关于其载体的印象。”[1]推广到公益慈善领域，同样适用。“红十字”作为一种“无形资产”，经过各级红十字会的努力，已经打造了一批口碑响亮、效果显著并且深受民众欢迎的红十字品牌，诸如“慈善万人行”、“博爱送万家”、“千万人帮千万家”等等。可以说，正是这些品牌打造的过程，使红十字进入公众的视线，树立起人道救助的品牌形象。
   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树立红十字品牌势在必行。但打造新品牌的同时，不应忽视对已有品牌进行系统管理。“在我们这个愤世嫉俗的时代，红十字品牌仍然保持着它最初的价值，而在这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品牌管理，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少的。”[2]事实上，“郭美美事件”（即“微博风波”）只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中出现的一个个别事件，却因为红会自身品牌管理体系不完善而遭到质疑和诟病。这说明，完善红十字会的品牌管理刻不容缓。
   红十字品牌如何管理，我认为有如下三个着力点：
   其一，提升红十字会的公信力。
   红会是一个社会公益组织，资源来自社会，工作的落脚点也在社会，这就意味着红会要始终扎根于社会，扎根于民众，要保持向社会的开放，增进与广大民众的密切联系。一旦这种开放和联系被阻隔，红会的活力、创造力乃至生命力就难以为继。而要立足于社会，提升公信力至关重要。
提升公信力是品牌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对于像红十字会这样庞大的国际性组织至为关键。公信力不仅仅是整个社会对它的认可及信任程度，它更代表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在这一背景下，任何关于红十字会的负面消息都将被放大，因为公众对它有着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因此，提升公信力，乃完善红会品牌管理的重要路径。
   首先，争取尽早建成“中国红十字会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并高效运行。信息系统应将各级红十字会接收的捐赠款物、工作流程以及开展的项目等情况纳入其中，逐步建立统一规范的信息发布平台。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将有效消除民众对红会内部操作的怀疑，还红会清白。这个系统的建立还将有利于促进红会内部责任制的落实，每一笔款项的使用都将在系统中留下“足迹”，确保红会接收的捐赠款物来源和去向明确。
   其次，完善社会监督委员会职能，建构一个与公众交流的理想平台。委员会应由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有信誉、有思想的公众人物组成，对红十字会募捐、救助等过程予以监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应该让公众积极参与，红会负责提名，民众通过网络进行投票，得票多者当选，这样的委员会才有公信力。这批公众人物将成为红会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公众对红会的信任感也将随着委员会工作的不断推进而得到提升，同时让公众看到红会改革的决心。这种新型的管理模式，不仅要在总会实施，各分会也应“上行下效”。有了这一批监督机构的存在，红会内部人员工作将更加细致、谨慎，外部人员对红会的怀疑也将逐渐消失。
   其二，加强对红十字会的科学管理。
因“微博风波”而进入到公众视线的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一度将红十字会的“经商”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但是，在此之前，除了部分专业人士和红会内部人员以外，公众对商红会并不了解。在民众的印象中，“商业”二字代表的就是赚钱，而红会却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非营利性质的社会救助团体，所以当听到红会与商业合作时，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抵触情绪。更有甚者，认为红会是挪用善款进行商业投资。各种猜测风起云涌，在网上持续流传，严重影响红会声誉。
   这些质疑，追根溯源是红会的内部管理不够完善。事件发生后，红会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外进行辟谣，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更是无所作为，公众自然将矛头对准红十字总会，而总会内部对这次事件的调查和取证也没有及时展开，不能不使公众对红会的危机管理能力产生质疑。随后半年，国家审计署用调查报告证明郭美美炫富的资产和财政投入与社会捐赠无关，和红会人员无关，只是牵扯到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所涉及的企业或个人，即郭美美本人。但它毕竟对红会的声誉造成了损害。鉴于这次事件的教训，红会应该加强其内部的科学管理。
   从世界范围来看，公益与商业合作是必然趋势。在这一大潮流下，如何让商红会这样的事件不再发生，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重点。对于世界各国红十字会而言，选择正当的商业合作伙伴尤为重要，因为合作企业的任何不法作为，都将给红十字的品牌带来巨大伤害。根据已有的范例来看，选择合作企业应该把握三个重要原则：第一是充分了解合作机构的资信情况，如果一个企业有逃税、漏税等情，或企业信誉没有保证的话，那么这个机构就不会在红会的考虑范围之内；第二是严格把关合作机构领导层的个人品质，如果机构的领导层没有人道、博爱和奉献精神，那么这种合作对红十字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第三是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一旦发生情况，应通过司法渠道及时化解。
通过这次的“微博风波”，公众对红十字会的“行政化”问题再次提出疑义，认为红会应该“去行政化”，向国际看齐。笔者认为，是否“行政化”，应该视国情而定。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国外红会的管理模式有其合理之处，却不一定适合中国。公众对“行政化”的质疑，针对的不是行政化本身，而是办事效率低下、内部腐败等问题。一些专家提议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公募职能移交红基会，总会主要负责救护、救济、救助等人道事务，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则主要负责善款筹集、募捐等工作。红基会“去行政化”，总会则延续原来的管理方式。这个方案是否适用，还要通过实践来检验。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较短的时间里走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但这种压缩式的发展也带来了各种问题。红会处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必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要客观、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和不足，并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这些问题，促进红会的健康发展。
   其三，强化舆论宣传。
   红十字品牌要从“微博风波”的阴影中走出来，不仅要提升它的公信力，加强其科学管理，也要强化舆论宣传。
   在宣传方式上，力求多样化。首先，应该充分利用电视这个传播平台，如拍摄一些公益广告、视频短片等，来宣传红十字品牌。其次，有效利用网络平台，红会不应仅仅局限于微博，还可以开通FACEBOOK、推特，快速发布信息，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及时反馈。同时建立网络交流平台，及时回复网民的提问，并吸收网民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在危机发生时，这些网络平台也可以成为一条沟通的渠道。红会面对的是老百姓的期待，只有满足了公众在参与方面的诉求，加强沟通，方能获得认同。
   在宣传内容方面，应把重点放在红十字文化上。“名牌的魅力，就在于它凝结进去的文化，是一种  特殊的、高品位的、富于自我个性、具有强大崇拜力的文化。”[3]而红十字品牌从其内涵到外延，无不具有文化的元素，可以说，品牌运作本身就是传播红十字文化的过程。比如青岛市红十字会的“微尘”品牌，就把红会文化中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融入其中，并体现了公平、中立、志愿服务等理念。华建敏会长强调红十字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红十字文化传播理应灌输这一理念。
   另外，在加强宣传的同时也要注重宣传团队的建设与管理。在人员选择上，应优先考虑媒体和具有公关经验的志愿者，确保红十字会拥有良好的媒体关系和舆论环境。成员培训也是团队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培训，提高队员的专业素质，保证红会品牌形象与传达信息高度一致。在具体工作划分上，加拿大将红会团队具体分为管理层、品牌管理、政府关系、媒体与公共关系、社会媒体、律师等部门，团队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4]中国红十字会立足现实，不一定盲目照搬，但或有可借鉴之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百度百科·品牌》，http://baike.baidu.com/view/9013.htm
[2] [英]克莱纳、[英]迪尔洛夫斯：《品牌：如何打造品牌的学问》（项东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3] 秋水：《品牌是剑：主导企业竞争的核心力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4] 宗文博：《加红会：品牌管理新规划》，http://roll.sohu.com/20111206/n3280883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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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高校红十字会工作
                                陈曼曼
 
   高校红十字会是红十字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红十字会的发展，也关系到高校学生工作的开展，因此应当受到高度重视。本文探讨高校红十字会工作的意义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高校红十字会工作，以期对推进高校红十字会工作的开展有所裨益。
   一、高校红十字会工作的重要意义
   高校红十字会工作的意义是多维度的，渗透德育教育、社区服务、卫生救护等方方面面。具体分析，主要体现在：
  （一）高校红十字会在大学生德育中的意义
   红十字会工作在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
   其一，对红十字精神的宣扬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高校红十字会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开展宣传工程，在校园中充分利用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手段，如报纸、网站、橱窗、广播站等，积极宣传“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及“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美德，这种精神正是在另一个角度宣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也是在积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大学生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帮助大学生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二，红十字博爱工程的实践有利于大学生养成无私奉献的精神。
   红十字会通过博爱工程，积极开展救灾募捐、奉献爱心等活动，饱含热情的大学生们历来都能十分踊跃地参加。2005年，福建省红十字会又率先把社区“红十字博爱超市”发展到高校，目前已在有5所高校建立了“红十字博爱超市”，其根本目的是扶贫助困，保障贫困学生群体的最低生活需求。经过多年的实践，高校“红十字博爱超市”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高校“红十字博爱超市”是教育扶贫的补充和新型模式，有利于大学生无私奉献精神的养成。
   其三，红十字会的志愿服务有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红十字会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的范围广泛而普遍。高校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基地包括街道社区、小学、敬老院、戒毒所、女子监狱、辅读学校、福利院等。在这些志愿服务基地，大学生会员们尽自己所长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这种志愿服务中，大学生们不仅完成了自己专业知识的课外实践，也在志愿服务的“第二课堂”中形成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了帮助最易受损害人群、实现社会公平的历史使命感。
   其四，红十字会的生命工程有利于大学生健康生命观的形成。
   红十字会积极开展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宣传活动、卫生急救知识培训、禁毒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和同伴教育培训班等，在大学生营养日、世界无烟日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带领会员参观戒毒所、女子监狱等场所。这些活动不仅帮助大学生们在课余掌握了急救知识和技巧，提高了他们急救、互救能力，也教会大学生爱惜自己、爱护他人的生命。在当前大学生自杀案例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生命教育的命题已迫切需要解决，而红十字会的这些活动无疑就是在开展一场很好的生命教育，通过让学生切身体会、亲身感受来树立其健康生命观，培养其珍惜生命、爱护他人的意识。
   其五，红十字活动的长期坚持有利于大学生意志品格的养成。
   红十字活动并非像校园文化活动一样具有阶段性，很多活动特别是志愿服务，是需要坚持不懈、需要付出很多艰辛和努力的。这些活动在无形之中锻炼了大学生们的意志，砥砺了他们的品格。
  （二）高校红十字会在社区服务中的意义
红十字组织以“人道、公正、中立、独立、统一、普遍和志愿服务”为基本原则，以人道主义为宗旨，提倡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在当今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一些老年人尤其是孤寡老人、孤儿和弱智儿童等特殊群体，成为突出而又迫切需要帮助解决的社会问题，红十字会在基本原则指导下，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举办公益事业，参与社会保障体系，为解决或缓解这些社会问题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高校红十字会组织青年大学生深入到城市的社区当中，慰问孤寡老人，照顾病残人，看望军烈属，开展定向服务，为他们排忧解难，或者定期到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等表演节目、赠阅书报、送去生日蛋糕等，给他们送去欢乐和祝福。高校红十字会还组织青年大学生参加社区公益劳动，为创文明城、卫生城、双拥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实事。所有这些都属于高校红会实施温暖工程的内容，体现充满青春活力的当代大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及途径为党和社会分忧的奉献精神。在红十字会的旗帜下，大学生参与实践，奉献社会，教育自己，从而提高了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树立了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三）高校红十字在卫生救护中的意义
   “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是《红十字会法》赋予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责之一。高校红十字会通过与学校卫生保健工作结合，在大学生中开展卫生救护训练，实施“健康工程”，对于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
高校红十字会不断地对大学生进行卫生救护和技能培训，提高大学生的救护水平，同时还十分重视对大学生进行卫生保健和青春期卫生知识的教育，引领他们正确认识和对待青春期的生理、心理变化，增强卫生保健知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从而增进体质与健康，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红十字会还积极地在大学生中开展性病、艾滋病的预防及远离毒品教育，提高了大学生的思想免疫力和自我保护意识，为大学生的成才打下了身心基础。不少高校把红十字活动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结合起来，与开展文明校舍，评比三好学生结合起来，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红十字会所开展的“健康工程”可以促使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为大学生营造起一个健康向上，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育人环境，形成有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校园文明环境。
   二、进一步完善高校红十字会工作的建议
   就目前而言，高校红十字会发展尚不充分，其工作开展在很多方面还比较薄弱。为了进一步促进高校红十字会工作的开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扩大影响
   对于如何扩大红十字会在大学生中的影响，笔者认为重要的工作有三：一是定期开展卫生急救知识的培训和演练活动；二是在校园内外开展有特色的专项行动，并长期坚持下去；三是开设有关红十字的公共选修课，并提供实践机会。这三项建议，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项目与持久性的结合，同时也体现了大学生对红十字会工作的期待，即志愿精神的长期性、务实性和项目化。
  （二）加强交流
   首先，加强不同高校红十字会之间的交流合作。不同高校在开展红十字工作方面拥有的资源是不同的，如医科大学与非医科大学，综合性大学与理工科大学，师范类大学与非师范类大学等资源各不相同。不同类型的高校应利用各自的优势条件有针对性地、有重点地推动红十字会在救护、救助方面的能力，形成高校红十字工作特色，也有利于彼此之间资源互补。因此建议高校红十字会之间建立工作联盟，通过力量整合，互惠互利。
   其次，加强与高校其他社团之间的分工合作。大学校园里除了红十字会外，还有很多其他社团组织，它们也经常开展扶危济困、救护救助等活动。因此，高校红十字会与其他社团组织必然存在多种合作、分工关系，需要通过合理的合作与分工方式，对志愿资源进行整合。高校部门应在健康教育、生命教育、卫生救护等相关领域，突出红十字会的优势和工作特点。除了每年5月8日、9月1日以及 12 月 1 日这几个时间段以外，高校红十字会还应该抓住教育部门日渐重视卫生和安全教育的有利时机，通过与其他社团之间的合作，真正将红十字精神与素质教育结合起来，提高大学生的生命意识和应急救护知识，同时也丰富校园文化建设。
  （三）强化培训
   高校红十字会人员需要接受一定的社会工作培训，尤其要加强红十字精神方面的培训，同时也应把红十字精神培训推广到所有高校社团。大学生社团经常在团委的指导下开展各种社区服务和公益活动，也得到大学生的认可，却很少强调红十字精神。主管学生工作的部门包括团委应该进一步意识到，为了培养大学生的志愿和公益精神，需要有感召力的旗帜，而国际人道主义和红十字的旗帜恰恰最能够体现跨越阶层、国界、民族之差异的志愿精神。因此团委以及学工部在指导大学生社团开展工作时，应多强调红十字精神的培养，促进其他社团多与红十字会合作。
  （四）加强组织建设
   各级领导应高度重视红十字事业，完善高校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高校红十字会会长、副会长应由校领导和校医院担任，秘书长应由团委主要同志负责。学生红十字分会会长应和学生会主席平级，以便加强组织和管理。鼓励高校红十字会与其他社团职能交叉，提倡高校红十字会干部由团委及学生会干部兼职，这样既可以做好团委，学生会工作，又可以开展好红十字工作，同时有利于资源整合与相关活动的开展。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试析对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认识与实践

                                  陶新月
中国红十字青少年与其他国家红十字青少年一样，是红十字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一支生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规定，“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是红十字会履行的七项职责之一。《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也作出了“开展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红十字青少年活动”的规定。《学校红十字工作规程》明确指出：“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即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教育，是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保证作用”。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性质决定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重要性。
   但是多年来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认识上，实效性不明显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其原因：认识1：少数人错误的认为学校教学质量关键在考试分数，抓好考试科目是学校主旋律。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内容难以考试，批不出分数。可有可无作用不大，不实惠。认识2：简单把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与政治思想工作划等号，把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与一些政治条文混为一团。认为学生单纯无知，进行崇高理想、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教育他们听不懂，搞不清，违背了学生年龄特点。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只要在学校工作计划上，检查汇报时，领导开会发言时，体现一下就可以了。认识3：认为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是贯穿学生整个学校教育的始终，从小学一直沿伸到初中生、高中生。这样漫长的教育过程，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仅仅是整个漫长的极小部分，等孩子上大学再抓也不迟，何必那么认真对自己过不去劳命伤财。甚至错误认为小学生、中学生还早呢，没有对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教育的环节重要性和环节不可逆转性认识。认识4：学科教学是关键，提高考试分数是学校的正题，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不是很重要。只要不影响正题偶尔抓一下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就可以了，潜意识地把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与其他教学工作隔离开来。
   以上模糊认识严重阻碍了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深入全面开展，导致对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浅层次认识情况严重。要消除这些模糊认识，首先必须树立清晰思维作出正确的认识：1、作用认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尽管不像知识学科那样显性，那样有规可循，那样清晰的展现，但其作用是巨大的。我们都知道决定一个人成就有两部分构成。即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智力因素偏重与知识学科的学习和掌握，而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与非智力因素关系密切，做好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很大程度上能促进良好非智力因素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学习与成长的内驱力。阴阳结合形成一体，相互促进提高，即没有离开智育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也没有不要智育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2、实在性认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渗透式的，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并非是捉摸不透的东西。我们上的每堂课做的每件事，安排的每项活动，与学生的每次交流，无不浸透红十字文化的强大功能，只不过认识深浅不同。3、虚实结合认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目标、效果等很难像其它学科一样进行验测、评价。开展活动也并不是马上奏效，具有后续见效的特点，无论是红十字文化知识的传授，红十字青少年活动的开展等都不可能对每位学生产生明显效果。针对不同认识水平的学生，有不同的内化过程，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既要务虚，又要务实。4、可操作性认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涉及面广、要求高，见效不很直接，似乎给人以捉摸不定的感觉。然后我们只要对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总体目标，阶段目标、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认真分析，大胆实践研究，完全可以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倡导应该做些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效果更好，哪些是近期必须达到的，那些是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为一生服务打基础。明确了这些，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就会变成操作很强，做起来也运用自如。
   我会总结多年来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实践经验，从学校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走创建学校红十字工作特色之路，并取得了明显效果。我会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本着“形式求活、活动求优、科研求深”的十二字工作思路，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促进学校红十字会组织建设为契机，在进一步完善学校红十字会软、硬件的建设，充分挖掘地方资源，发挥学校为主要载体的红十字青少年主阵地作用，不断拓宽校外教育领域，着眼学生生存能力的培养，“以常规为根基，以活动创品牌”工作方法深入人心，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呈现朝气蓬勃、稳步推进的良好态势。目前，我市各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已初步形成各具特色。近几年来我们的探索与实践主要立足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形式求活，强化常规教育。1. 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网络健全，队伍建设卓有成效。目前，我市有45所学校建立完善了由校长负责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领导小组，并有明确的分工，定期召开例会，坚持“全面宣传红十字文化”理念、坚持“红十字文化”、“学校德育工作”一齐抓，制订了切实可行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远景目标和短期规划。并将其纳入学校教学工作，作为学校年终评选红十字示范学校工作考核条件。2.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指定专人负责，完善培训指导工作制度。市红十字会要求机关分管领导和专职人员经常深入一线检查指导，确保把红十字青少年工作贯穿于学校教学的各个环节，使之成为师生的自觉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强化了学校红十字救护员的选聘和培训，把一批思想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校医或年轻教师直接选到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主要阵地上来，修订完善了红十字示范学校工作考核机制，及时研讨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多次为他们提供上级红十字会组织的各项培训的机会，对于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出色的个人和学校在年终评优方面有所倾斜，这些举措极大的激发了各校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宣传红十字文化的工作热情，促使他们不断地学习，工作的水平快速提升，高素质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队伍逐渐形成。
   二是活动求优，强化宣传力度。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红十字文化宣传更加需要取得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齐心合力，齐抓共管。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思路是“拓宽渠道，强化宣传”。为了充分发挥红十字宣传阵地的教育作用，将课堂教学、红领巾广播站、主题活动、校内外的实践活动、电视台、橱窗、板报、班级的墙壁文化、网络、家长学校活动等融合成一个立体宣传网络纳入红十字青少年工作行事历。定期有针对性地向全社会宣传我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绩，树立正气，不断辐射，奋力经营、多次受到了当地政府、社会群体和学生家长的一致称赞。1、利用课堂主阵地进行宣传教育。“课堂”是学校的主体，“课堂”，也是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主阵地”。我们认为，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不仅仅是红十字文化教育，它更多地体现为养成教育；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内涵是丰富的，体现在细节之中：学生的一言一行、一笔一画、一次社会活动、一个微笑……都是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内容。为此，我们将红十字文化宣传工作溶于学校德育工作以及其它科目的课堂教学之中，要求各个学校安排适当时间在课堂上进行渗透。2、利用各类节日进行宣传教育。我们结合“学雷锋月活动、清明节、劳动节、儿童节、重阳节、教师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和五•八红十字日、六•五世界环境日、六•二六国际禁毒日等一系列纪念日，要求各校对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板报、展览、主题活动、读书、助学助困、救护演练等），丰富学生的知识，开阔学生的眼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促进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3、利用网络进行宣传教育。我们充分发挥信息化、网络化优势，接合各类德育资源，搭建了红十字网络平台。为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作为一个重点来建设，提高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实效性，在网站主页上开辟了“基层风采”栏目。此栏目的成功建立，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各校师生提供了交流和展示自我的阵地，经常在溧阳红十字网站上发表各校红十字工作信息。同时我会举行的许多有特色的红十字青少年活动还被溧阳电视台报道。
   三是科研求深，强化质量内涵。科研是红十字青少年工作获得深层次发展的基石。我们红会一直把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科研作为提升工作水平和内涵的支点。在广泛征求各校红十字会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结合各校实际，制定下发了《关于在全市各校创建红十字示范学校的通知》、出台了《溧阳市红十字示范学校考核细则》。
   在实践中，我们转变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教育观念，坚持深入一线宣传发动，让广大青少年在熟知红十字文化的氛围中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评价，从而更好地培养青少年的自我教育能力，提高了自身的素质。通过几年的实践，我们认为，红十字青少年工作需要经历如下几个阶段：一是建立目标阶段。即建立红十字文化宣传教育的目标体系，有了适当的目标，才能促进红十字青少年教育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地进行，能有效避免教育过程中的“高、难、空”和无类、无层、无序。二是示之以范阶段。我们分别在小学、初中、高中设定示范班，做到每月有活动，每季度有主题，有针对性开展系列红十字文化教育活动。年终，请示范班介绍经验，同时在红十字示范学校评选一批优秀红十字青少年，使大家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三是强化训练阶段。对学生进行不断的训练尤为重要，只有通过不断的强化训练，才能真正起到实效。在训练过程中，我们注重在各科教学中渗透、在各项活动中渗透、在校园环境中渗透。四是评价激励阶段。从学生原有起点出发，鼓励学生进步，采用教师评价、学生群体评价、学生自我评价、综合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做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学校测评和学生自评相结合，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相结合，让学生实现自我教育。
   多年的实践使我们获得了比较丰厚的积淀，小到青少年个案分析，大到各校红十字会的整合操作都积累一定数量的第一手材料，形成了清晰的工作思路，总结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运作方法。在此基础上，我市各校开展的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形式多样、如火如荼，为我们创建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特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溧阳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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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员”在器官捐献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以苏州市为例

                                                             许津
   自2011年7月苏州市成为江苏省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城市两年来，红十字会已经接到捐献器官信息30多例，其中12例成功捐献，共捐献25个大器官，22枚角膜，受益70多人。这些成绩的取得，协调员的积极努力，功不可没。
  （一）综观苏州市器官捐献状况，总体进步很大，但也有喜有忧。现统计分析并将相关操作流层解析如下：
   成功捐献志愿者类别分析：12人中9例为车祸，占75%；1例为脑溢血患者, 8例为脑外伤，1例为脑肿瘤。
   成功捐献志愿者年龄分析：平均年龄为30.3岁左右，其中车祸9人平均年龄为31.8岁左右。
   成功捐献志愿者地域分析：11例均为新苏州人。
   信息采集医院分析：三级医院(苏大附一院)3例，二级医院(木渎3例、高新区医院2例）共5例，昆山中医院、常熟二院、张家港广  和中西医结合病院、九龙医院各1例。
   操作流层解析：
   9例交通事故捐献者均由处理事故的交警认可，法医鉴定后，向家属传达“捐献器官与事故处理无关”的信息。由于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操作时如果交警不认可法医鉴定，就使器官捐献操作受挫。目前经多方共同努力，我们与公安交警部门就“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已达成共识，并已付诸实际行动，公安交警部门的配合已非常主动密切。
与家属的谈话至少分为初次与确认两次，当协调员获悉捐献信息后，至少有两位协调员参加与家属谈话，谈话内容主要是了解捐献者家属的基本情况和捐献意愿；确认谈话时要有两名以上信息员和会诊专家、伦理学专家（交通事故的要有交警、法医）参加；家属参加人数控制在直系亲属范围。如果产生家属意见不一致时，立即休会，等待家属意见一致后再继续完成谈话步骤。对此环节，《器官捐献谈话操作规范》有明确规定。
   在进行捐献前专家会诊时，专家们希望《鉴定意见》要有一个统一的格式和标准，目前，经与相关专家商议，初稿已经完成，待卫生部门最后确定后使用。然后，将对全市三级医院的ICU和神经外科专家进行一次系统的培训，让他们熟悉鉴定的内容和操作流层，掌握基本的操作方法，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差。
   在床位医生最后请捐献者家属在放弃抢救字样上签字的操作中始终存在障碍。根据首次省专家参加捐献鉴定时的讲述：家属在愿意捐献的登记表上签字，三人以上专家在抢救后生命死亡不可逆转鉴定意见上签字，家属不用签放弃抢救的字样。
在接到捐献器官捐献信息后，捐献者生命支持的工作由卫生部门负责。卫生局通知捐献志愿者治疗抢救医院，在移植医院的指导下维持生命，特别是在ICU送往手术室的途中和在手术室内，必须保证捐献志愿者的生命体征平稳。床位医生需要在手术室见证、宣布捐献者死亡。对此要求，《器官捐献移植前操作规范》已有明确。
   在捐献过程中如果捐献者出现心跳停止情况，必须立即实施心肺复苏抢救措施，并立即抽取血样，实施器官摘取术。最终根据血样检验报告的结果，决定是否实施移植手术。
   4例成功捐献的家属都是通过医院ICU和神经外科、急诊室张贴宣传画获得信息，然后由信息员或床位医生进行沟通指点。可见，张贴宣传画和信息员及时沟通至关重要。目前还有许多二级以上医院没有张贴器官捐献宣传画；很多医生还没有器官捐献的概念，或因担心引发医院与患者之间的矛盾，而不及时上报潜在捐献者的信息。因此，需要卫生局及时表彰先进，进一步加大检查和宣传力度，兑现医院在考核中给予的奖励。
捐献过程中，有1例亲属强力要求心脏捐献，并要求在心跳没有停止的情况下移植。对此情况，今后需要相关主管部门明确具体要求。
  （二）协调员在器官捐献中的作用
   协调员在器官捐献中的作用，体现在七个方面：
宣传动员——器官捐献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需要得到社会上相关各方和有关信息员的支持。在获取信息后宣传动员就成为协调员的主要任务。（1）对潜在的捐献者家属的宣传：主动依靠信息员网络，在所有医院的急诊室、重症监护室、神经内外科张贴宣传画，宣传捐献器官的意义，公布联系方式；在成功捐献的案例中，有不少就是潜在的捐献者家属看到宣传画后主动与协调员联系的。（2）对信息员进行宣传：协调员要善于不断探索器官捐献的工作规律，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完善操作流程，并在器官捐献信息员培训班上进行讲解，提高信息员的业务水平，从而保证器官捐献来源有足够的信息量。（3）对社会和基层红会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协调员要根据国家器官捐献的文件精神，编印或获取上级下发的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在红会开展的社区等各项活动时进行发放，还可以组织遗体捐献志愿者在闹市区进行义务宣传。
   沟通家属——在器官捐献的操作流程中，协调员承担着与家属沟通的重要任务。捐献志愿者家属从不了解捐献的意义和流程到接受符合规范的要求，主动配合完成捐献工作，这些主要靠协调员来做工作，协调员必须以第三方的角色出现在家属面前，对其进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细致的说服与解释工作。如遇到困难不能产生急躁或畏难情绪，而是要想方设法、坚持不懈地做深入细致的说服动员工作，不到最后决不放弃。在我市成功捐献的12例中，其中有一例家属从不同意到同意反复了多次，协调员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耐心说服，直至最后成功实现捐献。
   联系各方——在每一位成功捐献的背后，都有着一段艰辛的过程，其中与社会相关方面的协调是重要环节。我市成功捐献的12例中有9例是交通事故造成的脑死亡。我们与公安交管部门的协调就是个典型案例。从对方一开始说没有他们的上级指示不配合，到后来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协调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协调员先后多次上门找公安局领导进行沟通，争取他们的重视与支持；还主动上门对交警进行培训，指导他们在岗位一线如何配合；在全市总结器官捐献工作推进会上,对贡献突出的交警进行了表彰。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从而为交通事故造成脑死亡的病人顺利捐献器官打下了基础。
   协调院方——医院在器官捐献中承担着技术方面的重要责任，但由于捐献者所在医院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协调员需要协调好器官获取医院和捐献者所在医院的关系。在获得器官信息后要及时通知卫生局，并请器官获取医院做好对捐献者器官获取前的生命保障工作；监督床位医生将器官捐献者送入手术室，安全地交送给麻醉医生，避免由于捐献者在运送过程中由原先的呼吸机改用手动机械操作时不当而造成不良后果；万一发生捐献者呼吸心跳停止情况，在现场要及时组织抢救，成功后立即开展器官获取工作。在对捐献者进行抢救时要及时采血样，对其进行生化检测，将其作为判断器官功能好坏的标准，以保证器官移植取得成功。
现场见证——在器官获取过程中，协调员的见证工作也是器官捐献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捐献者所在医院的床位医生撤除捐献者呼吸机宣布死亡后，器官获取医院的医生方能施行手术，此时协调员要检查取出器官的数量和内容，并做好获取过程的记录。通过见证器官获取全过程，以保证器官捐献过程的真实可靠。
   困难救助-——对经济困难的器官捐献者家属做好救助款发放工作，协调员要严格遵循财务制度执行，通知家属准备好身份证和银行卡等必须资料，避免因工作疏忽而导致家属来回而往返。条件许可时还应主动上门慰问走访，给家属以社会的温暖。
缅怀悼念——对成功捐献器官志愿者的缅怀悼念，是对其奉献精神的赞扬和对亲属的抚慰。协调员要及时将捐献者的档案资料收集完整入档，并经家属同意后及时挂网上纪念馆，以便悼念。在建有遗体（器官、角膜）捐献纪念园的地方，协调员要督促将捐献器官志愿者的名字篆刻于纪念墙上，以在每年一次组织的集体悼念活动时得到众人缅怀。
  （三）协调员在器官捐献中的地位
   协调员在器官捐献过程中有着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地位，因而充分认识协调员的作用和地位，对保证器官捐献工作的顺利展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非领导的主导作用——器官捐献的过程看似简单，但在操作过程中始终需要有一个主角，负责将捐献过程串联起来。虽然协调员不是什么领导，但他却起着非领导的主导作用。从接到捐献者信息到找家属谈话；从组织专家进行医学鉴定到通知获取医院；从主持鉴定专家与家属见面，到安排获取器官手术前的各项准备；从见证器官获取过程，到安排好捐献者殡葬事宜。所有这一切，都在协调员的安排和协调之中，在这一系列环节过程中，协调员稍有疏忽，就可能给器官成功捐献带来麻烦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败局。
   非亲缘的亲人面孔——器官捐献给他人带来了新生的希望，但对捐献者家属来说，失去亲人是一件非常伤心的事，协调员面对的是捐献者家庭亲人间的生离死别。此时能使捐献者家属得到安慰的办法是：协调员尽最大努力给他们帮助，满足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例如，我们经手的几例器官捐献中，供者大都是脑部受伤，有家属在送亲人进手术室前紧紧地拉着协调员的手，请求把亲人的头洗干净。于是，协调员打来热水亲自在手术结束后为捐献者洗头；有家属要求按照家乡的习俗，让捐献者穿上平时爱穿的衣服送别，协调员们则在家属到外地家中取衣时，坚持等到深夜，帮助给捐献者穿好衣服后再回家。诸如此类的家属们最后的愿望得以实现，他们对协调员的感激就是对器官捐献工作最好的宣传。协调员虽然与捐献者及家属们没有血缘关系，但能否有一份亲人般的真情，多给他们 一点帮助，使他们感受到胜似亲人的温暖，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协调员必备的职业道德和义务。
   非主责的重要责任——器官捐献整个过程，有器官捐献获取医院、捐献者入院所在医院、公安交警、司法、卫生、红十字会等多部门人员参与，大家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方能确保每一例顺利完成捐献。其中器官获取医院在技术层面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协调员虽然不负有主责，但如果怕承担责任，不能想方设法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又缺乏基本的医疗常识，与捐献者家属和其他各部门的沟通没有很好的技巧，处理捐献过程中随时发生的各种情况能力不足，那么，器官捐献工作将很难得以顺利展开，协调员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得到捐献者信息后，协调员需要立即通知卫生局，布置捐献者医院和器官获取医院对捐献者开展生命保障工作；捐献者移送至手术室过程中必须全程监督等。如果在此过程中出现捐献者死亡，虽然主要责任不在协调员，但如果协调员没有按相关规范操作，从某种角度看还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几点感受
   开展试点工作的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器官捐献工作在我国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都有待进一步完善，试点城市的协调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名探路和拓荒者，他们要具备优良的品德、扎实的知识、认真的态度、细致的作风、灵活的方法、吃苦的精神和坚韧的毅力，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完成每一例器官捐献工作，并不断地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和教训，为在全国全面开展器官捐献工作做好铺垫，提供借鉴。
   首先，要有奉献精神。器官捐献工作通常没有时间规律，从接到信息到最后安排好捐献者家属休息，常规需要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需要三四十个小时。协调员在此时间内需要全力以赴，随时协调发生的情况和问题，基本上得不到休息。这就需要协调员有强烈的责任感，富有奉献精神，全心全意投入进去，否则很可能导致一个挽救他人生命的机会由此错过。
其次，要有扎实知识。器官捐献工作需要有基本的医疗业务知识。在协调员与捐献者家属及医院的沟通过程中，掌握一定的医疗知识，往往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却往往在遇到问题时不知所措，甚至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如在判断捐献者是否符合捐献条件的时候，有医生会认为血压的舒张压低于40毫米汞柱4小时以上，各脏器功能已经受到影响，不符合捐献条件。此时，协调员就应该提出，根据器官捐献专家的经验，所有脏器功能的好坏要以实验室数据为准，从而不至于轻易放弃可能成功捐献器官及移植的机会。
   再次，要有细致作风。器官捐献工作是一项比较复杂而繁琐的工作。比如：在和捐献者直系亲属的谈话中，需要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把握好不同的情绪动态，以便适时地发表意见，有效地抓住契机，把成功的几率做到最大；及时地通知院方安排好手术，特别是要克服手术室繁忙等困难；悉心细致地护送捐献者进手术室以保证捐献者维持心跳、呼吸正常；捐献者在捐献前夕如出现危象要及时组织抢救，不要放弃……。所有过程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疏忽，就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工作实践告诉我们，细致的工作作风，是获取器官捐献成功的保障。
 
（作者系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办公室副主任、器官捐献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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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
 
                               池子华
   公开透明，是现代社会公众对公益组织的期待。对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公益组织而言，公开透明是取信于民，立足社会的基本条件。为什么以及如何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可以集思广益，共同探讨。这里从三个方面谈点自己的想法。
   一、公开与透明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公开，什么是透明。“公开”，按照《新华字典》的解释，“不加隐蔽；面对大家”，与“秘密”相对。“透明”是指物体透过光线。如通过透明的玻璃窗，我们能看到对面被遮挡的事物。换句话说，公开比透明，对公众放开的程度要大得多。有人以政府采购为例，说明“公开”与“透明”的区别，认为政府采购的公开原则不仅仅要求的是结果公开，更重要的是程序公开；而透明是指政府采购活动要自始自终地置于各级监督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比方说，政府采购是一个箱子，公开是将箱子完全打开，透明则是要将箱子的四壁换上玻璃[①]。“公开透明”合用，既要求公开，又要求透明，实际上表达了公众对公益组织更高的期盼。
   就红十字会而言，正式做出公开透明承诺是在“郭美美事件”之后。2011年7月6日至7日，中国红十字会在北京召开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廉政工作会议。7日，中国红十字会向社会承诺：将严格执行“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的自律规定，把廉政建设和公开透明工作提升到新高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公开两透明”的由来。
   2011年7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布《关于贯彻落实“两公开两透明”承诺的通知》(中红字〔2011〕51号)，提出将力争在2年内实现全国红十字会系统信息公开的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捐赠人隔日将可在红会网站上查询款物信息。《通知》要求，地方各级红会要积极履行“两公开两透明”承诺，以重塑红十字会的社会形象。
   《通知》称，中国红十字总会将建立和完善捐赠款物接受、管理、使用分配的公示、跟踪和反馈制度，主动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和媒体、公众的监督。
   《通知》提出，将着力构建阳光透明的财务公开机制，政府拨款的财政资金要及时公布“三公”支出，社会捐赠的资金要及时公布使用分配情况。
   《通知》还要求，在物资采购、工程发包、购买服务等工作中，应坚持程序规范、过程公开、结果公示的原则[②]。
   履行承诺两年来，应该说各级红会做出不少努力，也取得很大成效，如地市级红十字会网站，一般都具备捐赠款物的公开与查询功能。但两年来，不仅没有达成重塑红十字会社会形象的目的，反而信誉更加低落，这其中原因复杂，而公开透明依然是一个重要方面。这说明，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仍是路漫漫。
    二、为什么要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
   为什么要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主要两个方面：一是红十字会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二是因应公众的外在诉求。
先谈第一个方面。
   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诞生以来，用于社会救助的款物大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要“取之于民”，首先要“取信于民”，要“取信于民”，必须做到公开透明，否则没有公信力，就不可能立足社会。
   大家都知道2011年因郭美美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波”，巧合的是，在100年前的1911年，红十字会也发生了一次“舆论风波”，那次舆论风波，也是由美女发难，她就是中国赤十字会会长张竹君，矛头直指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灵魂人物的沈敦和。两次舆论风波的核心都是捐款的去向问题，但两次舆论风波的结果完全不同。对此，我们不妨做个比较，通过比较，可以使我们深刻领悟公开透明对红十字事业的决定性影响。
   1911年的舆论风波，两位主角——张竹君和沈敦和，有必要做个简单介绍。
   张竹君(1879—1964)，1879年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的一个官宦之家，据说她小时候“患有脑气筋病，半身麻木”，家人把她送到博济医院调治[③]，渐渐痊愈。“那时候她虽年幼，很觉西医的法子精妙，她就发愿学医。”[④]1887年，她如愿以偿，初就读于博济医校，后转入美国长老会在广州开设的夏葛女医学堂学医[⑤]。1900年毕业后，在其父和好友徐佩萱（即后来为黄兴夫人的徐宗汉）的资助下，在广州荔枝湾畔和漱珠桥旁开办褆福、南福两医院。当时西医尚未普及，人们对西医抱有偏见，而张竹君竟开办西医诊所，引为奇闻。
   张竹君的确是位不同凡响的“潮人”。她以“奇装异服”的洒脱表达对封建纲常伦理的“离经叛道”。在广州，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她“头戴礼帽，一身男式西装，乘坐无顶小轿，或滑竿，穿街过市，这在封建气息浓厚的当时是独一无二的。”[⑥]这种“出格”的非常之举，惊世骇俗，不啻为“叛逆”。“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⑦]，这是当时广州颇为流行的一句歇后语，从中亦不难想见“穗城奇女”张竹君的做派。
   更为“出奇”的是，张竹君还发起成立了一个“演说会”，宣传维新思想；抨击封建纲常礼教，提倡男女平等，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她因此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被称为 “女界的梁启超”[⑧]。
   1904年，张竹君来到上海，在上海名流伍廷芳、李平书及犹太大富商哈同夫人罗迦棱的支持下，开办医院，兴办女学，从事社会公益事业。1909年上海医院成立，她又出任监院（院长）。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昌爆发，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形成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
   辛亥之役，战事惨烈，伤亡累累。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张竹君自然不能熟视无睹。经多方奔走、联络，终于促成中国赤十字会的成立。10月19日，成立大会在南市上海医院召开，到会者约500人。会上，张竹君报告中国赤十字会发起缘由、宗旨，宣布章程，强调“本人道主义，救护因战受伤之人，不论何方面人，视同一体”[⑨]。表明中国赤十字会的“中立”性，这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因此，张竹君撇开总部设在上海的大清红十字会，自树一帜，但却不是“另类”，而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旁系”，在中国红会史上也有一席之地。
   中国赤十字会的成立，在上海滩引起强烈反响，张竹君因此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有人甚至说她是中国的南丁格尔[⑩]。张竹君与南丁格尔确有相似的经历：两人都出生于富有家庭，都献身红十字事业，都终生未嫁。从张竹君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南丁格尔的影子。当然，把张竹君视为南丁格尔，并非刻意比附，而是对她敢为天下先那种开创精神的赞赏。
   为进行辛亥革命战地救护，张竹君率先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这对沈敦和等人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红十字会再不能保持沉默、无动于衷。于是沈敦和也抛开大清红十字会，改弦更张了。
   沈敦和（1866—1920年），字仲礼，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商人之家，“世业茶商”，祖上靠经营茶叶致富，家境殷实。移居上海后，其父为他聘请英国人做家庭教师，学习英文，后留学美国、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法政专业[11]。沈敦和归国后，为清朝大员刘坤一、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张之洞等所赏识，历任张家口洋务局督办、山西省洋务局督办、山西大学堂督办、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上海记名海关道等职，虽然官阶不高，但被时人视为“红人”、“红道台”[12]，是大上海具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国际红十字会的诞生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那场战争就是众所周知的索尔弗利诺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这场战争，就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在此过程中，沈敦和起来关键性作用。
   1904年2月，日本、俄国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兵戎相见，在东北展开角逐。可悲的是，懦弱无能的清政府不仅无力阻止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这场帝国大战，而且在日、俄和西方列强的蛮横干涉下，宣布“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放任两军蹂躏践踏，这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闻”。
   日、俄两军对垒厮杀，无辜同胞惨遭荼毒，流离失所。清政府抱守“中立”欲救不能，传统的善会善堂，势单力薄，有心无力。激于义愤，以沈敦和、施则敬等为首的上海绅商，奔走联络，“拟援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13]3月3日，沈敦和、施则敬等20余人集会于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堂，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尽管这个“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运作方式力图遵行国际红十字的基本规则，但“善会”二字，却给红十字蒙上一层浓重的传统善堂的阴影，不伦不类，实际上，它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这种“山寨版”的红十字会，也不可能取得交战双方的认可。沈敦和认识到这一点，不得不加以抛弃，另谋良策。他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鼎力襄助，游说英、法、德、美四国领事合办红十字会，得到认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转机。
   1904年3月10日下午，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会在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集会，正式宣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推举中西董事45名，另从45名董事中推出9名组成办事董事，沈敦和、施则敬（后增任锡汾）为中方办事董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立即着手日俄之战的救护。募集捐款，设立分会，全力以赴。
   救助日俄战灾，历时三年，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总人数达46．7万人[14]。这其中，沈敦和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日俄战争救护使命完成后，中国红十字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为了强根固本，沈敦和用余款44500余两，用来建医院、学堂、会所。1909年由沈敦和经手在徐家汇路购地10余亩，动工兴建总会总医院。1910年春医院落成，规模宏大，设备齐全，“为沪之冠”[15]。1910年夏初，建成医学堂，培养医疗救护人才。为了加强对红十字会的管理，1910年2月27日，清政府降旨任命盛宣怀为会长。盛宣怀上任后，着手一项重大改革，那就是将“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这就给中国红十字会抹上浓重的官办色彩，也引起中国红十字会的具体承办人沈敦和的不满。不过，大清红十字会开办不久，改变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战火蔓延，救护任务繁重，而具有浓重官办色彩、内部体制尚不完备的大清红十字会很难应付。于是，沈敦和决意抛开官办的“大清红十字会”，重组万国董事会。1911年10月24日，沈敦和在上海大马路工部局议事厅召集特别大会，中外人士700余人与会。会上宣布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沈敦和和英国按察使苏玛利为总董。特别大会还决定以《新闻报》报馆为红十字会事务所，以江趋丹为干事部长，正金银行大班儿（倪）玉、朱葆三为会计；组织甲乙丙三支救护医疗队驰赴战地救护；汉口设养病院，战地附近设临时野战病院等。特别大会强调红十字会“救人宗旨不分革军（革命军）、官军”[16]，保持它的“中立性”。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组建，保障了辛亥战事救护的有效实施。但这种改变，遭到了张竹君的指摘，矛头指向沈敦和。
   10月26日，张竹君在《民立报》上公开发表《张竹君致沈仲礼书》，说沈敦和“窃慈善二字欺世盗名”，“将牛头马面之红十字会以混世人耳目。”又说沈敦和“善变”，开始“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搜括资材”，不久“万国红十字会变为大清红十字会”，武昌起事后，“又将大清红十字会变为绅办红十字会”，云云。如此“善变”，无非想“掩全国官民之资而貌为公等数人之事也，公虽善变亦知天下人不可以盗欺乎？”张竹君最后警告说，“慈善事业非公所能任，且不得以巧取豪夺自鸣得意也”，“请将八年来收支之数报告天下人”，否则难以服众[17]。张竹君“炮轰”沈敦和，说他贪腐，要他公开账目，如此毫不容情，被有的人比作“民国时期的郭美美”。这种比喻很不恰当，不仅犯了常识性错误，因为此事发生在清朝而非民国，而且把一生献身公益事业的杰出女性与一个炫富无知的郭美美相提并论，是对张竹君的贬低。
   张竹君咄咄逼人，沈敦和也不甘示弱。10月28日，他在影响力更为广泛的《申报》上发表了《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对他创建红十字会的艰辛历程进行说明，对沽名钓誉，搜刮钱财的指摘，沈敦和均一一驳斥，说“鄙人之于红十字会，薪水夫马丝毫无所取，本非图利而来……何足以欺世盗名乎？”至于“鄙人办理慈善事业，虽募款三百余万，未尝经理银钱，红十字会财政历由会计总董施子英观察主持，逐年账目俱在，所以不即造报销者，因辽沈救护之后，即以余款建筑会所及医院、学堂，年来缔造经营，由渐而进，所建之割症剖解房热度光线既贵，适宜觚式椭形，尤为繁复。新瑞和洋行承造此项房屋，完工未久，医院甫于前月开幕。红十字会规模于今粗具，而用款亦始有结束。施观察正在赶造报销以副中外捐户乐观厥成之意。造竣后自当刊册宣布，女士拭目俟之可矣。”[18]
   张、沈之争，针锋相对，如果放在今天，极有可能引发一场“网络风暴”，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引发“口水大战”，更没有引发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民众踊跃捐款捐物，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因为中国红十字会自创建以来，每一笔捐款，都通过《申报》等媒体公之于众，《申报》上登出的红十字会鸣谢广告，连篇累牍，做到了公开透明，公众无话可说。至于经费使用情况，之所以没有及时公布，是因为多项建设尚未结束，沈敦和的合理解释，得到公众的认可。
其次，张、沈之争，属于个人恩怨，据《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透露，“俄日之役，女士顾念同胞，抱冰而至，适值两国将次议和，鄙人在事言事，婉言谢之……不料开罪已在八年前也。”[19]硝烟弥漫，如火如荼，舆论关注的焦点是战事和战地救护，谁还有兴趣去纠结于个人恩怨？
   再次，公众对于捐款的具体用途不太关心，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响应红十字会的号召，尽绵薄之力，捐款捐物，行善积德的目的达到了。至于款物的去向，已经超出了一般公众的意识范围。一百年前公民的慈善意识还处在比较低级的层面上，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总体而言，建国以前，中国红十字会一直做着公开透明的努力，并通过鸣谢广告、“征信录”等方式，完善公开机制，并通过“监事会”，严格内部监督，因此在社会上有着比较高的信誉度。建国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红十字会与时俱进，不断提高透明度，但为什么公众还是纠结于郭美美事件，不依不饶？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即公众的外在诉求。
   之所以要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除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之外，当然要因应公众的外在诉求。换句话说，公众公开透明的诉求，“倒逼”红十字会公开透明。
   公众公开透明的诉求，在漫长的岁月中，显得较为微弱。2008年“5·12”汶川地震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突发灾难面前，公众慈善热情如火山喷发，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公民“知情权”的权利意识高涨，公开透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郭美美事件”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发生了。
“郭美美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没有像100年前张竹君挑战沈敦和那样“昙花一现”，悄无声息的落幕，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红十字会公开透明的行动不仅滞后于公众诉求，而且极不规范。
   比如，“郭美美事件”本身，中国红十字会始终没有给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交待，很多细节，既不公开，也不透明，如何能堵住悠悠众口？有人说郭美美把红十字会给毁了，郭美美就像泼出去的硫酸，毁了红十字会娇好的容颜，而红十字会如此宽容大度，居然不愿深究，不敢深究，难怪公众以为红十字会是一潭“浑水”，有着揭不开、见不得人的“黑幕”。在我看来，这是郭美美事件持续发酵的症结所在，这个症结不祛除，要想在短期内如三年之内扭转公众对红十字会的印象，重建公信力，我只能说实在是太难了，难以想象。
   再比如，2011年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运行，首先发布了青海玉树地震捐赠收支和资金使用的有关情况，向捐赠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好事没有做好，这个信息平台漏洞百出，引来舆论的一片哗然。而且，直到目前，这个信息发布平台，两年了，仍然处于“试运行”状态，这种状态何时才能结束？查询仍然局限于“50万元以上的单位，10万元以上的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做到“与每个捐款人一一对应”？还有，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日本地震捐赠信息查询在这个平台上仍然处于“建设中”。作为应对郭美美事件的重要举措，如此滞后于公众的诉求，怎能让公众信赖？
   又比如，2012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16名社监委委员由红会直接聘任上岗，这也被认为是“郭美美事件”以后，中国红十字会重塑公信力、进一步推动公开透明的重要举措。然而，成立半年来，社监委不断被推上风口浪尖，定位不清，职责不明，被视为红十字会的“公关部”，而且多人被爆与红十字会存在利益关系。6月14日，社监委会在北京举行媒体见面会，自己承认定位有问题，名不副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而只是“沟通桥梁”。社会监督委员会虽然没有改组、改名，但已经名存实亡。原本因应公众诉求成立监督委员会，是一件非常好的措施，但自己硬生生做砸了。究其原因，一是社监委委员遴选程序不公开，不透明，遭受质疑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名称也有问题，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一听就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是红十字会延伸机构，就像红十字会学生工作委员会、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一样，严谨一点的称呼应该是“监督红十字会工作委员会”；三是16名委员的组成，不符合自己制定的章程，即由15人至25人组成，一定是单数，而出现16名委员的人员构成，不伦不类，不符合基本规范；四是按照社监委《章程》的规定，“中国红十字会应当为社会监督委员会开展监督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经费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也不符合情理，有委员辩解说，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也都由被审计的部门负责，是国际惯例。问题是会计师事务所是独立的第三方，而社监委不是，根本没有可比性，而且，社监委存在半年多来，经费使用情况从来没有像《章程》所规定的那样，“向社会公开”；五是的确不具有独立性，社监委委员与红十字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可以理解中国红十字会的做法，但其结果是社监委本身不具有公信力。事实表明，为打造公开透明而设立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虽然做了几件事，但总体而言，不仅没能够给红十字会添彩，而且使中国红十字会的信誉进一步跌落。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虽然努力了，但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如何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
   如何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这里谈点个人看法。
   对于如何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各级红会也许会有各自的做法，也有各自的高招。不过，有几个关键性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其一，完善机制。机制，泛指一个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功能。机制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有效的、较为固定的方法。一个好的机制，是在不断完善过程中臻于成熟的。对红十字会而言，要真正做到“两公开，两透明”，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全信息披露机制。比如说，总会有“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但漏洞百出，很不健全。各省以及地市级红十字会，也都在各自网站上披露捐赠信息，但是功能还不够强大。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我想应该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一是更新及时，从目前情况看，不少网站还做不到这一点；二是查询功能，包括接收捐赠款物的信息及使用情况，都可以查询；三是联动机制，按照总会《关于贯彻落实“两公开两透明”承诺的通知》，力争两年内实现全国红十字会系统信息公开的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两年过去了，但距离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各级红会，都是结合各自的情况，进行信息发布平台的建设，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其实，总会开发，全系统共享，才能真正做到全国联动，不论你在何时何地，不管你登陆哪一级红会网站，都可以查询到你想知道的信息，这样的信息披露机制才是健全的。
   当然，信息披露，不局限于互联网，各种媒介如报刊杂志、广播电视、LED显示屏等等，都可以为我所用。
   在机制建设中，还应该进一步完善内部监管机制。红十字会系统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取消了监事会。之所以用“取消”这一词，就是说“监事会”曾经存在过。1934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召开直辖内政部后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红十字会进行了改组，取消了原来的常议会，由理事会、监事会取而代之。理事会是红十字会的最高执行机关，监事会是最高监察机关，理事会、监事会联席会议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监事会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废除。1950年总会改组时，没有恢复监事会的设置，直到如今。作为监察机关，监事会的存在是必要的，是红十字会自我监督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保证运行机制的公开透明。所以，我建议红十字会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革，恢复监事会的设置。
   其二，外部监督。所谓外部监督，不是指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那样的专家咨询机构，而是真正独立的第三方。而且社会监督委员会不应该是红十字会出面组织，应该由民政部门发起，对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公益慈善组织进行监督。据报道，2013年6月19日，中国第一个慈善组织第三方监督机构——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正式成立，首届15名委员全部由非公职人员担任，强调独立性，以应对困扰中国慈善事业的信任危机[20]。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希望总会能够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促成社监委的早日成立，并逐渐在全国拓展。这是红十字会把“两公开，两透明”落到实处的重要手段。
   在外部监督中，网络监管同样是促进红十字会走向公开透明的重要途径。这方面，苏州市红十字会做了有益的尝试。2013年5月25日，苏州市红十字会聘请10位活跃在苏州各大论坛的网民为网络监督员，他们可通过查账本、参与款物筹募及资金分配流程等方式进行监督[21]。这种主动邀请网民对红会工作进行监督的做法，很有创意，比被动的被网民监督“倒逼”公开透明，更易于赢得公信力。网络监督员，是网民与红十字会之间沟通的桥梁，一方面，通过他们可以向红十字会表达网民公开透明的诉求；另一方面，作为监督员，他们在监督过程中了解红十字会公开透明的具体做法，并向网民进行披露，争取有利的网络舆情。互联网时代，网络监督已成为社会监督的利器，这是大势所趋。红十字会如何适宜这一变化，在监督与被监督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至关重要。苏州红会的探索值得肯定，值得推而广之。
   在外部监督中，还有一个重要杠杆，那就是审计。作为一种特殊的监督方式，它以“秋后算账”的“倒逼”给公开透明工作戴上“紧箍咒”。对红十字会而言，应该邀请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独立审计，审计结果及时发布。2013年6月21日《文汇报》发布《关于上海市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基金2012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审计报告》，就是一种可取的做法。会计审计是规范、引导红十字会公开透明工作的杠杆，通过这一杠杆，可以提升外部监督的功效，有助于提振红十字会的公信力。
   其三，制度建设与法律保障。
   公开透明攸关红十字事业的未来发展，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要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还必须建章立制。但是，很显然制度建设没有及时跟进，就像“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都还没有出台专项制度加以保障，仅靠一纸《关于贯彻落实“两公开两透明”承诺的通知》，不具有约束性或约束性不够强大。因此，制定与公开透明相关的系列专门制度，也是当务之急。
    制度虽然具有约束性的特点，但不具有强制性，正因为如此，法律保障不可或缺。对此，在修订《红十字会法》时，应该给予充分关注。还应该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违背相关规定给红十字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红十字会领导干部，同样应该追究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在法律的框架下，建立“问责机制”，比如说“郭美美事件”给红十字会造成巨大伤害的，比如说8472万元艺术家作品义拍善款定向捐赠汶川地震未经授权随意改变捐款用途造成恶劣影响的，比如说发表不当言论使红十字会名誉遭受污损的，如此等等，为什么不去追究责任？为什么没有人承担责任？这在国外一些红十字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建立“问责机制”，是法律保障不应该缺少的重要一环。
   总之，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是使命，也是责任。在此过程中，历史的借镜、香港的做法、国外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吴强：《把握公开透明原则》，http://www.caigou2003.com/theory/discussion/20040922/discussion_4109.html。
[②] 《总会要求全系统落实“两公开两透明”》，《中国红十字报》2011年7月26日。
[③]博济医院原是美国传教医生伯驾于1835年创办的眼科医局。它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开设的第一间教会医院，也是中国第一间西医医院。1835年该院由广州医学传道会接办。原址在广州十三行，1856年因火灾知停办。1859年于广州增沙街（现今南关）复办。1866年迁至仁济大街（现今孙逸仙纪念医院现址），改名博济医院。该院当时实施的很多手术都属中国内地首创。1930年博济医院移交岭南大学办理，该院便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岭南大学附属医院改为博济分院。日军占岭广州时期，博济医院院址曾一度被日本博爱会医院霸占。抗战胜利后恢复。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改名为华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和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1985年正式称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2001年更名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009年更名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广州博济医院，http://baike.baidu.com/view/1266527.htm）
[④] 《女士张竹君传》，《大公报》1902年10月19日。
[⑤]1899年美国医生富马利在西关存善大街长老会礼堂一侧，创办中国第一间女医校——广东女医学堂，作为教学施医的基地。1905年美国人夏葛捐款于西关逢源中约建新校。为纪念捐款者，广东女医学堂改名为“夏葛女医学堂”。后美国人柔济捐款建筑附属医院，端拿夫人捐款建筑附设护士学堂，建有女医学堂校舍2座，医院病房2座，床位30张。初办时学制定为4年，学生通过课本、模型、实验、临床见习等方面在课室、实验室、医院及门诊完成其学习课程，随着学程的改变，所修的课程逐年增加。1930年夏葛女医学堂移交中国人接办，改名为“夏葛医科学院”，王怀乐任院长。1936年由岭南大学接办，设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分院。自创办至此1935年以来共毕业31届学生，人数246人，全是女生。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地，以及新加坡、爪畦、美国、英国、法国等地。其中罗芳云、关相和、王德馨、梁毅文毕业后在不同时期担任该院领导工作，成为校院建设栋梁之材。（http://www.gd-info.gov.cn/shtml/lwq/shihua/lsmxiao/2010/03/08/19224.shtml）
[⑥] 刘松洲：《一片冰心——记我国红十字人道救助的先驱张竹君》，《博爱》1996年第1期，第14页。
[⑧] 陆丹林：《广东女志士张竹君医师》，《广东文史资料》第34辑，第166页。
[⑨] 《中国赤十字会临时章程》，《民立报》1911年10月27、28、29日。
[⑩] 《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致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女士书》，《申报》1911年10月21日。
[11] 苕水外史：《沈敦和》，集成图书公司1911年版，第4页。
[12] 苕水外史：《沈敦和》，集成图书公司1911年版，第5页。
[13] 《普济群生》，《申报》1904年3月11日。
[14]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
[15] 转引自养科：《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在上海设立的医院》，载《中国红十字报》1987年8月5日。
[16] 《红十字会大会志盛》，《申报》1911年10月25日。
[17] 《张竹君致沈仲礼书》，《民立报》1911年10月26日。
[18] 《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申报》1911年10月28日。
[19] 《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申报》1911年10月28日。
[20] 《广州创立慈善组织第三方监督机制》，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619/c70731-21900899.html。
[21] 《苏州10位网民获聘红会监督员》，《中国红十字报》2013年6月7日。
 
 
当前中国红十字事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李一涛
   近年来我国红十字事业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指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为加快发展我国红十字事业，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汶川地震、西南旱灾、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雅安地震等自然灾害救灾红十字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自郭美美事件后，红十字会的公信力被摧毁。在芦山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国红十字会向社会公开发布救灾呼吁，希望社会各界积极捐款捐物，参与到灾害紧急救助当中来。中国红十字会在其微博发布了赈灾信息，但微博网友对此并不买账，内容为“鸽吻”和“滚”的回复占据屏幕。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红十字会又站到了风口浪尖。在四川芦山地震之后的短短几天当中，媒体爆出的关于红会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受捐活动遇冷；“地方红会虚开救灾药品发票案”；有图有真相的“红会工作人员开车中途甩下志愿者事件”，以及百余艺术家在汶川地震时义拍筹款8472万元不知去向等等。有人说“在中国行善不容易”，这次验证了这句话。因此，我们必须客观面对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面临的困境，认真思考我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出路，以期逐步推动红十字事业的良好发展。
   一、当前我国红十字事业面临的问题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致力于动员社会力量，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境况，协助政府履行人道领域的国际承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参与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国际人道援助以及开展民间外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与健康、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红十字会事业近年来因郭美美等网络事件影响了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在艰难中前进，影响了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的传播。作者认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公信力下降。公信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体现了一个社会组织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以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特征。没有公信力的社会组织终将失去生命力，被公众鄙弃。从2013年4月20日8时至4月22日15时,为全面分析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网民中的声誉,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采集了新闻29100条,微博611519条,论坛14859条,博客5654条,根据舆情在各个平台的分布,等比例从中青华云舆情检测系统中抽取了1500条信息进行抽样分析。叫骂声35.11%，持怀疑态度14.59%，感慨公信力低12.73%,坚决不捐款10.29%，支持红十字会9.14%，期待红会改革8.26%，希望账目公开6.44%，其他3.44%。2011年7月6日晚红十字会在其官方微博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再次真诚感谢广大公众和媒体对红十字工作的关心和监督，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信任……。经网友统计，此微博一出，短短1小时20分钟受到63000多次评论，11.5万次转发，并称其恶评占99.9%还要多，“呸”字被用过数万次！被冠予新浪微博有史以来“最呸的微博”称号。在芦山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国红十字会向社会公开发布救灾呼吁，希望社会各界积极捐款捐物，参与到灾害紧急救助当中来。中国红十字会在其微博发布了赈灾信息，但微博网友对此并不买账，内容为“鸽吻”和“滚”的回复占据屏幕。近期调查显示，有68.2%的受访者指出，“信息公开不透明”是红十字会出现信任危机最主要的原因[1]；毫无疑问，公众对红十会的不信任都浓缩在这个“呸”、“滚”字里。从“高价餐饮费事件”到“超标采购事件”，再到“郭美美事件”，让红十字会的公信力下降到冰点。
   二、被妖魔化。所谓妖魔化，就是把事情看得比其本质更加恶劣、恐怖、更有杀伤力和毁灭性。加以升级，认识远远偏离真相，然后对自己和社会造成恐怖气氛，增加大家的心理负担。妖魔化也是宣传战的一种常见手段。主要是通过夸大、歪曲、断章取义等手段将敌方的战略、战术、法令、思想等方面的政策丑化，从而达到瓦解敌方军心和鼓动己方仇恨的目的。芦山地震，中国红十字会面临两线“作战”，在募捐救灾、下发救灾款物的同时，也遭遇谣诼不断。从子虚乌有的向台湾红十字会收取“500万元买路钱”，到张冠李戴的“工作人员戴浪琴表”，等等，不一而足。一些谣言，一些放大工作失误的舆论火力，绕来绕去总是拿红十字会的“出身”说事，个别媒体人参与其中。就“郭美美事件”来说，如果种种谣传和猜测是真的，即郭美美的别墅、豪车、名牌都是挪用红十字会的善款所致，那么，郭美美应该被绳之以法。然而，事到如今，中国红十字会以及警方调查的结果都证明，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并没有关系。她的金主不过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商人，打着中国红十字会的旗号，挂羊头卖狗肉地企图行商业慈善之实。但是，这种辟谣和澄清努力毫无用处，在掌握巨大舆论话语权的势力面前，莫须有的事情就是真的。恰如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红十字会可以说是半官半民的机构，没有权力，只有义务。不象其他部门，即使被妖魔化过，但不同的是一个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依法成立的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行政组织。不排除有人趁机、寻机、制造机会污名化红十字会，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人道精神传播不力。红十字会自身宣传不够，影响面不广。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法》的认知度不高。据山东省调查，在全省分别抽取 48名、134名县、乡级红会负责人 ,270名村民 ,分别填写“县、乡负责人对红十字会工作认知和重视程度调查表”和“农村居民对红十字会组织认知、需求、满意度调查表”。结果表明，被调查的县、乡级红十字会负责人共1 82名 ,有 66名红十字会员 ,入会率 36 .3% ,其中县、乡级负责人入会率分别为 41 .7%、34 .3 % ,入会率较低；县、乡红十字会负责人正确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时间的分别占 70 .83 %、52 .99% 。有67%村民听说过有《红十字法》，对红十字会工作主要职责的开展救灾工作的准备工作知晓率最高，56 .3%.其他主要职责的知晓率均在10%到40%[2]。宣传《红十字法》缺乏广度和深度，许多人不知道《红十字法》，以致《红十字法》规定的宗旨难以体现，职责难以落实，甚至出现有法不依，侵犯红十字权益的现象，影响社会各界支持红十字事业的力度。
   四、应对舆情存在重大缺陷。2011年6月27日，《东方卫报》头版以《郭美美的事没弄清楚，中超队员没心思踢球》为大标题，受到网友极大关注，网友们在微博上将这种“郭美美的事没弄清楚，_______没心思_______”的格式将此标题称为“美美体”，并纷纷进行恶搞造句，引发网络狂欢。“郭美美”事件最早的卖点在于美女、炫富、豪车，慢慢牵扯到社会机构、高官、富二代，加上带有一定惊悚性质的现场直播式的人肉搜索，久不回应和相对无力的官方表态等诸多因素把这一事件推向了舆论的漩涡。舆情应对存在时间上缺乏连续性，方式上缺乏针对性，措辞上缺乏科学性，力度上缺乏主动性。
   五、透明化程度有待提高。
  （一）透明度低。中国红十字会虽然已向社会承诺做到“两公开两透明”，即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但对捐款去向还不明确。2011年12月29日，中国慈善透明指数”正式对外发布，同时发布了全国千家公益慈善组织2011透明排名榜，此次发布的千家公益慈善组织2011透明排名榜涵盖了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慈善会、红十字会、民办非企业单位、草根组织、境外组织七类组织，依照“中国慈善透明指数”星级评价体系，对全国范围的1000 家公益慈善组织进行了星级评定和慈善透明指数打分，并发布了《中国慈善透明报告（2011）》。全国千家公益慈善组织2011透明排名榜，平均分为33.14%。收录的，红十字系统209个红十字会最高分83%，排第四名，最低分为7%，排第939名，平均分为34.09%，透明指数稍高其他组织，但透明度太低，严重影响社会认知。
  （二）信息化程度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专门出台了《中国红十字会信息化规划（2012-2015）》（简称《规划》），主要建设的步骤是，要在2012年底实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外网门户、捐赠发布平台和筹财管理系统（基本版）的上线，并选择3到5个省作为试点；2013年底力争实现“中国红十字会信息化系统”基本功能上线，并推广到80%的省级红十字会；2014年底全面完成“中国红十字会信息化系统”所有功能，推广至所有理顺体制的省级红会、80%市级红十字会和50%的县级红十字会。但战线过长，社会还不能认同。
  （三）缺乏法律保证。按照现行《红十字会法》，还没有相应的条款，透明度缺乏法律保障。
六、管理体制不健全。县级红十字会机构不健全，人员不到位，经费不落实，体制机制不顺，与机构职能和实际工作量不相适应，严重影响了基层红十字会事业的发展。
七、内部管理混乱。据有关审计部门对某红十字会的资金物资筹集、管理、使用、效益等情况进行审计时发现，该红十字会资金物资的管理薄弱，与《红十字会法》等相关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财务管理较为混乱。某红十字会自成立以来，在财务管理方面，会计与出纳均为一人。其做法与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不符，造成会计核算不及时，账簿、会计凭证管理混乱[3]。
  （二）物资管理松弛。一方面，接收捐扶贫救灾赠物资的质量和数量把关不严。在接收物资过程中，没有做到逐一开箱检查点验，导致部分物资装箱的数量、名称与外包装标注不符，有的捐赠物资还存在掺杂废旧、残次品物资现象。另一方面，捐赠物资出入库管理松懈。受人员、仓储条件的限制，存在救灾物资出入库没有审批手续，没有详细的出入库清单，库存物资不清的问题。有的部分捐赠物资接收后不登记、不开捐赠票据、不入帐，个别物品去向不明，造成结果帐实不符，库存不清。
  （三）未做到专款（物）。捐赠财物滞留数量大、部分财物未做到专款（物）专用。有的捐赠救灾物资没有及时运达灾区，滞留堆积于红十字会仓库，有的已过保质期。凡此种种各严重影响了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二、我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对策
   在有的人眼里，办慈善只要是民间的，就会是公允的；只要是民间的，政治就是正确的。办慈善只要政府办，就是有失公允的；只要是政府的，就是错误的。网络上舆论一边倒，实际上，办好慈善不在于公办和民办，这是个假命题，这不利人道在中国的传播，不利于我国红十事业的发展。全球高级领导者教练领域的先驱与权威者马歇尔·戈德史密斯在《你不能只会抱怨》的文章中说，“真正的人才，不是能够评判是非、指出对错的人，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真正的人才是能够让事情变得更好的人。”要想红十字会更具竞争力，更加美好，作为红十字工作者和社会关注人士不做置身事外的批评家、评论员。要解决当前红十字会有关问题，作者作如下建议。
    一、大力传播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等等的思潮和理论。人道主义精神，具有相对的崇高性，超现实性。
  （一）建立社会化的宣传机制。红十字事业是一项需要动员社会、动员广大民众参与、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其宣传仅靠红十字会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化宣传机制，借助社会力量开展全方位的立体宣传。各级红十字会要充分利用红十字品牌这一无形资产，积极主动地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红十字事业，借助外力，借用外脑，延伸红十字会宣传工作的手臂。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有条件的红十字会要建立“红十字会宣传工作委员会”、“红十字新闻工作志愿者委员会”，聘请党和政府以及宣传部门领导、媒体负责人和知名人士担任宣传委员会委员，吸收热心公益事业的媒体记者参加志愿者委员会，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红十 字宣传骨干队伍。
  （二）构建红十字大宣传格局。红十字宣传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多种类、立体化的宣传资源，让更多的爱心人士投入到人道救助事业中来。要把红十字宣传工作贯穿于备灾救灾、卫生救护、社区服务、青少年工作等各项工作的全过程。
  （三）强化宣传意识。各级红十字会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有很强的宣传意识，人人都要成为宣传能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红十字大宣传格局，才能有效提高红十字会的社会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在宣传的过程中，要完善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为主线，以特色活动、品牌宣传、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传播、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救助等宣传活动为重点的大宣传格局。此外，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导向作用，及时报道红十字志愿者开展活动的情况，加大对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和志愿者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提高红十字会的社会知名度、信誉度，扩大红十字会工作影响，营造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四）创新宣传内容与形式。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的作用，强化媒体资源建设，完善红十字会新闻发布机制。根据宣传受众不同特点，丰富适应性强、感染力大的宣传形式，搞好宣传品的开发、制作，开展创新性宣传，增强宣传效果。要积极组织广大会员、志愿者在县城、乡村、学校、社区开展宣传、义诊及各种救灾救助等社会实践活动，发放法律法规及各种业务宣传资料、活动简报，开展各种讲座，举办宣传专刊。学校红十字会还可以举行红十字知识竞赛等宣传活动。充分发挥红十字网站作用，使之成为广大会员、志愿者和热心红十字事业各界人士的信息中心和服务站。在宣传内容上，要按照“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原则，不断提高红十字宣传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感召力。要重点宣传红十字会精品工程，加强重大主题活动的宣传，在开展经常性宣传工作的基础上，组织策划好每年的“5.8”世界红十字日纪念活动，全国上下联动，重拳出击，大大造势，形成气侯，以宣传促筹资，壮大人道救助实力，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全国红十字大宣传格局。大宣传。首先，要进一步加强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社会团体特别是新闻媒体的联系与合作广泛动员和充分利用各种谈红十字运动传播工作红十字运动已成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世界性人道运动。
   二、依法建立网络应对机制。
  （一）依法发布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都对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发布、舆论引导和媒体管理工作做了相当详尽的规范。这些法律法规政策为突发事件媒体应对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制度支持，目的就是要求主动公开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渠道发布新闻，通过授权发布、散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发布信息，方便社会受众及时了解事件真相。
  （二）发布及时。在应急事件的处置预案中，应现场信息发布，争取第一时间把权威的信息发布出去，哪怕这个信息是不完整的。只有主动、及时、充分地发布信息，才有可能杜绝或者才有可能缓解网上各种议论、流言、猜测的压力，才能取得主动，提升公信力。
  （三）坚持发布原则。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基于当下媒体环境提出了“黄金四小时”原则。“黄金四小时”指的是新闻发布的及时性，红会要第一时间发声，要第一时间处理问题，做突发事件的“第一定义者”。突发事件发生后，仅仅通过媒体发布信息还不够，红会还要还必须迅速搭建网络平台，建立网站，及时利用网站平台发布信息，开设网民诉求通道，回应网民的各种问题；采取开放博客、公布电子邮箱等方式，征求网民意见和监督议题，畅通网民访求渠道和网络监督通道；积极介入一些重大知名网站和论坛，及时了解网络舆情动态，主动与其相关负责人联系，收集相关舆情资讯，与网民沟通互动。培养意见领袖，引导舆情发展。
  （四）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网络的开放化让“沉默的大多数”有了发声平台，但也让舆情呈现出鱼龙混杂的生态。红十字会要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红十字机关人员全部是网络评论员，同时招募一批熟悉红十字知识的红十字会网络评论员志愿者，培养红十字会会员为网络评论员，与专家学者及网络论坛版主、知名博客博主联系，让社会成员作为意见领袖。他们可以实现网络舆论良性循环，有效消除公众非理性、情绪化表达带来的消极后果并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积极寻找红十字会的支持者，阜宁吧吧主主动与阜宁县红十字会联系，为雅安地震向阜宁县红十字会捐款了1000元，并在吧上发布，引起网民的肯定，无一对红十字会丑化，吧主说，不要问我为什么，只因一颗爱国的心，红十字会或者有这样那样的污点，但是我们可以监督，郭美美事件之后，我想红十字会会做得更好！固然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有牵连，但是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就将红十字一棍子打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中国人的传统！跟贴23个，无一负贴。
   三、加速透明化进度。虽然中国红十字总会发布《关于贯彻落实“两公开两透明”承诺的通知》，提出按照“资金募集透明、资金管理透明、资金使用透明、资金增值透明”的原则，提出将力争在2年内实现全国红十字会系统信息公开的制度化、规范化，捐赠人隔日将可在红会网站上查询款物信息，各基层红十字会还做不到信息化，且无法律保障。
  （一）法律法规进行规制。《红十字会法》应增加信息透明有关规定，出台类似《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的法规，做到有法有规可依。
  （二）借鉴其他公益组织做法。中国扶贫基金会目前已经在资金财务状况、公益项目运作、年报披露上提高信息公布频率，由线下通过纸媒公布的传统模式转入线上、线下互联网与纸媒立体化传播方式，大大提高了信息公布的及时性、准确性。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06年1月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发起了中国NPO自律行动，2010年7月，作为发起机构，参与“基金会中心网”的建设，将许多基金会的信息通过中心网“晾”了出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89年开始实施 “希望工程”,1992年推出了“一助一”的捐助制度。捐款人与受助学生可互相通信、探访；捐款人捐款建希望小学，捐款人从选址就开始参与学校的捐建过程，学校建成了，可以捐赠人的名字命名。这些做法可以借鉴。
  （三）公开多渠道。公开透不仅侧重捐款人，还要考虑社会其他方面；不仅偏重资金审计、财务报告和项目管理，还要考虑机构运营的总体情况；不仅要在机构官网、基金会中心网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指定的媒体上披露信息，还要在更多的特别是网络媒体上公开信息。重要的是，公开要让捐款人了解了其的合法性，执行力，诚信自律和有效性。在尊重和保护捐赠人、受赠人合法隐私权益及个人意愿的基础上，通过红十会官网和其他媒体，对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和项目执行等各种信息进行披露，保障社会公众特别是捐赠者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四、加强内部管理。红十字会问题的存在，固然有受人员少，仓储设施不完善等客观条件所限。但对于红十字会的事业和经费物资性质来说，这些都不能摭掩其管理工作中的缺陷。为了进一步完善捐赠财物管理制度，堵塞红十字会财物管理上的漏洞，提高管理水平。
  （一）完善现行捐赠法规制度。补充符合慈善事业特殊性的具有可操作性条款，更加规范物资捐赠过程的接收、管理、分配、拨付、处理等各环节。
  （二）健全财物管理内控制度。健全财物管理内控制度，有利于规避财物管理风险严格遵守。《会计法》及《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在财务资金管理上，会计员与出纳员要分设两人各负其责。在财产物资管理上，物资记账员与仓库保管员也要分设两人管理。各自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三）强化管理。领导要重视财务和物资管理，在人力上给予支持。捐赠资金及时按笔开票入帐。捐赠物资不仅要及时登记入账，还要在保管现场清理分类、挂牌，要标注“捐赠人、时间、品名、数量、保管期限等，保证帐实相符。解决因人力不足使资金和物资不能及时认证和清点的问题，确保每一笔善款及物资收入和使用都严格规范、透明有效，提高红十字会的社会公信力。
  （四）强化责任。社会各界捐赠资金和物资属于慈善款项，必须专款专用。每年应召开专题宣传会议，明确任务与责任，严肃财经纪律，增强各职能部门的守法意识。对因客观因素形成的帐实不符，要在事后查漏补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对因主观因素形成的截留挪用，有意设置账外资金的人员，建议对主要责任者追究责任。
   五、建立红十字会与有关方面的关系。
  （一）建立红十字会与政府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赵白鸽认为红十字会和政府的关系是既不是隶属，也不是对立，而是相互支持、合作的关系。社会组织可以从政府拿到资源，接受购买服务，但是不能过于依赖，丧失了独立性。但笔者认为，红十字会与政府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合作主要涵盖红十字会重点业务工作，在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助；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参与输血献血工作，推动无偿献血；开展其他人道主义服务活动；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红十字会不隶属于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保证绝对的财政和管理独立。
  （二）建立红十字会与企业合作伙伴关系。红十字会与企业进行合作以取得共赢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因此，可以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但为了避免红十字会的声誉受影响，必须对涉及红十字会的企业商业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严格执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与企业合作的政策》的指导意见，明确红十字会与企业合作应坚守的的原则，以及选择合作对象的七大底线，红十字会与企业的协议要透明，公布信息以证明双方在合作上不存在牟私利的情况。
  （三）建立红十字会与新闻媒体信赖关系。红十字会要从日常做起，建立媒体关系库，明了不同媒体的需求、风格和受众特点，有长期和紧密联系的一批媒体，有专人负责与媒体的日常沟通，红十字会与媒体沟通顺畅，建立核心媒体关系，有一套对媒体报道的检验和评估程序，有应对媒体传播危机的应急机制。然后，制造新闻点，聚焦重大敏感事件，关注政策导向，给媒体独特的内容，要想让媒体关注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就一定要制造出有理由被关注的事件，被关注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有独特的内容，要学会讲动人的故事，不能仅仅是冰冷的数据。由于当今社会传媒业的高速发展，红十字会要把媒体关系网络通路作为极具价值的无形资产，对外竞争的强大资本。红十字会必须与媒体建立良好的信赖关系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声音远比红十字会的声音更为大众所倾听。
  （四）建立红十字会与公民信任关系。红十字会信任赤字严重，重建公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红十字工作人员要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理念，并正确理解红十字会与公民二者之间的关系。红会与公民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并非只是公民对红会单方面的、无条件的信任，也需要红会及其官员对公民的信任。进一步讲，要使公民对红会给予信任，红会首先应该信任公民，这是激发和培育公民对红会信任的前提和关键。完善红十字会制约和监督机制，是公民对红十字会信任关系得以产生的基础。对红十字会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能够减少公民由于信任所带来的风险，使公民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塑造红会高效、廉洁的形象，是公民对红会信任关系建立的基础。声誉、表现和外表在引发公民对红会的信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公民往往因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过往的表现来评价红十字会的的，所以，如果红十字会能够给公民以国家弱势群体代表者的形象，做到高效、廉洁，树立在公民中的良好形象，就能有利于公民对红十字会信任关系的形成。红十会可以通过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公众参与，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寻回失去的世界，重获公民的信任，走出“塔西佗陷阱”。
   六、加强职业化队伍建设。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德才兼备的职业化红十字队伍，适应依法治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十会的需要，必须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的要求加快红十字会队伍职业化建设的步伐。
  （一）明确职业化建设任务。以党十八大为指导，认真贯彻执行《红十字会法》，大力提高红十会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业务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国际视野、专业素质和敬业奉献、清正廉洁、品格高尚的职业红十会工作人员队伍，为不断开创我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二）坚持基本原则。红十字会队伍职业化建设必须遵循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道思想为指导；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的原则。
  （三）基本内容。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队伍职业化，即红十会工作人员以行使人道工作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要根据红十字会工作规律和红十字职业特点，采取一系列措施，培养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提高红十字会队伍整体素质。
  （四）严格职业准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选任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进一步规范选任程序，统一选任标准，从学历、任职资格等方面提高红十字会工作职业准入“门槛”。一方面确保准入的人员从一开始就具有良好的条件、较高素质；另一方面确保不合格人员进不了红十字会，当不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作者系江苏省阜宁县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

[1] 《98.7%受访者知道“郭美美事件” 红会自救如何奏效？》，人民网2013年7月3日。
[2] 翟敏、李士雪、曲江斌等：《基层红会工作者及农村居民对红十字会认知情况的调查》，《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3年第2期。
[3] 田恒智：《红十字会捐赠财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吉林省审计厅网2013年2月26日。
…… [点击查看详细] ]]> Mon, 30 Sep 2013 03:11:07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3164 [历史研究]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3163

近代中国红十字会与救济院的几点差异

                                 霍婷婷
   19世纪中叶，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东渐”登陆中国。红十字运动也在这个大潮中进入中国。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灾荒不断，使得以“博爱恤兵、人道奉献”为宗旨的红十字会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在中国落地生根，并逐渐发展壮大，日益成为中国社会慈善救济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红十字会正式诞生于1904年3月10日，历经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是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1]
    同一时期，中国有组织的民间慈善活动继续以江南地区为中心，把明清以来的慈善事业发扬光大，民间慈善活动日益兴盛，众多慈善组织不断涌现。种类齐全、财力充足、参与阶广泛，成为传统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力量。尽管自清末以来，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及环境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善会善堂组织已经面临生存危机，但现实的需要推动传统慈善组织向近代转型。1928年，民国政府更明确要求将传统的善会善堂归并为救济院，这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可以说，中国传统慈善组织的改组、救济院的建立和红十字会的引入与成立都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两者也因此成为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的重要机构。然而，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在组建方式、经营管理、资金筹措、救助对象以及发展趋向等方面多有不同。这里选择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一些比较。
   首先，在组建方式方面。
   中国红十字会是在战祸频仍的大背景下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的呼唤下，应运而生的。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组织赤十字社成员“驰赴战地者多至十万，不特日兵临阵受伤蒙其医疗，即华兵之中弹而仆者亦不分畛域，一体留医”[2]。这一情景，深深触动中国人民，在中国创办红十字会的呼声此起彼伏。在维新人士谭嗣同及中外权威报刊的推动下、知名士绅的支持之下，首先于上海建立了具有红十字性质的慈善机构“中国施医局”。此后，江浙绅商严信厚、陆树藩等在上海发起的“中国救济善会”，也具有鲜明的红十字特质。而后，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在著名慈善家沈敦和的积极奔走及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臂助之下，中国红十字会于1904年在上海成立。“红十字会是群众性组织，只能由民间发起，尽管政府对于中国加入国际红会态度积极，但不能一手包办”[3]。可以说，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是自下而上，即由民间发起成立，而后得到官方的认可。
   与中国红十字会自下而上的建立方式完全不同，中国救济院的成立，政府力量在其中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末以来，旧有的善会善堂组织大多因为资金与管理问题陷入窘境，无法满足战争与灾荒背景下政府收容安置难民的现实需要。同时，分散的、民间自行经营的慈善组织也不利于政府的统一管理。有鉴于此，在1928年5月23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各地方救济院规则》，要求“各省区、各特别市、各县市政府，为教养无自救力之老幼残废并保护贫民健康，救济贫民生计，于各该省区、省会、特别市政府所在地依本规则规定设立救济院”[4]。救济院的设立，是国民政府面向全国的一项改革，新成立的救济院包括养老所、孤儿院、残废所、育婴所、施药所、贷款所，“既融合了传统的慈善机关，也排除了传统的一些善堂机构，如保护寡妇的全节堂等，这大概与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有很大的关系”[5]。南京国民政府政令下达之后，全国各省市几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与整改，旧有的善会善堂成为救济院的组成元素，以救济院这样的新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了政府机构。可以说，从明清时期民间自行经营的善会善堂开始，到国民政府统建救济院为止，政府对于慈善组织的控制力度逐渐增强，而救济院的设立，使得政府全面主导这些慈善组织的经营管理权。所以说，“救济院的设立，是自上而下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成立的，不是传统慈善事业内生性发展的必然结果”。[6]
   其次，资金来源方面。
   在近代中国，红十字会与救济院同属慈善机构。要对弱势群体实行救助，需要大量资金挹注，同时，红十字会和救济院本身机构的运转与维持也需要经费支持。毫无疑问，资金来源成为重中之重的问题。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金问题的解决是慈善机构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的保障，如李提摩太所说，“设局（指红十字会）之意，首在筹款”[7]。中国红十字会是群众性组织，在创立之初便是依靠社会的力量得以建立起来的，尽管政府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但资金来源主要还是要依赖社会捐助。
   而救济院则不同，其本身依靠政府力量建立，所以在经费方面，主要靠政府的支持。《各地方救济院规则》第十一条规定：“救济院经费以基金利息及临时捐款充之，各主管机关每年得给以相当辅助金”[8]。《鄞县救济院章程》中也规定：“本院经费除以基金利息及临时捐款扩充外，得呈请鄞县县政府于地方公益费用项下扩补之。”[9]鄞县救济院成立后，县政府全年补助费用约378元。其它县所设立的救济院同样在运营中都得到了政府一定的经费补助。但是，脱胎于旧式慈善组织的救济院，在经费来源上也有部分依仗房产、地租及地方富户的损赠，如1946年，象山县救济院有田614亩，收租金80万，租谷4.5万斤，这些收入大部分用于救济院的经费。
   再次，发展趋势方面。
   从中国红十字会与救济院的创设方式和资金来源可以看出，红十字会依托于社会，并运用科学的方式筹集资金，使得红十字会在很长时间内能够得到有序运行。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红十字会进行“改组”，获得了新的发展，事业蒸蒸日上，成为我国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全国首屈一指的社会救助组织。而救济院因社会环境动荡，加之政府重视不够，未能及时解决资金、人员等问题。所以，解放前，大部分救济院已是惨淡经营，有的甚至名存实亡。长兴县救济院就是一个例子，“民国时期，县民政工作包括选举、人事、行政区划、地方自治、灾害救济、褒恤、户政、户警、医药卫生等，但管得多，做得少……抗战胜利后，县救济院复业，到民国36年11月，未收容一人，为此受到省社会处的责问。”[10]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这些救济院机构或停办，或被接收、改组成为现代慈善机构，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总之，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国民政府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举办社会救济事业力不从心。在救济院的发展中，政府不仅未能给予有力的支持，导致资金得不到保障，管理不善，而且由于政府介入，地方士绅对于地方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大受打击，对救济院的捐赠大不如前。同时，救济院也只是“新瓶装旧酒”，形式上的变化也未能带给它更多的生机。相对而言，中国红十字会吸取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且在战争救护、灾害救助、社会服务诸方面不遗余力，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社会各界捐赠踊跃，资金来源得到了保障，使得中国红十字会在顺利成长的同时能够为人道救助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载《史林》2005年第2期。
[2] 《中国亟宜创新红十字会说》，《申报》1899年4月10日。
[3] 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载《史林》2005年第2期。
[4]《各地方救济院规则》，保定市档案馆161—542。
[5] 黄忠怀：《从育婴堂到救济院：民国时期传统慈善事业的危机与转型》，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6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6] 黄忠怀：《从育婴堂到救济院：民国时期传统慈善事业的危机与转型》，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6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7] 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载《史林》2005年第2期。
[8]《各地方救济院规则》，保定市档案馆161—542。
[9] 《民国鄞县通志》卷二，《政教志》。
[10] 长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8页。
 

传教士：从医疗慈善到创建中国红十字会
张涛    
   清末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中国百姓遭受着难以言喻的苦难。中国红十字会正是在战争救护的呼唤中诞生的。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并非一蹴而就，在其孕育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世纪前叶由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医院作为公共医疗救助事业的开端，迄至19世纪末传教士为中国红十字会创设所做出的努力，西方传教士对清末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容抹杀的贡献。
   一、传教士对中国医疗事业的推动
   早在唐代，便有西方传教士东来传教，基督教时称为“景教”；至元代，基督教又被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到了16世纪，葡萄牙殖民势力向海外扩展，天主教由此得以在中国传播。明清之际，在中国传教势力最大的当为耶稣会[1]。清康熙年间，鉴于天主教不准中国教徒敬孔祭祖，遭朝廷禁教。至鸦片战争前夕，基督教新教各会冲破清廷禁令，率先来华传教，其中以新教国家英国公理宗下的一个传教团体伦敦布道会为之表率[2]。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来华传教。其后美、荷兰、德、法等国传教士接踵而至。
   鸦片战争的失败为外国传教士东来传教提供了活动土壤，基督教因此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通过出版报刊杂志和兴办教会学校，基督教慈善教育事业在中国有所进展，而创办教会医院，兴办医疗慈善事业，使基督传播如虎添翼。
   在中国首先按照欧洲方式建立新式医院的是澳门。1569年葡萄牙主教卡内罗在澳门创办圣拉斐尔医院，床位7张，为当地人提供医疗服务，是为中国第一所由天主教创办的教会医院。除澳门外，鸦片战争前，美国公理会传教医生伯驾在广州创办了西式医院。1866年起，美国北方长老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嘉约翰依托广州博济医院开办南华医学校（又称博济医学校），正式开课培训医务人员，将过去收徒学医方法进一步系统化、正规化。在中国医学史上这是首次将学校制度引入医学界[3]。
在为中国人看病过程中，传教士发现传教更为方便，于是建议各国政府增派懂得医学的传教士来华，以开设教会医院拉近与中国人的距离。伯驾就曾为林则徐提供过治疗疝气的建议和药方，当时马礼逊、郭雷枢、合信、嘉约翰等传教士通过为中国老百姓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收揽了一批信徒。不仅如此，各地教会医院因得到中国士绅和外国政府资助得以发展，同时相应的医学翻译著作得到逐步推广，全国性的西医团体随之出现，如1886年，“中华基督教博医会”在上海成立。
   随着教会医院的创办和医疗慈善事业的推进，西医技术纷沓而至。但西医刚开始在中国并没有得到认可，中医仍是社会人士普遍接受的医疗方式，而牛痘的接种逐渐改变了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西医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在传教士教育慈善、医疗慈善的带动下，西医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和信赖，西医在中国开始了良性发展的进程。
   综上所述，传教士创办教会医院，继而带动西医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医疗事业的近代化注入活力。同时，因免费进行医疗慈善服务使得传教士在民众中的威望得到提高，在中国社会中有了一片立足之地。事实上，教会医院在清末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伤病较多，教会医院虽然出于传教动机进行医疗服务，但是起到的效果是积极的，值得肯定，这种公共服务事业也成为西方慈善事业在中国发展的序曲。
   二、中国红十字会创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传教士并没有把传教活动局限于教育慈善、医疗慈善领域，更可贵的是，在中国红十字会创会过程中，传教士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创会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国际上，红十字最早产生于日内瓦，是以“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于1863年2月9日推动产生的“伤病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标志诞生的。[4]
   中国最早诞生以“红十字”定义的运动发生在1897年，据《申报》记载：“有中国妇人金氏者，前在美国习医，至此适卒业而归，遂与泰西某女医同立红十字会，更得奥国总领事相助为劝募诸各善士，集得洋银三千元，受伤者遂医药有资，渐渐痊愈。”[5]此后，红十字在中国开始得到的传播，1899年上海绅士汪炳等人于创设“中国施医局”，更将红十字理念付诸实践。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京津地区百姓深受战乱之苦，流离失所，疾病丛生。为了及时救助水生火热之中的中国百姓，江浙地区士绅如严信厚、陆树藩、庞元济、施则敬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救济善会”。虽然“中国救济善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红十字会，但它是一个遵照国际红十字基本精神和行动惯例成立的团体，已经具备红十字会组织雏形，因此被视为中国红十字的先声[6]。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东北难民云集，深受其害。战争双方都有各自的医疗措施，但是中立的中国平民却得不到相应的救助，这时也只能依靠当地教会医院的慈善之举。
   鉴于东北难民惨遭兵燹，痛苦不堪，爱国志士奔走呼号，竭力给予救援。时任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  敦和联系士绅20多名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试图通过国际红十字的运作模式给予东北地区难民及时的救助，可是这一组织并没有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救援行动仍然无法在东北地区展开。[7]
   由于建立红十字会过程繁复，时局动荡，沈敦和只能借助其他方式再图施救。一筹莫展之际，著名传教士，被时人称为“鬼子大人”的李提摩太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开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李提摩太1870年来华，其后在山东烟台传教，并通过赈灾活动，在山东、山西地区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吸纳一批教徒。1891年10月加入同文书会，出任督办，后改称总干事。1894年同文书会改称广学会，李提摩太从入会起，直到1916年卸任回国，始终担任该会总干事。25年中，李提摩太便与广学会二而一、一而二，有人比之为广学会就是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就是广学会。[8]
   通过李提摩太的努力，创办万国红十字会工作有了起色。据《申报》报道，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董事，汇聚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李提摩太在会上说到：“至红十字之用意，系拯救被难人民与夫受伤士兵。……今日之会拟先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分局……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9]经过李提摩太多方协调，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呼之欲出。3月21日《申报》报道建会经过，会议主席威金生宣布经过磋商本会之名定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10]经过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努力，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功组建，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这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里程碑。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由于得到包括传教士在内各方的支持，日俄战争救护得以有条不紊的展开。
   从医疗服务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建立，传教士无疑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力“推手”，包括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初在牛庄设立的分会也是在教会医院的基础上形成的。传教士是西方宗教的传播者，也是西方各种文明东进的信使，红十字这一西方人道组织正是西方文明东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传教士东来，创办教会医院，传播西医技术，救助病患，对近代中国医疗慈善救助事业发展贡献颇多。但传教士并没有停留在慈善救助的简单形式上，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需要一套系统和有效的救助机构，这一重担由传教士完成并付诸实践。传教士参与创建的中国红十字会，堪称中国慈善界“第一伟举”[11]，是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传教士功不可没。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2] 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3] 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4] 参见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史林》2005年第2期。
[5] 《宸翰褒功》，《申报》1897年2月8日。
[6] 参见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史林》2005年第2期。
[7] 参见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史林》2005年第2期。
[8] 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9] 《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申报》1904年3月14日。
[10] 《二月初一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次集议问答》，《申报》1904年3月21日。
[11] 池子华：《红十字会创建：中国慈善界“第一伟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0日。

 

 

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盛宣怀慈善实践及现代启示
 
                                 季川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初期由于阶级史观的存在，一直将其定性为封建大官僚、大买办，扼杀了其应有的功绩。随着学术思想的不断活跃，再加上“盛档”等珍贵史料的重见天日，对于盛宣怀的研究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大批学者投身对盛宣怀的研究之中，推出大量专著、论文以及通俗性读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尽管盛宣怀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如盛宣怀研究的权威夏东元先生所著《盛宣怀传》、《盛宣怀长编年谱》，主要内容集中于经济、政治领域，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相对单薄[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盛宣怀对中国的慈善事业以及在中国红十字会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界对此问题虽有涉及，但联系现实，可以发现盛宣怀慈善思想及实践，具有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
   一
   盛宣怀出身官宦之家，家境殷实，且其祖父、父亲都乐善好施，热心慈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盛宣怀从小耳濡目染，为日后其投身慈善、组建红会埋下伏笔。1871年，他首次参与赈灾活动，之后组织、参加数十次重大灾害的赈济、救助活动，亲力亲为，尽心尽职；到晚年之时，他寓居上海，先后创建广仁堂、愚斋义庄等慈善机构。1904年，为援救日俄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东北难民，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力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盛宣怀给予大力支持，他因此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1910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达到了他慈善事业的顶点[2]。可以说，会长之职是对他几十年来赈灾济贫工作的巨大肯定。正如《愚斋存稿•盛宣怀行述》一文中所称的“平生最致力者实业之外，唯赈灾一事”，可谓实至名归[3]。
盛宣怀担任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之前，已从事慈善事业40载，有着丰富的慈善赈灾经验和号召力，这对于襁褓之中的红会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其慈善理念和实践经验，对红十字会以及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也是一份难得的“遗产”，值得继承。
   二
   晚晴时期，内忧外患，国弱民贫，自然灾害频繁，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而此时中央政府已是油尽灯枯，入不敷出，因此赈灾、救灾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盛宣怀作为民间慈善力量的领头人，义不容辞，多次捐款捐物支持红十字会的赈灾活动。除此之外，为筹集善款，借助其社会地位，号召社会捐赠，或是从自己主管下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赞助；甚至与洋人打交道，设立华洋义赈会以争取国际援助，这些在“盛档”以及夏东元先生的《盛宣怀传》中都有记述。
盛宣怀办赈，从赈灾人员选派、赈灾过程奉公守己到灾后重建等，有自己的模式。其中他的“标本兼治”思想值得重视。早在1897 春，盛宣怀针对逃亡归来的数十万灾民，制定了治标四策：“一曰借给麦种，使补春耕；二曰多粜杂，以轻市价；三曰就近办公，俾壮丁得食；四曰设借钱局，以田作押，轻息宽期，俾可后续”[4]。这些措施对普济灾民、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而其中的“就近办公，俾壮丁得食”，与几十年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提出的“以工代赈”政策如出一辙。事实上，“以工代赈”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俗称“工赈”，即由国家出面雇佣灾民，兴修各种公共设施，再领取钱粮以自救。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安置灾民、恢复灾后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为国家修建了大量公共设施，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盛宣怀身处乱世，把中国“工赈”传统发扬光大，亦可谓“时势造英雄”。
   “以工代赈”对当今的红十字会同样有借鉴意义。红会在赈灾活动时，除了给予灾民必须的生存物资外，可以“以工代赈”的方式着力帮助灾区恢复生产，振兴经济，同时开展各种培训“授人以渔”，或借助红会的号召力，吸引各地爱心人士前来灾区投资建设，为灾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等等，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三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盛宣怀慈善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带有一些缺陷。但无论是经验，抑或教训，都是有价值的。“重开实捐”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1910年冬，江淮地区爆发大面积灾荒，江苏、安徽两省灾情尤重，“灾区蔓延千数百里，灾民数十百万，天寒粮尽，死亡枕藉。”日薄西山的清政府此时已被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弄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匆匆将盛宣怀推出担任筹赈大臣，主持赈灾事务。虽然此前盛宣怀“办赈三十余年，各省偏灾无不往赈”，对于赈灾事务可谓得心应手，但此次情况非比寻常。在一封奏折中，他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天灾流行，层见叠出。朝廷截漕发帑，无不立沛恩施。督抚议赈灾议蠲，亦无不竭心尽力。无如财源困乏，库藏既因此而愈绌，劝募亦因此更难。臣办赈以来，自矢血诚，不遗余力，从前官赈不足，尚可以义赈辅之。今则上海等处商务败坏，财政困难，官义两赈，同为束手。”如何应对灾荒？盛宣怀提出“拟请俯念目下筹款之难，待赈之急，若非万不得已，断不敢冒昧吁求，所有收到实银或一万两以上或五千以上得以专案奏奖者必不多人，应恳一律特沛恩施，以彰激劝。”[5]简而言之，解决办法是重开实捐。
   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这种做法与朝廷政策背道而驰，“开实官捐可集巨款，纵权之论，具见施济热忱。惟此次停捐，内意甚为坚决，与往届大不相同，吁请恐难照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捐纳制度对于吏治、社会的危害极大，一直被视为清政府腐朽根源之一。“预备立宪”之中已将其视为重点改革项目，一旦重开，很有可能会动摇政府威信，进一步将清政府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6]。
   就重开实官捐这一对策本身而言，漏洞百出。捐纳之策固然可以激励一部分富户花钱捐官，假使这笔钱不被各级官吏盘剥，以现钱或兑成粮食方式发放到灾民手中，可以缓解燃眉之急。但晚清吏治之腐败，中外罕见，那些捐钱得官之人上任后必然变本加厉进行搜刮，以弥补之前开销，给吏治民生带来更沉重的灾难。更何况，当时的形势注定了救灾款项不可能不被盘剥地发放到灾民之手。
由此可见，盛宣怀出于救灾需要提出这一想法，虽然出发点是善意的，但对后果估计不足，一旦实施，无异于饮鸩止渴。这对红十字会应对重大灾害而言，是有启示的，即使一时无力承担救助重任，也不应采取“绑架政府”政策，以慈善、赈灾的名义要求政府出台帮扶政策，否则很可能适得其反。因为红会着眼点在于救灾、重建，目光主要集中于受灾地区，而政府需要对众多因素综合考量。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中的助手，需要与政府沟通、交流，才能保持步调一致。
   四
   面对重大灾害时，盛宣怀经常利用自己在官场上的巨大影响力，请求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甚至中央的各部要员，提供臂助。《愚斋存稿》中载有大量他发给两江总督端方、奉天将军赵尔巽、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锡良、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崇善、陕甘总督升允、江苏巡抚陈夔龙、浙江巡抚张曾扬、安徽巡抚恩铭等人的电文[7]。电文或是请求他们慷慨捐赠，用于赈灾，或是建议他们先行挪用他款，比如各省关税、对外赔款等，以应急需。这些做法从人道、情理的角度，无可厚非，但对于当代的红十字会来说，却应尽量避免此类行为。原因在于中国红十字会与全国减灾委、民政部等部门不同，红十字会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民间，其开展人道救援工作更多的是公益行为。红会之所以存在并且能茁壮发展，就是因为它从事的事业触及有时官方不能顾及的领域，其活动体现民间捐助者的意愿，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如果过多地打上官方印记，可能适得其反，官、民之间的位置发生倒转，官方的主导性变得喧宾夺主。
   对于如何处理政府与民间慈善的关系，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期间就曾引发过激烈争论。当时国务院下文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及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接收的捐赠资金，须直接拨付到青海省，连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一石激起千层浪，“统筹安排”的文件一经发布，便引起了民间的强烈质疑，担心文件的落实，可能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对玉树地震捐款的监督权，这些凝聚着民众爱心的善款可能沦为青海省政府“自留款”，被挪作他用。再者政府机关内一些官僚作风、不正之风的存在，这批巨额捐款能否及时发放到灾民手中，发挥应有作用，引人关注。一旦公众发现自己所捐善款被挪作他用，便会对红十字会所从事的人道救助失去信心，从越来越多的捐赠人询问善款去向可以看出，文件的出台，的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被“统筹安排”的红十字会的公信力。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红十字会作为以民间爱心载体的人道组织，应与官方保持一定距离。这种距离不是完全放任自为，而是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更多地倾听民间、社会的声音。
   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盛宣怀留下了太多的东西去值得我们回味、研究。纵观盛宣怀的一生，撇开他的政治生涯、经济活动等不论，单就慈善领域而言，足可称得上是近代首屈一指的慈善家。这不仅是因为他多年来始终以赈灾为己任，不计钱财，救灾民于水火，更在于他能够因时制宜，总结慈善、赈灾经验，制定行之有效的救助措施，尽管其中一些救助措施不尽合理，而这些经验教训，对红十字会的灾害救助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94 页。
[2] 参见夏东元：《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首，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 年版，第9 页。
[4] 陈景华：《晚清巨人传·盛宣怀》，哈尔滨出版社1996 年版，第488—528 页。
[5]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15《奏疏》，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2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98 页。
[6] 冯金牛、高洪兴：《“盛宣怀档案”中的中国近代灾赈史料》，《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 95-97 页。
[7] 《清史稿》卷471《盛宣怀传》，中华书局1977 年版，总第12812 页。
 
 
民国初年《申报》红十字广告探析
 
                                  吴洋飞
   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后，注意利用传媒扩大自身影响力。其中最具影响力《申报》经常刊登红十字会广告，对红十字事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文对民国初年《申报》上的红十字广告进行解读，以见一斑。
   一、《申报》红十字广告的内容
   由于不同的需要，红十字会在《申报》上刊载的广告也是多种多样，其中以下几种最为常见。
   首先，募捐广告。
   作为慈善组织，充足的资金是红十字会得以正常运转和生存的基本保证。因此，向社会大众进行募款成为红十字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每逢天灾人祸，红十字会发布募捐广告，一方面向社会大众报告灾情，另一方面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1912年至1921年，红十字会在《申报》上刊载的这类广告，可谓连篇累牍。如1914年，山东发生水灾，“东省胶、墨、潍、黄等县，淫雨之后，河水爆发，田庐人畜，被淹无算。烽火声中复遭天阨，哀哀鲁民，其何以堪？昨接靳将军、蔡巡按使来电，现在告灾地点已达十县，哀鸿浩浩，荡析离居，际兹秋暮，北地苦寒，无衣无食，其残酷情形，言之挥涕。”[①]面对山东天灾人祸的浩劫，红十字会及时出动人力、物力向灾区救援。同时，及时在《申报》上刊登募捐广告，向社会大众紧急募捐：“惟灾深区广，非继续进行，断不足以广实惠而多全活，本会心余力绌，焦急徒深，务祈海内外仁人君子慨解仁囊，源源接济，如有穿旧棉衣裤等久藏笥箧，弃置勿御，不惮手脚之劳，检助本会汇解灾区，俾东省巨万灾黎感占挟纩之恩，功德容有涯量耶。”[②]广告发布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民众纷纷捐款捐物，救助灾民。由此可见，《申报》的募捐广告在灾害救助中起了巨大作用。
   其次，鸣谢广告。
   红十字会在接受社会团体、个人捐助之后，往往在《申报》等新闻媒体上刊载答谢的广告。例如，1914年在向社会发出为山东水灾进行募捐的倡议得到响应后，红十字会又及时在《申报》上登载鸣谢广告，对爱心人士表示感谢，诸如“中国红十字会敬谢金山春雨轩彭大善人指助山东赈捐洋二百元”[③]、“中国红十字会谨谢梅庵氏、半痴子大善士因病痊愈还愿、母疾求愈捐助急救青岛难民洋二百元、洋五十元”[④]、“中国红十字会谨谢苏州东吴大学全体学员王佩诤诸君捐助救济山东难民小洋四百七十九角，大洋二十一元，钱四百九十文”[⑤]、“昨奉湖南靖武汤将军来函，承钧助银八百元，鸿施大沛，骏惠咸沾，谨代东省万灾黎九顿以谢”[⑥]，等等。无论捐助人社会地位如何，或是出于何种原因慷慨解囊，红十字会都会将捐助者的姓名、职业以及工作单位、所捐一毫一厘在鸣谢广告中据实刊登。如此不仅激励民众参与红十字救助活动热情，在全社会营造慈善的氛围，而且大力提升了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塑造红十字会在普通民众心中的良好形象。
   再次，其他广告。
   募捐广告、鸣谢广告之外，红十字会还在《申报》刊登其他方面的广告，主要有各种声明广告和通告，如：中国红十字会北京总会会所迁移广告，“本会总会设在北京，总办事处设在上海，现北京总会会所由喜雀胡同移至东城金鱼胡同中间路北九号，其上海总会总办事处仍在上海九江路二十六号，恐未周知，特此通告”[⑦]；“四大舞台合演助赈，中国红十字会明晚延请大舞台、亦舞台、第一台及新舞台艺员在九亩地新舞台联合演出好戏，所得券资，尽充灾赈。其票价分二元、一元两等，四大舞台合演，为近今海上所鲜见，届时既饱眼福，且助善举，顾曲家当勿失之交臂也。”[⑧]这些声明与通告，及时向社会通报红十字会的动态与各项慈善活动开展境况，便于人们及时得知，并参与。
   二、从《申报》广告看民初红十字会赈捐的特点
从民初《申报》广告内容，可以看出红十字会赈捐有两大特点：
   其一是捐赠人群广泛。
   从民国初期《申报》红十字广告来看，向红十字会捐赠钱物的人群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年龄段，上至总统，下至普通百姓，上至六旬老人，下至几岁幼童，都踊跃加入红十字的捐赠队伍。
   自古以来，社会上层和各色名流一直是慈善事业的领军人物和主力军。民国伊始亦不例外，各色官、商、绅士捐赠是红十字善款的主要来源。政府官员所捐，见报频率不高，但他们捐赠数额比较大。例如：1913年“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总裁袁大总统特捐银二万元”[⑨]；1914年“今承黎副总统慨念民灾，独输巨款，计大洋四百元，袛领之余，莫名钦感”[⑩]；1914年“昨奉朱经田军督来电，渥蒙钧助银一千元”[11]，等。官员巨额捐助，不仅成为红十字会善款的主要来源，而且由于他们身份、地位高，也具有“垂范”之效。
   至于绅士，则一直是中国基层社会的名望之士，主导地方慈善事业。他们向红十字会捐赠不仅数额较大，而且频次高。如苏州绅士丁梅庵先生是有名的大善士，据不完全统计，1914、1915年两年间，红十字会在《申报》上刊载13则有关丁梅庵先生的鸣谢广告：1914年救助青岛难民洋200元；同年10月续助洋300元，又48725号宝塔捐洋100元；11月3日捐洋1000元；11月25日助大洋600元，棉衣500件；12月9日、17日、21日又分别向山东灾民捐助新棉衣500件，棉衣1200件，新棉衣200件。1915年，丁梅庵先生逝世，但他的慈善之行并未就此画上休止符，遵其遗嘱，其亲友将他所剩资财，多次捐赠给红十字会：1915年1月，善士易篑接受其嘱托，捐助现洋200元、粤汉铁路股票200股、棉衣200件[12]；3月保大庄捐赠梅庵先生身后余蓄200元[13]；12月9日捐助江西急赈洋300元[14]；12月22日遗命续捐棉衣500件[15]；12月28日，续颁新棉衣100件，捐助江西灾赈[16]；12月31日续拨洋200元指助江西灾赈[17]。另外，民国初年，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日益提升的工商业者也踊跃加入红十字会的捐赠队伍之中，用大量的钱物赈济灾民。
   其二，捐赠物资丰富。
  《申报》红十字广告中，涉及捐赠品种类多样，可以简单分为两类：钱和物。
   上述列举的《申报》红十字鸣谢广告足以说明向红十字会捐赠钱款最为常见，这里不再赘述。除此之外，许多个人、社会团体也会选择捐赠物品，包括吃、穿、用、药品等几大类。如1913年10月5日《申报》报道，“昨承第二次交来经募公益社廿九件，龙鼎记廿件，龙咏二太太女小靴鞋十一双，龙佩记十五件、洋二元、小鞋子十三双，尤骥记十件，尤季记十件、鞋十四双、帽子三只，徐信记帽子一顶，李宏兴君丝袋两只，冯建元君棉单衣十四件、棉套裤一双，以上男女大小棉夹呢绒单衣裤、帽子鞋子等一百五十三件。”[18]1914年6月15《申报》报道称，“蒙黄楚九君慨助龙虎公司华产人（仁）丹五百包，天生堂药号叶星如君慨助卧龙丹一百瓶”[19]。1915年3月5日《申报》广告载，“兹承正裕木行黄昌盛君经募周春祺大善士拨助宁绍商轮股份廿五股。”[20]无论穿戴衣物、急需药品，抑或书画票据，都是红十字会救助灾民所需要的。
   三、《申报》红十字广告的意义
红十字会借助《申报》，发布广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募集钱物、赈济灾民，推进人道救助。
   充裕的经费是红十字会开展人道救援之保障。因此，红十字会在《申报》上刊载大量广告的直接目的就是为募集足够资金、物品，赈济灾区民众。1915年7月，浙江衢州地区发生水灾，“四乡之淹没者至数千余家，田庐牲畜尽付汪洋，溺毙男女不可胜计，而被灾难民且多至十余万众，嗷嗷待哺，一息仅奄，警耗传来，欲哭无泪。”[21]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以救灾恤难为天职的红十字会，义不容辞，除垫银洋5000元，派遣蔡天泰、盛钟英等驰赴灾区赶放急赈之外，于7月21日至8月7日在《申报》上刊登《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浙江衢属水灾急赈》、《中国红十字会沥陈浙江灾况敬募急赈》广告向社会大众募捐，并得到大量积极响应，募集款项24000余元。保障了人道救助的顺利开展。
   其次，指责人祸乱世，以期国泰民安，促进社会稳定。
   红十字会作为全国性的人道救助组织，赈灾、救民当仁不让。但对人祸，红会深恶痛绝，表达“和平”、安定愿望。如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红十字会为援助受兵灾人民，在《申报》上刊登募捐广告，其广告词文采斐然、动人心魄，确有深入人心，催人潸然泪下之奇效：“共和民国，酿成变局，煮豆燃萁，祸乱交作。同胞无辜，横遭惨祸，过山大炮，毛瑟来福。兵连祸结，死亡枕藉，玉石俱焚，暗无天日。……呜呼！今日何日乎？阋墙起衅，煮豆燃萁，全国骚然，将无乐土。……近观沪南一隅，伤者呼痛号哭，死者暴露郊原，青年妇女，黄发儿童，风餐露宿，栗六饥肠，啼哭终宵，酸人心肺。丁壮之徒，流为盗贼，老弱之夫，委诸沟壑。重以流弹横飞，玉石无分，中之立碎。腐尸堆积，秽气蒸熏，尤易酿为疫疠，惨哉！惨哉！”[22]红十字会在为战区灾民募捐广告中不忘披露战区的实情，发出“煮豆燃萁”的呐喊，谴责军阀混战的行径，以期国泰民安。红十字会通过《申报》发出撕心裂肺之呐喊，以期凭借舆论力量，让战争偃旗息鼓，将人祸灾害消除，此种方式才能带来“釜底抽薪”式的救助之效。
   其三，展现自我，传播红十字文化。
  《申报》上的红十字广告，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展现自我，宣传自我的重要窗口。不仅如此，借助《申报》的广泛影响力，传播红十字文化，使更多的人参与到红十字事业中来。民初红十字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足以证明《申报》红十字广告，对提高红十字会的知晓率，的确发挥了“广而告之”的社会效应。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中国红十字会急募山东水灾赈捐并新旧棉衣广告》，《申报》1914年9月28日。以下资料均出自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②] 《中国红十字会急募山东水灾赈捐并新旧棉衣广告》，《申报》1914年9月28日。
[③] 《中国红十字会敬谢金山春雨轩彭大善士》，《申报》1914年10月15日。
[④] 《中国红十字会谨谢》，《申报》1914年10月15日。
[⑤] 《中国红十字会谨谢苏州东吴大学全体学员王佩诤诸君》，《申报》1914年10月22日。
[⑥] 《中国红十字会谨谢湖南汤靖武将军》，《申报》1914年10月22日。
[⑦] 《中国红十字会北京总会会所迁移广告》，《申报》1919年10月3日。
[⑧] 《四大舞台合演助赈》，《申报》1920年11月4日。
[⑨] 《袁大总统捐助红会》，《申报》1913年8月5日。
[⑩] 《中国红十字会敬谢黎副总统捐助洋四百元》，《申报》1914年7月19日。
[11] 《中国红十字会谨谢直隶朱巡按使》，《申报》1914年9月15日。
[12] 《中国红十字会敬谢梅庵氏大善士》，《申报》1915年1月4日。
[13] 《中国红十字会敬谢苏州保大庄交来梅庵氏大善士身后余蓄》，《申报》1915年3月30日。
[14] 《中国红十字会敬谢丁梅庵先生身后余资指捐江西》，《申报》1915年12月9日。
[15] 《中国红十字会谨谢苏州故绅丁梅庵君遗命捐助》，《申报》1915年12月22日。
[16] 《中国红十字会敬谢苏州故绅丁梅庵君遗命续捐江西水灾》，《申报》1915年12月28日。
[17] 《中国红十字会敬谢苏州故绅丁梅庵君遗资拨助江西水灾》，《申报》1915年12月31日。
[18] 《中国红十字会谨谢》，《申报》1913年10月5日。
[19] 《中国红十字会沪城分会谨谢》，《申报》1914年6月15日，
[20] 《中国红十字会敬谢余姚周春祺君》，《申报》1915年3月5日。
[21]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浙江衢州属水灾急赈》，《申报》1915年7月21日。
[22] 《中国红十字会》，《申报》1913年7月29日。
 
  
民国初年红十字会的媒体募捐
——以《申报》为例
 
夏正阳
   1913年7月至1916年6月，国内先后爆发“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这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冲突给民众带来巨大灾难。中国红十字会义不容辞展开战争救护。为筹集善款，中国红会利用国内媒体，刊登大量募捐启事。本文以《申报》为例，对这一时期红十字会的媒体募捐略做探析。
   一、民初战争概述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仪式。荣登总统之位后，袁想方设法，逐步将国家权力集中于个人手中，宋教仁因反对袁世凯专权，被袁视为眼中钉。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遇刺身亡。经调查，袁世凯正是这场刺杀的幕后主使，由此，以孙中山和黄兴为首的革命人士在全国掀起一场讨袁浪潮。袁世凯不甘示弱，积极备战，剑拔弩张。1913年7月8日，袁世凯命令北洋军第6师进军江西，7月12日李烈钧率军向北洋军发起进攻，二次革命拉开帷幕。
   其后，江苏、安徽、广东等省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先后命段芝贵进攻江西，冯国璋进攻徐州、蚌埠，得手后转向安庆和南京，同时张勋奉命进攻扬州、镇江等地。在北洋军的强力进攻下，南方各省的革命党人难以支撑，随着江西、江苏等地的战斗失利，9月12日  重庆失守，二次革命失败。这次革命历时三个多月，战火蔓延江西、江苏、安徽、福建、湖南等多个省份。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进一步建立专制统治。为复辟帝制，甚至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如此恶劣行径千夫所指。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通电全国指责袁世凯卖国卖民，27日发布《讨袁檄文》，护国战争一触即发。为压制反袁势力，31日袁世凯命曹锟等人分别由湖南、贵州、四川进军云南。护国军从云南出发，爱国热情迅速弥漫，贵州、广西先后独立，四川积极响应，成立护国军，配合云南护国军对袁作战，湖南发动长沙起义等等。西南战事愈演愈烈，北洋军节节失利，使得袁世凯不得不亲自画上复辟帝制的休止符。但是，护国军已不仅仅满足于袁世凯取消帝制，进而要求其下台。西南护国军在川南前线作战同时，且与中华革命党策划广东独立，广东独立后仅3天，4月12日浙军发动兵变，5月6日浙江独立。广东、浙江独立后，护国军阵营扩大，实力大增，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军务院，随后分兵三路向湖南、江西、福建进攻，直接促成了湖南的独立。各地纷纷独立，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使得袁世凯的身体和精神迅速奔溃，于6月6日去世，护国战争也暂告一段落。
   二、红十字会媒体募捐
   1913年7月至1916年6月，短短三年之间爆发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席卷了中国西南、东南多数省份，使得早已千疮百孔的中国雪上加霜。面对如此大范围的战争，红十字会遵守人道主义宗旨，积极投入战地救援的行动之中。
二次革命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事处鉴于南北冲突，赣省事急，救护手续亟应筹备……恪遵人道主义，不分畛域，一体救护”[1]。但是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无以计数，如江西开战以来“北军死伤甚多”[2]。战线蔓延，伤亡日众，且战地较为偏远，红会鞭长莫及，况且战争救助需要巨额经费做后盾。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7月18日，中国红十字会常议会特别会议决定“请中外绅商协助捐款”[3]。各地红十字会响应总会号召，即刻将经费问题提上日程，如徐州红十字会“乞设法联络扶助”[4]。
   7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刊登了募捐启事：
   浔江血战，遍地伤痍，徐州以下，兵事尤剧，战祸蔓衍，已可逆睹。本会天职所在，现已组织救护、掩埋等队，分赴战地，并就开战各地设立临时医院，以资救济而重人道。惟本会经费竭蹶，兹事体大，需款尤剧，非赖众擎，断难撑□。务祈海内外诸大善士痌瘝在抱，慨解仁囊，互相抚助，俾资接济，曷胜盼祷之至。附计开捐款逾廿五元以上推赠正会员，二百元以上为特别会员，一千元以上为名誉会员，合并□闻，专此敬启，维希公鉴。[5]
   以上为红十字会在《申报》上刊登的第一份募捐启事，陈述了战争带来的灾难及红会积极组织救援活动救护灾民的义举，同时将经费不足问题告之众人，恳请伸出援手。为鼓励众人捐款，红十字会根据捐赠者捐款额度的不同，分别吸纳为“正会员”、“特别会员”和“名誉会员”。自第一则募捐启事发出至二次革命结束，红十字会在《申报》上共刊登11则募集款物启事，其中7月24日为募集棺木、8月1日为募集食物、9月9日和9月21日为募集棉衣棉被，其余均为募集善款[6]。
护国运动期间，红十字会吸取二次革命时期的救护经验，较早做好战争救护准备。1月23日，“滇省事起，北京已遣师前往，本埠红十字会因滇边各省必有战事……召集医队……设临时救助机关及固定医院。”[7]随战事扩大，伤亡日增，红会救援心有余而力不足，至2月15日红十字会发布了护国战争期间第一份募捐启事：
   滇事猝兴，风云日紧。近日黔、粤、蜀、湘等省已渐见干戈，战祸蔓延，势所难免。恤兵博爱为本会唯一天职，讵敢不力筹救护。惟为进行上慎重起见，特电各该省分会，一律设备固定医院并重要各地点临时救护机关，专疗受伤兵民，不分畛域。乃迭接来电，悉近日以来，血薄肉飞之众，断臂折足之俦，运送至院就医者已络绎不绝，大有坑谷皆满之概。值兹欧战影响，百物俱昂，即东西各药品，其价值亦日进而不已，需款之巨，已可概见。且战区弥广，分会繁多，既负担之綦重，亦肆应之维艰，茫茫四顾，曷胜杞忧。为敢普告薄海内外仁人君子笃念伤痍，宏施救拯，相与慨解仁囊，源源接济，俾本会得以实力进行。大旱云霓，迫切翘叩，幸公鉴焉！[8]
   其后，红十字会于3月7日至4月20日间在《申报》共刊登12篇募捐启事，其中4月2日至20日，每隔两日刊登一次，红会会长沈敦和亲自撰写《中国红十字会急募兵灾救护经费》[9]。由此可见，伤亡之重，经费之不敷。
   相比此时期两次战争间的募捐启事，后者较前者时间跨度较短。前者红十字会的媒体募捐几乎贯穿战争始终，其战争时长也仅为三个月，而后者战事达半年之久，募捐启事却仅为两个月。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红十字会汲取前者救护仓促教训，国内形势愈发严峻之始救护活动早已筹备；另一方面红会可谓“身经百战”，在资金、救护物品的使用方面经验丰富。尽管护国运动期间，红十字会“无法组织起快速高效的救援行动，较之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救援，太过逊色；而分会及临时机关开办仓促，力量单薄，战地救护，顾此失彼，多有疏漏”[10]，但是从筹款募捐方面来看，红会的进步是毋庸置疑的，整个护国战争期间红会募集捐款达“十余万元”[11]。
   红十字会刊登募捐启事，吸引社会捐助的同时，也刊登了大量致谢启事。1913年7月24日《申报》刊登《寿仪移助红十字会》称，“庞莱臣先生暨德配张夫人于本月廿五号五旬双庆，至亲朋好友本拟备筵公祝。现因战事已开，红十字会救助经费无着，妥议将祝敬移助红会……”[12]。其后至9月30日，红十字会共刊登致谢启事17篇，除前文提到的庞莱臣先生外，还有大总统袁世凯、三藩市华侨以及商会、会馆和个人。
   相较于二次革命时期的募捐致谢启事，后者明显多于前者。据统计，1916年1月1日至6月30日，红十字会共刊登致谢启事67篇，其中明确指出善款用于战争救助的致谢启事为19篇，用于江西水灾的7篇，用于奉贤、宝山风灾的4篇，其余致谢启事并未提及善款用途。
   从两次战争募捐的致谢启事可以发现，首先，护国运动时期致谢启事的数量是二次革命时期的4倍，可见红十字会的筹集善款能力不断增强，为实施人道救助提供了物资保障；其次，二次革命时期的募捐几乎全用于战争救护，而护国运动时期除用于战争救护之外，还惠及遭受天灾之难民。最后，致谢启事数量倍增，也说明红十字精神不断深入人心。
   三、结语
   民国初年两次大规模战争，波及南方大多省份，兵连祸结，军民伤亡惨重。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投身人道主义救助事业，利用媒体发布募捐启事征集善款、救灾物资，为救援行动顺利开展提供物资保障。接收善款后，及时刊登致谢广告，不仅向捐助者表达了谢意，而且提高了公信力，扩大了影响力，拓宽了善款的来源渠道。正是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红十字会开展了力所能及的救援行动，将大量受灾军民从战火中解救出来。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红十字会之筹备》，《申报》1913年7月19日。
[2] 《红十字会付浔记》，《民立报》1913年7月16日。
[3] 《红会紧要会议》，《申报》1913年7月20日。
[4] 《徐州红十字会来电》，《申报》1913年7月21日。
[5] 《中国红十字会急募捐款》，《申报》1913年7月22日。
[6] 参见《申报》1913年7月24日、25日、27日、29日；8月1日、15日、20日；9月7日、9日、21日、25日。
[7] 《红十字会对于滇军之筹备》，《申报》1916年1月23日。
[8] 《中国红十字会急募兵灾救护经费》，《申报》1916年2月15日。
[9] 参见《申报》1916年3月7日、12日；4月2日、6日、8日、10日、12日、14日、16日、18日、20日。
[10]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护国战争”救护论述》，《合肥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1]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12] 《寿仪移助红十字会》，《申报》1913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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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志愿精神  为智障儿童搭建人道关爱平台
方云  周发华  刘彩霞
 
   志愿服务是无私帮助和援助他人的人道救助行动的高度概括和形象称谓。智障群体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关心、帮助、服务他们是践行红十字人道主义宗旨的具体体现。近年来，扬中市红十字会始终把关心、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境况作为志愿服务的抓手，以助残志愿服务项目为切入点，创新举措、务实作为，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助残志愿服务的实施背景
   特教中心是我市目前唯一为残障儿童提供教育教学、生活辅导、康复训练的公办教学机构，办学宗旨是“对每个学生开展有效的教学、训练和康复，开发其潜能，让其能自食其力，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其教学业务属教育局管理，办学经费由地方政府承担。目前，全校有在校学生70余名、教师26名，共编排成7个班，每个班的年龄层次都不同，年龄最大的17岁，年龄最小的7岁，每个学生的都存在不同的个案，有不同程度智力障碍的、有肢体残疾的、有发育障碍的、有先天性疾病的等。
   2010年以来，我会多次对特教中心进行走访慰问。沟通交流中，我们了解到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师资力量不足，几乎每个儿童都需要给予一对一的教学辅导、生活服务以及康复训练；二是硬件设施配备不足，学校管理和学生安全存在一定的隐患；三是学生生活费不足，日常生活及辅助用品质量难以保证。基于上述原因，我会自2011年2月起，联手特教中心从启动了“有梦有爱 我们同在”——关爱残障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二、具体措施和成效
   实施“有梦有爱 我们同在”——关爱残障儿童志愿服务项目，我们目标是着力解决他们的康复、生活自理、技能培养等方面的问题，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增强社会交往和社会适应的能力。具体工作目标包括：（1）增强其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培养生活自理能力；（2）帮助其获得技能训练的机会；（3）帮助其建立信心，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具体而言，主要开展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主动引导，提升学生自理能力。针对每个学生的身体状况，项目制定了简单的、循序渐进式的行动计划。如：从每天早上起床坚持洗脸、刷牙等，在洗刷的过程中渐渐学会自己动手；做些简单的肢体活动；午饭从学会用勺开始，慢慢用筷子代替；下午在进行两个小时的学习辅导后，坚持慢走和在简单仪器上进行肢体动作训练；晚上看电视节目增加社会性知识。在帮助学生制定计划后，志愿者让他们对计划有所明了、表示认可并作出完成承诺，培养自我改变的信心。同时，我们还选择了一些身体和智力情况相对较好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了烹饪训练。每周一、二、四下午花两节课时间，学习一些简单的烹饪技能。目前，所参加活动的学生都能独立烧煮2~4个家常菜；能独立做1~2个冷盘。该课程已经编写了校本课程课本，力争通过3年的烹饪技能训练，每人能够实现自我服务，能独立生活。
  （二）积极参与，提升康复训练成效。有针对性地参与了三类训练：
   1、感统训练。建立了整套感统训练计划，通过训练增强学生们的团结意识和培养秩序感，同时能帮助学生们发展前庭感、本体感，达到一定矫正目的。个训课为每周一、二、四下午两节课时间，每次训练1小时，保证参训学生有足够的训练时间和训练密度，以达到感统训练目的。大课为低年级（1~4年级），每周各1节课，大课的实施目的是为康复训练教师提供工具测量与评估，为以后开展感统个训建立学情了解数据库。通过训练目前存在感统失调学生已通过评估，并且在高强度训练下，感觉综合失调学生不同程度地得到康复。
   2、蒙氏训练。通过蒙氏学具的操作、环境的设计，加强学生精细化动作训练，协助孩子正常化，帮助健全完善的人格。个训课为每周一、二、四下午两节课时间，每次训练40分钟；大课为低年级（1~4年级），每周各1节课。通过蒙氏课训练，目前为30多名学生建立了蒙氏训练档案。
   3、语言训练。个训为每周一、二、四下午各1节课。语言个训针对存在语言障碍、语言理解能力较差学生采用“启音、启智、启慧”训练途径，开展语言矫正、康复训练。目前有8位严重存在语言问题学生正接受训练。通过训练，学生们的语言发音矫正、语言表达与理解都有明显进步。
   （三）因材施教，提升技能训练水平。技能训练是儿童成长和融入社会的重要内容，对于残障儿童来说，获得技能训练更是其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由于身体原因，他们不可能和正常孩子一样接受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但他们也有一份渴求知识，想圆一个读书的梦想。为此，我们充分发挥志愿者特长，有选择性地开展了以下训练项目：
   1、编织。编织活动为每周一、四下午两节课。主要内容是“十字绣”编织，有10名学生参与活动，并且成果斐然。目前，学校有装裱成品和半成品10余幅，部分作品有着一定的使用和收藏价值。后期学校将继续物色更多学生参与活动，在发展学生精细动作基础上，陶冶情操，并教会了学生一项技能。
   2、舞蹈。舞蹈活动为每周二下午两节课。主要是通过唱歌、学跳儿童舞蹈为主要内容，发展学生们的音乐智能，陶冶情趣。目前，该小组已掌握舞蹈6个，能独立演唱10个歌曲。后期学校将要求能组合节目，力争参加扬中市小学生文娱汇演。
   3、美工。美工小组为每周一、四下午两节课。主要通过剪纸、儿童画、中国画、蜡笔画、泥塑等内容教学，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和美工技能。小组目前有300多幅优秀作品，并且有10多幅在全国美术作品大赛上获奖。后期学校将要求小组能出更多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优秀作品，并尽可能通过参赛扩大影响。
   （四）心理抚慰，提升学生抗挫能力。志愿者主要从自我定向方面引导他们正确、积极地面对人生的现实问题，鼓励他们不断克服康复、学习和生活过程中的痛苦，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关注事物积极的一面，增强健康的情绪，乐观地接受现实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每当有学生想放弃的时候，志愿者都在旁边积极鼓舞其坚持下去，让其在锻炼的过程中学会拒绝放弃，培养坚定的意志。志愿者经常会对学生讲述一些残疾人励志的事迹，然后与他们交流，让其抒发自己的感想。学生这时经常会先沉默一会再与志愿者进行交流，并表示自己现在就开始不断训练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不再过分依赖老师和家人。志愿者还表示，随着社会越来越进步,你们的困难将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援助。
   三、助残志愿服务体会
   1、志愿者招募是基础。志愿服务项目的实施，志愿者的组织是关键，红会在项目实施中发挥着引导、联系、协调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助残项目开展以来，我会通过多种途径招募志愿者，一是通过扬中热线网站发帖，面向社会招募；二是通过与金山学院团支部进行合作，面向普通高校在校学生进行招募；三是通过红会工作人员宣传，面向机关事业单位进行招募。截止目前已招募助残志愿者180余人，使我市的助残志愿服务得到进一步壮大，特别是机关部门的一些干部职工也积极加入志愿者队伍。
   2、培训管理是关键。助人者，自己先要是行家里手。为了保证志愿服务的质量，我会每年结合助残志愿服务项目内容，邀请专业人士对志愿者进行各个门类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把志愿服务理念、志愿者权利义务及纪律、志愿服务基本技能等纳入培训内容，并记入每个志愿者的档案，将各类培训时长、服务内容作为志愿者考核的重要依据。通过对志愿者的统一培训和管理，在每周二、周三下午来自不同专业的志愿者开展助残志愿服务已形成固定的模式。
   3、资金投入是保障。我会主动到特教中心进行调研，并撰写《关于追加特殊教育学校经费年度预算标准的提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不仅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特殊教育专项经费以生均每年10%的比例递增，而且列入了市财政预算，有效改善了弱势学生群体的生活学习环境。2011年以来我会共资助烹饪展能活动耗材费1.7万元。在每年助残日前后，我会还动员社会爱心人士向残障儿童献爱心活动，2011年江苏东煌工艺品有限公司向寄宿的24名学生赠送价值8000元的床上用品。2013年组织26名志愿者到学校进行慰问演出。
   4、表彰奖励是动力。定期评选表彰优秀志愿者和优秀志愿者组织，并对优秀志愿者给予一定的政策、精神和物质奖励是志愿服务强大动力。在2012年第25个国际志愿者日，我会联合市特教中心召开志愿者座谈会，共同交流助残志愿服务工作，部分志愿者代表参、市红十字会、市特教中心领导在座谈会上进行了发言,并为30名优秀志愿者代表颁发志愿服务荣誉证书。
（作者单位：扬中市红十字会）

 

 

  
论我国警察现场急救发展的必要性
  ——以中外警察现场急救现状比较为视角
张爽  刘昱欣
 
   警察现场急救是警察在各种充满危险和变幻莫测的战术环境中执法时保障生命安全、在必要时有效实现自救和他救的重要实战技能。近年来随着交通事故、火灾、水灾、地震以及各种恶性事故和恐怖袭击事件的频发，警察面临着更多严峻形势的考验。为达到救助他人和自救的目的，迫切地要求警察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和技能，以免在现场眼睁睁地看着得不到及时救助的群众和同伴失去生命。因此，把现场急救列为每个警察的必修课是非常客观和必要的。
   一、警察现场急救概述
  （一）警察现场急救的含义
   警察现场急救是指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时，经常会遇到意外伤害、灾害事故和危急重症导致的人员伤害，在专业医务人员尚未到达现场的情况下，对伤者、病者进行及时有效的现场急救措施，为医院进一步抢救伤、病者创造条件，赢得宝贵的时间，从而挽救生命。警察现场急救是警务实战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警察依法必备的独特能力和特殊技能，是公安民警职业能力的重要体现。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人民警察的职能也在发生转变。公众希望人民警察能够全方位的服务于社会，接受各种求助和服务、及时处置各种突发事件。人民警察应充分认识到在处理暴力犯罪、伤害案件及突发性安全事件或意外灾害事故时，仅关注案情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具备良好的现场急救技能，才能够对现场的突发疾病、意外伤害的伤员进行正确的处置，在专业的医护人员未到之前，实施最基本的、公认的警察现场急救技能，以得到避免或减少伤亡的目的。
  （二）警察现场急救的特征
   警察所接受的现场急救作为院前救护的一种是基础救护，并不能取代专业医务人员的救治。由于警察职业的依法性和创伤的突发性，警察现场急救具有以下特点：
   1、从其构成要素来说，警察现场急救的主体、客体、发生的地点、内容和方式方法都不同于其他急救。第一，从主体来说，主要是正在执行任务的人民警察而不是医务人员；第二，其针对的客体不仅是受伤的人民群众，还有人质或已被制服的现行犯，同时由于公安人员执法的危险性，其客体还应包括战友或自身；第三，警察现场急救发生的地点不是一般的突发性疾病或意外伤害的事发现场，还包括交通事故、火灾、水灾、地震以及各种恶性事故和恐怖袭击事件的案发现场。
   2、由于警察职业的特殊性，警察现场急救具有依法性的特点。依法性指在现场急救时必须考虑相关法律及道德问题。由于在我国现场急救尚未正式列入警务活动，因此相关法律支持也尚未建立，但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二条及第二十一条规定，警察可以而且应该履行急救义务。但要注意保护被救助人的隐私及尊重当事人自愿，并不得遗弃伤病员，一旦接手伤病员，便有义务负责到底，直到被医务人员等其他有急救资质的人员接手。警察现场急救与医护人员救治是不同的，其必须以法律为依据。
   3、警察现场急救的专业性不强。警察除现场急救之外,还要承担其他许多警察职能, 其主要职责是在医务人员抵达现场之前,对伤病员进行临时性的急救，如止血、帮助伤员立即脱离险境、固定骨折部位、人工呼吸以及胸外按压等。而不能像医务人员那样进行专门抢救。因此，警察所接受的现场急救培训仅是基础知识,以现场急救知识的应知应会为限，而不必过多涉及专业性很强的医学知识。
   二、国内外警察现场急救发展现状比较
   国外警察现场急救技能普及情况
   在国际上，警察被认可为“第一反应者”，担负着处理交通事故、火灾、水灾、地震以及各种恶性事故和恐怖袭击的重要任务，是城市安全救助的生力军，是提高城市安全救助水平不可缺少的力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根据社会进步和需要，学习基本的急救知识和急救技能，已成为国际上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无偿服务社会的志愿者队伍中作重要的系统内容。国际心肺复苏指南对有关基本生命支持 ( BIS) 的实施主体作了要求，明确规定警察有责任开展 BIS 救助。同时，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警察院校课程设置中开始有类似科目出现，并以之作为警察先进执法反应训练科目推而广之。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了院前急救培训，并将其列入警察日常常规工作内容。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典等二十多个国家及我国香港地区，又发展到飞机上的紧急救助和公共场合配备急救设备，每个警察个人配备救助设备和药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警察必须进行急救知识及急救技能的全面培训后才能上岗。目前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的警察均已将现场急救列入警务执法范围，并制定了一系列培训及操作规范，并且还从法律法规以及执法细则上予以明确规定，将警察具备急救技能当成是各项法规建设的需要。院前死亡率明显降低，美国由28.7%   降至6.1％，英国由22％降至4.8％。由此看来，国外警察的急救水平已经非常成熟。下面是一些例子加以佐证：
   美国警察现场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是在警察培训学习时完成的，与其它技能一样，警务急救是美国警察岗前培训的必修课程，因此当遇到危重伤、病人员需要紧急救助时，生命的抢救成功率很高。其中，美国西雅图和迈阿密市较早开展警察医疗的城市，大约3年时间达到每个警察均能掌握急救知识。美国旧金山、洛山矶两市的警察、消防人员、救护车驾驶员至少要接受40学时的急救培训。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警察上岗前需要接受20个小时的急救知识培训并经考试取得急救员合格证书。英国政府也注意对公民和警察进行急救知识教育，推行12周的专业培训，力图使警察都能掌握一定的急救技能。在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警察培训体系中，已经将是否取得 “救护员”或 “初级救护员”资格作为新警录用的一个必备条件; 日本警察部门不定期举行以 “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会应急治疗”为目标的讲习班，旨在提高第一现场警察的应急素质。实践证明，普及警察现场急救知识与技能，不仅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同时可使突发疾病和突发事件中遇难者的抢救成功率大大提高。
   我国警察现场急救发展现状
   由于我国院前急救起步较晚与人口基数大的现实国情，警察现场急救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是中国警务技能中的薄弱环节。随着中国警务改革的不断深入, 将现场急救纳入警务范畴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现场急救作为是警务改革的一项新尝试正在缓慢发展中，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目前，警察急救训练科目已被公安部列入《公安系统人民警察实战基础训练大纲》和《公安系统人民警察实战基础训练教程》之中，公安机关实战基础训练要求警务人员“六会”，其中就包括会现场急救。国内部分法规对警察也有一些相应要求,如《110接警处工作规则》规定“专职处警民警应当掌握基本的救人、救灾及医疗救护技能。”《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规定:“执勤警车应当配备发光指挥棒、反光锥筒、警示灯、停车示意牌、警戒带、照相机(或摄像机)、酒精检测仪、测速仪、灭火器、急救箱、牵引绳、拦车破胎器等必备装备。”
   但我们应该看到，现场急救尚未正式列入中国警察的警务行为, 与警察现场急救有关的法律支持在中国还存在立法空白。虽然有些地方公安机关已经开始对警察进行现场急救的培训，但近年来在我国公安民警培训中，对急救知识的培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还没有将警察现场急救培训纳入到警察专业技能培训的范畴，正规、系统、全面现场急救培训还没有完全展开，只有个别地区的公安部门在地方医疗单位和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对部分民警进行了短期的救护培训。在授课和培训内容上，仅在警务战术中有所反映，其内容仅涉及外伤止血、包扎及搬运，而在实际培训过程中，这部分内容往往因为课时紧张或教师缺乏而被删减。我国目前有一些公安高校已将警务急救列入公安专业类普通学生的课程。但对于在职民警的各类培训班开设现场急救实训课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仅个别培训班开设了该课程的理论课，且课时数为2--3 学时，学员仅为粗略了解该课程，未起到急救技术训练的作用。
我国警察现场急救薄弱的原因
   1、法律上的空白
   目前发达国家的警察均已将现场急救列入警务执法范围，并制定了一系列培训及操作规范。但在我国，现场急救尚未正式列入警察的警务行为,相关的法律支持也尚未建立，与警察现场急救有关的法律支持在中国还存在立法空白。这种法律上的空白会造成警察在进行现场急救时职责不分、权限不明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先通过法律、法规或警察执法细则对警察现场急救的职责、权限以及承担的法律后果加以明确，使警察现场急救工作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2、缺乏制度保障
   由于现场环境的紧迫性及多数警察未接受过规范的、系统的培训，警察在现场急救时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大部分巡警会存在很多顾虑，担心处理不当而引起纠纷或加重损害。同时也与其本身缺乏专业的急救技能训练，没有相应的专业技术做支撑有相当大的关系。此外，现阶段对警察现场急救没有作强制性要求，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上因素源于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与考核激励机制，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相应政策进行明确规范，加强政策介入，在要求警察进行现场急救的同时给予保障，打消警察施救的顾虑。
   3、培训体系不健全
   近年来在我国公安民警培训中，对急救知识的培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还没有将警察现场急救培训纳入到警察专业技能培训的范畴，正规、系统、全面现场急救培训还没有完全展开，只有个别地区的公安部门在地方医疗单位和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对部分民警进行了短期的救护培训。在授课和培训内容上，仅在警务战术中有所反映，其内容仅涉及外伤止血、包扎及搬运，而在实际培训过程中，这部分内容往往因为课时紧张或教师缺乏而被删减，未起到急救技术训练的作用。
   4、重视程度不高
   由于我国院前急救起步较晚与人口基数大的现实国情，警察现场急救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忽视不仅来源于社会与国家给予的关注不够，也来源于多数民警的现场急救意识薄弱。民警们大多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现场急救培训，但他们也没有强烈地欲望想去学习，可见在公安领域内现场急救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同时上级没有下达硬性要求、社会舆论没有关注与此，可见整个社会对警察掌握急救技术的重视程度不高。
   三、我国警察现场急救发展的必要性
  （一）警察行业的危险性要求警察学会自救、互救
警察作为一种特殊职业者，处于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前沿，是和平时期涉险最多的群体，时刻与危险相伴。在查缉、追捕犯罪嫌疑人、侦查破案中受伤、牺牲人数呈逐年增多的趋势，特别是近年来，涉枪、涉爆、绑架劫持人质等严重暴力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日益增多，加大了公安人员执法的危险性，已属高危人群。中国甚至被国际刑警组织称为警察伤亡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警察伤亡几乎达到“天天有牺牲、时时在流血”的现状。
   表1:公安民警因公负伤、牺牲统计表(2000­—2005年)

年份
负伤（人）
牺牲（人）
2000
5215
428
2001
6289
443
2002
6520
443
2003
6076
476
2004
6032
492
2005
4134
414

   因此，在警察职业技能培训中，积极开展现场急救培训，为公安干警在执法行动中负伤时及时开展自救与互救提供帮助，以增强公安民警自身的保护能力，是减低警察伤亡率，保证警察队伍战斗力的有效措施。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减低警察伤亡率，警察掌握现场急救技能是大势所趋、十分必要的。
  （二）警察职业的特殊性要求警察进行他救
   警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在警务活动中，几乎所有的警察都可能面临人员伤亡的紧急情况，在处理突发事件和紧急救助的过程中，往往先于任何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第一个到达现场，成为事发现场的“第一目击者”，也是唯一有权依法处理现场的人。
对于需要急救的伤病员来说，时间是抢救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资料表明:全世界每年创伤患者的20%因未能得到及时的现场救治而死亡，而调查表明，在遇到突发的事件时我国80%的民警对创伤不会处理。通常是说在急救车抵达之前，警察将是救助现场最具权威的人。警察强烈的紧急救助意识和正确的救助方法，不仅可以挽救伤员的生命，而且将为专业性救助赢得非常宝贵的抢救时间。更为特殊的是，由于法律职责所在，警察部门掌握着其他任何部门所不具有的交通控制中心、大范围无线通讯网络、城市治安管理指挥中心、装备精良反应迅速的应急队伍等，因此警察部门的运作，可以为现场第一时间救助和后期运转，提供最佳的和最通畅的路线。
   对现场的伤、病者进行急救以减少伤亡是人民警察的职责，为达到救助他人的目的迫切地要求警察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和技能，以免在现场眼睁睁地看着得不到及时救助的群众失去生命。因此，把现场急救列为每个警察的必修课是非常客观和必要的。
  （三）现代警务改革要求警察掌握现场急救技能
   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公安机关努力构建与时代发展和公安工作实际需要相适应的现代警务机制，最大限度地释放公安机关的内在潜能，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保障。随着我国警务改革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期待、新要求，人民对警察履行现场急救职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面对人民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公安机关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警察现场急救技能作为现代警察的必备技能，有助于提高公安机关的实战能力,提高整体执法水平,是为了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及民警对公安事业的新要求、新期待。
其次 ，随着现代化警务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政府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机关，在服务职能上也正在做出合理的变革和强化。从“警察是秩序的人格化”来看，公安工作就是要给社会成员提供最好的公共安全产品与服务。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如果警察单纯以打击犯罪为手段，将无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和社会的秩序化。警察服务职能的转变要求警察掌握一定的现场急救技能，对受到伤害的群众的及时救护。
  （四）警察现场急救是密切警民关系、提高警察形象的需要
   在贫富差距愈发拉大、利益冲突加剧的当前，警察作为国家机器正置身社会矛盾的夹层，本身就不被社会公众所认可与理解，特别是近些年公安队伍中出现了一些败类，严重损坏了中国警察的整体形象。但公安工作一直强调要依靠人民群众，群众工作的核心就是走进群众、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所需，化解群众难题加强群众工作。人民警察掌握现场急救技能，拓宽了为人民服务的渠道，有利于密切警民关系、提高警察形象。
   抢险救护是公安工作的法定职责。早在解放初期第一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中，就确定了同自然灾害事故作斗争是治安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新制定的《人民警察法》第 21 条规定: “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 “人民警察应当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和社会公益工作。”及时地排险救护是公安业务自身的需要。在刑侦、治安、交通、巡逻、消防等工作中，公安干警面临着大量的排除险情、抢救人命的任务。高质量的排险救护，是把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减轻肇事者的法律责任，及时收集证据的重要保证。高效的排险救护是密切警民关系的重要环节。无疑能赢得群众的感激与爱戴。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20121221301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LGYB201320）]（作者单位：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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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研究（1949——1956）》序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四个明显特征：一是历史悠久，二是影响力广泛，三是政府背景深厚，四是国际性。即便如此，中国红十字会真正引起社会大众广泛而高度关注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大致是从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之后开始。因为在此次震灾救援中，红十字会如同其他众多社会组织，尽显人道主义风采，令人刮目。也正是这一年，学界视之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此后，2011年郭美美事件再次将红十字会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因而有更多的人了解了红十字会。2012年底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红十字会以引领社会组织改革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其自身发展开始实现新的跨越。

   实际上，红十字被引入理论研究和学术视野，从上世纪末算起，至今也不过10余年。从红十字被社会关注，以及被学界发现的历史，可以反观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及其学术研究是何等的缺乏和滞后。所以，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并强调社会建设也就不难理解了。而研究最具社会影响力，同时接受政府和社会资助、监督的红十字会，对于当前社会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红十字运动作为新兴的学术领域，目前史学界对此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期和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的相对薄弱。我的博士生徐国普，先以江苏省域红十字运动为切入点，展开对新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纳入“红十字书系”系列丛书中出版。后在此基础上，开始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十字会，继而写就这部专著。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社会，同样是红十字会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转折期，它影响此后中国社会的走向，同样也影响此后红十字会的走向。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十字会，意义重大。
通阅这部专著，除作者在前言所述的创新处之外，感觉还有以下几处优点值得推介：
   第一，理论视野开阔。作者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新中国初期红十字会纳入整个20世纪历史，以及百年红十字会史的宏观范畴加以考察，并进行新中国红十字会与民国时期红十字会、前苏联红十字会的纵横比较研究。如此，更能清晰地揭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会的组织演变和事业发展的脉络，同时更好地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框架内，把握红十字会与政府、社会间关系。
   第二，资料丰富扎实。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只有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史料，才能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诠释历史。本书运用多种史料，包括档案、期刊、报纸、地方志、文献等，特别是有些资料是首次征引，弥足珍贵。资料丰富鲜活，著作显得厚重而扎实，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场景。
   第三，观点新颖正确。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环境为背景，作者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红十字会，并提出一系列观点，如新中国初期红十字会先后两次组织整顿是国家政策、社会意愿、自身发展以及苏联经验等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的结果；红十字会医防队不仅具有业务功能，而且承担了一定的政治功能；红十字外交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红十字运动呈现转折性、过渡性和革命性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并与社会运行呈正相关关系，等等，令人耳目一新。这些观点新颖正确，体现出作者对本课题的研究，准确而透彻。
   无庸讳言的是，虽然本书具有结构合理、视野开阔、史料丰富、观点正确等诸多优点，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开展研究显得不够；因资料缺乏，在考察1956年红十字会组织整顿时，仅以江苏红十字会为个案，难以把握其全貌；同样是资料因素，对红十字会开展的国际救助，除朝鲜外，其他国家尚没有涉及等。这些不足，自然有待于今后研究作进一步的完善与补充。
不过，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著，本书奠定了新中国红十字会研究的基础，对于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向纵深和宽广发展，多有裨益。是为序。
 

                                                      池子华
                                                     2013年初春于姑苏
按：该书于2013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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