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理论园地】

正确认识国家红会的政治性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张孚传【观察思考】

积极担当作为  压紧压实责任 全力应对疫情防控

——嘉定区红十字会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与总结…………………………………欧贺然【历史研究】

试论盛宣怀实业实践与慈善事业的关系……………………………………………………江华

【图书评论】

观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新视角

——《中国红十字运动的“万国”视界》述评…………………………………………商东惠

【珍稀史料】

我的父亲陈宗芳生平轶事…………………………………………………………………陈志利

主办：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副主编：傅亮

执行副主编：李欣栩  郎元智   

编辑：池子华  刘思瀚

投稿信箱：534435887@qq.com;chizihua@126.com

正确认识国家红会的政治性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张孚传

一段时期以来，业界和理论界对国家红会政治性及其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认识不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红十字运动秉持“公正”基本原则，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因此国家红会不应该也不具有政治性；有的认为，只有中国红十字会具有政治性而其他国家红会没有政治性，理由是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有的认为，只有中国红十字会具有政府背景而其他国家红会是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组织；有的把政治性与红十字运动“中立”“独立”等基本原则对立起来。依笔者浅见，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必须及时予以廓清。

政治性是国家红会的本质属性

任何国家红会都具有政治性，这是它与生俱来的。因为国家红会的建立，其基础是该国政府承认并加入日内瓦公约，承诺遵守公约的规定。

国家红会对外代表本国政府履行国际承诺，对内得到本国政府支持发展人道事业。而国家作为社会政治现象和组织实体，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所以，只要国家还未消亡，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红会，自建立之日起，政治性就天然内在地成为其本质属性。

坚持党的领导是国家红会政治性本质属性在中国的特殊表现

政治性是国家红会的本质属性，这是普遍的、一般的。国家的政治性是国家红会政治性的成因。这个因果逻辑关系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红十字会的政治性问题至关重要。

在我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核心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国家红会的政治性，决定了中国红十字会必须自觉主动接受党的领导，成为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这是国家红会的政治性本质属性在我国的特殊表现。这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政治性与坚持党的领导的正确因果逻辑关系。

那种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坚持党的领导，是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因此中国红十字会才具有政治性，而别的国家红会不具有政治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在其颠倒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政治性属性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因果逻辑关系；错在其把国家红会所具有的政治性这一本质属性、普遍特征，当作只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专有属性、专门特征，混淆了一般与特别、普遍与特殊。

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是辩证统一的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国家红会的政治性属性认识不清，因而把国家红会的政治性与坚持红十字运动“中立”“独立”等基本原则对立起来。在我国，就表现为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对立起来。这是非常错误的。

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是辩证统一的。坚持党的领导，是政治高线，强调的是旗帜、道路、方向，是指中国红十字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与其他群团组织一样，始终与党同心、同向，引导所联系和服务的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更广泛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坚持“中立”“独立”、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是工作底线，强调的是方式、方法、策略，是指中国红十字会必须遵循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所赋予的职责，遵照《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的要求，拒绝干预、排除干扰，自主管理、自主决策，推动我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取得新成就。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并不矛盾，两者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其旨归是一致的，即确保我国红十字事业沿着科学正确的方向和轨道发展，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任何国家红会都具有政府背景

如前所述，国家红会的建立，其基础是该国政府承认并加入日内瓦公约，承诺遵守公约的规定。所以，任何国家红会都具有政府背景。

2007年11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30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决议指出：“各国红会是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各国政府和各国红会在各个层面上享有特殊和显著的合作关系，此种关系具备国际和国家法律基础。”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是由各日内瓦公约缔约国、各国红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联合会四方代表参加的，这一决议充分表明了国家红会与一国政府的特殊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得到各国政府和各国红会的确认。那种认为只有中国红十字会才具有政府背景的认识和论调，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确立的基本原则，依照中国批准或者加入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一规定，也深刻而直接地反映了前述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决议有关各国政府和各国红会的特殊关系具备国家法律基础。

总而言之，政治性是国家红会的本质属性，任何国家红会都具有政府背景。中国红十字会是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是党和政府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和中国红十字会的根本遵循，也是其本质特征。对此，各级红十字组织和每一名红十字工作者都应当旗帜鲜明、理直气壮，都应当大力宣传、广泛传播。

（作者系浙江省红十字会人道传播与组织管理部部长）

积极担当作为  压紧压实责任 全力应对疫情防控

——嘉定区红十字会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与总结

欧贺然

庚子冬春跨年，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袭荆楚大地，迅速向各地蔓延。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鏖战当前，嘉定区红十字会坚守岗位、迅速行动，全力投入疫情防控第一线，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及捐赠款物接收、人道资源募集与协调等工作。

迅速行动，全力应对疫情。在区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指挥下，迅速成立区红十字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建立了区红十字系统防控新型肺炎工作网络。及时拟发“关于认真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动员全区红十字干部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抗击疫情，制度先行。研究制定“红十字会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相关规定”和捐赠工作提示。第一时间在人道救助基金账户中设立“防控新型肺炎”专项，并开通24小时防疫款物专门捐赠通道。规范做好各类捐赠款物的接收使用工作，及时发布接收使用款物公示。

研究部署，统筹协调。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党组主体责任，专门召开党组会议，部署应对疫情防控工作。研究当前疫情防控款物捐赠使用工作。包括对接受捐赠和捐赠款物分配使用工作进一步研究，提出进一步规范捐赠款物捐赠使用管理措施，在充分尊重捐赠人意愿的基础上，加快捐赠资金款物的使用进度，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定对所有捐赠款物的接受使用采取一事一议，不管金额大小、物资多少，都作为“三重一大”事项讨论，严格决策程序。在本市红十字系统内率先在微信公众服务号设立“抗击疫情”专栏，设有“公示、公告、动态”三个子栏目，对款物捐赠使用，全面实时地接受社会各界和捐赠者的监督。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批示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的讲话精神，面对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和舆论形势，我们在认真的总结思考的基础上，找出差距和不足，努力改进落实。

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积极担当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我们要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切实做好工作，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当前的头等大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上来，统一到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切实把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署，认清形势，明确要求，强化担当，压实责任，积极作为。红十字会全体党员干部按照职责分工，进一步明确每一个人的疫情防控责任，对存在敷衍塞责、弄虚作假、阳奉阴违，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消极应付等行为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有些地方出现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有些干部作风飘浮、不深入疫情防控第一线，疫情防控基本情况一问三不知。要在斗争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对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对那些工作不投入、不深入的干部，对那些不会干、不能干的干部，要及时问责，问题严重的要就地免职。疫情当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认真汲取湖北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失职失责的深刻教训，把工作抓实抓细，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对我们来说，要认真执行已经制定并完善好红十字会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规则，依法依规加强捐赠款物接受使用管理。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制度，所有捐赠款物分配使用，不管金额大小、物资多少，都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决策程序，切实提高捐赠款物分配使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水平。狠抓物资接受、储存、调配、分发、公示等关键环节，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哪个环节出问题，就严肃问责哪个环节的责任人，对违规违纪的，从严查处。要始终以强化规范管理，严谨细致的工作，实现疫情防控工作有序高效、公开透明。

加大社会动员力度 精准对接疫情防控需求

要加强与区有关部门的协调协商，畅通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及时沟通防控信息，争取帮助和支持，有效做好需求物资对接。同时，我们广泛动员人道力量，接受使用好当前最急需的防疫物资，及时向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请示报告工作中遇到因难和问题，争取重视和支持，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共同做好联防联控工作。做好与物资保障和市场供应组的捐赠物资发放清单每日通报工作，按照物资保障和市场供应组要求做好防疫物资发放工作，坚决避免捐赠物资闲置，要督促发放人员尽快将捐赠的防疫物资分配到位，全程及时跟踪、确保物资的准确发放和手续完备。要重点保障好一线医护人员的需求，如口罩、防护服等疫情防护一线的紧缺物资。要进一步动员方方面面力量，全社会形成救助合力，切实做到弱有所扶、难有所帮、困有所助、应助尽助，努力实现精准救助、高效救助、温暖救助、智慧救助,把困难群众的民生底线兜住兜牢，努力为人民谋幸福。

信息公开及时准确 确保捐赠款物接受使用规范高效

要切实强化严格管理，工作规范严谨，特别关注款物执行进度、信息公开、工作规范严谨等方面工作。捐赠资金和物资要及时完整登记入账，物资要理整齐，手续要齐全。要尽快将每一笔善款、每一批物资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捐赠款物分配、拨付和使用管理坚持专款专用、重点使用及时分配的原则，除捐赠方有明确指定意向外，捐赠款物应及时全部分配，除了定向捐赠，主要用于重点疫情地区和重点防控单位。要及时准确公开捐赠款物接受使用信息。在微信公众服务号、在《抗击疫情》专栏，持续公布捐赠款物、具体使用情况信息和工作动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捐赠款物使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以实际行动温暖每一颗爱心。

主动接受监督 确保疫情防控捐赠工作规范高效、公开透明

在工作过程，始终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中华入民共和国慈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捐赠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相关工作规则，自觉主动全程接受监事会对疫情防控捐赠款物使用管理工作的监督。重点接受捐赠资金的接受、使用等环节和捐赠物资的接受、储存、调配、分发、公示等环节的监督，接受监事会对执行捐赠款物接受、分配、使用管理办法以及捐赠款物接受使用管理信息公开情况等方面的全面深入、全过程监督，确保涉及疫情防控捐赠工作规范高效、公开透明。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挑战越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众志成城抗疫情，风雨无阻向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战胜疫情，就能为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而不断贡献力量，伟大祖国必将更加繁荣昌盛！

（作者系上海嘉定区红十字会干部）

试论盛宣怀实业实践与慈善事业的关系

江华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又字幼勖，号愚斋、止叟。江苏武进人。清末官员，官办商人，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人物，被后人成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又被称为“中国慈善之父”，通过近五十年的努力，在实业实践与慈善事业两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同时成为中国首富和中国首善，他是如何完成两者的平衡与转换的？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系？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一、盛宣怀的实业实践

他从1870年开始进入官场后，运用官督商办和商办的形式，陆续经办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局、汉阳铁厂、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煤矿有限公司等，并担任督办、总办或董事会长。他在政府中的官职也在不断上升，从海关道升到邮传部大臣，参与重大外交活动，他倡办了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他还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并担任首任会长，夏东元先生将这些总结为盛氏一生创造了十一项“中国第一”。正如左舜生先生在《清末建设与盛宣怀》一文中指出的“盛宣怀在清末政治上地位之重要，不下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而所从事建设各端，对于国家关系之大，尤远非李、张辈所能及。”

1872年，盛宣怀受李鸿章的委托，起草《轮船招章程》，强调“商本商办”，1873年，中国近代史上的首家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营运。盛宣怀出任招商局会办，在招商和营运上尽心尽力，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1877年，他收购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中资企业并购外资企业的案例。1885年，盛宣怀成为中国轮船招商局第一任督办。在轮船招商局取得成功后，盛宣怀大展宏图，先后涉足电报、纺织、铁路、铁矿、银行等行业，均担任要职，让他一跃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洋务企业家和“红顶商人”。李鸿章称赞他是“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表露心迹说：“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路，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之后，吾愿足矣。”通过多年兴办实业，在积累了大量个人财富的同时，号召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为他从事慈善事业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盛宣怀与慈善事业

盛宣怀从早年即广泛参与慈善实业，在其父盛康的影响下，在常州协助设义庄、办义田、兴义学，为其日后参与国家慈善工作奠定了基础。1871年，直隶发生特大水灾，盛宣怀奉父命到上海、苏州、扬州等地开展劝捐活动，并采购棉衣、粮食等物资，从上海雇轮船运往天津，救助灾民。1875年至1878年，北方五省发生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筹赈局，特派盛宣怀处理赈务。盛宣怀亲赴河北献县开展调查，请求朝廷借款万两，救济“极贫之户”。因为这笔款项是计划外的，由盛宣怀回江南劝募，如数归缴。在赈济过程中，盛宣怀尽心尽力，大病一场，夫人刁氏把积蓄全部拿出，支持他的慈善事业。1979年，盛宣怀出任天津河间兵备道，在天津设立慈善机构广仁堂，对劫后余生的孤儿寡母加以留养，维护了一方平安。

1886年，盛宣怀出任登莱青兵备道，他主持治理小清河，在治理过程中，他创造性的采取“劝捐筹款，以工代赈”的策略，即一面由他在江南发动募捐，筹集治河经费。一面让受灾灾民参与治河工程，发给工钱，实现了救灾水利两不误。小清河的治理耗时三年多，征调民工数十万，开支白银七十多万两，消除了水患，发展了经济。同时他还参照天津广仁堂的做法，在烟台设立胶东地区最大的慈善机构广仁堂。据池子华教授统计，从1871年到1896年，盛宣怀参与的慈善赈灾就有27次之多。1897年至去世前，盛宣怀承担的全国性赈灾活动就有35次之多。他的足迹遍布全国，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慈善家。

盛承懋在《盛宣怀慈善思想的形成及其对社会的奉献》中特别指出：“随着盛宣怀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影响越来越大，他也成为一个众望所归的慈善事业家，全国各地发生灾荒，都会有人写信或者游说，要求他出面主持赈灾工作。在他主持官赈和义赈的过程中，往往可以调动他所辖大型企业的资金，常常采用先垫款散赈，再募捐归还的办法，所以能及时散放赈银、赈粮，效率比官赈高得多。又由于他在政界的影响和关系十分广，在劝募义捐、购运粮食、减免税金等方面都极有办法，因此能一呼百应，在赈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义赈”界的领袖人物。”这也让他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和首任会长成为必然。他晚年回忆说：“上海广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设，平常办理各种善举，遇有灾荒，同人提倡义赈，历有年所。堂内捐置房地、矿业股份，以为恒产，如能经理得宜，未始不可达救人目的。”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病逝。他在遗嘱中提出，将一半家产捐赠出来，作为慈善基金。经过清点，盛宣怀遗产共计白银1160万两，其中一半捐入愚斋义庄，用于支持社会慈善事业。

三、盛宣怀与中国红十字事业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开战，大量东北难民无家可归。在这种情况下，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集会上海，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位大臣成为中方代表，盛宣怀充分发挥筹款的技巧，第一时间将募捐启事、募捐公函发往各省，同时还亲自制定了筹办办法八条等。劝捐得到了各省当局的积极回应，短短一个月中就收到十几万两。同时，还制定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建明章程》八条，当年建立分会20多家。三年之中，万国红十字会和各地分会，共救护出险、赈济安置46.7万人，堪称功勋卓著。1907年，万国红十字会完成历史使命，中国会员于上海开会，决定成立独立的中国红十字会，正好盛宣怀在沪上，遂公推为会长，中国红十字会自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作为会长，盛宣怀积极推动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的建设。

1910年2月，盛宣怀等三位大臣给朝廷上奏折《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说中国红十字会自独立以来，建设医院，兴办学堂，有了一定基础，考虑会务头绪繁多，又关系中外交往，希望派大臣作为会长。经过研究，朝廷同意了这一请求，“着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因此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官方任命的首任会长。1911年10月27日，清政府认为盛宣怀是酿成辛亥革命的祸乱者，发出上谕，革去盛宣怀一切职务，当然也包括大清红十字会会长一职。也就是说盛氏充当大清红十字会会长只有短短二十个月。

被革职后，盛宣怀仍然关心关怀着红十字事业的发展。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为了救助南京难民，盛宣怀个人出资，租用英国太古洋行“大通”号货轮作为红十字救护船，两度赴南京，解救难民三千余人。1914年，再次向中国红十字会捐银一万两，用于安徽难民救助。盛宣怀去世后，中国红十字会感念他对红十字会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联合汉冶萍煤矿、招商局、通商银行等，为盛宣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沈敦和副会长致悼词，对盛宣怀的功绩和事业作了回顾，称赞他是“大实业家而兼大慈善家”，是对盛宣怀的公允评价。

四、盛宣怀对常州慈善事业的影响

（一）盛宣怀生前在常州兴办了很多慈善事业。主要包括善堂、义庄、学校等。根据《盛宣怀档案选编·慈善编》，可知他在常州兴办的善堂有存仁善堂、普济善堂、启善堂，兴办的义庄有拙园义庄，参与兴办的义学和学校有人范书院、龙城书院、西郊书院、正则学堂、正则高等小学堂、公立冠英小学堂、唐家巷公立小学堂、路湾学堂等。同治七年,其父盛康在常州建立拙园义庄，旨在敬宗睦族，团结家族成员，壮大家族力量。义庄规模很大，盛氏家族对其进行严格管理。由于经营得当，每年皆有盈余，并在完纳国课、赡养宗族、兴学助教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1920年，盛氏族亲好友根据盛宣怀遗命和实际状况，把家产进行十成分派：五成归盛氏五房子孙均分，五成设立愚斋义庄，作为社会慈善赈济及家族公用、公积之基本金，由义庄董事会遵章保存和管理。愚斋义庄从成立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基本能够按照庄规运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围绕盛氏家产，盛氏内部及其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纠纷不断，在内外压力下，盛氏先对义庄资产进行四六分析，1931年又将义庄解散。上海愚斋义庄可以看作是常州拙园义庄的延续和发展。盛宣怀兴办的学校和义学，为促进常州的教育也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盛氏家族长期关心关怀常州公益事业的发展，多有资助。盛宣怀去世后，维持盛家局面的是盛夫人庄德华。1924到1925年，接连爆发了两次江浙战争，长三角地区深受其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分会竭力开展战地救护工作。庄夫人继承亡夫遗志，给予红十字会力所能及的支持。1925年2月，常州分会会长伍琢初致信庄夫人：“慨自时局多故，战祸频仍，满目疮痍，同深悯恻，矶服务红会，鉴兹惨状，对于疗养伤兵，救济难民等事，无不汲汲筹办，未敢一日稍懈也。第应办之事尚多，而原有之经费不继。前次江浙之战，灾区甚广，需费甚多。勉为支持，半由借垫。乃前此之借垫未偿，而今日之需用又急。当此地方元气未复，又加以此次兵灾方振恤之未逞，何能再事劝募。惟是吾常北门城外暨北乡三河口、焦店及戚墅堰、横林一带，均被溃兵抢劫，十室九空。江阴连日对垒，闻被炮火惨伤者，为数甚巨。且四处火光烛天，历三日夜之久。该处灾情尤为重大……夙仰太夫人关怀桑梓，乐善不倦。鉴兹灾黎遍野，待拯孔殷。敬乞大发慈悲，迅予提倡，慨捐巨款，以资补助。如蒙慨允，即乞电示。矶当躬亲其事，以期灾黎实惠均沾，不负我太夫人孜孜不倦之德意也。”告知常州地方兵灾严重，常州分会不遗余力开展救助，但限于经费，恳请盛氏家族慷慨解囊。庄夫人及时回信：“此次兵事，诚如尊示，江阴受祸最烈，而敝处济美、源大两公典，损失尤钜。承属一节，论情论理，故不容辞。只以历年捐办各省水旱灾振，为数过多，而预算之收入，竟致无著，恐外间未悉情形，疑为诿饰。是以于前年冬间登报布告，藉明真相，迩来兵灾连绵，各处遭受损失，尤非意料所及。惟事在梓乡，不敢不尽力设法。业于常郡佛家捐助洋三千元，又在上海勉办一收容所，实已筋疲力竭。猥荷谆谆，愧无以仰答仁忱，尚希鉴谅是幸。”意思是说，盛家历年捐助很多，家底渐空。但家乡的事情义不容辞。现在已经通过天宁寺捐助三千元，又在上海办理收容所一个，略尽绵薄之力。

（三）在盛宣怀的影响下，常州人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做出了贡献。红十字会与常州的渊源很深，可以说盛宣怀是源头。尽管常州红十字会并非全国最早成立的红十字会，但自1914年开始筹备，到1921年正式成立之后，工作开展时间之长，工作之细，影响之大，在全国全省也是极为少见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盛宣怀的影响下，庄录、闻兰亭、苏克己等常州人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贡献和影响很大。庄录是盛宣怀的内侄，是银行董事长和金融家，从1921年到1929年，他当了八年的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最为人熟知的是1923年带队参与日本大地震的灾后救援工作。1921年常州大水，分会向总会求援，庄理事长及时拨款五百元，棉衣200件。闻兰亭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就以慈善家闻名于上海，曾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常务理事，做了不少捐款捐物，抢救伤员的工作。1937年8月，红十字救护队长苏克己在上海罗店营救飞行员时，被日军残忍杀害，引起各国公愤，后被追认为烈士。抗战结束后，专门为烈士修建了纪念碑。而常州本土的红十字人，也纷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红十字争光添彩。1914年，30岁的王完白先生受命筹备常州红十字会，十年如一日的为红十字会而努力工作。在回顾个人在常州的成绩时，他认为创建中国红十字会常州分会，是他一生难以忘怀的事情。屠寄是常州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曾做过县令，著作等身。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抱病参加了常州分会的创建，并召集了一些会议，还部署了长江大水的防疫工作，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楷模。第二任会长龚承祖先生，把自家的房子拿出来，设立伤病救护站。第三任会长伍琢初先生多次向总会求援，争取各项支持。临终前，他捐款五千元为常州百姓修建一座平桥，方便商旅通行。

意识超前，接轨世界，盛宣怀在洋务运动中的卓越贡献和在实业中的杰出成绩，成就了他的传奇。而能够在经营实业的同时，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心投身到慈善事业当中，用一生来做慈善，推动红十字运动的发展，从另外一个层面实现了他更大的人生价值。在实业与慈善之间，他统筹考虑，把实业的经验成功运用慈善事业中来，也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范例。

（作者系常州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观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新视角

——《中国红十字运动的“万国”视界》述评

商东惠

在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早期历史中，如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华中万国红十字会等冠以“万国”之名的红十字组织屡见不鲜，并在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淞沪会战等历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独特的“万国”现象，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不能忽视的重要课题。2019年12月，由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上海嘉定区红十字会合编，池子华、王国忠主编，池子华、崔龙健、赵婕、侯如晋、欧贺然等参编的《中国红十字运动的“万国”视界》（以下简称《“万国”视界》）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首部围绕近代中国境内红十字组织“国际化”问题展开研究的论著，不仅为“红十字文化丛书”添一新的成果，也为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作出有益探索。

一

《“万国”视界》共计9章31万字，按内容可分为7个部分。编者以时间为经，选取了晚清以来在中国境内创建的6个国际性红十字组织，围绕其创设、发展以及最终命运，通过中外各方力量在境内早期红十字运动中的参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新视角。兹结合其内容评述如下，以飨读者。

第一章“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与日俄战争救护”。以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为中国红十字会建会起点，已是学界共识。但是，对于“缘何创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而非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如何开展救援之行动”“中国红十字会如何得以自立”等问题，许多读者仍不甚清楚。以上问题在这一章均能寻得答案。作者不仅考察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的背景与战时救援、战后救济活动的开展情况，还对其成立后官方与民间“中国独立创办红十字会”的诉求进行条分缕析，全面地呈现了晚清时期中国红会创建的艰辛历程。同时，也反映了国际人士在红十字会创建过程中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二章“辛亥风云中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解散，中国红十字会自立，一些有识之士立即着手兴医院办学堂。随着红十字事业的进步，红会的民办性质遭清政府诟病并被迫易名“大清红十字会”，间接推动了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建立。该章分别从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辛亥救护的背景、组建过程、救援行动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层层递进，使红会“大彰于武汉之师”的情状跃然于纸上。此外，作者还介绍了中华民国建立后红会首届会员大会的召开，并对其在红会史上的意义作了详尽的阐释。

第三章“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与伤兵难民救助”。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上海各界纷纷采取行动，整合救护资源，为抗战救护作准备。在此背景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应运而生。作者详述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组建过程、募捐渠道、伤兵救护以及难民救助工作，尤其肯定了其在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救助功能“缺位”的情况下做出的历史功绩。

第四章“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及其救助活动”。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败北，国民政府弃守上海的决定更使长江门户洞开。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制造了一场长达6周的大屠杀。正是在这种惨烈的背景下，以约翰·马吉、约翰·拉贝等为代表的中外人士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为南京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提供了一处安身之地。该章即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为考察对象，将其创建过程、救助活动的开展与困境娓娓道来。此外，作者还将其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加深了读者对这一组织的认识。

第五章“华中万国红十字会与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武汉三镇伤兵、难民人数剧增，华中万国红十字会随之产生。1941年，出于拓展会务的需要，华中万国红十字会改组为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直至建国后才退出历史舞台。作者以时间为线，对华中万国红十字会的创设及组织架构、主要会务工作的开展、改组与后续发展均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第六章“广州万国红十字会服务团的医疗救助”。广州万国红十字会服务团是由广州万国红十字会原会长黄雯组建的民间医药卫生组织，主要通过定点救护和流动治疗两种方式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在广州地区的抗战救护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作者从广州万国红十字会服务团的组设、人员经费、战时服务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性质、成绩及局限性，对于读者全面认识这一组织大有裨益。

第七至九章“民国时期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中国记忆（上、中、下）”。1912年，“京会”、“沪会”合并，中国红十字会成功转型，开始创办自己的报刊，用以传播红十字运动的相关知识，加深国人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了解。第七至九章的内容即围绕此展开，上篇详述了民国时期红会自主创办的各类期刊和其中涉及到的国际红十字运动方面的内容，中篇以美国红会为个案，以《中国红十字会月刊》和《红十字月刊》刊载的有关美国红十字会的内容为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下篇则从启发民智、提供实践经验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境内红十字期刊传播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效。

二

通读全书，有不少方面值得称道：

首先，研究角度新颖。已有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研究焦点多集中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分会和救护总队本身的建设、发展以及战事救护活动的开展，部分内容虽涉及国际人士在中国红十字运动中的参与，但大都简单带过。据笔者所见，仅有一篇文章对晚清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红十字事业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专门讨论。因此，作为一部专门论述中国境内红十字组织“国际化”问题的著作，《“万国”视界》一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尤为显著。该书立足于近代中国境内红十字组织的“万国化”“国际化”问题，选取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红十字组织进行考察，时间跨度从日俄战争延续至抗日战争，通过国际人士介入“万国”红十字组织程度的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由弱到强的发展特征。

其次，研究方法多样。《“万国”视界》一书的著成离不开丰富的档案、报刊及文史资料，而多种研究方法的使用则使得该书内容更为丰满、观点更趋客观。如本书第三章，除对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进行整体研究外，还以南市难民区为个案，进行难民救助研究。在追述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报刊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传播时，除介绍其对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关注外，还以美国红会为个案，补充了整体研究的不足。此外，文中不少地方引用数字和图表来呈现红十字组织的管理架构、人员组成、会员发展、救护功绩等，让读者能够更为直观的认识其中情况。

再次，风格统一、主题鲜明。该书作为集体劳动的结晶，各章作者不尽相同，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由池子华执笔，第四章由崔龙健撰写，第五章由赵婕撰稿，第六章由侯如晋撰稿，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由欧贺然撰写。集体著就的历史著作，虽全面而宏大，但易存在结构架设与写作风格不统一的情况。本书却避免了这一缺点。书中论及“万国”红十字组织的内容，基本以其创建的历史背景为开头，继而论及其创建过程、救护行动和历史影响。这种“三段式”的论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全书结构与写作风格的统一。在风格统一的基础上，编者以中国境内红十字组织“国际化”的主题贯穿全书，通读该书，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认知，即：在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建设与转型中，在抗战救护工作的开展中，国际人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除了上述优点外，该书也存在着集体性著作中常出现的问题，即拼凑感。

编者虽然尽力保证了各章在同一主题下的统一风格，但阅读该书时仍会产生不连贯之感。譬如：前面六章，每章都可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个体，而部分章节间缺乏必要的过渡，使得全书的整体性有所减弱。七至九章，则与前述各章在体例、风格方面迥然相异，研究对象也由红十字组织跳跃至红十字期刊。

另外，缺乏总结性探讨——这也是全书显得离散的一个缘故。编者为大家呈现了近代中国境内普遍存在的“万国”现象，在各章中也有提及该现象出现的原因。譬如，在论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建背景时，指出“中国向无红十字会，仓促不能成立，故用万国红十字会之名义”（第3页）；在述及上海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组建时，提到“武汉事起仓猝，……彼时若仅恃本会救护人员，断断不敷调遣。欲求部署神速，机关完备，而经费又可节省者，惟有借重各国教会西医……然欲联合教会，又非借重西董不为功，此本会万国董事会所由设也。”（第33页）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全书并没有对红十字组织“万国化”（“国际化”）现象及各“万国”红十字组织间的联系与结构的变化进行深入探讨，故而未能完成理论上的升华。

在近代，尤其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囿于种种因素，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面的、有组织的救护活动，以上海绅商为代表的一批国内慈善人士，联合外籍慈善家，组织创建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等许多有影响力的“万国”红十字组织，在近代战争救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书选取这一现象的几个侧面，完成了对近代中国境内红十字组织“万国化”的初步探究。虽有不足之处，却也为红十字运动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我的父亲陈宗芳生平轶事

陈志利

陈宗芳（又名陈福生）乳名颖生，是陈璞的亲侄子，生于1915年2月，浙江绍兴人，1922年开始上小学，先后在绍兴、上海完成小学、初中学习。1936年4月在绍兴稽山中学读书时，按照学制规定，为提高抗日军事技术到杭州南星桥大营盘参加浙江省大中学校第二届学生军事集中训练。总队长由浙江省保安司令宣铁吾担任，各大队长、中队长由军训教官担任。据我父陈宗芳回忆他们的教官是黄浦军校五期的毕业生，军训一共三个月，每天出操，高唱抗日歌曲，提高军事技术，军训结束后，全体军训学生到南京参加全国学生军训大检阅。

（陈宗芳）

1937年，上海“8·13”淞沪会战持续几个月，我军将士伤亡二、三十万，黄梅兴、蔡炳炎、杨杰、庞家贞、吴克仁等十余名将军血洒淞沪，取义成仁。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再筑长城，英勇悲壮，当名垂青史。英雄们的事迹震撼国人，也震撼父亲。1938年父亲高中毕业，先到上海法租界家里补习德文，复习功课，并根据叔父陈璞的意见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学习。

    1940年叔父陈璞写信给我父亲，动员他去贵阳图云关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参加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父亲收到信后即申请退学，于7月份赴贵阳，8月份到达贵阳图云关。当时陈璞在救护总队任材料股主任兼材料总库库长。应材料总库正是缺人之际，我父亲陈宗芳被分配到材料总库工作。材料总库下设总务组、储备组、制造组三个组。总务组组长许崇德，副组长凌世雄；储备组组长于怀卿，制造组组长陈国信。储备组下设药品系、器械系、敷料系三个系。药品系主任陈淑贞，器械系主任韩真全，敷料系主任秦美莉。又在各战区邻近地各设立材料分库，配合分派到各战区的医疗大队开展救护工作。据父亲回忆当时第一分库设在西安，库长苏挺；第二分库在邵阳，库长黄兆纯；第三分库在吉安，库长刘仲民；第四分库在柳州，库长秦修竹；第五分库在独山，库长秦远芳；第六分库在老河口，库长戈利杰；第七分库在戈阳，库长刘筱亭；第八分库在金华，库长曹敦化；第九分库设在重庆，库长吴载聪；第十材料分库在衡阳，库长何镇东。材料分库一切服务于救护需要。

（陈璞）

我父亲到材料总库报到后，被安排在总务组担任第二、三仓库保管员，主要保管新到整箱药品和医疗器械。2个月后他被调任第一仓库任保管员，主要保管国内外整箱药品、器械和包装用品材料。1942年5月调任材料总库总务组任副组长，代理组长。总务组下设仓库，卫材出纳，总务三个部门。仓库主任黄政仁，负责整件卫生材料的保管；卫材出纳（收发室）负责人贾清远、孙志诚，负责卫生材料的收发和运输；总务负责人吴荣光，负责杂物和人员生活。当时生活物资极其缺乏，粮食，蔬菜，副食品都要派车到安顺、惠水等地去购买。材料总库印鉴由总务组掌管。

    当时材料总库药品材料储量很多，药品、器材大部分由欧洲国家及海外侨胞的捐赠。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82%来自于国外捐赠，有4.4%在国外购买，9.6%在国内自购，可见救护总队大部分药材均依靠国外捐助。在外来捐赠部分，有70%捐自美国医药助华会。

材料总库在收到药品、器械、卫生材料后，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卫生材料标准表》制定标准箱。该《标准表》是救护总队按照各地不同卫生单位的任务所需药械、敷料的不同规格，数量制定的一本卫生器械手册。根据《标准表》，各种药品、器械按其性能、用途规定标准包装。用一编号标志。如化学药品用C代表，C1代表消毒药品，C2代表配制尤苏儿用原料，C3代表专治传染病的药品，C4代表麻醉药，C5代表内用药品。如敷料用D代表，D1代表制成敷料，D2代表整批敷料，D3代表手术材料，D4代表手术室用被毡，D5代表煅石膏，D6代表副术。E代表包括外科手术时用的医疗器械以及医院中的基本医疗器材，如E1代表换药用具，E2代表手术器械，E3为手术用具，E5为高压蒸汽消毒锅及汽炉。

按标准包装的目的，一是简便容易，各队需要补充药品、器材时只需将其某种标准包件替代符号写明即可。二是易于运输。每件重量规定为25斤至45斤，特殊用品以每箱不超过60斤为原则。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便于人力运输。三是可以告知各医务队包装箱内为何种器材，何种药品、药材。四是以提示材料捐助人及总库人员显示战地救务工作所需材料的范围。

材料股是储存、供应战地救护物资的重要机关，设有材料总库，下设材料分库。材料分库的任务主要是储藏标准包及各种标准材料。供应各战区医疗队需要的药品材料。各材料分库，根据各战区救护工作情形的变化，随所属医疗大队部迁移，根据需要在分库下可再设支库，随时随地为各医务队源源不断地供应各种救护药品和器材。材料总库1939年1月份发出材料683件，发给或补充各机关材料有五厘奎宁锭617500粒，二厘奎宁锭662500粒，牛痘苗300打，C1、CV5组，敷料2组，治疗及内服用药各1组。如1940年4月份发出材料692件，发给或补充各机关材料计五厘奎宁锭89000粒，二厘奎宁锭26500粒，济众水2520瓶，霍乱疫苗一万人用量，脑膜炎血清一批CI、CV、DI五种，灭虫器一组，标准材料一批，药械11种；同年5月份发出材料880件，待运材料2280件，需车29辆；同年6月份发出材料544件，待运材料1558件，需车21辆。不言而喻，材料部门成为维系战地救护体系的物质命脉。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某些领导对救护总队的资源、物资优势特别眼红，曾企图将国际捐赠的物资和捐款由红会总会接收。但因林可胜总队长在国内外的良好声誉和威望，捐物、捐款的接收人都是署名林可胜本人收，因此一直未能得逞。1942年3月22日，林可胜亲率三支医疗队，一支救护车队从贵阳图云关出发直奔缅甸，加强在缅对日作战的远征军负伤官兵进行救护的力量。1942年5月，红会总会利用林总队长在缅甸的机会，借口强制对救护总队部进行改组。改组后救护总队材料总库直属红十字总会。库长由副总队长汤蠡舟兼任，总务组长由特别党部（政治部）派来的陈敏之担任，陈宗芳任副组长（负责药品、器械方面的工作）。约半年左右材料总库仍划归救护总队部管理。陈敏之调回原单位，陈宗芳仍担任总务组组长。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滇缅公路中断，救护总队经费、物资来源没有着落。1943年6月，救护总队部终因经费、物资困难抵押给中国银行，材料总库库长由中国银行派陈麟熙担任。我父亲陈宗芳仍任总务组组长。

1940年冬天和1941年春天，我父亲根据林总队长指示和陈璞的安排，先后发两批药械运往十八集团军根据地（即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准备在那里设立第十一卫生材料分库。可惜这两批药械分别在西安、宝鸡被扣留，由此引起了国民政府对救护总队的注意。不久国民政府派人在救护总队设立特别党部和政治部。特别党部特派员由政治部主任王洽民兼任。随后就发生了1942年1月，汽车修理厂张世恩和一名同事因共党嫌疑被逮捕，运输股副主任章宏道（章文晋）和一部分员工当夜撤离。4月份，材料总库总务组组长凌世雄和储备组副组长贾清远（陈璞的学生）被特别党部押送贵阳市警备司令部关押，后通过关系都被保释出狱。从此红十字救护事业不分党派，救死扶伤，发扬人道主义的红十字精神受到了压制。1943年秋，政治部被撤销，王洽民带领陈敏之等人离开贵阳图云关回重庆，特别党部特派员由王晓簌担任，但他从未到过救护总队。

1942年9月初，根据总队部指示，材料总库总务组下设总收发室、材料总库除分库外对外不收发材料，所有材料进出事宜应由材料总收发室专理，由库员贾清远为总收发室主任。1942年9月16日移交清册6本共计36页呈清，总收发室交接完成。

救护总队设在贵州省贵阳市图云关山岙里，虽有一条通广西、湖南的公路，但路况不好，周围都是山，所有房子，包括总队部、医院、病房、图书室、礼堂、宿舍等全是“干打垒”的泥墙茅草房，或用竹子与泥巴糊成墙的茅草房，用桐油纸代替窗玻璃，病床，工作台，部分医疗器械是就地取材自己制作的，吃的是杂粮，副食品要派车到周边县、市去购买，生活很艰苦。但数千救护总队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的精神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在总队部的领导下，组织了文艺组、体育组、学术组，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征文比赛、学术交流、体育活动，组织歌唱抗日歌曲、演出话剧等文艺节目，并在节日组织庆祝活动，还可以在图书室借阅资料和图书，供学习和阅读。据我父亲回忆，他在救护总队期间，总队部组织过两次集体婚礼，如1941年元旦，救护总队八对新人结婚，林可胜亲自为八对夫妇当证婚人，统一由总队部派人接待，每人只收5角贺仪，结婚宴席有100多桌，总队部派车接送，曾轰动一时。又在1943年举行过一次红十字会的扩大宣传周活动，扩充吸收红十字会会员。

我父亲陈宗芳因前妻陈淑琴（原名钱寿圆），在材料总库器械组任仓库助理员，于1942年10月在图云关因公死亡；1943年4月间，图云关大火住房被焚，大部家具行李被焚，损失较重；林可胜总队长辞职后其叔父陈璞不再兼任材料股主任职务，陈璞兼职时期使用的职员，因救护总队部国外捐赠物资的中断，认为前途希望不大，大部离职另找出路的影响，和其叔父陈璞屡次来信催他去重庆等原因，经多次向库长、总队长提出辞职，因无人接替工作，直到12月份辞职批准，工作移交给曾家澍后，离开图云关去了重庆。

我父亲陈宗芳到重庆后，住在陈璞位于新桥的家里，在军医署药政司工作，任军委一阶科员（上尉待遇），分配在第三科工作。1945年5月，军政部改组，军医署划归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领导。药政司改名供应司，我父亲陈宗芳仍在原部门任职。同年12月底，军医署分批迁回南京，后升任军委二阶科员（少校待遇），仍在第三科工作直到解放。

解放后，我父亲在中国医药总公司工作，先后在业务处任药品组组长，储运处运输组组长等职。1952年，在干部定级时陈宗芳被评为干部行政18级。1957年底，调中国医药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工作。1973年到台州地区临海县医药公司工作，1975年退休。

陈璞与我父亲陈宗芳叔侄因经历相同，陈宗芳叔父陈璞年幼丧父，侄子陈宗芳12岁丧母。我父亲陈宗芳有六个兄弟两个妹妹，他是前母所生5个兄弟中的老幺，从小以来多得叔父照顾。叔侄俩一生从事医药事业，一起参加抗日救国，救死扶伤的伟大事业，解放后，又一起为新中国的医药事业作贡献。陈璞和夫人及小女儿陈道常住在北京市地安门内三眼井24号一个四合院里。我们家住在中国医药总公司干部宿舍，离天安门广场很近。我家经常去他们家探望。叔侄俩一生感情深厚，情同亲生。

在我的记忆中，家里大人从不讲以前的事情，所有照片、资料等在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焚毁平事。我们在升学、当兵、招工都因家庭历史问题深受影响。可不清楚我们的祖辈、父辈等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心里一直存着一团疑云。直到贵阳图云关发掘历史以后，我才渐渐明白这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我的祖辈、父辈的历史是清白的，不但没有干坏事，而是对中华民族、对祖国和人民是有功的。他们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宝贵贡献。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的老兵代表在天安门广场还参加过阅兵式。中央拨款整理救护总队的档案资料，并批准在图云关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纪念馆和纪念园区。救护总队的先辈现在世已不多了，愿他们健康长寿，安度晚年。已故的先辈，你们可以安息了，历史还了你们清白，你们是人民的功臣，民族的英雄。在此我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的后人，十分感谢贵州省、贵阳市两级政协和贵州省贵阳市两级红会，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正名所做的工作；也特别感谢我们红会救护总队后人的杨永楦大姐，为红会救护总队资料的发掘整理所做的努力，借此机会也十分感谢为弘扬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精神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