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26日《民立报》、11月27日《申报》相继刊登了《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这个《一览表》称得上是中国红会史上的重要文献，本文进行整理分析，供研究者参考。

　　一、原文

　　（第一届报告九月廿六日止）。
　　驻沪医队医院总医院（徐家汇路七号）、分医院（天津路八十号）、事务所（三马路十八号）医士：哪咸亨司德、江苏侯光迪、安徽黄子敬、宁波徐生棠、广东王吉民、广东关日襄、浙江陈家恩、广东邓祥光、湖北周光松、英国士美女医士。看护：江苏邵莹珍女士等十人。武汉战地医队：医士英国柯师、丹（麦）国峨利生、英国班纳、江宁王培元、广东杨智生；会计员杨仲言；医学生曹洁卿、朱恒璧、约瑟、王锡炽、郑咏春、方景和、周赓诗、蒋士焘、王耀、曾松龄、曹晨涛、朱恪臣、朱寿田、郁廷襄、李其芳、王翕、曹省之、章子玉、邱仁高、孙国镇、陈鲁珍、王韬；救护队长盐谷铁钢（前日本陆军医队）；看护妇丹国克立天生女士（本会医院看护）、日本细谷松子女士（日本赤十字看护）、英国李安登女士（沪宁铁路医院看护）、袁增瑛女士、徐祉君女士、傅光宇女士、范孟园女士；调剂看护人林春山、陈玉麟、曹桂卿、陈侠毅、俞鸿昭。
　　武汉分会医院：武圣庙普爱医院英国普富医士、英国魏女医士；同仁医院美国马医士、美国梅医士；普济医院美国雷盛休医士、美国雷盛休夫人；仁济医院英国吉立生医士、孟医士；天主教医院英国汤医士、英国艾医士，看护英国富女士，帮看护英国克迪女士。
　　南京联合会医院：金陵医院（汉西门）、贵格医院（螺蛳湾）、基督医院（鼓楼）医士：美国施尔德、美国包医士、刘仲□（字迹模糊）、相又新、汤润生、章雨农、高映轩、茅拔、杜耀峰、沈镜吾、许竹君、孙龙翔、陈召恩、张维新。
　　常熟分会（医院在陶家巷）：周惠莲女医士、周晋麒女医士，看护孙志英。
　　厦门分会：医士史惠敦。
　　无锡分会：普仁医院李克乐医士。
　　苏州分会：天赐庄齐门外福音医院魏医生等二员，博习医院英国柏乐文医士等三员，看护（人名续刊），通商场广仁医院意国白医士等二员。
　　长沙分会：英医李福而，英医许谋，英医刑医士。
　　宜昌分会：医院地址、医士衔名续刊。
　　安庆分会：美国□（字迹模糊）荣华医士，美国铁楼医士。
　　杭州分会：广济医局美国梅□（字迹模糊）根医士。
　　芜湖分会：美国赫怀仁医士。
　　九江分会：经理员饶敬伯法政博士。
　　吴淞分会：经理员张玉墀，医院广义善堂旧址，医士曹文贵，医士陈森如。
　　沪宁铁路协赞会：南京车站红十字专车、上海铁路医院。
　　南昌分会：经理员饶敬伯法政博士。
　　上海城内分会：医师顾宾秋等二十员。
　　福州分会：耶稣联合会会长戴勒医士，会计梅教士，书记何教士，西医四员。
　　扬州分会：红十字医院左卫街，经理员袁体仁。
　　清江分会：经理员龚少渤。
　　此外，尚有“名誉经理员”、“经理捐款处”、“总收捐事务所”、“第一届特别会员”、“第一届正会员”。此略。

　　二、跋

　　红十字会第二届分会职员《一览表》有没有公布、何时公布，我们没有查到。就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截止到九月廿六日即1911年11月16日）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产生了辛亥革命时期经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承认的第一批分会。
　　组建分会并不是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开始的，早在1904年，为救护日俄战争中罹难的东北同胞，中、英、法、德、美联合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即将“所有附近战地之紧要地方，由总董会议遴延中西绅董，缮给凭信，前往添设分会”的动议揭诸7月12日出台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以期“广设分会，辗转筹设医伤救难之法，以副中国圣旨，英法德美国同心联合，特行创办之义举。”[1]接着，牛庄、新民屯、沟帮子、辽阳、开原、奉天、铁岭、安暑河、海城、山海关、塘沽、烟台、金陵等分会相继添设，有力地保障了大规模救援行动的进行。救助日俄战灾所以“成绩特佳”（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总人数达46·7万人）[2]，与分会的添设密切相关。但这些分会都是临时性的，随着救护使命的完成，它们大多“功成身退”，以致我们在史籍中很难觅到它们的活动踪迹。
　　日俄之战救护使命完成后，虽然中国红十字会经过了几年建设，建医院，办学堂，发展会员，但要遂行辛亥革命救护重任，单靠总会显然力不从心，“若仅恃本会救护人员，断断不敷调遣”[3]，动员一切可用人力资源投入救援是必需的，而借鉴日俄战争救护经验，添设分会，亦势在必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应运而生。
勿庸讳言，倚靠分会救死扶伤，与日俄战灾救护一样，为“应急”之需，所不同的是，分会之设，直接为次年会员大会、统一大会的召开和分会常设的制度安排准备了条件，其意义有不可低估者。
　　其次，第一批分会的分布是不平衡的。
　　除原文所列驻沪医队医院总医院、分医院、事务所医士、看护，武汉战地医队医士、会计员、医学生、救护队长、看护妇、调剂看护人以及名誉经理员、经理捐款处、总收捐事务所、第一届特别会员、第一届正会员等直属总会外，分会分布情况如下表：

　　显然，7省中，江苏分会最为集中，在19处分会中几乎占到一半。这种局面的出现，不难理解，一则江苏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祥地，红十字长期在江苏传播、浸润，深入人心，一呼百应也是自然的；二则江苏上海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所在地，鼓动、督促较为便捷；三则江苏为辛亥革命主战场，有着对红会救护的强烈渴求。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所形成的张力，推动分会在江苏大地纷纷崛起，如雨后春笋。而另一主战场的武汉，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争战激烈，但战火波及范围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武汉三镇，加上总会的主力救护力量投放于此以及武汉分会医院力量雄厚，整个湖北省对分会的组建不是非常迫切，分会数量少也在情理之中。
　　分会分布的不平衡，总的来说，取决于战争的态势以及激烈程度，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初级阶段的一种常态，即因需而设。整个辛亥革命时期，这种不平衡状态始终存在，红会史籍记载说：“本会自武汉事起，次第添设分会或临时医院于各省要隘，若庐州，若芜湖，若淮安，若扬州，若清江浦，若吉林，若常熟，若全椒，若绍兴，若安东，若厦门，若杭州，若登州，若梧州，若颍州，若莱州，若安庆，若烟台，若福州，若无锡，若宁波，若苏州，若重庆，若宜昌，若六合，若滁州，若牛庄，若怀远，若徐州，若嘉兴，若吴淞，若南京，若临淮关，若正阳关，若凤阳，若蚌埠，若固镇，若新桥，若宿州，若长沙，若岳州，若常德，若京口，若镇江，若江阴，若广东，若南昌，若香港，若青州，若济宁，若黄县，若潍县，若奉天，若辽阳，若成都，若上海城内等处均是。其办事成绩，已据正式报告者，条列如上，亦有成立未久，成绩未据报告者，则暂付阙如，留待续刊云尔。”[4]这种局面当然是可喜的，但分会分布依然不平衡。不平衡状态的存在，说明中国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缺乏长效机制，只是应急而设。这也预示着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建设任重而道远。
　　再次，第一批分会职员名单的公布，也廓清了一些地方红会“源流”上的历史迷雾。
　　名单所列分会，今人在追溯源流时，大多没能够穷追不舍，溯至“源头”，即如苏州，“红十字会组织出现较早，自民国9年（1920年——引者，下同）成立万国红十字会苏州分会后，继为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11年（1922年）4月26日，由美籍医生柏乐文发起成立中国蓝十字会，会址设于天赐庄博习医院内。”[5]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13年（1924年）9月26日成立，会长张鸿，会员590余人。”[6]无锡，“市红十字会的前身是解放前成立的无锡县红十字会。无锡县红十字会创建于民国13年(1924年)8月27日，孙鹤卿任会长，华艺三、高映川任副会长。”[7]如此等等。显然，这些分会成立的时间要比《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公布的时间晚得多。这与历史事实不尽符合。这也意味着《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的“浮出”，对一些地方红会澄清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在具体成立时间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源头”追溯至第一届分会报告截止之日即1911年11月16日，也不失为“权宜”之计。而有的分会，如南京（金陵）分会，1904年即宣告成立，则另当别论了。
　　又次，我们也可以发现，在第一届分会中，传教士以及教会医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其实是对日俄战争救护时期分会之设做法的延续。日俄战灾救护由中、英、法、德、美联合组建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遂行，依靠传教士及教会医院体现了“联合”、“国际性”，同时也可以增强救护力量。辛亥革命救护也是如此，1911年10月24日，沈敦和发起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推举古柏、麦尼尔、包克斯、吴板桥、马医生、爱德华医生、福医生、亨司德医生、施则敬、任锡汾、丁榕、江趋丹、汪汉溪、王西星为董事，沈敦和和英国按察使苏玛利为总董。所谓“万国”，即“国际”之意。不过，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已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董事会有了天壤之别，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五国合办，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不言而喻，为中国独自拥有，只不过董事会由中外慈善家组成，显然，这是一种超越[8]。尽管如此，“联合”、“国际性”的色彩依然浓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一些分会“源流”的探究。
　　总之，《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是一份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关注的重要历史文献，它的“浮出”，对我们研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体制的演变，尤其对一些地方红会“寻根探源”，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1]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2] 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
[3] 《辛亥年中国红十字会大事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4] 《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按本书“若清江，若浦口”，核对原文，实为“清江浦”之误。
[5] 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3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0页。
[6] 瞿鸿烈主编：《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8页。
[7] 庄申主编：《无锡市志》第3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7页。
[8]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