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2015年第4期·总第41期）

目    录

【理论园地】

打造特色品牌  助推公信力建设

——以杭州市余杭区骨髓捐献工作为例………………………………………郝如一  吴芳华

“新常态”下我国器官捐献之现状及发展前景……………………………………………杨  帅

【观察思考】

红十字会救援尼泊尔“4.25地震”述略……………………………………………………欧贺然

尼泊尔地震西藏灾区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援………………………………………………刘思瀚

【纪念世纪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

抗战时期慈善组织的制度构建——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为例…………………………崔龙健

【历史研究】

【理论园地】

打造特色品牌  助推公信力建设

——以杭州市余杭区骨髓捐献工作为例

郝如一  吴芳华

说到红十字会公信力建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爱心善款的募集、管理、使用是否规范、合理、透明。其实，公信力是渗透到红十字会工作所有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并非仅仅涉及款物募捐及其管理使用。

红十字会有好多与民生（特别是生命救助）息息相关的服务项目已经或正在全国形成品牌效应，各地努力把这些品牌打造得越发受欢迎、得好评。造血干细胞捐献（俗称骨髓捐献）就是其中一项运作颇为成熟、救治效果肯定、社会反响很好的特色品牌。本文谨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剖析探讨打造骨髓捐献服务品牌对于红十字会公信力建设的辩证关系和积极作用。

12月3日，在浙江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先进表彰活动中，杭州市余杭区以其报名入库数8年突破2000例、5年成功捐髓13例、今年实现5例的全省县区“排头兵”地位，获得殊荣。他们在打造骨髓捐献品牌的同时，助推了红十字会的社会公信力建设。

公信力源自兑现承诺

90后小伙陈勇早前于11月10日为上海5岁白血病患儿捐献造血干细胞。他是余杭区第13位，也是今年第5位成功捐髓志愿者。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前夕，余杭区副区长、区红十字会会长许玲娣率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先后来到陈勇等5位今年捐髓的志愿者家走访，送去鲜花和慰问品，更送去了红十字会对这些志愿者的关爱和褒奖。因为，这是区红十字会对每一位捐髓志愿者的承诺：红十字会是你们最值得信赖的朋友，我们会永远感谢你们对社会的爱心奉献。

据了解，各地红十字会在动员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时候，对志愿者都有一些承诺。例如：一旦与血液病患者配型初相合，红十字会将提供从全面体检到高分辨配型检测、住院捐献接送等一系列“绿色通道”服务；协调落实报酬奖励、休假安排；上门走访慰问、授予相关荣誉等等。有些地方还承诺提供捐献时的意外保险或捐髓后的健康体检。特别是对已经完成捐髓任务的志愿者，红十字会既不能“事过境迁”更不能“过河拆桥”。应当借助商业营销的“售后服务”和“终身保修”的理念，在行动上体现出对志愿者一辈子的敬重、关爱和服务，甚至尽力帮助他们解决某些困难。唯有高质量地兑现承诺，才能赢得捐髓志愿者的高度信赖，才能使红十字会公信力在捐髓志愿者中形成良好口碑，并在社会上口口相传；也才能产生更大的感召力和号召力，动员吸引更多适龄志愿者报名、采样，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即中华骨髓库）。

在兑现承诺上，余杭区运作得相当到位。志愿者体检时派专人陪同、高分辨检验上门采样、进入捐献前有欢送仪式、去省城入院捐献有专车接送（如需去北京捐献更是全程陪伴）、成功捐髓后休假有保障、区领导亲自登门慰问、授予相关荣誉、终身享受每年一次价值500元的健康体检等。对于志愿者本人或其家庭的困难，红十字会都会兑现“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的承诺。这里有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卢科科原本并非余杭区的捐髓志愿者，她于2010年在外地捐髓后，因工作调动来到余杭。区红十字会立即把她纳入本区捐髓志愿者团队。在获悉卢科科怀孕后，区红十字会便从方方面面给予她特别的关心爱护。2013年4月，她幸福地当上了妈妈。分娩时，卢科科远在外地的妈妈和婆婆一时赶不过来，区红十字会不仅为她落实产科床位、安排人员陪护，连常务副会长都一直相伴左右。这让卢的全家感动不已，也在全省传为佳话。此后的卢科科理所当然地成了红十字会的铁杆志愿者，但凡区上有骨髓捐献的宣传报名活动或有“新人”即将捐献造血干细胞，她都会挤时间主动到场，现身说法。

颇有说服力的事实表明，余杭区认真兑现承诺的做法赢得了社会公信力正能量带来的“辩证反馈效应”，从而在浙江省各县区形成了首屈一指的“余杭现象”：该区自2008年才开始这项工作，启动不算早，提速却很快。全区报名采样加入中华骨髓库人数从2008年的74人，逐年递增到2015年458人，累计2053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人数也从2010以来每年完成1-3例，直至2015年竟然达到5例。

骨髓捐献之所以在余杭区形成比较强大的动员号召力，以致报名入库和成功捐献能够同步提速，无疑源自品牌公信力。否则，如果社会上普遍质疑红十字会的有关承诺，不相信对骨髓捐献的意义、作用和无损健康的宣传，要形成如此良性循环的大好局面，是不可想象的。

相信余杭区在骨髓捐献工作中扎实兑现动员报名时的承诺，对各地红十字会是颇有启迪的。

公信力源自真诚服务

按照工作规程，各地红十字会都要为骨髓捐献志愿者提供相应的服务。客观地说，各地的服务毕竟是有程度差别的，这种差别与提供服务的真诚及到位程度呈正相关；这种差别直接关乎捐髓志愿者的满意度，进而会在一定乃至相当程度上影响红十字会的公信力。人们不会就事论事地局限于对骨髓捐献相关服务本身的评价，往往会将其进行延伸性的解读与社会扩散。

公信力不是冷漠的生硬概念，而是温馨的行动理念。要靠公信力感召更多的志愿者加入骨髓捐献队伍，从报名采样开始，就要让他们感受红十字会人性化的真诚服务。从生活上、工作上关心其本人及家庭。而且，这种感情的联络、应有的服务并不因为捐献任务的结束而终止。

余杭区红十字会为捐髓志愿者们提供的服务是真心诚信的。特别是为每一位进入捐献流程志愿者的服务，可谓体贴入微。为了让捐献志愿者消除顾虑，每次接到高分辨配型通知，区红十字会负责人都亲自与志愿者进行沟通，详解捐献流程、采集方法、注意事项等，并细致解答志愿者的种种疑问，为志愿者及其家属消除顾虑。

从初筛、高配、体检、注射动员剂到正式采集，区红十字会都周到细致地做好全程服务，为捐献者解决后顾之忧。同时，主动与捐献者单位联系，嘱其单位为捐献者协调安排好工作和假期；与捐献者爱人单位沟通，争取配合与支持。

志愿者与病人高分辨配型成功后，区红十字会及时派专人到志愿者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介绍捐献善举的重要意义，为捐献工作争取所在单位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捐献前后，还会举办由区委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领导，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志愿者参加的送迎活动，努力营造良好的氛围。每位捐献者入院采集造血干细胞，区红十字会除派专车接送外，常务副会长都会全程陪伴，给以安慰和鼓励。2011年5月，志愿者谭文炎因为捐髓救治的是位香港病人，需要远赴北京捐献，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依然赴京全程陪同。今年1月，就在志愿者钱辉入院准备接受造血干细胞采集前，突然冷空气降临。红会干部发现钱辉衣服带少了，便特地买了一件崭新的棉衣给钱辉送去。小伙子感动地说，红会的服务太周到了，不但给我温暖而且让我信服。

区红十字会还每年定期组织爱心回访活动，关心慰问捐献者，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红十字大家庭的温暖。据了解，区财政从明年起将设立生命关爱专项，每年拨款10万元，作为关爱帮助捐髓志愿者的开支。

公信力源自舆论宣传

品牌打造固然有利于赢得公信力，但是，要把公信力的正能量最大化，以期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响应和积极参与，就必须使红十字特色品牌与精神文明创建体系融合，切实加大舆论宣传的力度。

余杭区红十字会在把骨髓捐献工作列入全区综合目标考评的基础上，又积极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中扮演“重头戏”的角色。无论是省级文明区创建和“文明余杭”建设，捐髓工作都被列为重要的评估指标。这和红十字会公信力建设是个互动共建的辩证关系。如果区红十字会8年捐髓工作缺乏感召力、公信力和民意基础，区文明办也不会把骨髓捐献纳入全区精神文明创建体系进行考评；反之，能被纳入，则说明地方党委政府对红十字会的高度重视与肯定。通过对骨髓捐献舆论宣传得到放大效应的红十字会公信力，也在促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建功立业”的作用。

借助舆论宣传，余杭区13位捐献骨髓的“成功人士”都成为市民心目中知晓度颇高的救命英雄。有的还被市民高票选为各类精神文明奖项获得者。例如全区第一位成功捐髓的柴立见，先后荣获第三届“感动余杭”人物奖、余杭区首届“道德模范”人物、余杭“美丽洲先锋”、创先争优“十佳党员志愿者”；第二位捐髓的谭文炎获余杭区第三届“感动余杭”人物提名奖、入选最美杭州人——感动杭城十佳教师；第四位捐髓的靳毅，获余杭区“优秀青年”、浙江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全省“最美监狱人民警察”称号；第七位捐髓的杨泳，获“余杭区出彩青年人”称号。前面提到的卢科科，虽然没有在余杭捐髓，依然当选“余杭十佳白衣天使”。全区市民都知道，这些“荣誉人物”产生于红十字会的工作平台，这也是红十字会的荣耀。因为如此，红十字会的形象更好了，公信力也更强了。

当提升了的红十字会公信力作用于骨髓捐献社会宣传时，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这种力量可以动员更多社会适龄人群加入中华骨髓库。从这个角度来讲，公信力是源于兑现承诺和真诚服务，又辩证地反作用于舆论宣传的。余杭区红十字会对此有着深切体会，所以8年来定期举办各类捐献专场主题活动。例如每年开展“我为‘五•八’献血捐髓活动”、“我为‘七•一’献血捐髓活动等”。红十字会通过散发倡议书、举办知识讲座、多媒体幻灯影像播放、图板展示和现场解答等，让更多市民感受骨髓捐献的意义，了解其作用和流程。

在纪念全区骨髓捐献工作开展5周年而举办的《生命爱相髓》主题宣传活动中，区四套班子领导替红十字会公信力站台，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奖，给了红十字会莫大的鼓励和鞭策。《余杭晨报》专刊再现了5年来的感人故事，发布了一千多报名捐髓志愿者荣誉榜。今年6月,区红十字会联合余杭广播电视台录播了《生命爱相髓——余杭的温暖故事》人物专访电视专题片。9月，区红十字会制作的余杭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故事宣传展架和《生命爱相髓》专题宣传片派送到各个镇街巡展。这些舆论宣传产生了良性循环的作用，进一步有效扩大和提升了红十字会的公信力。

骨髓捐献知识进党政机关、进事业单位、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是提高公众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知晓度的有效途径。针对公众普遍存在的“捐髓究竟会不会有损健康”的担心，仅靠泛泛的知识普及不免有点苍白无力。不少地方都会在每一例捐髓采集时邀请过往的“亲历者”到场看望慰问。同时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让市民亲眼目睹这些捐髓“过来人”的健康体魄。

余杭区的实践也表明，采用以上做法的效果非常不错。例如第十一位捐献者、70后的社区医生俞国荣曾是一位肝大叶切除者，捐髓后他的这个“隐私”被人们从媒体报道中知道后，“捐献会否影响健康”在公众心里已不再是问句。第十位捐献者陆雪贤，到高校和大学生分享他的捐髓经历和感受，当场吸引50余位大学生要求报名入库。卢科科更是用自己捐髓后照样生个健康宝宝，而且自己的身体“倍儿棒”的鲜活事实，在骨髓捐献社会宣传中“现身说法”。社会对此普遍反映可信度高、说服力强。

在不久前举行的“迎接G20-杭州毅行”活动中，余杭区红十字会“生命爱相髓”骨髓捐献志愿者团队高调亮相余杭站登山活动，着实火了一把，成为最受瞩目的队伍之一。这十多位成功捐髓者个个身体棒，爬山不输人。其中的靳毅，还参加了11月初的2015杭州马拉松比赛。

这些令人信服的事实，无论通过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新媒体展示于世人，进而让“捐髓无损健康”的宣传在消除市民顾虑的同时，更加凸显出公信力的再度提升。

“新常态”下我国器官捐献之现状及发展前景

杨帅

我国目前器官捐献的现状令人堪忧，器官捐献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供给量远远小于需求量。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中国民众的传统观念、缺乏有力的法律机制等等。那么在“新常态”下，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不妨对实行器官捐献双轨制实行探索。

一、我国器官捐献的现状

    1.捐献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中国的器官捐献率仅为0.03/百万人。远远低于国际上其他国家捐献率。西班牙为35.1/百万人，法国为25.9/百万人，美国为25.8/百万人，而亚洲的平均水平为4.27/百万人。但是，据中国卫生部的数据，不到西班牙的1/1000，仅约英国的1/600，巴西的1/400。

2.需求量远远大于供给量

中国内地目前约有一百万名尿毒症患者，每年还有近12万新增病人。这些患者中，约50万人需要等待肾脏移植治疗。而得到移植手术治疗的每年只有5000名。我国需要肝移植患者人数大于30万每年，而能够得到肝移植手术治疗的患者每年只有2000名。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主席黄洁夫在召开的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昆明研讨会上正式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据黄洁夫介绍，我国目前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所以，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器官捐献的现状令人堪忧，需求量远远大于供给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二、器官捐献现状堪忧的原因

1.中国民众的传统观念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中国人认为，死后就该入土为安，这也是器官捐献最大的阻碍。据了解，其实一些国家，每个人的驾照上都标注有捐献意愿，一旦志愿者出现意外，亲属通常会尊重逝者的意愿，完成器官捐献。几年前，我国也有专家提出借鉴此法，但遭到很多人质疑。传统观念是捐献的重大阻碍。受此影响，许多有意愿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志愿者同意捐献，但在填写志愿书亲属签字环节遭拒绝的不在少数。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偏远封闭的农村，逝世者事后捐献遗体或器官，家属会生活在邻里乡亲的舆论漩涡里。

2.器官资源作为稀缺资源成为各方“牟利”的对象

器官捐献当然不必然导致器官买卖，相反，自愿捐献器官的多了，器官买卖会相应减少。但在中国，器官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不单只是黑中介“牟利”的对象。2013年7月，据《新京报》披露，地方红会以认捐之名向医院开出不菲价码，某地红会对于提供的捐献案例信息，平均每完成一例，要收取10万元的“捐献费”。“但这笔钱具体怎么用，社会并不知情。”为改变以权钱获取器官的潜规则，2011年起卫生计生委（原卫生部）研发计算机分配系统，但2/3器官仍在系统外分配。

当然，享有相当大的自由权的医院以及科室也有寻租空间。中国并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器官捐献系统，拥有宣告死亡权利的医生往往能让有强大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人，或者与医生有着密切关系的患者，优先得到器官。2004年，著名演员傅彪被查出肝癌晚期，半年内进行两次肝移植手术，在第二次移植后四个月去世。甚至有医生直接参与器官买卖，2012年底国内最大的一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开庭，16名犯罪嫌疑人中包括4名正规医院的医生。

3.之前长期依赖死刑犯器官，中国缺乏建立自愿捐献器官制度的动力

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有三种：一是活体器官，二是死刑犯器官，三是自愿身后捐献器官。前卫生计生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主要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器官来源的国家。长期以来，超过90%的器官源于死刑。截至2009年底，卫生计生委（原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65%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刑。死刑犯器官变成挖不尽的富矿，国外等待移植的富人也嗅到了生机。2004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

在这种“供求”模式下，中国缺乏建立公民自愿身后捐献器官制度的动力。直到2007年，国务院才发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而《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则是2013年才发布实施，缺少美国、西班牙等国家相应完善的法律规定，脑死亡标准更尚无立法。多年来也未能建立一个如美国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欧洲的英国器官分配系统（UK Transplant）等一个医学行业与社会共同构建的移植管理机构。

三、“新常态”下实行器官捐献双轨制的探索

1.实行双轨制的创新探索

我认为在“新常态”下着重应该强调的是创新精神，不要固步自封。那么对于器官捐献来说，我觉得可以在原有的义务捐献的基础上，加之适当的有偿捐献。总结来说就是在器官捐献的领域内，尝试推行义务捐献与有偿捐献的“双轨制”政策。

诚然，如果整个中国社会对义务捐献能表现出极大热情的话，国民会自愿支持国家器官捐献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提倡有偿捐献的政策了。但是，事实是，我国每年有100万肾功能衰竭者、30万肝功能衰竭者在苦苦等待器官移植，但是供需比例是1:30。也就是说30个需要器官移植的当中，只有一个人有生的希望，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和比例啊。

2.社会各界应积极配合和互相合作

    中国红十字会和其他社会机构、政府机构对于器官移植的宗旨应该是什么呢？最终目的应该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救助更多的中国国民，只有使更多病人有生的希望，我想这才是“新常态”下最务实、最应该得到重视的目标。而不是冠冕堂皇的讲求“社会道义”、“人道精神”，一味的强调这些理论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所以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和实际情况下，我认为可以考虑适当实行有偿器官捐献。

2012年11月22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广州表示，中国正在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将考虑纳入一定的刺激机制，给与一定的人道救助经济补偿。器官的获取等都会涉及必要的经费需求，考虑到器官捐献者在医院治疗过程中的医疗费用和捐赠者的困难，提供一定的人道救助经济补偿，比如住院医疗费用的减免、捐赠者家庭的医疗保险、困难救助、学费优惠、税收减免，包括丧葬费用等都可以纳入考虑。这说明国家已经逐步开始重视有偿捐献的政策，但是还缺乏具体可行的政策法规。我觉得政府要在立法上面制定有偿捐献的政策；各级红十字会等社会公益机构要加强引导、宣传；媒体和公众要加强监督。

3.双轨制只是过渡性措施

最后我要说的是，双轨制只是器官捐献的过渡性措施，最终目标还是实行全社会的义务捐献。这个过渡期的时间是由整体国民素质的增速决定的，我希望看到不久的将来，中国主动捐献器官的人数会增多，使更多的病患者延续生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希望看到国民们不是在金钱的刺激下而被动的捐献器官，而是由于自身的个人情操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主动去自愿无偿地捐献器官，去奉献自己应有的一份力量。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观察思考】

红十字会救援尼泊尔“4.25地震”述略

欧贺然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于北京时间2015年4月25日14时11分，发生8.1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是该国自1934年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地震。地震使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与我国相邻的南亚小国遭受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为尼泊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政府对此深表同情和关切，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开展救援工作。本文就此问题略作考察。

一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简称尼泊尔，为南亚山区内陆国家，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发源地，北与我国西藏自治区相接，东与印度锡金邦为邻，西部和南部与印度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北方邦和北国邦接壤，面积约1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600万，处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上。尼泊尔为农业国，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基础薄弱，规模较小，机械化水平低，发展缓慢，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全国有医院不到100所，医生约2000人。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自然风光旖旎，气候宜人，徒步旅游和登山业比较发达。2012年，接待航空游客59.53万人，增长18.9%。赴尼旅游的主要为亚洲游客，其中以印度、中国游客居多，其次为西欧和北美游客。

然而，这场8.1级地震使尼泊尔整个国家几乎遭受灭顶之灾。截至6月11日，地震至少造成8786人死亡，22303人受伤。联合国方面估计，尼泊尔约有800万人受到这次强震影响，大约130万儿童急需人道救援。地震致使尼泊尔约51.70万座建筑物部分损毁，另有51.34万座建筑物完全损毁，1.6万所学校遭破坏，4个地区的90%医疗设施受到严重损毁，文化古迹损毁情况也较为严重，经济损失可能超过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10.5亿元），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毛额(GDP)的20%，而且这个贫困国家极其仰赖的旅游业也将中断数月。若无他国支援，尼泊尔近期经济势必陷入萎缩。市场评估机构IHS亚太首席经济学家华斯瓦斯说：“死亡与受伤人数剧增，经济冲击严重。尼泊尔要在易受强震冲击地区以合乎标准的方式进行长期重建，总成本可能超过50亿美元。”雪上加霜的是，强震毁损尼泊尔重要的旅游经济。该国每年吸引近百万名外国游客涌入参观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古迹寺庙，以及圣母峰等雄伟山脉。旅游业分析师哈特维尔特说：“短期内，尼泊尔观光业将降至接近零。”地震后当地受灾家庭的牲畜、作物、粮食储备和其他农业投入基本全部丧失。地震还破坏了当地市场和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和主要灌排水渠等，地方贸易受到严重制约，紧急援助运送受阻。粮农组织警告说，如果当地农民错过5月下旬开始的育苗季节，那么在2016年年底之前，作为该国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将无法收获，再加上可能发生的粮食库存减少和小麦及玉米歉收，尼泊尔将出现严重的粮食供应不足。这对本身贫穷落后的尼泊尔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二

尼泊尔地震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向尼泊尔伸出援手。尼泊尔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多个国家红十字会赶赴灾区，开展紧急救援工作。

首先，及时提供医疗及生活物资援助。地震发生后，尼泊尔红十字会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入灾区开展工作，提供搜救、应急和医疗救援等服务。尼泊尔红十字会在加德满都的血站也进入应急状态，为该城市重要的医疗救助点提供血液。尼泊尔红十字会在自然灾害救援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在政府应急计划当中充当领导角色。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立即启动紧急响应，并发出紧急救灾募捐呼吁，号召人们为地震灾区提供人道援助。国际联合会亚太地区代表团主任亚甘·扎普干表示，国际联合会特别关注震中附近农村乡镇居民的命运。由于山体滑坡，很多通往乡镇地区的道路被阻断或毁坏，使得国际联合会无法和当地红十字会取得联系并准确了解灾情。

为了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的救灾工作，国际联合会派出该组织在日内瓦、新德里、吉隆坡和曼谷的工作人员深入灾区，还动员其在吉隆坡和迪拜的物流系统调配救援物资运往灾区，近1.9万个非食品救济包，救济包里装有衣服、厨房用品、防水帆布、蚊帐和个人卫生用品等运往灾区，近1200个防水帆布罩已经分发给流离失所的灾民。国际联合会还从其灾害应急基金中拨出50万瑞士法郎用于此次灾害救援。扎普干表示，目前灾民需求主要包括食物、水、医疗和安置帐篷等。与此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专门开设重建家庭联系尼泊尔地震网页，帮助灾民寻找尼泊尔地震中失去联系的亲人。

其次，组织专业救援队，深入灾区进行救援。地震发生后，国际人道援助涌向尼泊尔。截至5月5日，共计76支国际救援队参与了尼泊尔地震救援工作，其中包括1872名搜救队员和177只搜救犬，共救出16名幸存者，处理尸体178具，为1182名患者进行了医疗诊治。

再次，多国红十字会积极行动，提供人道援助。得知灾情，美国红十字会立即拨付30万美元用于此次地震灾害救援，并与尼泊尔红十字会和国际红十字运动网络密切合作，为灾区提供援助。美国红十字会还为此次救灾行动提供远程定位和信息管理等技术支持。美国的灾害专家也已赶往尼泊尔协助救援。现场评估小组进入灾区，他们的行动为救灾人员提供更加准确的灾害信息。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红十字会也在地震后发出捐款呼吁，为尼泊尔地震救援行动筹集资金。而且美、英红十字会与尼泊尔红十字会合作，在尼泊尔开展防灾减灾项目，并帮助尼泊尔红十字会提高救灾能力。

三

“众神之国”尼泊尔遭遇的灾难，牵动着世界的心。8.1级强烈地震，黯淡了雪山蓝天间闪耀着阳光的屋顶，也黯淡了高山之国里人们纯真的眼眸。“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共克时艰、战胜灾害”，习近平主席第一时间发出的慰问电，代表着每一个心怀善念关注斯土斯民者的心声。而第一时间，对地震波及的西藏受灾地区展开全力以赴的抗震抢险；第一时间，相关部门积极调配运力前往尼泊尔接回我国滞留游客，快速有力的行动，更让受灾同胞感受到祖国力量。从汶川、玉树，到芦山、鲁甸，人们心中的伤口虽已不再流血，但疤痕却仍未淡去。这无疑让更多人对于邻国发生的灾难有着强烈的切身感，祈愿那不断更新的伤亡数字不再上升。与尼泊尔一山之隔的西藏震感强烈，损失也很严重，数十人死亡受伤，20多万人不同程度受灾。

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总会及各级分会积极响应号召，迅速而有序的展开赈灾救援行动。4月25日下午，华建敏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向尼泊尔红十字会发出慰问电，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在紧急救援阶段向尼泊尔地震灾区提供500万元人民币和50万元港币的人道援助。中国红十字医疗救援队也已做好准备，随时赴尼泊尔地震灾区提供医疗支持。中国红十字会将密切关注尼泊尔地震灾区后续救援工作进展，并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4月26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表示，中国红十字会的2000顶帐篷从北京备灾中心空运尼泊尔加德满都，因为目前所有飞往尼泊尔的航班要实行统一调配，中国红十字会正在联系民航货机争取在4月28日将该批帐篷运出。

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快速派遣由20名队员组成的救援队参与救援。4月28日下午，中国红十字赈济救援队首批4名队员分别从北京、银川和青岛出发，奔赴尼泊尔地震灾区开展救援工作。中国红十字赈济救援队到达尼泊尔地震灾区后，主要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帮助尼泊尔红十字会做好中国红十字会援助尼方2000顶救灾帐篷的交接和搭建，并配合尼泊尔红十字会开展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二是选择并搭建中国红十字会救灾营地，保障下一步医疗救援工作顺利开展；三是深入灾区，进一步评估灾情，了解灾区需求，为后续救援工作做好充分准备。医疗救援队队长陈金宏介绍，此次赴尼泊尔救援，医疗救援队有针对性地携带了总价值500多万元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包括便携式麻醉呼吸机、便携血气机、生化检测仪等30多类近百种医疗设备和器材，以及6大类150多个品种近2万盒药品。对于灾区目前已经出现的腹泻等情况，他们还特别增加了诺氟沙星、黄连素、口服补液盐、肠胃康等药品。此外，救援队还携带了妇科产包、产钳等医疗器械。

地震发生后，香港红十字会紧急拨款50万元港币赈灾，并实时接受公众捐款，支持红十字会的紧急赈灾行动。

澳门红十字会从赈灾基金中拨出澳门币30万元，汇往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用于紧急赈灾。澳门红十字会表示，将密切关注灾情发展，并与国际联合会保持紧密联系。澳门红十字会已开始接受尼泊尔地震捐款，善款将转交到国际联合会。

纵观此次中国红十字会的跨国救援行动，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是行动快。尼泊尔4月25日发生强震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立即做出重要批示，在第一时间向尼泊尔总统总理发电慰问，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随即也发出慰问电，并表示将对尼泊尔进行援助。第二是投入大。中国红十字会共向尼泊尔地震灾区派遣救援队员28名，在灾区累计工作33天，诊治伤病患者3645人，指导搭建帐篷2000顶。中国红十字会在紧急救援阶段向尼泊尔地震灾区提供500万元人民币和50万元港币的人道援助。

从汶川、玉树，到芦山、鲁甸，中国红十字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相关的灾后重建工作也做出积极贡献。中国红十字会将利用这些经验，积极支援尼泊尔灾后重建，帮助尼泊尔人民重建家园。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尼泊尔地震西藏灾区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援

刘思瀚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的8.1级强烈地震，影响到我国西藏部分地区，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本文拟考察中国红十字会对尼泊尔地震西藏灾区采取的救助行动，并予以简析。  

一、灾情概况

2015年4月25日14时11分，尼泊尔（北纬28.2度，东经84.7度）发生8.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余震134次。震中位于博克拉，重烈度区从震中向东延伸。震中距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边境43公里，距离聂拉木县42公里。受此波及，日喀则市多地震感强烈，辐射日喀则、阿里、山南、拉萨等地市。随后，在尼泊尔与西藏还连续发生了3次高强度余震，分别达到7.0级、5.0级与7.1级。

据专家分析，此次尼泊尔地震属于浅源性强震，所释放的能量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1.4倍，其地震烈度达到11度至12度。

如此强烈的地震给我国西藏地区造成了较大破坏。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聂拉木、吉隆、定日、萨嘎、仲巴、定结、亚东、拉孜等8县和阿里地区普兰县等地受到地震影响，其中聂拉木、吉隆、定日、萨嘎等县受灾严重。

地震对西藏灾区交通与通讯的破坏给救灾行动带来了较大的障碍。国道216线、318线部分路段通行受阻。其中，216线吉隆镇至热索桥方向28千米处（吉热公路K221），还由于塌方形成了一处堰塞湖。通讯方面，截止5月1日，通信基站被毁数上升至66个，多个地区的通讯依然处于中断状态。

地震还引发了一系列次生灾害，如珠穆朗玛峰山脉发生的雪崩。地震发生时，我国在珠峰南侧尼泊尔一侧有4支登山队约40人正在登山。北侧我国西藏自治区一侧有1支登山队在登山。地震引起的雪崩，一度将48位登山队员困在山上，并造成多人死亡，西藏珠峰大本营景区也紧急关闭。

此次“4·25”尼泊尔地震总计造成中国西藏自治区27人死亡、3人失踪、860人受伤，2865户民房倒塌、38806户民房受损，242座寺庙和文物单位用房受损（其中7座倒塌），聂拉木县、吉隆县、定日县80%以上的房屋损毁。41677户300507人不同程度受灾，近14万人严重受灾。据有关部门评估，此次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共计348.84亿元（不含驻地部队和武警序列的损失），间接经济损失471.17亿元。

二、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

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在地震发生后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全面部署,党政军警民协调配合,全力开展抗震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积极配合西藏自治区,做好抢险救灾和伤员救治,尽最大努力减轻灾害损失。4月25日17时，国家减灾委、民政部紧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依据灾区的需求组织调拨中央救灾储备物资，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商下拨中央救灾资金的相关事宜，全力支持西藏自治区做好救灾工作。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全力开展救援行动。

（一）统筹规划，红十字总会组织救援

地震灾害发生后，中国红十字总会紧急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组织人道援助。在地震发生当天，便向灾区调运了包括棉帐篷、棉被、衣物等在内的价值101.51万元的救灾物资。次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从成都备灾救灾中心发出一批包括棉帐篷200顶、棉被4000床、夹克衫3000件的物资。此外，中国红十字总会于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捐款方式，除了传统的银行捐款、邮局捐款与网络捐款等方式外，还开通了使用手机短信捐款的新方式，捐款者只要向指定的号码发送短信，就能为灾区人民献上自己的爱心，十分便捷。

同时，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统一部署，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紧急启动“天使之旅-尼泊尔西藏救援行动”，向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紧急援助抗震救灾资金50万元，用于紧急救援阶段救灾工作。还派出地震前线救援工作队，深入灾区开展灾情评估，参与紧急救援，组织“赈济家庭箱”采购工作。据这支救援队的工作人员回忆，他们在到达地震灾区后，在与西藏红会以及灾区安置点的受灾群众进行沟通后，救援队决定结合西藏地区特殊的条件和民族习惯，调整物资采购品种，除了一般性的生活物资外，特别为灾区安置点群众准备糌粑、酥油机等适合藏族同胞日常生活的物资。救援队还为首批转移到安置点的聂拉木县樟木镇樟木村、帮村两个村的300户800余名受灾群众配发了总价值10万元的赈济家庭箱，解决了受灾群众的燃眉之急。随后，在当地志愿者的协助下，救援队的工作人员为拉萨市的1000 户受灾家庭采购了总价值50 万元的糌粑、毛毯以及日常生活用品，通过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发送到受灾群众手中。此外，中国红基会合生元母婴救助基金第一时间加入到救援行动中，并向地震灾区捐赠了20万元现金和价值30万元的营养物资。

随着救灾工作的稳步进行，5月7日至10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带队赴西藏自治区调研抗震救灾和基层红十字会工作。陈竺会长深入“4·25”地震重灾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灾民安置点，慰问了受灾群众。在调研过程中，陈竺会长对西藏自治区抗震救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国红十字会高度重视西藏抗震救灾工作，并表示中国红十字会将继续支持西藏抗震救灾工作，同时探索建立对口支援西藏的长效机制，加大支持力度，造福西藏人民。

（二）迅速反应，西藏自治区红会展开自救

地震发生后，西藏自治区红会于4月26日及时召开会议部署救灾工作，临时为灾区筹备了价值60万元的急需物资，包括方便面500箱、毛毯500床、生活应急包300件、奶粉及米粉100箱、糌粑10000多斤。

同日上午9点，自治区红十字会在收到中国红十字总会拨付的20万元现金后，立即派人采购受灾群众急需的糌粑、毛毯、方便面、矿泉水等物资。并从备灾仓库里取出应急包，第一时间发放给受灾群众。为了及时的将救灾物资送至灾区民众手中，自治区红十字会联络地震救灾指挥部，采用直升机空投的办法，将红十字会的救灾品发送受灾地区。

同时，自治区红十字会通过报纸、网站、电视台公布募捐账号。并且动员西藏自治区未受灾地区的群众援助各受灾区，不少藏族老阿妈买了一些糌粑及其他物资，送到自治区红十字会，希望红会能转交她们的一片心意。

5月5日，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联系自治区公安边防总队，调派了5辆军用车，将第二批价值100.95万元的物资运送到吉隆县地震灾区安置点。这批物资主要包括棉被3000床、家庭应急包1000包、夹克衫2000件、糌粑1.4万斤、大米1万斤、面粉1万斤、砖茶400条、方便面400箱、湿巾100箱等物资。此后，自治区红会于5月14日调运了第三批价值1016350元的物资到日喀则；于5月16日将第四批价值278984.4元的救灾物资调运到定日县。

据统计，截止5月14日上午，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共募集资金790多万，主要用于购买灾区群众所需食品、饮用水、毛毯等物品。

值得一提的是，地震发生后不久，正值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许多本应前往参加会议的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了抓住地震灾害救援的宝贵时间，都选择留在当地开展救灾工作。这也反映出自治区红会人的崇高的责任感。

（三）捐款献物，各地红会伸出援手

地震发生后，各地红十字会纷纷开展人道援助行动，向灾区捐款赠物。

地震发生后第二天，上海市红十字会便向西藏日喀则地震灾区提供了30万元紧急救灾款及2000条棉被和2000只家庭救助包。

同日，山西省红十字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山西省各市区红十字会认真做好接收社会各界向尼泊尔和西藏自治区捐赠款物的工作，并向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紧急拨付10万元，用于帮助灾区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向西藏地震灾区拨付500床棉被，价值4.8万元。

青岛市红十字会也于第一时间向灾区调拨棉衣、棉被以及家庭御寒救济包500个，价值20余万元。并发动社会捐赠款物，援助西藏地震灾区。截止4月29日，已接收社会各界捐款25.44万元。

新疆红十字会则迅速响应总会的号召，于4月27日派遣新疆蓝天救援队赶赴西藏地震灾区救援，同时向西藏地震灾区捐款10万元。

浙江省红十字会执委会于同日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决定，通过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向日喀则地震灾区紧急拨付赈灾款物82.85万元。其中，紧急救灾资金10万元，赈灾物资价值72.85万元，救灾物资主要有棉衣、毛衣、夹克衫等。

4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决定从“博爱一日捐”备灾资金中拨出10万元，用于西藏地震灾区紧急救援或灾后重建工作，以表达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对地震灾区受灾群众的关心与慰问之情。

天津市红十字会也向西藏地震灾区伸出援手，从备灾救灾金中汇拨30万元，通过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向日喀则地震灾区提供紧急人道援助。

4月30日，青海省红十字会向西藏地震灾区捐款10万元，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红十字会收到玉树州委、州政府向尼泊尔、西藏灾区捐助的100万元善款与玉树市委、市政府向灾区捐助的20万元。

由于此次地震救援期正值“5·8”世界红十字日纪念周，各地红会还将援助西藏地震灾区与纪念“5·8”世界红十字日的活动结合起来。例如，济南市市中区红十字会组织在校大学生，于济南大学西校区开展了主题为“驰援西藏抗震救灾”的志愿服务活动，以迎接第68个世界红十字日到来。这次活动共为灾区募集捐款1900余元，募集衣物价值2万余元。同样在红十字周中开展支援西藏募捐活动的还有江西省瑞金市红十字会，由志愿者们自发组织。

还有不少县级红十字会也抓住纪念世界红十字日的难得机会，为西藏灾区劝捐善款。如云南省西盟县、镇沅县、安徽省灵璧县、贵州德江县等红十字会。其中，贵州德江县红十字会组织的“博爱一日捐”暨为尼泊尔和我国西藏地震灾区募捐活动规模较大，该县的县委书记等县领导及县直属机关和部门负责人都出席该活动，共为灾区人民筹得捐款1201.2元。捐款虽然不多，但体现了基层民众的一份心意。

总而言之，全国各地的红十字会为此次西藏地震的灾区献出了自己的爱心，为救助灾民与灾区的灾后重建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三、红十字会救灾工作简评

此次中国红十字会针对尼泊尔地震西藏灾区展开的救援行动，在工作水平稳步提升的基础上，又使救援工作不失灵活。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救灾行动灵活而有针对性。从灾区红十字会救灾队员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进入灾区之前，救援队并没有准备过多救济所需的粮食，而是在经过实地调查后，在尊重西藏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习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大量采购糌粑这种藏族人民的传统主食，来代替普通的救助物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一救援方式的成功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此次地震灾情不同以往，受灾地区周边有不少居民还保有生产能力，救灾队能够从他们手中买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但这种特殊情况也反映出红十字人的救灾经验愈发丰富，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最合适的办法展开救援。

其二，努力扩大善款来源。在此次地震救灾募款行动中，不少红十字会多与佛教开展密切合作。例如：4月27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圣辉大和尚等代表湖南省佛慈基金会，来到湖南省红十字会，向西藏、尼泊尔地震灾区分别捐赠10万元和15万元。湖南省红十字会表示将把这两笔善款尽快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汇往灾区。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龙华寺方丈照诚法师也于4月28日，代表上海佛教界向上海市红十字会捐赠善款411万元，用于尼泊尔地震救灾以及我国西藏受灾地区。此外，上海市金山区万寿寺也向该区红十字会捐出善款34200元，希望能帮助日喀则灾区人民早日重建美好家园。安徽省宣城市著名佛教界人士释圣富法师，于5月8日通过宣城市红十字会向西藏地震灾区捐款10万元。

除了佛教界人士踊跃捐助受灾地区，各地的红十字会还和企业加强联络，帮助他们将爱心传递到灾区受灾群众手中。

地震灾害发生后，昆明一家户外用品公司通过云南省红十字会向西藏地震灾区捐赠了价值25.44万元的公司产品。此外还有：上元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来到南京市江宁区红会，为西藏灾区捐款15000元，帮助灾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南京星乔威泰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通过江宁区红十字会，为西藏地震灾区捐款7858.2元；广西红会也收到中恒集团捐赠的30万元，用于支援西藏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工作；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积极响应上海市红十字会为灾区人民提供人道援助的号召，于27日中午，通过上海小绵羊实业有限公司紧急筹备了救灾冬被500条，及时送往灾区。

其三，听从指挥，分工明确。此次地震，影响救援的主要灾情是泥石流与山体滑波导致的道路阻塞。但通过对此次地震救援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救援工作井井有条，各部门单位分工明确。抢通道路的工作是由武警、军队及路政部门合作完成的。红十字会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对灾民的救护与救灾物资的发放上，避免了与其他部门救灾职责的重复。可以说红十字会在经历了近几年的灾害救护的历练后，其灾害救护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找准了红十字会在灾害救护行动中的定位。同时，这也反映出我国政府的灾害应对能力有所提高。

此次地震灾害救护的前期救援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目前红十字会已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上。笔者认为此次受灾的各种文化古迹值得注意保护与修复，红十字会也应当对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投以关注，联合专业人士与有关部门落实保护措施，起到连接社会力量与政府部门桥梁的作用。这也不失为红十字会探索社会服务领域工作的一条可行之路。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纪念世纪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

抗战时期慈善组织的制度构建

——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为例

崔龙健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社会各界纷纷成立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包括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等由旅沪中外慈善人士共同发起的慈善组织，这些战时慈善组织为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一支十分重要的人道主义力量。本文拟从社会组织制度理论的视角，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为例进行制度层面的考察，以为抗战时期成立的慈善组织研究作一些有益探索。

一、组织缘起及《大纲》制定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是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的简称，该组织成立于1937年10月2日，结束于1939年3月31日，专门办理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事宜，并“向国内外劝募捐款为各善团之后盾”，是名副其实的战时慈善组织。

之所以组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这样一个红十字组织，是由当时战争环境和抗战救护形势决定的。1937年8月13日，日本继在华北挑起战祸，为阻止中国军队北上增援，并为达成速战速决军事目的，又在当时中国经济重心及首都门户的上海发动战争，史称“淞沪会战”，是抗战期间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双方相继投入百余万兵力，战斗持续达三个月，中国军队总计伤亡25万余人，几占投入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伤亡惨重。上海民众亦遭池鱼之殃，据有关方面保守估算，约有10至15万平民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生命，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沦为战争难民。仅战争爆发当天，就有超过6万人逃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避难，他们“大部分是农民和工人，离开了田舍和工厂，就无法生活；在租界又举目无亲，因冻馁而死的每天有一百多人。”然而，更多难民或扶老携幼奔租界而来，或在战火中等待援救出险，伤兵和难民迅速成为异常棘手的社会问题。

面对严峻的救援形势，尽管中国红十字会早在1936年初就开始谋划抗战救护事宜，但救护工作仍旧困难重重。“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联络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等与救护有关团体，在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基础上，重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以红十字旗帜整合救护力量，除积极筹募捐款并购置大量医药用品之外，还着手编练救护人员。淞沪战事一打响，便在中德医院召集救护人员，编队出发前线救护，“从8月13日至20日，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先后成立救护队6队，按照《中央救护大纲》加以缩编，每队队员56人。”此后又组织救护队4队、急救队12队，并征集救护汽车98辆，救护伤兵总计39000余人，另开办救护医院24所，特约公私医院16所，为伤兵、伤民提供医疗服务。但是，随着战线内移和扩大，救护任务变得更为繁重，有限的救护能力不敷应用，而且战场环境日趋恶劣，各救护队员常遭日机轰炸，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机见悬有红十字会旗之车辆，即掷弹或用机关枪扫射”，其中第一救护队遭遇最为凄惨，该队于8月23日与多名日兵相遇，副队长苏克己及队员三人被夺去红十字臂章并遭强制跪地开枪击毙，被救出女护士陈秀芳送往中德医院后不治身亡，除队员王方赓等三人逃出外，其他队员下落不明。又受制于军部约束，中国红十字会对于救护工作保持缄默，没有及时向社会公布救护动态，“至因此引起各方之怀疑与责难”，此举不利于获取社会各界最大限度的支持，“这与‘一·二八’抗战救护中红十字会所需一呼可集情形不可以道里计。”

同时，难民救济情形也不乐观。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上海附近难民不下130万人，涌入租界者高达70万人。两租界当局及各慈善组织、同乡会见此情形，纷纷设立收容所予以收容。至9月23日，经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勘验的收容所就有121处，收容难民61,896人。租界作为难民最后的容身之处，势不能承受如此之大压力，尽管租界当局一开始就实行入口管制和宵禁，采用也纳也挡的办法，但人满为患时的疾病预防和治安管理等社会控制问题成为一道难题，“不久租界当局就表示了要有所限制的意向，例如，他们向红十字会中的我国人员发出通知，每天送到租界里的伤员不得超过5000人，还有其他种种麻烦的规定。”另一方面，“若以全沪各善团所收容之难民，奚止数十万人，不谋遣送，给养为难”，各组织遂又设法分批遣送难民回籍，但难民遣送工作十分困难，除难民人数多、交通工具缺乏，并受日机轰炸及扫射威胁，据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报告：“八月一十二日，由沪开苏之汽车七辆，经南翔时，被敌机投弹轰炸，死伤难民五六十人；同月二十八日，难民集中南火车站，准备登车出发时，被敌机投弹轰炸，死伤四百余人；九月五日，在北新泾野鸡墩，有小火轮拖带拖船轮送难民至苏州、嘉兴一处，敌机以机枪扫射，死伤六七十人；同月十三日，仍在该处，由小火轮及民船遣送难民，又遭敌机轰炸，伤亡达四百余人。”而且各组织各自为战，工作效率不高。加上难民不断增加，及各组织自负经费，“每月需款数万元，以往经费，全恃临时劝募而来，时有枯竭之虞”，颇感难以维持，难民给养逐渐发生困难。

由此可见，淞沪会战进行不久，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已然陷入困境，参与此次抗战救护的旅沪中外慈善人士对此深感忧虑，为促使这两项工作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率地开展，纷纷向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颜惠庆建言，呼吁成立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颜惠庆为此积极奔走联络，在走访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总干事贝克等人之后，于9月18日在上海国际饭店主持召开筹备会议，决议推定颜惠庆、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务委员兼救济组主任法籍神父饶家驹、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钟思及总董普兰德等16人组成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具体筹备事宜。经数次会议研究，基本完成了组织架构和主要人事安排，并于10月6日正式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提出许可证申请，旋得总会同意和执行委员会通过，将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分设办事处于静安寺路国际饭店及河南路505号华洋义赈救灾总会。

因受制于战时环境和救护工作需要，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筹备期并不算长，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组织章程的制定。按照执行委员会9月24日在冯炳南府邸会议决议，章程主要由颜惠庆组织起草，颜惠庆对此十分重视，经与胞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医院院长颜福庆探讨、商谈，旋于28日召开章程草拟会议，拟就了一份章程草案提交执行委员会审议，随于10月2日在执行委员会总务会议上表决通过。在此期间，颜惠庆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该章程草案的评论。12日又召开联席会议，通过章程正式文本，11月23日进行了修正，最后形成《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组织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二、《大纲》形成的制度基础

《组织大纲》，即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章程”，700余字，凡13条，分别为定名、宗旨、会址、职员、执行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分委员会、责任、财务、会员、会期、职权、修改。就文本而言，通篇文字力求简洁明了，并无赘述之言，内容上也囊括了制度的所有要素，对价值系统、参与人、规范、物质准备、活动本身以及制度的功能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因而从制度层面来看，《大纲》是一份较为成熟的社会组织章程，能在战争环境中以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制定出来，除颜惠庆等人才华体现之外，主要得益于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在内的近代中国社会组织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给抗战时期新近成立的慈善组织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近代以降，受西学东渐及西方慈善理念传入的影响，中国传统善会善堂等慈善组织的职能逐渐扩大，传统慈善逐步向近代转型，至民国时已在社会变迁中能够扮演“特殊而又重要的角色”，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如慈善组织管理的法制化。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近代慈善组织的典型代表，对章程一向特别重视，从红十字运动登陆到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组织章程随着时代的变化，一直处于演进之中，分别经历了近代化和法制化两个时期。

晚清至民国初年为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也是中国红十字组织章程由萌芽到发展的重要阶段。可追溯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这是目前所知第一个与中国红十字运动有关联的章程。1904年3月3日，为拯救日俄战争中东三省被难同胞，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等人“援万国红十字会例”，在上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同日在《申报》刊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该章程共39条，在阐述立会缘由基础之上，主要明确了组织任务与构架、红十字标志与救济权限、救护宗旨及办法等项，从章程上看已具近代慈善组织雏形，但具体运作仍未完全脱离传统善会善堂模式的影响，而且存在仅有七天时间，未开展具体救护工作，“特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耳。”其后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同月10日，紧接着在上海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其章程计有8条，阐明了立会宗旨与体制、总分会董事职责、经费来源及使用、战地救护及善后办法。根据该章程规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系由“中、英、法、德、美五中立国联合倡办”，以“医治战地因战被伤之战国及局外兵民，救护战地之无关战事因战被难人民”为宗旨，这比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要更进一步，更能体现红十字中立及人道主义性质。同时该章程也更加突出清政府的作用，其有明文规定：“凡事中西会议，仍由华总董会商刘星阶学士宇泰、杨杏城参议士琦，秉承中国钦差大臣吕镜宇尚书海寰、盛杏荪宫保宣怀、吴仲怡侍郎重熹核定施行。”此外添设分会，“仍由总董呈请中国钦差吕、盛、吴三大臣给发该分会华董印札，以专责成而昭慎重。” 作为中国红十字组织章程的初次应用，总体上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为中国红十字组织章程的成长和演进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的制订提上了历史日程，“至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应由华总董另撰，呈候咨部核奏，请旨饬行。”但未见另拟，直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结束，中国红十字会开启自立道路，沈敦和等参酌“简明章程”和《日本赤十字社章程》拟出《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6条），由吕海寰、吴重熹在1910年1月会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内容涉及机构（事务所、医院、学堂）、关防、标识、勋章、救护宗旨、文件使用文字规范，是对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框架的初步构建，并于2月27日“依议”实施，但军谘处详核时对这份章程提出不少异议，5月20日又主稿《详核红十字会原奏敬陈管见折》，会同外务部、筹办海军事务处、陆军部上奏。军谘处的意见表明“试办章程”较为粗糙，同时也显示出清政府欲将收归官办的意图，“官派”首任会长盛宣怀启用“大清红十字会”关防便佐证了这一意愿，但此举遭致沈敦和等人的强烈不满，转而辛亥战事爆发，沈敦和于1911年10月24日在上海另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办理战地救护，并请日本赤十字社予以援助，曾参与制订日本赤十字社章程的法学博士有贺长雄奉命来沪，沈氏“求请修订”《试办章程》。在有贺长雄的帮助下，参照各国成法制定《中国红十字会章程》（6章20条），在1912年10月30日 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上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由此完成创制。

民国建立，中国红十字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红十字组织建设随之进入法制化阶段。1914年9月24日，北京政府公布《中国红十字会条例》（11条），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与人事结构、职责与业务，规定“依陆军部、海军部之批定，辅助陆海军战时卫生勤务，并依内务部之指定，分任赈灾施疗及其他救护事宜”，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专门法规。翌年10月又公布《中国红十字会条例施行细则》（10章75条），对红十字各项事业、机关、会员、议会、职员、资产、奖励等项作了详细规定。1920年5月，对中《国红十字会条例》及《施行细则》进行了修正，其中将基金增列为资产之一。“尽管北京政府制订的《中国红十字会条例》及其细则还不够完善，但它的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各地分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红十字会立法乃至慈善组织立法的先河。”然而，中国红十字会认为其存在法理问题，“政府公布之法律案，必先经过国会之议决，而后能生效力。民国三年（1904），于时无国会；民国九年（1920），新国会虽经召集，而此中国红十字会条例及施行规则初未闻见其提交会议，是则不成为法律，更绝无效力之可言。”因而在1922年6月27日全国会员大会联席会议上，由常议会提交《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修正草案》，经逐条激烈辩论，最后通过章程15章71条，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民间社团性质进行了重申，即“依民主国社团之习惯，以本会会员组织之”，这是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抗争”官办在制度上的体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慈善组织的监管，1928年5月出台《管理私立慈善机关规则》，要求“各地方私立慈善机关应将机关名称、所在地址、所办事业、财产状况、现任职员姓名、履历，详细造册呈报主管机关查核，转报内政部备案”。次年6月公布《监督慈善团体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慈善事业基本法，7月又公布《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规则》。在国民政府的强烈干预下，1930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召开临时会员代表大会修改章程，改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章程》，官方化意味越发浓重。1932年2月和1933年6月，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18条）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施行细则》（7章44条），将中国红十字会纳入国民政府法律体系。

经此演进，中国红十字会在制订组织规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各项制度也趋于成熟和完备，为高效制定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规章奠定了相对厚实的制度基础。与同期成立的上海国际救济会的章程相比较，《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组织大纲》明显更全面、更具条理性。

三、《大纲》效用与绩效评估

章程是一个组织有目的制定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对于体制内成员及其活动具有行为规范、指导和约束作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就是“在该会章草案之规定下，实施各项工作”，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立会宗旨的规定。“本会以办理善举为宗旨，尤注重于筹募款项，用以救济伤兵、难民，并协助与本会主旨相同之各种慈善事业，但各项事工以与市政当局及其他慈善团体已经实施者不相妨碍为限，并力谋与之合作。”此项规定有两层意旨，即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能是筹募款项和协助各种慈善事业，也就是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并不打算直接参与到第一线救护工作之中，这是其与其他慈善机关最大的不同。

二是对从事工作范围的界定。《大纲》明确规定，“本会设会所于上海，其工作区域以上海市区、英法两租界及其附近各地为范围。”由此可见，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区域仅以上海地区为限，然而这一宗旨随着时势变化而改变，其视域在战线内移的情况下不得不面向全国，但仅以向各地国际性救济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三是对《大纲》效力的设定。首先，“为谋会务进行顺利及办理各项善举起见，得规定章程细则，所有会员均应遵守之。”这是立会的基本原则，所有会务人员必须遵守《大纲》规定，在《大纲》指导下开展工作，不得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名义从事《大纲》规定以外的事务。其次，执行委员会委员额定十九人，开会时以满十人为法定人数，“如委员遇有缺额，得自行补充之。”《大纲》细则和一切会务经执行委员会决定后不得更改，若有未尽事宜，必须经过执行委员十三人以上同意，才能进行修改。再次，全体会员大会经会员五人以上申请，可以由委员长随时召集。

四是对责任关系的声明。“本会会员对于本会因工作而负之债务不负任何责任。”即会员和会务产生的债务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负连带责任。此项规定既有漏洞，也有其积极意义，对于争取慈善人士参与会务和救助事业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正是在该《大纲》的指导下，短时间内完成组织体系的构建，才得以及时参与到抗战救护事业之中，并能迅速开展各项救济工作。

首先是伤兵救护方面，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名义共设立伤兵医院5所、残废伤兵医院1所，先后收治伤兵44,271名，“其中17,722名经施以急救手术后转送后方，7,122名于伤兵分发站中输送至后方，而17,980名则留沪医治。”残废伤兵医院共收治残废伤兵403名，其中截肢及装置假肢者140名，“医院方面鉴于此等残废伤兵出院后不能与常人同样谋生，故教以特种手艺技术，俾出院后得谋生自立。”

其次是难民救济方面，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办有难民医院2所、难民收容所诊疗所6处、流动诊疗所8处。两所难民医院分别收治病人1,523名、1,338名，住院日数分别为35,123天、34,528天；难民收容所诊疗所及流动诊疗所共施诊486,316号，总计为70余难民收容所提供医药服务，覆盖难民人数约为42,000人；并为其他慈善组织开办的25所难民医院、20处难民收容所诊疗所及流动诊疗所提供经费和药用品支持，此类医院共计门诊730,976起，收治病人住院日数为600,598天；为难民及贫穷病人免费注射预防伤寒、虎列拉182,214人次，施种牛痘6,188人次。同时以教养兼施计，聘请教育专家陈鹤琴、叶梁露等在难民中大力推行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颇见成效，“上海难民最多时候，约有十四万九千七百人，学龄儿童共有三万二千九百四十八人，其中受难教之儿童达二万七千九百四十八人，受教成人有二万二千七百八十七人，受识字教育之成人计有四千五百五十二人，教师计有二百七十八人（与义务教师合计有五百八十人）。……第二期难教开始，本会统计全市难民减到八万一千二百八十九人，连南市和没有教育老弱难民（收容所没有教育的不统计），合计有十三万人，其中受儿童教育有一万四千五百六十人，未受儿童教育有一千六百九十九人，受成人教育有六千七百四十一人，未受成人教育有七千八百三十四人，教师计三百八十三人。”1938年1月1日起，应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难民救济分会、上海国际救济会等14团体先后申请，担任各该善团所收容难民给养，给养难民最多时达到17万人，总共发放粮食27,746,210份。还公推副会长兼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饶家驹商洽中日当局，在南市划出一部成立难民区，于1937年11月9日中午12时起开放，到1940年6月30日结束时，“给25万至36万中国人带来了安全。”

综上所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虽在战火纷飞的环境及有限的时间内组建，但各项工作开展有序、高效，特别是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两项还取得相当不错的业绩，在抗日战争史和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都书写了值得后人尊敬的一页。通过上述分析也不难发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优异业绩的取得，与其较为成熟的制度构建有重要关系，而这得益于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红十字会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累积，制度建设于中国红十字会乃至近代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调研报告】

高校红十字会学生分会的现状调研

——以首都地区为中心

王娟   蔡宣书   王洁洁   刘月夕

一、调研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明确规定，红十字会的职责之一是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热心于红十字会的各项活动，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才能后继有人。为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组成了“全国学校红十字工作委员会”，专门指导和支持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在高校，除教职工分会、居民分会等以外，由大学生组成的学生分会是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中最为活跃的一类基层组织。高校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以下简称学生红会）的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联系红十字会和大学生群体的纽带，学生红会组织带领大学生志愿者配合上级部门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有利于扩大红十字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团结和发展大学生热心红十会事业的骨干力量，成为红十字工作深入大学生群体的先锋组织。因此，学生红会的发展为整个红十字工作注入年轻血液，有助于推进红十字事业的整体发展。作为大学生的重要社团组织，学生红会也是高校进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学生红会组织的各种宣传活动和志愿服务能够增强校园正能量的传播，净化校园风气，活跃校园气氛，使校园活动更加丰富多彩，红十字文化已然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大学生自身而言，成为红十字会的一员能够增强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增加大学生对社会和生活的了解，有利于个人身心发展和良好人生价值观的形成。由此可见，开展和推进学生红会工作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首都北京作为教育条件优越、公益资源丰富的城市，高校学生红会的发展在国内也是走在前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本项研究以首都地区为中心，主要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与数理统计等方法，对首都所有普通本科高校的学生红会进行全面调研，主要就其组织机构与队伍建设、规范管理与制度建设、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开展的具体活动以及发展中的不足与困难等方面进行调查，旨在了解和总结高校学生红会的工作现状，发现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尝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推进中国红十字事业的蓬勃发展和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改革创新提供现实参考。

二、调研结果

本次调研以首都地区所有52所普通本科高校为样本进行集中考察。我们发现，有7所学生分会发展迟滞，活动开展很少，组织发展较弱，甚或尚未设立红十字会学生分会。我们以学生红会工作发展较好的36所高校为主，通过与这些学生红会的相关负责人（如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或组织内部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学）建立联系，进行问卷调查及个案访谈，获取到丰富的、有效的一手资料。以下据此进行简要分析。

（一）学生红会的基本信息

（1）成立时间。大约38%的学生红会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28%的学生红会成立于九十年代，这部分学生红会的发展比较成熟；而2000年以后成立的学生红会约占25%，它们起步较晚，积累下来的经验还相对较少。

（2）组织定位和隶属关系。大部分的学生红会都有其自身组织定位，大约67%的学生红会是作为独立的社团存在，25%的学生红会是和校内其他社团联合管理或合署办公。他们都有各自隶属的上级部门，约67%的学生红会在校内的上级指导部门是校团委，22%是校医院，还有5%是学校学生工作处作为其上级管理部门。在配备专管领导或专业指导教师方面，高达94%的学生红会配有相关学校领导或专业教师负责指导开展工作，但也有个别高校的学生红会仍未能获得指导老师的支持。

（3）办公条件和经费支持。在办公资源配备上，各高校给予学生红会的支持力度并不一样，有超过半数的学生红会拥有独立的办公室。在经费支持方面，各高校学生红会的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态势分布，约八成高校学生红会的主要经费来自学校拨款，约四成的经费来自于会员会费，而商业赞助与上级红十字会的经费贴补各占经费来源的14%，还有5%来自于会内众筹。另外，我们还发现，对于活动经费多来自学校拨款的学生红会，它们所获得的经费支持额度也是相差较为悬殊的，28%的学生红会有2000元以下/年的经费支持，获得2000-5000元/年的经费支持和5000-10000元/年的经费支持者各占14%，还有25%拥有10000元以上/年的经费支持，差距显而易见。

由此可见，首都地区大部分高校的学生红会绝大多数在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成立，大多具有明确的组织定位，能够得到学校范围的相关指导和支持，包括领导的对口管理、专业教师的直接指导、办公场所的配备以及活动经费的支持等等。但由于各高校学生红会的自身发展历史不同，各校对学生红十字工作给予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也有较大差异，所以导致各高校学生红会的发展水平存在不小的差异。

（二）学生红会的宣传及理论研究工作

（1）理论研究或理论指导。不及1/3的高校学生红会，有从事红十字理论及相关方面研究的专业教师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指导，这是导致目前大多数学生红会以开展实务工作为重、忽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红十字事业的理论研究在高校开展地并不到位和普遍，所以加强红十字事业的理论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2)宣传途径。关于线上宣传，接近95%的学生红会在线上进行宣传推广工作时选择微信平台，53%的选择人人网，56%的利用校内网站。可见，在新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绝大部分高校学生红会在进行线上宣传工作时，都非常认可、接受和利用各种网络平台，说明现代的网络宣传模式对当今高校学生红会已经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关于线下宣传，我们发现传统的宣传媒介与方式依然不可或缺，几乎所有的学生红会在线下进行宣传活动时，还是会普遍地采取海报、展板、发放传单、举办讲座等方式进行宣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行刊物上，超过1/3的学生红会出版有红十字会校刊或内部刊物，这些线下宣传方式有力地辅助着学生红会的网络宣传工作。

(3)宣传形式和内容。关于宣传的内容，有78%的学生红会在年度内会围绕世界红十字日开展宣传和纪念活动，约64%会组织会员学习国际红十字运动知识。在进行日常宣传活动时，超过86%的学生红会能够悬挂红十字会会旗，83%的学生红会会员能够佩戴红十字标识。

(4)宣传力度。各高校学生红会的宣传力度差别较大，约1/3的学生红会（上年度）在电视台、报纸、广播、门户网站（不仅限于校园网、专业学院宣传网站、校外网站等，也不包括学生红会自身的人人网主页和微信平台）进行过20次以上的宣传活动，但也约1/3的学生红会进行宣传活动的次数却低于10次以下。

总体来看，大部分高校的学生红会能够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设备，利用新媒体进行线上宣传的同时辅以传统媒介进行线下宣传传播。大部分学生红会能够注重日常的宣传工作，但在宣传力度和效果上却存在不小的差异。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它们都比较偏重于红十字实务工作，而理论思考或者说获得的理论指导则相对滞后。

(三)组织结构与队伍建设

（1）会员吸纳方式。超过八成的学生红会都有新会员登记名册，这有利于掌握大部分新会员的情况，为培养学生红会的新生力量铺垫基础。新会员的招募与选拔方式比较多样，约九成的学生红会每年定期招募新成员，约半数的学生红会表示新会员可以随时自愿申请加入，也有半数的学生红会实行面试选拔方式，还有11%的学生红会采取面试与笔试相结合的选拔方式。

（2）会员的入会动机。调查显示，大学生加入红会的主观动机呈现出多元化与主流化相结合的特征。他们的参会意图按照比例多少依次排序为，帮助他人、培养志愿服务精神（92%）；锻炼自身能力，积累社会经验（83%）；丰富校园生活、发展兴趣爱好（77%）；增强爱护生命的意识，提高自我救护和救护他人的能力（64%）；认识与结交朋友，扩大人脉关系（63%）；务实思想，获得荣誉（如增加学分等）（44%）。可见，他们参会的动机仍以弘扬社会主旋律、践行正能量为主， 但务实心理的趋势也在缓慢增长。

（3）会员的年级和专业分布。关于年龄或年级分布情况，约六成以上的学生红会会员以低年级者居多，约三成学生红会表示，该组织会员的年级分布较为平均。关于会员的专业情况，约四成以上的学生红会会员情况显示，文理科大致相当，另各有四分之一强的学生红会分别以理工科或人文社科学生为主。由此可以判断，学生红会会员的年级分布以低年级为主，但是专业分布大体均衡，不过我们估计，各校由于学科、专业性质差异较大，还是会有具体的不平衡状况存在。

（4）会费的缴纳及其公示。约半数的学生红会要求会员缴纳会费。超过九成的学生红会表示，年底会按照要求进行全年统计工作并上报主管单位。几乎所有的学生红会表示都有详细的经费清单。但在活动经费公开方面，只有接近四成的学生红会表示会定期或不定期地面向会内和全校公开活动经费的使用情况，而其余六成左右则表示只是偶尔公开，甚至不公开。对于活动经费使用情况的公示渠道，尽管33%采取纸质报表或者海报进行张贴公示，20%会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公示，但却有 67%的学生红会仅在组织内部进行口头说明，显然这并不利于外界对学生红会进行监督。因此，提高学生红会工作的透明化，定期公开经费收支应是未来的工作重点和发展趋势之一。

（5）会内干部的选拔。选拔方式主要有投递参选申请、面试、参加竞选演讲和参加干部培训等方式和流程，另外有的学生红会还举行竞选笔试，形式多样而完备。会内干部换届的最终任选方式，大部分学生红会都是采取民主决策的途径完成，集中会内干部或全体会员意见而得到最终的选聘结果。但仍有28%的学生红会的会内干部是由上级领导直接决定或派任，这样就难免存在选人不当、用人不力的消极影响。

（6）会员流失情况。调查显示，各高校每年会员流失现象都比较严重，一次性减员数多达50人以上者约占19%，流失30人以上者占33%。学生红会里低年级会员较多以及会员流失情况较为严重的原因，多与目前学生组织发展状况与工作流程有关。一般情况下，每年换届选举组织干部时容易造成成员流失，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必然现象，属于人员的自然流失。但是也有一些属于意外流失，即由于组织活动少，形式单调，或者组织内部的管理存在问题，成员因无法忍受或者找不到强烈的归属感而无奈选择退出。这是学生红会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7）制度建设。管理条例能够规范组织运作的基本流程和纪律，是一个组织成熟的标志，规章制度可以对会员具有约束力，使组织始终处于有序状态。可喜的是，我们发现超过56%的学生红会制定有明确的组织章程或管理条例。在有明确管理章程的学生红会中，约有五成者制定有准入机制、奖惩机制和监管机制；超过三成的学生红会有信用机制、保障机制和退出机制。可见，在制度建设上，高校学生红会已有一定的工作积累，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工作，完善各方面的章程、条例，制定相应的组织管理机制。

(四)开展的具体活动

（1）无偿献血。有约八成的学生红会经常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全血）的宣传和服务工作，但在上年度工作中，只有1/4的学生红会组织过互助献血活动，只有大约半数的学生红会组织过成分献血的宣传服务工作和造血干细胞的宣传及捐献活动。对于参与献血活动的补助方面，大部分高校都有相应的补贴及鼓励政策，超过八成的调查对象表示有营养费补助，约四成表示可以在学生的综合测评中加分，但也有个别的调查对象表示并无任何补贴及相应的支持政策。

（2）救护培训。有近九成的学生红会开展过急救员培训工作，也组织过相关的志愿者急救培训工作；而对于救护活动、避险逃生演练活动，只有半数的学生红会组织或参加过。

（3）艾滋病的宣传和预防。接受调查的所有学生红会都开展过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和教育活动；超过九成的学生红会表示组织过预防艾滋病的专题活动， 如青年同伴教育课程或其他小班活动。

（4）活动内容及其决定方式。除组织开展以上无偿献血、救护培训、艾滋病的宣传和预防等活动以外，大部分学生红会还进行过帮困、扶老、助残等社会服务，也开展过其他方面的健康知识教育活动。对于组织开展的这些活动，大部分是由红会内部干部讨论确定或由所有会员商议决定，说明大部分学生红会都能够采取民主集中的方式决策。也有一小部分学生红会开展活动基本是上级安排组织，因此具有明显的行政指令色彩。

（5）活动范围和获奖情况。大部分学生红会定位自身活动的范围是本校或者本市，仅有36%的学生红会近五年参加过省市级及以上的志愿活动。多数学生红会表示，会依据学校特色来设计和维护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活动项目或参与度较高的活动项目，有些还获得过校级或市级荣誉称号。不少学生红会能够经常参加市红十字会组织的相关活动或者其他兄弟高校红十字会的活动。这说明学生红会正在冲破自我封闭发展的藩篱，但是仍然缺乏和其他学校红会之间的有效的交流沟通。

（五）学生红会自身对未来的展望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首都高校学生红会认为他们遇到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学校的鼓励与支持政策不够完善、保障机制不健全，活动经费不足，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技术及培训；组织内部较为涣散、缺乏凝聚力，活动内容的创新难度大，活动效果不够理想，会员的流动或流失现象比较严重，在时间上与学业有较大冲突也阻碍着学生红会的发展；由于舆论风波的负面影响，社会公众对红十字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偏见，社会认可度及认知度下降，直接导致高校内学生对红会的信任危机，校内学生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不高。

作为学生红会的相关负责人，在对未来红十字工作的展望方面，约有七成表示乐观和充满信心；也有1/4的调查对象表示，虽然现状不容乐观，但他们会选择积极面对并努力改变。这体现出大多数高校学生红会相关负责同学正视问题并积极开展工作的良好态度，必将有利于首都高校学生红会工作的开展与未来更好的发展。

三、发现的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首都大多数高校成立了校级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但少部分高校虽有学生红会，但是工作持续低迷，实际收效甚微，未能在校园里营造出“人道、博爱、奉献”的文化氛围；个别高校至今尚未设立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工作仍是空白，令人颇感遗憾。根据调研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设立学生红会的首都各高校的红十字工作发展水平整体不错，不仅推进红十字事业在校园的发展，而且对于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大部分学生红会都有明确的组织定位，大都能够得到学校的指导和支持，处于有领导有组织的有序状态，发展态势良好。但是首都各高校学生红会的发展历史都比较短，所以积累下来的经验还比较少，而且各高校的学生红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存在不少共性的问题。

（一）关于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

在宣传方面，大多数高校学生红会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借力网络高科技，综合利用新媒体与传统宣传媒介，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增强活动效果。但在宣传力度上，各高校学生红会则表现不一，活动开展的形式与宣传频次相差亦较大。此外，只有少部分高校有专业老师从事红十字理论及相关方面的研究，受此影响，高校学生红会对于红十字理论的思考和研究并不是十分重视。因此，各高校学生红会今后应设法增加宣传力度、深度和频度，同时进行必要的理论总结和研究，学校相关部门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和相应的监督。

（二）关于队伍建设

大部分学生红会都有新会员登记名册，这有利于掌握会员的基本情况，为培养新生力量做好准备。同时，在招募新会员的工作方案和流程方面，大多数学生红会能够结合学校实际情况设计和确定选拔方式。各高校学生红会的会员在专业、年级等方面的分布情况，新会员入会动机及心理需要，实际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等方面的情况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尽管这些学生红会普遍重视会员的队伍建设，但还是会出现非常规的会员流失现象，造成人员资源的损失，今后应认真查找原因，设法予以解决，尽力减少流失所带来的损失。此外，会员缺乏足够的、必要的专业知识技术培训，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关于规范管理与制度建设

在制度建设上，尽管多数学生红会制定有相关的章程或规定，但是这些管理章程缺乏系统性，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绝大部分高校的学生红会在工作统计方面做得很好，都有详细的年度统计工作与日常活动的经费清单，但在活动经费公开方面，公示渠道比较狭窄，过程不够透明，这些不利于学生红会与外界的沟通互动，不利于学生红会与社会外界建立透明、互信、互助的良性关系。这些都需要学生红会继续努力，尽快予以健全和完善。

（四）关于开展的活动内容

在确定活动开展的形式和内容时，大多数学生红会是由组织内部集体商议决定，使得学生红会自身能够拥有较大的自主决策权，更易贴近实际，发挥自主创新意识。大部分高校红会在开展经典性且易于操作的活动，如无偿献血（全血）的宣传服务、急救员培训及艾滋病的宣传预防等等，都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但对于部分技术含量要求较高、操作性较为复杂的活动，如互助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及参加突发救护活动、避险逃生演练等活动时，则有相当部分的高校学生红会收效多有逊色。所以，学生红会需要进行相关的知识技能培训，需要探索活动项目的特色化，否则活动效果的持续性难以保证。

总体而言，尽管首都地区高校学生红会的工作进展相当不错，成绩喜人，但是在红十字理论研究和宣传、会员队伍的专业素质和人员流失、组织内部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水平、活动内容的持续性与创新性等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阻碍着学生红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四、对策和建议

尽管学生红会是一个高校学生组织，但是学生红会在开展工作时必然会涉及到不同方面的人员、机构和部门等，必定会与组织自身、学校、政府的相关部门、乃至社会公众等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所以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通力合作，才能推动学生红会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综合本次调研的结果，我们对高校学生红会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学生红会应加强内部组织建设，全面提高自身工作能力

（1）创新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增强品牌和特色意识，提高活动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高校学生红会的活动模式已经固定化，活动内容和形式很长时间没有多大变化，未能跟上时代潮流，导致活动内容单调、老套，活动形式机械、单一，不具有较高的可参与性，最终出现参与度不高、影响范围小的尴尬局面。针对这样的情况，需要学生红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自身群体的知识优势，调动会内众多成员的积极性来创新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可以根据学校特色、专业或学科的特色优势，创设和创新品牌项目，不仅可以达到提高参与度、提高活动影响力的效果，而且可以保证活动具有持续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2）充分利用新媒体加强宣传力度，同时注重理论总结和思考。今天我们已经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崛起已然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各种新兴的宣传媒介，如微信、微博等能够产生传统媒介难以企及的强大宣传效果，这提示学生红会要创造性地运用这些高科技工具与平台，使线上、线下宣传手段相互紧密配合，科学地推进宣传工作，提高宣传效果。此外，由于高校红十字理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了解与掌握学生红十字会工作的真实状况，总结学生红会工作的特色、创新模式和优秀经验，因此要注重及时总结丰富的、碎片化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新理论指导下一步的具体实务，这将有利于学生红会更好地开展工作并服务于广大师生和社会公众，为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增强高校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时效性提供现实参考。

（3）重视队伍建设，积极引导会员树立正确的入会动机与发展目标。组织自身的队伍建设关系到组织未来的发展。新会员作为学生红会发展的新鲜血液，是红会发展的基础要素。在加入组织之初，充满活力的新会员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无尽梦想与好奇，他们是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未来的希望，但是他们难免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一些消极、片面甚至不正确的入会动机。所以在新会员入会之初，学生红会就要注重了解新会员的思想状况，努力创造各种机会与条件，加以积极引导，帮助新会员树立正确的入会动机与发展目标。

（4）健全组织制度，加快组织的透明化建设，自觉接受外界监督。由于受到社会不良舆论如“郭美美事件”等的消极影响，社会外界对红十字会包括学生红会产生一定的信任危机，导致学生红会在开展活动过程中时常会受到外界的质疑和漠视。同时，大多数高校学生红会自身的制度建设并不完善，尤其是公示制度还未很好地建立和付诸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红会的发展。所以，健全学生红会的组织制度，加强学生红会的规范化发展，建设公开化和透明化的、主动接受外界监督的学生红会，对于学生红会与外界建立互信关系、提高组织影响力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

（5）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主动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接受本次调研的部分高校学生红会负责人，在面对当下学生红会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时，表现得较为消极、被动、悲观，甚至有个别学生红会的负责同学流露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多的惰性心理，这些情绪、心态、思想和认识对于学生红会今后的发展百害而无一利。对于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学生红会自身一定要树立信心、坚定信念，发扬艰苦奋斗、敢于拼搏的精神，一定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主动解决困难和不足，迎接红会事业的美好明天。

（二）高校应加强指导和监督，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和支持政策

作为学生红会发展的大本营，高校对学生红会的支持力度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学校学生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前途，所以学校要尽量为学生红会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与保障条件，为学生红会的顺利发展保驾护航。

    （1）配备专业教师，指导和督促学生红会开展工作。专业指导教师可以较为扎实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储备，对学生红会开展工作提供思路、思想和方法论方面的启发和指导，及时指正纠偏，并督促学生红会及时总结工作经验，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和研究，使学生红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型红会，而不仅仅是层次较低的纯粹事务型的红会基层组织。

    （2）增加物质和经费投入，健全配套保障机制。活动经费与物资是学生红会开展活动的基础条件，充足的经费支持可以为高校学生红会减少物资上的顾虑，有利于激发活力、大胆创新。学校加大对学生红会在场地等方面的支持，将有利于学生红会扩大活动影响力，有利于校园学生红会的生存能力和发展。今后，各高校应继续提高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增加对学生红会的场地与经费支持。同时，各高校也应完善各种配套保障机制，提供更多政策方面的支持，为高校学生红十字会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3）搭建交流平台，鼓励校际学生红会的交流与合作。当前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学生红会缺乏与其他高校学生红会的交流切磋，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自身的发展视野。各高校应加强对话与合作，由学校出面搭建校际学生红会交流平台，鼓励高校间的学生红会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学习活动，甚至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学生红会创新交流平台，激励全国高校学生红会创新争优，这样不仅非常有利于高校红会的自身建设与活动创新，而且还有利于激发高校红会间的经验交流和良性竞争，促进首都乃至全国范围的高校学生红会事业的蓬勃发展。

（三）政府应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政府制定的有关慈善公益和红十字事业方面的政策法规，对于慈善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监管作用，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为高校学生红会的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减少社会上不利于高校学生红会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同时还能够帮助提升高校学生红会的社会认可度与影响力，因此对于学生红会工作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都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红十字事业的发展一直走在国内前列。而首都地区各高校由于具备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文化底蕴，高校学生红会工作的发展势头喜人。若将首都地区高校学生红会的发展情况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不同地区高校的学生红会的发展状况，实与区域教育水平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呈现极为密切的正相关联性，因此高校学生红会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合作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合力，方能切实推动工作的进一步进展。首都高校学生红会工作已有较好的发展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真切希望首都各高校的学生红会能够锐意进取、知难而进，努力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也希望其他地区的高校学生红会能够从中借鉴经验教训，迎头赶上、开拓创新，共同开创中国红十字会事业的新局面。

（作者王娟系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蔡宣书、王洁洁、刘月夕为北京理工大学学生）

【历史研究】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临城劫车案”述论

夏雪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50分，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编号为406的美制国际联运蓝钢皮列车在津浦铁路上风驰电掣般行驶着，当列车行至山东省界沙沟站，快到临城时，孙美瑶匪部上车持枪轰击，掳去中国游客71人，外国游客39人，这就是喧嚣一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本文在史料钩沉和整理的基础上，对“临城劫车案”中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进行考察。

一、救护筹备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中外游客被囚禁于抱犊崮，嗷嗷待脯，苦不堪言，惊悸成病者有之，奄奄待毙者有之。鉴于此种情形，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组织救护队，并致电各方保障救护队的人道救护，同时筹款募捐，为救护工作的开展提供后援支持。

第一，筹组救护队。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闻被劫掳游客因饮食失宜，天气渐热，蚊蝇太多，多患疾病，在理事长庄得之的主持下，选派精良之医士、熟悉之看护、机警之队员、耐劳之夫役，组织救护队，筹备一切救护需用药品器具，并同时电知历城分会嘱其就近派队前往救护。5月25日《申报》载：“凡属救护需用药品器具，亦已准备完善”。26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医院医务长牛惠霖率救护队，随带赈品、药物等11箱，乘沪宁快车出发，奔驰往救。

第二，致电各方协助。为保证救护队的顺利抵达和开展救护工作，中国红十字会致电各方给予协助。23日致电交通部，请发免票凭证。25日再请交通部，要求速发免票，头等票1张，二等票8张，三等票2张，“以资遄行而免延误”。致电南京齐督军、山东田督军及熊省长、临城苏段长，请求接洽保护救护队。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庄得之致电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本会特派医队携带药物前来营救。该医生往来时，搭枣庄临城支路火车，均带有本会救护队佩章，务乞验明准予免费为感。” 24日致南京红十字分会，希望当救护队经过下关时，妥为照料。而各方凡能效力之处，无不竭尽全力。红会救护队，在多方支持下，终于于27日早七时半到达临城，下午顺利抵达枣庄及中兴煤矿公司。

第三，呼吁各界同胞伸出援手。因救护费用繁多，需要陆续接济，从5月27日到6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连续在《申报》上刊登《中国红十字会吁告同胞》，呼吁各界热心捐助，希望借助众人之力“使此次得竟救护之全功”。

二、救护行动的展开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一到枣庄，立即投入救护工作：在火车上设临时医院，特分二小队随带药品帐篷设法入山进行探视，派救济队办理被掳华人救济事宜，将食物、药品、衣物等送入匪巢接济被掳华人，医务股、枣庄医队、临时医院不分外人、华人及匪徒，病患者一体诊治，如此等等，为缓和谈判、促进人质早日释放尽绵薄之力。具体情况如次：

一、接济物品。5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即派救济队办理救济被掳华人事宜，与军务帮办郑士琦接洽商议后，遂将饼干、罐头、肉食、水果、面包、药物、衣服等物送入匪巢接济被掳之华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红会接济股每日入山送去物件多种，据载仅6月2、3日这两天就送去毛巾8打、鞋子50双、罐头菜32罐、衣裤40套、饼干一大箱。由此可见红会尽心尽力，量力接济。

二、全力医治被掳旅客、匪徒及其他人员。5月27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一到枣庄即在火车上设临时医院，迅速投入医务工作。30日、31日两天，临时医院共诊治20余人，其中也有矿局和铁路人员。因天气炎热，药品放置火车上容易受损，6月1日临时医院全部迁入中兴公司城外新医院，定名为上海红十字会临时医院，每日上午八时开诊，至下午六时半止，急症随到随诊。6月2日，有外国人、华人各四名出山，其中华人蒋理二年仅15岁，系半年前的老票，因病留在临时医院诊治。同日晚，土匪4人因患疾病来临时医院医务股救治。其中，王某患红眼，由倪承方诊治，丁某患伤风咳嗽病，由焦医生诊视，土匪大头目济某，患花柳口角炎，由二医共诊视，并给予药品嘱其带回应用。因此，匪多感念红会，颇欢迎医务队入山。6月7日山上匪首送来书函，认为红十字会“原以济世为心，活人为急”，祈求红会医务队大发慈悲，不辞辛劳，于一两日内进山“速展仁术，扶危就难”，将不甚感激之至。但红会医队屡次尝试入山医治，皆被当局禁阻。为此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致济南田督军电和枣庄军务帮办郑士琦，言辞恳切言明红会之性质，阐述救护之急切，请求“验明本会救护证书，立刻放行，俾资诊治，而重人命。”郑帮办言之凿凿，以“一般奸人每假慈善为名从中煽惑，事败垂成者屡矣”为借口，只允许救济队接济食品，红会医队不准入山。直到6月13日，被掳外人全部释放，临城劫车案得到初步解决，防军才不再拦阻，医队才得以入山救诊。期间，因医队所带药品数量有限，不敷应用，救护队之一部，与总商会代表一齐回沪，准备各项药品，续寄枣庄医队。

6月14日，红会医队医生张丹卿携看护员杜易即进山视诊，于下午二时到达后随即设帐篷诊治病人，从下午四时至八时共诊40余人，15日上午又诊治了40多人。巢云观中仍滞留有临城劫车案中被掳国人15人，因天气甚热，易感染疾病，被难人同具书函请红会医队前往“俾资看护”。于是医队于15日午后到巢云观诊视，除少数人无病外，大多数患炎症，但病情尚轻，医队人员均给服药，不日即可痊愈。红会医队除诊治新票数十人外，老票及匪徒多人均一体诊治，登记在册的共计百人。

三、积极参与交涉，争取释放人质。5月29日，红会医队与各公团联名给匪首去信，告以“带有被服、食物、药品多种，拟来贵山救护”，请求孙美瑶等派人接洽商议。匪首孙美瑶、孙桂枝、刘清元等复函，感谢红十字会的厚云高情，并对红会的仁爱表示敬佩。31日，红会派温、陈两位队员同安迪生等十余人进山安抚，匪首许诺6月1日准放8名外国人下山，大概一星期被掳游客均可放出，交涉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然而，事与愿违，直到当日下午6时，并未有旅客被放下山，医队人员担心横生枝节又请电红会。6月12日八时，枣庄红会医队焦医生、腾泽士绅六人、北京商联会一人、上海总商会一人与山东同乡会一人共同入山，经交涉，于13日晚8时，释放出被掳旅客12人，至此外人已全部释放。红会积极参与并配合各方，努力与匪方交涉，匪徒多感念红会仁爱，极大地缓和了谈判的氛围，促进了双方愿望的早日达成。

三、结语

1923年6月12日晚，临城劫车案中被掳外人全部释放，24日新票15人也完全释放，持续月余的这场震惊中外的劫车案终告一段落。随着临城劫车案的接近尾声，因中兴公司除旧有医院外，新建医院已经准备完毕，救护事项可就近办理，奔赴枣庄的红会救护队医生倪承方于6月16日回沪，18日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将驻枣庄救护医队正式撤回上海，“以资结束”，至此中国红十字会在临城劫车案中的救护任务圆满完成。中国红十字会在临城劫车案中，用救护行动，诠释了红十字人道理念和博爱精神。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图书评论】

《抗战救护队》简评

戴斌武

杨义堂先生著长篇传记文学《抗战救护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34章，洋洋洒洒30万言，堪称长篇巨制，耗费了作者大量的心血。我从事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已有10余年光阴，现已出版《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研究》、《贵州红十字运动研究（1916—2013）》等三部专门研究救护总队的专著。但以小说形式全景式的展现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文学作品，杨义堂先生的大作是一部，填补了文学界的空白，令人欣慰，可喜可贺。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委托，嘱我评阅杨先生大作，盛情难却，略表愚见。通览全书，我感觉作品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凝重性。兵器之进步，战争之残酷，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所演变之种种事实，令人不寒而栗，不论前方军队与后方民众，随时随地，其身体及生命，皆有被杀伤之危险，被杀伤之后方民众，前方将士，必赖救护人员之救护，始能治其伤，而增加国家战斗力量，则救护之重要，与其关系之重大，可不言而喻。然而抗日战争的影响、战役的成败，一直成为史家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对于战争中伤病问题如何处理，部队卫生勤务如何有效运作，战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何应急，战时救护体系如何健全等问题，却很难进入当局及民众的视野，这反映的是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心态，也就是生命与身体在战争中，不过是消耗品或消费品。众所周知，战时，人力是决胜的基础，任何新式的武器，仍需人力来生产，也需要人力来掌握，人来使用，任何国家进入战争状态，都要动员人力，但动员人力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应该是如何保全人力。在战时救活一个伤兵，即等于为军队保持一份战斗力量。在战区内，救出一个难民，即等于为国家增添一份生产力量。《抗战救护队》以时间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历时性”与“共时性”纵横交织，将救护总队的兴与衰，起与伏，荣与辱，甘与苦，以及 “平时有备，战时有能”的救护信念，和盘托出，给读者以系统、完整、立体的“全息”映像，彰显了人道和民族主义两项诉求，凸显了历史的凝重性。

二是真实性。真实性是历史文学作品的生命之源。《抗战救护队》虽是文学作品，由于占有资料丰富，加上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品信而有征，言而有据，堪称“信史”。作品在这方面确实下了不少苦功，真实客观的反映了救护总队医护人员遍驰南北各战场，昼夜未息，与前敌抗战军人同进退；与后方卫生人员同比肩，为政府人士所嘉许而倚重；为抗战官兵所爱戴而称道；为爱国侨胞所钦颂而乐输；为盟邦友人所赞许而资助的历史场景。

三是可读性。作品融通俗性、科学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文笔优美流畅，文字清新活泼。尤其对一些典型事件及人物，刻画入微，颇为动人。对林可胜、周美玉、张先林、荣独山、墨树屏、周寿恺、汤蠡舟、林竟成、薛庆煜、高田宜、肯特等人物的描述，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场景如在目前，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生动而具体。使人觉得红十字事业所体现的人道博爱精神是那样具体和情真意切。相信每一位读完此书的人，都会被红十字精神深深感染，而这种感染力离不开作者的生花妙笔。

四是反思性。作品全面反思了救护总队医护人员遭日寇之残害，血泪斑斑，伤楚遍体，罄竹难书的悲壮情怀；再现了战地医护人员面对惨绝人寰的战争，冒着枪林弹雨，出入战地，纵使气候地理之恶劣与困难，环境时机之颠危与紧急，均能秉其博爱从众之宗旨，舍己救人之精神；讴歌了医护人员在全国各战场上，放出万道仁慈之光芒，谱写一曲曲感人至深的人道主义乐章。

总之，《抗战救护队》指导思想正确，客观真实，融凝重性、真实性、可读性、反思性于一体，不仅对传播“救死扶伤，博爱恤兵”之人道主义精神，唤起人类爱好和平的良知和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具有很好的教育作用，而且有助于弘扬红十字精神、传播红十字文化，促进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贵州分中心副主任，贵州省移民局水电处处长）

《峥嵘岁月歌  奋进的20年——浦东新区红十字会大事记》简评

欧贺然

由丁超英、池子华主编的《峥嵘岁月歌  奋进的20年——浦东新区红十字会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于2014年12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与浦东新区红十字会合作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完整地记录了1995年至2014年期间，浦东新区红十字会诞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本文简要述评如下，以飨读者。

一

上海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祥地。自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诞生以来，近代上海长期是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所在地。上海以其独特的区域优势，成为红十字文化传播的集散地和全国红十字运动的中心。浦东新区是上海市的一个辖区，因地处黄浦江之东而得名。1992年10月11日，国务院（国函[1992]145号）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撤销川沙县，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域包括原川沙县，上海县的三林乡，黄浦区、南市区、杨浦区的浦东部分。2009年4月24日，《国务院关于同意上海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撤销上海市南汇区，将其行政区域并入上海市浦东新区。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浦东新区面积1210.41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68.60万人，辖13个街道、25个镇。

1995年2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决定成立浦东新区红十字会，7月4日原浦东新区红十字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整合、理顺了各基层红十字会组织，将包括原黄浦、杨浦、南市和川沙三区一县在内的373个红十字基层组织纳入统一、规范化的工作轨道。2009年8月原南汇区撤销，划入浦东新区。原南汇区红十字会并入浦东新区红十字会，9月3日，浦东新区召开全区干部大会，明确浦东新区红十字会作为区政府直属机构，建立新区红十字会党组，实现体制完全单列。同时任命丁超英同志为党组书记并提名为常务副会长人选。因南汇区划入浦东新区，由原浦东新区、原南汇区任命的相关职务自然免除。这标志着浦东新区红十字会从原来隶属于卫生局的二级单位转变为体制完全单列的社会团体。至此，浦东新区红十字会的体制基本建设完成，着手具体工作的开展。

为纪念浦东新区红十字会成立20周年，浦东新区红十字会与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联合编写了《大事记》，该书完整地记录了20年间浦东新区红十字运动发展的全貌，展现了浦东新区红十字事业多姿多彩的画卷。

二

《大事记》全书共33万，整合相关资料，采用“编年”体例，以年月日为序，再现了浦东新区红十字会发展演进的轨迹。纵观全书，可称道之处甚多，其特色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体例统一规范，详略得当，文字简洁流畅。

该书由上海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马强作序，主要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浦东新区红十字会的荣誉档案、历任领导以及重要文件和规章制度附录于后。《大事记》是一本时序性的资料书，记载了1995年至2014年期间浦东新区红十字会的重要活动以及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从时空上为研究浦东新区红十字会20年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该书将浦东新区红会这20年间的工作开展情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少有遗漏。

该书以系年的形式来记录浦东新区红十字会的年轮，全书围绕重要事件来编撰，不仅全面总结过去20年里所取得的业绩，而且也反映了红十字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针对红会活动密集的信息容量和丰富内容，《大事记》在资料的取舍与文字的表述方面，尽可能地准确系统，以求精益求精。对于每一具体条目的表述，力求做到规范，重点突出，不做过多的铺陈，以内容之轻重定行文之长短，风格统一。如，对“博爱家园”和街镇红十字服务的记录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因为这是浦东红会的特色项目，因此有相当翔实的记载，而且在附录中也有相关内容，而关于一些日常工作的记录就比较简洁明了。

《大事记》是集体劳动的结晶，编者们广泛收录了报刊、书籍、网络上相关的资料和信息。在编撰的过程中编者一直能够注意客观公正，始终以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梳理相关信息，进行整理汇编，这是难能可贵的。采用编年体进行叙述，述而不论，言简意赅。文风朴实、简洁、流畅，具有高度的概括力。

其二，所用资料翔实，而且贴近现实，立足当下。

该书充分利用了原南汇区红十字会的档案资料，编者们不辞辛劳在档案馆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原始档案的深度挖掘，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该书将浦东新区红十字会1995至2014年这20年来的相关资料汇编成册，去粗取精，用一条条新闻为读者勾勒出浦东新区红十字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回眸历史，展望未来，再现了浦东新区红十字运动的历史概况以及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20年间，浦东新区红十字会成绩斐然，总起来说，备灾救灾工作成效卓著，应急救护工作深入开展，人道救助水平不断提高，红十字文化传播能力显著提高，筹资与财务管理工作取得新进展，组织建设和志愿服务工作稳步推进，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及港澳台合作不断深化。

具体而言，浦东新区红十字会率先开通了网站、微博。早在2006年，原南汇区红十字会网站就正式开通，网站信息齐全，分别设有红十字会新闻、基层动态、会长信箱、民问我答、爱心捐赠和会员通道等栏目，有效地拓展了红十字工作的宣传渠道；浦东新区红十字会创新管理模式，夯实“条块结合、全面覆盖、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红十字组织体系。在体系建设上，继续深化“分类指导、典型引路、阶梯推进、科学管理、全面发展”的基层组织引导模式，进一步理顺街镇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完善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161”服务体系；坚持依法履行职责，进一步完善“快速及时、从容应对、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红十字救灾体系。完善应急机制，健全报灾网络，建立协调统一的红十字应急救护和高效联动的救灾管理体系，切实提高应急工作能力；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网络覆盖、知技合一、群众欢迎”的红十字救护体系。建立应急救护培训机制，实现救护培训规范化、长效化，管理信息化、网络化；优化发展环境，进一步培育“立足基层、面向群众、传播主流、各方配合”的红十字传播体系，等等。该书记录了浦东新区红十字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希望能通过一人、一物、一事，关照历史，洞悉过去的发展轨迹，以更好的面向未来。

其三，该书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突出人文关怀。

书中不仅记录了红十字组织的爱心行动，对一些热衷慈善的爱心企业和捐赠人也予以记录以示褒扬，传播了人道主义精神。如1997年7月至8月原南汇县红十字会开展长江中下游、松花江、嫩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募捐活动。此次全县参与捐赠的干部、群众达97375人，共募得救灾款304.82万元和价值158万元的衣物，一并交予市红十字会统一发往灾区；2002年4月，原浦东新区红十字医院外科医师郑君华为上海交大一名身患白血病的大学生捐献骨髓，是浦东第一个捐献骨髓的医务工作者；2009年12月1日，浦东新区红十字会特别设立了“博爱阳光”救助通道。同时启动十大救助项目：“千万人帮千万家”浦东博爱行、特困家庭大病补缺救助、特困白血病患儿手术费资助、“东方华润，新心起航”红十字爱心项目、“紫竹献关爱，和谐乐晚年”特困糖尿病老人医疗救助、“携手共享生命绿卡”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建平爱心助学金等，区红十字会通过网站、媒体等公开操作办法，及时公布救助情况并接受捐赠人、爱心企业和社会的监督；2012年8月，两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实现了“为血液病患者寻找心声”的夙愿，他们分别是来自上海东昌现代4S店的倪俊杰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车小龙。22日上午，丁超英会长亲自前往医院看望他们，授予2012年浦东新区“博爱之星”荣誉称号。类似事迹，书中随处可见，激励更多的爱心人士投身红十字事业。

三

《大事记》将浦东红十字会20年间发展的点点滴滴展现在读者面前，资料翔实，客观公允。新时期浦东新区红十字会的活动内容是不断丰富、发展的，20年来，浦东新区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始终承载着时代的使命，以不同时期社会发展和人们需要为转移，不断调整自己，始终高举人道主义的大旗，坚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散发浓郁的人文主义关怀。红十字的时代价值为当代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该书对浦东新区红会经验的全面总结，对中国基层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当然，《大事记》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在两区合并前，原南汇区红十字会的资料相当丰富，但是原浦东红十字会的资料较少，因此关于这一时期的论述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书中没有收录一些相关的历史图片，显得有失生动。尽管该书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总的来说，瑕不掩瑜，功不可没。该书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展示了浦东红十字会的历史风貌，对推动红十字运动研究，促进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弥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本书的出版，为纪念浦东新区红十字会成立2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二辑）评介

侯如晋

继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推出《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一辑）之后，由池子华、丁泽丽主编的《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二辑）（以下简称《选编二》），已于2015年8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46万言，意在继续对红十字资料进行爬梳整理，为红十字研究的资料建设添砖加瓦。

一

全书内容条理清晰，包括综合、专题、函件、纪事、杂俎五个部分。

“综合”部分涉及中国红十字会兴起缘由、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内幕、中国红十字会大事记如“甲辰正月二十四日：设红十字支会于上海”、“九月初七日：驻租公使陆征祥奏请签押《日来弗条约》”、红十字之时事论说、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来弗（日内瓦）红十字总会、中国红十字会会议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分会一览表等多项内容，使一般读者对中国红十字会有一大致了解。

“专题”部分内容可分以下几类：第一，红十字会条约条款、章程规则及办法等，如国际上通行之《红十字条约》，中国红十字分会医院章程、出发组织救护队章程、临时借贷章则、妇婴收养院办法、贫民医院办法、医学校简章等。第二，中国红十字会各地分会成绩录要，涉及南京、常州、武昌、兴化等分会的筹备及成立经过、会务进行、组织管理机制、经费运作方式等。第三，中国红十字会会员善绩录要，如蚌埠分会会长邓愚山热心公益使皖北受益，重庆分会会长魏会长救官兵于水火，揭示出了中国红会会员无私奉献的博爱精神。

“函件”部分收录了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的政府公文、谕旨批令、往来电文、劝书、谢书、通告等，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红会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如《函复中国红十字总会高密设立分会已电山东巡按使转饬保护并分咨外交陆军海军各部》一文记述中国红会高密分会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大总统批令（中华民国三年八月十八日）》记述中国红会恳请政府拨款补助之事等，为我们认识红十字会与政府关系提供了材料依据。

“纪事”部分主要收录中国红十字会各项活动情况，涵盖多方面内容。既有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分会招募会员、积累基金、救灾办法的记述，又有他国红十字会或国际红十字会相关活动的介绍。如《Current Events: 日本将派红十字会员赴津奉》记述日本拟派会员救助中国战争中死伤人员，《江苏省立学校第一次联合运动会本校红十字会纪事》旨在强调红会在一次具体体育活动中的作用，《校闻片片录：赞助美国红十字会》则记录了学生对红十字慈善事业的热情之高。

“杂俎”辑录内容最为宽泛，涵盖格言、善行、敬告词、义理散文、颂词、人物传、诗文、对联、日记、祝词、报刊题词诸方面，内容纷繁芜杂，兹不一一举例。

二

《选编二》特点鲜明，可归述为以下几点：

第一，资料丰富，广征博录。以史料出处而言，该书资料来源于“上海图书馆晚清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等收藏的报刊资料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行的《人道指南》、《中国红十字会杂志》、《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等”，统计全书所用报刊资料，包括《中西药学报》、《医药新报》、《中国红十字会杂志》、《新民报》等80多种。编者不厌其烦，对于原资料中的表格、英文材料等也是能录即录，如《中国红十字会总分会一览表》、《The American Red Cross Parade in Shanghai》等。

第二，内容翔实，体现时代背景。该书不仅辑录中国红十字会相关资料，也辑录与之相关的国外红十字相关资料；不仅辑录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各项活动，也辑录中国红十字各分会活动；不仅以政府与红会的往来文书来揭示红会与政府关系，还从与红会有关的体育活动、教育事业、医疗服务等方面来再现红会的历史面貌，由此从多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初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概况。例如经济方面，《公牍：赋税：函税务处》提到红会所用“工具及粮袋”过关卡“应准免税厘”，表明当时中国对货物设立关卡、征收税厘的状况；文化方面，《一九一八年菲律宾红十字之嘉年华会第十一周游记》“会场布景”部分提到华人所设“安息园”、中国菜馆、排列中国古董的“鸿泰古董”，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中外文化交流情况。

第三，布局合理，编排得当。《选编二》收录资料以时间为经，以专题为纬，既能再现中国红十字会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与其相关的史事，也能有重点、有层次地勾勒红十字会的各个侧面。一方面保证史料的连续完整，另一方面又对重要的人和事有所突出，这无疑为更好推进整个红十字运动研究提供了便利。研究者既可按时间顺序爬梳中国红十字会之历史发展情形，又可寻之相应专题，对中国红十字会某些具体问题如红十字条约、红十字会募捐情形、红十字会选举职员规则、红十字分会概况进行深入探讨。

第四，遵循严谨的学术规范。其一，全书每条资料均详细注明出处，若某条资料不只一种来源，则将每个来源都注明。如《益智丛录：泰西红十字会之发起》篇在两种报纸内均有记载，则辑录时在文后注明“原载《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11年第482期，另见《协和报》1911年第10期”。其二，已经收录在《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申报〉上的红十字》、《〈大公报〉上的红十字》、《〈新闻报〉上的红十字》、《红十字在上海资料长编》中的资料，《选编二》都不再收录，避免重复。其三，全书除在必要之处加以句读，对个别明显错处稍作修改以外，并无篡改史料原件的现象，可谓尊重史料，尊重历史。

三

《选编二》作为集体辛勤劳动的结晶，以资料方式呈现中国红十字运动实践，具有较高的价值。

其一，为认识近代历史打开了窗口，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全书多面向、多层次地再现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使红十字会的宗旨、组织原则、各项活动、奖惩机制等跃然纸上。同时如前所述，红十字会历史的再现过程，也是中国特定时代背景再现的过程，即所录资料虽贯以红十字会资料之名，却蕴含经济史、外交史、灾荒史、区域史等多方面内容。如《顺直水灾纪事》、《温处水灾纪事》、《衡山红会之水灾乞赈》等篇反映出全国各地水灾情况；《纪事：震泽：红十字会之活动》、《纪事：震泽：红十字分会之经过》、《纪事：震泽：红会近讯》、《纪事：震泽：红十字分会消息》、《纪事：震泽：红会近讯》等篇反映了苏州红十字运动史的一个横断面。

其二，拓展了研究视角，提供了认识红十字运动的新途径。首先，在研究视角上，该书辑录一些红十字会条约条款、章程规则，通过对它们进行文本解读，能够发掘红十字运动的原动力与先天缺陷，理解红十字会的宗旨，从而对红十字会有更全面的认识。如直隶保定红十字救济医院“宗旨”为“本医院凡救济关于战地上之受伤军士及关于战地之受伤非军士，经过保定者，均为调治保养，无政见之歧别”；中国红十字会南昌分会出发赣南救护队“拯救伤痍无分省界，一律待遇，不得偏歧”；中国红十字会西安分会妇婴收养院“不分宗教，中外种族一切界限纯以救灾恤贫为天职”；中国红十字会河阴分会救护队“拯救伤痍不论何方兵民无分畛域，一律待遇，不得偏歧”；万国缔盟中国红十字会贵阳分会附设医疗所“不论中外贫富男女老幼随时医治，一律免费，并无号金等名目”。由此可知，中国红十字会各分会虽在具体章程规则办法上有所区别，但在救济时不分地区、不分省界、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男女老幼的博爱精神一致。此外，该书还收录诗文、歌曲、祝词、对联等，对这些资料的收录和再现，使读者更易融于历史情境中，实现与历史的对话。

其三，为当今红十字事业和社会发展提供经验与方法。该书辑录了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初期的组织机构、经费收支、会员招募、条约章程、救灾事业、嘉奖办法、国际行动、选举程序等多方面情况，对当今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而对社会大众来说，该书部分内容可为民众日常医疗、卫生等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如《专件：预防时疫方法》从微生物角度介绍预防时疫对策。《专件：牛痘学讲义》介绍牛痘的名称、历史、种法、症候、治法。《论说：论红十字会为兵事上之公益》从义理的角度阐发对红十字会益处的认识。从社会救济工作看，该书辑录部分分会的赈灾事迹及救灾宗旨、原则与具体办法，可为今日政府救济和社会救济提供合理思路。

四

《选编二》作为一部史料汇编，在文字录入过程中应注意别字、错字的校对及句读的准确与否。然观之整本书，仍有错误之处，如《改正红十字条约（译法兰西报）》中“编制或设营人员，报为军装，而其武器，用以防卫一已及病伤兵者”一句，其“一已”显系明显错误，该为“一己”方才说得通。《纪会议改正红十字条约情形》一文里，“故综合四十二国，为红十字条约之地盟国”，其“地”字应是“缔”的别字。《敬告非会员》里“故其宗旨曰：博爱曰恤兵”句明显读不通，是句读上的错误，改为“故其宗旨：曰博爱曰恤兵”或许更为恰当。同种类型的错误不止该处，如《国际法：改正红十字条约之规定（译日本明治四十二年九月国际法杂志）（未完）》一文中有一句表述如下：“故改正之约人，人皆望从速实行。”“人人”为逗号生硬分开显系错误，若改为“故改正之约，人人皆望从速实行”，则不会产生歧义。虽然整理资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字斟句酌的确需要花费功夫与时日，因而错误在所难免，但倘若这本书能在文字精准方面更加出色，或许就能锦上添花，更加提升自身魅力。

当然，些许瑕疵不能掩盖《选编二》的价值。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此书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提供不少新鲜资料，有助于促进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蒸蒸日上。从现实考量的角度来说，本书汇集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些历史功绩和经验教训，可为今日该会的发展发挥借鉴作用。总之，该书不失为一部研究和推动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宝贵资料。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珍稀史料】

那堪袖手看神州

——从《救护与防毒》一书说开去

汤章城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以此文献给为抗日战争战地救护事业作出贡献的人士！

一

父亲汤蠡舟有一幅由我国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作画，并赠予的山水国画，画上还有柳亚子先生落笔的题词“摇落江山万里秋，那堪袖手看神州，僊源岂是人间有，祗合先生画里求”。作画的时间没有表明，但是从柳亚子先生题词的开头两句“摇落江山万里秋，那堪袖手看神州”分析，估计作画题词时间应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人岂能袖手旁观。汤蠡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实际行动，表明他岂能“袖手看神州”,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战地救护第一线。

    我手头有一本78年前出版的旧书，由汤蠡舟编辑，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出版和发行，大众印书馆印刷的《救护与防毒》一书第三版。

    2014年秋，笔者通过互联网查询汤蠡舟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本1937年8月出版的该书。随即，在旧书网站上订购了此书，不日，快递送来时发现到手的书其实已经是第三版了。第一版出版于1936年12月。虽然这是一本原版的旧书，时光已经流逝将近80年。但是，书被保存得基本完好无损，我们非常兴奋，如获珍宝，小心地把他珍藏起来。

    该书是由我国职业教育的开创者之一江恒源先生题名，并作序。通过序文，读者可以清楚地知晓《救护与防毒》一书出书的背景、原由、作用和期望。江恒源先生写道：“世界上人人憬憧着的‘一九三六’的危机，虽说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一颗未爆发的炸弹，仍旧握在野心国人的手里，什么时抛到我们的头上，不得而知，在我们为保卫国家力求生存起见，却不能不先有一番准备。所谓准备，不仅是从军备的精良上，和军人的勇气上去着想，即能从容应付；因为现代战争，无所谓前后方，也不尽是完全靠军事，乃是整个民族力量的争斗。那么一般民众的常识，是必要整个的提高。就军事上说，救护与防毒，实实在在是每个国民应该具备的智识技能。本社同仁人，有见及此，特就附设之职业补习学校中，设置救护训练班，聘请汤蠡舟医师为主任导师，严格训练，已有三班毕业，且由汤医师辑有《救护与防毒》一书，内容翔实，钜细不遗；经由本社编辑部审核出版，并经各医师试用，认为善本。兹为扩大效能起见，特将是种版权，无条件地让与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以期继续付梓，普及全国。吾知吾国人重视救护事业，所在多有；是书之必能畅销，可无疑也。兹值再版，谨述其原委，以弁简端。民国二十六年三月江恒源写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 

 梳理一下该书出版前后的一些大小历史事件，便可以知晓其来龙去脉。从书的出版时间可以看到，该书出第一版时为1936年12月，抗日战争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已经有数年，对我国其它地区更是虎视眈眈，不断施加政治高压和进行军事挑衅，形势已经岌岌可危。

 从上海《申报》的报道，可以得知1936年11月18日，虞洽卿、钱新之、黄炎培、江问渔（即江恒源）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1936年12月17日下午五时，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训练推进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主席为江问渔，汤蠡舟到会，会议决定自办训练班，先在北成都路和安小学开办一所。1936年12月，《救护与防毒》一书出版。《申报》又报道，1937年1月14日下午五时，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训练推进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主席为江问渔，汤蠡舟到会，决定北成都路和安小学的自办训练班于1月25日开课。并决定接受中华职教社让与《救护与防毒》一书的版权。《申报》还报道，1937年3月4日晚，第二期救护训练班在北成都路和安小学举行开学典礼，学员70多人。学期半个月，于3月17日晚7时举行结束典礼和茶话会。 

 江恒源先生的序文写于1937年3月，文中提到“设置救护训练班，聘请汤蠡舟医师为主任导师，严格训练，已有三班毕业”，表明此时正在紧锣密鼓培训救护人员，推广救护与防毒知识，做好战前的准备。1937年7月20日《申报》报道，本市救护事业协进会，自开班训练以来，迄今已历三期，毕业学员达200余人，对于急救担架、防毒等救护工作，均有相当之研究。此次鉴于华北事件发生，各学员莫不义愤填膺，应抱效死之决心，以尽国民之天职，纷纷要求派赴前方实地工作。救护事业协进会负责人还表示要续办第四期救护训练班。  

 1937年7月21日《申报》报道，本市救护事业协进会，于昨日下午五时，在中汇大楼会所，举行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在此次大会上决定修改会章，改名为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随后，1937年8月，《救护与防毒》一书第三版出版。由于1937年1月下旬的版权让与，第三版的出版者和发行者就成为上海市救护委员会。

当第三版出版时，在我国华北地区北平市附近的宛平县已经发生了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8月9日，日军驾车直冲军用的上海虹桥机场，被中国保安士兵击毙。侵华日军以此为借口，随即派遣军舰16艘，其陆战队在淞沪登陆。8月13日，日本陆海军沿上海北四川路、军工路一线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展开长达3个月的淞沪战役。

中华职业教育社预见到了这种形势发展的趋势，以及它的严酷性，为应对必将出现的残酷对抗，适时举办数期战地救护训练班，组织编辑和出版了《救护与防毒》一书。因而，该书的出版和使用正是顺应了当时严峻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战场上一定发挥了该书应有的作用。

 江恒源先生在序言中提及的“本社”指的就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该社是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民建中央主席的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40 多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不但创立了我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而且还大力开展了职业教育实践，开创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事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至今，该社已经成为我国由教育界、经济界、科技界人士组成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职业教育群众团体，满足群众业余学习的需求，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具有实用才干的人才。

 江恒源（1886—1961）字问渔，号蕴愚，江苏灌云县板浦镇人。1915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先后在私立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任课务。还历任江苏第二厅视学、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校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处主任等职务。他参与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所等职业教育单位，创办了《职业与教育》杂志，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开创者之一。1949年9月，江恒源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华职业学校校长等职务。1961年2月，江恒源病逝，上海市成立了治丧委员会，陈毅等人任治丧委员，黄炎培在其追悼会上致悼词。

二

 汤蠡舟（1896-1957）应邀编辑《救护与防毒》一书时正值40岁，年富力强，而且是富有思想、专业和实践基础的。1917年，从上海南洋中学高中毕业后，他东渡日本，在通过语言关，取得中国政府公费资格后，进入千叶医学专科学校（现千叶医科大学）学习，专攻外科。毕业后，留校担任了一年多的外科助手。1925年回国后，首先前往广州，参加北伐战争的战地救护工作，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医院医务主任。1926年，受到留日同学的邀请回到上海，参与创建东南医学院以及东南医院（现安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前身），担任校董、医务长、外科教授和附属医院院长。

时隔5年多，在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为了支援配合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爆发了“一二八”事件，以及随后持续3个月左右的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中，中国红十字会先后组织起20支救护支队，队员471人，根据1932年2月2日《申报》报道，中委何香凝女士原设有“国难妇女救护训练班”，现已改称“国难战士救护训练班”，计队员60人，假新闸路江海关监督公署为办公处所，昨特请由刘毅夫夫人持函前往红十字会接洽合作，当经该会允许，指为第七救护队，专任官兵救护事宜。1932年2月5日《申报》报道，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会现已成立八队，第七支队队长汤蠡舟。中委何香凝女士原本加入担任第七队，现因另有其他任务，改推汤蠡舟担任。同日，另有一段新闻报道，昨午后，上海医师公会、妇女协会、同德医学院救护队、震旦医学院救护队各代表决议，为集中力量，统一工作起见，定由该四团体成立红十会第七救护队，当经公推汤蠡舟医师担任队长，业于本晨出发真茹。所有经济等事务，多由妇协会何香凝女士等担任接洽。第七救护队随即投入第一线战地救护。1932年2月13日，《申报》报道，第七支队队长汤蠡舟，在江湾一带救得伤兵13人，难民120余人，伤民52人。 

救护队员都是来自各条战线的志愿者，开办临时伤兵医院41处（后增加到43处），医护、服务人员多达1400余人。他们活跃在各战场上，救护伤员，出生入死。3月1日晚，十九路军因后援不继，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嘉定、黄渡一线。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战地救护遂于3日宣告结束，

1932年3月5日《申报》有报道，中国红十字会自沪上发生战事以来，组织救护队30余队，队员在2000以上，在战地救护伤兵伤民难民等，陆续在五万以上，近因十九路军退却，战事移至南翔一带，加以日军迭向红会射击，自三日起，上海方面遂停止工作。救护队员激于义愤，贯彻始终，决心仍赴我军后方工作。至4日晨起，已陆续向苏州等处进发，该会已电吴县分会预备一切。一周后，3月12日《申报》报道，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第七支队，于3月1日由真茹移至南翔，3日至苏州，所有受伤兵士一律由车送至苏州桃花坞钱业公会，即以该会为医院办公之所。4日应吴县地方治安会之请，复在留园设院收容伤兵，即晚起，又将伤兵运往常州。早在2月17日《申报》就有报道，国难战士救护会发起上海医师公会、同德医学院、东南医学院、震旦医学院、中法药学院等合办之红会第七救护队，自在真茹开始救护以来，工作异常忙碌，队员分往吴淞、江湾、闸北各战区救出伤兵及难民无数。该队又因沪地伤兵过多，曾与国难战士救护会接洽在苏设立第七队后方伤兵医院，由汤蠡舟任院长，地址现设苏州一农业学校，约可收容二千余人，规模宏大，设备完善，所有镇茹队部及苏州后方医院经费，均由国难战士救护会诸女士概允担任。1932年春，汤蠡舟摄于苏州伤兵医院大门口的这张照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第七队伤兵医院”的牌子清晰可见。

（1932年汤蠡舟在苏州伤兵医院大门口） 

    战斗虽已暂时停止，但是，对于伤兵的救护工作尚在继续。为协调各支队的行动，3月6日，红十字会专门成立了“前方办事处”。5月5日，中日达成《淞沪停战协定》，至此战事告停，5月10日才从前线撤回。

 1936年4月，红十字会开始筹备，并于6月1日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主席王正廷，副主席杜月笙、刘鸿生，常务委员7人，执行委员41人，汤蠡舟是执行委员之一。 《救护与防毒》一书正是他在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执行委员后编辑的。此前他实地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淞沪抗战的战地救护工作，专长外科，又富有战地救护的实际经验，因而中华职业教育社请他编辑该书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

    《救护与防毒》一书共有90页，分4个基本部分：急救学、绷带学、担架学、防毒学。这是在80年前的战地环境和条件下，伤员救护人员都有可能遇到的情况，也是他们所能和所应该做到的，由此可以挽救众多军民的性命，保护无数军民的身体。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书中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救护训练班学员所能学到的救护和防毒的知识和技巧。

急救学，1至18页，包含的内容有：

第一章创伤：（甲）创伤之种类；（乙）创伤之传染；（丙）创伤之处置；（丁）外科灭菌法。

第二章出血：第一节出血之种类及症状；第二节出血之处置。

第三章骨折：第一节骨折之种类；第二节骨折之症状；第三节骨折急救之处置。

第四章脱臼：第一节脱臼之种类及其之名称；第二节脱臼之症状；第三节脱臼之处置。

第五章外科疾病：1、休克与虚脱；2、火伤；3、冻疮；4、电击假死；5、热射病及日射病；6、淹溺；7、破伤风。

第六章人工呼吸

绷带学，19至46页，没有分章，而是包含了41小节：

1、绷带之功能及材料之选择；2、绷带之种类；3、卷轴带；4、石膏绷带；5、应用卷轴带之规则；6、用卷轴带时应当避免之事；7、绷扎法制种类；8、各种绷扎之方法；9、除卷轴带法；10、卷绷带法；11、头部绷带；12、眼之绷带；13、颈之绷扎法；14、胸之绷扎法；15、乳绷扎法；16、肩部人形式绷法；17、自手至肩全臂之绷法；18、肘关节人字形绷法；19、拇指人字形绷法；20、手指绷法；21、髋与腹股沟及会阴之绷法；22、下肢绷法；23、膝之人字绷法；24、跟之人字形绷法；25、残肢绷扎法；26、三角绷带；27、头部用三角绷带以包扎颅顶盖之创伤及固定布垫与罨剂法；28、乳部化脓时固定罨剂之法；29、肘之绷法；30、手之绷法；31、膝之绷法；32、足之绷法；33、残肢绷扎法；34、臂之绷带；35、不规则绷带或特别绷带；36、多头绷带；37、多头腹带；38、丁形带；39、四头绷带；40、十字结之作法；41、附图A - H图。

担架学，47至51页，没有分专门的章节，主要讲解：一、徒手搬运，包括单人、二人、三人等搬运方式和伤者类型；二、担架搬运，包括担架种类；担伍组成和动作规范；越过各种障碍的方式；车、骡轿、列车、渡船的装载等，还特别强调了对伤兵的搜索。

防毒学，53至90页，是该书中内容最多和份量最重的一部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5年4月22日下午，德国军队对法国军队的阵地第一次施用了毒气，由于不明事由，法军大乱，四处狂窜，留下数百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伤员。以后，双方都使出了毒气这一狠招。抗日战争的事实也证明，伤心病狂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场上施用了毒气，残害我国的军民。防毒学包含3章内容。

第一章军用毒气：1、军用气体的分类；2、军用气体应具的特性；3、军用气体攻击的技术。

第二章对于军用气体的防护：个人防护（1）呼吸器官的防护法，（2）整个身体表面的防护法；集体防护（平民的防护法）；其它防护；防护训练。

第三章军用气体中毒的症状及急救：症象：1、伤肺气体中毒的症象；2、起皰气体中毒的症象；3、催泪气体中毒的症象；4、催嚏气体中毒的症象；5、一氧化碳中毒的症象。急救：1、肺脏中毒的急救；2、皮肤中毒的急救；3、眼目中毒的急救；4、血液中毒的急救。

    从书的大致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书的特点和实用性非常明显，正如序文中提到的“经由本社编辑部审核出版，并经各医师试用，认为善本。兹为扩大效能起见，特将是种版权，无条件地让与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以期继续付梓，普及全国”，“是书之必能畅销，可无疑也。”。

    第一个特点是全面。就战地急救而言，从战场发现伤员、区别不同的创伤、采用不同方式临时绷扎伤员，直到运走伤员的全过程的知识和技巧都传授了，覆盖面非常全。

    第二个特点是详尽。各种创伤无一遗漏，从头到脚，甚至连一根手指如何绷扎的方法都讲到了；如何使用各种绷带，各种担架；搬运伤员过程中如何越过各种障碍；如何利用各种运输工具等等。该书给与防毒很大的篇幅，预见到了后来战场上将可能发生的一切。讲解了当时使用的各种毒气，传授了毒气的各种防护方法，以及急救措施。   

    第三个特点直观。书中有50余张插图，主要集中在绷带学部分，可以起到非常直观的训练效果，易学、易懂、易会。

    第四个特点是实用。战场的形势是千变万化的，条件也总不为人所预料，在担架学部分就提到了就地取材，如被服担架、外套毛毯担架、麻袋担架以及梯子、门板、担架等等。这些知识和技巧虽然是80年前的，但是，在现代，在缺乏现代设施的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在抗震救灾中，也同样还是非常有用的。

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汤蠡舟就开始离开自己参与创办的医学教育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日战争前线的战地救护工作中，他也在残酷的战场上实践自己所传授的那些知识和技巧。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全面展开。汤蠡舟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执行委员之一，投入了地战地救护工作。1937年10月17日，《申报》有一篇题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致谢”的报道：查第十一救护医院系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合组之共同救护委员会所主办，参加本会合作开办以来，成绩卓著。现将该院移驻松江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驻松第一重伤医院，乃请原任院长汤蠡舟医师及全体工作人员继续任事，现已布置就绪，正式开幕。所有前第十一救护医院器械药品及余款一万五千元，并承全数，慨捐本会指充本会驻松第一重伤医院之用，具见热心善举，无任钦佩，用特登报致谢，以扬仁风。旅居美国的堂兄汤维德还清楚地记得:1937年,他与胞兄维平随四叔父(汤蠡舟)入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任前方将士伤残救护医疗工作。叔父蠡舟任院长，院设松江县省立松江中学校内。敌人狂轰烂炸，每当深夜，伤患抵院，其呼疼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常见叔父于灯光灰暗中，低徊病榻，不觉其臭，也不嫌其脏，只听其细声轻询各患伤势，重者即手术治疗，轻者经抚慰包扎后，次日晨即行转送后方养息。无奈前方战事失利，不越月而医院后撤，由松江而震泽、景德镇、武汉、长沙、衡阳、宜昌，直到重庆、贵阳。叔父大人无时无地不以救护伤残和贫病民众为己任，置己身家庭于度外。

当时，上海职工成立的各类抗日救亡团体共40多个，其中以煤业救护队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上海煤业救护队得到了红十字会的大力支持，为便于开展救护活动，改称“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为解决煤业救护队的给养，救护委员会多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救护队的经费问题，有记载汤蠡舟参与了这些会议。《皖南从军纪实——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抗战史料选编》一书中，蒋传源“从童子军到新四军”一文中写道：“11月间，日军侵占上海，租界成了‘孤岛’。留在租界个医院的伤兵，还有4000多名……。为此，救委会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到内地‘探路’，以便把这批伤兵转运去后方”；“我带了四名团员，经当时唯一与上海通航的港口浙江海门上岸……，确定上海伤兵运往内地的地点和接受部门，完成了‘探路’任务。我们回到宁波时，第二天杭州沦陷。我们立即通知上海救委会，由上海派医生、护士带汽车、药品、器材来甬。医生有马仁源、汤蠡舟……，建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伤兵接受站’，先后驻宁波龙华寺和翰香小学”。

 从此，汤蠡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八年抗日战争战地救护的行列之中。在西撤的途中，汤蠡舟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疗队驻汉口十四队队长,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成立后,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兼第九中队中队长。大队部驻扎在江西吉安，下辖第四（桂林）、第五（衡阳）、第六（祁阳）和第九（吉安）等4个中队，29个（医疗、医护、救护）队。负责了涉及浙、皖、赣、鄂、湘、桂等一大片战区的战地救护工作。期间，在皖南事变以前，汤蠡舟还曾前往皖南新四军总部，送药品、器械，帮助训练医务人员，得到了新四军首长的款待，获赠新四军的战利品。

赵兴让先生在《新沂文史资料》“一段美好的回忆——记在太行山医护八路军伤病员”一文中写道：1938年，日寇九路围攻晋东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区伤病员增多，朱德总司令电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博士，请求派医疗队前去为伤病员做医疗防疫工作。医务人员纷纷报名，共批准三十六人，我是其中的一员。总队部在启程前，由副总队长汤蠡舟教授召集全体成员讲话，他对这支医疗队的组成作了说明，勉励大家不辞劳苦去完成这一光荣使命。他指着一幅中国地图说：“此次前往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生活上艰苦，路途上还要闯过‘三关’，那就是‘夜闯潼关’、‘偷渡黄河’、‘翻越中条’，才能胜利地到达目的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大家都是中华儿女、不甘做亡国奴的青年医务工作者，这正是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愿与诸位共勉之”。

1941年1月到8月，驻在江西弋阳，汤蠡舟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卫生人员训练所二分所的外科指导员兼军阵外科学组主任，训练服务于战地救护的卫生人员。1941年9月，调到四川重庆，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务处长。1942年9月，总队长林可胜一再电请辞职，总会派已担任副总队长的汤蠡舟前往贵阳办理交接。汤蠡舟担任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副总队长直到大约1945年11月，改任总队长。1946年5月，救护总队奉命解散。之后，汤蠡舟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国名党政府败退台湾前，汤蠡舟深感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腐败，决然回到上海自己参与创办的东南医学院。   

据蒋本沂、李雨生、黄叔仁等一些老教授回忆，1949年8月3日，崔义田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长的名义，约医学院负责人汤蠡舟、张锡琪等谈话，表示：“皖北和皖南还没有一所高等医学院校，下去办学，大有可为。内迁以后如有困难还可以来找我们，上海是你们的娘家嘛！”以汤蠡舟为代表，接受了内迁任务，率先响应中共华东局发出的“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随后，东南医学院就紧锣密鼓地组织开展内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专门成立内迁工作委员会，汤蠡舟任内迁工作主任委员，蒋本沂负责教职工方面，黄叔仁负责学生方面兼内迁工作秘书长。克服了种种思想和实际困难，于当年12月27日，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开始整体内迁。在汤蠡舟院长的率领下，随迁340人，连续两天两夜未休息，于12月29日到达皖北怀远西门岗。东南医学院离沪和到达安徽的当天，当地重要报纸都予以了报道。在《皖沪关系史略》（代序）中提及,上海对安徽科技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上海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迁到安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今天的安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这大概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内迁的首批单位之一。为了纪念这段历史，2014年3月，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园内竖有一座该校（院）创始人的塑像，汤蠡舟是其中之一。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的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创建人塑像，左一为汤蠡舟）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