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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  珺

第三章   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实际运作与问题分析

三、红十字会在参与社区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民间组织的培育在我国是一项新生事物，是在实践中摸索，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发展的过程。民间组织提供社区服务，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调查中，本人发现红十字会在参与社区服务中存在一些问题。
　　1、自主性不强
　　自主性是国外民间组织的特征之一，但是我国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民间组织还很不成熟，半官半民色彩浓厚，自主性不强。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运行机制方面。理论上讲，民间组织的基本生成方式应当是自下而上自发型的。但是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民间组织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们的主要资源来源于政府，与政府关系密切，有着很强的类行政性，有的甚至仍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从对红十字会的调查发现，区红十字会是挂靠在业务主管单位区卫生局之下，其活动被纳入政府部门的工作范围，势必受到政府多方面的干预和限制。其次，经济方面。从总体来看，我国民间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政府的财政拨款和补贴，办公场所由业务主管部门提供，表明了其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红十字会在社区中规模较小、力量较薄弱，经济实力弱小，主要依靠政府的相应政策扶持。再次，人事方面。由于区级以下红十字会的体制尚未理顺，挂靠在区卫生局之下，是有关部门将其职能延伸，因而在人事方面存在由上面任免的现象。
　　“在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如此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各自的边界和领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互动着，以至于有些时候不能明确区分哪些是非营利组织，哪些是政府组织。”[①]本次调研也印证了这种情况，在问及对红十字会性质的认识时，只有10.7%的人选择了“民间组织”，80.7%的 人认为它是政府中的“社会救助团体”。红十字会这种浓厚的官办气息，直接导致民间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过程中受到政府的主导和控制，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志愿性和民间性，工作方法带有浓厚的行政化倾向。
　　2、资源有限，资金缺乏
　　资金是一个组织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在国际慈善事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着“慈善不足”的现象，即非赢利活动所需要的资金与其所能募集到的资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在国外，民间组织资金来源很多，有各种志愿捐款，会费、服务收费，还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政府的资助。即使这样，慈善活动仍然资金不足。民间组织的筹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志愿性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还不足以普及自愿捐赠行为。由于民间组织主要是针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这一群体处于社会的较低层，自己没有能力资助，只能依靠社会上有能力、又热衷于慈善事业的人来提供帮助。A市红十字会每年开展的“生命工程”、“救援工程”、“爱心工程”所涉及的救助对象包括贫困的尿毒症患者、白血病患者、艾滋病患者等，还有国际国内的受灾群众。这对于仅有几名专职人员的红十字会来说，任务相当艰巨，剩余分到社区的精力和财力显然是不能满足社区中弱势群体的需求。另外，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的商品意识逐渐增强，金钱作为衡量个人价值和成就的标准，正日渐为人们所接受和推崇，而公益传统日益淡薄，人们的觉悟、爱心和人道主义精神更多的被不同程度的拜金主义、金钱万能的思想所取代。“筹资难”，已经成为民间组织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
　　“筹资难”的另一原因，是由于我国募捐工作中强制募捐和透明度不高的弊端造成的。A市红十字会郝会长曾举过这样一个真实发生在该市的案例[②]：
　　某旅行社员工接待了一位上门募捐的男子，该男子手持一份当地某日报纸的复印件，一份企业证明和一张捐款人清单，请求对方施舍。报纸的复印件记述了一则白血病患儿家庭负债累累，呼吁社会献爱心伸援手的催泪故事。那份企业证明证实了发生在本厂的上述“事实”。至于那张捐款人清单，则记载了几十个单位、个人的捐款。警惕性颇高的旅行社员工遂用电话向刊载那篇报道的报社查询，果然一场募捐骗局穿了帮。
　　目前社会上的募捐活动有点乱：一是乱在某些半官方的下指标、扣工资的大型公益性捐款，不仅带有强制性，而且透明度不高。二是乱在各种各样小规模民间募捐得不到监管，几乎任何单位、团体、个人都可找个“理由”、打个“旗号”、募个“善款”，随意就可成立基金会，设立基金账号，至于募来的钱用哪去了，就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这两种情况的“乱”，造成的后果，不是让人反感，就是令人质疑。然而，将骗术运用于募捐，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颇有“创意”。令人可怕的是，如果骗捐搞久了，范围骗大了，将会产生“狼来了”的“条件反射”，最终将威胁到红十字会这样的规范而又诚信的募捐工作。善良的人们会因生怕上当而关闭爱心、缩回援手，进而给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3、法律、法规不健全
　　民间组织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联系社区居民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间组织的发展，政府制定了关于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方面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监督管理和培育。但是，现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民间组织的发展。它们所带有的控制、限制的基调和繁琐的手续规定及其制度性框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成为制约民间组织发展的因素。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制约着红十字会在社区中的发展，使红十字会不能高效地提供社区服务。
　　双重管理体制下的红十字会。目前对民间组织的培育管理一直停留在政府机构管理体制上。无论是政府管理机构还是社区民间组织都迫切需要一个管理和被管理的可操作的政策法规依据，以理顺相互关系。尽管国家先后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等，但是按照有关规定，民间组织登记注册管理以及日常管理实行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体制。民政部门是其登记管理机关，但组织成立时需要找到相应的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门才能给予登记。有资格担任其业务主管单位的，只能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这样，红十字会的工作就被纳入到业务主管单位——卫生局的管辖范围内。在这种管理体制下，红十字会在提　　　供社区服务的过程中必然带有浓厚的官办色彩。
　　难以评估的服务效果。对营利组织的评估，有很明确的标准，就是其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是否使利润最大化。民间组织区别于营利组织的重要标志，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这就很难找到准确的评估标准。我国对民间组织评估方面还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制度和标准，有的只是对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年检标准。而且，红十字会提供社区服务，服务的主要接受者是社区居民，他们直接或间接接触社区服务，是很重要的评估主体。然而，现实中，却忽视了这一重要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与社区居民的脱离。为了了解红十字会与社区居民在评估标准上是否存在很大差异。本人将B区年终小结中总结的三大服务特色 “社会服务”、“宣传培训”、“募捐救助”作为选项，由社区居民选择“您认为红十字会在社区中开展的活动最成功的是……”。结果仍然是“募捐救助”，另两个选项的认可度较低，可见作为红十字会的传统优势项目，其成效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其他方面的工作，红十字会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衡量标准还是有所不同。
　　4、服务项目少
　　目前，很多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主要集中在维护社会稳定、扶贫济困等方面，而教育、法律、心理咨询、环保等方面所占的比例还很小。B区开展的“红十字会关爱进社区”活动，主要的工作是：配合民政、残联等政府部门，及时掌握本社区特困人群的状况，重点为孤老、病残、特困等社会弱势人群提供人道救助活动；积极利用社区资源，在社区居民中组织开展健康知识、保健知识、救助技能等知识讲座；宣传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组织开展报灾、救灾、救助工作。[③]重视这类有形的服务，首先是由于它比较容易实施且容易收到明显的成效，即相对容易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成就。于是这类服务在社区中相当普遍，成为民间组织提供的主要服务类型，而其他精神服务却远远落后。其次，民间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的过程中，其志愿者的主要来源就是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服务的客体，社区居民本应该有着足够的热情参与到社区服务中来，使社区服务更好地满足自身需要。但是由于缺乏对志愿者的有效激励。志愿者的光荣感、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等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与激发，必然使得志愿者参与提供社区服务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
　　第四章  结论与讨论
　　一、本研究的结论
　　（一）主要结论
　　在对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内部和外部的运作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将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的优势和劣势进行总结，从而寻找红十字会在社区中存在的威胁，发现红十字会在社区中发展的机会。
　　优势（Strengths）被界定为一项或更多的技能、明显的竞争力、能力、竞争优势或组织选择战略时能够抽取的资源；弱势或劣势（Weaknesses）被界定为缺乏一项或更多的技能、明显的竞争力、能力、竞争优势或资源；机会（Opportunities）被界定为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利益非常清晰，并且如果采取了某项行动，也很可能实现这些利益；威胁（Threats）被界定为一种形势，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这种形势引发具有潜在危害性的事件和结果。[④]
　　优势：
　　1、红十字会百年的历史，使其具有良好的社会公信度，有利于各项活动在社区的开展；
　　2、红十字会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对自身有正确的定位，有利于双方在社区中开展合作；
　　3、红十字会有明确的目标和使命，有利于社区资源的合理利用；
　　4、红十字会重视志愿者队伍的建设，有利于扩大社区服务的深度和广度。
　　劣势：
　　1、红十字会体制不完善，自主性不强；
　　2、红十字会物质资源有限，筹资能力不足；
　　3、红十字会人力资源缺乏，活动组织不易；
　　4、红十字会理论研究欠缺，与其发展实践不符。
　　机会：
　　1、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社区的地位日益突现，社区服务的发展为红十字会的参与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2、转型时期大量社区建设问题的出现，需要依靠政府和多方力量共同解决，为红十字会业务的拓展提供更多的机遇；
　　3、和谐社会的建立，与红十字会的精神相一致，全社会的慈善意识和志愿精神得以激发，为红十字会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提供　　更为雄厚的资源；
　　4、国际化的交流日益密切，国外社区服务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方式，为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提供更为科学的借鉴。
　　威胁：
　　1、政府有关管理机构对民间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制约了红十字会在社区中的发展；
　　2、基层组织与政府部门身份相近，限制了红十字会在社区服务中特长的发挥；
　　3、转型时期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问题交叉、交织发生，在社区中同样形成错综复杂的问题，对红十字会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挑战；[⑤] 
　　4、国外著名的民间组织不断进入中国，在社区服务中也将出现多个组织共同参与的局面，竞争的形成对红十字会自身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对策与建议
　　根据王名教授做出的民间组织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图（见图二），清华大学对红十字会的内外环境要素进行了剖析（见图三）。红十字会在未来的社区服务中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都会发生变化，需要红十字会积极主动地去适应环境，从而获得组织与环境的匹配：针对内部环境，需要红十字会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和运营；针对外部环境，本身不能被红十字会所左右，只有变被动的状态为主动，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图二：民间组织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⑥]

图三：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战略环境要素分析[⑦]

　　1、组织能力建设的完善
　　组织能力一般指其运作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对不断变化的需要做出反应的能力。对于民间组织的能力判断标准主要是：第一，能提供高质量的项目，而且这些项目能增加其服务对象的价值和其运作所在社区的价值；第二，有明确的使命；第三，能发现和应对新的需要；第四，能根据其使命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第五，能通过服务对象的反馈改善其服务。[⑧]红十字会提供的社区服务，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看，都得到了服务对象的认可。但是，为了适应未来新的需求，本人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改进：
　　（1）理顺体制。民间组织的“半官半民”身份，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决定的。政府的介入应该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组织发展的基本思路。但是，民间组织中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的组合模式，必须以对社会资源的最佳整合为前提。就目前社区中的红十字会而言，政府无论在宏观政策法规方面，还是在微观操作层面（如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项目设立）都对其进行了较多的介入，红十字会官方色彩浓厚，实际上成为政府机构的延伸。因此，首先要理顺基层红十字会的体制，调适组织中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失衡的现状，逐步独立拥有自己的资源和职能，真正发挥其民间性的优势。
　　（2）转变观念。民间组织的非营利性，使人们很难将他们与企业相提并论。然而，面对竞争，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品牌效应的时候，民间组织也应当在战略管理中转变观念。A市红十字会郝副会长认为，社区红十字事业要创新，不妨借鉴并运用“品牌战略”，不断增强品牌意识，把打造品牌作为事业发展的基本战略，作为创新红会工作的亮点，作为加大宣传力度的切入点，让品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⑨] 如“善”字系列救助计划已先后开创了德善（针对贫困尿毒症患者）、义善（针对贫困白血病人）、诚善（针对贫困中小学生）、明善（针对贫困的白内障病人）计划，成为A市一大公益品牌。如果将“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做成与“善字”系列救助计划齐名的品牌，就会引发更多人对社区服务的关注，激发更多居民参与其中，动员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
　　（3）科学管理。红十字会的内部管理与社区服务的提供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战略管理。我国民间组织尚不成熟，进行战略管理的更是凤毛麟角。[⑩]战略管理，可以帮助组织寻求及时应变的有效方法和对策，能提高组织对内外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并保证组织向着宗旨方向发展。这种管理不是组织日常管理，也不是危机管理，而是涉及未来3~5年组织中期发展目标的战略性的计划或规划的管理。这就要求红十字会在管理上要从“准备、分析、规划、实施、监督和评估”五个阶段进行。第二，人力资源管理。民间组织一般谈及的是志愿、奉献、爱心、公益等概念。但是组织管理严峻的现实，民间组织必须采用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这种管理同样具有招人、用人和留人的内容。由于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要求把人视为核心资源，红十字会在救助他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会员和志愿者实现潜能的发挥。第三，项目管理。红十字会在社区中开展的项目虽然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也需要根据调查分析，按项目计划中详细规定了的目标和实施方案严格监督执行，并严格控制执行过程中的时间进度、投入水平、服务质量等，以保证项目任务的完成。第四，营销管理。红十字会的营销应当注重救助者的长远利益和长期社会福利。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整合，进行市场细分、正确定位、适当安排营销组合，获取大众的认可，吸引潜在的志愿者和其他部门的支持者。
　　（4）增强技能。首先是专业技能的培训。红十字会中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执行人员都应当进行一定的职业培训（定期或不定期）。由于所处知识经济时代，专业技能的培训是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的，而是根据外界的变化不断调整学习的内容，不断地进行学习，使得组织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学习的过程，也应当是理论总结的过程，红十字会有许多经验和成果应当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实现理论创新。其次是筹资能力的提高。筹资困难和资金缺乏是各地红十字会组织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11]A市经济发达，国内外大型企业云集，B区人们生活较为富裕，资金来源丰富。如何改进筹资的艺术、手段和方法，是获取更多捐款的关键。例如在企业中发展员工为红会会员，在社区中举办慈善演出等。再次是志愿者的组织。提高社区服务工作者的素质，使他们充分掌握动员、组织社区志愿者的本领。同时，采取切实措施，制定实施细则和奖励办法，使社区的志愿者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期化。大力宣传志愿者服务，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参加志愿者服务光荣的社会风尚。
　　2、组织外部环境的匹配
　　（1）政府保障。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民主素质和文明程度相对较低，没有政府的引导很难顺利开展社区服务。无组织的社区居民很难自发搞好社区服务。在民间组织还未成熟的时候，社区服务的进步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支持、培育和扶持。虽然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服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其发展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作为一个合法的民间组织，红十字会的各项活动应当遵守所有适用法规。在制定社区服务的近期发展目标和长远发展规划时，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通过依法办会，争取更多的政府资源。此外，由于定位的准确，红十字会与政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互动、互补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保证了红十字会在今后的社区服务中能够得到政府在法规、政策、资金等许多方面的支持。因此，对于尚未理顺体制的社区红十字会而言，依靠政府提供的平台，将社区服务做出特色，是最为现实的选择。
　　（2）舆论支持。现代社会中，传媒在塑造大众文化和大众心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民间组织活动的开展除了政府的保障外，还离不开社会舆论的宣传。A市的红十字会向来注重与各路媒体尤其是新闻传媒的良好合作，从而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宣传功效。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逐渐跟不上网络媒体的发展步伐。A市拥有自己的红十字网站，但是网站内容的更新主要是新闻板块，其他方面相对滞后，社区红十字服务的内容也相对较少。这与借助先进媒体进行宣传的趋势是不相符的。此外，与文化传媒和广告传媒的合作虽有却未成气候。中国红十字会与中央电视台的多次合作，用晚会的形式进行募捐和宣传，在国内、国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A市的社区资源丰富、红十字会根基深厚，要将社区服务做出品牌，不妨借鉴总会的做法，扩大宣传面。
    （3）社区居民参与。要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发展社区服务，这不仅是政府行为，也不仅是民间组织的事情，必须有广大社区居民的支持和参与。社区参与是社会整合和稳定的基础之一，体现了社区成员对共同利益和需求的自觉认同，有助于发挥社区成员的主动互助性和自觉性。红十字会可以通过一系列救助活动，积极引导和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公益精神和互助观念；通过志愿者培训，弘扬慈善精神、互助精神和奉献精神，培育居民的社会责任意识、社区参与意识，自觉地参与社区服务。
　　（4）其他各方联系。红十字会在社区中还将面对其他各方的参与，例如企业、其他民间组织等。这就需要各方紧密联系在一起，互相依赖，荣辱与共。社区内的各方本来就是相互需要的，并且在社区一定的区域内相互之间更好地满足对方的需要，都把对方物质的、文化的、信息的资源当成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通过相互需要的满足，将社区各个部分组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共建社区的社会意识。除了社区内的资源共享外，红十字会还可以利用组织本身的国际性特征，加强与国内、国际其他组织之间的来往与交流，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分享经验和资源。

　　二、讨论与展望
　　（一）社区服务发展的趋势
    民间组织如何提供高效、优质的社区服务，首先必须认清社区服务发展的趋势，有针对性地做出反应，才能得到政府、社会和居民的认可。各地的社区建设水平存在差异，社区服务的发展也各不相同，但是整体的趋势必然是从第一阶段——政府的行政推动和主导走向第二阶段——政府、市场、社会（民间组织、家庭等）的合作互动，前者是社区服务的必经阶段，后者是社区服务的目标阶段。[12]
　　1、主体多元化
　　社区服务的主体是指社区服务的提供者，是社区服务系统中的第一要素、能动要素。在我国迈向和谐社会的新阶段，社区服务的主体系统应该由政府组织、居民委员会、民间组织、社区服务业企业和社区成员所构成。其中，政府组织是主导力量，居民委员会是骨干力量，民间组织和社区服务业企业是新生力量，社区成员是基础力量。[13]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及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说明，在公共服务领域需要社会承担相应的职能。没有社区中民间组织的充分发育，“政府包办”的局面仍将继续；没有民间组织的充分发育，难以实现社区服务资金的多元化和社区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政府在社区服务中起催化剂的作用，掌舵而不是划桨，即决策而不是执行。政府应当退出私人物品和服务的商业性生产，主要从事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公共服务制度环境的建设。通过制度建设推进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由目前政府包办过多，逐步向政府与居民委员会、民间组织等联合供给，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职能回归。
　　2、方式多样化
　　社区服务应当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项目，采用多种服务方式。以满足居民需求、服务绩效最大化、提升社区综合服务功能为目标，结合社区服务的对象、服务和产品的属性、服务的运行机制等因素，将社区服务的项目划分为有偿服务、低偿服务和无偿服务。有偿服务面向全体社区成员，通过市场机制提供产品和服务，允许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提供产品和服务，推进社区服务组织的实体化和经营化；低偿服务和无偿服务面向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采取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志愿机制等相结合的运行方式，一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由国家提供，一部分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提供，国家给予补贴。
    3、队伍专业化
    社区服务也是一种工作，一种专业。社区服务工作人员对社区服务的工作绩效有较大影响。社区服务队伍应当具有知识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特征。国外的社区服务人员多数都是职业人员，他们与企业中的职业管理者一样，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做好社区服务的一种组织保障。社区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社区服务参与者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其所具备的工作伦理、社会价值观。社区服务工作者首先应当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拥有一种爱岗敬业的精神和高尚的工作伦理，这些都是做好社区服务的关键所在。
　　4、服务产业化
　　社区服务产业化，可以理解为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社区服务从零零散散的活动逐步发展为服务业中的一个成规模的就业市场和国民收入的重要领域，亦即发展为第三产业中的一个重要产业；其二是指采用市场运作方式发展社区服务，并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14]社区服务产业化是基于国情的一种相对合理的现实选择。理想的社区服务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社会福利制度很不发达。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对于高质量社区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就使得社区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正是在福利性社区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产业化社区服务的产生具有了合理性。
　　5、参与全民化
　　社区服务应当是社区的事业，是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事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间组织的涌现，社区服务中的社会参与面和参与程度都将有更大的扩展和提高。社区居民不仅是社区公共服务的收益者，也应当是社区服务的提供者。全民参与对服务需求的表达、服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服务绩效最大化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同时，社区居民还是志愿服务的主体。居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既能为政府节省大量的资金，延伸政府公共服务的范围，使更多的公众得到帮助，又有利于增强志愿者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感，能够达到政府、志愿者和被服务者“三赢”的效果。[15]因此，作为现代社区服务重要力量的社区志愿服务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参与社区服务也将成为社区居民自己认同的义务。
　　（二）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服务所需解决的问题
　　作为公共部门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组织，必然会成为提供社区服务的重要主体之一。然而，我国的民间组织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很不成熟，在提供社区服务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问题。与许多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民间组织相比，红十字会是我国民间组织中发展比较成熟的个案，A市的红十字会又是其中发展较为突出的代表。因此，对B区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服务的研究，本人较多地是总结其经验，供其他组织参考。而针对发现的问题，虽然列出了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但是由于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的限制，本人只将部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作为一种提议，供红十字会参考。探索适合民间组织在社区中发展的途径，使民间组织高效地提供社区服务，最重要的是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解决民间组织进入社区的政策保障问题
　　为使民间组织高效提供社区服务，需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保障民间组织的发展。首先，适当放宽组织登记的条件。政府应当针对民间组织在社区的发展现状和社区需求多元化的现实，对组织成立的资金、规模、人员数量等方面的要求加以修改，适当放宽组织成立的各种条件，改变许多提供社区服务民间组织的尴尬法律地位，以法律来确认其在社区中的地位、功能和责任。其次，废除登记管理制度中的双重管理体制。将业务登记机关即民政部的权力还原给业务主管单位，使其既负责组织的成立、变更、注销等方面的工作，又负责组织的年度检查和业务，为民间组织更好地提供社区服务创造宽松的环境。再次，民间组织间形成良性竞争。由于政策和法规的不一致，造成了部分民间组织具有垄断型的特殊性，很多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在资源获取方面无法与这些组织相竞争。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完善，这种格局也将逐渐改变，部门垄断的现象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公平竞争的形成。
　　2、解决民间组织在社区中的定位问题。
　　我国的民间组织长期依赖政府或自身发育不完全，归根到底是独立性不强所导致的。因此，民间组织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还原其民间性和独立性。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走向政府的对立面而存在，而是民主、自治的因素不断增加，但政府又以新的连接方式将民间组织整合进自己的组织系统。这种混合的发展方向，体现了民间组织对政府的合作与妥协，也只有这样民间组织才可以有能力主动选择是规避政府力量还是利用政府力量，以使自身的能力和影响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3、解决民间组织在参与社区服务过程中的管理问题。
　　从中外民间组织管理的差异中（见表九），可以看出，中国民间组织管理的专业性和权威性都相对缺乏。完善的内部管理是提高民间组织能力、扩大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条件。各民间组织根据自身的宗旨和使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开展科学化、规范化的组织操作，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形成一整套人力资源的开发、配置、使用和管理的工作机制。此外，各民间组织作为某一领域的代表往往有较为丰富的专业水平，对该领域的问题既有较为全面深入的思考，也有具体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很多时候也能刺激组织发展条件的改善，提高民间组织的声誉和影响力，为其赢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表九：中外民间组织管理影响因素比较[16]

编号	影响因素	中国民间组织业务形式	国际民间组织业务形式
1	语言能力	几乎所有场合讲汉语,仅有少数组织工作人员有较高的英语水平	各种地方语言多场合使用，工作语言多为英语
2	文化	相对同种类，多民族性	全世界各国相对多样化
3	政治	相对重要和经常变化	决策重要性和稳定
4	经济	相对讲是复杂的、公有制为主体，集体、私营、个体并存。经济收入单一，由于政策限制，机构业务收入不稳定，筹资渠道不畅。	全世界各国有较广泛类型，相对一致性，以市场经济、私有制为主，收入来源相对稳定，筹资渠道顺畅
5	政府参与	改变主体和全方位的管理	最小限度和合理预测
6	专业人员的管理能力	专业人员不足，招聘的工作人员需要培训	有足够的专业人员
7	融资	由政府主导资金流通，金融市场欠发达	有较发达的金融市场
8	市场调研	数据收集较困难，成本较高	数据收集较容易，成本较低
9	广告	有限的媒体，而且有一定的要求，由于资金因素，广告的频率不高	许多媒体可利用，几乎没有过多的要求，通过广告宣传和筹资
10	货币	替换、换算比率由政府确定	美元、欧元、英镑等，可自由兑换
11	交通通讯	西部基础条件相对较差，正在改善之中，尤其是基层组织	世界范围内最好的
12	信息发布机制	政府是主要渠道并不断开放，市场因素逐步起作用	市场导向为主，具有多样性
13	合同	一旦签订通常能够生效；有时，采取不合作的行动	如果一方不满意，则放弃合同并重新谈判
14	劳资关系	集体讨价还价，不容易解雇工作人员	常能解雇专业人员，寻找新渠道解决
15	法律	不完善，正在制定中	完善的法律条文，法律环境较好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的社区服务从开始到现在，已经逐步从福利型为主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不断的提高，服务的领域不断延伸。社区服务对于加强社区建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社区服务与发达国家的社区服务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民间组织作为公共部门的组成部分，应当成为发展社区公益性事业的依托，为社区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满足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解决社区存在的各种问题……相信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功能完备、设施健全、服务周到的社区服务体系将会建立起来，各地都将拥有充满和谐、关爱的现代化社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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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汪玉凯：《公共管理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
17、詹姆斯·P·盖拉特：《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奚从清等：《城市社区服务》，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唐忠新：《社区服务思路与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20、唐忠新：《迈向和谐社会的社区服务》，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
21、孙立平等：《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02-2003），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2、赵伟良：《政府职能转变中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3、张明：《论第三部门在社区建设中的功能》，《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
24、张明：《非政府组织与社区建设》，《社会》2001年第8期。
25、赵魏、齐绩：《中国城市社区非营利组织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趋势》，《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4期。
26、马芹芬：《社区民间组织：社区参与的有效载体——以工人新村社区议事园为例》，《企业家天地下半月刊》（理论版）2006年第6期。
27、张洪武：《非营利组织：社区建设的重要平台和依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28、斯蒂芬·R·斯密斯、迈克尔·利普斯基：《非营利团体与社区》，《社会》1998年第5期。
29、陈金贵：《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研究》，《美欧月刊》（台湾）1996年第5期。
30、卜万红：《论我国社区服务的转型》，《学术交流》2004年第1期。
31、李芹：《试论民间组织的非营利性及与政府的关系》，《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32、杨敏、武瑞雪、刘伟：《试论非政府组织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社会》2004年第5期。
33、王静、张蓉、庄龙玉：《民间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政府与民间组织互动关系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34、王学栋、赵斐：《非政府组织：一个新的研究题域——国内近年来非政府组织研究述评》，《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35、陈华：《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解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36、郑安云、戴雅玲：《试论非政府组织仔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人文杂志》2002年第5期。
37、李忠：《发展非政府组织 促进城市社区建设——对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调查与思考》，《统计与决策》2006年第8期。
38、庞承伟：《关于社区民间组织角色定位的哲学思考》，《中国民政》2003年第9期。
39、江超庸：《香港社区服务特点与启示》，《探求》2002年第6期。
40、董明伟：《社区非政府组织建设与社区意识的培育》，《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41、杨武昌：《民间组织如何服务社区》，《社区》2003年第22期。
42、朱素芳、曾舟记：《红十字会把爱播撒在社区》，《社区》2006年第11期。
43、清华大学：《红十字会个案研究报告》。
44、民政部：《关于在全国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2000年1-2月。
45、民政部：《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2001年2-3月。
46、A市B区：《争创“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工作情况汇报》。
47、A市B区：《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市（区）申报表》。
48、周大炎：《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开创A市红十字视野新局面——在A市红十字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49、《A市红十字会2005年工作总结》。
5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民政部关于开展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的通知》，
    http://www.dhredcross.org.cn/sqfw-09.htm 
51、《吴锡军会长视察昆山畅谈红会工作》报道，
    http://www.szhsz.org/message.asp?id=202
52、A市B区人民政府网http://www.jinchang.gov.cn/   
53、中国红十字会网站http://www.chineseredcross.org.cn/
54、江苏省红十字会网站http://www.jsredcross.org.cn/ 
55、A市红十字会网站http://www.szhsz.org/
56、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http://www.hszyj.net/
57、中国民间组织网http://www.chinanpo.gov.cn/web/index.do
58、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

附    录 

访谈提纲
一、访谈内容
1、苏州红十字的基本情况
    1）建立至今的数据资料
    2）与政府的关系
    3）项目立项的过程
    4）项目运作的保障机制
2、社区红十字会的基本情况
    1）组织机构（管理人员、其他成员） 
    2）发展目标、原则
    3) 主要任务
    4）已开展的项目
    5）发展至今的数据资料
3、典型活动组织
    1）前期准备
    2）活动范围
    3）社区居民参与情况
    4）长效机制
    5）特色之处
    6）有无困难或不足之处
4、今后的发展规划
    1）近期方向
    2）长远规划
二、访谈任务
1、本人拜访了高峰教授和宋言奇副教授，对民间组织情况有了更为直观的印象
2、红十字会研究中心的池子华教授和A市红十字会郝如一副会长的专访，使本人对红十字会有了整体上的认识
3、B区红十字会钟梅会长的几次交谈中，初步了解了该区的社区服务情况以及红十字会的运作情况

调查问卷

“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开展情况调查问卷

[问卷编号]                                                     □□□
B区的社区居民：
　　您好！您所在的B区正在争创“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这将成为A市的又一闪光点。为了全面了解红十字会在社区服务中的情况，我们以此次“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为个案进行研究，现选择B区的社区开展此次问卷调查活动。本次调查的内容纯属研究所用，采取不记名的方式，请您放心填写。能够得到您的支持和合作，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2006年11月

[友情提示]
1、每题后的答案无所谓对错，请按照您的真实想法在所选答案前面的“□”内打“√”。
2、未注明多选的题目均为单选题
3、如果选择“其它”作为答案，请在“________”上注明其内容
[问卷内容]
第一部分  基本信息
1、您的性别：      □A、男        □B、女
2、您的年龄：
□A、20岁以下     □B、21-30岁    □C、31-40岁     □D、41-50岁
□E、51-60岁      □F、60岁以上
3、您的文化程度：
□A、大学或大学以上   □B、大专     □C、高中   □D、初中或初中以下
4、您的职业：
□A、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工     □B、专业、文教科技人员     □C、军人
□D、农民       □E、学生      □F、离退休人员        □G、其他
第二部分  对红十字会的认知情况
5、您对红十字会的了解程度：
□A、很清楚      □B、较清楚      □C、仅知道     □D、不清楚   
□E、完全不知道
6、您认为红十字会的性质是：
□A、政府组织    □B、政府的职能部门    □C、社会救助团体     □D、民间组织
7、您认为红十字会的宗旨是：□A、改善福利      □B、人道主义    □C、减少贫困
8、您是否得到过红十字会的帮助：□A、有        □B、没有        □C、不清楚
9、您是否参加过红十字会的活动：□A、是        □B、否
10、您对红十字会的满意程度：
□A、很满意      □B、较满意      □C、一般    □D、不满意    □E、很不满意
11、您是否愿意参加红十字会的活动：□A、愿意   □B、不愿意      □C、无所谓
12、您是否愿意成为红十字会员：□A、愿意       □B、不愿意      □C、无所谓
13、您是否愿意成为红十字会志愿者：□A、愿意     □B、不愿意      □C、无所谓
14、您是否希望得到红十字会帮助：□A、愿意     □B、不愿意      □C、无所谓
第三部分   对社区服务的认知情况
15、您对社区服务的了解程度：
□A、很清楚      □B、较清楚      □C、仅知道     □D、不清楚   
□E、完全不知道
16、您认为社区服务的内容应是：（可多选）
□A、以社区福利服务为主（面向老年人、残疾人、贫困户等社会特殊群体）     
□B、以便民服务为主（面向全体社区居民）     
□C、面向社区企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服务    
□D、其它________
17、您认为社区服务的性质是：（可多选）
□A、福利性      □B、赢利性      □C、服务性     □D、无偿性
18、您认为社区服务的功能是：（可多选）
□A、社会保障功能                   □B、满足居民多方面需要的功能      
□C、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功能         □D、稳定社会的功能
□E、其它________
19、您认为您所在的社区所提供的社区服务是属于什么类型：
□A、以社区福利服务为主（面向老年人、残疾人、贫困户等社会特殊群体）     
□B、以便民服务为主（面向全体社区居民）     
□C、面向社区企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服务    
□D、其它________
20、您所在的社区现已开展了下列哪些社区服务项目：（可多选）
□A、法律援助      □B、心理健康     □C、医疗保健     □D、文化体育
□E、环境卫生      □F、其它________
21、您认为您所在社区提供的社区服务是：□A、福利性   □B、赢利性    □C、服务性 
22、您所在的社区是否有长期、定期的社区服务：□A、有    □B、没有   □C、不清楚
23、您是否从社区服务中获益：□A、有        □B、没有        □C、说不清
24、您对社区服务的满意程度：   
□A、很满意      □B、较满意      □C、一般    □D、不满意    □E、很不满意
第四部分  对“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的认知
25、您对以下B区“红十字关爱进社区”的基本情况是否了解：（请在对应的分值上打√）
项目很清楚较清楚仅知道不清楚完全不知道
“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54321
红十字社区服务工作站54321
《B区社区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工作守则》54321
社区红十字志愿工作者队伍54321

26、您对红十字会在“进社区”活动中以下各项的评价如何？（请在对应的分值上打√）
项目很满意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
组织领导54321
人员配备54321
经费投入54321
活动策划54321
宣传力度54321
活动效果54321
辐射人群54321
服务能力54321
服务质量54321
社会口碑54321
监督机制54321

27、您对红十字会在社区中开展的以下项目满意程度如何？（请在对应的分值上打√）
项目很满意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
无偿献血54321
初级救护54321
健康教育咨询54321
科普知识宣传54321
医疗服务小组54321
维修服务小组54321
家政服务小组54321
弱势群体救助（老弱病残等）54321
社区募捐54321

28、您认为红十字会在社区中开展的活动最成功的是：
□A、社会服务      □B、宣传培训      □C、募捐救助     □D、其它_______
29、您认为红十字会最有效的宣传方式是：
□A、发放宣传资料    □B、制作宣传展板    □C、举办知识讲座     □D、媒体宣传               □E、其它_______
30、您认为最必要的社区红十字志愿者服务组织是：
□A、医疗服务小组    □B、维修服务小组    □C、家政服务小组   □D、其它_______
31、您认为红十字进社区应该加强哪方面的活动组织（可多选）： 
□A、为孤老、病残、特困等社会弱势人群提供人道救助活动
□B、积极利用社区资源，在社区居民中开展健康知识、保健知识、救助技能等知识讲座
□C、宣传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         
□D、组织开展报灾、救灾、救助工作    
□E、其它_______
32、您对待“红十字关爱进社区”活动的态度是：
□A、非常支持，认为是件好事     □B、无所谓，不关心    □C、不支持，认为没必要




注：

[①]赵魏、齐绩：《中国城市社区非营利组织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趋势》，《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4期。
[②]郝如一：《募捐与诚信》，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182
[③]A市B区：《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市（区）申报表》。
[④]陈漭：《非营利组织战略管理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⑤]清华大学：《红十字会个案研究报告》。
[⑥]资料来源：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⑦]资料来源：清华大学：《红十字会个案研究报告》。
[⑧]赵黎青：《非营利组织与中国的发展》，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⑨]郝如一：《打造品牌》，http://www.hszyj.net/article.asp?articleid=17
[⑩]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11]清华大学：《红十字会个案研究报告》。
[12]卜万红：《论我国社区服务的转型》，《学术交流》，2004年第1期。
[13]唐忠新：《迈向和谐社会的社区服务》，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14]唐忠新：《社区服务思路与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15]于燕燕：《社区自治与政府职能转变》，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16]资料来源：黄浩明：《非营利组织战略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内容提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苏红会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下，充分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开展组织医防服务队、捐献“救护机”、优抚烈军属等一系列人道活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抗美援朝  江苏  红十字会 

　　建国初期在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运动中，正在酝酿或着手改组的江苏红会[1]和其他中国红十字会各地分会一样，在总会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伟大旗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组织医防服务队、捐献“救护机”、优抚烈军属等一系列人道活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8日开赴朝鲜前线，抗击美国侵略者。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抗美援朝运动迅即开展起来。为了加强抗美援朝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1951年1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出了《为组织救济朝鲜难民医疗队给各地分会的通知》[2]，要求各地分会一方面积极参加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和大）、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起的“募集慰劳品和救济品运动”，以慰劳中朝人民战士及救济朝鲜难民，另一方面将“组织医疗队救济朝鲜难民的工作，列为本年度2、3月间的中心任务”。同时号召全体红会会员和工作人员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踊跃参加，做好朝鲜难民医药救济工作。 
　　为了使各地志愿报名的医务工作者有个统一的领导和组织，2月3日，中国和大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特制定了组织全国各地医疗队的办法[3]，以确保此项活动的顺利开展。2月9日，《关于组织医疗队的通知》正式发布。
　　随着朝鲜战争捷报频传，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热情日益高涨起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组织医疗队”的号召一经发出，很快得到了包括江苏在内的全国各地医务工作者的热烈响应。江苏红会接到总会通知后，立即进行传达和学习，并与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机构团体进行了协商，江苏志愿报名的热潮随之掀起。
　　在常州，分会的外科医师萧益民带头报名，前黄服务站主任杨迪群和医联会的9位志愿者也积极赶往常州报名，武进医院的任志勤、刘毓秀等人也报名加入医疗队。
　　在无锡，分会一边着手改组工作，一边加紧动员和组织医疗队。在无锡分会对医务界进行宣传动员的现场，医务工作者李伟英第一个报名。之后，她还志愿到各个医院进行宣传动员。李念慈、曹志伟、胡立人等说服家人，毅然地加入了医疗队。
　　在长泾，1月27日总干事张宇和在接到总会的通知后，立即召集由诊疗所工作人员和当地医师参加的联席会议，进行动员。童文元、张宇和、华毓楠等5人当场报了名。随后的一周内，各地的医护人员27人热烈响应并签名参加医疗队。怀仁中学教师冯希唐和严蓉荪因受同学参加军事干校的影响也签了名[4]。
　　组队最快的是常州分会。2月10日晚11时，杨迪群等13位医防队队员乘火车离开常州北上，率先到红十字总会报到。当天下午，常州分会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卫生科科长吴伯芳、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王颖、红会常州分会副会长查秉初、李行甫及分会总干事吴逸樵、诊所主任于开明等向13位队员表示敬意，并勉励他们学习白求恩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争取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做一个模范的医务工作者。晚上11时，公立常州医院、武进医院、常州分会等单位的代表40余人特地赶到车站为援朝医防队送行[5]。
　　2月22日晚，无锡分会组织的医疗队开始出发北上。出发前，全市医务界和各人民团体的代表近千人举行盛会，欢送14位队员到光荣的岗位上去。欢送会上，副市长刘中、市委宣传部部长陈野萍及市团青委张养生、卫生局李德、工商联主任委员冯晓钟等先后向队员致欢送词，队员曹志伟的父亲曹培灵代表队员家属发了言。中国和大无锡分会、医务工会、助产士学校等20多个单位向队员献上了锦旗和红花。胡立人代表队员致谢词，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技术，发扬白求恩大夫的革命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保证完成光荣的任务。欢送大会结束后，20多把火炬照耀着14位精神抖擞的队员前行，五星红灯队、腰鼓队和军乐队紧随其后一直欢送到车站[6]。
　　长泾分会的医疗队出发受到了长泾、江阴和无锡三处的和大分会、工商联、医务工会等49个团体的热烈欢送。2月23日下午，建队典礼在长泾中心国校大礼堂举行，有关机关团体代表和群众2000余人冒雨前来参加。2月24日，江阴在县中举行欢送大会。县长王鹏致辞，勉励队员“以沸腾的热血，去克服冰雪的严寒，以国际主义的友爱，去解除朝鲜人民的灾害”。队长张宇和代表全体队员保证：在祖国的召唤下，坚决克服寒冷、饥饿以及语言不通等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光荣的使命。经过无锡时，各界还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欢送队员北上[7]。
　　据统计，截止3月5日江苏向总会报名的分会和人数如次：南京分会19人，常州分会13人，无锡分会23人，长泾分会16人，计71人。全国833人。后经总会审核批准且已来京报到的有：常州分会3人，前黄服务站10人，无锡分会14人，南京分会11人，长泾分会15人，计53人。全国283人[8]。

二
　　

　　为了加强医防队的思想和技术准备，全国各地分会组织的医防队在北京集中编改期间，举行了短期的补充教育，包括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两个方面，其中业务学习以防疫和救护为中心，以战伤的急救为重点。常州分会的队员早在2月13日即到达北京，很快便开始了学习[9]。常州分会助产士韩文娟、前黄站主任杨迪群、武进医疗师柴元庆、常州分会事务员萧东明、武进医院护士任志勤、刘毓秀等人撰写的学习心得和常州分会医师萧益民撰写的《我爱父亲，更热爱祖国》还发表在《新中国红十字》第6期上[10]。
　　学习结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挑选224位队员整编为国际医防服务队两个大队[11]。第一大队担任一般的医疗和防疫工作，第二大队担任手术工作[12]。来自江苏红会的队员被编排在国际医防服务大队第一大队，有不少人还担任了主要行政职务。杨迪群任第一大队大队部行政组副组长，张宇和任第六队队长，胡立人任第七队副队长，萧益民任第十队副队长[13]。
　　3月10日下午，中国和大在北京饭店为志愿援朝的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17日，携带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国际医防服务队出发赴朝[14]。19日，国际医防服务队抵达朝鲜。26日，朝鲜新义州举行盛会，欢迎他们的到来[15]。
　　此时，另一支由江苏红会参与组织的志愿医疗团也特别引人注目。为了适应朝鲜战局新形势的发展，抓紧时机开展战伤医疗、难民救护、战区恢复等工作，以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加速完成制止侵略和保卫和平的光荣任务，2月30日下午，由南京市医务工作者266人组成的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在团长许殿和副团长朱潮的率领下由南京出发，前往朝鲜。出发前，和大南京分会、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等举行了2000人参加的盛大欢送会。
　　2月31日晚，南京志愿医疗团经过天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特派宣传组秘书杨宝煌等5人，北京分会派医师李鸿翔赶往天津，会同天津市各界代表前往车站迎接，向志愿医疗团致敬慰问[16]，并发出慰问函[17]，赞扬和鼓励他们的英勇行动，称“我们看到贵团的组织，有精密而完整的分工，并注意到环境卫生工作的配备，这种为革命、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和远视，使科学与政治任务相结合的光辉的典型，是本会今后大规模展开抗美援朝的医疗运动，最值得多学习的范例” [18]。
　　3月2日，南京志愿医疗团到达朝鲜前线后，复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总会在他们过津时派人前来慰问并赠送礼物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表示愿意贡献出一切力量从事救死扶伤事业，保证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任务，藉以答谢祖国人民对他们的希望和关怀[19]。
在朝鲜战地，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大队在积极治疗和看护伤病员的同时，接办了一家朝鲜人民军某医院。一方面帮助他们建立医院新的规章制度，医院的工作趋于科学化和规范化。在化验室和药房配备了朝鲜医护人员，并培养技术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成立朝鲜护士训练班，72位朝鲜护士参加了第一期培训，7月16日正式开课，6周后结业。为了照顾护士的日常护理工作，训练班每日分两组上课。训练方式不尚理论，注重实践，实行“教”、“学”、“做”一致的方法。学科设有解剖、护理、急救、绷带、细菌、药物、卫生等。来自江苏红会的张宇和担任朝鲜护士训练班的教师，李伟英、任志勤任助教[20]。
　　正是由于第一大队全体队员在朝鲜前后方的刻苦耐劳和忘我工作，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了许多典型的事迹，在大队8、9月份评功选模的活动中，共评选出17位成绩最优者。其中有常州分会的柴元庆、任志勤和韩文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特以京（51）宣字第400号文通报各单位[21]。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12月，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第七[22]两个大队30位模范工作者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功劳章[23]，江苏分会的任志勤、韩文娟、刘毓秀、柴元庆等位列其中。他们能够获得了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特殊荣誉，是与他们经常地以积极负责的态度为和平事业努力工作分不开的。他们热爱伤病员，热爱朝鲜人民，热爱工作，热爱人民财产，是医防服务队队员的楷模，当之无愧。
　　南京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在前方工作也非常突出。一年来，他们配合志愿军部队和野战医院进行内、外、五官各科的治疗工作。此外，进行了教学工作，协助部队医务工作者提高技术水平；协助部队医院建立规章制度；促进医院的正规化；研究推广了组织疗法；改进了部队医院营养工作；建立了血库；进行了环境卫生工作。在捐献武器活动中，220余人共捐出10800余万元（旧币——作者注，下同）和一些财物，等等。1951年12月27日，他们致信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业绩[24]，受到总会领导的肯定。

三

　　1951年3月16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颁布了《指导各分会各直属单位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计划》[25]，在建立抗美援朝会组织、订立爱国公约、组织第二批国际医防服务队等方面将抗美援朝运动不断地引向深入。6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以京（51）宣字第1993号文通知各地分会响应开展捐献“救护机”运动[26]，捐献飞机大炮，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早日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
　　江苏红会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响应总会开展捐献“救护机”运动的号召。在南京分会的动员大会上，副总干事姚浩然传达了总会的通知，带头捐献两枚金戒指，并表示将按月捐50个单位，掀起了分会的捐献热潮。分会会长也当场将分会前年送给他60寿辰的纪念品1枚金十字架（约重1两余）捐出，总干事吴耀麟捐出2枚金戒指，司机梁正维，调剂员范仲锵，护士刘爱英、崔惠兰捐献出他们的订婚和结婚纪念品金戒指，医护员李同余献出他爱人的1付金耳环，调剂员梁伯昭把他儿子的许多银饰和6枚银元捐献了……41位全体分会员工决心通过将个人薪津收入一部分按月捐出、太平路和中山路诊所每逢星期日上午照常加班，除药费成本外其余收入全部捐献等方法，争取在6个月内至少捐献2千万元[27]。
　　据不完全统计，南京分会截止8月15日已缴到捐款10584600元[28]。10月3日至10月15日，南京分会收到“救护机”捐款2230200元[29]。10月16日至11月10日，南京分会收到“救护机”捐款3365800元，常州市分会收到1036700元[30]。
南京分会员工在一次听取南京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副团长朱潮和该团防疫队副队长刘吟龙所作的医疗团工作报告时，获悉朝鲜前方急需盘尼西林药品，他们立刻购献200瓶，送交市医药卫生界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汇转朝鲜前线[31]。值得一提的是，10月25日南京抗美援朝志愿第三医疗团出发时，南京分会赠送1万粒多种维命他，为前方伤病员补充营养[32]。
　　江阴分会会务组自总会开展捐献“救护机”号召发出后，迅速组建“长红篮球队”。近1个月内，“长红篮球队”先后前往各地参加抗美援朝篮球义赛，全部门票收入作为捐献飞机大炮所用。该队在无锡、顾山、陈市等地比赛7场，均获胜利[33]。除义赛捐献外，江阴分会还组织了增产捐献和节约捐献[34]。
　　无锡分会积极推动全市医救福利界，发扬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共同完成捐献“救护机”任务。同时向重庆、洛阳、西安等分会积极应战——星期日不休息，义务劳动增加生产，将药品和材料成本费扣除外，其余所得全部捐献“救护机”，此项运动打算一直开展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35]。常州分会除一次捐献半个月薪工外，也决定自7月15日起，放弃星期天休息，将增产的全部门诊收入的一半捐献飞机大炮[36]。
　　烈属军属及残废军人的优抚工作是抗美援朝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951年6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分会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做好烈属军属及残废军人的优抚工作[37]。8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又以京（51）卫字第2881号文通知各地分会大力做好优抚工作，决定8月份为优抚运动月[38]。
　　南京分会响应上级指示，就自身业务范围内对烈军属予以的照顾特制订出治疗所在免费挂号及提前诊病、配方药费、外科敷料费及各科手术费、注射费、化验费、透视费、接生等方面具体的优待办法，优待办法自8月1日执行[39]。
　　8月1日（建军节）下午，无锡市分会邀请了30余位赴朝的国际医防队员家属，举行联欢晚会。在简短的仪式上，分会总干事蒋白鸥报告了医防队员在朝鲜的工作情况，并宣读分会对家属的慰问函。李念慈的父亲李宗纲、李伟英的姐姐陆蔚文、潘蓉华的父亲潘孚云以及公安局派出所所长、熙春街妇女代表龚晖先后发言[40]。江阴分会的优抚工作做得颇有特色。他们配合当地政府和人民团体，经常开展家庭访问，对特别贫苦和缺乏劳动力的烈军属予以人力和物力的帮助。同时与国际医防队员家属经常联系，时加慰问，按期转送总会慰问信及赠礼等[41]。
　　优抚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国际医防服务队在朝鲜前线出色地工作注入了无限的动力。1951年金秋时节，国际医防服务队在完成任务后陆续由前方载誉凯旋。10月24日，第一大队139人在黄超汉大队长率领下首批胜利归国（其余30人仍在朝鲜继续工作），倍受各界热烈欢迎[42]。
　　当江阴、无锡两队队员回到无锡时，无锡分会会长及医药界同仁、各界代表等2000余人在车站列队欢迎。欢迎会上张宇和队长致辞说：“以前从新义州至平壤需4天，回来时仅需10小时，从前只能夜里行车现在白天都能通行无阻，这种现象说明我们一天天在扩大的胜利，这些事实更鼓励国内人民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情，以期更快地打垮美帝侵略者。”
　　江阴分队归来时，恰值县第五届人民代表会议召开。500余名人代会代表连同政府首长、红会同仁、医务界以及学生、市民组成浩大的欢迎队到车站欢迎。代表大会特请张宇和（队长）为第五届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及大会副秘书，当晚特邀张宇和及孙瑞璐（队员）作报告，介绍美帝暴行、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的英勇战绩、医防队在朝工作情况、朝鲜妇女在后方加紧生产积极交纳公粮支援前线等情况。随后，他们又应邀连续在冬师训练班、医务界、各中小学、各人民团体等分别作报告近20次，听众约24000人左右。
　　为了迎接队员们的胜利归来，南京市分会的同志们深夜赶到浦口码头去等候，并召开了盛大欢迎会。常州、镇江等地分会、抗美援朝分会、医药界、各界代表也都是以欢迎会、座谈会、游行等方式热烈欢迎队员们的凯旋。他们应邀还在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等单位报告朝鲜前方英勇战绩、后方生产建设及中朝人民密切团结等情况，深受欢迎[43]。
　　随着国际医防服务队载誉凯旋，并举办巡回事迹报告会，各地群众抗美援朝的情绪更加地被渲染高涨起来，加强了中朝人民的团结和反侵略必胜的信念，对于积极参加捐献“救护机”运动和缴纳公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江苏红会是指江苏属地的中国红十字会各地分会。具体地说，建国初期江苏有南京、常州、青浦、长泾、无锡、镇江、武进等7个分会。（参见《1952年华东区各省市红十字分会人员经费及事业补助费预算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档案室，3卷；《中国红十字会华东各地分会1953年会务人员编制表》，江苏省档案馆，6卷第9页）
[2]《为组织救济朝鲜难民医疗队给各地分会的通知》（1951年1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3]《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组织医疗队的通知》（1951年2月3日），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4]《投入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江阴县分会（旧长泾分会）组织国际医防队经过》，《新中国红十字》第7期，第20、21页。
[5]《常州分会欢送援朝医防队同志北上》，《新中国红十字》第6期，第4页。
[6]《无锡市分会援朝医防队出发》，《新中国红十字》第6期，第7页。
[7]《投入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江阴县分会（旧长泾分会）组织国际医防队经过》，《新中国红十字》第7期，第20、21页。
[8]《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的组织经过及其任务》，《新中国红十字》第7期，第1页。 
[9]《常州和洛阳等分会同志来京报到开始学习》，《新中国红十字》第6期，第8页。
[10]《发扬白求恩大夫精神，为朝鲜人民服务！——常州分会同志笔谈》、《我爱父亲  更热爱祖国》，《新中国红十字》第6期，第9、10页。
[11]《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国际医防服务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4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0页。 
[12]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13]《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名单》，《新中国红十字》第7期，第12页。后来任职情况有所变化，杨迪群任第一大队大队部行政组副组长，兼任第一队副队长，萧益民任第二队副队长，张宇和任第七队队长。胡立人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参见《本会国际医防服务队及第一医防服务大队全体工作同志名单》，《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71页） 
[14]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308页。
[15]《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大队抵朝》，《新中国红十字》第7期，第15页。
[16]《南京志愿医疗团离宁赴朝》，《新中国红十字》第5期，第8页。
[17]《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给南京志愿医疗团的信》，《新中国红十字》第5期，第9页；《南京志愿医疗团过津时各界致该团的慰问函》，《新中国红十字》第5期，第8页。
[18]《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给南京志愿医疗团的信》，《新中国红十字》第5期，第9页。
[19]《南京医疗团到达前线工作，来函保证以完成任务答谢我会》，《新中国红十字》第6期，第3页。
[20]《本会国际医防第一大队接办朝鲜某医院》，《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24页。
[21]《总会特通报表扬17名最优模范》，《新中国红十字》第14期，第20页。
[22] 因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和朝鲜战场救护工作的需要，中国红十会先后组织和派出7个医防服务队。（参见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23]《本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第七两大队模范工作者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功劳章》，《新中国红十字》第24期，第30页。
[24]《新型的医务工作者在成长着》，《新中国红十字》第17期，第15页。
[2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导各分会各直属单位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计划》（1951年3月16日），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页。
[26]《本会为号召展开捐献“救护机”运动的通知》，《新中国红十字》第10期，第3页。
[27]《南京分会员工无比的捐献热潮》，《新中国红十字》第11期，第5页。
[28]《南京市分会捐献盘尼西林二百瓶》，《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62页。
[29]《“救护机”捐款数字一批》，《新中国红十字》第14期，第81页。
[30]《“救护机”捐款数字一批》，《新中国红十字》第15期，第42页。
[31]《南京市分会捐献盘尼西林二百瓶》，《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62页。
[32]《南京分会近讯》，《新中国红十字》第16期，第46页。
[33]《江阴分会长红篮球队义赛捐献》，《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62页。
[34]《江阴分会改组以来的工作》，《新中国红十字》第17期，第49页。
[35]《无锡市分会星期日门诊增产捐献》，《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62页。
[36]《我们要遵照总会的一切指示而前进（常州分会）》，《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40页。
[37]《本会号召做好烈属军属及残废军人优抚工作的通知》，《新中国红十字》第10期，第3页。
[38]《大力做好优抚工作》，《新中国红十字》第12期，第7页。
[39]《南京市分会订出了烈军属医药优待办法》，《新中国红十字》第13期，第64页。
[40]《无锡分会与医防员家属举行联欢会》，《新中国红十字》第12期，第29页。
[41]《江阴分会改组以来的工作》，《新中国红十字》第17期，第49页。
[42]参见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43]《各地人民热烈欢迎归国的国际医防队队员》，《新中国红十字》第17期，第18页。

 


两岸红十字会与“金门协议”
杨红星

内容摘要：“金门协议”是在两岸红十字会精诚合作之下得以签订的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书面协议。“协议”对两岸遣返问题的原则、对象、交接地点以及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而详实的规定，对遣返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两岸红十字会的参与见证之下，遣返工作顺利开展，这对加快两岸“三通”的步伐，发展两岸关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金门协议”  遣返  红十字会  两岸关系

　　“金门协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两岸红十字会携手签订的“第一个书面协议”，[1]是两岸联系与沟通的见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作爬梳，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处于长期的对峙、隔膜状态，但手足同胞的骨肉亲情不会为人为的障碍所阻隔，随着两岸关系的渐趋缓和，特别是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后，“两岸气氛缓和，亲情洋溢，来往沟通成为当时两岸关系的主流”。[2]同时，因探亲而衍生的经济、文化、贸易、观光等民间交流活动也日益繁盛，为时人所关注。可见，两岸的交流与沟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台湾当局仍顽固坚持“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拒绝官方接触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立性质的民间组织，红十字会理所当然的承担起两岸联系的纽带与中介。
　　为配合探亲工作，两岸红十字会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帮助下间接联系，共同开展两岸同胞的查人转信工作。“从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至1988年2月，仅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国红十字会就受理了海峡两岸查人个案30150宗，并且到1月31日已为124名台胞找到了他们在大陆的亲人，340名台胞台属用‘红十字通信’的方式和他们在台湾的亲人取得了联系。”到1992年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红十字会“共受理海峡两岸查人个案12万余宗，查到结果共24281宗，使8万名两岸同胞取得联系”。[3]红十字会可谓功勋卓著，功德无量。
　　在“金门协议”签订之前，在两岸红十字会的努力之下，两岸关系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1990年4月16日，两岸红十字会组织负责人第一次直接通话，应台湾要求，大陆红十字会救助了在宜昌发病的刘凤子女士。[4]
1990年6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敏章在总会训练中心会见了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徐亨先生和常松茂副秘书长。此次会见是海峡两岸红十字会首次直接接触，是两岸红会交往中一个新的突破。[5]
　　在徐亨会长的这次访问中，经过双方热情、诚恳而富有成效的会谈，就有关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今后工作协作达成了五项口头协议。此次会谈是“第一次历史性的工作会谈”，是“两岸授权机构进行事务性谈判的滥觞，也是两岸官方主管部门授权民间机构进行的首度接触”。[6]所达成的五项口头协议为三个多月后的“金门会谈”“铺设了有利的基础，即使连后来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的协商事务，也依然延续当时建构的议题架构，持续进行商谈”。[7]
　　两岸红十字会的倾力携手，使两岸关系的坚冰逐渐融化，也正是由于上述显著成效的取得，当又一次考验两岸关系的严峻时刻到来之时，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的落在了两岸红十字会的肩上。由于台湾方面奉行单向的非人道海上遣返作业，1990年7、8月间酿成极其惨烈的“闽5540号”、“闽平渔5202号” 两起海难事件，两起恶性事件中，共有46位大陆同胞含冤以殁。事件发生后，两岸震惊，台湾当局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迫于内外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决定中止不安全不人道的遣返方式。由此，人道遣返问题提上日程，而两岸红会重任在肩。

二

　　在前期磋商和准备的基础上，两岸红会于1990年9月11日至12日共聚金门，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代表韩长林、陈长文等对双方参与见证其主管部门执行海上遣返事宜举行工作商谈，经过坦诚友好的交流与协商，签订了两岸关系发展上的第一个书面协议——“金门协议”，内容如下：
　　一、遣返原则：
　　应确保遣返作业符合人道精神与安全便利的原则。
　　二、遣返对象：
    （一）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但因捕鱼作业遭遇紧急避风等不可抗力因素必须暂入对方地区者，不在此列）。
    （二）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
　　三、遣返交接地点：
　　双方商定为马尾——马祖（马祖——马尾），但依被遣返人员的原居地分布情况及气候、海象等因素，双方协议另择厦门——金门（金门——厦门）。
    四、遣返程序：
　　（一）一方应将被遣返人员的有关资料通知对方，对方应于20日内核查答复，并按商定时间、地点遣返交接。如核查对象有疑问者，亦应通知对方，以便复查。
　　（二）遣返交接双方均用红十字专用船，并由民用船只在约定地点引导。遣返船、引导船均悬挂白底红十字旗（不挂其它旗帜，不使用其它的标志）。
　　（三）遣返交接时，应由双方事先约定的代表二人，签署交接见证书。
　　五、其他：
　　双方应尽速解决有关技术问题，以期在最短期间内付诸实施。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得另行商定。[8]
　　审视“金门商谈”的全过程并结合当时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可以说“金门协议”的内容是对遣返作业和两岸关系问题的充满智慧的实事求是的客观解读，正因为如此，在之后的执行过程中才会取得显著的成效。首先协议对红十字会在协议执行过程中的“参与见证”的职责界定是准确而客观的，符合红十字组织的宗旨和原则，同时也是红会组织参与协议的前提和协议成功履行的保障。商谈中就双方的敏感问题如签字书写的年号和商谈主体的称谓等问题经过积极的磋商，最终达成谅解形成共识，显示出双方积极务实的合作态度。这对于协议的签订是至关重要的。单就金门这个商谈地点的选择来说，也充分显示出两岸合作的真诚。金门是两岸关系的政治敏感区，从“炮击金门”到“金门协议”，32年来金门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风向标，能够在金门进行商谈、签订协议，它的象征性意义不言自明。
　　“金门协议”的公布，在海内外产生强烈反响，台湾舆论普遍认为“这是40年来两岸关系的一大突破”，使两岸关系“跳出低谷，已出现曙光”。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这是一次堪称历史性的会谈，具有突破性的历史意义。”经历41年的漫长岁月后，第一次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相互间存在的问题，说明只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珍惜两岸人民间的亲情，中国人就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9]

三

　　“金门协议”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它的地位和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一）成功的切实可行的遣返方略。
　　“金门协议”卓有成效的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岸关系发展的海上遣返问题。协议签订后的十余年来，在两岸红十字会的参与见证之下，“从马祖和金门共接运私渡去台人员142批，27890人次，劫机犯罪嫌疑人3批，15人；向台湾遣送违法台湾居民45批，123人”。通过“两岸双向遣返工作的开展，严厉打击了沿海地区的走私、贩枪、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有效防范了台湾不法人员将大陆作为逃避惩罚的‘避风港’，遏制了两岸人员非法入境活动，为维护沿海地区安全、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10]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97年劫机犯的遣返成功，标志着“两岸在司法互助方面又迈出了漫长而艰辛的一步，而这一步无疑是应该载入两岸关系发展的史册的”。[11]历史证明，“金门协议”所规定的遣返原则和策略是极其正确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两岸红十字会功不可没。
　　（二）“三通”的起点
　　“三通”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金门协议”的签订，无疑向“三通”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金门协议”是“三通”的起点。1990年10月8日，两岸第一次遣返活动在马祖进行，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在两岸红十字会的参与见证之下，这次遣返活动获得圆满成功。“美国合众国际社称：这是开通了两岸之间的首次海上直达航线”。[12]从第一批顺利遣返开始，“两岸之间遣返工作从此一批又一批的顺利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实现了两岸之间的通航”。[13] “两岸直接‘三通’的关键是两岸直航”。从“1986年之前的互不通航到之后的间接通航，从1995年起分步开放通航到2001年的沿海局部直航，试点获得初步成效，间接通航程序也越来越简化”。[14]虽然两岸直航尚未实现，但直航的目标却已经不再遥远。 “金门协议”实现了海上遣返船只的直航，我们希望以之为借鉴，遵循这样的发展脉络，通过谈判协商谨慎而理智的尽快实现两岸全面直航，直到实现“三通”。
　　（三）对发展两岸关系的启示
　　对于两岸关系而言，“金门协议”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对未来处理两岸问题也具有启发性。“金门协议”是“两岸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和平协商找出了解决具体事物的方法，从此使两岸的谈判提到了议事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金门协议’是个前奏，它为两岸正式授权的民间组织（海协会、海基会）商谈铺路、催生”。[15]同时，“金门协议”开创了两岸通过民间渠道解决广泛而重要的、更具有官方色彩的问题的先例。两岸红会的积极参与，使得“金门协议”得以顺利签订和执行，使得海上遣返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使得两岸关系取得重大的拓展。所以说，在发展两岸关系的过程中，红会以及其它民间团体的力量不可低估，甚至说可以作为一种借鉴的思路。“金门协议”的成功签订和顺利执行是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需求，代表了两岸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和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缘于此，可以说“金门协议”昭示了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
　　中国红十字会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16]两岸红会对“金门协议”的积极参与正体现出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一宗旨。由于两岸红十字会的参与见证，实现了真正安全人道的海上遣返作业，保护了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同时也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步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两岸红十字会以其特殊的地位、特有的方式，用人道主义的暖流融化了40年的“坚冰”，特别是在“金门协议”的商定和履行过程中，两岸红十字会的功绩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相信两岸红会的继续携手，会为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谱写出更加动人的华章。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1] 王永钦主编：《中国结——两岸关系重大事件内幕》，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2] 王永钦主编：《中国结——两岸关系重大事件内幕》，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3] 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页。
[4] 王永钦主编：《中国结——两岸关系重大事件内幕》，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5] 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
[6] 王铭义：《金门协议——国际红十字旗下的两岸红会谈判》，《金门商谈漫记》，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7] 王铭义：《金门协议——国际红十字旗下的两岸红会谈判》，《金门商谈漫记》，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8] 《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代表在金门商定海上遣返事宜》，《人民日报》1990年9月20日。
[9] 参见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
[10] 张凤山：《“金门协议”：两岸签订的第一个协议》，《两岸关系》2002年第2期，第39－40页。
[11] 乐美真：《金门商谈漫记》，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12] 张凤山：《“金门协议”：两岸签订的第一个协议》，《两岸关系》2002年第2期，第39－40页。
[13] 方庆云：《“三通”的起点——忆金门商谈》，《金门商谈漫记》，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14] 李非：《两岸直接“三通”的关键是两岸直航》，《两岸关系》2002年第8期。
[15] 李立：《“金门协议”：两岸联系的见证》，《两岸关系》2002年第11期，第40页。
[16]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活跃在抗战前期红十字战地救护的第一线

　　1937年初，庞京周接任了红会秘书长工作。这一安排是卫生署长刘瑞恒酝酿准备近半年的结果。在绥远战事中，庞京周第一次赴绥远回到上海后，刘瑞恒又专约他于1936年年底与之再度赴绥远。刘在战时人事布局方面早已属意于庞京周先生，可谓成竹在胸。两人北行逗留北平之时，正好是西安事变之日，南归时事件已和平解决。刘瑞恒曾向庞先生示意，应当作应变的长远打算，庞先生深表同意，俩人都预见中日之间难免一战。刘曾经与庞先生筹划，一旦战事起来，应当把卫生勤务放在红十字会、军医署、卫生署三方的联合机构之下，以便利用国际红十字会公约，整合救护力量。这一部署，可概括为“战时三合一”。
　　庞京周出任秘书长后不久，3月间刘瑞恒请准任命他为卫生署的简任技正，并且为他配了两名高级助手，以研究应变对策及集训人员为主要任务。刘瑞恒兼军医及卫生两署之长，并擢升金宝善为卫生署副署长。这就是刘瑞恒为战时的“三合一”架构在人事方面所预先进行的铺垫工作。而庞先生，既受此命于危难之秋，凭过去的经验及与上海各方的关系，也颇为自信，立即全身心投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救护工作与当时的军事准备一样，处于应变不及的形势。卢沟桥事变后10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声明[1]，旋召庞京周先生上庐山垂询救护准备情况。7月17日《申报》报道说：“沪总会秘书长庞京周，适于九日因公赴庐，因中途消息日趋紧张，当即于沿途各埠，随时电华北救护委员会，指示一切”；“因南京电促，复匆匆于十五日下山，遄程东下，昨晨过宁，竟日与卫生、军医两署会商救护事业各要案。”庞氏在1937年《红十字月刊》上所发《抗战中救护事业底一个断面》文中提到：“这次华北战事发生，京周奔走京沪庐山间，曾对救护事业，做过几次演讲，发表过三四篇文字，并且播过一二次音，有所报告，有所论列。”时势的紧迫，改变了很多持观望态度的人，使他在集才、集资、集物等方面的工作逐渐主动，进展较快。
　　紧接着，“八·一三”炮声响起，在人民大众群起报国的形势之下，红十字会以上海为中心，沿京沪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战地救　护工作。当时庞先生既要作为领导处理会务，又要指挥救护队，视察收容治疗情况，必须经常往返于京沪之间。在紧张劳累中，他胃溃疡出血，无从治疗，只能勉强服药止痛，每天靠吃些苹果及饼干随时充饥维持。在他撰写的《抗战与救护工作》一书中[2]，关于“救护工作的调度”有如下描述：“前线某处有伤兵，某时有伤兵，某院有空床，某院已额满，某路可通行，某处可输送，某院有伤兵可出院，某院可转院，某处可设队所，某处可设医院，情势变迁以后，某队可移设某处，某院可如何改组，某处应增设队院，某时应分送某处，凡此种种，主持其事的人，都应该随时调查设计，接洽联络，调节布置。务能随机应变，多方划策，力求从容不迫，出纳自如。” 这正是他当时工作情况的写照，压力之大与头绪之多绝非和平时的常态可比！
　　8月下旬，刘瑞恒称，得到宋美龄的授意，要利用上海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南京“设立打破世界纪录能容五千床位之大规模重伤医院”[3]，以期为持久抗战救护准备条件。作为总会秘书长，该伤兵医院由庞京周先生主持筹办，国民政府给予财力上的支持。[4]
　　庞先生承担组建伤兵医院的任务后，充分展现他筹划开拓局面、在没有成规可循的情况下达到目标的才干，其投入精神与工作狂热超乎常人。他每每于夜间驱车在京沪道上，白天分在两地处理各种事务。终于在不到10天功夫，动员了上海医学院崔之义、邵幼善等教授及开业外科医师十数人及一批护理人员，随带多架X光机及大量器械应召赶赴南京，再在南京作必要补充。于前中央大学内组织起有5000床位（一说3000床位）的首都伤兵医院，并收治伤兵。庞先生任院长，陈崇寿为副院长。首都医院不愧是“伤兵医院之冠”[5]，规模之大与组成之速为世所罕见，不能不说是抗战初期救护工作的一件大事，成为当时对国际宣传的资料。《良友画报》[6]就曾刊印在中大礼堂顶上漆有大红十字标志的伤兵医院大幅鸟瞰照片。它的创建，为沪宁沿线抗战提供了有力的救护保障。可惜由于战事急转，偌大的医院，开办仅一个月，发挥效用的时间非常短暂。这件事，从上面的决策来看难免有好大喜功的成分，造成失误，并促使人们认识到“组织机动性之医疗队”[7]，更切合战争变化的态势。但作为具体执行者的庞京周先生在此事中有着令人难忘的出色表现，可以说是创造了战地救护事业中的一项奇迹。                             
　　南京形势危急，庞先生曾由上海驱车前往南京，力图转移伤兵，中途竟已被阻，只好折向宁波，弃车就船回到上海，再急往香港，飞武汉。当时由南京溯江西撤的伤员和救护人员已先到武汉。不久，刘瑞恒偕同协和北下的林可胜教授等一行也抵达武汉。于是刘瑞恒、林可胜及庞京周三人共同重整队伍，成立了新的救护总队，林可胜任总队长，下编分队，派赴各地。在此期间，红十字会理监事先后转移香港，共同商讨组织红十字会总会办事处于香港，以便接收侨胞及国际援助，转供内需。庞先生便于1937年末离开武汉飞到香港，仍任秘书长主持日常会务。红十字会的办事处与救护总队由此内外分家，庞先生则脱离了实际救护，在香港处理红十字会办事处事务至1939年。

图7：1939年6月从香港赴贵州途中与大女儿合影

　　1939年夏天，红十字会收到爪哇华侨指名捐助八路军的一大批药械及食品。庞京周先生受托由香港将这批物资亲运至武汉，并与林可胜一起代表红十字会，组成车队送达延安。毛主席曾接见了他们并作了抗战形势与持久必胜的谈话。                       
　　关于这次会见，庞京周的女儿回忆说：“我父亲给我讲过他到延安的情况。说毛主席是在窑洞里接见他们的，谈话的主要意思是对他们送医药到延安表示感谢，并谈了当时抗战的形势。我父亲清楚记得毛主席称蒋介石为‘蒋先生’，口气很客气，称他为‘庞先生’。毛主席指着周围的简陋环境说：‘蒋先生对我们也太不公了。你看，条件很差，物质医药都很缺乏，希望你们能呼吁一下，多给我们一些帮助。’还拿出烟来说：‘这是人家送的好烟，请庞先生抽。’”                                                    
　　他们一行在延安还曾与傅连暲及初到延安的白求恩大夫等人会晤，了解八路军救护工作的情况。
　　由于红十字会香港办事处所募集来的外来物资及捐款等，原本没有定数，办事处极难根据情况协调供求之间的矛盾。庞京周深感疲于周旋，无实功可言，遂萌发退志。  

重庆空袭救护舍家失子

　　从1938年10月开始，日本对当时的陪都重庆展开狂轰滥炸，许世英主持的赈济委员会拟组织空袭救护。他了解庞先生的处境，于是邀请他到重庆组织空袭救护委员会。庞先生放弃了香港的安定环境，辞去红十字会的职务，轻装赴渝。
　　自1939年冬到来年春，他主持空袭救护委员会利用重庆雾季空隙，招致人员，组建院队，使重庆的空袭救护组织粗具规模。
　　在他任主任委员的期间，重庆遭到了最为严重的轰炸，一天内几次拉响警报。空袭救护委员会除了组织老百姓进入防空洞，还要在轰炸结束后，到被炸的地点清点伤亡情况，抢救伤者，掩埋尸骸。有时，前一场轰炸的善后工作还未完毕，下一次轰炸即至。他总是冒着危险亲临第一线进行指挥，不顾当时经常胃出血，以带病之身发奋工作。在此期间，他顾不上家里人的安危。连大女儿结婚都没时间参加，请别人代为主婚。外孙女发高烧，病情严重，他在工作间隙中匆匆赶去，给了些药物指导，又奔赴救护现场。他和大女儿同在重庆居住，这仅是惟一的一次看望，事后他提起来，总是感到十分歉疚。更让他感到内疚和难过的是当时他的夫人怀孕，怀的是儿子，已经4个月了，由于怕影响空袭救护工作，他毅然决定打胎。当时重庆找不到专业医院，只能在一个作为临时救护手术室的简陋的茅草屋中，通过腹部开刀手术打了胎，使他的夫人冒了很大的生命危险。他并非是一个漠视家人的人，相反，他极重感情，但在投身一件关系到许多人性命的事业中时，他是果断、决绝的。
　　在庞京周先生义无反顾地承担重庆空袭救护工作一年半后，他又接到新的召唤，以他的专长——热带病防治——投身滇缅铁路卫生事业。 

                                 
深入西畿，芟夷瘴疠

　　在国难深重的1938年冬至1942年春，筹商已久的滇缅铁路终于正式兴建。素以有见识和干练著称的交通部政务次长曾养甫兼任督办。由于铁路所经边远地区是恶性疟疾流行区，传染病已肆虐了几百年，曾养甫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几乎把当时国内的热带病学专家“一网打尽”。他从庞京周的同学朱家骅处得知他擅长热带病的医治并且善于开拓局面，就请他和曾获得美国康涅狄格州医学博士、来自湘雅医学院的热带病专家应元岳分别担任了卫生处正、副处长。
　　庞京周一到任便雷厉风行地开展工作，当年9月至次年初，他陆续从上海一带及后方各地招收医护人员达300余人，设大小70余个医疗单位，深入到滇西瘴疠之地，为沿线30万民工及工程人员展开医疗及预防工作。他们是一批忘我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白衣战士，以治病救人为天职，完全不顾自己可能被传染，可能发生生命危险。他们的工作不仅提高了当地医务人员的治疗水平，提高了他们的医德，还研究出一套诊治、用药的措施，对这一地区传染病的防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京周不仅承担行政工作，亲自治病防疫，还组织培训年青医生。在滇缅铁路，他深得手下工作人员的拥戴。他对工作人员生活上很关心，但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时，态度又极其严厉。工作人员对他都很感念，其中有的人解放后在北京做了部级干部，到上海还总是来看他，甚至到他被打成右派后也未中断。他们认为“庞处长是真爱护我们的”。
　　经过了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奋战，这条铁路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可以铺轨。不料国际风云变幻，当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战局急转直下。滇缅铁路到1943年春夏间被迫停工，人们含着眼泪把用血汗建成的路基桥梁炸毁。而参与工程建设的所有人员也转瞬间变成家无隔夜粮、需要被安置的人员。
　　此时滇缅铁路工程处改为隶属军委工程委员会，卫生处名义上虽然也同时改变隶属关系，称为卫生组，实际上仅仅保留少数人员在昆明草海边上设一所医院，借以办理结束事宜，庞京周承担了善后工作，藕断丝连般拖了将近一年。
　　在这一年中，他负责对人员进行安置遣散。工程兴建时是“重中之重”，经费充足，办事顺畅；工程下马后被视为累赘，经费捉襟见肘，办事曲折烦难。他知道手下这些工作人员为滇缅铁路卫生事业吃尽苦头，如果一脚踢开，岂不太残忍？于是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每个人负责到底，不仅安排生活出路，还想方设法为他们介绍工作，直至妥善安顿。
　　1944年秋冬之间，贵阳告急，庞先生才自驾车转辗由昆明经贵州赴重庆，途中走了近3个月。1945年初到达重庆暂时息肩养晦，此时离抗战胜利只有半年多了。

图8：庞京周先生所绘山水扇面手迹

“他对年轻人充满爱才惜才之心！”

　　抗战胜利，庞京周先生于1945年7月离开重庆回到上海。
　　在抗战中，他亲历了最危难困顿的局面，没想到胜利之后，政治仍然难见清明。他目睹不少发胜利财的人种种不轨之行，心中愤然，闲中就所见所闻，写了一篇《上海一月记》寄予亲友，以泄胸中郁闷。这篇文章为重庆《新华日报》所得，隐名发表。洪兰友曾对他说：“兄何少见多怪，自名耿直，实近天真，如何能做官?”一语点破他的个性特点。以后眼见官场上贪污腐化日盛一日，庞先生自知赶上时势动荡，不如以技能谋生，独善其身而已。
　　除了二度开业，他还投身到办临大、办培训班上。两次办学都是针对社会上一部分弱势个体的问题，他对这部分人的命运怀着深切的同情。
　　抗战结束后，上海沦陷期间德国人在同济校址办的医学院和汪精卫政府办的医学院都被视为“伪”字号，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半途而废，拿不到毕业文凭，面临失业。整编“伪”校学生是一个临时性质的任务，没有舍已精神一般人不愿意接手；但若没有经验与号召力，没能力延聘教授，又无法承此重任。庞先生觉得这些学生没有着落，极不公道。1945年至1946年期间，他接受委派出任临时大学医科主任，任务是接收以上二校的学生，组织复课，经考核后转入各规定院校。他凭借原有的社会关系，聘请了许多知名教授，其中不少是他的同学，看在他的面子上去讲课的。正如他的女儿所说：“他对年轻人充满爱才惜才之心！学生中有一些人读书很用功，他就非常欣赏。他跟学生关系非常好。”到了第二年的暑假，学生们各得其所，临大即告结束。后来，这批学生经常成群结队到家里来看望他。很多人执弟子礼十分恭敬，几十年不变。他们中不乏后来颇有造诣的医生，谈到临大一年多的学习经过，对庞先生铭感至深，他们说庞先生在他们最无望的时候，满怀热情地为他们的前程着想，付出许多精力。
　　1946年临大结束不久，庞先生又为上海无照开业的医师办了一个训练班。当时他发现一个问题，说：“上海现在有很多庸医，在闹市区弄个诊所就开业，到处贴广告。他们虽然有点医学知识但不是很全，很误人的。毕竟是不科学、不卫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都是半途出家呀！” 那些医生没有执照，生存没有保障，经常被人取缔。所以这个训练班既对病人有好处，也对这批人有好处。他利用上层关系，跑卫生局、社会局，盖图章，不停地奔走，在格致中学借了课堂，用晚上时间业余上课，请的教师都是上海的医界名人。他还亲自置办教学用品，自己制定教学计划，一切按正规学校进行。学生学习医学基本知识，进行基本训练。这个班的学生不少已到中年，重新读书，非常用功。通过卫生局的甄别考试后，他们获得正式行医的资格，从此光明正大行医。训练班于1947年结业，获照行医的人，都对庞京周先生十分称颂。正如他女儿所说：“我觉得他是很有眼光的，常常会以独到的眼光，发现一些社会问题，而且行动性强，去解决问题。”

“国家建设我有份，挺起胸膛活几年”

　　1948年庞先生因患视网膜剥离，停止了诊所业务。但他仍带病在广播电台开设医学讲座。他的讲座面对广大群众，结合日常生活习惯，深入浅出，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并为听众现场解答问题。由于他知识渊博，思路敏捷，加上语言生动风趣，回答听众问题时如同与朋友聊天，故而深受广大听众欢迎。当时成为上海滩一档“响当当”的广播节目，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至今有些80岁以上的老先生、老太太提起此事，还自称当年是庞医生的忠实听众。此事他一直坚持到1950年电台改制才终止

 

图9：在亚美广播电台的工作间里。

　　1955年到1956年间，陈毅在上海召开知识分子大会。他女儿回忆：“我父亲开完会回来兴奋极了。他说：‘共产党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我一定要响应号召，为国家出力。’当时他开业每月能收入800至1000元，如果到国家医院最多只能挣300元，到基层门诊部只能挣200元。他急切地要为国家效力，等不及杭州某大医院院长的职务，就着急地到上海卢湾区门诊部上了班。开始是一周3个半天，但他非要全天工作。对方觉得他这个医生太大，用不起。可他由于解放后多年不参加社会活动，急于投身到社会中来。他那时候一口一个为国家效力，说不管单位大小，只要能为人民服务就行。”
　　于是，庞先生放弃了开业行医的工作，全天到门诊部上班。令人遗憾的是，不久反右运动展开，平时就口无遮拦的他，在这个不容易凑够右派名额的基层小单位里，“当仁不让”地被打成了右派。罪名是“反苏”、“里通外国”、“反对工农干部”、“犯了‘以内行反对外行’的错误”等等。被迫扫地、看门，做惩罚性劳动。
　　他的身体和情绪都受到极大打击，令他最为痛苦的并非一落千丈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改造，而是没有机会再用医术服务社会。
　　门诊部后来安排他到保健科，负责到基层普及卫生知识，他觉得又有了用武之地，工作非常尽心。他对医药卫生科普教育怀着很大的热情，即使被打成右派，即使有病在身，为了培养单位的卫生员，他亲自编写了许多通俗适用的教材，十分认真地给卫生员讲课。作为一名医学博士，讲的都是最基础的知识，可是他一丝不苟，十分重视，还与普通的卫生员结成忘年交，友谊一直持续到他临终。
　　出于一颗博爱之心，解放后他在本职工作之外，对单位内外的各种培训，一直是有求必应；在投身公益事业方面，更是当仁不让，贯彻始终。
　　1961年他终因积劳过度，无力上班工作，转而致力于研究医史。早在50年代中，他就到北京参加了中华医学会年会，担任上海医史学会秘书长，辅佐汤元吉理事长组织会务活动，著有《中国疟疾史》、《结核病史话》等文。到他逝世时，尚遗有若干传染病方面及中西医结合方面的笔记及草稿，可惜未能成文问世。
　　他在给女儿的题诗照中写道：“微露佝偻削两肩，鼻纹眼睫增衰颜。国家建设我有份，挺起胸膛活几年。” 这“我有份”和“挺起胸膛”几字，特别能显示他的性格特点。  

     
图10：1961年寄给儿女们的照片及自题诗

“却有一人同识得，形如鹳雀气如龙”

　　庞京周先生交往广泛，朋友遍布海内外。首先他作为开业医生既露头角，加上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容易为人所识，也便于结识他人；二者他开拓经办的事较多，上下共事及各方合作者十分广泛；三因前后20年门墙桃李，师生之间的友谊久持不衰。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的知识面与兴趣特别广泛，谈笑风生，无所不及，因此，乐于与他相交的人很多。

。 

                                  
　　庞京周先生逝世前一年的1965年夏天，曾专为访晤老友而来北京儿女家小住，那时他身体已经非常衰颓，咳喘不息，步履艰难。他自我判断是罹患了肺癌，但因诊断不出，一直按肺原性心脏病治疗。他自知不久人世，发信约诸位好友屈驾来寓所相叙。应约而来的友人，有张孝骞、沈谦、周纶、龙伯坚、叶圣陶、顾颉刚、朱学范、王伯祥、荀慧生等人。章士钊先生两次前来，长时间与庞先生躺在床上倾谈。有一天，庞先生又特约章士钊先生及其他三、五老在寓所便餐，他亲自下厨烹饪以饷众人，深知庞京周的章士钊先生即席赠他绝句云： 
　　音踪先后马牛风，六十年来万事空。
　　却有一人同识得，形如鹳雀气如龙……
　　士元德操各丰裁，说到斯人士欲哀。
　　今日却留余影在，谈兵谈隐更谈才。
　　从这首诗中可见庞先生的广交多趣与晚年坎坷。庞先生的身体修长而消瘦，“形如鹳雀气如龙”这句，被在座各位赞为传神妙笔而相互传诵。 

图12：章士钊先生赠诗手迹

　　庞先生病危及去世时，由于“文革”的缘故，其他儿女共5人，都没有往侍汤药，也没有前去奔丧。身边只有夫人和住在上海的小女、女婿3人为他送别，景况凄惨。
　　他晚年一直不断叮嘱小女，过世后，他的遗体一定要捐献给医学解剖事业。因为他长期教解剖课，深知教学遗体的难得。但由于文革造成的混乱，这类事当时没有人过问。他在最后时刻，还嘱咐小女：“你去二医大找郭镜研，把我的遗体捐给二医大。”
悲夫，医者之魂！生前死后，一切一切，都属于医学事业。
　　他去世后经解剖而得知是死于肺癌，由于大动脉遮住了肿瘤，未能检查出来。
　　庞京周医师按照自己的生活哲学，日做倍人之事，过完了他所追求的“浓缩的人生”。这人生，浓缩的是慈善与博爱，是生生不息的红十字人道精神！ 




[1] 参见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精华丛书》第3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  庞京周：《抗战与救护工作》，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3] 《中国红十字会将恢复野战救护队》，《申报》1938年4月6日。
[4]  参见《红十字会在京筹设伤兵医院》，《申报》1937年10月5日。
[5]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编印：《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要》（1946年内部印行），第1页。
[6]  由伍连德在上海创办的良友图书公司于1926年首创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综合性新闻画报。
[7]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编宣股编：《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要》（1946年内部印行），第6页。

有一个名字不该忘记
——中国红十字会会徽图案设计者探秘
张希林

　　在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历史长河中，有一些璀璨耀眼的“明星”，被人们景仰和赞颂；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凡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被人们淡忘。
　　吴飞英，就是这样一颗鲜为人知的“凡星”。
　　对于全国红十字工作者来说，有一个标志是再熟悉不过了，这就是中国红十字会会徽：金黄色橄榄枝环绕白底红十字；可是提起吴飞英，又是再陌生不过了。有谁会把这陌生的名字和熟悉的标志联系在一起？可正是这陌生的名字，编织了寓意深刻的人道花环，被我们高擎和挥舞。
　　这是一个不该忘记的名字，光阴荏苒，弥足珍贵。
为了弄清中国红十字会会徽问题，笔者向几位不同时期在总会工作过的老同志请教（包括旧中国时在总会工作的沈新路、朱子会，建国初在总会工作的蔡壬癸、张玉芳、马天民，“文革”后在总会工作的曲折、葛志林等），并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经过认真分析，可以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红十字会会徽的图案最初被采用是在建国后，即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以后，而图案的设计者应为吴飞英。
1920年7月17日，吴飞英出生在浙江省嘉善县一个开设酱园兼糟坊的家庭里。中学毕业后在上海和嘉善的小学任教。
　　1937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神州。年近弱冠的吴飞英，正书生意气，参加了嘉善县抗日后援会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他们一路唱歌，演抗日街头剧，刷抗日标语，浩浩荡荡，来到湖南长沙市。国民党长沙市党部认为该队是非法组织，下令予以解散。20多个青年四散而去，吴飞英因无门路，在长沙流浪生活一月有余。后巧遇原宣传队副队长王某，由他介绍吴飞英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工作。
　　从此，吴飞英与红十字结下了不解之缘；红十字也融入了吴飞英的生活甚至生命。
　　抗战八年，吴飞英一直随救护总队部转战湖南、贵州和重庆。曾在事务科做些后勤服务工作；后被分配到医务科专职美术工作，画大幅地图，绘制各种统计图表，把当时救护总队的动向，在地图上移动小旗标注。
　　1945年，抗战胜利。救护总队撤销，人员解散。吴飞英因有绘画专长被总会留下。后随总会“轻舟返都队”历尽艰险返回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吴飞英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行的《新中国红十字》（后曾改为《爱国卫生》）月刊担任美术编辑，负责封面设计、插图等。（在1951年《新中国红十字》8－11期“卫生常识讲话”急救栏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吴飞英配的插图）其间，曾于1958年12月，随13位同志下放河南武陟县劳动锻炼一年，1960年12月，随同中央万名下放干部到浙江余姚，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63年，历尽坎坷的吴飞英，终于叶落归根，调回故乡嘉善，分配在人民银行担任储蓄宣传工作。1982年8月，退休。
当笔者辗转向吴飞英了解会徽图案的设计情况时，他非常认真地写了几份材料，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并附寄了一张身着西装的彩色照片。从耄耋老人那饱经风霜的面容和略显凝滞的眼神中，可以感觉到一种悲凉和沧桑，同时也将我们带入历史的时空隧道……
　　在现有可查的历史资料中，最早出现与现今采用的会徽外形上相近的图案，是1913年出版的《人道指南》和《中国红十字会杂志》上使用的标志：左侧嘉禾（长得饱满的稻穗——笔者注）右侧橄榄枝环绕白底红十字（见下图）。在《中国红十字会杂志》上并有一说明：红十字会标识万国一例，惟土耳其改用红月牙，忌讳也。本会创始之初即于十字旁加花纹沿传已久兹仍之，惟改用嘉禾藉合于国徽云尔。
　　在1913年根据章程设计的五级会员徽章图式上，均采用了白底红十字环绕左侧嘉禾右侧橄榄枝的图案。
关于这个图案的设计者已无从查考，而该图案与现今采用的会徽图案外形虽然相似，但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在旧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资料中，未曾发现现今采用会徽的图案，除上面提到的图案外，常见的多为白底红十字标志。
　　据吴飞英回忆，1944年，他在贵阳图云关红十字救护总队任总务科事务员时接受了一项任务，负责印制一批信封。看到信封上光是一个红十字标志，显得太单调了。想到各国红十字会寄来的信件也不光是一个红十字，均加了一些花样，有的加了个圆圈，有的加了些线条等装饰，于是，就“自作主张”加了点花色，在红十字下端画了半圆形的橄榄叶，象征“和平”、“博爱”之意。（这可能是吴飞英的第一次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建了一个大会议室，需要做一个红十字标志装饰一下，吴飞英领受任务后依据自己的思路（延续和发展），设计了一个立体式灯光木制的红十字标志，他又一次“自作主张”，在红十字周围加了象征和平的金色橄榄叶作为花边图案，得到领导的认可。“说实在的，当时任何人都没注意，连我自己也不过是想尝试一下，加上装饰，使红十字显得饱满不单调而已”，“后来就一直沿用下来，形成现在的红十字会会徽。”
吴飞英当年设计制作的立体灯光红十字标志，现已不复存在，在能够查到的照片资料中亦遍寻不着。但是，从下列线索中，吴飞英的设计思路依稀可见：
　　1951年，总会印制的《新中国与新红十字》小册子中，采用了橄榄枝环绕白底红十字图案（单侧9组，每组为3叶并列）；
　　1954年，为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立50周年发行的纪念邮票一枚，图案与现今采用会徽的图案一般无二（单侧橄榄叶8组）；
　　1957年，全国红十字工作会议会场上悬挂的红十字标志，为橄榄枝环绕白底红十字（单侧橄榄叶14组）；
　　1963年，李德全在纪念红十字运动100周年大会讲话的照片上，可见会场悬挂的红十字标志，为橄榄枝环绕白底红十字（单侧橄榄叶14组）；
　　1979年，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会场悬挂的红十字标志，为齿轮与麦穗环绕白底红十字；
　　1985年，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会场悬挂的红十字标志，为橄榄枝环绕白底红十字（单侧橄榄叶3组，正中下方有“中国”两字。据葛志林回忆，这个图案是他根据蔡壬癸提供的原有资料设计的）；
　　1990年，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会场悬挂的红十字标志，为橄榄枝环绕白底红十字（单侧橄榄叶8组）。并且由大会通过的章程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使用金黄色橄榄枝环绕的白底红十字标志作为会徽”（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首次用章程的形式确定使用会徽）。
　　随后，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除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会徽为金黄色橄榄枝环绕的白底红十字”外，还都附有带比例的会徽式样（见下图）。
　　由此可见，吴飞英设计的橄榄枝环绕的白底红十字图案，从建国初期，就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标志被用于正式、公开场合，虽然不同时期的图案略有变化（主要区别在橄榄枝的数量不同，有9组、8组、3组、14组之别；而1979年采用的齿轮与麦穗图案，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对红十字会的影响），但象征“和平”、“博爱”的主题却始终未变；只是到了1990年，才正式被确定为中国红十字会会徽。
　　历史总是在偶然与必然的轮回中选择前进的方向。回顾中国红十字会会徽演变进化的过程和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红十字会会徽图案的设计，既包含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养分；由一个简单装饰的标志最后确定为会徽，浸透了许多人的心智，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砥砺，在带有相当大偶然性的同时又反映出一定的必然性。偶然、简约，必然、规范，似乎验证了这样一条历史的法则。
　　对于红十字工作者来说，当我们看到白底红十字标志时，对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先生的景仰之情会油然而生；我想，当我们看到金黄色橄榄枝环绕的白底红十字时，有一个名字不该忘记，那就是——吴飞英。
（注：2006年4月初，本文作者曾受总会领导的委托，随总会办公室、报刊社的几位同志赴浙江嘉善看望吴飞英。）

作者单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