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理论园地】

红十字会如何摆脱信任危机……………………………………………………………池子华

【工作研究】

突出人道供给  参与社区治理…………………………………………………盐都区红十字会

【历史研究】

筚路蓝缕启山林——纪念中国红十字会建会116周年………………………………池子华

【观察思考】

新冠疫情下的红十字会：问题与出路……………………………………………池子华  商东惠

【图书评论】

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新探索

——评《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研究（1911-1949）》……………………………………郎元智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傅亮

执行副主编：李欣栩  郝珺   

编辑：池子华  刘思瀚

投稿信箱：534435887@qq.com;chizihua@126.com

红十字会如何摆脱信任危机

池子华

新冠肺炎爆发后，武汉市和湖北省红十字会被推上风口浪尖，质疑之声此起彼伏，谣言满天飞，甚至别有用心者以《人民日报》的截图发布“暂免武汉红十字会救灾物资管理”谣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家省电视台居然不问青红皂白当新闻播出，如此等等，形成“围攻”局面，连带整个红十字事业受到殃及，很多早已澄清的陈年旧账冠以诸如《中国红十字会的惊天黑幕》《红十字会的25个黑幕》《天使的外衣》的标题，抹黑红十字会，使红十字会公信力受损。信任危机症结在哪里，如何才能摆脱被“围攻”的局面，值得反思。

一是直面“郭美美事件”，正本清源 

抹黑红十字会，自2011年以来，几乎成为一种“常态”，红十字会只要参与重大人道灾难的救助，就会惹来骂声一片，追根溯源，就在于“郭美美事件”给公众心目中投下的浓重阴影，挥之不去，虽然多年过去了，而时间的流水并没有冲刷掉曾经的记忆，反而一提到郭美美总是自觉不自觉与红十字会“绑架”在一起。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其实跟红十字会没有关系，白岩松也做了特别声明，让人感到振奋。

不过，毋庸讳言，红十字会一直以来对“郭美美事件”讳莫如深，不愿直面，甚至连“郭美美事件”都不愿提及，在正式文件中，只是采用一种只有红十字人才心知肚明的“网络风波”来代称。刻骨铭心之痛，不忍自揭伤疤，可以理解，但绝非善策。

既然不愿正视，乃至刻意回避，自然不会挺直腰板正本清源，更不会进行必要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以至于本来受到蒙蔽的公众仍然蒙在鼓里，这就难怪别有用心之人恶意抹黑红十字会之时，一呼百应，附和盲从者众多，使红十字会深陷“塔西佗陷阱”了。

症结所在，就应该勇于面对，再不能三缄其口，忍辱负重了。因此，红十字会应直面挑战，不再回避“郭美美事件”对红十字事业造成的巨大伤害，并进行深入研究，昭告天下。所谓“正本清源”，如果不能从源头、根子上去廓清，很容易丢掉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度，很难彻底扭转被“围攻”的尴尬局面。

二是拿起法律武器，捍卫《红十字会法》尊严

2017年5月8日施行的新版《红十字会法》，为红十字会“依法治会”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最大的亮点即新增“法律责任”专章，其中强调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侵害红十字会权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明确规定“制造、发布、传播虚假信息，损害红十字会名誉”者，都应受到制裁。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加以追究，情节恶劣的，按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如此明确具体的规定，为红十字会履职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战疫”中红十字会工作的确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也欢迎各界提出善意的批评与监督，但红十字会绝不应该成为任人嬉笑怒骂的发泄对象，人道主义事业的圣洁更不容“网络喷子”肆意践踏。对少数人无中生有造谣生事、恶意中伤、故意“抹黑”而使红十字会遭受伤害，名誉受损，理应拿起法律武器，将之绳之以法，以捍卫《红十字会法》的尊严，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战疫”中为了避免“两面作战”，固然可以置之不理，但绝不意味着忍气吞声。“秋后算账”也是一种选择。这是摆脱信任危机，提升公信力的重要手段。倘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那么法律也就成为一纸空文，摆脱信任危机真可谓路漫漫了。

三是强化组织与队伍建设，提高应对水平

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摆脱信任危机，提升美誉度，关键还在于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应对水平，让人无话可说。

毫无疑问，红十字会组织还不够强大或者说比较弱势，需要加强建设，其中行业系统红十字会组织建设不可或缺。2011年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停摆，直到现在没有恢复。目前仅存铁路系统红十字会，且不够景气。应该说这是红十字会组织建设的短板。在未来的发展中，理应补齐。商业、交通、物流、快递等各行各业，都有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会应对突发事件就会从容很多，毕竟专业化水平高，动员能力强。如武汉市红十字会仓库积压物资，交给“九州通”，很快解决问题，从中不难受到启发。

与组织建设相关联的是队伍建设。红十字会看似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但人少事繁是普遍现象。目前全国红十字系统专职工作人员只有13000余名，很多省级红会专职工作人员20多人如湖北省红十字会，地市级红会10多个人如武汉市红十字会，甚至有的地级市红十字会只有一二名工作人员，实际上被边缘化。按照新版《红十字会法》的规定，红十字会承担9项职能之多，别的不论，仅“三救”——应急救援、应急救护、灾难救助，哪一项工作不是千头万绪？一旦遇有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几个专职工作人员，被讥讽为“鸡弱”的红十字会如何能够招架？因此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志愿者队伍专业化建设，是队伍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志愿服务是红十字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之一。志愿者队伍建设一直以来是红十字会一项重要工作，但专业化水平不高。目前全国红十字系统仅有7类24支救援队伍，分布不均衡，装备也一般，地方红会志愿者队伍参差不齐，且条块分割，各自为战，无法形成一个整体。能否建立联动机制，至关重要。建立从总会到省级红会志愿救援队联盟，构建“一盘棋”格局，就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

四是强化能力建设，持续提升公信力

“能力不足”被舆论所诟病，湖北省红十字会三位责任人被处分，就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加强能力建设，就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红十字会能力建设就是依据红十字会的宗旨和使命，不断满足人道需求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包括运筹能力、筹资能力、执行能力、监管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公关能力、文化建设能力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红十字会能力建设的基本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是根本，无论哪种能力，都要靠红十字人去建设。因此能力建设也要以红十字人“为本”，即提高干部素质是要务。

同时，持续加强公信力建设，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郭美美事件”使红十字会遭受重创，此次“红会风波”雪上加霜，使公信力建设任重道远。“红会风波”之所以持续发酵，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红十字会公开透明的行动滞后于公众诉求，这个症结不祛除，要重建公信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全国红十字系统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要真正做到“两公开，两透明”（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全信息披露机制。这一点武汉市红十字会显得较为被动，这个教训理应吸取。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应该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一是更新及时，从目前情况看，红十字会的新媒体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还有提升空间；二是查询功能，包括接收捐赠款物的信息及使用情况，都可以查询，其中后者还不能尽如人意；三是联动与共享机制，不管你登陆哪一级信息平台，都可以查询到你想知道的信息，这样的信息披露机制才是健全的，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习近平强调，慈善组织、红十字会要“高效运转，增强透明度，主动接受监督，让每一份爱心善意都及时得到落实。”显然，红十字信息化建设是提升公信力的有效手段，不可忽视。

五是以“两论”为抓手，不断增强软实力

“郭美美事件”后，中国红十字会原会长华建敏在2013年7月23日召开的九届五次常务理事会上强调要“突出抓好‘两论一动’”（“两论”即理论、舆论，“一动”指行动），形成共识，也取得一定成绩。那么，如何推动“两论”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更好、更扎实有效的持续开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舆论”不能总是疲于应付，对舆情的把控不力常常使红十字会陷于被动，重视舆论引导，舆情应对，不能不加以重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仍然是重要渠道；另一方面，虽然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强调“深入开展红十字理论研究”，虽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也强调“加强理论研究，大力开展宣传工作”，但理论研究的推进并不理想，如“红十字国际学院”作为全球第一所红十字系统的高等学府，至今还没有一支科研团队进入，几乎是“空壳”，亟待加强建设。

“两论”是加强红十字会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载体，以“两论”为抓手，拓宽红十字文化传播渠道，让公众真正了解、认识、亲近红十字会，红十字事业才能化危为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突出人道供给  参与社区治理

盐都区红十字会

近年来，盐都区红十字会主动融入大局，积极参与城乡社区治理，深化人道服务供给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在推进社会治理、促进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中作出了积极贡献。盐都区创成“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示范区”。区红十字会先后被表彰为“全省红十字应急救护百万培训工作先进集体”、“全省红十字养老照护服务工作成绩突出单位”。

一、紧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要求，强化职能发挥

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治理，首要的是要将红十字会组织向社区延伸，队伍向社区扎根，这样才能保证红十字工作向社区推进，精准把握社区矛盾问题和群众需求，相应开展工作。为此，盐都区红十字会坚持把推进基层组织建设进街镇、进社区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1、建强基层组织。规范街镇级红十字会建会程序的七个不可或缺步骤，即：①学习《红十字会法》和章程；②提出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人选；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④以党政办名义向区红十字会提出申请；⑤区红十字会批复；⑥召开成立大会并由区红十字会授旗、授牌、授印、授徽；⑦聘请名誉会长。在建强街道、乡镇红十字会的基础上，推进基层组织向下延伸，建立社区村居红十字服务站。

2、明确工作要求。深入开展创建活动，推进街镇红十字会、社区红十字服务站达到“六个有”基本要求，即：①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工作设施；②有相对固定的兼职工作人员；③有切合地方实际的工作制度；④有一定经费保障；⑤有稳定的志愿者和会员队伍；⑥有会牌、会旗、会徽、会印（区红十字会统一制作）。会牌和制度必须上墙。

3、落实基本任务。结合盐都实际，通过考核推进，落实基层组织八方面工作任务：①建立健全台账资料；②传播红十字运动知识；③筹资和救助；④组织无偿献血和招募造血干细胞采样志愿者；⑤开展志愿服务；⑥实施应急救护培训；⑦发展会员；⑧创建工作特色。

目前，全区建立了18个镇（区、街道）红十字会、132个村居红十字会、49家企业红十字会、40个社区红十字组织，能够围绕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要求，紧紧贴近群众，有效开展人道服务工作。

二、坚持红十字会工作宗旨，提升有效供给

坚持红十字组织进驻社区“不添麻烦只添彩，不争利益只争光”，紧紧围绕社区所需、群众所盼、红会所能，积极提供人道供给。

1、帮助社区完善应急救援体系，提供紧急救援。在城西南福才社区综合楼建设盐都区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完善灾害应急预案。指导镇（区、街道）加强社区、村居应急救援工作。对内，先后为区内遭风灾的秦南陈祁、大同和龙冈部分村居有效开展现场救援和向上争取援助工作。对外，也积极动员社区群众参与救援，先后为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四川雅安、云南鲁甸等灾区提供人道援助；2016年“6·23”阜宁风雹灾害发生后，社区群众参与募捐超过18万元。

2、帮助社区完善健康保障体系，提供应急救护。融入平安社区建设，依托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实施“公益性应急救护百万培训”项目，为群众集中开展初级救护员和群众性普及培训工作，社区居民每年获益3000人次以上。居住在香城美地小区的社区居民徐静在2013年成功复苏1名猝死市民，被评为“江苏好人”。

3、帮助社区完善扶贫帮困机制，提供人道救助。充分发挥社区红十字服务组织作用，对社区老弱病残等困境人员，通过“博爱送万家”登门慰问、资助医疗学习生活费用、发放博爱联系卡等多种方式，提供精准人道救助，每年受益在3000人次左右。

4、帮助社区完善文明创建体系，提供志愿服务。充分发挥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作用，在社区文明创建活动中，突出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采样、募捐筹资等人道业务工作，多层次、全方位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模范典型。社区红十字服务成功助力盐渎街道福才社区当选“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5、帮助社区完善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人道传播。运用多种大众媒介，多措并举，在社区广泛传播“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和红十字博爱文化，促进社区关爱生命，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的道德风尚形成，增强群众公益意识，激发民众向善热情。

三、做好社区人道服务工作规划，加强平台建设

社会治理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我们着力适应新形势，切实加强社区人道平台建设，搭建好不断凝聚人道力量、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提升自我的优质平台。

1、搭建好人道资金筹集平台，提高救助实力。坚持“政府政策引导、红会主体担责、相关部门协同、社区共同参与”，建好人道资金筹集平台，并不断尝试通过举办博爱作品展、建立“存本用息”冠名基金、开通网络筹资通道、接受委托定向捐赠和服务社区结对资助等募捐方式，筹资渠道逐步宽广。近几年，盐都年均筹集善款300多万元。

2、搭建好志愿服务参与平台，激发爱心力量。积极推进“互联网+红十字会”，立足社区，利用网络，搭建平台，激发社区群众踊跃成为志愿者，有效参与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采样与捐献、募捐筹资、社区结对服务、应急救护、养老照护等志愿服务工作，增强社区造血功能，丰富社区人道供给。

3、搭建好部门协同合作平台，壮大供给总额。主动将红十字工作和社区党建、综治、老龄、妇女等工作有机结合，设计好群众欢迎的人道服务项目，共用社区阵地，丰富人道资源，在社区困难职工、留守儿童、妇女、老人、残疾人等权益保障和需求服务上互通有无，合力供给，共享阳光，化解矛盾和难题，提升社区群众幸福感和红十字的品牌效应。

4、搭建好理事单位和社会力量参与平台，优化人道供给。着力协调发挥公安、教育、卫计、共青团等理事单位的作用，积极与社会公益组织合作，搭建平台，便于他们参与社区红十字服务，弥补红十字会在社区平安建设、困境学生关爱、健康教育促进等供给方面的不足，凝聚人道力量，服务社区群众。

四、彰显地方红十字会工作特色，真心关爱群众

坚持务实创新，注重项目引领，着力塑创红十字品牌，彰显红十字社区人道服务供给工作特色。

1、成立旧衣物接收中心，化解社区居民捐衣难。率先全市于2014年成立旧衣物接收中心，常态化接收旧衣物，由社区志愿者清洗整烫、消毒分类包装，按需发放给需求地区或者困难群众，方便社区群众奉献爱心、帮助他人。

2、设立“红十字博爱超市”，推进社区边缘户脱贫。从2010年起，按需建有设9家博爱超市，每年动态资助不同类型的困难家庭近千户。近5年落实资金达到300多万元，每年组织博爱送万家帮扶700多户困难群众。

3、依托社区博爱家园，推进养老照护服务。积极推进博爱家园建设，推进志愿服务、救护培训、人道救助、募捐筹资、博爱文化传播等红十字“5+X”工作进社区。在博爱家园基础上，实施志愿者与有需求的老龄人员结对，推进养老照护，为社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保健、文体娱乐、精神慰藉、安全援助等特色鲜明、有效可续的人道服务。2018年4月代表省市接受总会督查受到充分肯定，2018年6月代表江苏省出席在福建厦门举行的“第八届海峡两岸红十字博爱论坛”并专题发言。

4、实施博爱助学助医，让社区特定人群感受人道关怀。近5年共帮扶困难学生542人、近70万元；救助白血病、尿毒症、红斑狼疮等重大疾病患者3000余人、350多万元；慰问精神病患者、麻风残老人员300人次、30多万元；近3年实施“明亮眼·都有爱”红十字光明项目，每年投入10多万元，为2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复明手术，落实兜底治疗经费，增强了社区群众的幸福感受。

5、参与防艾工作，助力社区健康工程。设立“红丝带”博爱慰问基金，关爱困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支持艾友互助小组健康促进活动。成功争取总会网上红十字会建设项目支助，实施关艾网络行动，加强反歧视宣传，激发动员社区群众，共同参与，携手防艾，共创健康和谐生活。

此外，加强与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的联系，设立盐都研究基地，加强社区红十字工作理论研究，近期，盐城市2017年度社科应用研究立项课题、2017年医学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结题论文《盐都区红十字会养老照护志愿者团队在养老照护中的效果分析》在《江苏卫生事业管理》杂志上发表，成果评定进入程序。

以上是盐都区红十字会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些探索和尝试。通过红十字工作走进社区、深入家庭的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道需求，红十字会完全可以在保障社区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中更好发挥职能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党和政府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运动宗旨，切实强化基层组织和服务平台建设，着力聚焦社会关注和群众关切，着眼社会所需、红会所能，凝聚人道力量，创新服务举措，精准为社区基层群众提供人道服务，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筚路蓝缕启山林

——纪念中国红十字会建会116周年

池子华

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中国红十字会从无到有，创始人是谁？是一个不能不明确的问题。

五国合办意味什么？

1904年3月10日，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下午5时一刻，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集会于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议事，宣布共同组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7天后，也就是3月17日，正式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以救助日俄战争中的中国难民。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不无自豪地写道：“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合作。”这就意味着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5个国家联手发起，创始人也来自于这5个国家，而不仅仅是中国人。

那么，为什么取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万国”，即“国际”之意，是当时的流行语汇。五国合办使诞生于上海的这一红十字组织具有了“万国”性，除此之外，关键在于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成立红十字会也非一蹴而就那么简单，只能临时抱佛脚，便宜行事，正如史书所载，“中国向无红十字会，仓猝不能成立，故用万国红十字会之名义。”取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可谓实逼无奈，情非得已。

同时，正如红会史籍所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虽“经五中立国权宜联合”，但“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把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日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日。

根据磋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实行董事会制，中西方共45名董事，其中西董35人，华董10人（不久追加1名）。这46名创始董事，其实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群。换句话说，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有46名之多。而李提摩太、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七人，就是创始人群的杰出代表。

李提摩太：西方的创始代表

在35名西董中，经协商，推举英刑司威金生、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法租界工部局总董、李提摩太、律师麦尼而、医生巴伦、傅密生，共7人为“办事董事”（相当于常务董事，其中两工部局值年总董为当然办事董事），具体执行人道使命。这其中李提摩太起着决定性作用。

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华，先后在山东、天津、山西等地传教，是有名的“中国通”、慈善家、社会活动家。1890年受李鸿章聘请出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任上海同文书会总干事后，大量出版中文报刊，传播西方文化。1895年在北京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为中国的维新运动推波助澜。1898年9月拟出任光绪皇帝的顾问，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成泡影。他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曾和沈敦和一起创建山西大学，是中西方沟通的“桥梁”。正是在他不遗余力的斡旋之下，英、法、德、美四国领事才答应与中国方面联合，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如《大公报》评论说，“经李提摩太从中说项，始得定议。”没有他的积极奔走，很难如此快的达成五国合办的愿望。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李提摩太和沈敦和分别担任“外方秘书”和“中方秘书”，扮演着牵头人或召集人的角色。李提摩太与辽宁营口的魏伯诗德同为传教士，交往密切，凭借这种特殊关系，直接促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第一分会营口分会的顺利组建，并迅速将“营口模式”在东北“复制”推广，为人道救援铺平道路。李提摩太不愧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西方发起人的杰出代表。

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中国民间的“三驾马车”

来自中方的创始董事有沈敦和、施则敬、严小舫、朱葆三、周金箴、徐润、苏宝森、陈润夫、曾少卿、朱礼琦、任锡汾，共11名。他们来自于上海绅商阶层，如严信厚（字小舫），浙江宁波慈溪人，被誉为“宁波帮”的“开山鼻祖”，经营盐业、金融、实业，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既是上海工商界的巨擘，更是慈善界的“头面人物”。朱佩珍（字葆三），浙江宁波定海人，是著名实业家，他的投资涉及工商、金融、交通、公用事业等多个领域，如浙江实业、四明、中华、江南等银行；华安、华兴、华成保险公司和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宁绍、长和、永利、永安、舟山、大达轮船公司；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气公司、舟山电灯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绢丝厂、华商水泥公司、长兴煤矿公司、上海第一呢绒厂、宁波和丰纱厂及马来亚吉邦橡胶公司，等等。他因此而成为上海工商金融界显赫一时的“闻人”。周晋镳（字金箴），浙江宁波人，1887年弃官到上海创业，先后投资上海华新纺织新局、中法药房、轮船招商局、元丰面粉厂、大有榨油厂、赣丰饼油公司等，是“宁波帮”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徐润（字润立），广东香山人，是上海首屈一指经营茶叶出口的“茶王”和“地产大王”，投资开办多家工矿企业，是当时上海滩的大富豪、大资本家，是上海绅商中的“重量级”人物。苏宝森，浙江鄞县人，洋布业商人，上海商会负责人。陈润夫（字作霖），江西清江人，经营天顺祥票号，江西会馆董事，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商务总会）议董，旅沪江西商人代表性人物。曾铸（字少卿），福建同安人，经营南洋大米，获利甚厚，又开设“建发号”，经营海味、食糖与洋货，一跃而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资本家。朱仲宾（字礼琦），担任翻译事务，后任上海商务总会书记。如此等等。他们不是实业家，就是商人，或是寓居上海的绅士，是绅商阶层中有活力、有能量的一个群体。他们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始，可以一呼百应，同时提供后援保障，毕竟他们财大气粗，具有呼风唤雨的社会影响力。

中方创会董事中，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三人是“办事董事”，代表上海绅商执行会务。沈敦和（字仲礼），浙江宁波人，英国剑桥大学肄业，历任张家口洋务局督办、山西省洋务局督办、山西大学堂督办、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上海记名海关道等职，“不独为军界之干材，也是外交界、慈善界、企业界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搭档施则敬（字临元），江苏吴江震泽人，经营商业，为上海丝业董事，上海滩著名慈善家。而任锡汾（字逢辛），江苏宜兴人，官至四川川东道，是一位热衷慈善事业的慈善家，被誉为“义赈好手”。三人不负众望，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与运行呕心沥血，是日俄战争救护的“关键人物”。作为创始人的“三驾马车”，他们的业绩载入史册，得到公认。尤其是沈敦和，更是早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灵魂”，红会史籍“点赞”说：“论开创则百世不祧之祖，论慈善则万家生佛之宗”。他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初期发展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

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中国官方的创始代表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时，清政府没有出场，所谓五国“合办”，自然给人一种名不副实的印象，难怪在成立大会上有德商禅臣行总理发出“中国政府亦将合力办理否”之疑问了。因宣布“局外中立”，清政府未便抛头露面，也取得四国谅解。尽管有此难言之隐，但绝不是冷眼旁观。事实上，清政府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设动向，密切关注，时任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和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都与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等上海名流过从甚密，保持“热线”联系，他们秉承清政府旨意，鼓动沈敦和等与寓沪英、法、德、美官商合力经办红十字会。《万国红十字会公启》称：“本会前因俄日两国在东三省骤开兵衅，商民苦难出险。当经禀奉吕尚书（吕海寰）、盛宫保（盛宣怀）、吴侍郎（吴重熹），转商寓沪英、法、德、美各官商，合办红十字会。”毫无疑问，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发起成立，得力于清政府的“暗箱操作”。清政府没有出场，但却在“幕后”指挥。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清政府转换角色，从幕后走到前台，公开支持万国红会的活动。这其中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大臣作为“钦差大臣”，成为代表官方的创始人物。吕海寰（字镜宇），山东莱州掖县人，历任兵部车驾司总办兼则例馆提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办章京、兵部员外郎等职。1902年官至工部尚书的他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办理商约大臣，在沪与西方列强进行商约谈判，盛宣怀、吴重熹会办，予以协助。因在沪办理商约的关系，吕海寰受命鼎力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建。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人，历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厂督办等，是当时屈指可数的洋务企业家，1902年始出任会办商约大臣、办理商税事务大臣，协助吕海寰与各国进行增加关税、改订商约的谈判，由此与红十字会结缘。吴重熹（字仲怡），山东海丰人，历任河南陈州府知府、护理直隶总督、署理江西巡抚、邮传部侍郎等职。他在上海会办商约大臣期间与吕海寰、盛宣怀秉承朝廷旨意，推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建立。

清政府“钦差”三大臣直接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办，一方面表明“合办”姿态，1904年5月24日，清政府还拨出帑银10万两，资助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人道行动。另一方面，三大臣的官方背景，使人道资源动员更加便捷有力，《申报》《新闻报》等媒体就有三大臣领衔，“三驾马车”联名的“拨助捐款”的通电以及募捐广告，连篇累牍，得到全国各阶层的广泛响应，捐款源源不断。也是因为创始人的经历，盛宣怀成为晚清时期中国红会首任会长，吕海寰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红会首任会长。

闪光的红十字勋章

五国合办，以中国为主导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海内外筹款募捐，在东北广设分会，持续开展战争期间的难民出险和战后恢复重建、难民灾民救济及安置，直到1907年才告结束。这场人道救援行动，救助总人数达46.7万人，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

鉴于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使命完成，中国红十字会走上自立自主的发展道路，1907年7月21日，吕海寰、盛宣怀联衔上奏朝廷，“请立案奖叙”，对有功之人进行表彰。朝廷准奏。1908年4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遵旨查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事出力中西员绅职名，奏给奖叙”。除三大臣为朝廷重臣不再奖叙之列外，其中中方办事董事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以及董事徐润、周晋镳，西方创始代表李提摩太以及办事董事威金生、麦尼而、傅密生等，荣获“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这是对他们筚路蓝缕开创之功的褒奖，可谓名至实归。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冠疫情下的红十字会：问题与出路

池子华  商东惠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随着感染人数的急剧增长，一线医院超负荷运作，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医疗物资急缺。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捐物，彰显出大爱无疆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为党和政府的人道主义助手，各级红十字会也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各种渠道积极采购疫区急需物资，支援疫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处在疫情中心的武汉红十字会，亦积极配合疫情指挥部门开展捐赠物资的接收与分配工作，与之相伴而来的，却是连续不断的抨击与泛滥的负面传闻。症结在哪里？

一是物资分发纰漏频现

从湖北红十字会在防疫物资分发中的表现来看，结果颇令人失望：分发滞缓、程序复杂且优先级错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迅速调配物资，保证主力医院医疗物资需求的充足可谓重中之重。在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后，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物资如雪花般纷纷飞向湖北省及武汉市红十字会。但是，继2020年1月23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等8家医院首次向社会发出公开求助之后，1月30日，武汉市协和医院再次向社会发出急缺医疗物资的呼声。同时期，湖北省红十字会被媒体爆出物资分配不合理、定点医院得不到充足救护物资，武汉市红十字会则被爆出仓库内大量物资积压、领取物资手续繁杂等多条负面消息。

自1月26日，国家民政部指定湖北省红十字会、省慈善总会、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市红十字会5家牵头，接收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以来，除定向捐赠物资到达仓库后就可联系医院领走外，其他未标明定点捐赠的物资统一进入红十字会的仓库，由志愿者统计、归档，没有明细的则需要拆箱检查物资是否符合医疗标准。但是，由于红会工作人员不足、专业化志愿者缺乏等原因，物资核查进度缓慢。

此外，根据《中国慈善家》记者查访的结果，武汉市物资具体分发流程表现为：医院收集各科室短缺物资品类信息、专门人员上报疫情指挥部、指挥部根据库存给出派发量、卫健委开具物资发放单、红十字会根据发放单给医院发放物资5个主要部分。显然，武汉市红十字会仅仅扮演了物资捐赠的接收站点的角色，这与其所承担的法律赋予的、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特别救援职能和职责不相符，也远达不到公众的期望。

二是信息公示差强人意

信息更新速度慢。新冠疫情发生后，随着各地捐往武汉物资的急剧增多，捐赠款的使用再次成为公众的焦点。然而，通过湖北省及武汉市红十字会官网的公示信息可以看到，直至1月30日，湖北省红十字会才首次公布捐赠物资使用情况；1月31日，武汉市红十字会才公布首个物资发放表。对于物资使用明细更新缓慢的原因，时任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的张钦2月2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我们公布的数是捐赠方的物品接受方收到后再公布的。这其中就出现了时间差问题，红会公布的时间就会滞后于捐赠的时间。”这一说法未能获得公众认可。

信息公示出现错误。该问题直接引发公众对湖北省红十字会工作能力的质疑。在1月29日和1月30日公布的第一批次防控新型冠状肺炎捐赠物资使用情况中，湖北省红十字会发布的口罩数量及类型都出现错误。尽管这一失误在网友指出之后得到及时更正，仍未能挽回公众的信任。

公示信息不全面。早期的捐赠物资接收与使用情况均以附件呈现，内容分类也十分简要。而公众至为关心的问题——物资流向，仍不甚清楚。此外，物资捐赠类型（定向、非定向）亦没有作详细标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红十字会与公众之间的隔阂，为谣言的传播埋下隐患。

三是危机公关处理不足

主要表现为面对危机时的及时反应能力不强。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快速传播与难以控制的特点，常常为不法分子散播谣言制造便宜之门。以2011年郭美美事件为例，红十字会公信力之所以遭受重创，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未能及时做好危机公关的处理。在武汉疫情防控物资收发中，湖北红十字会工作中的失误，一方面加剧了与公众间的隔阂，另一方面则给一些谣言提供了可趁之机。1月26日至2月2日，数则关于武汉市红十字会的负面信息在微博、微信等平台疯狂转载。面对这种突发而又来势汹汹的网络舆情，武汉市红十字会并未对此进行及时回应，故而错过了危机公关的最佳时机。尽管之后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已无法平息公众情绪、挽回红十字会的形象。

此次疫情，对红十字会的工作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但其交付的答卷却未能及格。作为一家“百年老店”，红十字会只有直面新时代，锐意革新，去除沉疴，才能重新赢得民众的信赖。

一是改革：建立现代办公系统

湖北红十字会在抗击疫情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反映了红十字会内部办公方式亟待改革的现状。传统的物资调度方式，对于小批量物资或有效，但在重大卫生事件面前被证明是无能为力的。此次战“疫”中，杭州市红十字会及时转变思路，由市民政主管人员牵头，与市政府办公厅、卫健委、经信局、慈善总会合作，组成市防控领导小组捐赠专班，采取线上审批、现场办公等方式，实现了以需求为导向的高效物流供给体系，并以信息公开及时、物资转运高效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肯定，也为各级红十字会的工作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强化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加强与政府及其他慈善力量的沟通合作，建立起现代化办公系统或不失为红十字会建设的一条可行之路。

二是实践：做好危机公关处理

公信力建设于红十字会而言仍是一条漫漫长途，关键原因还在于横亘于公众与红十字会之间的巨大隔阂。因此，在舆情危机爆发后，及时搭建沟通平台，与公众进行沟通显得极为重要。首先，应提供尽量多的沟通平台。当前红十字会与公众沟通的平台仅限于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两种，官方网站主则要承担发布信息的职能。开辟讨论、回复专区，对公众关注的问题进行全面解答，消除疑惑，不失为良策。其次，建立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危机处理中，推出专业的新闻发言人，才能正确引导舆论的发展。在谣言传播迅速、舆论甚嚣尘上的当下，建立一个专门的新闻发言团队对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建设十分必要。再者，增强与媒体间的互动，建立良好关系，及时发布正确信息，掌握舆论主导权。攻破谣言，独木难成舟。中国红十字会需要主动寻求媒体的帮助，借助其力量树立正面形象。

三是优化：建立专业的志愿者队伍

 专业化的志愿者队伍，对红十字会工作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湖北红十字会相关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屡次提及“人手不足”，实际反映了其后备力量的缺失。在武汉疫情爆发后，如果能够及时召集一批高质量志愿者（如退休的医务人员、军人、财务人员等），统一培训，并有序的分配各点，将极大缓解物资登记分发过程中的压力。

志愿者作为红十字会开展核心业务的主力军，其招募与培训工作的开展实效将直接影响人道救援的质量。一方面，红十字会要加强自身建设，扩大正面影响力，通过举办有益的活动争取个人、团体甚至其他组织的参与，吸引潜在的志愿者群体；另一方面，做好志愿者档案库，充分发掘具有专项技能的专业化志愿者，以备不时之需。

（作者分别是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新探索

——评《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研究（1911-1949）》

郎元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迅猛，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红十字运动研究备受关注，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红十字运动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全国视阈下的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或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历史。进入21世纪，区域社会史研究逐渐升温。伴随着“中层理论”、“新史学”、“新社会史”等概念的提出，中国社会史研究热点开始向区域研究转变。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也随之成为热点，并涌现了一批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成果。近十年来，在苏州大学池子华教授的带领下，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的视阈开始向全国范围扩展，除上海和江苏之外，如河南、安徽、江西、山东、贵州、湖南等地区的红十字运动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丰富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内容，对全国范围的宏观研究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傅亮博士所著《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研究（1911-1949）》一书，是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多年不断的修改增订而成，并于2018年12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它的出版有助于深化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对拓宽红十字运动的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一

《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研究（1911-1949）》一书打破了传统史学论著以时间为顺序的写作方法，改为以专题为切入点，进行深入研究的写作方法，内容丰富，推陈出新。全书共四章20余万言。

第一章江西红十字运动的开端，主要论述了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的起源问题。从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的背景入手，明确了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开端的标志，着重分析了南昌和九江分会的成立时间、建会基础和发展过程，并对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开端的历史意义进行探讨。

第二章江西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主要论述了近代江西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问题。从分会组织的扩展、资金的募集及短缺、会员的招募、会长选任及奖惩等方面，全面展现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进程。

第三章江西红十字会的人道活动，主要论述了近代江西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活动。从近代江西红十字会在历次战地救护、灾害救济和医疗服务等方面出发，重点描述了近代江西红十字会的业务活动。

第四章“国家与社会”视阈下的江西红十字会，主要将近代江西红十字会置于“国家与社会”的视阈之下，重点阐述近代江西红十字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化，并厘清其中蕴藏的历史原因。

该书力图通过近代江西红十字会这一研究对象，全面展现近代地方红十字运动在组织建设、战地救护、灾害救济和医疗服务等方面“博爱人群”的风采，并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分析地方红十字会与政府间彼此关系的博弈变化。这对于丰富地方红十字运动研究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红十字运动整体历史的研究也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今天江西的红十字运动和慈善事业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的学术著作，《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研究（1911-1949）》有其特有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视阈的新探索。

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不仅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新热点，而且是中国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升温，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除了此前已有的城市史、区域史、历史人类学、社会文化史等继续深化扩展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分支陆续开拓并初成规模，如灾荒史、疾病史、卫生史、生态史、日常生活史、社区生活史、个人生活史、身体史、家族史、口述史、影像史、电影史等，研究领域呈现日益多元化、精细化的发展态势”。区域红十字运动史正是这种“日益多元化、精细化”研究的杰出代表，它是综合了区域史、疾病史、卫生史、慈善史、日常生活史等诸多研究方向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这个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开辟了新的天地，而《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研究（1911-1949）》一书正是对这个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贡献。

此外，目前关于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成果，大多集中于对特定区域内红十字运动的起源、发展过程、组织形态、经费来源和主要业务等几个方面问题的研究论述，较少有对地方红十字会与总会之间的关系、地方红十字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地方红十字会与其它慈善团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研究分析。该书专设一章对江西红十字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这是全书的一大亮点。如：“江西红十字运动从发轫起，就离不开官府的支持，尤其是在经费及战地救护上，红会得到了官府强有力庇护，这是江西红十字运动发展的重要基础。官府对于红会的庇护自然会产生一些正面的促进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种庇护也容易使红会失去政治中立性”。作者的这一论断不仅准确揭示了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与江西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指出了此种关系对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所处政治立场的具体影响，这对我们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认识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至关重要。

其次，研究资料的新拓展。

《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研究（1911-1949）》在史料的收集、挖掘、整理与利用方面也是值得称道的。该书使用的史料涵盖了档案、史料集、地方史志、年鉴、报纸、杂志、古今著述等诸多种类，范围广泛，丰富翔实。其中，既有公开出版的史料，也有中国红十字会内部交流使用的内部资料。作者更将较为不易获得的珍贵史料单独辑录，以附录的形式附于书后，方便其他研究者参阅使用。

丰富翔实的史料使得该书能够对许多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如对南昌分会和九江分会成立时间的考证辨析；对江西省内各个红十字分会分布情况的调查；对经费收支的分类统计；对抗战时期南昌分会诊治病人和病种的统计汇总等，诸如此类的考证和统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使得该书尤为显得严谨、扎实、厚重。

复次，研究方法的新应用。

“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理论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是多学科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结果，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交叉渗透以及口述史学的兴起、田野调查的风行都有密切关联，对提升和深化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相当有意义”。《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研究（1911-1949）》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本方法，同时综合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的起源、组织形式、经费收支和主要业务活动等问题进行爬梳透视，以多学科、多元化、全方位、多角度的方式进行分析研究，方法多样灵活，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其中，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灵活运用最为称道。作者并没有机械式的套用哈贝马斯的“公共社会”理论来解释江西红十字会这一研究中所展现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灵活的从政治立场的角度解析了这一问题，展现了作者对既有理论不保守不迷信的学术理念和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

三

《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研究（1911-1949）》的出版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该书是第一部专门研究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的专著，对于厘清江西红十字运动的早期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对于人们了解、认识这段历史也是大有裨益。开展红十字运动的历史研究是推进红十字工作的先决条件，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往往了解不够，因此，急需开展地方红十字运动的理论研究工作和对群众的普及教育工作。该书将学术研究与普及教育较好的融为一体，不仅学理深厚，而且可读性强，是一部耐读的学术专著。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国力衰微，战乱不断，人民生活困苦。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一个民间社团组织，一经成立即秉着“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拯黎民于水火，救兵士于战火”。自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至今历时100余年间，江西红十字会作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重要力量，一直肩负着扶危济困的历史任务，不断开展战地救护、难民救济、疫病防治、灾害救援等慈善活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对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的研究探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为今天江西红十字运动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历史借鉴。

当然，《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研究（1911-1949）》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中国红十字总会与近代江西红十字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仍需着重研究。中国红十字总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红十字组织，江西红十字会作为其下的分会组织，会有其自身的属性定位，与总会之间也会存在着相应的分工合作，而彼此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值得着重研究。

其次，近代江西红十字会与其它地方红十字会相比有哪些特点也值得关注。与其它地方分会相比，近代江西红十字会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会在组织形态、人员构成、经费收支等方面有所反映，对江西红十字会的主要业务活动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复次，近代江西红十字会与其它慈善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研究。近代江西红十字会作为江西众多慈善团体之一，其与其它慈善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彼此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的活动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最后，近代江西红十字会的人物群体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红会人物是红十字运动的主体，如能将对红会人物的研究融入到区域红十字运动史的研究中，这样就可以更好的理解红十字会的运行机制。

以上几点均是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着重关注之处，如果将这些问题研究透彻，将有利于全面揭示区域红十字运动的方方面面，有利于丰富我们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整体认识。

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该书仍可称得上是一部系统研究近代江西红十字运动的精品力作，其所具有的学术创新性和现实指导性是颇具意义的。该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领域的不足，推进了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深入研究，更为当下如何更好地推进地方红十字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借鉴。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