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中国红十字历史研究 http://www.hszyj.net/ zh-cn NBArticle yanghongxing999@163.com 目 录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736 《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第2期·总第6期）
 
目    录
 
[理论园地]
当前社会慈善意识淡薄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刘昶
[工作交流]
太仓市红十字会2006年度工作总结………………………………………………………………………………太仓市红十字会
常熟市红十字会2006年工作总结和2007年工作要点…………………………………………………………  常熟市红十字会
[调研报告]
民 间 组 织 参 与 社 区 服 务 研究
——以A市红十字会开展“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为个案（上）……………………………………………………… 郝  珺
[历史研究]
金陵分会：江苏第一个基层红会组织…………………………………………………………………………………………池子华
建国初期江苏红会改组述论…………………………………………………………………………………………徐国普   池子华
[红会人物]
慈善人生——庞京周医师的生平与事业（上）…………………………………………………………庞曾涵  高忆陵  池子华
[图书评论]
评《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池子华
重视慈善历史研究  加强慈善文化普及——兼评《中国慈善简史》……………………………………………………… 向常水
[文献资料]
红十字会医船免税条约…………………………………………………………………………………………………曾桂林  整理
[史事经纬]
中国红十字运动编年史略·续四（1913）………………………………………………………………………………… 池子华
[他山之石]
海外及港澳台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概述……………………………………………………………………………………… 曾桂林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苏州市红十字会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郝如一
副主编：马红英  邓敏  唐文跃
执行副主编：王专  朱建春  杨红星
编辑：徐国普  吕晓玲  高鹏程  周小蓉  曹金国  薛丽蓉  王媛媛  齐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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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查看详细] ]]> Sat, 30 Jun 2007 -1:31:24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736 [理论园地]栏目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735 当前社会慈善意识淡薄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刘昶
 
内容摘要：本文从传统文化中宗族意识、中庸文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家族财富的传递、富人的藏富意识和民众的仇富心理，建国后特殊历史背景以及当前政府角色和慈善组织公信力等角度对当前慈善意识淡薄的原因加以分析和探索，以期求得问题的症结所在。慈善意识不是天生具有的，而要靠后天的培养。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慈善意识，营造全民参与慈善的良好氛围，化解社会转型过程中诸多矛盾，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关键词：慈善意识；淡薄；传统因子；现实原因
 
　　慈善事业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它的发展需要一种社会氛围，也就是需要有公民慈善意识的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事业　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就总体而言，并不能令人满意。本文拟通过古与今、中与外的对比，对我国慈善事业现状做一鸟瞰，并探寻国民慈善意识淡薄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国内慈善事业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渐趋对慈善事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1997年，首次规定对提供慈善捐助的企事业单位给予减税待遇；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以法律形式将减税政策固定下来；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并将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的组成部分；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列》确立了慈善基金会的权利和义务；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可见，近三十年来我国政府正逐步认识到慈善事业的功能，使得慈善事业在机构建设、组织服务、法律政策支持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进展，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总体上缓慢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变，且“官方热、民间冷”，政府唱主角，民众的参与度不高。有学者对当代中国国民的慈善意识进行过调查，其结果显示：中国公民尚未形成浓厚的慈善意识和社会氛围。[1]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以下几组数据加深对当前民众慈善意识缺失的感性认识。
　　自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至2000年，中国人均慈善捐助不足一元人民币；至2002年，该组织共筹集善款近12亿元，其中60%以上来自海外及港澳台捐款，内地捐款只占30%；至2004年，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当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2]美国人对慈善事业的捐献额在1990年为1115亿美元，到1996年上升到1510亿美元，增长率为43%；按户统计，有65.5%的美国家庭对慈善事业进行了捐献，人均捐献额在1996年达到695美元；在全美2.54亿人口中，有9300多万人义务参与相关慈善活动，义务工作时间折合金额总计高达2015亿美元。[3]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相比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数额竟相差7300倍。[4]这些资料表明我国慈善事业的规模和国民参与度不高。
　　在美国，许多企业和富翁，如闻名世界的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都充当着慈善捐献的榜样，而国内的情况却大相径庭。有调查显示，我国工商注册登记的国内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5]另据统计，中国慈善捐款总额，大约75%来自国外，10%来自平民百姓，只有15%来自国内的富人阶层。2003年被《福布斯》评出的100位中国富豪，有70%没有在“2004中国慈善榜”中出现。大陆富豪在慈善方面的欠作为还集中体现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中华慈善总会的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接收到捐款总计774.7533万元人民币，其中只有一个以个人名义捐款的富豪”。[6]众多资料都显示大陆富豪和企业在慈善事业方面都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影响力。
　　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慈善事业的同步勃兴，这不能不令人叹息历史和现实的强烈反差。在历史上，我国民间慈善组织呈现多样化、普遍化的发展特征，慈善组织遍及全国城乡，如育婴堂、义田、义庄、义学、义仓、社仓、救生船、施医局、施棺会等等，涵盖了生老病死各个环节，构筑起了关照民生的社会网络。据梁其姿对明清时期18个省份“非官方管理及资助的，亦非只属个别家族的”慈善机构统计，育婴堂类973个，普济堂399个，栖流所331个，清节堂216个，施棺局类589个，综合善堂类338个，其他善堂类743个。[7]
　　无论是古今的纵向比较，还是中外的横向对比，都表明了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尚不充分。民众慈善意识淡薄，个中原因，值得深思与探究。
 
二、慈善意识淡薄的历史原因
　　现阶段国民慈善意识淡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历史的原因除了郑功成所说“数十年的禁忌和观念障碍不可能一日尽消”[8]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传统思想意识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
　　传统思想意识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具有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组成部分，各自都不乏对慈善观念和劝人为善的深刻阐述，诚如民国年间大慈善家熊希龄所言：“吾国立国最古，文化最先，五千年来养成良善风俗者，莫不由于儒、释、道之学说所熏陶。”[9]传统文化固然滋养了异常发达的慈善文化，而当前慈善意识淡薄的原因，笔者认为，同样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意识有关。
　　第一，宗族救济观念制约，家族财富血缘内消化。
　　慈善意识的淡薄与中国几千年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不无关联。传统的小农经济具有自我封闭的特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长期生活在这种隔绝状态下的人们势必形成一种闭锁心理，“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当然不利于慈善所需公共意识的形成。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宗族社会，更容易导致慈善事业的封闭性和内敛性。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宗族义庄，他们在救济族人和道德劝化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义庄救济的受益面大多限定在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范围内部，先是“自己人”，然后才是外人。慈善往往被视为一种施舍行为，以显示施善者的大方和仁慈，突出族内或街坊邻里熟人之间的互助，并不习惯向陌生人提供救济。又如专门救济溺婴和弃婴的育婴堂也有其地域界限，如“本境内上自某处起，下某处止，左右某处为界。”[10]可见，“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慈善原则有着明显的宗族色彩，其限定救济区域和人群的做法存在着明显的画地为牢的局限性。慈善的动机也不尽相同，如“君子救急而不救穷”，救济被视为一种投资行为，是期望得到回报的。此外，慈善还被赋予了一种道德取向，如“至于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力强壮，游手游食以至赤贫者，皆不滥助，以乖劝善之义。”[11]可见，懒人和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社会不愿意也不屑于向他们提供救济。从现代社会保障学角度来审视，这些做法与慈善事业的开放性、广泛性、公正公平和效率等基本特征不相符合，实际上自我限定了慈善行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从而阻碍了慈善意识的形成。
　　慈善意识淡薄还与我国家族财产继承方式直接相关。众所周知，慈善事业的资金主要来自捐献，而我国传统家族财富遵循“血缘内继替、代际间分配”的继承原则，父死子继，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不二法则，一直延续至今。这就不难理解国人甚少将遗产捐献社会，而只留给子孙，为子孙奠定一份基业，使后代免受饥俄之苦。“血缘继替”观念[12]根深蒂固，使得我国的慈善事业因为缺乏资金来源而举步维艰。
　　第二，中庸文化熏陶，富人藏富，民众仇富。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理念，为我国社会各阶层所恪守，并在实践中以“中庸”为标，立身处世，于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怕出名猪怕壮”云云，成为人所熟知的座右铭。长期在中庸文化熏陶之下，民众铭记“人不露富，树大招风”，“箭射出头鸟，有财不露富”,“家中有财不露富, 窖藏万金最安全”，由此形成藏富意识。以至于海外有人总结，华人喜欢“闷声大发财”, 把钱或金银珠宝悄悄存放在保险箱中。怕别人借钱吃大户，这也不无道理。
　　私有财产的公开化便于慈善活动的开展，然而传统文化中无处不在的中庸思维使得中国的富人群体养成了不露富的习惯，这就给私有财产的公开化带来了障碍。
　　富人有钱，吝于行善，必然遭至一部分人的嫉妒。嫉妒本身并不是仇视，但这种广泛滋生的嫉妒很容易演化成仇视（即所谓“中国式的嫉妒”）。因此，与藏富意识相对应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着强烈的仇富心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希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然而其中偏偏不乏违背公开的规则和公认的理念去获取财富和使用财富的人，他们严重损害社会其他阶层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社会底层和整个国家的利益，造成极端的贫富分化。如“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等，加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朴素平均主义，构成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水浒传》中杀富济贫式人物欣然接受，甚至拍手赞叹的当然理由。
　　民众仇富，富人藏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使中国的慈善事业因为缺少“财富拥有者”的引领示范作用而陷入尴尬境地。
　　第三，传统政治文化划分，公私二元对立。
　　公私观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大公无私，崇公抑私”，这种公私划分在专制社会直接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尖锐对立，使中国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公私悖论。这种对立在我国传统民间慈善活动上也有所体现。在国家的救济体系之外，作为既非个人又非官方而处于两者之间的公共领域，民间社会自发主办的慈善活动历来受到皇权的监视甚至挤压，因为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国家的仁政与民间慈善事业是不能并存的。《孔子家语》记载，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救贫，孔子止之曰：“汝之民饿也，何不白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焉”。[13]可见，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中，政府应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是惟一的合法提供者，私自以一己之财济贫有影射政府无德的嫌疑。[14]又如隋唐时期，佛教盛行，寺院凭借其雄厚财力，积极参与地方慈善活动，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救济贫病人的慈善机构即悲田养病坊。由于这项举措惠及的群体越来越广，使得佛寺在地方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引起了政府的猜忌，宰相宋璟奏请废止。随着强势政府的干预，佛寺的影响力削弱了，政府最终从佛寺的手中夺取了济贫的垄断权。官方正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舆论既然不允许也不欣赏慈善，施善而遭到政治性猜忌或舆论质疑的人们所要承担的精神和社会代价也就愈来愈大，愿意施善的人自然望而却步，这对全社会崇尚慈善氛围的营造是极为不利的。
　　第四，建国初对慈善的批判，造成其发展进程的断裂。
　　近代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许多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设立慈善公益组织，客观上弥补了当时政府救济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15]。然而，近代中国民间慈善意识增长的趋势却随着20世纪中期政权的更迭而断裂。慈善被认为是统治阶级骗人的伎俩，是伪善；传教士被贬损为恶棍、赌客，他们所办的大量慈善设施被称之为诱人入教的手段而遭到否定；慈善观念和人道主义被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受到批判，结果慈善组织几乎从共和国历史上消失，人们对慈善已渐近陌生。这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批判和否定，导致慈善文化断裂，是当今慈善意识和慈善观念缺乏的又一原因，以致当代中国慈善文化先天不足。[16]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共同富裕，所以，新中国的慈善事业主要表现为政府包揽的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的就业、全体社会成员享有政府给与的相同的基本福利、全国各地发生各种大小灾害均由政府救助。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局面，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扮演主角，这使得个人和社会都形成了对政府的依赖心理。在此后的反右倾和十年“文革”中，慈善亦未能幸免，被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一位工人向灾区捐款的行为被定性为“居心叵测，动机不良”、“往社会主义的脸上抹黑”。[17]在如此背景之下，慈善事业停滞不前，甚至面临衰熄的危险。有学者这样描述建国后大陆的慈善状况，从1954年到1980年的近30年里，“社会上既没有倡导慈善事业，也没有传媒宣传介绍慈善事业。在悠悠的岁月里，身处大陆的中国人看不见慈善事业的身影，听不到慈善事业的脚步，闻不到慈善事业的气息，甚至在人们的头脑中也难以寻觅到慈善事业的印痕，要么是不知慈善事业为何物，要么就受极‘左’思潮影响对慈善事业存在误解和偏见。”[18]
 
三、慈善意识淡薄的现实原因
　　慈善意识淡薄除了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次原因外，现实原因同样未可小视。其中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政府角色错位，法律不健全。
　　慈善事业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性和社会性，民间力量应是慈善事业的主体。然而目前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出现政府和民间的功能倒挂，以至不少民众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慈善是政府的事情。政府包办慈善事业，不但不适应现代慈善文化的发展，而且存在种种弊端，尤其是由于缺少法律和外界的监督，政府救济资金管理不透明，导致善款下拨不及时或者违规使用，甚至出现贪污腐化、循私舞弊等行为，这些负面事件一旦发生势必使政府慈善行为的诚实性、可靠性大打折扣，严重影响慈善氛围的营造。
　　自愿捐献是慈善事业能够真正成为一项长远事业而不是一种“运动”的前提和基石。[19]一些地方的慈善活动名义上以民间慈善组织相号召，而实际操作则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如硬性摊派，收缴善款，这与慈善的自愿原则完全背离，其结果不仅有损慈善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挫伤民众施善的积极性，而且使得民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最终束缚了慈善组织的发展。总之，政府在社会慈善事业中应充当何种角色，发挥何种功能，还有待于政府和慈善组织关系的理顺，这一问题不解决，势必妨碍慈善文化生态的有序健康发展。[20]
　　政府的慈善立法尤其是免税政策的制定相对滞后，使得当前慈善事业遭遇“瓶颈效应”。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的慈善捐献给予比较优厚的免税待遇，并对有关慈善组织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同时对个人所得或遗产征收超额累进税，引导富人捐赠慈善事业。而中国大陆现行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的30%的部分，可以免除。“捐款越多，纳税越多”，这实际上是对企业捐赠的变相“打击”。至于申请退税过程之繁琐，时任民政部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2005年向中华慈善总会捐了500元钱，办理申请减税竟然要履行10道手续，整整花费了两个月时间，堪称一个生动而无奈的案例。[21]我国国有企业占了很大比例，而国有企业的捐助税收没有减免。[22]很多企业家虽欲捐助而不得不望“捐”止步。
　　第二，慈善机构运作尚欠规范，缺乏公信度。
　　慈善机构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NGO），理应保持其独立性和民间性，这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原则。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行政统管制度，慈善组织也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如作为一个具有全国性网络的中华慈善总会自1994年成立，就是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各级慈善机构是事业性编制，专职工作人员的编制和工资由国家编委核定、国家财政负担。它与政府部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其行政化或官方性占主导地位。同时，基层县(市)、乡(区、镇、街道)的慈善组织也绝大多数完全依附于行政机构，[23]成为与政府行政机构别无二致的“次级官僚机构”[24]。慈善事业的官僚化，使其失去了“草根”性质，有成为政府附庸之嫌，影响慈善组织在社会上被信任的程度。对此郑功成先生就指出：坚持慈善事业的自愿原则和民办本色，让官方化或半官方化的慈善事业还原成民办慈善事业，既是慈善事业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内在要求。[25]
　　一个慈善组织是否具有生命力，核心问题要考察它的效率和社会公信度，这是慈善组织能力建设水平的集中体现。[26]然而，当前慈善组织运作机制存在问题，社会各界“不放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0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级慈善组织306个。其中，省（市、自治区）级慈善会（基金会）25个，地（市）级慈善会109个，县（市）级慈善会106个，乡（镇、街道）级慈善会66个。[27]这些组织良莠不齐，有不少组织没有规范的规章制度，没有规范的管理，也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很多企业和个人不愿意参与慈善捐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目前的慈善活动在操作上存在诸多不透明的因素，人们担心慈善捐款去向不明。毋庸讳言，许多慈善机构在流程上不够透明，许多企业及个人捐赠给慈善机构的钱可能不能100%用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相当一部分都留在了中间环节。近几年不断曝光的一些善款被挪用的丑闻，更是让慈善组织的公信度大打折扣。这无形中影响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捐助热情和信心。[28]慈善组织规范机构运作，建立自律与他律机制，让捐赠者“捐了放心”，争取社会信任已成当务之急。
　　第三，企业发展水平所限，社会责任意识淡薄。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的源头活水，他们的慈善意识强不强，支持慈善事业的力度大不大，直接决定着慈善事业规模。
　　当前企业慈善意识淡薄主要在于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企业是属于股东的私有财产，企业经营者应该奉行赢利至上思想，只需对股东负责，不必承担除此之外的责任。[29]企业追求利润是其“天职”所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责任也成为人们衡量企业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企业作为特殊的社会公民，有条件、有能力、有责任承担更大更多的慈善责任，这是对企业责任的一种全新认识，是对以往企业单纯追求利润观念的突破。因此，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程度是影响企业是否投入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观念问题。
　　企业的慈善意识还与企业发展水平相关。从企业发展的纵向时间序列来看，一般企业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积累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拼命追求利润；第二阶段就是追求规模，要整合各种资源，把企业做大；第三阶段是企业公民建设阶段[30]。而我国的企业绝大多数还处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主要精力在于谋求企业自身的发展，这也是一部分企业远离慈善的原因。
　　第四，捐赠招致诸多麻烦，富人群体远离慈善。
　　富人群体是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一支不容忽视的特殊力量。近年来，这群“先富起来的人”似乎进入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多事之秋，尤其是大范围的富豪出现问题引起人们对其最初原始积累手段合法性的追问，即所谓“原罪”。在经济转轨时期，市场规则不完善，一些民营企业家要么“第一桶金”来路晦暗不明，要么通过一些灰色手段参与运作国家资源，实现暴富。在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背景之下，暴富者的这些犯规行为必然引起一部分人的嫉妒甚至仇视，最近几年中国接连发生的富豪被害惨剧又反过来使富人深感不安。在仇富心理还广泛存在的社会，富人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一方面会招致社会对其财富来源的普遍关注或误解，以至于《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在有的人眼中俨然成了一些富豪的“追魂榜”，[31]另一方面会引起诸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有富豪坦言：“其实一个人一生的花费也就那么点儿，留那么多钱也没什么意义。但一搞慈善捐款，很多麻烦就会随之而来：欠你钱的人来了，他会说，那么多钱都白白捐了，我那点钱就免了吧，算救济我一回；债主会来催债；化缘的也会没完没了地来找你。”[32]为避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富人往往选择远离慈善，远离人们的视野。
　　针对富人的仇富心理，尤其是暴力事件，不仅仅反映了今日中国贫富问题的复杂和严峻，更折射出社会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存在的文化阴影。其实，无论是在中国古代数千年历史中还是在近现代甚或当前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是取之无道和为富不仁的人。若不加分辨地仇视打击取之有道的富人和仁义的富人，既不利于更多的富人向他们看齐，也会减少他们慈善行为的可能性[33]。
慈善事业的发达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实现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慈善意识不是天生具有的，而要靠后天的培养。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慈善意识，营造全民参与慈善的良好氛围，推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既是化解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贫富分化等诸多矛盾，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重要措施，也是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提升国民道德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许琳、张晖：《关于我国公民慈善意识的调查》，《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89～94页。
[2] 熊小红、刘斌：《论我国慈善意识淡薄的原因和对策》，《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第55页。
[3] 郑功成、张奇林、许飞琼：《中华慈善事业》，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4] 周志兴：《慈善事业需要公信力》，《中国青年报》2006年4月22日。
[5] 刘建强、边杰：《慈善的真相》，《中国企业家》2006年第13期，第107页。
[6] 王闻：《中国为何缺少富豪慈善家》，《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3月30日。
[7]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329页。
[8] 郑功成、张奇林、许飞琼：《中华慈善事业》，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9] 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10] （清）余治：《得一录》卷2，《保婴会规条•附救溺婴新法》。
[11] （清）余治：《得一录》卷1，《同善会章程•枫泾同善会规条》。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13] 王肃：《孔子家语·致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4]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页。
[15] 蔡勤禹：《慈善意识论》，《天府新论》2006年第2期，第103页。
[16] 靳环宇：《试论中国慈善文化形态及其变迁》，《船山学刊》2005第1期，第154页。
[17] 朱林根：《二十六年前的捐款》，《新民晚报》1997年2月15日。
[18] 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9～380页。
[19] 郑功成：《现代慈善事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学海》2005年第2期，第42页。
[20] 靳环宇：《试论中国慈善文化形态及其变迁》，《船山学刊》2005年第1期，第155页。
[21] 潘洪其：《胡润不满慈善榜高朋满座，中国慈善业未真正开始》，《东方早报》2006年4月13日。
[22] 李萌：《公益捐赠的税收之痛》，《经济与法》2005年第45期，第26页。
[23] 于学廉：《中国慈善事业研究报告》，《中华慈善年鉴》2001年。
[24] 唐军：《政府应给慈善组织让出足够空间》，《人民论坛》2006年第2期，第34页。
[25] 郑功成：《现代慈善事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学海》2005年第2期，第42～43页。
[26] 范宝俊、于学廉：《关于中国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研究报告》，载时正新主编：《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27] 于学廉、吴凤华、倪凯林：《2000年中国慈善事业研究报告》，载时正新主编：《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28] 张学珍：《大陆富豪在中国慈善事业里的分量》，《领导之友》2005年第4期，第25页。
[29] 陈宏辉、贾生华：《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演进和发展：基于综合性社会契约的理解》，《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2期，转引自赵曙明：《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企业慈善责任研究》，《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第100页。
[30] 张学珍：《大陆富豪在中国慈善事业里的分量》，《领导之友》2005年第4期，第24页。
[31] 肖川：《中国富豪调查》，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32] 张学珍：《大陆富豪在中国慈善事业里的分量》，《领导之友》2005年第4期，第24～25页。
[33] 谭平：《论中国古代的仇富心理》，《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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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市红十字会2006年度工作总结
太仓市红十字会
 
　　今年以来，我会在市政府、市卫生局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红十字会的指导下，遵循人道主义宗旨，进一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法》，在顺利召开太仓市红十字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同时，按照新一届理事会提出的工作目标，开展了 “救援、生命、爱心”三大工程的系列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和成效。
一、过去一年的回顾
　　（一）主要工作：
　　1、召开了太仓市红十字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2006年2月24日，召开了太仓市红十字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太仓市红十字会第三届理事会，共有54名理事。理事会依法选举产生了会长、副会长，由会长提名选举产生了秘书长、副秘书长。会长由中共太仓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盛蕾担任。理事会聘请中共太仓市委书记、市长浦荣皋同志为太仓市红十字会名誉会长；聘请中共太仓市委副书记孙耀明、太仓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炯明、太仓市政协副主席郑银林、嵇永宁为太仓市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
　　2、建立了太仓市红十字会网站。
　　为更好地宣扬红十字会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让公众更好地了解红十字会工作。我会于今年8月初开始筹建网站，在亿网行中国事业部昆太注册中心的无偿援助下，历时一个多月于2006年9月21日，太仓市红十字会网站　(http://www.tcredcross.org.cn)正式开通。这是苏州下属各市第二家开通的红十字会网站。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盛蕾为网站点击开通。盛蕾会长要求太仓市红十字会网站建成凝聚人道力量，共建关怀社群的中心，及时反映我市红十　字会工作动态。 
　　3、开展了 “5.8”世界红十字日纪念活动。
　　（1）舆论氛围：悬挂横幅16条；电视播放移动字幕：隆重纪念“五.八”世界红十字日纪念活动暨省红十字会成立五十周年；报纸专版宣传1次，跟踪报道6次。
　　（2）出台文件：下发了《关于开展“五、八世界红十字日纪念活动”》、《关于在全市开展“节约10元零花钱，为弱势群体献爱心”活动》、《关于进行全市“卫生系统红十字会员普查登记及发展新会员工作”》、《关于召开“民营医疗机构成立团体红十字会座谈会”》、《 关于召开“红十字社区服务站工作会议”》、《 关于开展全市“学校红十字会恢复和成立工作”》、《 关于红十字服务站参加“太仓市第十八届科普宣传周活动”》等文件和通知。
　　（3）活动内容：①新世界商厦捐款活动。全公司300多个员工在总经理的带领下慷慨解囊捐献爱心，共计捐款6880元；②组织了100名红十字志愿者上街进行劝募活动，共募捐2195元；③组织志愿者到璜泾镇济贫帮困、送医下乡，健康援助进农家——红十字在行动的活动，发放自救互救、关爱生命、卫生防病等知识宣传资料5种80多份，健康教育材料20种1500多份，板报11块，义诊服务230多人次，赠送贫困农民和残疾人踏花被100条，残疾车10辆。④召开了社区红十字服务站会议，部署红十字社区服务工作。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城区3个街道办、24个社区红十字服务站35人参加了会议；⑤举行了健雄技术学院红十字会成立仪式。⑥参与科普宣传周活动，24个红十字社区服务站150多居民参加了“健康在你手中”科普讲座，并接受了由天津天士力集团赠送的心脑血管病药品；⑦开展了“节约10元零花钱，为弱势人群献爱心” 募捐活动。共收到捐款8万多元。
　　4、开展了9月9日“世界急救日”纪念活动。每年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世界急救日”的纪念日。为搞好纪念活动，普及急救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掌握急救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全市市民在突发事件应急中的自救互救能力，为安全生产、健康生活提供必要的保证。在9月9日“世界急救日”来临之际，举办了一期“健康杯”急救科普知识竞赛。有奖竞赛活动由太仓市红十字会主办，太仓市科协、太仓市健康办、太仓市爱卫办、太仓市急救中心、太仓市健教所、太仓市医学会等部门协办。在太仓日报上刊登了“健康杯”急救知识百题竞赛活动。共发放25000份，回收有效答题卷达到了86%。竞赛共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纪念奖30名；组织奖10名。2006年9月21日下午，开奖仪式在市红十字会四楼举行，盛蕾会长出席了抽奖仪式，并为一等奖获得者颁发了奖励证书和奖金。竞赛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二）常规工作
　　1、救援工程  今年以来，我会开展了对外资企业、学校、社区等单位的卫生救护培训共32期1345人次。
　　2、生命工程  全市无偿献血5730人次，共计1406300毫升，占临床用血比例104%。捐献骨髓报名登记80人，捐献遗体登记17人。
　　3、爱心工程  向四川九江地区赈灾救济捐款3万元；为白血病患者黄维强登报倡议，并送上5000元救济金，并为其联系参加了国家基金总会的“格列卫”计划项目，终身免费接受治疗。为挽救和延长患者的生命做好了保障工作。为全市10位白血病患者送上慰问金20000元。为四川内江地区助学帮困34名，资助款19000元。
　　4、青少年工作  与教育局联合发文，开展全市学校红十字会恢复和成立工作。成立恢复工作分三年结束。年内完成城区19所学校红十字会的成立恢复工作；2007年完成建制镇的所有学校红十字会的成立恢复工作；2008年完成管理区的所有学校红十字会的成立恢复工作。5月15日，健雄技术职业学院红十字会成立，吸收新会员812人，并举行了成立仪式。组织开展了城区19所学校分管青少年红十字工作校长的培训工作。
　　5、 红十字社区服务站工作  召开了24家红十字社区服务站工作会议。回顾总结了2005年社区服务站的工作情况。并根据上级的要求，学习、部署了创建江苏省红十字社区服务示范市的工作标准和要求，积极做好省级的考核验收前的准备工作。
　　6、台事服务工作  在省红十字会开展对台工作调研的同时，召开了我市台协和部分台湾企业的座谈会。宣传了红十字会的所开展的工作和征求台商的意见，开展红十字服务进台企活动，根据需求开展“救护培训”等服务工作。得到了台商们的理解和认同。
　　7、艾滋病防止知识宣传  在市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与市疾控中心联合，开展了“艾滋病防治日”的宣传工作。于2006年12月1日，我会与太仓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在健雄技术职业学院，开展了大学生现场“艾滋病防治知识”竞赛抢答活动，展示宣传板报10块，现场发放各种宣传治疗1000多份。12月2日在市中心广场举行“艾滋病防治知识”专场文艺演出。同时举行现场“艾滋病防治知识”竞赛抢答，参加人员1000多人。
　　8、宣传工作。利用媒体进行宣传。一年来，我市利用报纸、电视、电台进行广泛的宣传，为扩大红十字会的影响。全年共计电视宣传21次，报纸文章29 篇。我会订阅了中国红十字报和博爱杂志各122份，江苏红十字报3584份。将分发到新一届全体理事、学校、医院、乡镇和社区红十字服务站等单位。
　　9、接受捐赠。2006年11月16日，我会接受五洋建设集团太仓分公司爱心捐款20万元。这是我会建会以来的最大数额的捐款。
二、存在的不足
　　一年来，红十字会各项工作，在会长及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基本完成了年初的工作指标。但我市的红十字会工作尚属起步，好多工作还存在着不足。红十字宣传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动员全民广泛参与和扩大红十字志愿者队伍还需进一步加大力度；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基层红十字工作发展不平衡等等。这些问题有待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三、新一年的设想
　　1、依法办会。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江苏省红十字会法实施细则》，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人道主义救助工作领域内充分发挥政府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助手作用。
　　2、创建红十字示范社区。根据《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市（区）评审工作方案》和省、市的工作要求和苏州市金阊区、昆山市已通过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市评审等情况。2007年要做好创建红十字示范社区的准备工作，年内通过省级评审，2008年通过全国评审。
　　3、普及救护知识。普及救护知识的培训，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逐步建立三级救护网络，为突发事件、灾情灾难后及时、有效地挽救生命、减轻伤残起到明显的作用。2007年在目前培训范围的基础上，开展警察、辅警、驾驶员、高一新生和机关等的救护知识培训工作。
　　4、创建“江苏省红十字示范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校红十字活动。2007年完成建制镇的学校红十字的建会工作。逐步规范学校红十字工作管理制度和工作台帐，做到年初有计划目标，年终有考核评估。把学校红十字工作学校的德育教育结合起来，从小培养学生树立人道主义精神。
　　5、努力办好红十字网站和各项信息交流工作。利用红十字会的优势，扩大对外交流合作，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
　　6、筹划建立“太仓市红十字爱心救助基金”。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为宗旨，动员社会力量，凝聚社会爱心，以致力于改善最易受损害人群的境况，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为使命。
　　7、继续做好“5.8世界红十字日”、“世界急救日”、“爱滋病宣传日”等宣传日的活动。
　　8、科研工作：《红十字社区服务工作的研究》项目，2007年结题，我们将与 “创建红十字示范社区”结合起来，一方面做好项目总结和鉴定，另一方面积极做好创建工作的指标的完成。
　　9、加强组织建设，发展红十字志愿者队伍。2007年对全市卫生系统的红十字团体会员单位开展一次摸底调查工作。健全组织机构，规范管理，制定监督考核制度。积极发展红十字志愿者队伍，更好地为弱势群体服务。
　　10、常规工作。继续做好红十字会“救援、生命、爱心”三大工程的常规工作，完成上级红十字会和市政府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各项工作任务。
 （2006年12月8日）

常熟市红十字会2006年工作总结和2007年工作要点
常熟市红十字会
二○○六年主要工作情况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市红十字会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和省、苏州市政府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红十字会工作的意见》及总会“八大”会议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大局，唱响“人道、博爱、奉献”主旋律，广泛开展了以“博爱系列”工程为重点的红十字人道主义活动，关爱生命健康，关注弱势群体，倡导文明新风，给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充分发挥了红十字会的独特优势，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年来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圆满举办“人道公益情、博爱送暖冬”服装募捐
　　依托我市服装大市的优势，与市服装协会（商会）联袂举行了“人道公益情、博爱送暖冬”服装募捐活动，龙达飞、飞亚达、波司登服饰有限公司等16家服装服饰企业捐赠羊毛衫、棉夹克、羽绒服、保暖内衣等13000多件，价值300万元。这些服装通过各级红十字会和民政福利机构，在岁末年初下发到虞山镇、辛庄镇、梅李镇等5个乡镇和40多个学校、医院、福利院、敬老院、救助站等近万名困难群众、新常熟市民以及宿迁市泗洪县、宿豫区困难群众手中，像冬天里的一把火，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来自红十字会和服装企业的关爱。
　　“人道公益情、博爱送暖冬”服装募捐活动是以一个产业群支持、参与的公益活动，已连续举行三年，初步取得了规模大、受益面广、社会影响好的实效。作为全市一个有影响的公益品牌，它的建立和发展是红十字会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新要求下，忠实履行职责的体现，同时也创新、拓宽了公益救助活动的形式和渠道，壮大了红十字会的社会救助力量，使更多社会弱势群体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扩大了红十字会的社会影响。
　　二、无偿献血活动步入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轨道
　　基层红十字会组织围绕无偿献血“四个转移”和“一个延伸”的目标，认真履行《献血法》规定的职责，发挥广大志愿者、红十字会员的带头作用，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宣传无偿献血的科学知识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宣传“平时我为人人，急时人人为我”的互助共济观念，增强广大市民群众对无偿献血的认同感和参与意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推进全市无偿献血工作的健康发展。
　　在“5·10”全省无偿献血宣传日、“6·14”世界献血者日和“10·1”《献血法》颁布实施八周年之际，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无偿献血宣传、动员活动。辛庄镇、虞山镇红十字会和杨园卫生院、董浜卫生院红十字会等积极做好了本镇无偿献血的宣传、动员、组织工作，市三院、市五院、练塘中学、吴市中心小学、支塘中心卫生院等单位的红十字会员踊跃参加无偿献血。董浜镇张文、市五院周金元、兴隆联防队徐建华等3人获苏州市无偿献血奉献奖，市特殊教育学校陆振华等10人获金奖，获得银奖、铜奖者共计3104人。常熟理工学院红十字会全年组织6次无偿献血活动，参加师生1500 人次，多次在血站库存血偏型的情况下紧急献血，保证了临床用血需求。
　　积极应对无偿献血从政府指导性计划向群众自愿参与转变的新形势、新要求，会同市血站举办了“牵手生命之河”征文比赛，向第12万人次的无偿献血志愿者颁发荣誉证书；会同市血站组织市二院7名无偿献血铜奖获得者走进常熟理工学院，与大学生互动，用现身说法诠释“献血是一种社会责任”的理念。招募无偿献血志愿者参加街头采血车志愿服务，增进与无偿献血志愿者俱乐部成员、机采血小板志愿者、稀有血型志愿者等交流沟通，加大激励和关爱措施，营造无偿献血光荣的社会氛围，引导更多的市民自觉加入到无偿献血行列。发出了捐献机采血小板倡议书，全年无偿捐献机采血小板 319人份，比上年增加5倍，常熟理工学院有22名大学生捐献机采血小板。全市参加无偿献血18043人次，献血总量4429666毫升，其中一次无偿献血300毫升、400毫升者5890人次，连续第四年实现了临床医疗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
　　三、突出重点、挖掘资源，社会救助能力逐步提高
　　根据苏州市红十字会推广“善”字系列（包括救助尿毒症、白血病、艾滋病患者和助学贫困生等项目）救助计划要求，市红十字会在医疗救助领域先行突破，发起了“博爱复明”救助行动，以缓解困难群众看病就医问题。下半年向全市百强企业发出募捐倡议书，市开关制造有限公司捐赠10000元，使救助行动顺利启动。首位受助的虞山镇莫城管理区言里村84岁困难农民王金生由此重见光明，他在享受“中华视觉第一行动”的费用减免后，两侧眼睛手术的剩余2000多元费用全部被“博爱复明”救助行动免去。市开关制造有限公司董事会为此决定每年增资10万元，以惠及更多的贫困白内障患者，使他们恢复劳动能力，提高生活质量。会同常熟理工学院机电系发出募捐倡议书，呼吁社会为挽救该系一名身患白血病的常熟籍大学生伸出援手。
　　全年接受上级红十字会捐赠的轮椅33辆、棉被200条,接受夏普办公设备（常熟）有限公司捐赠价值10万元的37英寸液晶彩色电视机5台，用于市属医院健康教育；接受苏州金昌印染有限责任公司、市虞申进出口有限公司捐赠现金6万元，专项资助古里镇一位尿毒症患者、沙家浜镇一位白血病患儿和武汉市一名重度烧伤患儿。市红十字救助基金发放救助款50000 元，受益60多人。开启市百货大楼、华联商厦、华联宾馆三只红十字募捐箱，筹得善款2000多元，市疾控中心、大义卫生院红十字会送交“五·八”一日捐款。在天铭大酒店、时风假日酒店、常客隆购物广场等四家商场、酒家增设红十字募捐箱。完成助学四川100名贫困生任务，本市常圣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宝玉经市红十字会联系，个人捐资5000元助学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10名贫困家庭学生，为期三年；扩大与宿迁市泗洪县红十字会业务交流。
　　各级基层红十字会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开展结对帮困、助学助医、救灾救助等活动。虞山少年宫做好了全镇贫困生的调查摸底，建立档案，定期慰问;常熟理工学院红十字会成立爱心超市，开展了征集标识活动。虞山镇迎春社区红十字卫生站陆军站长为社区困难家庭、低保人员、伤残军人筹集救助款达到3万元。各级基层红十字会全年发放助学款38万元，救助帮困款46万元，受益2062人；捐赠生活、学习用品12680件，受益1926人，以实效性扩展了红十字会社会救助团体的影响。
　　四、救护培训、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得到拓展
　　在第二个世界急救日，会同市医疗急救站举办“红十字杯”群众性现场急救知识竞赛，城区学校、街道、医院等参赛7000多人次；会同市医疗急救站等对“119”、杜邦（常熟）电子气体有限公司、省中、常运机驾中心、方塔街道等近20家单位的1000多名居民、学生、职工和消防战士等进行卫生救护培训，发放合格证286份。在5月份与暑期，分别对省中预备班100学生和市中分校军训的100多名学生进行了卫生救护培训。基层红十字会为社区居民、在校学生卫生救护培训共计8722人次。省中、市实验小学、商城小学红十字会等将卫生救护培训列入常规活动内容，海虞中心小学、谢桥中心小学组织了“自救自护”主题班会和观摩会，冶塘中心小学卫生救护培训率达到35%，增强了学生的公共安全、抗灾防灾知识，提高了自救互救能力。会同市卫生局在“12·1”世界艾滋病日举行街头宣传咨询活动，组织专场讲座，承办政府交办的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援助任务。
　　会同市血站、虞城大酒店举办“第五届捐献骨髓、关爱生命----我们相约在虞城”捐献造血干细胞采样活动，采样83人，完成苏州市红十字会下达的任务。2006年有4名志愿者HLA初配成功，2名志愿者HLA高配相合，沙家浜卫生院青年医生袁雪峰为挽救新疆哈密一位白血病少女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本市卫生系统捐献第一人。大力倡导人间互助互爱真情，在“常熟零距离”爱心志愿团专栏为网友宣传释疑，鼓励成熟的志愿者报名加入捐献造血干细胞队伍，减少流失率，提高成功率；老县场街头流动采血车成为接受市民报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主要登记点，全年报名超过100人。
　　宣传苏州市政府颁布的“苏州市捐献遗体暂行办法”，落实工作职能，在市民群众中大力倡导崇尚科学、关爱他人、延续生命的社会新风，完善志愿者申报手续，提供周到、热情的服务。全年接受报名捐献遗体登记15人，1人报名捐献角膜，1人办理公证手续。关心有困难的捐献遗体志愿者，对2名因病住院或手术的志愿者给予慰问，联系有关医院减免部分医疗费用，以褒奖他们奉献社会的高尚之举。
　　五、突出统筹兼顾思路，传统业务整体推进取得成效
　　----积极创建示范学校，推进素质教育。会同市教育局对市红十字会学校工作委员会进行调整充实。贯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省红十字会关于创建红十字模范、示范、达标学校的通知要求，推荐常熟理工学院、福山中学、特殊教育学校、商城小学四所学校申报，并按照建设标准加强检查指导，有三所学校创建成功，被评为江苏省红十字示范学校，一所达到苏州市红十字示范学校标准。市石梅小学、昆承小学、白茆中学、福山中学等红十字会认真贯彻《学校红十字会工作规则》，发挥自身功能，参与校园管理，加强红十字道德实践，关爱学生生命健康，逐步趋向了管理规范化、工作经常化、活动特色化，对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学生思想道德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全市学校红十字会组织共举办冬夏令营42期、参加8909多人；书画歌咏比赛93次，参加31273人次；社会公益活动146人次，参加18265人次；防病治病183次，参加70539人次；社会调查64次，参加10086人次，大大丰富了学生的第二课堂。
　　----注重工作制度规范，推进基层组织建设。认真执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范理事会工作制度，召开理事会议，调整、增补5名理事，加强理事会对红十字会工作的领导。召开全市红十字工作会议，表彰了兴福街道等22个红十字工作先进集体及196名先进会员，虞山镇北门大街居委会红十字卫生站等5个单位和个人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召开学校红十字会工作年度分片总结、评比会议，加强交流、指导，练塘中心小学对红十字会资料实行了档案化管理。贯彻苏州市红十字会、苏州市民政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的通知》，做好启动创建省级红十字服务示范市活动调研和宣传发动，为虞山镇四个成立红十字会的街道社区红十字卫生站配备轮椅等设备。董浜镇、市一中建立红十字会。核发常熟理工学院、珍门中心小学等基层组织会员证704份 ，团体会员单位100%上交了会费。全市基层组织149个，其中学校红十字会63个；现有会员23400名，其中红十字青少年13750名。
　　----弘扬博爱奉献精神，大力构建爱心工程。组织开展了以“志愿服务、普遍救助”为主题的纪念“五·八”世界红十字日博爱周活动，在文化广场开展大型宣传咨询活动，市民接受量血压、医疗咨询、修理鞋子等200多人，散发计划生育、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资料4000多份；会同虞山少年宫、市五院等慰问市特殊教育学校聋哑学生，赠送毛巾、牙膏等，表演文艺节目。省中、市孝友中学、支塘中心小学、虞园小学、凤兰小学、练塘中心小学、市一院、市三院、练塘中心卫生院、沙家浜卫生院等红十字会开展了医疗咨询、一日捐、发展会员、表彰先进、知识竞赛、板报联展、国旗下讲话、帮困助学、慰问孤老、无偿献血等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
　　各基层组织利用国庆、重阳、元旦、春节和学雷锋日、助残日等节庆日及“四定服务点”、社会服务活动基地，发动志愿者、红十字会会员开展各种便民服务、邻里互助、科普讲座、慰问孤老、医疗体检、四定服务、社区服务、慰问演出、助医助困等公益活动，为困难群众献爱心，送温暖。2006年各基层红十字会组织共有志愿服务队员3730人，建立服务点288个。全年各类公益活动受益群众20万人次。
　　----扩大宣传，营造红十字工作社会氛围。订阅2007年度《江苏红十字》报1845份，同比增长28%，其中福山中学订阅586份，兴福中心小学订阅140份；订阅2007年度《中国红十字报》、《博爱》杂志继续突破双百。下发纪念省红十字会成立50周年宣传画720份。全年在市以上各类媒体刊用本市红十字活动报道50多篇（次），“五·八”期间媒体播发专题两期，红十字会干部与会员走进市电台直播室进行宣传；常熟理工学院红十字会开设了网站，增进了社会群众对红十字会性质、宗旨、任务的了解，为开展各项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会同市献血办、市血站编印《无偿献血动态》12期，基层红十字会组织各类宣传培训280次，参加32500多人次，出刊宣传橱窗、板报600多期。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宣传组织工作三等奖、省红十字会2006年度报刊达标奖。
　　一年来，我市各级红十字会组织积极开展各项人道主义活动，在做好传统业务的基础上，拓展新的项目，努力服务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时代的要求、与群众需求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红十字会的宣传力度、社会认知度不高；筹资手段和方法单一，社会救助能力薄弱；创建省级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市活动步子不大；基层组织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建设不够完善；红十字活动的全局意识、创新意识、特色意识、品牌意识滞后，须在今后工作中切实加于改进，逐步转变。
二○○七年工作要点
　　指导思想：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红十字会工作，坚持服务“两个率先”大局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大力宣传、普及《红十字会法》，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当好政府人道领域的助手，提高赈济救助能力，服务更多的社会群众，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推动全市红十字事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一、履行职责，增强救助实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1、举办“博爱送暖冬”服装募捐活动。与市服装协会（商会）合作，依托我市服装大市、服装强市的优势，着力打造“博爱送暖冬”公益品牌。热情为企业服务，为企业关注民生、回报社会搭建公益平台，扩大企业的社会知名度，提高企业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
　　2、打造“博爱复明”救助工程。充分利用市开关制造有限公司捐赠资金，规范“博爱复明”救助行动受助贫困者评估标准、救助标准和资金器材的使用，完善随访措施，真正使贫困的白内障患者受益。延伸救助范围，给城乡贫困家庭患曲光不正的学生视力矫正提供一定的经济、物质资助。
　　3、扩大“博爱工程”赈济救助覆盖面和受益人群。建立公开、公平、公正、高效的赈济救助制度，提高公信力。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寻求红十字精神与企业文化的结合点，挖掘慈善资源，拓宽募捐渠道，开发符合群众要求和捐助者意愿的项目，逐步形成以项目定向救助为主的赈济运作机制，增强红十字会的救助实力，使更多的困难群众及弱势群体得到救助和关怀。筹建“博爱蓝天”工程，给白血病等血液病患者、尿毒症等肾病患者的医疗提供一定的资助。
　　4、多途径筹集爱心捐款。增加在城区商场、宾馆、车站等红十字募捐箱的布点，拓宽范围，规范管理，引导市民释放爱心。各基层组织健全募捐制度，使红十字“爱心基金”、“救助基金”、“助学基金”规范运作，为开展助学、助困、助医和救急解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有条件的医疗机构红十字会要建立“红十字助医基金”，设置红十字募捐箱，并将收缴的红包、回扣充实基金，用于救助贫困患者。
　　5、完成对外助学和协作任务。完成与四川内江东兴区的第二周期助学任务，加强与宿迁市泗洪县红十字会的各项业务协作。
　　二、以人为本，保护生命安全，促进身体素质提高
　　1、营造自愿无偿献血的社会氛围。经常性地开展无偿献血的公益宣传，倡导互助共济观念，红十字会员做好典型引路，适应无偿献血从政府计划向群众自愿献血转变的新形势，保证临床医疗用血需求，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年内会同市卫生局、市献血办组织开展评比无偿献血“爱心使者”活动，营造鼓励自愿无偿献血的社会氛围。
　　2、大力推进初级卫生救护工作。广泛宣传和普及公共安全知识、灾害知识、防灾救灾和自救互救知识，提高群众应急处置、自救互救和自我保护能力。会同市医疗急救站举办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卫生救护技术操作比赛，会同城区中学红十字会对参加暑期军训的学生进行卫生救护培训；配合企业的SA8000认证，做好企业员工的卫生救护培训。社区培训中增加“紧急避险”和意外灾害逃生等内容，预防和减少各种事故灾难、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
　　3、积极参与健康城市建设。发挥红十字会的人才资源优势，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利用居委会红十字卫生站、学校红十字小医院、班级卫生角以及各种宣传阵地，开展防病保健、科普宣传、知识讲座、健康体检、医疗咨询等“健康知识进社区”、“健康知识进学校”活动，提高市民群众、在校学生的防病保健能力，养成文明科学的生活习惯，提高健康水平。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促进青少年身心和谐；开展远离烟草、毒品的宣传教育活动。
　　4、开展防治禽流感、艾滋病等活动。会同市卫生部门，在学校、社区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加强青年同伴教育工作。配合市卫生部门、疾病防控机构，做好禽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宣传工作，提高市民防治疫病的意识，构筑群防群控屏障。
　　三、扩大宣传，培育文明风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1、广泛开展红十字宣传活动。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传播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动员各方力量，组织开展好“五·八”红十字博爱周系列宣传活动，形成以弘扬红十字精神为主线，以特色活动、品牌宣传、知识传播为重点的宣传局面，扩大红十会的社会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红十字活动中来。做好红十字会两报一刊订阅工作，扩大传播面，发挥宣传、指导作用。
　　2、认真组织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大力培育关心他人、服务社会、平等友爱、助人为乐的道德风尚，构建友爱、互助、和谐的新型人际关系。组织、动员广大红十字会员、志愿工作者参与救灾救济、便民服务、防病保健、邻里互助等人道主义活动，为弱势群体解难，构建和谐社区。动员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伍，建立、巩固社会服务活动点；切实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使志愿服务活动经常化，逐步深入到社区、农村、学校、医院和其他领域。
　　3、做好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工作。以关爱生命、奉献社会为宣传切入点，不断推进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的工作。继续会同虞城大酒店组织开展“相约在虞城”志愿者活动，编印宣传手册，完善表彰激励措施，动员意愿成熟的志愿者报名捐献，完成苏州市下达的采样指标。宣传、贯彻《苏州市遗体捐献暂行办法》，规范捐献遗体的报名、公证手续，关怀捐献遗体志愿者的生活和健康。
　　4、建立红十字宣传队伍。逐步培养、建立红十字宣传通讯员队伍，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增加在各级媒体上的红十字宣传报道频率，扩大社会影响，引导社会舆论，营造有利于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四、艰苦奋斗，狠抓基础建设，促进事业全面发展
　　1、评比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站。配备居委会红十字服务站的基础设施，健全工作制度和人员队伍，引导和推动“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的进一步开展。针对社区居民的需求，组织防病救护、志愿服务、邻里互助、扶贫帮困、临终关怀、老年护理等活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年内在城区四个街道开展评比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站活动，召开现场会，为创建省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市积累经验，打好基础。
　　2、创建红十字示范学校。结合学校素质教育，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教育部联合下发的《学校红十字会工作规则》，扩大学校红十字会组织覆盖面，不断规范会务活动，形成红十字会工作的长效机制。积极开展争创全国、省和苏州市红十字示范学校评比活动，以点带面，提高工作水平，推动工作全面开展。
　　3、进一步加强组织队伍建设。规范工作制度，健全活动阵地，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运行机制。加强会务培训，强化会员意识，增强会员凝聚力，提高红十字干部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提高整体素质，努力打造一支热爱红十字事业，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勇于开拓的红十字干部队伍。
　　4、发展扩大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年内争取发展2—4个基层红十字会，优化基层组织结构，巩固发展会员和志愿者队伍，体现红十字会组织社会性、群众性的特点，促进事业发展。


 

…… [点击查看详细] ]]> Sat, 30 Jun 2007 -1:20:33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734 [调研报告]栏目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733 民 间 组 织 参 与 社 区 服 务 研 究（上）
——以A市红十字会开展“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为个案

 

郝  珺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区服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突出。作为公共部门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组织，提供社区服务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选择和要求。本文以A市红十字会开展的“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为个案，采用文献、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服务进行研究。首先，分析A市社区服务现状，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其次，对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从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四个方面进行总结，提出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的对策和建议；最后，在分析社区服务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讨论民间组织高效地提供社区服务所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红十字会；民间组织；社区；社区服务

第一章    导  论
一、研究背景


　　社区服务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社区服务起源于西方，最初，社区服务作为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福利的一种形式，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1869年，在索里牧师的倡导下，在英国伦敦成立了第一个以济贫为主要功能的社区服务组织——慈善组织会社，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区服务组织，这种慈善组织迅速影响到了英国的其他城市，进而影响了美国。1877年在美国水牛城成立美国第一个慈善组织会社，之后，慈善组织会社运动在英美风行，带动了社区服务的兴起。继慈善组织会社运动之后，在英美又兴起了睦邻组织运动，成立相应的一些社区服务组织，后来，这些组织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社区服务中心，进一步促进了社区服务的发展。
　　国的社区服务是在民政部的倡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是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是对社会福利体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提出的。1986年，我国第一次提出了在城市开展社区服务工作的要求；1987年明确了社区服务的内容和任务；1989年提出了社区服务的一些思路；1993年明确了社区服务是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行业，明确了社区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和基本任务，并制定了相关的扶持和保护政策；1993年以后各地在社区服务中大胆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许多社区己从起步阶段的单项服务扩展成系列化服务，兴建了一大批社区服务网点和社区服务设施，社区服务队伍的来源也不断丰富，数量不断增多，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在社区服务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①]
　　要解决我国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出路之一在于通过政府的鼓励与指导，建立发达的民间组织系统。在美国，民间组织又称非政府部门，是三大社会活动主体之一。它以寻找和发现新的社会需求为内在动力机制，反映和维护的是特定社会群体的意愿与利益，可随时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而成立，并随着涉及的社区成员的多少而改变其规模，故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使社会资源也由市场配置。纵观西方社区发展过程，民间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1997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联合国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将民间组织在全球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看作是影响未来全球发展的第五大因素。我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导致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社会日益分化和结构的多元化，从而要求国家和政府退出部分社会领域也是必然。而在西方国家，如美国，这个空间充满了各种组织，其中最活跃、最具主观能动作用和最具社会效益的就是民间组织。我国现实条件下，通过政府指导下建立的发达的民间组织系统，其作为社区权责的统一体，能给社区成员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提高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率，有效克服社区服务体系的弊端，适合于社区建设，尤其适合于我国社区发展。
　　中国红十字会始建于1904年，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建会后一直遵循红十字运动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的七项基本原则，倡导人道、博爱、奉献精神。A市红十字会将自己“定位于政府助手的角色，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②]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其中B区作为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开展的“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以红十字会会员和热心公益事业的广大志愿者为服务主体，以社区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为社区居民广泛开展了社会服务、宣传培训、募捐救助等“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和称赞。因此本文选择A市B区开展的“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为案例，探讨中国发达地区民间组织在政府社区建设相对完备的情况下如何参与社区服务。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学者关注民间组织参与社区的议题，主要从两个角度切入，一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营造、社区发展，一为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思考。这两个切入点虽然分别以社区和社会福利为中心，但两者因为宗旨是一致的，因而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在实践运作中都有交叉。因为社区发展的主要目的，多在增进社区福利改善居民生活品质，许多国家的社区发展大多与社会福利工作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1、国外的研究状况
　　民间组织与社区之间存在着自然的联系，民间组织参与着社区的形成与发展。社区生活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民间组织是否发挥功能，让人们对社区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美国学者Steven Smith和Michale Lipsky认为民间组织是一种社区表现形式，社区具有三种特性：其一，社区是自我认同的，如果人们将他们视为社区的成员，那他们就从属于社区；其二，社区的动力来自志愿行动，志愿团体因某种信念自由结社成立，自主管理，享有特殊的合法地位，可以让人们在其中有所作为；其三，社区是我们与他人一起追求最具特色的共同事业的地方，社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团体来表现那些价值观，社区为了表明对共同关心的问题的普遍情感，必须通过人们共同参与的活动来表现这些共享的价值，这些活动包括那些专门解决问题的服务团体。[③]
　　以美国为例，美国民间组织的诞生源于社区的发展，其基本宗旨就是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它从18世纪开始出现，19世纪后逐步走向繁荣。台湾学者陈金贵分析美国民间组织产生是受到社区历史发展的因素影响。他认为美国民间组织的形成比政府的机构和体制要早，社区的建立主要是帮助处理民众所关心的事务。在社区中，民众必须自己解决问题，他们发现以参与志愿团体的运作方式，会更有用和有效地应付问题，因此创造了志愿的消防队、民防队、学校等，害怕政府会出现独裁或是官僚的做法，　　　　而宁愿成立志愿组织自己解决问题，同时帮助政府达成民众的需求。[④]
　　不仅在社区形成之初，在社区发展过程中，民间组织的参与所发挥的功能也不容忽视。塞尔兹尼把影响社区发展的因素归纳为历史根源、同一性、多数原则、相互依存、自治、参与等几方面。他认为，共同的历史和命运产生社区感，建立社区的每一次努力都孕育着这种感情。同一性是社会化的自然产物，这不仅对一个家庭如此，对其他大部分机构也是如此，当一种社会化形成了，总会伴随着个人与他人的同化，个人与地方的归属以及个人参加社团的行为，这就是同一性的形成过程。根据多数的原则和托克维尔等社团主义的学说，社区吸取了许多“中间团体”，如家庭、教堂和各种集体成员等，通过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个人与社区的关系可以扩大和丰富。不同性质的机构如政治、立法及文化机构对于影响社区发展的因素所产生的综合效果是不同的，社区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机构之间的均衡关系。塞尔兹内克的分析，更明晰了社区形成之初往往是建立在一个基层民众团体基础上，其发展过程更是需要依托社团等各种民间组织来实现公民的参与。
　　2、国内的相关研究
　　目前中国的民间组织与社区在实践上都已发展了一段时间，理论上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但对于两者的结合，实践上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理论研究并不多。现行的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所带动的社会领域的变革是我国民间组织与社区发展的共同契机，共处的现实背景为两者创造了合作发展的机遇。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了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张红武[⑤]将民间组织的作用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促进政府和企业的职能转变和功能替代；其二，促进社区居民自治和社会化功能；其三，社区服务功能；其四，社区环境的绿化使者。他认为公共服务的缺位往往导致居民生活质量下降。民间组织的出现突破了社区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非此即彼的模式选择，为公共服务的提供创造了可选择的广阔空间。民间组织具有不以营利为目的和志愿者参与的特点，其服务是出于利他的动机，所以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和一般服务方面具有与政府和市场营利组织相比的比较优势。
　　在实践过程中，民间组织在社区的发展也显露一些问题。马芹芬[⑥]就目前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所存在的不完善之处，指出：首先，就其民间性而言，民间组织是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但不是政府机构，而现有的民间组织，除了政府这只手在推动和大力发展外，真正的民间资本和社区资本还没有形成规模，其经费也主要依靠政府资助，这势必影响到民间组织的非政府性，也即民间性，使它们很难与政府行政命令划清界限。其次，从其自治性来看，民间组织本应该是自愿结合而成，而不是在某种经济利益和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建立，在行动上，以其目标为导向，独立的开展活动，尽管受外界的影响，但是不能丧失其独立性。而从南京民间组织的发展状况来看，他们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离开了政府的指导，便失去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也缺少保障感。最后，从其组织性来看，民间组织要想成为与政府、市场并存的一部分，就必须要有健全的制度和正规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为个人参与社区提供组织基础。而事实上，现有的民间组织，许多在组织结构上都比较涣散，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规模比较小。
　　此外，也有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对民间组织与社区进行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因福利国家的危机而兴起福利多元主义思潮。福利多元主义强调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服务，并且民间社会福利机构在福利服务的提供上扮演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是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辅之以社区服务为代表的社会福利服务和针对最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中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基本矛盾长期存在，使得政府的社会负担更加沉重。有效的社会政策必须以较小的政府经济负担取得尽可能大的资源再分配的社会公平效果。因此，有学者提出，引入市场机制，突出社区和家庭的作用，将社会保险救助化，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区化，不失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条路。社区内的民间组织是发展社区公益事业的依托。民间组织在社区中，不仅可以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而且能够推动社区建设，解决社区问题。
　　3、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研究
　　关于红十字会研究，孙柏秋、池子华教授[⑦]等从历史学、社会学视角剖析红十字会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特别是通过对红十字会从事的战地救护、赈济灾民、公益事业、国际援助、社会服务等人道主义活动及其社会影响的条分缕析，揭示“红十字精神”的深刻内涵。虽然他们所做的研究并没有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的专题，但是有部分与之相关的信史，为更好的了解红十字会奠定了基础。本溪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凯对红十字会相关税收政策和志愿服务风险防范进行了研究。宋林飞教授从第三次分配的视角，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减少贫困与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其中以红十字会为例，指出提高民间组织社会公信度的重要性。池子华教授和A市红十字会的郝如一副会长发表《红十字事业发展呼唤理论研究》，认为：首先，在研究模式上。一方面，红十字会力求走出本系统，“门户开放”，积极引导学术理论界的介入；另一方面，寻求与高校等科研部门的合作，开辟理论研究的新途径。其次，在研究手段上。可以利用现代传媒特别是网络，构筑学术交流平台，为此建议在红十字会网站开辟“理论园地”，促进理论研究的发展。再次，在研究内容上。不仅要研究江苏红十字运动、中国红十字运动，而且还应该研究国际红十字运动、各国红十字运动。[⑧]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中国红十字会个案研究报告》通过对黑龙江、江苏、青海、云南和北京等地红十字会的调查，从组织体制和关系、组织治理和管理、资源动员等三个方面对红十字会加以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红十字会的百年历史充满辉煌与曲折，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公信度基础，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红会的全球网络庞大，并与各级政府构建了密切合作的关系，有着特殊的功能和地位；在转型时期，红十字会的发展存在矛盾；各级红十字会正在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并努力探索自身的变革，开始形成实践中的一些创新模式；中国红十字会既存在良好的发展机遇，又面临许多大的挑战；红会一定能够建设成为充满生机与活力、密切联系群众、符合自身特点的新型公益社会团体。
　　有关红十字会进社区的研究，主要以个案研究为主。例如朱素芳、曾舟记对武汉市江汉区的社区红十字会组织进行研究[⑨]。作为湖北省唯一的“省级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该区红十字会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红十字精神：人道——红十字医疗救助网络普惠辖区居民；博爱——红十字博爱超市帮扶弱势群体；奉献——红十字会会员播撒爱的阳光。还有很多类似的文章，介绍各地方红十字会在社区中开展的特色服务活动，但多数为各地红十字会的工作总结或新闻报告。


三、核心概念


　　本文中涉及到的核心概念，主要是“民间组织”、“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在此先做一简单界定。
　　1、民间组织
　　在本文中，并没有采用为国内外研究所广泛运用的“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等概念，而是使用了“民间组织”这一概念。前两者都是西方制度背景下的产物，它们强调了这类组织介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特殊地位，民间性、非营利性、组织性、自治性和志愿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而反观中国的这类组织，尽管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民间性、组织性和志愿性，但非营利性、自治性却相当薄弱。很多民间组织都在从事营利性活动，并且大多数还与政府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这都决定了它们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第三部门”或“非政府组织”。因此，如果简单套用“第三部门”或“非政府组织”这样的西方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现实，那么，研究只能是理想化的。民间组织一般是指由民间设立的从事社会公益和互益活动的非营利组织，[⑩]主要表现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可见，“民间组织”作为中国官方使用的概念，则能够比较恰当地表达这类组织的中国特色。本文所研究的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典型的民间组织。
　　2、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是近年来伴随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而出现频率较多并备受关注的话题。它是指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协调、健康发展的过程。[11]由此可见，社区建设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政府行为，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民间活动，而是各类社区主体，各种社区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在整个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民间组织和居民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实施宏观领导，把握总体方向，制定规划；民间组织是社区建设的具体操作者、组织者，是沟通政府与居民的桥梁，是政府管理社会实现政事分开的重要载体；居民参与是社区建设的基础，居民的意愿是推动社区建设的根本动力。
　　3、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也使得城市的失业人口日益增多，贫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社区服务作为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福利的一种形式，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便应运而生。社区服务是以满足社区成员需要为目标，以社区服务机构为主体，发动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采取有效形式与方法，对社区成员提供有偿、低偿服务的总和。民政部对社区服务的定义是：“以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为依托，依靠社会力量兴办的实行自负盈亏管理的社区型社会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网络。”[12]其构成要素包括：社区各种组织、社区地方政府、社区居民以及掌握在他们手中的社区资源；社区服务组织；原则；社区服务的输出系统；社区服务的最终成果。

四、理论支持


　　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服务，是社区服务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我们也必须科学地定位民间组织的作用，民间组织的参与同样不能替代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以上的结论有着一定的理论依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政府失灵理论
　　该理论认为民间组织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私营机构。公共物品具有两个特性：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这两个特性使得花钱买这种物品的人无法阻止不花钱的人享受同样的好处，公共物品无法通过市场来提供，即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的干预。然而政府所提供的任何商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由政治决策过程决定的，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也不例外。在不存在投票交易的简单多数模型中，投票结果往往反映了中位选民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倾向于满足中位选民的偏好，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过度需求以及一部分人的特殊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即政府失灵。民间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为需求　较高的人群提供额外的公共物品，为特殊人群提供特殊的公共物品，弥补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不足。[13]
　　我国的“政府失灵”表现在：其一，政府可以提供正确的政策方向，但在具体的管理中不可能面面俱到，细致入微；其二，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往往反映“中位选民”偏好，因此政府所提供的社区服务也只能反映大部分或一部分“选民”意志，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与意志难以体现；其三，政府在社区服务中，本身就可能存在寻租行为，本身也需要一定的监督；其四，现代政府体系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信息失真、协调困难、人文关怀缺乏、行动迟缓、创新不足等负面效应。此外，在这一理论中，其“政府失灵”是由于民主制政府特定的运作逻辑（民主制的投票决策方式）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市场自身的逻辑缺陷。我国的“政府失灵”则是由于政府在进行资源动员和社会治理能力上的不足所引发的，而且我国的市场发育尚未成熟，“市场失灵”也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逻辑缺陷的凸显，而是权力扭曲市场的结果。因此，就我国的民间组织发展来看，既要认识到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本身的局限性，有针对性地克服特定的“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更应该认识到“政府有效”与“市场有效”并积极配合政府与市场以便提供更为完善的服务。
　　2、资源互相依存理论
　　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失灵的情况下，资源互相依存理论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资源互相依存理论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掌握充足的资源处理所有的问题。[14]社区服务必须成为政府部门、私营部门、民间组织以及公民个体等多主体的公共体系。资源互相依存理论从功能角度论述民间组织存在的意义。在社区服务中，市场机制掌握经济资源，其优势在于灵活性以及低成本等；政府掌握行政资源，其优势在于宏观性、全面性以及权威性等。民间组织掌握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其优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灵活性，在信息交流、搜集以及加工方面，民间组织比政府更有优势，是政府与公民沟通的桥梁，其信息灵活性契合信息社会特点；二是横向网络性，民间组织不同于政府的垂直等级网络，而是横向网络体系，这种网络具有社会资本优势，更能促进人们的信任与合作，更有弹性、效率以及创意；三是人本性，现代的社区服务是以人为本的服务，注重人文因素，民间组织参与其中，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路径，在本土化、认同感以及归属感等方面具有优势，比政府干预以及市场机制调节更富有人文关怀。
　　3、志愿失灵理论
　　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服务，虽然具有高效、反映灵敏等优势，但也有一些弊端，美国专家赛拉蒙概括为“志愿失灵”。就社区服务领域，这种“志愿失灵”表现在：其一是资金不足，即民间组织在参与社区服务过程中所需要的支出，与其所能筹措到的资源往往存在缺口；其二是组织的家长作风，民间组织中提供资源的人往往拥有话语权，在管理与提供服务时往往依赖自己的偏好决定服务的对象与范围；第三是管理的业余主义，社区服务需要受过一定训练背景的专业人士，但囿于资金的限制，民间组织无法提供较高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士，其工作开展更多的依赖于非专业人士，这势必影响到社区服务工作的效果。[15]
　　我国实际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志愿失灵”理论。我国的民间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过程中，资源极为有限，力量极为薄弱。另外，我国的民间组织虽然基于志愿组合，但也存在许多弊端，不仅有赛拉蒙所说的资源不足、专业人员奇缺等问题，甚至有以权谋私、效率低下等现象。
　　4、多中心理论
　　该理论认为，公共经济由规模不一的集体消费单位构成，这些单位通过安排集体物品的生产，管制集体物品的使用者范围、用途的类型以及分配集体物品来提供服务。许多集体消费单位本身是政府单位，其规模小到郊区自治市，大到整个国家的政府，甚至到联系多个国家政府的国际组织。集体消费单位也包括大量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并且还可能是非正式组织。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提供与生产相分离，是产生多中心秩序的基础。就生产者而言，多中心秩序打破了福利供给的政府垄断。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多元化参与生产可替代性服务，可以产生类似于市场竞争的局面，提高福利生产效率。该理论强调个人或社群在可替代的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进行选择。不同的公益物品能够通过不同规模的组织来最有效的得以生产。此外，多中心秩序还强调公民的积极参与。[16]我国的民间组织与国外相比，正处于成长时期，与政府、市场形成竞争的关系还尚未成熟，更多的应当是从合作关系的角度出发，使得社会的有效资源得到更为合理、充分的利用。


第二章    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标


　　本文以A市B区开展的“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为个案，在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红十字会作为民间组织在社区服务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社区居民对其的了解、认同程度，对其有益经验进行理论上的归纳，对发现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措施和政策建议，探索出红十字会在社区服务方面与政府、社会、公众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和资源最优化的合理路径，从而为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我国民间组织，在经济相对较为发达地区、公众对社区服务质量要求较高的情况下，如何突出自身特点、为构建和谐社区做出努力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和策略。


二、研究对象


　　在个案的选取方面，本研究采用了典型调查的方法。作为一种非全面调查的方式，典型调查是根据一定的调查目的和要求，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单位进行调查。鉴于当前A市的社区建设以及社区中的民间组织发展水平不一，本人选取的B区是“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该区位于A城区西北部，区域面积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1.5万人，外来流动人口10.42万人，辖石路、彩香、留园、虎丘、白洋湾5个街道，共37个社区居委会、13个行政村，是A市的重要组成部分。B区的各个街道针对自身特点和实际，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社区服务活动，首先对此做一简要介绍[17]：
　　石路街道，面积1.84平方公里，建有7个社区居民委会。街道本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以发展一方、管理一方、服务一方、平安一方为己任，推进社区凝聚力工程，加强社区建设，在辖区单位的支持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了完善的服务体系。其中百姓家门口的“服务超市”——一座典型的苏州园林式活动中心，占地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成立于1992年，是A市创办最早的社区服务基地。提供家政、医疗、房屋中介、法律咨询、婚介、心理咨询等服务项目。街道将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服务经济、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为宗旨，以构建“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守望相助”的和谐社区为目标， 努力打造“为民、亲民、便民”的服务型街道。
　　彩香街道，面积4.4平方公里，辖13个社区，1个行政村。近年来，街道以为群众提供“安、居、乐、业”的人居环境为目标，大力推进三个文明建设。街道党建工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争创“先锋彩香”；就业工作通过各项措施，营造创业环境，提高市民创业的成效，达到“充分就业彩香”；综治工作在抓好“五位一体”的基础上，争创“平安彩香”、“法治彩香”；城市管理工作不断加强力度，实施辖区单位联动，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创建“魅力彩香”；文化体育工作方面，在已有各类文体队伍68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形成“文化彩香”；社区服务全力打造彩香“老年”服务品牌，形成居家养老、托老所、敬老院等多层次的社会化养老格局。该街道各项工作均在全区名列前茅，近年来先后多次荣获国家、省、市表彰。   
　　留园街道，面积5.92平方公里，下辖10个社区居委会。近年来，该街道积极依照职能，以增强综合服务功能为宗旨，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大力加强社区建设、管理、服务，以人为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街道的三个文明取得了协调发展，综合实力得到了明显增强。街道为市民生活和社会各界投资、旅游、定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业和居住环境。曾先后获得省“群众文化先进街道”、省“先进体育社区”、省“科普文明街道”和市社区建设先进单位等一大批荣誉称号。
　　虎丘街道，面积8.7平方公里，下辖6个社区居委会，4个村委会。该街道重点加强社区服务和群众文化建设。在中外闻名的虎丘山西侧的席场弄内建起了收住长年卧床和独居孤寂老人的山塘护养院，在三花二村建有虎丘敬老院。山塘工疗站是市区收治病人最多的“老字号”工疗站，常年获得市级文明单位称号。街道辖区内群众文体活动繁荣，有腰鼓、老年合唱团、太极拳等特色群众文艺队伍数十支，有获得“A市十佳新人新事”称号的保护古山塘志愿者队伍，街道文化站组织的民俗仿古出会演出经常参加虎丘庙会、神仙庙会和同里旅游节活动，再现了姑苏传统民俗文化。
　　白洋湾街道，面积18.24平方公里，下辖9个行政村和2个居委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近两年来街道加大投入，加强了社区服务和群众文化建设，成立了街道社会事业受理中心，在白洋湾卫生所和长泾社区居委会建立了残疾人康复室，在各村建立了社保平台和“五位一体”综治办。在长泾社区居委会建立了街道文体教育活动中心，街道将以文体教育活动中心的建设为起点，本着搞好社区文化教育设施建设，为居民群众创建文化教育平台为发展起点，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组织机构和各项功能，积极形成覆盖街道辖区的文化教育服务设施网络，强化基层文化团队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大力推进街道精神文明建设。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B区红十字会认真贯彻中国红十字总会、民政部《关于开展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活动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统一思想认识，积极开展争创活动。建立《B区社区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工作守则》，并公布上墙。以政府部门为平台，以红十字社区服务工作站为依托，实行基础设施相互利用、资源共享的社区服务体系。目前，全区37个社区居委会、1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全部建立了“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站”，有专人负责社区红十字工作。各街道（地区）和社区以此为服务依托，以红十字会会员和热心公益事业的广大志愿者为服务主体，以社区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为社区居民广泛开展了社会服务、宣传培训、募捐救助等“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如：配合民政、残联等政府部门，及时掌握本社区特困人群的状况，重点为孤老、病残、特困等社会弱势人群提供人道救助活动；积极利用社区资源，在社区居民中组织开展健康知识、保健知识、救助技能等知识讲座；宣传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组织开展报灾、救灾、救助工作，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和称赞。


三、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的主题，本文采用的主要是实证研究的方法。实证研究，是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象进行解释、分析、证实或预测的研究方法。就研究方法分类而言，本文的研究属于实证研究的个案分析，是有关个别组织的微型研究。个案研究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解剖“麻雀”，即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进行研究，形成对某一类现象的较为深入、详细和全面的认识。个案研究是社会研究中的一种非常有用的研究方法。它有助于我们对某一类别现象进行定性（或定质）认识，因而它常常与描述性、探索性和解释性研究结合在一起。正是基于个案研究的性质和课题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了实证的个案研究，选择了红十字会在社区中进行的某　一主题活动作为个案研究对象。
　　在调查的过程中，本文具体采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方法收集资料。在调查的基础上，对“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整理和理论探讨。
　　文献研究法。本文的文献资料主要涉及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有关民间组织方面的文献，包括有关其缘起、现状、功能、特点、困境及发展思考等；另一部分是有关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以及民间组织参与社区建设或社区服务的文献；第三部分是有关中国红十字会以及“红十字会关爱进社区”活动的资料。前两部分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内外相关学术论著、论文、期刊、官方公文及网络资料。后一部分资料中对红十字会基本情况的了解，来源于池子华教授参与编写的《百年红十字》一书；有关红十字会进社区活动的情况，主要由A市红十字会及B区红十字会提供，包括近几年的年度工作报告、申报“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等材料，并参考了红十字会的国家、省、市各级网站中的相关内容。 
　　 访谈法。在进行针对性的调查访问之前，本人拜访了高峰教授和宋言奇副教授，对民间组织情况有了更为直观的印象，在两位老师的建议下选择了红十字会作为研究的对象。此后，通过对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教授和A市红十字会郝如一副会长的专访，使本人对红十字会有了整体上的认识，从而确定了把B区作为此次调查的对象。在与B区红十字会钟梅会长的几次交谈中，初步了解了该区的社区服务情况以及红十字会的运作情况，并在她的大力帮助下，顺利地采用抽样调查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得到了更为准确的信息和资料。（访谈提纲见附录一）
　　问卷调查法。首先，在问卷的设计过程中，本人遵循了如下的步骤：确定调研目的和影响因素、确定数据搜集的方式、确定问卷的形式、评估问卷、听取有关人士对问卷的建议、修订问卷和形成最终问卷。（问卷见附录二）其次，在问卷的发放过程中，由B区红十字会统一向辖区内4个街道的社区进行发放，由各街道按照性别、年龄等基本情况进行随机选择。再次，此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30份，回收问卷310份，回收率达到93.9%，其中有10份问卷出现空卷、错填等现象，有效问卷为300份。 
　　 此次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如下：
　　1、样本分布情况分析

表一：样本地区分布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石路
80
26.7
26.7
26.7
 
彩香
80
26.7
26.7
53.3
 
留园
80
26.7
26.7
80.0
 
虎丘
60
20.0
20.0
100.0
 
Total
300
100.0
100.0
 


　　在本次调查中，采纳了钟会长的建议，由于白洋湾街道与其他街道有很大的相似性，在问卷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不将该街道列入研究范围，只选取4个街道作为样本采集对象。从有效样本分布上看，4个街道较为平均。
　　2、分性别的样本年龄分布情况分析

表二：样本年龄、性别分布

 
年龄
Total
21-30岁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60岁以上
性别
男
6
10
40
38
36
130
 
女
6
48
68
32
16
170
Total
12
58
108
70
52
300

 



　　从表中可以看出，此次调查的主要参与者，除青年人（20-30岁）的人数较少外，其他年龄组均有数十人参与，没有出现过分集中的现象，而且男女比例相当，具有代表性。
　　3、样本文化程度分布情况分析

表三：样本文化程度分布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大学或大学以上
18
6.0
6.0
6.0
 
大专
60
20.0
20.0
26.0
 
高中
158
52.7
52.7
78.7
 
初中或初中以下
64
21.3
21.3
100.0
 
Total
300
100.0
100.0
 
 



　　从表中可以看出，受访对象的文化程度一般，高中学历占到52.7%，大学或大学以上学历比重较小，仅占6.0%。
　　4、样本职业分布情况分析

表四：样本职业分布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工
54
18.0
18.0
18.0
 
专业、文教科技人员
8
2.7
2.7
20.7
 
军人
2
.7
.7
21.3
 
农民
2
.7
.7
22.0
 
学生
6
2.0
2.0
24.0
 
离退休人员
88
29.3
29.3
53.3
 
其他
140
46.7
46.7
100.0
 
Total
300
100.0
100.0
 


　　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工、离退休人员占了相当的比例，从事“其他”职业的受访者最多，军人、农民、学生、科技人员的所占比例很小。 


第三章   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实际运作与问题分析


　　在理论梳理准备和调查资料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于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的研究发现与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简介、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的运作分析以及红十字在参与社区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一、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简介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社区服务在我国已经开展了近20年，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社区发展的不均衡，社区服务的开展情况也不相同。本人在访问A市红十字会郝副会长时，他对A市的社区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指出正是由于政府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使得红十字会在社区中的定位是“政府的助手”，而不是一个大而全的组织。因此，本人在问卷中，设计了对A市B区社区服务认知的调查。一方面是通过对B区社区服务的介绍，将本次研究个案与一般的民间组织相区分，即重点研究发达地区民间组织的特性；另一方面是通过背景知识的调查研究，更加准确地解析“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具体情况，归纳得出发达地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共性。  
在对B区社区居民的调查中，首先是对社区服务的了解程度调查，多数人选择了“较清楚”，占57.3%，只有1.3%的人“不清楚”，有30.7% 的人认为自己“很清楚”，还有10.3%的人选择了“仅知道”。在对社区服务内容、性质和内容的调查中，也可以反映出大部分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有基本的认知（见表五）。

表五：对社区服务的认知
社区服务的内容
以社区福利服务为主
以便民服务为主
面向社区企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服务
其它
232
244
74
10
社区服务的性质
福利性
赢利性
服务性
无偿性
82
2
242
210
社区服务的内容
社会保障功能
满足居民多方面需要的功能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功能
稳定社会的
功能
142
226
220
186


在问及所在社区提供的社区服务情况时，46.0%的人认为所在社区提供的服务是便民服务为主，42.7%的人认为是以社区福利服务为主；86.6%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服务性的服务，只有12.0%的人将其视为福利性的，即无偿性的服务；93.3%的人认为所在社区能够提供长期、定期的社区服务；66.7%的人认为自己从社区服务中获益；对社区服务的评价，33.3%的人“很满意”，56.0%的人“较满意”，还有10.7%的人选择了“一般”。之所以B区的社区服务能够达到范围较广、满意度较高的效果，与该区开展社区服务的项目有很大关系。从图一中可以清楚看到，涉及社区服务主要内容的法律援助、医疗保健、环境卫生、文化卫生、心理健康等，在该社区都已经开展，并且有一定的影响力。


图一：社区服务项目调查表


　　由此可见，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经过持续努力，在发达地区已经根植于街道里巷，融入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项联结千家万户，广为居民认知和依赖的切身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近年来，红十字会因地制宜，利用社区现有资源开展了以下几类活动[18]：
    1、医疗保健知识进社区
　　B区社区红十字工作站免费为居民提供医疗、保健、卫生、预防知识讲座。内容包括“糖尿病与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预防、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脑血管疾病诊断与治疗、脑血管疾病的防治、睡眠疾病的有关知识”。通过医疗机构专家讲解使社区居民增长了很多有关身体健康方面的知识。专家讲座后留有现场解答问题的互动时间，居民就自己和家人关心的健康问题，提出了很多问题，专家都给予耐心细致的解答。通过讲座，体现了红十字会对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的关爱，社区居民认同了红十字会的活动。通过此项活动的开展，同时也提高了医疗机构在居民心目中的认知度，是一个双赢的好事实事。
　　2、卫生救护和紧急避险技能培训   
　　B区红十字会充分利用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站平台，在全区5个街道37个社区广泛开展普及急救知识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进社区、进家庭。在开展培训中，一是发挥救护培训师资作用，安排日程计划进社区；二是发挥区域医疗机构资源作用，聘请掌握救护知识的医务人员进社区；三是发挥红十字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作用，为服务区域内的社区开展救护培训。急救知识的普及工作，深受社区众多居民的欢迎，让他们学会了在生活遭遇交通事故、心肌梗塞、触电等突发事故时，可以从容应对的能力。家住山塘街年近七旬的郭阿姨，通过参加虎丘街道山塘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站邀请广济医院主任医生为社区居民举办的急救知识讲座后，从中就学会了好几手急救和自救小常识。她说：“以前一看到周围的老年人突然昏倒并失去知觉，就吓得心嘭嘭直跳，现在就不会怕了，因为学会了胸外心脏按摩和口对口人工呼吸！”
　　3、组织扶贫帮困活动
　　每年春节来临之际，B区红十字会都会开展“牵手红十字  B区暖冬行”活动，将市红十字会下发的慰问物资大米、油、棉被等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中，使他们能过一个温馨、祥和的春节。留园社区还成立了“心连心”红十字应急分队，这支由社区里一些从事医务工作的居民志愿组成的服务队，本着“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立足社区，不计报酬，对社区急病患者进行救治，对生活在社区内的贫困户和空巢老人等提供日常保健检查、医务护理等服务。    
　　4、组织社会公益活动
　　留园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站成立了A市首个社区“心连心”红十字捐助站，并向社区的优抚对象、残疾人和贫困家庭等发放了社区红十字爱心服务联系卡。据留园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2005年成立的留园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站推动了社区红十字事业广泛、深入、健康地发展；而在此基础上又成立社区 “心连心”红十字捐助站，为的是更好地发动社区居民发扬红十字精神，伸出温暖之手，更好地帮助社区的贫困居民。此外，2006年2月在虎丘街道清塘社区举行了“明善”救助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的计划启动仪式。A市红十字会“明善”计划，是在2005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85岁老太将自己一生的积蓄——10万元捐赠给了红十字会后，开始运作的。在这10万元善款中，老太指定5万元捐赠给饱受失明痛苦的贫困白内障患者，以此给他们送去光明的希望。红十字会尊重老人的意愿，以她的5万元捐款作为启动资金，联合眼科器械厂商和眼镜市场，除了为城乡5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还向社区中近视或老花的低保户、贫困学生、孤寡老人及贫困苏州人发放价值百万元的眼镜。
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为红十字会工作拓宽了工作平台，已经成为红十字事业的一部分。通过开展具有红十字特色的扶危助困、便民利民活动，把红十字关爱送进社区，充分体现了红十字会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是政府社区建设的有力补充。

　　二、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的运作分析
　　（一）组织内部运作
　　1、组织体制
　　“依法理顺A市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是我会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性进展。2004年5月，市编委根据九届市委第64次常委会决定，批准我会理顺管理体制，由原来的归市卫生局代管，改由市政府领导联系，明确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独立的社会救助团体，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核定编制6名，会长由市政府领导兼任。”[19] 
　　“成立了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区长、区红十字会会长任组长，区红会常务副会长和区民政局局长任副组长，成员由各街道办事处分管主任、区红十字会秘书长和区有关部门的领导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红十字会。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工作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各成员单位相互配合，协调互动，保证了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20]
　　从以上两段摘自市、区两级红十字会报告中的描述，可以发现，目前A市的红十字会体制情况如下：市级红十字会的体制已经理顺，从原来挂靠在当地卫生局系统之下，转变为由市政府领导联系，从而拥有了独立的编制、人员、财政等，掌握了部分公共资源（如政府的政策、社会各界的支持等），可以行使独立的管理权；区级红十字会的体制没有理顺，仍然由辖区内卫生局的一两名兼职人员兼做，如B区的红十字会会长就是由该区卫生局副局长兼任；社区的红十字服务工作，也是由卫生局、街道办事处的人员兼做，没有独立出来。
　　现代化的一个特点就是科层化管理，日益强调个人在一个分工明确的职能部门中，通过一整套制度和一个执行监督的等级系统，发挥个体的专门技能，从而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这种科层化的管理模式在红十字会中得到体现。它通过责任的层层分解，来强化每一个成员通过整体理性的追求去努力实现组织目标。B区红十字会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和总结社区服务工作，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区民政局将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纳入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年度目标任务，与社会事业各项工作同部署、同考核、同奖惩。各街道红十字会将社区服务工作落实到人，落实到社区，并加强督促指导。同时，建立了区、街道、社区红十字组织三级组织网络。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全区5个街道红十字会组织都相应作了充实和调整，有兼职秘书长负责红十字会具体工作；每个社区居委会，有1名分管主任或干事具体负责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站工作，同时，成立了一支10名左右社区居民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为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用，区红十字会将1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命名为红十字社区卫生服务站，在全区形成了红十字救助、救护和服务网络，为开展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21]
　　2、组织管理
　　（1）人员配备
　　现代的民间组织基本上是从四个梯次进行人员配备。首先，决策人员（董事、理事）。民间组织的民间性和非营利性使之缺乏政府所具有的强制社会动员力和企业所具有的市场动员力。因此，慈善组织在选择董事或理事时非常注重自身具有的资源整合能力。中国红十字会的总会、省级红会决策机构均为理事会，理事会的构成人员包括政府官员、社会人士、专家学者等，其中以政府官员为主。地市级及以下红十字会由于体制没有完全理顺，大部分红十字会的理事会是一种形式。因此就本文研究的范围来看，所涉及的人员配备主要针对以下三种：专职工作人员、会员和志愿者。
　　专职工作人员。通过调研可以发现，相比于红十字会所承担的工作任务而言，基层红十字会的专职人员很少，如A市的核定编制为6名，而B区则没有专职红十字会人员。中国红十字会彭珮云会长也曾在访谈中提到：虽然这几年进了一些人，但总的说，红十字会的专职人员还是少。[22]此外，民间组织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非常注重其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和知识化，在国外只有接受过正规的社会工作教育的人员才能进入民间组织工作。目前，由于现实条件的局限，我国的民间组织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和知识化程度不尽如人意。B区从事红十字工作的人员作为兼职工作者，其专业化程度必定会受到影响。
　　会员。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主要从事的是社会性公益事业，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体系。会员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与决策人员和专职工作人员相比较，会员并不是正式的在编人员，但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一些庞杂繁琐的事务，紧紧依靠在编人员是无法有效完成的。调研中发现，红十字会的会员数量从几年的市级年终报告来看是呈上升趋势，但是在区级的报告中并没有具体数字统计。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根据清华大学对中国红十字会从总会到省、地市级红十字会的调查，发现存在会员数量不多和各地红十字会会员参与活动较少的情况；二是从A市以及B区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会员和志愿者两个概念有所交叉，即很多志愿者同时也具有红十字会会员的身份，但不是所有的志愿者都是红十字会会员，因此在很多项目开展的表述中，更多使用的是志愿者的概念。
　　志愿者。中国红十字会从总会到省、地市级红十字会都有自己的志愿者队伍，志愿者是红十字会十分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B区各街道（地区）和社区都设有社区红十字志愿工作者队伍，并开展经常性的社会活动。做到组织网络健全，志愿工作者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例如，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站在辖区内招募了有各种技能特长的志愿者，成立了医疗服务小组、维修服务小组、家政服务小组等各种服务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以社区居民为对象的志愿服务。
　　（2）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是指对有关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等业务进行计划、组织、执行和控制等工作的总称。一般包括：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根据计划编制财务开支；按规定来源取得资金，并按规定用途加以使用；办理收支的结算；核算、分析财务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监督财经纪律的遵守情况等。中国红十字会有严格的财务制度，除了政府拨款之外，作为经费主要来源的捐赠款项做到了向社会公开，社会公信度较高。从1996年到2004年为赈济本地和国内外洪涝雪灾、地震海啸等各种自然灾害，八年间A市红十字会系统共计接受各界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近3000万元。各级红十字会认真执行有关法律法规，严格履行报灾、接收、分发手续，健全相关账目，规范操作行为，每次接受审计都得到好评。此外，他们还进一步探索筹募爱心善款新机制，逐步建立“义善”、“仁善”、“爱善”等专项救助爱心帐号，以利动员市民参与到“救助指向明确、救助对象明白、救助操作明晰”的募捐活动中，进一步启发爱心捐赠。[23]B区卫生局重视红十字会工作，在区红十字会没有人员编制、没有专职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克服人手少、经费少等困难，把红十字会工作列入局工作的议事日程，制定工作计划，抓好工作落实。区红十字会建立了红会工作例会制度和工作岗位责任制，使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有序推进。
　　（3）激励机制
　　传统观念认为，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一类民间组织偏重慈善性质，是一种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无私奉献。但是实际上，任何形式的民间组织都应当非常重视激励机制的建设。首先，在决策层面上主要体现为精神激励。由于民间组织董事会或理事会的成员多为兼职人员，以政府官员、社会知名人士为主，还有一些热衷此类事业的人士，对他们进行的激励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更多是聘请他们作名誉理事或名誉会长以示褒奖。其次，在培养专职工作人员公益使命感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物质需求的满足。A市红十字会的专职工作人员享受的是公务员待遇，从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物质需求。最后，对于广大会员和志愿者，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激励形式。例如，每年A市都会对先进集体、先进会员和先进志愿者进行表彰；B区文明办为使各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落到实处，多年来，将红十字会工作列入《B区精神文明建设百分考核实施办法》的具体考核内容，与年终奖励直接挂钩，虽然分值比重不大，但对红十字会工作的正常开展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3、项目运作
　　（1）宣传力度大
　　A市红十字会的郝副会长有句“名言”：宣传——红会工作的“半壁江山”，在全国红会系统中有一定的知名度。从中也可以看出，A市对宣传工作的重视，从宣传的策划、手段到评估，都已经总结出了经验和技巧。因此，作为社区服务典型的B区红十字会更是采取了多种形式，宣传红十字会知识，传播“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动员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红十字事业。首先结合纪念活动，营造宣传氛围。例如，在“5.8”世界红十字日、“6.14”世界献血日、“9.10”世界急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等重大纪念活动之际，以社区为重点，区红十字会领导亲自深入街道和社区居委会传播人道主义，利用辖区资源，组建红十字志愿工作者，深入社区开展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讲座、科普知识宣传、慰问弱势群体等活动。其次，采取多种形式，提升宣传效果。除了印发宣传手册外，还制作了数万只的宣传纸茶杯；不仅利用区内现有的媒体进行宣传，还开展《红十字运动知识有奖竞答》活动，实现全民参与；除了固定的社区黑板报和橱窗，还举行多场红十字运动知识、医疗保健等方面的讲座……[24]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方式，使得社区红十字服务深入人心。在本人所作的调研中也有所体现（见表六），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对红十字会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不知道的仅为1人,这为具体项目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表六：对红会的了解程度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很清楚
56
18.7
18.7
18.7
 
较清楚
190
63.3
63.3
82.0
 
仅知道
52
17.3
17.3
99.3
 
不清楚
2
0.7
0.7
100.0
 
Total
300
100.0
100.0
 

 




　　（2）培训范围广
　　民间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多样性，但是具体到每个民间组织他们又是十分专业的。绝大多数民间组织成立之初就将自己的目标订立得十分明确，要么关注某个社会问题，要么关注某个社会群体。现代民间组织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其工作人员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针对志愿者，只有满腔热忱是不够的，还需要过硬的服务能力。为了加强基层红十字会业务水平，B区主要采用了分级培训的方法。首先，通过邀请有关领导、专家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对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站站长进行培训；其次，各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站再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强化服务理念，提高服务技能；此外，选送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和红十字会干部参加国家级培训，从而抓好师资力量的培养，充实到基层业务培训工作中去。
　　（3）服务人性化
　　民间组织是否能有效地参与社区服务，成为发展社区公益性事业的依托，归根到底需要民间组织提供各种实实在在的产品和服务。B区的各级红十字会组织，结合本地的实际，坚持以人为本，拓宽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救助弱势群体，主要开展了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是各类志愿服务，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站在辖区内招募了有各种技能特长的志愿者，成立了医疗服务小组、维修服务小组、家政服务小组等各种服务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以社区居民为对象的志愿服务，体现了“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组织医疗服务进社区活动，各红十字社区卫生服务站把独居老人、残疾人、低保户等作为固定的服务对象，定期上门为他们医疗护理服务，以实际行动弘扬红十字精神。
　　（4）满意程度高
　　民间组织在其活动的拓展和队伍的扩展当中，对其成员起着整合和社会化的作用，同时也使服务对象的特殊利益得到普遍性的照顾和关怀。在民间组织内部，这种互帮互助会使得成员间的联系更密切；在社区中，这种团结友爱会使得居民间的关系更融洽。因此，一个民间组织在社区中的满意程度越高，它的影响也会越大，它的口碑越好，发展也会更快，形成良性循环。调研发现，受访者普遍对红十字会开展的各项活动表示满意（见表七）

表七：对红会的满意程度

项目
很满意
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无偿献血
48.0%
38.0%
13.3%
0.0%
0.0%
初级救护
24.0%
44.0%
32.0%
0.0%
0.0%
健康教育咨询
33.3%
50.0%
16.7%
0.0%
0.0%
科普知识宣传
34.7%
48.0%
17.3%
0.0%
0.0%
医疗服务小组
24.0%
52.0%
24.0%
0.0%
0.0%
维修服务小组
25.3%
47.3%
26.7%
0.7%
0.0%
家政服务小组
27.3%
45.3%
26.7%
0.7%
0.0%
弱势群体救助（老弱病残等）
34.0%
54.0%
12.0%
0.0%
0.0%
社区募捐
33.3%
48.0%
18.7%
0.0%
0.0%

　　（二）组织外部运作
　　1、与政府的关系
　　民间组织最重要的外部关系是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这种关系直接关系到民间组织的长远发展。有学者将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归为四种类型：一是对立的、互不信任的关系；二是民间组织自行其是、不与政府发生关系；三是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依赖关系；四是合作关系。[25]显然，作为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组织与政府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第四种。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我国的社区建设是在政府倡导下、自上而下进行的，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源都集中于政府一方，虽然政府正在改革中进行角色的变化，逐渐由领导者向指导者、协调者和合作者转变，但是政府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享有主动权。尽管民间组织在运作过程中不断强调不同于政府的使命和目标，强调自身的自治性、自主性，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而言，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是他们运作的有利环境，要想实现组织的使命，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和承认，并且争取获得政府多方面的支持，如经费、技术、信息等。因此，　在我国，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关键在于民间组织如何根据自身的特点，做出合理的定位。
　　江苏省红十字会吴锡军会长在谈到红十字会定位问题时，强调说，政府是管理社会的行政领导部门，红十字会是人民团体，做群众性工作，应该成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得力助手，可以办政府不方便出面的或者是办不到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定位于自己是政府助手的角色，是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的。否则，红会工作做得再好也不够。尤其对于已经理顺体制的地方红会而言，不要以为自己独立了，就与政府抢任务。总之，我们当好政府助手的地位不能变，这很重要。吴会长还要求红会干部必须善于协调，要在定位于政府助手的同时注重协调与其他政府部门如卫生、民政、教育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调动各方社会力量，发展红会事业。我们的协调，既可以是在人家已做的好事善事上加把力，也可以是人家没做的事情由我们去补充。[26]
　　由此可以看出，红十字会在提供社区服务方面，作为政府的助手，主要体现了四方面的价值：
　　第一，填补“公益真空”。“公益真空”就是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全能型的政府已经不再适合时代的要求，在政府转变职能的过程中，大量的社会问题推向社会，而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也无法解决所产生的一种状态。[27]由民间组织来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更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避免了在改革期间一些不法分子的投机行为，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正如红十字会提供的社区服务，使社区服务的提供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解决了政府作为唯一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不足。
　　第二，弥补政府资源不足。虽然政府掌握着大量国家资源，然而对于全国社区发展而言，却是杯水车薪。民间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除少部分来自政府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会的捐助。民间组织通过社会捐助，可以动员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参与社区发展，填补政府用于社区发展方面的资源不足，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民间组织中存在大量志愿工作者，他们为社区发展献计献策，保障了组织发展所需要的人力。同时民间组织还可以承担一些政府应做但又由于资源有限不能做好的重大项目。例如红十字冠名医疗机构B区医院在区老年公寓、区手拉手爱心援助中心建立志愿者服务基地，为住寓老人和困难老人定期提供医疗服务和健康指导。总之，民间组织参与社区微观管理，提高了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效率，缓解了政府巨大的财政压力，可以使政府集中必要的资源提供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使社区建设持续、健康的发展。
　　第三，提高政府可信度。政府具有公共性，即为了公共目的而存在。但是政府同时存在着自利性，即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如果政府自利性膨胀，那么势必会导致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政府非理性行为泛滥，从而损害人民的利益，使政府威信下降。由民间组织提供社区服务，能够避免在提供社区产品与服务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有利于制约与监督行政权力，从而规范政府的行为，提高政府的可信度。
　　第四，带动管理体制创新。由于受到科层制的影响，政府部门在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方面，往往存在滞后性，无法及时反映居民的迫求需要。此外，由于工作方式不够灵活，也很难及时解决社区的问题。比较而言，民间组织可以突破现行管理体制的局限，改变条块分割的思路，采用新的策略，提高服务效率，以满足居民迫切而又合理的需求。在调研中，从受访者对红十字会开展的“关爱进社区”各项工作的评价中可以发现，很满意和较满意占了很高比例，极少数项目出现了不满意且比重很小。（见表八）这就使得政府部门在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上有了比较与竞争的对象，从自身的发展角度考虑，不得不提高效率与品质，这种改变，归根到底将促进整个管理体制的变革。

表八：对红会进社区活动的评价
项  目
很满意
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组织领导
37.7%
52.7%
14.7%
0.0%
0.0%
人员配备
26.0%
50.7%
20.7%
2.7%
0.0%
经费投入
20.0%
34.0%
35.3%
10.7%
0.0%
活动策划
28.0%
45.3%
25.3%
1.3%
0.0%
宣传力度
33.3%
47.3%
19.3%
0.0%
0.0%
活动效果
25.3%
47.3%
27.3%
0.0%
0.0%
辐射人群
18.0%
48.7%
32.7%
0.7%
0.0%
服务能力
26.0%
50.7%
23.3%
0.0%
0.0%
服务质量
30.0%
50.0%
20.0%
0.0%
0.0%
社会口碑
25.3%
52.0%
22.7%
0.0%
0.0%
   

     
　　2、与社区的关系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民政部在2002年发出了《关于开展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了“以社区为依托、以红十字会会员和热心公益事业的广大志愿者为服务主体、以社区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开展社会服务、宣传培训、募捐救助等人道主义工作。”[28]这些为基层红十字会组织的活动指明了新的工作思路，开拓了新的工作领域。
　　社区是地域内的居民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居委会的辖区。红十字会要参与社区建设，最大限度的实现社区资源共有、共享，营造共驻社区、共建社区的良好氛围，没有行政方法参与的可能，只能是依托。B区依托的办法是广泛在街道、社区建立红十字会组织，街道成立红十字会、社区建立红十字服务站。街道红十字会会长基本上都由办事处分管主任担任，秘书长由街道分管干部兼任，社区红十字服务站的领导由社区分管主任或干事兼任。这样就使红十字服务工作成为街道、社区自己本身的工作，使社区工作与红十字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社区根据自己的实际组织、开展活动，市、区红十字会指导、帮助的工作格局。
　　红十字会以社区为依托，提供社区服务的同时，也成为社区发展的有效保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整合社区资源。社区资源可以看成是一个社区内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知识与资料、历史传统、生活习俗、发展机会、人文社会环境等。社区积淀了大量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的剩余时间、下岗待业人员和身体健康离退休人员的剩余劳动力、辖区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的小额闲置资金等有形资源及广大居民的慈善心、公益心、奉献心等无形资源。面对社区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政府职能鞭长莫及，辖区单位无暇顾及，社区居民力不能及。民间组织的出现整合了社区的各种资源，满足了社区居民多方面的需求。首先，从人力资源角度，民间组织有利于将社区中有专长的人或者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组织起来，有利于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力资源的融合。例如，B区成立的社区医疗服务小组、维修服务小组、家政服务小组等各种服务组织，就是招募辖区内有此类技术特长的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在这种互帮互助的过程中，使原本不同职业、不同群体的人在共同目标下进行感情沟通与合作，加强了社区成员的人际交往，密切了邻里关系，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从物力、财力角度，民间组织可以充分利用社区中可利用的资源，如社区的设施、场地以及社区居民的捐助等。以B区为例，各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站广泛动员社区居民为患重病致贫和遭受火灾等突发事件的困难户开展募捐等活动，以实际行动弘扬红十字精神。
　　第二，拓展服务种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成员固定于一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已经打破。原来单位承担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功能转移到了社区，大量的“单位人”转为“社区人”。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社区内必然出现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老年人问题、医疗卫生问题、贫困问题等。民间组织能够深入基层，贴近民众，根据民众的实际需要，开展各项便民利民服务。B区红十字会在社区中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特色服务：石路街道朱家庄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站联合社区卫生服务站，组织残疾人开展康复锻炼活动，获得“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社区”称号；留园街道来运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站，结合外来人员居住多的情况，大力宣传无偿献血的意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使不少外来人员纷纷加入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彩香街道三元四村社区的医疗服务组每月定期为新村居民免费量血压，进行保健指导等活动……这些服务涵盖了社区福利、社区救助、医疗保健、卫生体育、社区教育等多方面的工作，能够及时、灵活地满足居民的各项需求。
　　第三，实现居民参与。当社区居民认识到社区服务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联，并且参与能够有效维护其利益的时候，就会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民间组织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调节器”，可以把势单力薄的个人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公共活动。社区服务主要是靠发动社区内的所有组织、个人都能积极参与社区的各类活动，共同开发社区内的资源和实现民主管理，使全体成员既成为社会服务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收益者。在社区服务活动中，群众的参与度，一方面反映出社区的自主自治程度，另一方面也是衡量和评价社区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29]在对B区的调研中，150位受访者中有80.7%的人曾参加过红十字会组织的活动，并且有78.0%的人愿意以后参加或继续参加红十字会的活动，可见居民们的参与热情是相当高的。从中也折射出，红十字会开展的社区服务项目，在社区居民中有较高的认可度。
　　第四，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在任何社会，总存在着一部分弱势群体。要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单靠政府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在弘扬邻里互助、相互照顾等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培育以社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为目标的民间组织，实现社区居民互帮互助，使居民生活在社区中难有所帮、困有所求、贫有所济，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高尚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也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方式之一。在“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指引下，大量红十字会员及志愿者们从事着志愿活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利他主义和慈善主义的精神。志愿精神隐藏在每一个人的内心中，当受到环境和道德的感召是，这种志愿精神就会表现出来。石路街道彩香一村四区社区志愿者康怡仁，为一名80岁的独居老人实施居家养老，为老人买米送油、打扫卫生、洗衣等，在老人股骨骨折住院期间，胜似亲儿女，坚持每天在医院照料。在他的影响下，一批社区志愿者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社区内孤寡老人的照顾工作。由此可见，民间组织提供社区服务，可以有效感染社区居民，使他们主动加入到组织中来，为社区的发展贡献力量。（未完待续）
 　
（作者：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①]马仲良、于燕燕：《社区服务与社会保障》，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②]《吴锡军会长视察昆山畅谈红会工作》报道，http://www.szhsz.org/message.asp?id=202
[③]斯蒂芬·R·斯密斯、迈克尔·利普斯基：《非营利团体与社区》，《社会》1998年第5期。
[④]陈金贵：《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研究》，《美欧月刊》（台湾），1996年第5期。
[⑤]张洪武：《非营利组织：社区建设的重要平台和依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⑥]马芹芬：《社区民间组织：社区参与的有效载体——以工人新村社区议事园为例》，《企业家天地下半月刊》（理论版），2006年第6期。
[⑦]孙柏秋主编，池子华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⑧]王凯副会长、宋林飞教授、池子华教授和郝如一副会长的文章均来自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http://www.hszyj.net/
[⑨]朱素芳、曾舟记：《红十字会把爱播撒在社区》，《社区》2006年第11期。
[⑩]林兆木：《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shfz/t20070118_10530.htm
[11]郑安云、戴雅玲：《试论非政府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人文杂志》2002年第5期。
[12]民政部：《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2001年2-3月。
[13]吴东民、董西明：《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14]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15]吴东民、董西明：《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16]杨团：《社区公共服务论析》，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17] A市B区人民政府网http://www.jinchang.gov.cn/
[18]红十字会在社区中开展的活动案例均来自B区红十字会所提供的资料。
[19]周大炎：《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开创A市红十字视野新局面——在A市红十字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20]A市B区：《争创“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工作情况汇报》。 
[21]A市B区：《争创“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工作情况汇报》。
[22]清华大学：《红十字会个案研究报告》。
[23] 周大炎：《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开创A市红十字视野新局面——在A市红十字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24]A市B区：《争创“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工作情况汇报》。
[25]赵黎青：《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26]《吴锡军会长视察昆山畅谈红会工作》报道，http://www.szhsz.org/message.asp?id=202 
[27]赵伟良：《政府职能转变中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8]《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民政部关于开展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的通知》http://www.dhredcross.org.cn/sqfw-09.htm
[29]汪玉凯：《公共管理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 [点击查看详细] ]]> Sat, 30 Jun 2007 -1:09:06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733 [历史研究]栏目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732 金陵分会：江苏第一个基层红会组织
池子华
 
内容摘要：本文对金陵分会设立的背景、时间及原因进行考察，认为金陵分会诞生于1904年，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江苏境内建立的第一基层组织；在金陵添设分会，可以得到两江总督的支持，从而为东北救助提供政治上的后援保障，而其直接动因则是为东北救援提供经济上的保障；作为江苏省历史上第一个红会组织，金陵分会的诞生，是江苏红十字运动的里程碑，对江苏红十字运动向纵深的发展意义之重大。
关键词：金陵分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江苏；红十字运动
 
　　南京红十字会最初称为金陵分会，成立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是江苏省第一个基层红十字组织。
　　1904年3月10日，为救济遭受日俄战争之祸的东北难民，中、英、法、德、美五国联合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该会因“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1]中国红十字会由此诞生。不过，话说回来，江苏上海（上海时为江苏所辖）虽然是万国红十字会的大本营，但毕竟距离东北遥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如何采取有效的救护行动，不能不令中西董事殚精竭虑，费尽心思。按照国际惯例，红十字会总会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随地添设分会。有鉴于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特别规定：“所有附近战地之紧要地方，由总董会议遴延中西绅董，缮给凭信，前往添设分会，办事仍由总董呈请中国钦差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大臣给发该分会华董印札，以专责成而昭慎重”。“各分会或西董主持，华董襄理，或华董主持，西董襄理，皆与上海总董联络一气。”[2]牛庄、新民屯、沟帮子、辽阳、开原、奉天、铁岭、安暑河、海城、山海关、塘沽等分会相继开办。考虑到烟台为水陆要冲，是往来东北的重要门户，“联络津、沪、旅、青之气”，因请招商局李福全（字载之）设立分会[3]。随着分会次第添设，大规模的救援行动逐渐推开。金陵分会也是在此背景下添设的。
　　关于添设金陵分会事，1904年4月12日《申报》有这样的报道：“本会（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引者）前经邀请邓笠航通守驰赴金陵禀商江南善后局总办何诗孙观察设立金陵分会，现得来书，略云何观察业已慨允，并邀姜蘅浦兄为帮办。”[4]就是说，金陵分会的创办人为何诗孙，姜蘅浦帮办，创立的具体时间虽然不得而知，但因救援急于星火，不容拖延很久，很可能在4月中旬即已开办。这应当是合理的推测。
　　上述分会或近战地，或为东北救援要道，不以为奇。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另在远离硝烟的金陵添设分会，耐人寻味。那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什么要在远离战地的金陵设立分会？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毫无疑问，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点不容忽视：
　　其一，金陵为两江总督所在地，江苏（包括上海）为其所辖，政治地位特殊，具有各种资源动员的政治优势，且距离上海近便，声气相通，在金陵添设分会，可以得到两江总督的支持，从而为东北救助提供政治上的后援保障。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金陵是东南地区首位城市，经济实力较强，在金陵添设分会，对筹集救助难民的善款不无小补。事实上，设立金陵分会之目的，也主要着眼于经济上的考虑，受命筹办金陵分会的何诗孙说得明白，他“请饬文武各差缺酌量捐助，府厅州县与各厘卡各武职由江宁首府厘捐总局杨镜岩军门分别致函，各寄捐册一份，即假金陵省城门帘桥和静书屋姜公馆为收捐处。刻因捐册不敷，请再添寄。”[5]这个门帘桥和静书屋姜公馆既为收捐处，可能也是金陵分会办公地点。何诗孙的热情，使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董事们深受鼓舞，“除备函酌寄捐册外，如蒙金陵乐善官绅捐助经费，请即就近送往（金陵分会）掣取收照，俟转解到日，即由本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汇列清单，乞登各报”鸣谢[6]。显然，添设金陵分会的直接动因是为东北救援提供经济上的保障，而且的确收到实效，以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所寄捐册不敷使用，这种局面的出现，令人欣喜。
　　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诞生于江苏，而金陵分会则是其在江苏境内建立的第一基层组织，这对江苏红十字运动向纵深的发展是有利的。不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运动的中心，是举国瞩目的焦点。总部的动向及一切活动，总是吸引人们的眼球，至于金陵分会诞生后的运作情形，几乎完全被“盖”住，至少没有引起媒体的足够关注，资料缺乏，以致我们无法透过历史文献再现金陵分会的活动风采，这一缺憾，只能待日后相关资料的“浮出”后弥补了。尽管如此，作为江苏省历史上第一个红会组织，金陵分会的诞生，无疑是江苏红十字运动的里程碑，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有不可低估者。

[1] 《晚清关于红十字会开创之奏折》，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2]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0页。
[3]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4] 《万国红十字会设立金陵、烟台分会》，《申报》1904年4月12日。
[5] 《万国红十字会设立金陵、烟台分会》，《申报》1904年4月12日。
[6] 《万国红十字会设立金陵、烟台分会》，《申报》1904年4月12日。
 
建国初期江苏红会改组述论
徐国普  池子华
 
内容摘要：建国初期，江苏各地红十字会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直接领导和当地各级政府大力协助之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组，在组织整顿的实践中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对于当前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改革或理顺管理体制，进而更为有效地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建国初期  江苏  红十字会  改组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与其他众多的社会团体一样，中国红十字会迎来了“新的转变，新的开始”[1]。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发祥地的江苏[2]，红会组织也开始了新的转型。建国初期，江苏各地红会在机构改组、干部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建设，并取得了不少的宝贵经验。江苏红会的改组整顿是中国红十字会开始“新的转变”的一个侧影，对于当前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改革或理顺管理体制，进而更为有效地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就此问题简要论述如下，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在考察建国初期江苏红会改组工作之前，有必要对建国初期江苏省行政区划作一简要介绍。1949年4月底至6月初，南京市和江苏全境相继解放。南京市初为中央直辖市。江苏省以长江为界划分为苏北、苏南两个行政公署区（简称行署区）。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南京市和苏北、苏南二行署区由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江苏恢复建省，仍由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撤消苏北、苏南二行署区。1953年1月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建立，南京市改为江苏省辖市，省人民政府驻地。此时，江苏省有南京、徐州、南通、常州、苏州和无锡6个省辖市，徐州、淮阴、盐城、扬州、南通、苏州、镇江和松江8个专区，新海连、清江、东台、扬州、泰州、常熟和镇江7个县级市，砀山县、江浦县、崇明县、上海县、嵊泗县等71个县以及1个淮海盐区[3]。本文所谓的江苏红会就是指建国初期江苏属地的中国红十字会各地分会及1956年成立的江苏省红十字会。各地分会在改组前以会址所在地命名，依据《中国红十字会分会暂行组织通则》（1950年8月）的规定，改组以后，各地分会则以市县的名称定名。
　　江苏红会的改组是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直接领导和当地各级政府大力协助之下完成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改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红十字会的改组是按照总会先完成改组，再由部分分会改组示范，最后全部分会完成改组的步骤逐级逐次进行的。
　　195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上海新闸路856号（此处时为总会驻地——作者注）召开红十字工作检讨会。总会通知要求全国尚有联系的63个分会派代表出席会议[4]。实际上，到会的只有17个分会40余名代表，其中江苏出席会议的有南京、常州、青浦、长泾、无锡、镇江等6个分会[5]，占与会分会总数的35%以上[6]。与会代表欢聚一堂，共商中国红会的前途命运。会议决定派代表赴京请求接管和协商改组总会等事宜。总会的改组工作处于酝酿之中。
　　应该注意到的是，根据《1952年华东区各省市红十字分会人员经费及事业补助费预算表》和《中国红十字会华东各地分会1953年会务人员编制表》的统计[7]，江苏省共有8个分会（武进县分会为1951年新建立[8]，江苏省分会待建）。这表明当时江苏所有的6个分会均派代表参加了红十字工作检讨会，充分显示出江苏红会的工作热情和积极迎新的精神面貌。
　　中央人民政府非常关心和重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改组工作。周恩来总理曾作重要指示：红十字会总会迁址北京改组，由卫生部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领导负责，具体筹备工作由救济总会负责[9]。8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产生了新会长、理事和新的章程，并很快得到了政务院的批准。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的改组工作由此揭开了序幕。
　　为了规范有效地开展工作，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制定了《1950年9月至12月工作计划大纲》，大纲规定整理分会组织与训练干部是总会的中心工作，并要求选择若干大行政区或省会所在地人口众多及具有事业基础的分会先行整理改组，以起带头和示范作用[10]。为此，总会还颁布了《中国红十字会各地分会整理暂行办法》和《中国红十字会分会暂行组织通则》作为各地分会组织整顿的工作指南。10月16日，中央内务部、卫生部联合发出通令，要求各省、市政府指导、协助和配合中国红十字会整顿各地分会[11]，即整理旧分会、成立新分会等工作。
　　为了加强分会干部政治和业务学习，培养新型的组织干部，确保各地分会改组工作的顺利开展，11月1日至12月6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在北京举办了分会干部学习班，30个分会51位干部参加了学习。当时全国共有193个分会，与会的分会大致是“先行整理改组”的对象，故仅占总数的15%。其中江苏的长泾、镇江、常州、南京、青浦、无锡等6个分会（占与会总数的1/5，）派出11名干部参加了学习班[12]。通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学习分“思想方法”、“政策”、“会务”和“业务”四个单元进行），干部们在思想改造方面收获很大，对新中国红十字会的性质和立场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特别是纠正了过去亲美和惧美的错误倾向。在讨论会上，常州分会总干事吴逸樵表示：“过去凭借美援物资发展中国红十字会业务是不对的。”南京分会诊所主任曹寄深说：“经过学习讨论后，知道中国的灾难是美帝勾结反动派造出来的，人为的灾祸。”[13]他们的发言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学习结业后，分会干部即回所属的分会发动整理改组工作，并指导和帮助邻近的分会进行整理改组，或时机成熟后积极筹建新的分会组织。他们成为各地分会改组工作的骨干力量。
　　在1951年的工作计划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仍然把调整组织整顿业务作为工作的主要任务[14]。江苏红会干部在深刻领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央内务部和卫生部的联合通令精神后，觉得红会自身改组整顿的时机已经成熟。1951年2月，无锡分会在全省率先举起改组大旗。之后，其他5个旧分会积极跟进相继完成了整顿改组工作。
二
　　1950年12月，无锡分会自参加分会干部学习班的代表返回后，便着手协商改组分会的工作，市民政局和卫生局予以大力支持和配合。分会正在加紧进行改组工作之时，于1951年1月25日接到总会1月22日发来的《为组织救济朝鲜难民医疗队给各地分会的通知》，通知要求把组织医疗队的工作列为二三月间的中心任务[15]。实际上，无锡分会在积极组织医疗队支援朝鲜的同时，并没有因此停止了分会的协商改组工作。
　　2月11日，改组协商会议如期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市民政局、卫生局、市总工会劳保部的领导和妇联、学联、青年团、劳动局、文联、教育工会、工商联、慈善团体联合会、农会、医协、中华医学会、救济界、仁济医院、医学校、中医协会、护士协会、助产士联谊会的代表，以及原红会会长、理事、总干事等共33人。与会人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议讨论通过了分会组织规程，正式产生出25位理事。推选李德（无锡市卫生局局长）为会长，张玉寿（无锡普仁医院院长，原分会会长）、冯晓钟（无锡市工商联筹委会主委）和盛水湘（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为副会长，蒋白鸥为总干事[16]。4月，新的无锡市红十字会成立[17]。
　　青浦分会也于2月11日，在县人民政府和各有关机关团体协商之下，完成了改组事宜，通过了分会组织规程和1951年的工作计划。徐熙春连任会长，副会长为牟凤沼（青浦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科长）、刘经国（青浦县医务工作者协会主委）和徐正大（原分会常务理事），总干事由徐正大兼任[18]。
　　2月20日，长泾分会在江阴县和长泾镇人民政府，以及卫生院、总工会、工商联、中苏友协、地方民主人士等22人的协商之下，完成了改组任务，会址由长泾镇迁至县城，改称江阴县分会。赵元（江阴县人民政府卫生院院长）任会长，杨民奇（江阴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科长）和郭琦元（原长泾分会理事）任副会长，张宇和任总干事[19]。
　　镇江市人民政府接到总会邀请协助镇江分会改组的文件后，市卫生局即派员前往分会调查和了解情况。3月1日，分会举行了协商改组会议，当地的工、青、妇、农、学等机关团体的代表均出席会议，推选卫生局代表陈邦贤任协商会议主席。根据分会整理办法，会议讨论了改组的步骤，并选举刁端圣（农民协会主席）、王立本（江苏医学院医院副院长）等为理事。理事会推选杨公崖（社会福利主任委员）为会长，陆小波（原分会副会长）、倪锦忠（总工会副主席）、陈邦贤（卫生局科长）为副会长。刁端圣、邓剑（学联主席）等5人为常务理事[20]。6月，新的镇江市分会正式成立[21]。
　　至1951年4月，全国17个分会正式完成改组，建立了新机构，其中包括江苏省的无锡市、青浦县[22]、江阴县[23]和镇江市4个分会。这表明江苏红会的改组工作进展顺利，且走在全国前列。（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各地分会协商改组会议产生出理事，并由理事会产生出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作为分会改组完成的标志，尽管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各地分会整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这些人员的名单须一并报请总会批准或备案。换言之，旧分会改组的完成与新分会的正式成立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然而，各地分会在组织调整的实际操作中，在改组方式、领导分工、名誉职务设置等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总会及时地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总结经验教训，于4月10日通报全国各地分会“关于改组分会一些应注意的问题”[24]，以指导和改进今后的分会改组工作。
　　常州分会的改组工作正是在总会新的通知精神指导下进行的。5月27日，常州分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议。此前，分会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邀请政府和人民团体代表27人，举行了三次改组协商会议。理事会议推选吴伯芳（常州市人民政府卫生科科长）等11人组织了常务理事会，并推选吴伯芳为会长，徐元谟（常州市医师协会副主任）、李行甫（原分会副会长）、吴逸樵（原分会理事）为副会长。常州市市长诸葛慎为名誉会长，民主人士刘国钧为名誉副会长，改组工作顺利完成。在这次理事会中，还通过了分会的组织规则草案，并拟订了1951年的工作计划[25]。
　　与上述分会相比，南京分会的改组进程稍显缓慢。个中原因尚不清楚，不过有一个因素——建国前后南京市短时间内的行政隶属关系（或行政地位）的急剧变化——应该值得考虑。毕竟南京旧分会的改组是通过协商会议的形式进行的，而协商会议正是由市政府领导邀集各群众团体、民主人士及分会原理事、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并由之代行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如前文所述，解放后南京市初为中央直辖市，1950年改由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1953年1月成为省辖市、省会城市。而解放前南京市还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分会改组的复杂性不言而喻。
　　1951年7月，南京市民政局派中共党员干部李超凡进入南京分会，遵照会章筹划分会改组工作。1952年12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致函南京市卫生局，“敦促协助南京市红十字会进行改组”。1953年2月6日，南京市卫生局主持召开“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协商代表会议”，选举出25名理事组成了南京红十字分会第一届理事会[26]。理事会推选陈祖荫为会长，刘西淮和李钊为副会长，李超凡任总干事[27]，南京分会的改组得以最终完成。至此，江苏分会的改组工作也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江苏分会在改组期间，经历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一，总会遵照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52次政务会议通过的《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办理登记手续，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予以批复，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奉准登记为社会团体。9月总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分会向当地政府办理登记（为社会团体）手续[28]。其二，1951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鉴于旧分会情况异常复杂，干部质量参差不齐[29]，发出关于“停止登记旧会员，暂缓吸收新会员”的通知[30]。所以，江苏红会在接到通知后，即停止办理旧会员的登记手续和发展新会员工作。
三
　　对建国初期江苏红会改组过程进行考察之后，我们得出如下两点启示。
　　第一，改组是中国红十字会获得“新生”的重要基础。中国红十字会已逾百年，其管理体制处于不断的嬗变递进之中。而建国初期的“改组”正是管理体制新旧转轨的关节点，是获得“新生”的重要基础。因为此次改组，并非是理事会任期届满的正常改选，而是包括了机构整理、思想改造等内容。况且大多数分会缺乏民主选举基础，全由协商会议代行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完成了改组工作。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的难度和复杂性可想而知。不过事如所愿，随着机构的调整、人事的变动与思想改造以及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的颁布施行，中国红十字会的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中国红十字会会章》（1950年）中规定，“本会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下级组织每月须向上级组织报告会务，上级组织的指示，下级组织须认真执行。”[31]这对于理顺总会与分会之间的关系以及顺利开展红会的各项工作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是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有效开展工作的重要保证。红十字会虽为国际性组织，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着中国红会处理好自身与政府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实际上，我国各级政府一直关心着包括中国红会在内的各种社会团体的生存和发展。1950年周恩来总理曾拨冗亲笔修改《中国红十字会会章》，关爱之情跃然纸上。1952年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厅发出的通知表明：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的隶属问题，奉总理指示，明确中国红十字会归中央卫生部直接指导和联系[32]。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另外，改组后的分会进行了人员编制，编制由各地编委会决定，分会的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划拨。以1952年为例，中央财政拨给江苏红会的人员经费和事业补助费就达新币138288元[33]。至于建国初期全国各地分会的顺利改组，更是离不开当地各级政府的大力配合和支持。

[1]《新的转变，新的开始——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组经过》，《新中国红十字》创刊号，第2页。
[2] 中国红十字会于1904年3月10日在上海诞生。上海时为江苏属地。参见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6页。
[3] 有关建国初期江苏省行政区划的情况，参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地理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5页。
[4]《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召开工作检讨会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68。《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谓1950年的红十字工作检讨会是在2月上旬召开，且全国有64处分会接到会议通知。（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两处有误，与档案资料不符。
[5]《总会工作检讨会代表名册及会议记录、总结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99。
[6]江苏与会代表分别是：南京分会的吴耀麟（总干事）、杨登瀛（会长）；常州分会的吴逸樵（总干事）、杨迪群（乡村服务站负责人）；青浦分会的徐熙春（会长）；长泾分会的华毓楠（诊疗所主任）、刘正骅（分会文书、诊所医师）；无锡分会的张玉寿；镇江分会的白耀华（分会诊所主任）、陆树人（职员）。参见《总会工作检讨会代表名册及会议记录、总结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99。
[7]《1952年华东区各省市红十字分会人员经费及事业补助费预算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档案室，3卷永久期；《中国红十字会华东各地分会1953年会务人员编制表》，江苏省档案馆，6卷永久期，第9页。
[8]《迎接1952年》，《新中国红十字》第17期，第6页。
[9]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1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1950年9月至12月工作计划大纲》，《新中国红十字》创刊号，第11页。
[11]《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联合通令》，内卫社字第1号，1950年10月16日，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12]出席此次会议的江苏代表分别是：长泾分会的郭琦元（理事）、张宇和（总干事）、华毓楠（诊所主任）；镇江分会的丁荫楣（诊所副主任医师）；常州分会的吴逸樵（总干事）、杨迪群（前黄服务站主任）；南京分会的吴耀麟（总干事）、曹寄深（诊所主任）；青浦分会的王昌来（代院长）；无锡分会的蒋白鸥（总干事）、白光（无锡市卫生局选派）。（参见《分会干部学习会参加干部名单》，《新中国红十字》第3期，第4页）《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谓分会干部学习会在南京举办、计有31处分会参加、江苏的江阴等分会派出干部12人与会。（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四处有误，与档案资料不符。
[13]《中国红十字会分会干部学习会总结报告》，《新中国红十字》第4期，第4～5页。
[14]《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1951年工作计划的指示》，《新中国红十字》第4期，第1页。
[15]《无锡市分会组队经过报告》，《新中国红十字》第7期，第22页。
[16]《无锡市分会——2月11日改组》，《新中国红十字》第6期，第26页。
[17]庄申主编：《无锡市志》第3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7～2288页。
[18]《青浦县分会徐熙春连任会长》，《新中国红十字》第7期，第29页。
[19]《本会长泾分会改为江阴县分会》，《新中国红十字》第7期，第31页。
[20]《镇江市分会改组初步进行》，《新中国红十字》第8期，第39页。
[21]张世闿等总纂：《镇江市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358页。
[22]青浦县分会于1958年改称上海市青浦县红十字会，受上海市红十字会和青浦县人民委员会领导。（参见冯学文主编：《青浦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6～717页）
[23]《江阴市志》记载：1950年9月改组为江阴县红十字会。（程以正主编：《江阴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7页）时间与本文所引的资料相左，有待考实。
[24]《关于改组分会一些应注意的问题》，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5页。
[25]《常州市分会改组》，《新中国红十字》第10期，第34页。
[26]南京红十字会组织简史，http://www.njredcross.org.cn/zzjj/zzjs.php.
[27]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28]《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奉准登记为社会团体》，京51组字第3469号，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29]全国“三反”运动前夕，数地旧分会出现了一些干部和会员的不良行为，少数干部贪污腐化，作风恶劣，有甚者被判刑。
[30]《停止登记旧会员暂缓吸收新会员》，京51组字第2909号，见《新中国红十字》第12期，第7页。
[31]《中国红十字会会章》，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32]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33]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 [点击查看详细] ]]> Sat, 30 Jun 2007 -1:05:52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732 [红会人物]栏目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731 慈善人生——庞京周医师的生平与事业（上）
庞曾涵  高忆陵  池子华
图1：年轻时的庞京周医师
 
　　当我们提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想到庞京周先生的一位亲属曾谦逊地说：“他或许不是一个能够写传的人。”这恐怕是指庞先生性情奔放、不拘常规、兴之所至、成败兼具。他平生最好聚友高谈，纵志倜傥，既锋芒毕露，又古道热肠，就连他的形象也颇不随俗，瘦高的身材，西装革履，嘴上常衔一支古巴雪茄，即便在洋人堆里仍是鹤立鸡群。然而其言其行，似乎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他的一生，确有值得我们回顾和纪念的价值。
　　翻开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细心的人们就会发现，抗战初期，这个瘦高的身影，曾奔波于大江上下，驱车于南北东西，在战时三合一的实现、组织救护团体、组建伤兵医院、实施战地救护、运送医药物资、通过广播讲演向民众宣传红十字精神等方面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发挥着杰出的组织联络才干。仅以绥远抗战期间为例，1936年12月2号、8号、12号、17号的《申报》连续报道庞京周医师北上南下的行踪与言论，一时成为社会的关注点。
　　他寿69而终，一生时间不算漫长，但从他29岁主掌同德医学院院长事务、赴德国获博士学位、几度开业、到担任上海医师公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以及负责重庆空袭救护、深入滇缅铁路瘴疫之地主管防治……一生仿佛完成了某些人几辈子的事业。这正应了他自诩的“浓缩人生论”：“人命有长短，我惟期能日作倍人之事，则虽寿五十，等活百岁也。”这“日作倍人之事”的精神确实贯穿了他的一生。当我们进一步研究他一生事业的脉络，又不难发现，在这种拼命三郎般的精神后面，有一种深刻的人文价值取向作为支柱，那就是关心人民的疾苦、人道与博爱的精神。以庞先生30年代初即被视为“海上名流”，以他在医学专业上的造诣，以他身边由同窗、挚友、门生组成的一层又一层的上流社会圈子，以他所能够获得的机遇……他并非不能发财，不能飞黄，不能腾达，而他恰恰选择了不少一般人可为而不屑为、不愿为的事情去做。解放后即使被打成右派依然坚持在医学教育研究、普及卫生保健知识方面努力发挥力量，这种行动选择上的明明白白的分野，便透射出他人性上的光芒。
　　在当今呼唤社会公正与和谐，重建红十字精神的大势中，回顾这位苏州籍红十字前辈的生平与事业，正是为了以这种人性的光芒照亮人们的心灵，尤其是在功利主义抬头的社会风气中，这种光芒尤其难能可贵。这也许就是我们撰写此文的意义所在吧。
 
“顺其情而发其智，励其志而不羁末节”
　　了解庞京周医师，不能不从他早年的家庭背景说起。一方面家庭环境孕育出他独特的个性，另一方面，从这里可以找到他选择学医并专攻痢疾等热带病的缘由所在。
　　庞京周医师祖辈世居吴江同里。祖父庞庆麟为前清进士，人称小雅公，做过刑部主事[1]。其父庞元启，字葭荪，年仅弱冠即取得孝廉[2]。庞元启娶常州望族冯氏为妻。
　　冯氏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妇人，非常豁达且深识大势，受到了全家的敬重。她能够在上世纪初，就看到新学渐起，不随俗流，不再让儿子们独尊儒术，而是放手让他们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在她温厚、开放的家庭教育氛围下，三个儿子均学有所成。长子国钧，字衡裳，曾中举人，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二子国錡，字敦敏，曾以最先研制和接种防治天花的牛痘疫苗而成为有名的微生物学家；而三子国镐，字京周，则是本文主角。                                                  
　　庞京周出生于1897年，自幼聪慧过人，两岁能识字，三岁会造句，被乡里视作天才儿童。由于在兄弟中排行最幼，得到母亲特别的宠爱。他母亲的教育方法颇有与众不同之处，取张弛相济之道，可以概括为：“顺其情而发其智，励其志而不羁末节，惟使自规所行，自择所善。” 庞京周在这种施教方式下成长，独立自主意识很强，性情豪爽，才华横溢，行动果决。但优裕的家庭条件和母亲的开放教育也造成他某些矛盾的性格，如：内含谦柔但外露锋芒，有卓识而欠心术，肯于“舍己”却未必知如何“为人”；在学术领域内，虽然能够自维谦恭；但往往书生意气，遇事争鸣，惟理为绳，侃侃而谈，不让“权威”，不顾妒忌。　　在他一生遭际中，了解他的挚友因此而格外欣赏他，而不甚熟识的人则不理解他，容易造成误会或被开罪。 
　　庞京周5岁时，他的父亲患上恶性痢疾。这种在今天很普通的疾病在当时却无药可治，眼看一个极有才气、前程远大的人在30岁出头撒手而去。父亲的英年早逝给幼年的庞京周极大的震动。他后来曾多次对身边的人说：“我父亲本来是不应该死的。”这件事在他心里埋下了立志学医的种子，成为决定他人生轨迹的重要因素。为此，他10年后从苏州最好的中学——草桥中学退学，独自进入了德国人办的“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1年，他从已由中国人自办的同济大学毕业，开始独立行医的生涯；1925年夏，他与工商业家黄楚九赶办急救时疫医院；1935年他赴德留学的博士论文为《痢疾在中国之影响及其扑灭问题》，怀有追念他父亲的深意；抗战中期他义无反顾地奔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滇缅铁路工地，主管传染病防治工作；直到晚年，他仍勉力研究医史，发表了《中国疟疾概史》、《结核病史话》等文章。可以说，他将个人幼年遭受的痛苦升华为一种用医术拯救苍生的社会责任感，并以一生勉力践行。      
     
图2：出版于1935年的《痢疾在中国之影响及其扑灭问题》
 
庞京周11岁时，以多报一岁，进入当时苏州府第一中学堂——草桥中学。这段学习生活给庞京周的人生经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际交往圈子。正像英国某名校进门石碑上所刻：“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看你与谁一起读书就可以知道。”在草桥中学里，他文理兼胜，虽然后来以医为业，但一直善文，与同班吴湖帆、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江小鹣、范烟桥等从事文学艺术的同窗始终过从不缀。在文人圈中煮茗夜谈，品画读碑，衔觞赋唱，几乎成为他的生活习惯。既与文人交往，他也就常以短文或诗词见诸报刊，除医务方面的内容外，大都是讽世幽默之作。同窗评价他是医生中的文人、文人中的专才。与这些同窗挚友的情谊贯穿他的一生直到最后的岁月。
图3：庞京周（后排左第4人）与草桥中学师友合影               
 
“医学应当为平民服务”
　　从同济毕业之初，24岁的庞京周就在上海滩开设了自己的西医诊室。开业四五年，他的名声渐起，以敢用重药、治愈率高而著称于市。随着业务越来越繁忙，他的诊所在11年间，四迁其址。到1928年前后，月收入可达千金，自备有当时最先进的X光机和紫外线理疗仪等设备。
　　在上海滩上，他声名日隆，1930年就有人用彩色铜版照片精装刊行了一个18开本的《上海名人传》，将他列入。对于这种渲染炒作的做法，他非常厌恶与不屑。有人前来索要书款时，他笑着说：“尔当知我乃瓦楞里南瓜也。”（按：此为吴谚，形容某人不谙例行的做事规矩）。他自号蛐（左立人旁右曲）斋，意即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自嘲为一只能发出很大声音的小虫。
他的女儿庞曾涵回忆道：“我父亲有一种朴素的民主思想，觉得中国太贫穷，一直对穷人十分同情。他经常为没钱的穷人治病，包括开业后，没钱的人来看病他都给治。他常说医学应当为平民服务，这个思想一直在指导他。”
　　50年代，庞先生诊病时常用一个白布手绣红字的诊脉垫枕，这是一位烈属哈秀梅女士所赠。因庞先生得知她丈夫在战场牺牲，家庭经济拮据，不但免收诊费，并跟相关药店打招呼，药费从低，还悉心治愈了她的顽疾。她为了表示感谢，亲手绣了这个小垫枕送给庞医师，他把它看作病家的心意，非常珍视，经常放在案头应用，以激励自己更好地为需要他的人服务。
　　他办诊所，并不仅仅满足于为谋生而诊治病人，因此在开业之初，曾在诊所实行过以下两件独出心裁的事：
　　一是设置“保健医疗”。即个人或全家每年交若干医疗费用，门诊就不再收费。性质类似于现代的农村合作医疗，目的在于减轻病家负担，以免病人因吝惜诊费而贻误治疗，对长期病号尤为有利。为了实现“保健医疗”，他在诊所中特地聘请了内、外科医师各一位，使诊所能全日应诊。
　　第二件事是作为西医而为病人加开文字“脉案”。内容除了症状、初步诊断外，还包括病因简析、预期药效及可能发生的变化等，使病人知道如何自养并注意变化。这种“脉案”不同于仅供医生查核的病历，而是更多为病人考虑，满足病人的需要。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以上措施实行的时间不长，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凡事皆有图创新之意，为平民服务的意识很强，绝无莫测高深的医生架子。
                                                     
“我们中国人应当有自己的医院和医学院”
　　开办诊所虽然是庞京周先生的主业，但并非他人生的主线。他一生的精力，在医学教育上投入得最多。可以说，他身上具有某种教师的天赋。他的学生们都对他留有很深的印象，认为 “他对传授知识和对学生所具有的那份热情，是一般人所没有的。”不仅如此，他内心还有一个很深的情结，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应当有自己的医院和医学院。”为此，他在二、三十年代，为办学校、办医院付出许多心血，特别是在同德医校面临存亡危机时他担纲扭转了局面。
　　1924年，他开业之余，到同德医科专门学校任教。不久，该校发生了派系争斗，直至涉讼。虽然胜讼的一方作了校长，但由于师生中宗派意识很深，且校址房产纠纷不清，办校经费无着，校长一时束手无策。同德医科专门学校面临危机，几乎办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势之下，学校创办人黄胜白、沈云扉商请年轻的庞京周出任教务长，给他行事的权利。
　　于是，还不足而立之年的他就接管了这个“烂摊子”。他不顾年资尚浅，尽力发挥他特有的社会活动能力，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先商借了位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口泰兴路平湖巨富刘氏的洋楼为校舍复课，再分别辞退滥竿充数的德籍教员，聘请知名校董数名，聘请留德归来的国人任教，取得多方支持，教学阵容在短时间内大大改观，学生个个诚服，派别纷争自然消退，局面很快稳定下来。当时，留在同德长期任教的著名医师有妇产科专家金问淇、内科专家沈谦及王景阳、皮肤科专家尤彭熙、生理学专家周宗琪等。雄厚的师资力量保证了同德医科专门学校的存在与顺利发展。
　　1924年末同德医科专门学校正式改称医学院。在此之前，庞京周已经向新校董、工商业家黄楚九租了同孚路(今石门路)的一块地皮，他自行垫款，花了一年时间为同德医学院建起新校舍和附属医院。学院的各位教授和衷共济，白手起家，使得教学及实习设备渐成规模。从那时起，他主持同德医学院的工作共计11年，直到1935年顾毓琦博士继任同德医学院院长为止。此后他留任校董到建国后政府接管同德医学院。
　　他主掌同德校务时的学生，遍于全国，兼及海外，其中不乏专家名才。如今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由解放前的同德、震旦、圣约翰三院合并而成的，在二医大成立大会上，很多人对他记忆犹深。他的学生，很多已是德高望重的专家，回忆说：“在同德，庞先生给我们讲解剖课。我们特别喜欢上他的课，他口才好，非常热情”；“他给我们留下永远忘不了的深刻印象。”学生们还回忆庞先生当时怎么带着学生实习，到伤兵医院里为民众服务。追念校史，人们不能忘记他在同德医学院命运悬丝之际的奋力开拓整顿之功。
图4：庞京周医师30年代在上海
 
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与社会活动
　　他一贯的宗旨是：医者，当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为崇高天职。凡上海有关医务方面的公益慈善事业，庞京周先生无不热心参与。
　　1926年夏天，苏南—带霍乱横行，他忆及当时情况说：“那时候老百姓苦的呀，生了病，无钱医治，求救无门，就死在路上。”这是他作为医生所不忍心看到的。于是他就与著名工商业家黄楚九共同发起赶办急救时疫医院。黄先生自行捐资并落实院址，还出面募集资金与筹组董事会等。庞先生则负责招请医护人员，筹置设备，制订规章及亲自主持诊务。院址先设在白克路（今凤阳路）派克路口，只经一周筹备即收治患者，救活了不少人。创办急救时疫医院在当时影响较大，显示了他的应急组织才能。
　　当年霍乱高峰过后，他们又专在西藏北路购地，建起一所四层楼的永久院址，一年后建成。这所医院在不同季节收治各种流行性传染病患者，对贫苦患者实行减费或免费。其作用不仅仅在当年防止了霍乱的蔓延，还为长期性的民众卫生防疫发挥了效益。庞先生义务兼任该时疫医院院长凡十年。解放后这所位于西藏北路的医院曾改名为红光医院。
　　由于他以年资有限而能在短期内整顿同德医校以及主办时疫医院，庞京周在医界中取得了“干才”的称誉。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打响，前《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先生登高一呼，倡议组织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支持19路军抗日。此会可称集上海经济实力人物、舆论界及各方代表人士于一体，史量才任“后援会”会长。他过去因庞京周经常在《申报》投稿议论医事而与之相投合，素知庞先生勇于承担艰险，爱国不甘人后。于是，庞先生与颜福庆二人成为 “后援会”医界负责人士，承担起战地救护的重任。
　　19路军浴血奋战，南京政府非但不予支持，反而加以钳制。因此淞沪战役的伤病员，几乎全赖“后援会”所组织的救护队转运到租界内以及真如、南翔一带的临时医院进行救治。所动员的医界力量及各种物力、财力皆属空前。战地救护成了后援会的主要工作，庞先生在其中统筹调度，尽心竭力。在战事紧迫之时，庞先生曾亲自驾车到真如军部，将捐赠的望远镜面呈蔡廷锴、谭启秀两将军，以示敬意。归途时汽车被流弹击中，险遭不测，其它辛劳，更不待言。
　　无奈19路军抗日之举，终以签署屈辱协定而告终。事定后，“后援会”改为常设组织，称上海市地方协会，庞先生后来的社会活动主要通过这一协会进行。
　　淞沪战役结束后，庞京周先生痛定思痛，对国事颇有惘然之感，在他的题影诗中可见一斑：
韶华逝水感流年，    旧梦依稀淡若烟。
家国略同风絮乱，    诗文端为热肠偏。
一生傲骨交应浅，    十载浮名学未专。
大地蜉蝣争一瞬，    强将数理证前缘。
 
 
图5：淞沪战役后庞京周医师题诗照
 
　　除了投身社会重大突发事件，庞京周先生还一直积极参加医事社团活动及倡导公益医药事业。主要在上海医师公会、中华全国医师联合会、中华医学会、医药教育委员担任职务并义务工作。
　　据他晚年回忆，上海医师公会早期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事有两件：
　　一是与牛惠生、蔡禹门等人共同创议，取消开业医生向配方药房收取回扣的陋习，并率先自行。
　　二是竭力宣传消除派系观念。为此，曾由公会劝导开业医生取消牌照上“德医”、“日医”等字样。认为将此类用词冠在自己名上相互标榜，无异于强调派系分别，不利于团结，且有损及国格人格之嫌。经过此番“正名”，响应者众多，起到了相对冲淡派系观念的作用。
　　中华医学会是医界的学术性团体。1923年该会曾在上海东亚医学院召开全国年会。当时庞京周先生是东亚医学院的青年教师，在会中他成为活跃分子，与各地代表相识并交好，这是他参加该会实际活动的开始。中华医学会最初是由在华的外籍医师集合早期英美留学生仿照国外学会章程所组建。其刊发的各科《学报》强调国际交流，长期沿用英文。当时余云岫力主学术应当兼收并蓄，并重在自创提高，为保国体尊严，特在上海组织出版学会的中文杂志，余云岫自任主编。庞先生佩服他傲骨可风，自荐当其助手，任编辑，一直到抗战才中断。
　　庞京周医师总是把社会问题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十分关注和热心于公共卫生问题。在这方面他既行之于事，也述之于笔。他写的《上海十年来医药鸟瞰》，先在《申报》连载，又自己出钱于1932年出版了单行本。文中分析了上海医药卫生状况和问题，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                                        
　　由于《上海十年来医药鸟瞰》一书中对当局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的政策措施提出不少建议和批评，因而引起南京卫生署署长刘瑞恒的注意。刘瑞恒每到上海，就对他进行拜访，听取他的见解。 1933年刘瑞恒向教育部推荐庞京周为医药教育委员会委员，当时医教委有十数位医学教育家，都是曾赴国外留学归来的，从未出国的仅庞京周一人。
　　在视察及医教委的讨论中，庞先生极力强调中国贫穷落后，人民缺医少药，搬用美国式的八年二部制医学教育体制难于适应培养医学人才的迫切需要。这成了发展医学教育两种观点的争论焦点。反对者，讥笑他是不明外情，眼光狭窄；同意者，又惋惜他才高于学，以致言因人轻。
　　在这双重舆论之下，他萌发了出国的念头，想把十几年来在医学教育方面积累的经验，与国外对比，欲求他山之石，再展抱负。当时他获得教育部的赴欧美考察任务，于1935年秋成行。
 
图6：1936年6月15日参观德国某制药企业的动物实验室。
（右第一人为庞京周）
 
绥远战事奔波调度牵动人心
　　一年多的欧美之行，席不暇暖，而归来时国内的形势已离全面抗战不远。上海市地方协会成为庞先生再次投身于抗战救护工作的契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他的人生轨迹投向了当时最紧迫的红十字战地救护工作。
　　1936年秋末，庞先生自欧美归国不久，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抗日奏捷，人心为之大振。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三团体联合发起成立“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庞京周为常务委员。11月23日到26日，他以红十字会总会副总干事身份乘慰问团专机飞到绥远（今呼和浩特）劳军。庞先生与颜福庆代表总会暨各团体向傅作义的部队献赠医疗药械。慰问团一行南飞时，又先后在太原、西安、洛阳停留，分别会晤了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三帅，以表上海各界的同仇敌忾，并“督当地分会加速进行救护事宜”[3]。
　　前方虽有绥远红十字分会从事战地救护，但力量单薄，缺医少药的状况也亟待改观。有鉴于此，12月1日，红十字会总会特派庞京周赴南京，《申报》1936年12月2日以《庞氏出发》为题，报道他“与中央防疗处，及卫生署，接洽药品材料等物”[4]，而后“转赴北平，与各大中学及协和平大医学院接洽，组织训练救护队，组成后，即率领队员，赴大同绥远，从事救护。”[5]
　　庞先生到北京后，12月8日，《申报》报道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代表庞京周日前来平，筹设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现正向（北）平医学界名流接洽，日内即成立。”[6]因筹备分会需要时间，而战事进展急迫，遂于12月上旬成立了一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接受总委会之托，办理“华北临时救护防疫工作之补助事宜”[7]。临时分会成立后，迅速组队驰赴前方，开办临时医院，救护伤员。到12月中旬，“前线一带，已布遍红十字会之旗帜”[8]。而即将出任红会秘书长的庞京周也再度飞往绥远前线，指挥调度，悉心尽力。
　　12月10日，《申报》以《庞京周电告前方亟需材料》为题，特别提到“昨接庞京周医师由绥来电云，现在该地朔风怒号，冰雪载道，寒（衣）被褥，应从速添置，至运输方面之车辆担架，亦宜赶运，尤以药品如棉花、纱布、绷带……注射器等”[9]，“预料大战爆发，迫于眉睫……希望各界迅予捐输，或助款项购置，俾可克日运往前方，以应急需。” [10]
　　从11月下旬开始，他两赴绥远，视察并参与指挥调度战地救护工作；两赴北平，接洽方方面面的事宜，红十字华北临时分会立竿见影地加强了前方的救护与防疫工作；他途径各地“实地考察，并规划救护设备，曾与各级军官作深切之探讨”[11]，真正起到一种穿针引线、承上启下、统筹规划、协调各种力量以迎接即将爆发的大战的作用。他全身心投入救护事业的拼命精神和组织才能又一次充分发挥。
　　12月17日 ，《申报》以《庞京周从前线归来谈话——救护绥战意见甚详》为题报道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庞京周氏，自绥战发生后，迭次往返赶办救护事宜，业经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积极实施工作。现因筹集医药材料，于前晨返抵上海。” 庞京周称自己的谈话“俱为最关紧要者，可作各界参考之用”。在他的谈话中，大到伤兵医院的布局，小到“手套以绒线结成者不甚耐久，最好以皮革制成为佳”；提前做准备的有“防毒面具现由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与傅主席接洽，已定制一万具”；细致入微到“丝棉背心应改制丝棉衣裤，如能以厚皮制成，尺寸须大，尤为耐寒受用”；严格约束如“救护人员，非经训练，不能在前线服务，须一律军医化”[12]；桩桩件件，不一而足。若非完全深入一线，事无巨细，竭尽全力，就无法做出如此实实在在的有效的指导。
　　绥远抗战中的慰劳救护行动，不仅激发起前方将士高昂的斗志，而且对“在唤醒将来全民奋起”抗战[13]，意义重大。这次行动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全面抗战的一次预演，庞京周先生在其中辛劳倍加，成效卓著，为他随后在战争全面爆发时组织战地救护工作打下了基础。

[1] 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光绪八年（1882）江苏书局。
[2] 《苏州长元吴三邑科第谱》元和陆懋修辑，其子润庠补编。光绪丙午(1906)刊。
[3]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三年来总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3189。此部分引文多转引自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 《庞氏出发》，《申报》1936年12月2日。
[5] 《庞氏出发》，《申报》1936年12月2日。
[6] 《各方纷纷援绥劳军》，《申报》1936年12月8日。
[7] 《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章程及手术组预算案》，《大公报》1937年2月9日。
[8] 《红会前方电告需要救护药品》，《申报》1936年12月14日。
[9] 《庞京周电告前方亟需材料》，《申报》1936年12月10日。
[10] 《庞京周电告前方亟需材料》，《申报》1936年12月10日。
[11] 《庞京周从前线归来谈话——救护绥战意见甚详》，《申报》1936年12月17日。
[12] 《庞京周从前线归来谈话——救护绥战意见甚详》，《申报》1936年12月17日。
[13] 傅作义将军语。孙兰峰、董其武：《绥远抗战始末》，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精华丛书》第2卷《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
…… [点击查看详细] ]]> Sat, 30 Jun 2007 -2:54:10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731 [图书评论]栏目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730 评《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
池子华
 
内容摘要：台湾学者张建俅先生所著《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作为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新成果，把中国红十字会的初期发展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宏大理论架构之下进行解读，视角新颖，资料丰富，有一定学术价值，但存在不少错误不实及值得商榷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一部“问题”之作。
关键词：张建俅  《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  商榷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不过，红十字运动研究毕竟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无论是研究的深度，抑或广度，都有待加强。台湾学者张建俅先生所著《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2007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为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新成果，可喜可贺。但本书问题多多，同样值得注意。这里谨对张著简要评析，供读者参考。
一
　　张建俅先生是较早从事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者之一，曾发表《抗战时期战地救护体系的建构及其运作——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中心的探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36期）、《近代中国政府与社团关系的探讨——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1912—194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47期）、《抗战时期救护总队外籍医护人员名单考证》（《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总第32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1904—1912）》（《政大史粹》第2期）、《中国红十字会经费问题浅析（1912—1937）》（《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论文多篇。这部《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就是他多年来研究成果的结晶。
　　张著30万言，除绪论、结论外，共计4章16节，依时间先后分别将中国红十字会各方面的变迁加以叙述：第一章萌芽与草创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1912—1927）（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官办与民办之争——与政府关系的演变，会务的开展，救援工作的推展），主要叙述中国红十字会的缘起及其在北洋军政府时期的人事变迁、会务发展、工作表现等；第二章从民间团体到官商共治（1928—1936）（组织运作与政府介入，经费来源与会务推展，功能转化，总会权力核心的转移），主要阐述国民政府借由总会改组的人事矛盾，逐步介入，并干预其经费与会务，且在战事的影响下，导致总会的主要功能配合政府所需开始转化；第三章战争中的中国红十字会（1937—1942）（组织结构的重整，战地救护工作，战时医疗与防疫，支持三合一政策，寻求外援襄助抗战），分析因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如何通过种种方式，加上抗战形势的催化，逐渐对总会加以直接控管的过程，以及红会对抗战的贡献；第四章变为国家机构的中国红十字会（1943—1949）（政府控管，政策执行，战后地位变迁），叙述中国红十字会几乎转变成为国家机构，国民政府完全将红十字会纳入军管，而红十字会也成为国家政策执行机构之一。上述4章，构成了张著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的研究体系或基本框架。
二
　　显然，张著有自己的个性与特色，其研究确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
　　首先，视角新颖。张著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把中国红十字会的初期发展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宏大理论架构之下进行解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曾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不少学者对明清时期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进行探究，而对民国以来城市精英参与慈善事业的研究较为薄弱，因此，在作者看来，“从慈善事业个案的角度，观察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应该是一个相当可行的研究策略”。（《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第2页。以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这是本书研究的动机所在。之所以选择中国红十字会作为研究主体，“系因该会是民国时期全国首屈一指的慈善团体，同时该会也深具超越传统中国慈善团体的特质：第一，红十字会跨越了地域的限制，成为民间举办的全国性的慈善团体，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第二，获得国际公约的保障，因此具有相当的国际性质，有异于国内其他慈善团体；第三，该会在工作内容方面的多元与战争时期的特殊地位，均是同时期国内慈善团体当中独一无二的”。（第4页）因此本书尝试透过分析中国红十字会的结构、性质、地位、组织、人事和经费、主要工作内容及其贡献，以及政府管理中国红十字会的法令与政策的变迁等议题，探究国家对该会曾经产生什么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代表什么意义，以洞察该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本身角色、地位的变化。这种研究动机和取向，在红十字运动研究领域应该说具有开创性的，新人耳目。
　　其次，资料丰富。除了《申报》、《时务报》、《民立报》资料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主办的《人道指南》、《中国红十字会杂志》、《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红十字月刊》等之外，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不辞辛劳，多次赴大陆，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如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馆藏《中国红十字会档案》，贵阳市档案馆典藏《救护总队档案》，上海市档案馆有关中国红十字会的档案等。档案资料的广征博引，着实引人注目，也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又次，有所创见。即如关于人事变迁的统计分析，本书列举了“民国元年常议员表”、“民国8年常议员表”、“民国11年常议员名单”、“第6届红十字会总会常议员名单”、“第7届红十字会总会理事、监事名单”、“第8届红十字会总会理事、监事名单”、“第9届红十字会理、监事名单”、“第10届红十字会理事名单”。通过对他们籍贯、年龄、学历、职业经历、在会职务等相关要素的统计分析，不仅可以揭示红会领导层人事更迭、结构嬗变及其所包含的深层意蕴，而且本书的主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得到凸显。作者指出，从名单所反映出的常议员人事的变迁，“可以发现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决策中心的常议会，基本上是以上海地方精英为主的团体，籍贯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等3省，其事业、住家也大多以上海为主。而常议员虽以商人最多，但官吏、医师也占相当比例。出任常议员者往往也是其他社团的领导者，如上海总商会自清末至民国共有11位会长，其中有9位曾经出任常议员。在这样的常议员结构下，不难理解何以常议会经常与北京总会唱反调，反对北京政府加强管理的政策，而蔡廷干改组常议会的结果，仍然不能有助于增强他对常议会的影响力，使得他对常议会啧有怨言。也正是这样的常议会结构，使得北京政府虽然直接任命正副会长，也无法改变中国红十字会内部京沪对立的现象”。（第86页）这种局面，随着官方介入的不断加强而逐渐改观，如第10届红会理事结构“最大的特色，便是旧上海色彩的消褪，或者可说是时代交替。过去总会始终以发源地的上海为中心，即便迁移至其他地方，仍然保留相当比例过去上海时期的理事、监事，特别是与江浙财团相关的人选。至抗战结束后，上海商人出身的理事、监事若非相继离去，如虞洽卿、穆藕初，便是因战时在上海而有汉奸嫌疑者，如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等，这些是促成其消褪的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可能是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决定彻底主导总会高层人事，所以一方面将总会迁至南京，另一方面在该届19位理事人选中，新聘12位，以至于将具有旧上海色彩的理事名额减至前所未有的数量”。（第261页）这样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提出不少新见解，应该说还是能够使人信服的。其他如对中国红十字会内部“二元结构”的透视，对抗战时期“三合一”政策的解析，对林可胜的历史定位，对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解等，也都有自己的识见。
三
　　张著尽管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但也存在错误不实之处，其中最不能容忍的是颠倒是非，歪曲历史。作者称：
　　“本书所称‘中国红十字会’（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是自民国元年以后，国内外对中国地区红十字会组织的通称，同时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一贯采用的名称。而就各时期中国政府而言，北洋政府时期也沿袭这种用法，等到国民政府时期，特别是在制定管理条例时，国民政府便将该条例称为《台湾红十字会组织管理条例》，似有以‘台湾红十字会’这个名称取代‘中国红十字会’的意味，不过当时在上海的总会似并未接受这个名称上的改变，具体的证据是其内部公文或对外宣传的期刊仍以‘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会名。直到民国31年9月，当时总会期刊《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第10期，其发行者就变为‘台湾红十字会组织’，而从12期开始连刊名也改为《台湾红十字会会务通讯》，因此就总会而言，大致是从民国31年才开始使用　　‘台湾红十字会组织’作为正式会名，一直延续到1949年。而中国红十字会这个会名，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重组　红十字会时重新启用，并据此向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申请的会籍”。（《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第8—9页）
　　这段文字，错误百出。熟悉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的人都知道，国民政府从来没有制定过所谓《台湾红十字会组织管理条例》，更谈不上以“台湾红十字会”取代“中国红十字会”的意味。事实是，1932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第213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14条。12月16日，该条例公布。1933年6月3日，行政院长汪兆铭、内政部长黄绍竑、外交部长罗文干、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联衔以训令的形式颁布《〈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施行细则》（43条）[1]。1936年6月30日，立法院修正并通过《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7月23日公布[2]。很显然，作者把《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偷换”为《台湾红十字会组织管理条例》。
　　更可怕的是，作者为了证明自己“偷梁换柱”的合理性，公然拿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做“根据”，说什么第10期“其发行者就变为‘台湾红十字会组织’，而从12期开始连刊名也改为《台湾红十字会会务通讯》”，简直一派胡言。《会务通讯》创刊于1941年1月，为月刊，1945年8月停刊，共出34期。从第1期至第10期，刊名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辑、发行，而从第11期开始，改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由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编辑发行，直至停刊。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数字化期刊“民国期刊”中查询得实。所谓改名“台湾红十字会组织”以及《台湾红十字会会务通讯》，纯属捏造，甚至连捏造也出现差错，第10期发行者没有任何变化，有变化也是从第11期开始的，而不是第12期。
　　按照作者的逻辑，如果非要把“台湾红十字组织”与历史上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对接”，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名称的使用也不是“大致是从民国31年（即1942年——引者）才开始”，早在1930年9月22日中国红会常议会通过后呈报国民政府备案的中国红十字会“修正章程”即将“章程名称改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章程》。第一条改为：本会为国际上慈善法团，由本会会员组织之，定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简称为中国红十字会”。[3]作者研究红十字运动多年，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实在不应该出现的。
　　上述不难发现，作者之所以要颠倒是非，歪曲历史，无非希望为台湾红十字组织争“正统”，为此不惜“造假”，无中生有，作为一位史学工作者，不啻丧失“史德”与良知，实在使人费解。中国红十字会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原本“同根生”，正当的学术研究从来没有“禁区”禁忌，关键在于尊重历史，这是史学研究最起码的要求，而作者的做法，不能不令人遗憾。
四
　　张著固然提出一些新见解，但亦不无可商榷之处，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的时间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联手成功组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这是学界一致的看法。作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民国元年即1912年9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租界工部局议事厅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30日，为了结合国内各种红十字团体，乃于上海汇中旅馆召开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从此中国红十字会宣告正式成立”。（第41页）作者又指出：“根据种种迹象显示，民国元年（1912年）才是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的关键”，理由有三：一是政府立案：“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根据副总统黎元洪的建议，乃命令内务部准予中国红十字会立案，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次获得政府正式立案，从此成为正式合法的社团。袁世凯主政后，也同意保护该会，在中国红十字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正副会长后，袁氏一面表示同意，一面明令发表该项任命。从此中国红十字会在国内的合法地位获得确认和延续”；二是国际承认：“清末中国红十字会虽然加入了日内瓦公约，但最初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仅为临时组织，后来吕海寰、盛宣怀所筹设的大清红十字会也胎死腹中，两者都从未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取得联系，故亦无从获得国际承认。民国元年上海总办事处负责人沈敦和与日本赤十字社取得联系，由赤十字社社长松方侯爵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绍中国红十字会入会，获得该委员会的同意。同年万国红十字大会第9次会议于华盛顿举行，中国红十字会与中国政府首次获邀与会，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参与的国际会议，代表了该会从此加入国际社会的开端”；三是制度确立：“中国红十字会各项制度如组织、会员、分会等都是在民国元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确定下来。该章程确定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设在北京，总办事处设于上海，另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常议员36人，组成常议会。会员部分在武昌起义后，上海方面即拟定名誉会员办法，民国元年更确定捐款25元以上为会员，独捐200元以上或经募1000元以上为特别会员，独捐1000元以上或经募5000元以上为名誉会员。全国各地如有会员30人以上即可申请设立分会”。（第41—42页）
　　作者的观点固然很新，但仔细推敲起来，却难以使人信服。
　　首先，在作者看来，政府的立案，使中国红会成为“正式合法的社团”。人们自然质疑，难道立案之前它是非法的吗？事实上，政府眼中的中国红会，从来都是合法的，由政府任命的盛宣怀会长甚至将其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也得到朝廷的采纳，相信没有任何人怀疑它的合法性。红会之所以陈请立案，众所周知，是“改朝换代”造成的，民国新建，自然有必要取得新政府的认可，维持它的合法存在，使自身的合法地位得以延续。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显然，作者的根据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国际承认，对红十字会这样具有国际性的慈善组织来说固然重要，但作者忽视了一个基本逻辑，即先有了红十字会，然后才谈得上争取国际承认。换句话说，国际承认并不是中国红会成立的前提，而是“后果”。那么，国际承认具体何时？1912年1月12日[4]；中国红会出席第9次万国红十字大会又在何时？1912年5月7日至17日[5]。而被作者视为中国红会“宣告正式成立”的统一大会，则是1912年10月30日。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犯了“倒因为果”的常识性错误。而这一错误，恰恰证明了国际承认并非“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的关键”，同时也恰恰证明了中国红会在1912年之前即已存在。作者也意识到会遇到逻辑问题，所以干脆只字不提国际承认的时间或故意“模糊”了事。相信作者不会不知道各国红十字会成立和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从来都不是同步的，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长有短，各国情形不一，如日本赤十字社，1877年成立，而直到10后的1887年才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6]。这种情况原本正常，并不妨碍红十字组织的组建与存在。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日本赤十字社岂不要等到1887年得到国际承认才“正式成立”了吗？它的历史岂不面临“改写”的危险？
　　再次，制度确立，也不是如作者所说“是在民国元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确定下来”的，在此之前，即有《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1910年）的制定，尽管比较“简明”、幼稚，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民国元年通过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正是中国红十字会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不是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的关键”。至于会员，在民国元年之前，就有名誉会员、特别会员、正会员名目，并在1911年举行了大规模的征集会员活动[7]。作者既然承认“会员”不是从民国元年开始的，却依然作为“民国元年（1912年）才是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的关键”性的证据，岂不是等于自我否定？
　　最后，再看看作者视为“从此中国红十字会宣告正式成立”的标志性事件——统一大会。中国红十字会之所以要召开统一大会，是因为红十字会内部出现了不和谐、不统一的局面，需要统一意志，而不是为了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换句话说，中国红十字会早已存在，并且本来也不存在不统一的情况，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到大清红十字会，它的“惟一”地位是无庸置疑的。但辛亥革命爆发后，这种“统一”的局面被打破，广东红十字会、中华红十字会、粤东红十字会、济群红十字会、大汉红十字会、广东河南赞育红十字会等“冒”了出来，许多慈善团体也纷纷打出红十字旗号或赤十字会旗号[8]，一时红会林立，蔚为壮观。毫无疑问，这是国人慈善热情高涨的体现，本无可厚非，如沈敦和所言：“民军起义于武昌，战祸蔓延于全国，热心救济之士，投袂奋发，争先组织慈善团体，救死扶伤。或以赤十字会命名，或以红十字会命名，不下数十起，其博爱恤兵之大旨，与本会如出一辙，于是普通人民，始知红十字会关系之重要与其立会之精义，会务发达，遂有一日千里之势”。[9]但“宗旨相同，而手续互歧，间有以本会名义设立分会而迄未与本会接洽者”[10]，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也不符合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即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在民国诞生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如沈敦和所说，红十字会作为“世界万国惟一慈善事业，民国成立，一切政治机关莫不革故鼎新，期与东西各国齐驱并驾，则此重要之慈善团体，亦安可不正厥名义，求合乎世界大同？此本会之所以急谋统一也”。[11]这是统一大会召开的原因所在。通过统一大会，使中国红会告别了“散漫”，实现了“统一”，重新确立了“惟一”的地位，这在红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实奠中国红十字会万年不拔之基”。[12]很显然，统一大会旨在解决红会内部出现的问题，怎么能够得出“从此中国红十字会宣告正式成立”的结论？
　　上述分析可见，作者标新立异的勇气固然可佳，但却不能自圆其说，无法自成一家之言。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说，之所以得到学界的认可，自然有其合理性。作为标志性事件，这年3月10日，为援救日俄战争中被难同胞，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会集于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议事，宣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虽然名义上系五国“合办红十字会”[13]，但因“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14]，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有理由把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日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日。
　　“联合”不过是权宜之举，中国红十字会理所当然要走“自立”自路，7月12日在制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时特别强调：“至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应由华董另拟，呈候咨部核奏，请旨饬行，合并声明。”[15]等于旗帜鲜明地打出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旗号，它意味这什么，不言而喻。1907年7月救护日俄战灾的使命完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解散后，中国会员遂于上海开会，议决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以为久远之计。适商约大臣盛宣怀驻沪，遂公推为会长。一千九百零七年盛大臣（盛宣怀）将组织会务情形奏达朝廷，当奉谕旨，准照办理，并派盛大臣为会长。其时本会并未请领敕旨书，亦未订立规章，故其范围未见推广”。[16]中国红十字会由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910年2月27日盛宣怀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会长后，即于3月13日咨行礼部，以中国红十字会系遵旨开办，应行奏请添铸“大清红十字会”关防，以昭郑重。6月5日，“大清红十字会”关防正式启用[17]。中国红十字会蜕变为大清红十字会。1911年11月13日，清廷颁发谕旨，“命前外务部尚书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18]，重新回归“中国红十字会”。不难发现，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到中国红十字会，到大清红十字会，再到中国红十字会，一脉相承。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并无不妥。
五
　　上述问题之外，其他有待进一步推敲或改进之处亦复不少。如：
　　其一，分期问题。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但从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作者把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分为4个阶段，即萌芽与草创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1912—1927）；从民间团体到官商共治（1928—1936）；战争中的中国红十字会（1937—1942）；变为国家机构的中国红十字会（1943—1949）。这其中，有两个时期的提法明显欠妥，一是把“萌芽与草创”的上限定为1912年，显然与作者的论述相矛盾，如上所述，作者把1912年视为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的时间，而且政府立案、国际承认、制度确立，已经是相当完备，怎能谓“萌芽”？实际上作者在本章第一节中论述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时，从“新观念的引进”、“中国参与日内瓦公约的尝试”、“援引红十字会名义的慈善团体”、“中外合办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争取日俄双方的承认”、“朝野的响应与支持”、“完成加入日内瓦公约的程序”、“清末筹备红十字会的过程与争议”等方面展开论述，这些方面都是1912年前之事，也是作者意欲表达的“萌芽与草创”的真正意图，可是把1912年作为上限，便使作者的立论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二是“战争中的中国红十字会”，时间范围为1937至1942年，是对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行动的探讨，可是“八年抗战”，人所共知，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可能呈现出抗日战争中中国红十字会战时救护的全貌。
　　其二，属性问题。作者之所以以1942年将“八年抗战”断裂，是为第四章“变为国家机构的中国红十字会（1943—1949）”张本的。在作者看来，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红十字会战时组织条例》，“明白地显示红十字会自此完全纳入国民政府战时军事管理的体系”（第256页），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变为国家机构”。这就提出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属性问题。抗战胜利后主管官署由军事委员会改隶行政院，仍然是作者所说的“国家机构”，那么1943年以前中国红十字会主管官署还有卫生暑、内政部，该做何解释？作者也强调之所以把1943年4月1日后的中国红十字会视为“国家机构”，乃“主要是因为从会长到理事、监事，全部都由政府指派，过去红十字会作为民间团体的传统和地位，至此完全改观”。（第257页）人们会问，理事、监事由部分指派到全部指派，有本质区别吗？政府影响力、控制力的加强与“国家机构”是一回事吗？作者在“结论”中说，红十字会“兼具官方、民间双重的性质”（第312页），既然“完全改观”成了“国家机构”，如何“兼具”？令人费解。
　　其三，逻辑问题。这是本书存在的又一个突出问题。如第68页谓“世界普设的红十字会，如何适应中国特殊的文化、政治乃至社会背景，突破传统慈善团体的区域局限，最后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个常设性质的全国慈善团体”。如此肯定，令人深信不疑它就是“中国第一个常设性质的全国慈善团体”，可是到了315页话语变为“它也超越了清代以前主要以小区域活动为主的慈善事业，进而成为可能是近代中国首批具有全国性质的社团”。首批不等于第一个，而且是“可能”。又比如，第233页说“可能是为了获得更有利的支持，民国26年6月21日，庞京周前往庐山晋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这种“可能”，很快变成了肯定，紧接着说“庞京周面见蒋介石的用意十分明显，亦即希望借蒋氏的肯定，平息总会内部对他的不满”。再比如，第313页说“推动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各项救援工作主要的力量可能就是民族主义”。如此等等。这样的逻辑，令人无所适从。在本书中，随处可见“可能”的表达，这就使本书的严谨性、科学性大打折扣。
　　其四，学风问题。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修改后出版的”（第1页），写“自序”的时间是2005年，我们可以视为修改定稿的时间。在此之前，学术界已有《百年红十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等学术著作出版，论文也有30余篇，但作者视而不见，在进行学术综述时仍说“目前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仍在萌芽的阶段，除了Reeves博士论文外，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作品出现”（第7—8页），令人大惑不解。是根本没有修改，还是对前人的研究不屑一顾，还是强调自己作品的“拓荒”价值，不得而知。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学风不严谨的表现，应该引以为戒。
　　其五，校对问题。书中错别字不少，而且有的错得很奇怪，如“由于采用新式疗法，开办3个月中国共产党治愈570余人”（第38页），显然不通，应为“由于采用新式疗法，开办3个月中共治愈570余人”。他如“痤亡”（第151页）应为“瘗亡”，“贵阳市档案馆藏，《红十字会档案》”（第200页）应为“贵州省档案馆藏，《红十字会档案》”，5处“少至于学”（第232—234页）应为“少志于学”，“12个国家于1884年在日内瓦集会”（第304页）应为“12个国家于1864年在日内瓦集会”，等等。类似错误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虽然本书有其学术价值，但问题不少，有的问题甚至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这是不可取的。

[1] 《申报》1934年9月25日。
[2] 见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3] 见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4] 《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广告》，《申报》1912年2月7日。
[5] 池子华、郝如一主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编年，1904—2004》，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6] 《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一览表》，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红十字手册》，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
[7] 《红十字会征集会员广告》，《申报》1911年11月1日。
[8]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
[9] 《副会长沈敦和君宣布开会宗旨》，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10]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6页。
[11] 《副会长沈敦和君宣布开会宗旨》，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12] 《统一大会记》，原载《中国红十字会杂志》第1号，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13] 《申报》1904年4月10日。
[14] 《晚清关于红十字会开创之奏折》，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15]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16] 《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58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第885页。
[17] 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45页。
[18] 《宣统政纪》第64卷。
 
重视慈善历史研究  加强慈善文化普及
——兼评《中国慈善简史》
向常水
 
（一）
　　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一档新开的节目，名为“秋雨时分”，具体的内容很少看，但其片头宣传词却记得很清楚：“在生活中，为什么有的人这样活着，有的人那样活着，只能从文化中寻找答案。”这段话道出了文化参与生活，文化在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对文化问题深入研究，其目的就是能让人们更有品位地生活。而《中国慈善简史》（以下称《简史》）（周秋光、曾桂林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的第一作者周秋光先生就是一位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用心在理解生活、探究生活的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40万字的著作凝结了他对生活核心内容——“善”的领悟与思考。
　　周先生在自序中细述了他对慈善问题关注的学术路径与构思本书的历程。其实《简史》只是他在慈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一个部分。周先生最早是从辛亥革命研究进入史学大观园的，后来适时地关注到了近代史上非常重要却长期被忽视的历史人物熊希龄，写成了58万字的学术著作《熊希龄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再版）。熊希龄身上最为感动后来人的是他竭其所能举办慈善事业那种义无反顾、锲而不舍的博爱精神。从此，周先生把他的大量精力放在了中国慈善历史的研究领域，而《简史》是他在写了诸多的专题文章之后从更高的角度对中国慈善发展历程的一次鸟瞰，希图在　　把握基本概貌的基础上来凸现具体慈善行为的整体意义。
　　学术研究的动向是反映社会发展轨迹的一种特殊视角。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为特定的政治生活的需要，社会过于凸显了人的阶级性的一面，人们绝口不提剔除阶级性之后无差别的人性。自然，以主要研究人的爱心本能和爱心外化之慈善事业的学术活动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单让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更是人们开始回归正常的思考问题方式，从此，遭禁多年的学术问题可以相对自由地探讨了，慈善的话题也就可以试探着去讨论。当然，慈善真正开始恢复其在中国的应有地位主要还得益于中国不断出现的灾荒，如何救济突发灾难和面对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捐款压力。归根结底是现实促使了学术研究成为可能和得到推进。
　　随着中国的改革向纵深发展，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变得无法回避，如何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参与解决中国社会前进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成为能否巩固改革成果的关键。同时，中国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来自外界的各种主张在中国都有规模不等的信仰者，文化出现了少有的繁荣，人们看待问题更加理性化。在这种开放、进步的环境中，中国的慈善事业开始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慈善组织不断增加，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力度也迥然不同于昔日。但是在中国目前慈善事业发展中，出现一种尴尬的处境，就是整个社会的慈善意识很淡薄，富裕人群捐款的热情不高，慈善资金的筹措手段单一，慈善组织的运转缺乏透明度、效率欠佳，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困扰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客观地说，中国目前的慈善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离晚清民国时期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很大差距，关键的还有一点，就是与社会对慈善的期待和要求相差太远。于是很多学者形成一种意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慈善事业的及时配套发展，慈善事业发展本身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让人们的慈善意识增强，如何从历史中吸纳发展慈善事业的有益经验，如何梳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脉络，就不单是一个学术本身的问题，而是关乎中国当前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课题。
　　周先生恰是从研究慈善发展历史的角度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学者特有的贡献。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就中国的慈善问题写出了很多有水平的学术论著，但把从古到今的中国慈善发展脉络做一系统梳理，而且在著述过程中始终坚持“慈善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慈善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慈善应该是一种真正民间行为”等学术主张却是第一次。就凭借这一点，《简史》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价值就值得充分肯定。
　　那么到底什么是慈善，目前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其中有种观点，即凡是能改善人们生活的非政府的自愿行为都可视为慈善行为。当然在解释慈善的含义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政府某种作为是否算作慈善。其实，这里有一个对政府功能的认知问题。我们现在对政府功能的理解知识主要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政治学，认为政府既然是依赖纳税人的钱来维持的，政府就应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它为弱势存在提供保障是天经地义的份内之事。但是中国人对政府职能的期待是和西方不同的，政府主要是征收赋税，维持社会治安，进行文化宣教等，更多的是管理者的功能，而不是服务者的角色。
　　对慈善基本概念的厘清是所有慈善研究工作的前提，所以周先生的《简史》首先就明白界定展开话语所使用概念工具的基本涵义，并试图为“慈善学”学科的建立作初步的探索，然后在挖掘中国古代文化慈善思想的基础上，以时间为主线把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分为前近代部分，近代部分和1949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到现在共三大板块，每一板块都扼要介绍了特定时段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容、地位和特点，让读者能非常清楚地明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轨迹历程。
 
（二）
　　纵览周先生的《简史》，有如下几点印象比较深刻，非常乐意写出来与读者分享。
　　首先，《简史》是一部跨度和难度都非常大的慈善通史的简写。中国历史悠久，自从有了私有制和阶级就出现了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然后也就有了关于如何面对弱势存在的思想。所以中国很早就有了助人的思考，有了关于慈善的朴素的思想，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关于社会的许多思考中很多的学派程度不同地关注到“慈”与“善”的话题。尽管中国历经诸多王朝更迭，具体的执政风格各有差异，但基本的以政府主导为主，社会参与为辅的对孤老残废等特殊人群的保障模式却延续下来，直到封建社会终结。当然，进入晚清、民国以后，中国的慈善事业出现了新的变化，政府财力有限、经验不足，社会力量的作用开始突出；外国的教会力量参与其中，而且商会等社会组织也承担着相当的维系社会的功能。进入中国共产党执政时代，由于政治过于介入社会生活，政府转向全面控制社会，压缩了非政府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空间。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开始收缩自己在社会中的触角，重新给非政府的力量发挥作用预留空间，以补助政府作为中的不足。可见，中国慈善历史中的重大转变是发生在近代和当代，而漫长的传统社会更多的是一种新时空中旧有模式的复制再生，到了近代，因外国力量的进入和中国不断面向工业化的国际开放，使得中国的慈善获得了内外两方面的动力。这是中国慈善发展的粗线条，所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多，在每一时间节上都要处理诸如具体的慈善活动，名目繁多的慈善机构，慈善与政府的关系，慈善与社会运行的关系，慈善与个人心态的关系，中国慈善与外国慈善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要在一本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中理出基本的线索和脉络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
　　其次，《简史》是在借鉴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在慈善研究领域所有的主要成果基础上的一次理论创新的尝试。社会史成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热点，人们开始分别关注灾荒史、性别史、宗族史、日常生活史等专门化的方面，可以说是通过“分”的方式来稳步推进史学研究的进程。然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了该就社会史中某些大的方面的问题进行某种综合并且加以理论升华的时候了。而《简史》就是作者自觉地将关于灾荒救济、育婴、仓储、慈幼、义田等慈善诸方面的研究成果按照自己对慈善所特有的理解进行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和提炼，是一种“合”的过程。作者在行文中表达了一种对慈善的独特看法：在社会运行的过程中，一切有助于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安定的社会力量都在以自己的力量参与社会，慈善是社会运行中必不可少的存在，在近代社会以来它已不再是简单的个人行善举动，更具有社会学的意义，是社会整体系统的组成部分。
　　再次，《简史》是通过慈善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整体社会发展轨迹的一种探索。社会问题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普遍性、综合性、复杂性，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社会可得出不一样的印象和结论。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社会，就必须多视角、全方位地来观察，这是社会各界相互协作的过程。过去我们考察社会太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等宏大的视角切入，尽管抓住了历史的主线，但总是缺乏血肉，显得很单薄。自从社会史研究兴起后，这种状况有了部分改观，但在某些方面又滑入了碎片化的泥沼。很多的研究自动放弃和割裂了中国社会和国家之间特有的关联。其实，要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乃至现在就必须从社会和国家、下层和上层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观照。而慈善行为在中国本身就是两者之间密切关系的较好体现者。因为慈善事业的发展绝对离不开国家政府的支持，而且从事慈善工作的各种力量都明确地表示是为了弥补政府工作的不足而展开活动的。由此可看出，中国的慈善绝非是政府撒手不管的或与政府对立的。从内心来讲，整个社会似乎认为理当是由政府来承担调试社会的功能，但由于现实的政府能力有限，才让民间的力量来经营。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决定了慈善事业在中国受到政治影响是非常大的，也绝对不可能完全像西方那样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生存状态如此，其他的领域情况怎样，我想可以从中得到对其理解的启示。
　　最后，《简史》的作者是在一种关爱人类的崇高情怀基础上去做这项工作的。我们要营造人人关注、参与慈善的环境，就必须要让大家感觉到不陌生。而通过研究告诉读者慈善在中国历史悠久的事实，从事慈善活动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这有助于在思想上让人们拉近自己与慈善的距离，从而让参与慈善在心理上获得正当性，这是非常必要的基础性工作。所以，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学术研究的推动。当前中国的慈善研究不同于政治、军事、思想研究那样有相对完整集中的资料，因为是一个相对新兴的领域，过去的理论和资料准备严重不足，大部分的资料要去翻阅尘封已久、静静躺在书架上无人光顾的原始档案、报刊杂志，并从分布在各个角落的零碎资料重新拼接起一幅图景，通过研究揭示出资料间内在的关联，并用之解释慈善的相关问题。真正务实的读者一看就明白其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作者之所以没有被困难吓倒，历经数载坚持下来，除了有一种对学术不懈努力探索求真的使命感，更抱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即想通过这项工作为中国的社会慈善事业发展尽一份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缺乏博爱情怀和使命感的人是难以完成这项艰巨工作的。
 
（三）
　　作者的《简史》除了其在慈善研究领域开拓性的工作和成绩之外，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今后更加努力去完成。因为《简史》只是由周秋光先生主编的、人民出版社张秀平策划的“中国慈善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共列出了6种）；而且，《简史》只是对中国慈善发展史的扼要梳理，要更加详尽地把相关的问题说得更透彻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何时能去掉其中一个“简”字，将《简史》变成《中国慈善史》尚任重而道远。
　　固然，某本慈善史著作的撰写可以由几位作者合作完成，但实际上其背后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只有慈善事业本身发展了，对慈善事业研究的成果更丰硕了，写出来的慈善史才可能更加的充实和完善。
　　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是一件好事，让我们看到了今后努力的空间和方向。就本书而言，今后努力的方向主要有：加大对前近代部分和当代部分的研究力度；深入总结、提升中国慈善研究的理论水平，在充分做好经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更注重理论的思考；当然，著作的内部篇章结构也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新生事物的成长是艰难的，慢慢推进的，自然而言，对一种拓荒型的工作不能责全求备，我们应以一种感谢的情怀、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简史》。小而言之，《简史》只是普通的一本学术著作，大而言之，它可以说是中国的慈善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即开始了更系统、更理论化审视慈善问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国现代的慈善事业在蛰伏多年之后，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有了更好的发展平台。但真正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让社会参与其中，学术界能做的工作就是将中国过去优良的慈善传统向人们讲清楚，不断地在消化的基础上将真正适合我国的西方慈善经验介绍进来，持续地直面中国慈善发展中的新问题并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从这个角度言，学者在中国的慈善事业中大有可为。　《简史》的出版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学界应有的贡献，但这也是起步的阶段，期待日后走得更稳健。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 [点击查看详细] ]]> Sat, 30 Jun 2007 -2:48:06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730 [文献资料]栏目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729
红十字会医船免税条约
 
　　本约画限以一千九百零五年十月一号止，订议各国暨全权大臣次序系以各国国名起首字母次序为准。德意志国、奥斯马加国、比利时国、中国、高丽国、丹马[麦]国、西班牙国、美利坚国、墨西哥国、法兰西国、希腊国、卢森不尔厄国[卢森堡]、和[荷]兰国（第43页）、波斯国、葡萄牙国、罗美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国、塞尔维国、暹罗国大皇帝、大君主、大伯理玺天德：查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九号在和都订定推广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八月二十二号日来弗[日内瓦]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内业已订定红十字会医药船在水战时出力帮助各条款。现愿订立条约、商定新款，俾该医药船奉差易尽厥职。
　　所有各国特派全权议员衔名开列如下：
德意志国  斯勒什尔           奥斯马加国  独廓利什那
比利时国  基鄂姆           　中    国       胡惟德
高  丽国  闵 泳            　 丹  马国      格斯廷斯鄂特
西班牙国  巴盖            　  美利坚国     格赖特
墨西哥国  什尼尔           　法兰西国     蒙贝尔
希  腊国  美他格萨斯        危地马拉国   伯爵泊里哈特
义大利国  窦齐尼           　日  本国      米楚阿希
卢森不尔厄国 伯爵维勒斯   和  兰国      阿塞尔
波  斯国  萨马可汗         　葡萄牙国     塞利尔
罗美里国  巴毕纽           　俄罗斯国     马尔登次
塞尔维国  维斯尼次         　暹  罗国     奴怕拉方
　　以上各员彼此校阅全权合例讫，订定以下各款：
　　第一款  凡医药船业经恪遵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九号在和都订定推广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八月二十二号日来弗原议行之　　于水战条约第一、第二、第三款所载明各节情形者，在开战时免纳该国各口岸向应贡纳国库之税钞。
　　第二款  上款所载办法不得阻碍各口岸现行之税课、法律以及他项法律上所有验看船只及他项例行规条。
　　第三款  第一款所载章程只订议各国中如两国或数国开战，务须恪遵办理。倘开战时有一未经订议之国前来连合以上所列条款，应即停止遵从。
　　第四款  本约应从速批准。倘有愿意补行画押之国，当以一千九百零五年十月一号为限。批准之件存储和兰政府。每次送到批准之件应立文据，并将此文据抄稿校对无讹后由驻使转递订议各国。
　　第五款  凡未入此约之国亦准入约，惟须待至一千九百零五年十月一号之后，应将愿入此约之意备文知照和兰政府，由和兰政府据此转告各国。
　　第六款  业经订议之国将来不愿遵从本约，准其备文知照和兰政府，声明不愿遵从之意。和兰政府立即据此转告订议各国，自知照之日起以一年为限，须俟限（以上第44页） 满后方许免其遵从。所谓不愿遵从者，只指此备文知照之国而言。                                
　　为此，各国全权大臣在本约内画押盖印为凭。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号订于海牙。原稿一分存储于和兰政府藏案卷处，钞稿校对无讹，由驻使转递订议各国。
德意志国全权大臣画押           斯勒什尔   
　　除查照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号会议时声明各节外
奥斯马加国全权大臣画押         独廓利什那
比利时国全权大臣画押            基鄂姆
中国全权大臣画押               　胡惟德
高丽国全权大臣画押               闵 泳           
丹马国全权大臣画押               格斯廷斯鄂特
西班牙国全权大臣画押            巴盖            
美利坚国全权大臣画押            格赖特
墨西哥国全权大臣画押            什尼尔          
法兰西国全权大臣画押            蒙贝尔
希腊国全权大臣画押              美他格萨斯      
日本国全权大臣画押              米楚阿希
卢森不尔厄国全权大臣画押      伯爵维勒斯   
和兰国全权大臣画押              男爵梅尔维尔林敦 阿塞尔
波斯国全权大臣画押              萨马可汗 
葡萄牙国全权大臣画押           塞利尔
罗美里国全权大臣画押           巴毕纽
　　除引港费外，亦须彼此一律遵照。
俄罗斯国全权大臣画押           马尔登次
塞尔维国全权大臣画押           维斯尼次
暹罗国全权大臣画押              奴怕拉方
 
附录：红十字会医船免税声明文件
　　查此约订议各国允准红十字会医药船在开战使免纳各口岸交纳国库之税钞。又查此项医药船以拯救仁慈之责为己任。画押各全权大臣今于本约画押之日立此一愿，盼订议各政府在短近期限内除已免纳国库之税钞外，将各口岸地方私家某公司暨某人应纳各费一并设法蠲免。      
　　为此，各国全权大臣在本件文据内画押、盖印为凭。此件画押期限以西（历）一千九百（以上第45页）零五年十月一号为止。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号订于海牙。原稿分存储和兰政府藏案卷处，钞稿校对无讹，由驻使转递订议各国。（第46页）
　　资料出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大清光绪新法令》第六册，第四类《外交一·条约》，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第43-46页。
　　方括号中的字为整理者所添，以示今通用名。                    
（曾桂林整理）

…… [点击查看详细] ]]> Sat, 30 Jun 2007 -2:46:04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729 [史事经纬]栏目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728 中国红十字运动编年史略·续四
池子华
 
1913年
　　3月，《人道指南》杂志在上海出版发行，月出一册，“分送本、外埠会员、各巨绅宅第、大公司、大商号”。沈敦和在“发刊词”中呼吁“国人共起而力图之”，合力推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人道指南》是中国红十字会最早的机关刊物（目前仅发现一期）。
　　3月，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印送《救人一命》一书，“是书纯以露布各灾区惨状并引起同胞的慈善心为原则”。
　　4月6日起，中国红十字会发行“宝塔捐”，筹集善款。名誉总裁黎元洪副总统特捐第一号“宝塔捐”1000元，以资倡导。
　　5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刊物《中国红十字会杂志》创刊，“所以为是编者，诚欲发挥人道主义以感动人心”。
　　6月，上海南北市医院正式定名。
　　夏，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特设“制药部”，聘请中外名医，“征集东西药草，发行经验良药、卫生新书以尊重人道而弭患　未形”。经“制药部”监制的“经验良药”有辟瘟药水、急救时疫药水、辟瘟樟脑丸、樟脑勃兰地、红十字玉树油、保身避疫水、急救生鸦片烟、神效癣蜜、立去风湿粉、酸痛麻木外擦水、电气治病施派司电带、风湿酸痛药水、红十字伤风药粉、红十字头痛药等。这些“经验良药”均“定价低廉，期在普及”，以造福于民众。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赣省独立，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通电，“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1913年为旧历癸丑年，又称“癸丑之役”，因主战场为江西、南京，所以又称“赣宁之役”）爆发。当日赣军与北洋军即开始战斗。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闻讯后，急电南昌分会，开赴战地施救。南昌、九江、吴城等分会，“出发医队，救护掩埋，罔不尽力，各职员奔驰战地，异常劳苦”。
　　7月18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召开第六次常议会，商讨“二次革命”战事救护事宜，决定：“电泰东、西红十字同盟各国协助”；“本人道主义，不分畛域，一体救护”；“请中外绅商协助捐款”；“增设各省分会及临时医院”等。同时推举王培元为救护队长，组织医疗队、掩埋队，“次第出发，分赴战地”。
　　7月18日，上海宣布独立。7月23日凌晨沪南开战，以江湾、吴淞战事最烈。红会救护医队当即出发，救护受伤兵民，掩埋路遗尸骸。据统计，自上海开战以来，红会开办的5个伤兵医院共收治伤员947人，重伤不治而死者仅11人，掩埋尸骸共371具。
　　7月21日，张竹君女士应徐州分会之请，仍以赤十字会的名义，率临时救护队（由32人组成）乘车抵达徐州，参与救护伤兵的行动。
　　8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总裁袁世凯特捐银20000元，“饬财政部汇交上海中国红十字会兑收”，以便红会组织战地救护。
　　8月5日、7日、9日，中国红十字会分别在上海南市龙德桥龙王庙、沪南码头商船会馆、沪西万生桥西首西方庵设3所平粜局（局长分别为朱鉴生、唐星垣、邵子奋），以缓解因战祸而引起的“绝粟”恐慌，为沪上穷民及难民排解购粮之难。平粜50日，共购大米5213担，计价洋29530元。
　　8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辑出版《中国红十字会癸丑战地写真》。该书于“战地惨状、红十字救护手续、医院治疗、掩埋情形、民房被毁、两军作战、难民流离、善士救济种种”，均有披露。
　　8月9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南市十六铺新舞台旧址开办临时妇孺留养院，院长为沈敦和、张乐君，总理事为叶庚三，副理事杨菊生，稽查沈鼎臣、江趋丹，发起人顾馨一、袁祝三等，“专收贫苦无依之避难妇孺”。
　　8月10日至9月1日，北洋军张勋、冯国璋部围攻南京，国民党员何海鸣等率军奋力抵抗。中国红十字会派救护队驰赴战地抢救伤兵，另租“大通”号轮（租费4500两蒙原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慷慨从广仁堂善会中划拨）作为红十字救护专用轮船，往返驰救，引难民出险者达3000余人。9月1日，南京陷落，北洋军入城后大肆劫掠烧杀，幸存之民嗷嗷待哺。江绍墀、王培元等，备载干粮、衣被、药物、银钱各项，专车赴宁，散放急赈。救伤由总会总办事处负责实施，瘗亡则由南京分会承担。在会长于少彰（恩绂）的带领下，南京分会会员“随阵掩埋”，共计掩埋尸骸7750具，积为3327冢，并“就地随时摄影，共立碑一十八座”。
　　8月，直隶永定河决口，沿河各县受灾严重，中国红十字会拨款1400元，散放急赈。
　　9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致电名誉总裁黎元洪，以江西“兵燹余生，复遭旱灾”，特捐洋5000元以资救助。
　　9月21日，红会特派江苏省议员王宝槐（字叔相）驰往徐州调查灾情，查得利国驿居民3000户自经兵燹，“无家不破，饥寒交迫，惨苦万状”，山东韩庄与利国驿仅一河之隔，“全镇为墟，流民数万”。中国红十字会常议员施则敬“特发宏愿，首先筹垫一万元，并由红十字会捐款项下发（拨）洋一万元及棉衣数千套”，请王宝槐核实散放。11月下旬赈毕，“费款三万，民赖以苏”。
　　9月，“二次革命”失败。此次癸丑之役，中国红十字会“闻警报早经出发，则部署惟恐不先；赴战地收拾伤残，则救护惟恐不勇；葬骸骼消弭疫疠，则掩埋惟恐不周；设医院以疗损伤，则救治惟恐不力”。至各分会组织医队，从事救护者如南京、天津、镇江、广东、上海、徐州、芜湖、颍州、吴淞、寿州、济南、滁州、临淮关、正阳关，无不竭诚殚虑，成绩昭然。救援行动中，各界善士共捐洋165700余元，中国红十字会之取得癸丑战事救援的卓越成就，“皆赖大善士捐输之力，我同胞协赞之功”。
　　10月14日至24日，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员集资征文社举行征文活动，征文题目为“南京被劫记”、“赈抚善后策”、“中国红十字会创办十年其成绩以何时最著、近来会事发达一日千里试说明其理由”。1401人参加征文，评出最优等10名、优等20名、一等170名、中等600名，并在11月10日《申报》公布获奖名单。
　　11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举行第七次常议会，通过置办十周年纪念品分赠各捐户、禁止滥用红十字标志等议案。
　　12月2日，为救张家口兵灾，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医队由北京启程。
　　从7月起至12月底，中国红十字会资遣难民、伤兵、溃勇、散兵10401人，使“若辈得各归故乡以谋生计，舆论德之”。
　　本年，吴江震泽红十字（分）会成立，由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施则敬（子英）发起，“原以赈济四乡贫乏为职志，当时会员约四十余人”。 …… [点击查看详细] ]]> Sat, 30 Jun 2007 -2:44:14 GMT http://www.hszyj.net/review.asp?articleid=728 [他山之石]栏目 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727 海外及港澳台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概述
曾桂林
 
　　慈善事业是在政府的倡导或扶持下，由民间团体或个人自愿组织、开展对受灾的人群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实施的救济行为体系。唐宋以降，由于宝卷、劝善书和功过格的广泛传布，善念流播，善风浸润，中央和地方先后倡建起一系列慈善机构（组织），以至善举频频，中国慈善事业日趋发达并在明清两代臻于鼎盛。近50年来，海外学者，尤其是日本、美国的学者都曾对中国慈善事业史做过大量而富有价值的研究，并先后出版或发表了一批耳目一新的论著，学术成果斐然可观。随着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慈善史的研究也面临着理论方法、研究方向和资料发掘等方面的挑战，我们对国外同仁的研究成果及其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的学术史回顾，或许可以给大陆学界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信息，也有助于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下面将按地区国别分别予以介绍和评述。
一、日本、韩国
　　在日本史学界，中国慈善事业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较丰硕。日本的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主要研究者有福泽与九郎、今堀诚二、善峰宪雄、道端良秀、酒井忠夫、泽田瑞穗、奥崎裕司等人；第二阶段是80年代以来，代表人物是梅原郁、星斌夫、山本进、高桥孝助、夫马进、小浜正子等人。
　　50-70年代，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史的氛围十分浓厚，探讨的主题丰富多样，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也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视点之一。这期间，日本学者研治中国慈善事业史主要集中两个方面：一是唐宋时期的慈善机构，二是宋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善书、宝卷。
　　唐宋时朝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州府都倡建了许多慈善机构。福泽与九郎较早注意到宋朝创设的惠民药局等慈善机构及其作用，并对其医疗救济活动进行了探讨（《宋代的医疗救济事业》，《福冈学艺大学纪要》第3号，1953年）。不久，今堀诚二先后发表《宋代婴儿保护事业》（《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8号，1955年）、《关于宋代的冬季失业者救济问题》（《东洋学报》第39卷第3号，1956年）等文，对两宋之际的慈幼局、福田院与安济坊展开了详尽论述，并评析了这些官办慈善机构的作用与影响。善峰宪雄的《唐朝时期的悲田养病坊》（《龙谷大学论集》389、390号，1969年）、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社会事业——养病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8卷2期，1970年）也对唐代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的发展演变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作了有益探索。此外，森田明则探究了宋以后中国南方江滨湖区设置的救生红船制度（《论救生船》，《史学研究》第66号，1957年）。仁井田陞在探讨中国行会问题时，也很早对清代的善会善堂发生了兴趣。　仁井田陞在论述行会（基尔特商人，Guild Merchant）与城市行政的关系时，指出这些行会也曾被动地参与了修桥筑路、济贫恤穷和资助善堂等市政活动。今堀诚二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认为一些同乡行会或同业行会参与到市政中，而善堂善会构成基尔特商人负责的各项事业之一。根岸佶也从行会研究的角度叙述了行会在成员内部开展的善举。由于仁井田陞、今堀诚二所关心的中心议题并不是慈善事业本身，因而对善会善堂的探讨还不够深入，认识也有些片面，不过还是为后来者指明了一些研究路径。
宝卷[①]、善书和功过格在宋明以降直至民国年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传播善念、劝善积德的三种主要载体。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就对中国宝卷进行了系统研究，成果丰硕，先后出版了专著《宝卷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63年）、《增补宝卷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年）。在增补本的第三章“宝卷的变迁”中，将宝卷的发展分为“古宝卷”（明初至清嘉庆十年）、“新宝卷”（清嘉庆至民国以后，这也是宣讲、劝善用宝卷的繁兴时期）。他认为，在19世纪及至20世纪初，作为一种通俗演唱形式，宝卷被善堂、善会向民众宣讲劝善，引导人们去恶扬善，影响甚大。这类宝卷在明清之际发挥了信仰、教化、娱乐的社会文化功能，对民间慈善活动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此外，他还对宝卷与宗教（佛、道、儒、民间宗教）的关系以及宝卷的内容题材、刊刻与宣讲普及等问题做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并撰述专文评析了清末大善人余治在江南创兴的劝善剧。（《余莲村的劝善剧》，《天理大学学报》第48辑，第17卷，1966年）。善书，亦称劝善书，是劝诫人们行善止恶并确立道德规范的指导书，多在宫观寺庙中刊印流通。广义上的善书还包括功过格。善书、功过格的流播是明清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社会大众生活有着深刻影响，由此也成为明清两代更为重要的慈善载体。目前，善书研究在日本学界已取得不俗的成绩，其中以酒井忠夫最为著名。酒井忠夫是善书研究的开拓者，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涉足于善书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曾出版了《中国善书的研究》（东京：弘文堂，1960）。后又积三十年之心血，广泛收罗，悉心探究，又推出力作《增补中国善书的研究》上、下两卷（东京：国书刊行会，1999-2000）。酒井先生把善书分为两大类：古典善书（又称基本善书，即《感应篇》、《阴鸷文》与《觉世经》，合称“三圣经”）、新善书（继《感应篇》、《功过格》之后产生的善书，多依前述善书的写法与模式编成，并以扶箕启示的形式为主流）。此外，奥崎裕司在研究中国的乡绅地主时，也考察了宝卷和善书是如何被吸收进绅士层的思想中以及绅士在宝卷、善书流通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乡绅地主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78年版。）
　　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史学界研究群体的新陈代谢，新一代学者开始趋向广泛收集新旧资料，考察事物现象的具体研究，他们对中国慈善事业史的研究旨趣发生了变化。这一阶段，除梅原郁对宋代都市里的慈善救济活动有所考察外（《宋代的救济制度——城市社会史的考察》，载中村贤二郎编《都市社会史》，京都，1983年），更多研究者把兴趣转向了鼎盛时期的明清慈善事业和近代慈善事业，而善会善堂更是其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明清慈善史的研究方面，无疑以星斌夫、夫马进最为著名，其中夫马进又堪称善会善堂史研究之执牛耳者。星斌夫发表了《明代的养济院》、《清代的养济院、普济堂及其相互关系》（见《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89年）等多篇论文，对明清两朝收养鳏寡孤独的两类不同的慈善机构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还撰写有慈善史方面论文数篇，已收入其专著《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的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出版，1985年）。
　　夫马进从197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中国明清慈善组织，广采方志、文集、征信录等史料，对善堂善会重新审视，进行了整体性思考与研究。1982年，夫马进在《史林》杂志发表了《同善会小史》、《明末清初同善会在中国社会福利史上的地位》等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次年，又发表《善会善堂的发端》（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清代沿海六省善堂的普及情况》（《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1983年3月号）。此后，夫马进还著有《清代前期的育婴事业》（《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1986年11月号）、《清代松江育婴堂的经营实态与地方社会》（《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3号，1987年）、《清末的保育会》（收入《对世界史的质问》系列“规范与统合”，日本岩波书店，1990年）。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夫马进不断深掘，最后撰成专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97年；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作者横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立足社会福利事业和市民社会形成互相关联的两大层面，形象生动而又具体细致地揭示了善会善堂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形，善会善堂的形式结构、内涵，善会善堂行善的范围和运作实态，善会善堂与国家、行会、都市行政乃至地方社会的关系，善会善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他还以苏州普济堂和杭州善举联合体为例，考察善堂的官营化与善举的徭役化，由普济堂和杭州善举联合体的经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此认为，美国学者玛丽·兰金和罗威廉等人关于在近代中国（如：浙江、汉口）存在着一个既非官又非私的“公共领域”的考察，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该书取材宏富，考辨有力，论述精辟，大大深化和推动了明清慈善公益事业的研究。这是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慈善事业史最丰硕的研究成果，也是“迄今为止国际学界有关中国善会善堂史的研究”“全面系统而深入研究的”的专著。[②]此外，夫马进还著有《清代苏州普济堂碑刻、公牍复印资料整理：关于善堂的强权性格》（载夫马进编：《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研究》，京都：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2000年）一文。此外，稻田清一还以宝山、嘉定两县为例，考察了江南市镇所设的粥厂在灾荒慈善救济的作用（《清代江南的救荒与市镇——关于宝山县和嘉定县的“厂”》《甲南大学纪要：文学编》第86号，1993年）。
　　此期间，日本学者还把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的目光投向近代时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高桥孝助的《近代初期上海的善堂——对都市问题的政策》（《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18卷，第1分册，1984年）、《沪北栖流公所的成立——上海租界的善堂》（《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19卷，第1分册，1985年）对晚清上海的善堂展开了深入的论述。此外，山本进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清代后期江浙地区的善堂进行了考察，并剖析二者的相互关系（《清代后期江浙财政改革与善堂》，《史学杂志》第104卷第12期）；帆刈浩之论述了香港著名慈善机构东华医院在近代的慈善救济活动以及省港两地间的互动（《香港东华医院与广东人的关系网——以20世纪初的救灾活动为中心》，《东洋史研究》第55卷第1号，1996年）；松田吉郎则探究了华南地区的慈善组织及其运作（《清代后期广东广州府的义仓和善堂》，《东洋学报》第69卷第1、2号，1988年）。小浜正子是日本学界研究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后起之秀，发表的《民国年间上海的民间慈善事业与国家权力》（《东洋学报》第76卷第1、2号，1994年）和《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社会与慈善事业》（《史学杂志》103卷9期，1994年），着重考察了大都市上海的慈善公益事业。她的近著《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研文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即对上述论题进行了充实与拓展，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上海慈善团、救火会等民间社团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这个舞台上所扮演慈善救济与慈善公益的重要角色，进而阐析了中国近代地方社会的结构、公共性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韩国学者田炯權的观察视野则有异于以上各位，其著《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义田地主和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对清后期苏州、湖南等地义庄、义学及部分善堂的田产的经营实态进行全面详尽的论述。
二、欧美国家
　　五六十年代以后，欧美学界也对中国慈善事业史进行了研究。他们研究的内容大致有两方面，一是传统慈善事业，二是传教士在华的慈善事业。
　　在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研究方面，美国学者也有一些成果问世。如刘子健的《刘宰和赈饥：申论南宋儒家的阶级性限制社团发展》（《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③]论析了南宋乡绅刘宰在金坛三办粥局赈济灾民的善举，并指出儒家道德伦理对社团发展的局限。鲍家麟、吕慧慈（Lu Hui-tzu）则对宋代妇女参与日常的慈善活动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妇女在两宋期间由内慈转向外仁，积极参与到民间慈善活动中，涉及面极广，包括修筑堤堰、灌溉田塘、筑路铺桥、掘井架亭、兴办义学、捐资赈灾、放粮发衣、给药济疾乃至宗教性质活动如葺建庙宇、造塔造像等等，都活跃着众多妇女的身影（鲍家麟、吕慧慈：《妇人之仁与外事：宋代妇女和社会公共事业》，见《唐宋妇女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Lu Hui-tzu. Cultivation of virtue: Women's practices and gender issues during the Song era (960-1279),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善会善堂这一从明后期赓续到民国年间的历史现象， 在20世纪80年代也进入美国研究者的视野．也有一些相关论著问世。1987年，韩德琳发表了《善会——明末清初慈善事业的改革》，对同善会进行了研究。玛丽·兰金在研究19世纪下半叶浙江省地方精英的活动之后发现，在太平天国战后重建地方社会的过程中，善会善堂作为地方精英分子活动的场所开始逐步形成，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地方力量凝聚的核心。她认为，善会善堂是既不属于国家的官僚机构又不属于私人，处于帝国晚期社会“官—公—私”三层构造中的中间层，它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对抗、对立的。罗威廉结合城市史的研究，也对汉口的各类善堂善会展开论述，指出善堂是19世纪后期中国都市社会中十分重要的福利救济设施，对城市的维系与协调发挥了作用。他们都把善会善堂看作是“市民社会”的代表之一，认为它是近代民主主义的基础和民间自治机构，开创了“公共领域”的先端，因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④]诚然，他们对从西欧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概念“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善会善堂提出过质疑，但也为我们认识中国的善会善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而包筠雅研究兴趣主要是功过格，也认为功过格在明清时期盛行与社会风习的变迁有密切关系，同时对善堂善会在民间的兴起、展开亦有催化作用，它在此期间扮演了维系社会道德秩序的一个重要角色（《功过格：明清时期的道德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在欧美学界，教会慈善事业是研究中国史学者们的重要论题。例如：Bohr , Paul Richard关于李提摩太与丁戊奇荒的救济研究（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 : 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 1876-1878.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Gronewold, Sue Ellen的 Encountering hope: The Door of Hope Mission in Shanghai and Taipei, 1900 -1976.（Columbia University）、Szto, Peter Paul的The accommodation of insanity in Canton, China: 1857-1935（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等。安德鲁·内森关于华洋义赈会成立及其在华北灾区赈济活动的研究（Nathan , Andrew J. 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5.）,等等；
　　此外，美国Reeves, Caroline Beth利用大量的中、英文红十字会档案（分藏于日内瓦、华盛顿以及中国南京、北京和台北等地）及其他文献，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与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了红会的发展是如何反映出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与政治的重大变迁。 该书首先在绪论部分略述帝国晚期中国的慈善传统，接着分五章论述，第一章介绍甲午战争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的红十字行动；第二章考察1899-1900年中国在海牙签署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初步酝酿红会；第三章探讨红十字会“从地方慈善机构到国家组织”的演变，第四章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全国红十字网络中的地方分会的组织运作，第五章主要研究南京十年间（1927-1937）红十字会的拓展及其活动。作者在结语中指出中国红十字会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市民社会”在福利领域的生长以及国家主义对社团活动的控制。（The power of mercy: 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1900-1937. Ph.D. Harvard University，1998）
　　法国魏丕信的专著《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1743-1744年直隶救灾为实例, 研究了国家的救荒制度、措施及成效，对民间（私人）慈善活动也有所论及。
三、中国港澳台地区
　　台湾学者受美国、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国际学术交流频繁。中国慈善事业史在近50年来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就研究内容来看，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唐宋时期的慈善机构。60年代初，我国台湾学者从关注现实问题着眼，也对唐宋两朝的慈善机构进行了深入探讨，比较重要的成果有金中枢的《宋代几种社会福利制度——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宋史研究集》第18辑）、王德毅的《宋代的养老与慈幼》（《宋史研究集》第6辑）。金文论析了宋代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三种官办慈善机构的创置过程、实施方法与弊端及发展沿革情形。王氏则着重研究宋代的恤老机构（福田院、居养院）和慈幼机构（举子仓[田]、婴儿局、慈幼局[庄]）及其相关举措，以为“关于养老慈幼之政，自两汉以下再没有比宋代规模之更宏远，计划之更周密，设施之更详尽的了”[⑤]。
　　2．义田、义庄、社仓与慈善救济。义庄、义田、义仓是宋以降民间慈善救济活动中的主要力量。台湾学者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如梁庚尧的《南宋义庄的分布及规模》（见《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310-315页）和《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田的源起与演变》[⑥]等。梁庚尧以四明地区家族间合作推动的乡曲义田为例，探讨宋元士人超越家族的界限，推动地方慈善公益活动的演变过程。他指出：在宋代除了由范仲淹所创的家族义庄外，由乡里官宦士人共同发起，以济助乡里贫士与贫宦贫穷后人为主的乡曲义田，是另一种义田的重要类型。梁庚尧在《南宋的社仓》和《中国历史上民间的济贫活动》两文（均见《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论述了社仓在宋代慈善救济中的作用。另外，陈荣熙还专门考察了我国第一个宗族义庄——范氏义庄的成立、发展及其慈善活动《论范氏义庄》（《宋史研究集》第17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88年）、刘铮云则一文中对苏州府各属县在宋、明、清三朝设立的义庄进行了精细的统计分析，由此而见义庄在江南地区的兴盛局面。[⑦]
　　3．宗教与慈善事业。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慈善与宗教紧密相关，宗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慈善的发展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如古代之佛教、道教，近代之基督教。可以说，宗教及其教徒是推动、参与慈善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因子，他们在慈善医疗与慈善救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方豪的《宋代的佛教对社会文化之贡献》（《现代学苑》第6卷9-11期，1967年）和《宋代佛教与遗骸之收瘗》（《中华学术院天主教学术研究所学报》，1971年第3期）就对两宋时期佛教徒主持的漏泽园及其管理状况作了公允的评析。黄敏枝的《宋代的僧人与医疗》（“历史上的慈善活动与社会动力学术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1999年）和《宋代佛教寺院与地方公益事业》[⑧]。同类研究还有张志义的《宋代东南地区佛教寺院与地方慈善公益事业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学位论文库）。此外，刘淑芬的论文《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会救济的个案研究》[⑨]，则从历史遗存实物上的题记出发，讨论北朝末年佛教在河北范阳地区对于组织慈善救济活动的影响。
　　还有些学者对宗教与近代慈善事业具有研究兴趣，已有若干论著和博士论文行世。例如：台湾学者宋光宇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民国初年中国本土宗教世界红卍字会的产生、发展及其举办的社会慈善活动，并分析它在当时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民国初年中国宗教团体的社会慈善事业——以世界红卍字会为例》（台湾《文史哲学报》，第46期，1997年；《士绅、商人与慈善：民国初年一个慈善性宗教团体“世界红卍字会”》，《辅仁历史学报》第9卷，1998年；《慈善与功德：以世界红卍字会的“赣赈工作“为例》，《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57卷，2001年）。
　　4．明清慈善组织。梁其姿对明清慈善事业史研究颇有贡献，先后发表了《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收入曹永和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1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刊行，1984年）、《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食货月刊》第15卷第7、8期，1986年）、《清代慈善机构与官僚层的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66期，1988年）、《清代惜字会》（《新史学》第5卷第2期，1994年）等文。她积十余年功夫，孜孜不断地进行学术探索，最终撰成专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大陆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这部近40万字的学术著作中，她全面而详细地考察了明末至清中后期各类民间慈善组织产生、发展及衍变的动态过程，并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对存在于善会善堂史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相当精彩的论述，指出明清之际的慈善组织已趋于“制度化”、“官僚化”和“儒生化”，施善与教化是它的两大功用。该书也是近年来明清慈善史研究领域中颇具影响与学术价值的一部重要作品。李东海所编《香港东华三院125年史略》（1998）对香港本土最悠久最具影响的慈善机构东华医院的发展史作了简要回顾。在澳门，相关学术研究刚起步，主要有吴润生主编的《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1871-2001）（该会，2001年）。宋光宇《清代台湾的善书与善堂》[⑩]和范纯武《清末民间慈善事业与鸾堂运动》（台北：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均对清代善堂中的扶乩与鸾堂现象进行阐释。此外，宋文还考察了清代澎湖、宜兰等地善堂的组织和宣讲情况。
　　5．善书研究。近十年来，香港的游子安以善书研究著称于学界。90年代中期，他广泛搜罗了海内外图书馆馆藏的各类善书文献，撰成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善书与社会文化变迁》（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而后又进行更深入细致地探究，出版了《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对有清一代善书的发展、分类与普及情况作了详尽论述。他的新著《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中华书局，2005年），则视野更宽广，对明清三百余年来劝善书的类别与流通进行探讨，考证了善书《三圣经》及其注释本，考察了“道德价值量化的善书”与功过格的源流、发展特点，并指出 “借图画以劝戒”成为明清以来善书流通的一大特色，直至清末民初仍有善书坊与佛学书局参与其事。同时，他还专列一章以善人为中心，分述不同时代的善人，如明末颜茂猷、清初许缵曾和石成金、清中叶的黄正元以及民初的印光法师、王一亭和聂云台，他们编著善书、力行善举和提倡善事，说明三百多年善人在行善教化上的努力与贡献，可谓“善与人同”。此外，游子安还曾探讨过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丕变与功过格、善书兴盛的关系（《明末清初功过格的盛行及善书所反映的江南社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台湾的范纯武则对古典善书与新型善书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二者在产生形式、文句语体上的差异，新善书是用扶鸾形式写出的（《清末民间慈善事业与鸾堂运动》，台北：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
　　台湾学者的一些论文也值得注意，如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社会救济（1912—1937）——山东地区的个案研究》（《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台北：国史馆印行）；陈清敏的《抗战时期社会救济的行政规划与措施》（《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二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1993年印行）。
　　由于资讯和学识所限，这里只介绍海外学界在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领域的几个主要问题，挂一漏万之处尚请谅解。
（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宝卷是明清时期宗教（主要是佛教、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演唱的一种形式，它最早产生于宋元时期，自明清至近代时期在全国流传甚广。由于宝卷发展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演唱文学故事和民间俗曲的宝卷，另一类是非文学作品的宗教宣传品，唱述宗教教义和劝善说教。我们这里主要是指后者，即具有劝善性质的宗教宝卷。
[②] 范金民：《夫马进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③] 英文版参见Liu James T. C. Liu Tsai(1156-1238): His Philanthropy and Neo-Confucian Limitations, Orients Extremes, vol.25 No.1, 1978.
[④] Rankin, Mary Backus.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98-131；Rowe, William T.,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chapter 3-4，pp.91-156.
[⑤] 王德毅：《宋代的养老与慈幼》，见李建民主编《生命与医疗》（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页。
[⑥] 参见《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1998年。大陆版见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38-363页。
[⑦] 《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与分布》（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58卷第3期，1987年）
[⑧] 收入《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丛》，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大陆版见林富士主编《礼俗与宗教》，“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216-284页。
[⑨] 参阅《新史学》第5卷第4期，1994年。大陆版见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城市与乡村》，“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52-87页。
[⑩] 宋光宇：《清代台湾的善书与善堂》，汉学研究中心编《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4年。大陆版见林富士主编《礼俗与宗教》，“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84-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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