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江苏红十字运动的光荣百年…………………………………张立明

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深入推进能力建设……………………………………………………张孚传

红十字精神解读……………………………………………………………………………吴贤当

危机公关和领导艺术………………………………………………………………………张立明

强化红十字会危机处理意识和能力…………………………………………………………刘 斌

后“微博风波”与红十字会公信力的重建…………………………………………………秦智美

2011年国际红十字运动新动态…………………………………………………池子华  呙盼盼

红十字与“爱心之都”城市形象建设的互动——常州的实践与探索…………………俞  坚

回望2010年中国红十字会三大工程建设…………………………………………………呙盼盼

2011年红十字会救援日本地震述论……………………………………………池子华  呙盼盼

如何加强红十字会筹资能力建设…………………………………………………………刘  霞

孔韵浸润校园　仁爱洒满心田

——传承孔子思想，播撒博爱精神……………………………………………南京市夫子庙小学

立足社区打造红十字工作新亮点…………………………………………………………汪丽萍

造福人间的博爱亮点

——盐城市红十字会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侧记……………………………………李书万

坚持人道宗旨   唱响发展主题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十八周年……………………………张飓

天灾与人情：1935年苏北水灾及其救济——以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为中心……………赵煌

昙花一现的英国早期济贫制度——斯品汉姆兰制度探究…………………………………徐娜

慈善超市的“源头活水”——以苏州“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为例…………杨玉娟  马德峰

 

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苏州市红十字会

承办：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编：池子华  严晓凤

副主编：马红英  董娜

执行副主编：王专  郭进萍  

编辑：代华  吕晓玲  周小蓉  傅亮  张智清  呙盼盼

投稿信箱：chizihua@126.com

 

——江苏红十字运动的光荣百年

张立明

 

    1911年11月26、27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分别在《民立报》、《申报》公布第一批分会一览表，共7个省有19个地方分会，其中江苏有9个：南京、常熟、无锡、苏州、扬州、清江、上海城内、吴淞、沪宁铁路（池子华《红十字》2011年第1期第80页），除去后来行政区划变化的，江苏仍有6个分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中国红十字会杂志》第1号发表的《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一文中，公布各地分会或临时医院共56个，其中江苏有13个（较上述增加了淮安、徐州、镇江、六合等4地方，见《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291－294）。可见，江苏红十字运动已整整100年历史。虽然也有史料显示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不久，江苏有的地方就有红十字活动，但有据可查且得到总会认可的地方分会，则自1911年起。另据总会几次公布的各地分会名单，1949年以前包括台湾在内全国曾有510多个地方建立过地方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152-215页），江苏境内就有99个。除去后来行政区调整到外省的仍有79个（《江苏红十字运动88年》第63－68页），可见江苏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以来，江苏红十字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至2010年，全省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共有5000多个，会员404万（其中青少年会员320万）、注册志愿者12万。江苏红十字运动的100年，是几代红十字人历经筚路蓝缕、艰难曲折而不断发展壮大的100年，是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救助弱者、服务民众的100年。100年中，江苏红十字运动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对事业发展起着长远的重要作用。笔着管见所及，主要有这六个方面。

 

    中国红十字会是为战场救护和难民救助急需而成立的，因此，早期各地分会的建立和变迁，也往往随战争区域、规模和发展等不同情况而变化。江苏各地早期的红十字组织，绝大多数因爆发战争，当地仁人志士为救伤、救难、护民而自发筹建，边开展人道救助，边上报总会批准。因此，各地分会自成立起，即自觉地以救助弱者、服务民众为己任。每有战争，则组织救护队、担架队、掩埋队到战地服务。南京分会在1913年癸丑之战中掩埋7300多具尸体，所立“南京癸丑掩埋阵亡军士纪念碑”已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早期活动的一个重要文物，碑文图片曾于1914年在巴拿马国际红十字馆展览。各地分会还建立临时医院、难民院、妇孺所、救济院等机构。尽力救助和保护伤兵、难民等弱势人群。战争年代，经常发生的洪涝等自然灾害、各种传染病和火灾等突发事件，对穷苦百姓更是雪上加霜，如民国初期江苏大的水灾就有六次。江苏各地分会争取总会支持，同时主动募集款物，以义赈施粥、义渡、义塾等多种形式救助和安置灾民，并建立时疫医院义诊防治病。1931年水灾，盐城分会在多处设救生船、太平缆，设义塾、接婴所各5处，水龙局（排灌站）一处，并在9个乡镇设赈济办事处。除救护赈灾，各地分会社会服务方面也主动担当，力所能及。由于广大民众严重缺医少药，各地分会将举办医院诊所、组织巡回医治、免费健康体检和预防接种等工作作为社会服务的主要内容。1946－1949年，各地分会举办红十字医院8所、诊所17处、护士学校和沙眼防治所各1个。以医疗为中心的服务站11个，组建乡村医疗队6支。有些分会建立妇孺营养站、平民食堂、救济站等帮助困难群众，武进分会还开办失学儿童夜校、妇女缝纫班，发动会员1.5万人疏浚饮水河道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红十字工作属地管理和改革开放以后，江苏各级红十字会努力当好党和政府人道工作助手，自觉主动地协助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扶贫帮困、服务民众的工作。新中国初期，各地分会主要工作是参与卫生防疫、除害灭病。为基层卫生单位开办护理、化验、妇产科等人员培训班；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培训红十字卫生员、普及防病和救护知识；有些分会还协助有关部门建立洁水码头、改造公井和公厕、疏浚河道、帮助居民订立卫生公约等等。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红十字总会先后派出七支国际医防大队共666人赴朝，其中江苏各分会就有322人（南京分会266人、江阴分会21人、无锡分会15人、常州分会20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红十字会开始将救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省和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参与灾害救援，省内发生洪涝、冰雹、暴风、干旱等灾害，省和各地红会总力争第一时间投入救灾。1991年特大洪涝灾害中，省红十字会本级募集、接收和拨发救灾款物6800多万元，其中物资达1.6万多吨；全省各级红十字会配合卫生部门共派出红十字后援救护队943支、3万多人次，救治伤病灾民100余万人次，派出红十字卫生防疫队806个、1.4万多人次，受益人次达2191多万。对外省和国际上的救援，全省红会同样尽力以赴。如1985年援助非洲募捐款208万元（位全国第二），2005年初为支援印度海啸灾区募捐2700多万元，2008年支援汶川地震灾区14.8亿多元，2009年支援台湾莫拉克台风灾区4200多万元。为增强备灾救灾能力，省和盐城、无锡、扬州、徐州、淮安、宿迁等市红十字会建立了备灾中心或仓库。省和各级红十字会对孤、老、寡、残、大病患者、受到意外伤害者、下岗待业等困难人群，给予经常性的关心帮助。为了更好地扶贫带困和服务群众，省红十字会自1996年起将发展红十字志愿者、在社区建立服务站作为重要工作，至2010年，全省有社区红十字服务站2600多个，社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1800多支。全省有25个市、区（县）获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市（区）称号，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正如省红十字会吴瑞林会长指出的，红十字组织“源于战时救护、凸显灾害救援、扎根平时救助”。之所以然，正是以救助弱者、服务民众为己任的结果。

 

    红十字会救助款物主要来源于社会募捐，募捐效果决定救助能力。因此，募捐筹资始终是红十字会的第一要务。江苏红十字运动初期，为战地救护，一些爱心人士自行捐款筹建分会，也有爱心人士将自己创办的医院改为红十字医院，义务救治兵民。各分会通过报纸宣传或召开会议呼吁募捐，得到响应，1911年12月17日《申报》上刊登红十字会“谨谢金陵隐名氏捐300元”的消息，便是众多响应者之一。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南京分会于恩绂会长首先自捐大洋1000元并争取社会捐款，以救灾恤邻。1949年前，中国红十字会多次以征求会员运动的形式筹集经费，江苏各地分会以多种形式广为发动。1934年首次公开征求运动，总会表彰12个分会，江苏有3个（盐城、南京、建阳）；1935年第二次征求活动，全国共征得68326元，江苏征得42057.5元，占61%，18个分会获得奖匾。1946－1948年全国红十字会事业基金募集运动共募得15.47多亿元国币，江苏募得2.97多亿元，南京和武进分别位列全国同等城市分会之首位。此外，江苏还发展了171个团体会员单位，每个单位需首次交会费10万元。南京分会以“红十字会有帮助人人之义务、人人有帮助红十字会之义务”为口号，筹款1500万元，设立帮助贫困儿童学习的贫苦儿童奖学金。

    新中国成立后，省和各地红十字会为救灾救助进行大规模社会募捐始于1985年的援助非洲灾民。这次募捐中，红十字会争取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部门的协助配合，认真布置、精心策划，充分发动，方法多样，通过新闻媒体和大型公益广告和组织义演、义诊、义卖等活动，在公共场所广泛宣传、设立募捐站，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随着更多地参与救灾救助，特别是“红十字会法”及其江苏省“实施办法”颁布施行后，全省红十字会把社会募捐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不仅是自然灾害发生后及时进行救灾募捐，而且大力开展经常性的募捐筹资，以增强应急救援和社会服务的能力。经过一年的准备，1995年在全省范围开展“红十字备灾救助基金”（后改为“人道救助基金”）募捐，省和各地红十字会建立了人道救助基金。2004年起，省红十字会开始项目募捐，每年确定人道救助、社会服务的十件实事及筹资目标，以争取爱心人士和企业的捐赠合作。还将筹资任务分解到领导和各部门，群策群力搞募捐。 2006年起，全省红十字会在“五·八”期间相对集中开展“博爱在江苏、人道万人捐”活动。全省红十字会将相对集中大规模募捐和经常性募捐相结合，将筹集人道基金与项目筹资相结合，争取与企业、爱心人士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促进募捐工作可持续发展，2008年以来，全省红十字会接受救灾、救助捐赠款物达18亿多元。

 

    红十字会的人道宗旨和“改善最易受损害者境况”的目标不会改变，但是它的组织建设、目标任务、工作内容、方式方法都应随着时代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需求的情况变化而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江苏各地红十字组织在战争年代多数是由当地爱心人士自发组织，1956年省红十字会成立后则在上级指导下有计划地逐步建立和发展。1957年在城乡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在工矿企业、街道学校、手工业合作社、饮食行业、农业合作社、船民中发展会员、建立基层组织。在改革开放、恢复红十字会国内工作后，江苏各地红十字会基层组织迅速发展，有些市还在政府机关和公安、矿务、冶金、纺织、园林、教育等部门或单位建立红十字会，在外贸、台资企业中建立基层组织，条块结合开展活动。各地发展冠名红十字医疗单位、学校红十字会和团体会员单位，通过公开招募、培训考核，建立了不同类型、不同服务内容的志愿者队伍，大大增强了开展人道工作的力量。至2010年，省和各市以及91%的县级红十字会理顺了管理体制。为适应新情况、新任务，全省红十字会加强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创新目标管理、完善规章制度、注重干部培训、规范会员管理，能力建设得到明显加强。

    1946年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在上海、南京、江都（扬州）、武进4个地方试建设红十字青少年组织，其中江苏有3个。红十字青少年以“博爱人群、服务社会”为口号，在经过卫生急救常识、社会服务、红十字知识培训后，走上社会、深入基层，为灾民、贫民、难民、伤病员、失学儿童等困难人群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同时开展适合青少年特点的多种形式活动，并开始了与外国红十字青少年的交流。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红十字工作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素质教育、德育教育、卫生教育、团队活动、第二课堂实践等有机结合，组织红十字青少年参加校内外各项公益活动，组织夏（冬）令营、社会调查、知识竞赛等等，开展达标评审和创建模范校、示范校活动，各地“百花齐放”，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有力地推动和提升了红十字青少年活动的开展和成效。

    募捐筹资、救灾救助、救护培训等各项传统工作，同样不断有新的举措和做法。在募捐筹资方面，省红十字会在近十年中，争取有关部门、企业支持，开通爱心电话、爱心短信、网上博爱超市、发放博爱一卡通，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的专项基金或存本捐息、一次认捐分期到位等灵活便捷的做法，拓宽募捐思路和方法。苏州市红十字会与外资、合资企业合作的“善”字系列募捐；无锡、南通、盐城、淮安等市红十字会在文明委、工、青、妇等组织支持合作下每年开展大规模的人道万人捐；有的红会与企业合作建立的社会责任基金、企业冠名援助项目等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救助方面，省红十字会连续15年在元旦春节前举行“博爱送万家”和参与“三下乡”活动，各地红十字建立了多种救助项目，如响水红十字会资助孤儿集体食宿的博爱学校，宿豫县红十字会帮助孤儿的“母亲工程”，邳州救助儿麻肢残患者的希望之家，盐城、通州、江宁等地红十字会资助大重病学生的青少年互助金，以及扶贫养羊、养蚕等增强造血功能的项目，等等。近几年参与灾后重建，进一步拓展和创新了救灾救助的模式。面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人道需求，我省红十字会在总会指导和部署下，不断拓展新的人道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力宣传无偿献血、开展帮助寻亲为主要内容的台湾事务服务，九十年代开始开展社区服务、遗体捐献，2000年以来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和关爱艾滋病患者、捐献器官等工作。即使对这些新拓展的工作，同样不断创新内容和方法，如台湾事务服务已衍生为与台资企业在救护培训、募捐救助、无偿献血、捐髓捐器官等方面的合作，昆山市红会主动为台资企业服务的做法得到国台办的赞誉。我省于2005年建立造血干细胞移捐医院协作组，对提高移植成功率、患者成活率并合理控制费用起了重要作用，至2011年7月，已入库资料 9万多人份，实现移植201人。南京遗体捐献志愿者成立专门组织（简称“志友”），积极参与红十字会和社区的公益活动，出版“志友”通讯，成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一支重要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1951年红十字会改组后，各分会人员编制由各地编委会确定，经费由中央政府拨款。1953年确定江苏省红十字会编制为70人，经费为新币138288元。1956年起红十字工作属地管理，省红十字会成立，各级红十字会的组织机构建设得到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在理顺各级红十字会机构管理体制中，全省红十字会的编制和专职人员数从1994年的100多人增加至目前的500余人。

    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为红十字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1966年3月，省军区司令部、卫生厅和红十字会联合发出《国防救护训练工作方案》，有力促进了群众现场救护工作的开展。1984年，省编委核定省红十字会行政编制8人，内设一室两部，理顺体制后机关编制增加到24人，省编办根据需要先后批准成立了台湾事务服务部、备灾救灾中心、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3个全额事业单位。1985年，省委、省政府根据省红十字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们的要求，同意由副省长出任红十字会会长。1986年8月，省红十字会与省公安、交通、商业、卫生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群众救护培训的通知，总会转发全国各地供借鉴。此后，省红会又先后与公安、体育、卫生、电力、财政、物价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对机动车驾驶员等不同对象进行救护培训、在公路沿线建立红十字救护点、救护培训收费标准等通知。“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后,在五、六、七届理事会会长吴锡军和八届理事会会长吴瑞林的不懈努力和争取下,关系全省红十字事业长远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省人大与省红十字会共同召开贯彻红十字法座谈会，先后10多次进行执法检查和立法调研;省政府先后下发贯彻”红十字法”和”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通知,2002年在全国率先下发批转加强红十字工作的意见;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门研究支持全省红十字备灾救灾基金募捐并下发了会议纪要,2002年决定拨款1500万元做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开办经费和头３年的事业经费；2003年12月省委决定成立省红十字会党组；2004年６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法>办法>>,做出了多款可操作的重要规定:县级以上红十字会由同级政府联系，将红十字事业列入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规划,红十字会专职工作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由财政予以保证、专项经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从彩票公益金中安排一部分支持红十字会社会救助事业,等等；省发改委将红十字事业“十一·五”规划列入社会事业专项规划。省红十字会“八大”以来,省财政每年给省红十字会的人员经费和事业经费已达1700多万元，拨款5000万元支持人道基金已到位4000万元，自2010年起每年安排彩票公益金800万支持红十字会人道工作并将根据情况逐步增加;省编委发文要求已理顺所有县（区）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并明确参照其他人民团体配备相应的专职干部；省委宣传部与省红十字会共同召开红十字宣传工作会议并联合下发加强红十字会宣传工作的意见；省发改委已明确将红十字事业十二五规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规划与省红会共同下发；省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已决定为红十字会志单独立卷；省红十字会办公用房改善、干部队伍建设等问题正在酝酿解决之中，这些都将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各地红十字会同样得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盐城市委常委会2004年就专题研究理顺县级红十字会体制和机构建设等问题，市红十字会占地10亩、3000多平方米的备灾救灾中心大楼已落成；无锡市委市政府近两年给市红会改善了办公用房，增加了备灾、救护培训、募捐、博爱超市用房，增设了救护培训中心等机构；淮安市委、市政府将理顺县级红十字会体制列入督办工作，将建设红十字办公和备灾培训大楼等事项列入政府办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南通市编办批准成立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站，通州区红十字会在全国县级红十字会中率先成立党组、机关内设2个部，等等。正是在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地红十字会“有位更有为”。更加奋发努力，在协助政府开展救灾救助，扶贫带困、弘扬社会美德，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

 

    红十字运动“志愿服务”的理念和原则，决定了只有广泛宣传、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与参与，红十字会才有不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源。社会各界的知晓率、参与度决定红十字会力量的大小。中国红十字会从成立起，就很重视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申报>上的红十字》一书（共4卷，池子华、严晓风、郝如一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中国红十字会在《申报》上发布的各种公告、消息等，1913年达348条之多，内容主要有呼吁募捐救助、鸣谢捐赠者，介绍战事和灾情、红十字会会务和救助活动等等，江苏各地分会同样通过媒体或编印资料进行社会宣传。新中国成立初期，省和各地红十字会编印了关于红十字会会务知识、卫生防病、现场救护等各种资料、教材、宣传画等。南京市红十字会于1957年起编印会刊、南京红十字报、除灾灭病文娱资料，成立了红十字艺术团。省红十字会1981年恢复工作后，于第二年起创办《江苏红十字》报，坚持至今，发行量已达12万多份。全省订阅《中国红十字报》、《博爱》杂志已连续15年位列全国首位。各地红会充分发挥红十字报刊作用，在公共场所和社区红十字服务站设置红十字报栏、橱窗、报架，组织干部、会员学习报刊上的有关文章。全省红十字会于1997年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宣传信息网络、并多次举办信息员培训班。全省红十字会努力将红十字宣传由体内循环转向体外循环，争取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合作，多次与宣传部门共同召开宣传工作会、新闻发布会，与宣传、文化部门及媒体共同下发加强宣传工作和开展有关活动的文件，合作举行“红十字法”和红十字知识、无偿献血等知识竞赛，组织文艺演出，红十字好新闻评选，推荐爱心大使，建立新闻红十字志愿者队伍等等。全省红十字会通过制作录像、编印宣传折页，在公共汽车、闹市区、车站等场所设置大型公益广告，组织红十字演出队等等，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1999年，省红十字会在全省范围征集并经专家评选创作了四首红十字歌曲，向全省发放。2006年起，省红十字会将理论研究、红十字文化建设到入了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

 

    公信力是人道、公益组织的生命，失去公信力将无法生存发展。既然红十字会是靠志愿服务起家、靠社会支持而发展，就必须像爱护眼睛、珍惜生命那样维护红十字会的声誉和公信力。公信力来自于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竭诚救助困难群众和服务民众的工作和成效，来自于按照七项基本原则独立自主地开展募捐和救助工作，来自于对捐赠者和受助者都高度负责的精神和透明、公开、公平、公正地使用捐赠款物的做法，来自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不谋私利、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带头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实际行动。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沦陷后，南京分会在未向外界募捐的分文的情况下，80余名员工精诚团结、竭尽全力，掩埋尸体22371具，举办施粥厂、义务小学、义渡，进行施医、施药、施（棺）材等救难赈济活动，坚持半年之久，直至款尽粮绝，这种无私无畏之善举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常熟分会1933年公布了3年中接收和支出款物情况，每个分类、项目细到几角几分，每笔并有经手人，这样公开透明怎能不令让人信服？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红十字会更多地参与救灾救助工作，社会募捐随之增加。尽管国际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都有捐赠的接受、管理和使用的规定，操作上有规范的程序、表格，但省和各地红十字会根据联合会和国家红会的规定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程序。如，接收捐赠登记表必须记录捐赠者地址、联系方法、是否有意向等等；规定所有募捐箱捐款均要有志愿者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共同清点，开出收据入账；对所有通过银行、邮局、网上捐款，即使没留下捐赠者单位、姓名和联系方法的，也必须开收据入账，事后尽可能寻找捐赠者并寄出收据；每笔捐款都必须在红十字会网上公布，大规模救灾募捐还需在社会新闻媒体（如报纸）公布；尊重和落实捐赠者的意向，无法落实的必须与捐赠者商量，得到书面同意后调整意向，落实结果要向捐赠者报告；人道基金和募捐款物收支情况必须在省红会网站公布，每年向理事会报告；重大救灾募捐收支须在新闻媒体（报纸）公布，等等。省红十字会1995年建立“备灾救助基金”时，即成立了基金管委会、制定了管理办法；与有关企业和爱心人士合作建立的专项基金，都与捐赠者签订协议、成立基金管理小组、制定管理办法；虽然按有关规定，捐款用于项目时可列支必要的项目支持费，但省红会都是争取财政经费和有关部门支持，从未从捐款中支出项目支持费。全省红十字会都认真负责地传递好捐赠者的每一份爱心，将捐赠款物全部用于救灾救助。在救助中，为保证公平公正，基层红十字会与民政部门、社区居委会共同研究受助对象并提前公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省和各地红十字多次接受过国际联合会、中国红十字总会或财政部门委托的审计机构的审计，对救灾款物、彩票公益金和财政拨款的管理使用都得到了肯定，特别是对国际上援助款物的使用都是满意的。1998年江苏省审计厅对省红十字会抗洪救灾募捐审计时给予高度评价，并收集省红十字会一套制度、程序、表格等给其他公益团体借鉴。

    总之，100年来，全省红十字人不畏艰险、不怕困难，自加压力、自找苦吃，身体力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谱写了无数感人至深的篇章，在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和平进步事业的新征程中，将再接再厉、奋发有为，再创新业绩、谱写新篇章！

（作者系江苏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张立明

 

    近几年来，各级红十字会制定了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一些重大的救灾救援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尚没有制定或完善红十字会组织自身遇到突发事件（现在通引称为危机）的应急预案和工作机制。不久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生工作人员被求助者劫持、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费”被媒体热议等事件，前两年也发生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被冒领而受到社会质疑、支援汶川地震灾区募捐有些被社会误解受到指责的情况，这些事件都得到了及时而妥善的处置。有些事件即使即时处理了，但社会上对红十字会的误解或猜疑等负面影响不会很快完全消除。为此，有必要制定红十字会危机管理预案，并提高危机公关的领导艺术，以最大限度消除社会误解和负面影响，维护红十字会的形象和声誉，保护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

 

    这里说的危机指的是公关关系危机，就是一个组织因各种原因致使声誉受到损害，它的本质是形象危机、信誉危机，是社会传媒和社会公众对这个组织的负面态度和负面意见的公开报道、流传和表达。危机公关就是这个组织采取的消除影响、恢复形象的一系列自救行为。

    当今社会、媒体追求更快的传播速度、互联网将整个地球变成一个村，媒体之间又有很强的互动性，使得人们关注的信息能以核裂变那样瞬时快速传播，一个火星能燃起熊熊大火。所以，危机有着意外性、聚焦性、破坏性、紧迫性的特点，如不及时正确处置，可能给组织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危机公关格外重要，由此甚至催生了专门经营公关的公司。中国红十字会是有100多年光荣历史、在国内外有良好声誉的公益团体，全国有纵横交错的组织网络，其中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个基层组织发生问题，一旦被媒体热炒，就必然会使公众对其上、下级红十字会或其他地区乃至整个红十字会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红十字会作为与社会各界有广泛联系的社会团体，具有一定向公众和媒体工作的基础，危机公关应该作为一种基本能力来培养和提高。

    公共关系危机发生、发展有其规律，危机公关也有其内在规律。我国著名危机公关专家游昌乔提出了危机公关5S原则：一是承担责任（Shoulder the matter）。如自身确有过错，应公开承担；二是真诚沟通（Sincerity）。主动与新闻媒体和公众沟通，说明真相，要诚意、诚恳、诚实；三是速度第一（Speed）。危机出现后24小时即可扩散到全球，所以必须当机立断、快速反应、果断行动，尽可能使其不发酵、不升级、不蔓延；四是系统运行（System）。在避免一种危险时要防止出现其他危险，不可顾此失彼；五是权威证实（Standard）。不要自夸自赞或喊冤叫屈，可请有权威影响的第三者说话，使公众解除对自己的警戒和逆反心里，重获他们的信任。

    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餐费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上海红十字会在当天下午（速度第一）就作出回应，表明态度：责成区红十字会调查核实，市红会与区有关部门共同调查取证；第二天中午就公布了调查结果，同时作出严肃处理、纠正错误：通报批评，个人承担超标的餐费（承担责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18日向全国红十字会发出通知，提出六点要求（举一及三、谋求治本、杜绝危机根源）；19日，新闻发言人王汝鹏接受记者采访，表示欢迎媒体监督，指出高额餐费属严重违规，并介绍了红十字会经费三种来源的管理和接受审计并向理事会报告的规定（真诚沟通、系统运行）。中国红十字会网站、《中国红十字报》和上海市红十字会网站也都及时公布了有关信息。这些措施不仅符合5S原则，而且根据红十字系统的特点、上级红十字会对下级及时进行指导和监督，最大限度地防止危机的扩大，对挽回公信起了重要作用。

 

    “领导艺术”是一种非程序化决策的技巧，是根据不同环境、体现个人（或领导集体）特点、对科学的领导方法或工作规范（程序、原则）的巧妙而灵活的具体应用，它具有权变性、个人特性、经验性和创造性的特点。危机公关是最需要领导艺术的管理，即使已有明确的处置原则和预案，实施中因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且瞬息万变，必须巧妙运用、灵活处置。这是领导者（领导集体）的聪明、学识、胆量、经验、作风、气质、方法、能力的综合体现。如对危机的认识判断和应对措施，必须及时而明确、迅速决断，以防错失良机，但又不可仓促、急躁和草率；既要周密考虑，把握利弊得失，还要分析危机及其应对措施可能衍生的其他问题；在情况不很明确或可能变化的情况下，既要态度明确、认真处理，又要防止处置过头，没有回旋或修正的余地。对外发布的信息必须精心准备、严格审核，特别是对敏感问题的回答必须清楚一致，避免造成公众误解和猜疑，同时对内外必须保持信息双向畅通，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增加混乱。

    当今，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已成为社会监督的有力工具，是社会利益博弈的舞台，媒体是危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向公众传播危机信息也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且，任何会上网的人都可以披露某种信息和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危机公关能力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面对公众和媒体，这关系到危机公关的成效和成败。对公众舆论不可能控制，只能引导，更不能使公众产生抵触情绪。公众和媒体非常在意处于危机漩涡中的组织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对公众和媒体意见和感受的态度，并且心理上已有一定的预期，即怎样处理才会感到满意。所以，对待媒体和公众态度要积极，意见要明朗。要善于借助新闻媒体整合传播，通过各种不同媒体协同，使公众通过不同渠道获取信息，对信息发布的时机、地点、甚至名称，都应很好的策划选择，这将有利于增加与媒体和公众的亲和力，缩小与公众的心理距离。

    新闻发言人的言行左右危机公关的效果。新闻发言人是组织的全权代表，是组织与媒体及社会直接联系的重要纽带、桥梁和窗口，代表这个组织的形象。他的言论不但公众很关注，而且会引起对整个组织的评头论足。新闻发言人事先必须尽可能掌握真实情况，尽可能收集、了解有关信息，要预先演练，并有应急备选方案。在与公众和媒体沟通时，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等沟通，要真诚、坦诚。如果公众和媒体感到他们是受到尊重的，后面的信息就容易被理解、接受。发言人要以退为进，表示先理解公众，再寻求公众谅解。发言人只作必要的事实陈述，对未经核实的情况既不轻易否定，也不随声附和，应委婉表达，切不可狡辩。无论遇到如何刁钻、刁难的问题，都应始终如一，不发脾气。发言人的发型、服装、表情等细节也不可忽视，这些同样是人格魅力的因素。

    总之，提高危机公关的领导艺术，将使危机公关事半功倍，有利于化解危机，转危为安。

 

    红十字会作为社会公益团体，虽然不像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企业那样容易发生公共关系危机，但由于种种原因，也随时有可能遇到危机，提高危机公关的领导艺术成为红十字会领导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1.树立危机意识、制定应对预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网络时代危机无处不在，危机一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缺乏良好的危机处置机制，小事件将引发大危机。因而有必要制定公共关系危机应急预案。预案应根据危机的种类（自身行为不当、外部误解或歪曲、媒体报道不全或失实、工作人员受到意外伤害等）、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等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预案应赋予危机管理者实行“集权管理”，凡涉及危机公关的一切工作，管理者都拥有决断权。必要时应建立专门危机管理小组，负责内外部信息沟通并有发布危机信息的权威性，同时总体统筹整个危机处理过程，确定统一的对外信息发布渠道、发言口径和发言人，提供敏感问题的标准答案。这样才可以临危不乱，从容应对。

    2．善于与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建立合作关系。传播媒体有信息传播、教育引导、沟通融合、疏导调压等功能。要认真研究媒体、高度重视媒体、主动关心媒体、学会善待媒体、擅于借助媒体。平时就应与媒体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媒体及时发布信息，有效引导舆论方向。危机发生时，更要非常重视媒体的作用，争取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发布真实信息，并且滚动发布，不断公布最新情况，这样可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甚至可以化危为机、扩大组织正面影响。办好并充分发挥自身媒体（报刊、网站）的作用也很重要，这有很大的自主权，此时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3．学习借鉴危机公关的典型案例。近几年，不论是党委、政府，还是其他团体、企事业单位，都有应对危机公关的案例，特别是企业应对危机的事例不胜枚举，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有，可从中得到启示。如“三明主义”（态度明确、信息明朗、思路明晰）、要自救不要自缚、摆平心态不可有、鸵鸟政策不可行、鹰派立场不可取、权威公正不可缺、社会责任不可少，等等、就是从许多企业危机公关经验中总结的。

    4．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和提高。新闻发言人需有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还要有良好的形象（容貌、仪态、着装、声音等）和心理素质。一要知识广博，通晓危机管理和社会心理学知识，善于掌握“新闻眼”和与媒体打交道；二要思维敏捷、逻辑性强，有很好的沟通能力，既善于倾听、又能随机应变，有驾驭现场的本领；三要婉转与刚毅并蓄，能够很好控制情绪，外界压力再大，也能沉着稳健、临危不乱、冷静对待；四要不断总结提高新闻发布的技能。

    5．防患于未然。防火胜于救火，这是最根本的，身正不怕影斜，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特别是对危机易发生部位、易发生环节更要有高度敏感性，以防微杜渐，消除隐患。

（作者系江苏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

秦智美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出席搜狐企业家论坛年会时发表演讲指出：几个月前的“网络事件”把中国红十字会这个百年老店推上了风口浪尖。尽管各方调查和审计的结果都表明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无关，其网上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和项目资金无关。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的人道组织、紧急救援机构能在数周之间引发公信力危机，促使我们思考在制度设定、宣传倡导、科学管理等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我们需要理性、全面、客观的判断，需要系统、深刻的反思，更需要实质性的改革和完善。”[1]这其中，如何重建公信力，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于危机中的中国红十字会，危机之后的求变才是王道，如果一味按照过去固有的模式继续运作，中国慈善事业会因此裹足不前，造成的不仅仅是公众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度下降，更是社会整体公信力的消减。在质疑与不信任的大众情绪的包围下，付出的只能是社会管理运作的高成本。那么如何重构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在笔者看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中华慈善总会前会长阎明复曾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是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慈善资源的集中性，慈善组织运作的行政化以及民间慈善组织的准入难。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培养一个更为开放、更为健康的慈善生态环境，包容性强。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这一新规定改变了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意味着民间慈善团体告别“挂靠时代”，这意味着慈善资源过度集中的局面将有所改观，一种在平等环境中的良性竞争的格局逐渐形成。同时要逐渐去除慈善组织的行政化色彩，接受全民而不是政府的监督，方能保证慈善组织的高效与健康，也能提升公众对其的信任。

    一直以来，对于慈善事业的看法都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义，一种认为慈善从来都是富人的游戏、上流社会的游戏，是在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前提下，一种弥补社会裂痕的行为；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从根本上讲，慈善是公民大众联合起来的自我救助行为，依赖大众的力量，而非富人[2]。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舞台上，政府、富人、知识精英显然还是的主角。这种局面不利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小圈子式的精英化思路同样不能让中国的慈善事业真正迎来春天。

    美国是世界上慈善最发达的地区，这当然不是仅凭比尔·盖茨几个富豪就能创造的。在美国，几乎每个家庭都非常关注慈善，因为慈善尤其是个人慈善的捐赠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这是造就美国幸福的一个至关紧要的秘诀以及创造财富的动力之一。 据民政部统计，2008年国内个人捐款约458亿元，首次超过了企业捐款。但必须清醒的是，“平民慈善”目前还处于一种被忽略的状态[3]。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个人收入普遍提高，新中间阶层也正在形成，这必将带动公众参与慈善的热情。只有公众参与其中，才能解决中国红十字会旧有的问题。平民慈善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要有专业化的运作团队；第二，要有规范的日常管理规范；第三，要有切实有效的监督，保证其在阳光下运行；第四，要有国家政策与法律的扶持；第五，培育全民慈善文化。除此之外，要培育真正的NGO，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不管是慈善事业还是其他事业，NGO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公募机构，每年吸纳大量慈善资金，钱流向哪里对公众来说是很重要的。以汶川地震为例，红十字会一年善款额达199亿元人民币，而红十字会总会的编制内人员仅为79人。199亿元比79人，以如此比例来筹集、管理如此庞大的善款，其善款流向必将借助政府机构，而政府的赈灾款项与慈善机构募捐的善款在同一渠道里，如何分清彼此的流向和最终受益人，的确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民政部《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显示，全国有42%的慈善组织没有专门的信息披露平台，37%的慈善组织没有专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90%的公众不接受目前的披露程度和方式。新上任的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指出，公开透明就是对资金管理的科学化和透明化。社会捐赠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向实行定向捐赠，做到预算科学、执行公正、监督公开。因此加强整个慈善活动的透明度的第一步就是最大程度的做到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所有信息的及时公开，便于监督主体进行审计、核实和媒体的舆论监督。要及时公布善款的去向，以便公众与审计机构查询，要不断健全公益财产管理制度。建立全国性慈善信息统计制度，对慈善捐赠适行确认、登记、分类、汇总是衡量慈善事业发展水平、规范慈善事业所必需的。建立慈善行业信用评估制度和信息反馈制度，形成全民性的纲络信息库，使捐赠者便于获得慈善机构的信用情况，了解捐赠物资的去向和使用效果，进而促使慈善机构的自律，减少捐赠风险，激发公众参与慈善的热情，增进公众信任度。民政部公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在未来5年全面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将建立和完善以慈善业务年审为主要手段的监管制度，重点加强对公益慈善类组织的信息披露、财务报表和重大活动的监管。

    长期以来对我国慈善事业及慈善组织的监督，仅仅是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相关的政策法规，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的规范慈善组织实体内容的法律条款。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国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其中有关社会公益慈善组织的捐助组织制度、财务制度以及慈善组织的资金运用等，都缺乏相应的法律监管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良性发展。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定要出台专门的法律，通过法律来提升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的健康运行，也用法律来保障民众参与慈善的权益，从而恢复公民对慈善组织的信心。从长远来说，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慈善政策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初步形成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基本建立适应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依法推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4]

    此外，加强红会工作人员素质建设，提升其职业化程度和服务意识对于重构红会公信力也是必须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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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华  呙盼盼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里氏9.0级超级大地震[1]，并引发海啸，造成惨重生命财产损失。强震海啸还引发了核泄漏危机，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震撼。在山崩地裂的自然灾害面前，人道主义的大爱超越国界，化为抗震救灾的实际行动。世界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给予了日本灾民从精神到物质的援助，中国红十字会也不例外。本文就此问题略作考察。

 

    日本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个地震多发的国家，但日本此次地震强度之大超乎想象，为日本国内有地震记录以来的最强烈地震，震源多发，余震不断[2]，级别高、裂度大、震感明显。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原首席预报员孙士鋐按静态推算，“日本此次强震的破坏力相当于20多个汶川地震”[3]，释放能量巨大。

    3月22日日本警察厅宣布，截至当天21时，日本东北部海域强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已确认造成9099人死亡，13786人失踪。[4]大海啸彻底毁坏了受灾地区的海陆空运输设施，高速公路完全瘫痪，水路运输受到重创，宫城县仙台盐釜港、岩手县的釜石港失去功能；仙台机场也无法使用，跑道上堆满了土石和瓦砾碎片。强大的物流网无法发挥作用，救灾物资难以送到灾民手中。[5]由于交通和通讯困难，在遭地震和海啸重创的岩手、福岛、宫城等县，很多避难所几乎成了“孤岛”。这些在重灾区避难的“孤立者”不仅面临物资匮乏、停电、寒冷和医疗滞后等问题，还必须时刻与精神上的疲惫与恐惧抗争。[6]

    经济方面，受地震和海啸的影响，以出口贸易为主的日本经济受到重创，使得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的日本财政雪上加霜，为了救灾只能扩大发行国债筹集资金，使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7]世界银行21日发布报告说，这场天灾给日本汽车、电子等产业以致命打击，日本邻国会暂时面临“零件荒”。同时，“住房和基础设施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世行估计，地震、海啸造成的损失在1230亿美元至2350亿美元之间，并推断日本重建可能需要5年。[8]

 

    面对灾难，日本红十字会及一些国家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开展了力所能及的人道救援。

    首先，满足日本灾后初期恢复阶段的基本需求。灾后，日本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向灾区运送了大批救援物资。短短一周，已向宫城、福岛、茨城县等各临时安置点发放毛毯逾9万条。此外，还向宫城县的气仙沼市和石卷市发放了4068个家庭应急包。[9]震后一个月，日本红十字会为7万个临时住所配备了最基本的电器设备，其中包括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微波炉、饮水机以及电视。援助金额约为1.6亿美元，有超过28万人从中受益。[10]另外，日本红十字会还努力改善疏散中心的生活条件，如通过隔板为每个家庭留出更多的空间和隐私，帮助灾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其次，提供应急医疗服务，保护和挽救生命。在11日地震和海啸灾害发生后24小时内，日本红十字会向灾区派遣了62支应急救援队，这些医疗救援队由400名医生、护理人员以及后期保障等工作人员组成。主要职能为在大规模灾难发生后，迅速赶到灾区，开设紧急临时医疗站，在对伤病人员进行紧急医疗服务的同时，对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支援和帮助。此外，还配备各种通讯仪器，成为受灾地红十字分会以及当地灾害应急中心对外发布灾情的基地。[11]到4月份，已经动员了约579支医疗队参加救援工作。另外，还有163支队伍进入待命状态，准备随时出发。总计将有约3000名工作人员参与救援行动。[12]

    第三，开展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减轻心灵创伤。灾难发生5天后，在重灾区石卷市便建立起了第一个帮助缓解失去家人悲痛的心理辅导中心。4月4日，第二个心理辅导中心在岩手红十字分会建成。同时，红十字推广宣传小组也开始工作。另外，日本红十字会还派出5支心理支援小组，活跃在宫城县各个临时安置点，为灾区民众进行心理舒压，提供精神、身心的抚慰。

    日本地震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日本红十字会合作，立即设立了专门网站帮助那些正在焦急寻找灾区亲人下落的人。由于日本大地震后失踪人数持续增加，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合作伙伴的配合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原有的日文及英文页面的基础上，开辟了中文、韩文、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的寻人网页，帮助人们寻找在灾难中失散的家人和朋友。人们可以在家庭联系网（www.familylinks.icrc.org）上登记信息，向家人和朋友报平安并提供自己目前的联络方式，而寻亲者也可以查看名单寻找所需信息。同样，人们也可以登记失踪家人和朋友的姓名，请他们与自己取得联系，这是一项面向所有人且完全免费的人道服务。[13]截止到4月2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家庭寻人网站上有4995人注册，其中的一些人通过家庭联系网找到了他们的家人。

    另外，多国明星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向日本受灾民众表示慰问，伸出援手。美国高尔夫球手布兰德•斯勒德克尔(Brandt Snedeker)决定加入日本球员今田龙二(Ryuji Imada)的行列，帮助受9级大地震以及海啸影响的日本人民募集救济金。斯勒德克尔在竞争美巡-全视线锦标赛，每打出一记“小鸟球”，他将捐赠500美元。据悉，募集到的所有资金将进入美国红十字会日本地震和太平洋海啸救济金帐户。[14]美国流行歌后“嘎嘎小姐”(Lady Gaga)，21日到达东京，准备参加25日在千叶举行的MTV颁奖典礼。由于今年3月日本遭受地震灾害，MTV今年与日本红十字会合作，计划将颁奖礼办成慈善募捐晚会。[15]“嘎嘎小姐”还拍卖一个写有“为日本祈福”字样并留有唇印的英式茶杯以及一套自己用过的茶杯，为日本地震灾区筹款。另外，她设计出一款慈善手环，敦促自己的“粉丝”花5美元购买，所得资金全部捐赠给日本受灾民众。在听说日本发生地震和海啸的消息后，韩星崔智友也通过韩国红十字会捐赠两亿韩元，用于帮助日本地震灾民购买急需的救援物资。[16]到4月25日，中国、韩国、新加坡以及欧洲、北美各国的国家红会已经为日本红十字会提供了相当于34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

 

    日本大地震也牵动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尽管3月10日中国云南省盈江县也刚刚发生了里氏5.8级地震，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忙于抗震救灾，但仍毫不犹豫地向日本灾区伸出援助之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致电日本首相菅直人，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致以深切慰问，表示中方愿向日方提供必要的帮助。中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除了从政府层面对日本表达了关切并提供援助以外，中国红十字会也掀起了援助日本的浪潮。

    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一直与日本红十字会保持沟通，密切关注灾情发展。3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向日本红十字会提供1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同日，向日本红十字会发出慰问电，向日本受灾群众表示诚挚的慰问，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表示将根据灾区需求继续提供及时的人道援助。[17]15日，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再次向日本地震灾区提供500万元人民币紧急援助，用于支持日本红十字会的救助工作。3月29日，红会决定第三次向日本地震灾区提供2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用于支持日本红十字会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18]

    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向社会公布了捐款账户，并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纷纷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灾区捐赠善款，表达爱心和关切之情。3月16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井顿泉代表两家协会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人民币，并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转交日本红十字会，用于日本地震灾区救援行动。[19]3月21日，复星集团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为福岛核危机救灾人员及其家属捐款500万元。并表示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根据需要，为灾害中受影响的相关人员进一步提供支持。[20]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执行总监吴骏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5万元人民币，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转交日本红十字会，用于援助日本地震灾区。[21]另外，在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上，自12日以来，已经有大批网友留言，表示愿意援助日本人民。网友“东走西游一--ss”16日留言说：“我通过红十字会捐了2000元，虽然微不足道，但希望能帮助到福岛县的灾民，一切平安！”[22]中国红十字会将大众的点滴爱意汇成了大海。4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社会发布关于接受为日本地震捐款情况的公告。自2011年3月11日日本地震海啸发生后，截至4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收到为日本地震灾区捐款3173万元，已拨付日本红十字会2600万元，派员赴日参加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高级支持小组灾害管理工作费用2万元，结余571万元。而部分地方红十字会的捐款仍在汇缴中。[23]

    面对地震海啸灾害，中日两国人民感同身受，相互支持。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日本红十字会以“爱无疆界”之精神，帮助绵阳市游仙区2所卫生院、2所学校、28所村卫生站灾后恢复重建，援助资金2748.534万元，并援助魏城镇博爱卫生院医疗设备285万元。[24]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日本发生9级地震的第二天，四川省红十字会迅速开通向日本地震灾区捐款的通道，成都、德阳、绵阳、广元和阿坝等汶川地震重灾区红十字会，以及日本援建四川灾后重建项目实施地均主动开通募捐通道。[25]3月24日，四川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文家碧、副会长何旅章携带全省各级红十字会为日本地震灾区募捐的100万元人民币和一封给日本地震灾区的慰问信前往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馆，请总领事馆将爱心款和慰问信转交日本红十字会，表达四川人民对日本红十字会和日本灾区民众的慰问。[26]

    其他省市分会也纷纷通过媒体公布了接受地震灾区捐款账号，呼吁广大爱心人士和企事业单位为受灾地区人民奉献一份爱心。截至4月2日，苏州市红十字会系统收到对日本地震捐款共计107.88万元，其中市本级红会共接受捐款50万元，下辖的吴江市红十字会收到48.9591万元。[27]截至4月5日，湖南省红十字会共接收定向捐赠日本地震灾区20万元。[28]香港红十字会4月6日宣布，拨款3000万港元支援日本红十字会，以协助进行地震海啸救援及前期恢复计划。截止4月7日，香港红十字会共收到来自个人和机构逾8000万港元捐款。[29]这些款项将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统一汇往日本，用于支援日本红十字会的救灾、灾后重建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除为灾民提供紧急援助外，3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联络部副部长任浩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邀请，参加国际联合会高级支持小组赴日参与灾害管理工作。[30]3月16日，来自国际联合会、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及土耳其国家红会的支持小组一行离开东京北行，赶赴日本地震重灾区仙台市，走访避难所，了解避难人员情绪、食物分配及运输补给等情况。该小组还在两天内两次穿越福岛核电站核辐射区，了解相关情况，为日本红十字会的救援工作提供灾害管理支持。[31]

    为尽快恢复离散家庭成员的联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合作伙伴的配合下，与日本红十字会合作设立了“日本大地震•家庭联系（寻人）”网站。重建家庭联系工作是中国红十字会长期开展的一项传统业务，在汶川地震中取得了较好效果。3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重建家庭联系（寻人）工作，并向各省级红十字会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红十字会积极行动起来，应对中国公民不断增多的寻人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根据此次灾情和需要，向公众提供了网站查询和“急切盼望消息”通信两项免费服务。需要寻人者可通过国红十字会网站的“重建家庭联系（寻人）”栏目登陆“日本地震寻人”页面进行登记和查询，或者联系所在地红十字会填写“急切盼望消息”红十字通信，由中国红十字会转交日本红十字会协助查询。截至3月17日早9点，网站上的寻人信息已达4281条，并在不断增加中。[32]从Missing到Alive，红十字人没有放弃希望，许多寻人信息前黄色的“失踪”标志，经过红十字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努力，变成绿色的“平安”标志。

 

    这次特大地震对日本造成的破坏不亚于一场“中型战争”。[33]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中国红十字会及国际红十字组织及时伸出援手，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共同谱写了一曲博爱的赞歌。透过本次救援行动，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危机协调能力明显提高，确保了救援工作迅速、及时、高效的开展。在国际上，中国红十字会协调好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各国红十字会之间的关系，共同维护“日本大地震•家庭联系（寻人）”网站，第一时间公布了日本震后寻人转信工作联系方式，及时为那些焦急寻亲的人提供免费的人道服务；同时，中国红十字会联络部副部长任浩还应邀参加国际联合会高级支持小组赴日参与灾害管理工作，妥善运用在灾难救援中累积的经验，结合日本灾区情况，提供灾害管理支持。在区域上，协调好各省市分会及港澳台地区的红十字组织，呼吁社会各界慷慨解囊，募集赈款。中国红十字会协调好各主体之间的关系，相互配合，对日本的救灾、灾后重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二，对捐赠款物管理规范，善款的利用更透明化，提高了自身的号召力和公信力。中国红十字会及时将款物送往日本，比如，为支援日本地震灾区福岛核电站注水冷却作业，3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接受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为日本灾区急需的捐赠的泵车，3月22日上午11时就由上海港启运，于当地时间3月24日凌晨3时抵达日本大阪。[34]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在接受捐赠时除了表示感谢和敬意，还多次表示中国红十字会将及时向社会公布为日本地震灾区捐赠的信息，并向日本红十字会通报有关情况，确保公开透明地使用这些款物。[35]4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社会发布关于接受为日本地震捐款情况的公告。另外，社会各界积极向红十字捐款、众多企事业单位将捐款通过中国红十字会转交日本的举动，也表现了他们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中国红十字会联络部副部长任浩在接受捐赠时也表达了感谢。

    其三，有益的启示。日本9.0级大地震令人震惊，但日本社会在大灾难之后井然有序，从政府到民间，都以最快的速度和非常专业的方式投入救灾。处“震”不惊，有条不紊的救灾行动背后，值得我们去思索和学习。日本救灾体系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机制，而是个人、团体、民间组织、政府等方方面面力量整体联动的体系，各界合力协作联动。几乎与自卫队的反应同步，日本红十字会和中央共同募捐会等民间组织，很快就在社区、学校、企业、政府部门、街头等设立了募捐网点，企业、社区、学校等募集的善款，最终都将通过日本红十字会和中央共同募捐会所辖分配委员会直接交给受灾者。[36]截至6月2日，日本红十字会和中央共同募捐会收到来自全国的捐款共251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3亿元），[37]就如何向东日本大地震灾民分发捐款，由日本政府研究的“比例决定委员会”决定，将按各受灾都道县对死亡人数及房屋损坏等受灾程度进行评分，根据分数估算发放给各地的捐款，管理非常规范。这些方面，对中国红十字会能力建设也是有借鉴价值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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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霞

 

    1997年，我到南京市红十字会任秘书长时，领导让我讲工作思路，我当时讲了四句话：“广交朋友、广结善缘、练好内功、谋求发展”。时至今日，结合南京市红十字工作的实际，我深深感到，要发展红十字事业，全面提高红十字会的筹资能力，总结起来应该就是：宣传引路、广结“善缘”、落实“三救”、勤练“内功”。宣传是发展红十字事业，动员人道力量，做好筹资工作的首要任务，广结“善缘”、落实“三救”是红十字事业发展与筹资能力建设的前提基础和目标归宿，勤练“内功”是实现广结“善缘”与落实“三救”的保障。

    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宣传，红十字会虽然是百年老会，但其性质、宗旨、任务还没有被多数人所了解；许多工作领域，特别是艾滋病预防与关爱，遗体、器官捐献等没有被多数人接受；对红十字会公信力的疑虑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些认识的提高、观念的转变、疑虑的消除，都需要各级红十字会的身体力行和广泛宣传。

    南京市红十字会在通过各级红十字会广泛传播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开展丰富多彩活动的过程中，努力做到红十字宣传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为加强社会宣传，增加公众对红十字事业的了解和认同，南京市红十字会于1996年建立了南京市红十字新闻工作者志愿服务委员会，20多家省市新闻单位的50多名记者成为红十字新闻志愿者。自成立以来，红会系统外广播、电视、报纸宣传报道红十字活动每年都在300篇（档）以上。新闻志愿者虽然因工作调整等原因不断变动，但这支队伍对传播人道、倡导博爱，呼唤奉献的红十字宣传报道始终没有间断。广泛、持久的宣传，一次次专题访谈的互动，一次次救援、救助行动的报道，一个个感人事例的回放，使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事业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激活了众多企业和个人深藏心底的善，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人道救助的行列。

    红十字会的宗旨和目标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的境况。可以说，虽然侧重点不同，红十字事业涉及到每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个目标群体，就需要我们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尊重生命，关心弱势的人道力量，以人道、公正、中立的态度，广结“善缘”，为实现目标提供更多的精神和物质支持。

    1、与政府部门结缘

    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人道领域的助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要动员社会力量、汇集各方资源，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的良好风尚，离不开同统战、宣传、精神文明、财政、旅游、教育、卫生等相关部门的联系沟通与支持合作。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期间，统战、宣传、卫生、文联等发挥各自优势，在系统内倡议募捐，仅市统一战线就捐款几千万元；2010年11月，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迎青奥、做好全市救护培训工作的通知”，要求以青奥会为契机，大力推进群众性现场救护培训工作，全面做好青奥会红十字服务工作，到2014年青奥会举办前：全市普及培训人数占全市人口总数5%，1.5%的人群通过培训获得急救员证。通知明确了培训范围、内容，以及市青奥办等20多个相关部门的职责，培训费用将由市财政、南京青奥组委予以保证。

    2、与社会各界结缘

    积极争取企业、媒体、名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与支持。实践告诉我们，企业的实力、媒体的宣传力、名人的影响力，对红十字会的宣传筹资起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南京市红十字会先后与上海浦发银行南京分行联合建立“大病及残疾儿童关爱救助金”，与三胞集团建立“三胞集团红十字生存与发展研究基金”，与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分行建立了救护培训公益金，资金的建立不仅促进了红十字会专项工作的开展，在灾害的救援过程中，这些企业也积极组织捐款，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2007年，南京市红十字会与《金陵晚报》等单位联合建立了“红十字金陵宝宝博爱资金”，4年来共募集善款180多万元，慰问救助282人。每一次募捐行动，每一次救助活动，《金陵晚报》都做专题报道，并通过报纸、网站、宣传册公布资金的使用情况，做到捐赠与管理使用规范、透明，并先后开辟了“博爱校园行”，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提供短信募捐平台，“星光璀璨新年爱心派对”等筹资渠道，使“红十字金陵宝宝博爱资金”逐渐成为南京公益救助领域的一个品牌。

    3、与广大群众结缘

    红十字事业是一项扎根群众的事业，红十字会的各项工作都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参与。每次红十字会组织的集中募捐，都会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是慕名而来，他们有的出于对红十字的信任、有的接受过基层的救护培训、有的参加过红十字会组织的救助行动。南京市红十字会每年都会组织一次邀请社会爱心家庭、爱心人士参与的救助行动，这些爱心家庭大多带着孩子、带着款物参加活动，部分家庭不仅表达了希望多参加类似的活动，还主动的联络其他家庭一起参与。在救灾募捐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普通的捐赠行为，常常能够感召一大批人的加入，他们可能捐助能力有限，但他们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广大群众结缘，不仅可以提升筹资能力，更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南京市红十字会将公信力作为筹资与事业发展的生命线，要维护和提升公信力，关键就是落实。红十字会通过广结善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所汇聚起来的人力、财力、物力，只有通过很好的落实到“三救”，落实到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才可能得到社会各界的了解、信任、支持与长期的合作，才可能形成建立可持续筹资机制的局面，才可能实现将人道力量的汇聚达成人道力量的凝聚，实现红十字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除出具捐赠收据、严格按照捐赠者意愿实施、及时公布捐赠使用信息外，南京市红十字会还邀请捐赠者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并见证救助活动。2008年初，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捐赠26万元，希望救助130个特困家庭，我会通过各级红十字组织迅速落实，并邀请友邦保险公司派员全程参加了救助活动；2010年初，我会与《金陵晚报》联合开展“红十字金陵宝宝博爱资金”救助活动，邀请社会爱心志愿者参加，安利公司员工以个人名义参加了救助活动，2011年初，安利公司不仅派员工参加了救助活动，还向“红十字金陵宝宝博爱资金”捐赠10万元。2010年，《现代快报》、江苏电信与我会联合开展“天翼送贫困大学生回家过年”活动，三方自始至终参加全程活动，2011年“天翼送贫困大学生回家过年”活动再次举行，并确定该活动作为长期合作项目。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是资金募集和管理使用的直接执行者，是目标、任务的落实者，我们常说：行为养成习惯，性格决定命运。落实是一种行为，更应该成为一种习惯，对单位而言它反映一种文化，甚至决定事业发展的前景和命运。要落实每一项工作，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执行力，要具备一定的执行力，就必须勤练“内功”。

近年来，南京市红十字会一直并且将继续致力于干部以下几种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1、学习能力。学习能力是人们求知、做事、发展的能力，是提高执行能力的基础。每一个红十字会的干部都应当了解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知识、明确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责和任务，熟悉红十字会“救灾”、“救助”、“救护”的相关业务知识，还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同时，还应当善于学习好的做法和先进的经验，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经验与现实相结合，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地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积累经验、提高技能。

    2、沟通能力。“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在学习、生活、工作中都离不开实践活动，离不开与他人的沟通。一句话说得好可以让人笑，说不好也可以让人跳，讲的就是沟通能力。在筹资过程中，不仅要说明来意，更要能够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目标吸引人，让捐赠者在决策和捐赠的过程中感受到被需要、被尊重，感受到捐赠行为对自己成长、发展的意义。

    3、组织协调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是合理调配各种要素，发挥系统内外的整体优势以实现目标的能力。每一个红十字会的干部都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宣传者、组织者和落实者。一个项目、一笔资金争取来了，如何在实施过程中，做到捐赠方、实施方、接受方、监督方都满意，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善于化解矛盾，整合资源，使各方利益得到最大的尊重。

    4、落实力。任何工作都离不开落实，要建立一个救援有力，善款使用透明、规范的可持续的筹资机制更是如此。落实力不仅要求红十字会干部要有沟通、组织、协调能力，更要有落实的能力；不仅要有业务能力，更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仅能做好轰轰烈烈的前台宣传组织实施工作，更要能做好幕后默默无闻的后勤保障和档案工作。

    从1863年世界上第一个红十字组织诞生，国际红十字运动至今已发展到全球186个国家。其公信力、感召力和生命力无不得益于以“人道、公正、中立”为原则的宣传引路、广结“善缘”、落实“三救”、勤练“内功”。

（作者系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盐城市红十字会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侧记

李书万

 

    在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重新启动10周年之际，我作为这项活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以这篇文字记录盐城市红十字会亲情服务的人文情怀，颂扬捐献者和红会人挽救生命的奉献之歌。

    盐城市红十字会2003年4月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以来，在广大适龄青年的积极参与下，已有入库资料8245份。在江苏分库的安排下，初次配型相合255人，高分辨检测71人，捐前体检22人，成功实现捐献12人。

    红十字会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从宣传发动、登记采样，成为一名志愿者。一路下来，紧随其后的初筛、再动员、高分辨检测、体检等工作环环相扣，服务细致周到。

    （一）初筛工作是基础。盐城市红十字会明确一名干部具体负责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每天上网浏览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信息。每当获悉盐城市志愿者与患者初次配型吻合的名单，立即下载安排相关县红会落实。市、县红会干部通力协作，及时与志愿者联系，祝贺与患者初配相合，宣传捐献的科学知识和成功捐献的实例，给志愿者留足考虑和与家人商量的时间。再联系时，告之捐献过程和相关事项，一旦确定，不能更改初衷。我们在工作中，对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不宜捐献或家人激烈反对的情况表示理解；对因志愿者本人不同意捐献或者提出条件的，红会协调相关领导、同事朋友细心做工作，帮助教育。对个别联系不上的志愿者，细看登记表，联系家人、单位和派出所，尽最大努力寻找志愿者下落，绝不轻易放弃。

    （二）再动员是关键。志愿者初配成功的再动员阶段，对志愿者决定捐献十分重要。对于志愿者咨询的各种问题，无论电话里，还是当面或是书面，红十字会干部尊重科学，解惑释疑，取得志愿者的信任。再动员到捐献会有一个过程，红会干部与志愿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真情服务，尽量协调解决家庭、工作等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志愿者报名时一般没有与家人商量，一旦接到通知，往往家人这一关不好过。在与志愿者家人沟通中，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凡参加过宣传活动或看过相关电视新闻的，沟通起来容易得多。对于还有思想顾虑、家人不大同意的志愿者，红会干部加大力度，邀请实现捐献者一同上门宣传，一同观看捐献VCD，送上江苏省红十字会《大爱无声》一书，消除疑虑和恐惧感，降低流失率和反悔率，提高成功率。盐都区有一个志愿者，红会干部上门做工作7次，坚冰终于融化。我们通过各种方法，尽最大努力让志愿者志愿在《捐献同意书》上签字，在规定时间内网上回复，上报材料。

    （三）高分辨、体检是保证。当志愿者签定《高分辨检测知情同意书》后，红会干部经常与志愿者保持联系，了解思想状况。根据江苏分库通知，我们安排志愿者抽血做高分辨检测，红会干部细心将血样安全寄出，等待检测结果。采血时，会领导一般看望志愿者，肯定鼓励。对高分辨检测再次符合捐献条件的志愿者，红会干部第一时间表示祝贺，按规定时间约请到三级医院体检。红会干部预先开具各种体检单，垫付检查费用，全程陪同。体检医院为志愿者开通绿色通道，优先检查，不让志愿者为排队、奔波心烦。体检间歇，安排早餐；体检结束，安排午饭。一般有分管领导陪餐，主动沟通交流，增进感情，为实现捐献做好铺垫。

从捐髓志愿者成为一名捐献者的过程，红会干部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一个捐献者的故事能打动人，红会干部亲力、亲为、亲情、亲切的全程服务同样感动人。如果说捐献者挽救了患者的生命，那么，红会人就是造福人间的博爱亮点。

    （一）褒扬鼓励前行。当接到省分库捐献通知时，我们一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本人捐献时间地点，指导饮食调养，做好捐献心理疏导。市、县红会及时联系捐献志愿者单位领导做三件事，一是通报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高尚行为，建议在单位内宣传；二是妥善安排志愿者工作，捐献期间和捐献后休息的工资福利不受影响；三是志愿者单位领导参加红十字会组织的欢送会。按照省分库通知的时间节点，当地红十字会组织召开一个隆重简朴的欢送会，邀请党委、政府分管领导出席，宣传、文明办、媒体、捐献者等单位参加，充分肯定捐献者助人为乐、救死扶伤的优秀品质，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捐献者的先进事迹，让捐献者和家人在精神上受到鼓舞，工作、家庭无后顾之忧。

    （二）服务体现亲情。我们深刻认识到：捐献服务，决定成败。欢送会后，红会干部精心安排捐献过程的各个环节。第一，做好与省分库的衔接。确定入住省人民医院的具体时间，房间要求，介绍捐献者情况。第二，红会协调陪同人员。一般由红会干部和捐献者同事（或好友）1人陪同。也有的新闻记者一起前往，跟踪报道。第三，安排车辆去省。红十字会安排最好的汽车和驾驶员，叮嘱做好行前一切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让捐献者一路心情舒畅。第四，亲情服务受感动。红会干部安排捐献者和陪同人员捐献期间的饮食起居，对捐献者做到家人般的照顾，亲人般的服务，陪伴左右，让捐献者开心愉快地度过时时分分。第五，实施捐献救人。从打下第一针动员剂到捐献日当天，红会干部用医学知识解释注射动员剂出现的某些不良反应，减少捐献者可能产生的顾虑。我市第三例捐献者惧怕打针，市红会领导和专门派去的医生，反复安慰、坚定信心，捐髓救人终于成功。

    （三）宣传捐髓典型。盐城市红十字会发挥新闻传播志愿者的优势，对每一例捐献者都精心采访，编发专题新闻报道，宣传捐献者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崇高精神，增强捐献者和家人的荣誉感，营造尊重科学、捐髓救人的社会氛围。盐城市12名捐献者，每个人都有事迹文章和花絮报道。以后有更多捐献者时，拟出版文集，以示铭记功绩。

    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人类与疾病斗争的胜利。我们所有捐献者满腔热血挽救人类脆弱的生命，我们红会干部以情动人，传递着社会的关爱和人间的真情。

    （一）争取相应荣誉。捐献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结束后，红十字会派车接回，再次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领导献花祝贺，红会慰问捐献者及其家属，媒体宣传。盐城市红十字会自2005年开始由会长向捐献者颁发“盐城市红十字会爱心大使”奖牌。自2010年起，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红十字会授予捐献者“盐城市爱心大使”荣誉称号。当地红十字会还为捐献者申报十佳青年等荣誉。我们还按规定，积极为捐献者申报“全国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

    （二）做好回访服务。红会干部平时通过电话、寄贺卡等方式保持与捐献者的联系。按规定，红十字会对每一位捐献者捐后一个月做医学检查；捐后100天联系捐献者，填写回访表；捐后一年安排全面健康体检，以示对捐献者负责。2009年开展造血干细胞回访月活动，了解志愿者捐献意愿的同时，重点回访捐献者，对他们的工作、生活给予关心。第一例捐献者荣中祥通过招聘的方式，现在调入盐城市红十字会医院入编工作。市、县红十字会已为9名捐献者在工作、晋升、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切实的帮助。

    （三）积极组织活动。盐城市红十字会为展示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良好的品牌形象，积极发挥捐献者作用，先后多次举办活动，增强凝聚力。一是成立捐髓志愿服务队。我们把捐献者组织起来，2009年成立“盐城市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每当纪念节日或是重大活动，捐髓志愿服务队开展宣传、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队队员与红会干部一起做志愿者的初筛和再动员工作，现身说法，提高成功率。二是开展捐献者夏令营活动。2010年8月，盐城市红十字会首次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夏令营活动，开营仪式后，由红会干部带队赴青岛、威海、大连等地参观祖国大好河山。营员们打着志愿服务队旗子，一路宣传捐献造血干细胞光荣，扩大红十字会公益事业的社会影响力。三是举办捐献者联谊活动。每年春节前，市、县红十字会召集捐献者座谈联谊，既加深捐献者之间的友情，又让他们感到捐献后的温暖。红会还表示慰问，安排聚餐。盐城市的捐献者都说：“到红十字会就有到了家的感觉。”

（作者系盐城市红十字会秘书长）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十八周年

张飓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法》）于1993年10月31日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颁布施行。《红十字会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性质、宗旨、职责以及与政府的关系．对红十字的经费、财产、红十字标志等都做了规定，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发展红十字事业的重视和支持，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立会之本、治会之纲。《红十字会法》颁布施行十八年来，徐州市各级红十字会认真贯彻这部法律，全面落实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切实做到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全市红十字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加强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社会发展环境

    《红十字会法》颁布施行后，国家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另外，刑法、献血法、人民防空法、商标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国务院《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对红十字会的相关职责和权益做了规定。2004年6月17日江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我市各级红十字会认真学习贯彻《红十字会法》及省《实施办法》，结合“五五”普法教育，进一步宣传普及《红十字会法》、《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及省《实施办法》。加强与主流媒体的合作，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宣传红十字会工作。使《红十字会法》和省《实施办法》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宣传普及，为红十字会依法开展工作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争取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1994年国家主席江泽民接受聘请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随后各省、市党政领导同志均兼任了各级红十字会的领导职务。曹新平书记是徐州市现任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依据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市政府办公室于2009年3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红十字会工作的意见》，市政府依法行政，加大了对红十年会的支持、资助、保障和监督；组织、宣传、市级机关党委、财政、卫生、教育、公安等有关部门积极支持红十字会开展各项业务工作，红十字事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三、夯实基础，依法理顺市、县两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
    依法理顺市县两级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体现自身特点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是贯彻落实《红十字会法》的明确要求，是发展红十字事业的组织保障。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关心下，徐州市红十字会于2002年12月由卫生局代管改为政府联系部门，独立建制，参公管理，是全省第一家理顺市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单位；2007年经市委批准市红十字会又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市红十字会党组。按照省编委（苏编[2009]5号）和省红十字会（苏红[2009]84号）文件精神，市编办于2009年6月中旬在全省率先下发了《关于调整理顺县（市）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通知》（徐编办〔2009〕123号），为市县级红十字会独立自主开展工作营造了政策环境。到目前为止，我市10县市区依法全面理顺管理体制，基本做到了机构、编制、人员、经费和办公条件“五到位”。截至今年9月，全市共有红十字会专职工作人员58名、基层组织646个，团体会员单位308个和个人会员36、2万名，志愿工作者5704名。
    四、依法履职，彰显红十字会人道组织地位与作用

    （一）救灾援建工作进一步强化。市、县两级红十字会积极投身当地及全国自然灾害的救灾援建和救助工作。截至2010年底，全市红十字会系统用于抗击南方冰雪灾害、汶川抗震救灾、玉树抗震、西南抗旱、舟曲泥石流灾难救助等救灾款物近4000万元，特别是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成绩突出，受到省红十字会表彰。

    （二）人道救助领域亮点凸显。“十一五”期间，全市红十字会共募集款物折合人民币达到5000余万元（含救灾款物），先后投入元援建博爱卫生院（站）52个，每年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累计救助白血病、先心病等大病患者和各类贫困家庭、学生等20余万人次。

    （三）救护关爱工作进一步拓展。“十一五”期间，利用总会彩票公益金培训救护师资120多人，培训救护员38万余人，普及防病知识12万人次。积极推动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和开展人体器官（组织）捐献工作。截至目前，全市采集干细胞血样  8600人份，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21人。培训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主持人60余名，举办同伴教育培训班8期。

    （四）社会知晓率和公信力进一步提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社区红十字服务，形成“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红十字天使计划”、“爱心工程”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红十字救助品牌，为老弱病残等困难群众提供服务，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大力开展创建省“红十字示范校”活动，至2010年底，全市共有4所中学和24所小学被命名为“省级红十字示范校”，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对提高青少年道德素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八年来，全市各级红十字会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以宣传贯彻《红十字会法》为重点，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为主线，以红十字巨大的无形资产为基础，抢抓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新机遇，在理顺管理体制、机构建设、宣传筹资和“三救”、“三献”等方面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努力作为，奋发有为，有力推进了事业的科学发展。徐州市红十字会先后荣获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先进集体、省红十字会系统先进集体；荣获江苏省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连续多年荣获“三下乡”先进单位称号;在首届“徐州慈善奖”评选中，市红十字会“爱心工程”救助项目荣获市政府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造血干细胞群体荣获市政府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奖等等。徐州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得益于《红十字会法》的保障，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与关怀，得益于各有关部门的协作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

    在纪念《红十字会法》颁布十八周年之际，全市各级红十字会组织要认真学习宣传《红十字会法》和省《实施办法》，认真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特别是针对《红十字会法》的宣传不够广泛深入，社会知晓率不高，救助实力不强，依法独立自主开展工作能力不高，社会上滥用红十字标志现象存在等问题，进一步强化《红十字会法》的宣传，推动这部法律的贯彻实施。为此，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争取支持，努力优化发展环境。各级红十字会组织要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关心和支持，进一步深入宣传和贯彻实施《红十字会法》和省《实施办法》。积极配合各级人大、政协开展《红十字会法》和省《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和监督，督促《红十字会法》和省《实施办法》更好地贯彻落实，切实纠正违反《红十字会法》、侵犯红十字会合法权益的现象。加强与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出版、文明办等部门和新闻单位合作，创新传播手段，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地宣传《红十字会法》和省《实施办法》，通过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拓宽传播覆盖面，努力营造有利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同时，要积极发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的作用，争取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和支持红十字会的工作。
    第二，巩固成果，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依据《红十字会法》规定和省编委文件精神，按照“机构、编制、人员、经费、办公场所”五到位的工作要求，紧紧依靠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巩固理顺管理体制成果，积极开展工作，确保2011年底前全面理顺县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使县级以上红十字会成为能够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同时，要积极推进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分层次、有重点、有步骤地在全市实现基层组织的覆盖，在发挥理事会作用、注重会员、志愿者的规范管理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使得各级红十字会组织真正成为党和政府人道领域的助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帮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推手。

    第三，关注民生，依法履行工作职能。“动员人道力量，救助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是红十字事业发展发展的主题。随着市委、市政府在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的力度不断加大，全市各级红十字会要围绕《红十字会法》赋予的职能，站在新的起点上，通过搭建参与面广、互动性强、透明度高的筹资新平台，并以高效、优质、人性化的服务和过硬的公信力，逐步把目前事件性、专项性、偶然性为主的捐赠发展成为常规常态、合作共赢、稳定长远的捐赠，才能够从根本上建立可持续的筹资机制，打响红十字公益品牌，从而使“三救”、“三献”、“六助”等服务项目，在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最易受损害人群的帮扶和服务中，实现受益人群和社会影响最大化。

    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委、市政府对红十字事业高度重视，对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部署，为红十字事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随着自然灾害频发和弱势群体求助的增多，对红十字会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红十字组织要主动适应形势新变化、顺应百姓新期待，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把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拓展红十字事业的重要责任，摆上突出位置。着力完善全市红十字会组织体系、业务体系、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不断强化应急救援能力、动员社会能力、服务公众能力、科学管理能力，依法履行职责，努力在依法推进公开透明、提升公信力和进一步提高救助实力方面下功夫，把我市红十字会系统建设成为党委政府人道救助的助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帮手，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徐州市红十字常务副会长）

——以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为中心

赵煌

 

    摘  要：1935年7月，黄河在山东董庄处决口，黄水自鲁西直进苏北，苏北大部尽成泽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面对严重的灾情，红十字会、红卍字会、天津水灾救济会、华洋义赈会等慈善团体纷纷组织和行动起来，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情和灾民的痛苦。

    关键词：苏北水灾   红十字会   社会救济

 

    1935年夏，黄河中上游降雨频繁，各干支流爆满。黄河于7月10日在山东董庄处决口，黄水直溜苏北，微山湖、中运河、六塘河、盐河纷纷漫溢和溃决，苏北大部受灾。至10月初，铜山地区“灾田533060亩，塌屋84507间。估值952451元，漂没粮食30226石4斗，漂没牲畜3529头”。[1]灾民2万余人，嗷嗷待哺。而邳县则“全县陆沉十分之九”。[2]

    对于此次水灾，自董庄处决口以来，江苏省政府就致力于防黄工作，但由于水量过大，加之防黄方法不当，致使苏北地区黄灾面积不断扩大。至11月19日止，苏北“铜沛邳丰宿泗涟沭淮等十县被灾，其面积约八百余万亩，损失约一万万元以上”。[3]

    严重的黄灾，使得苏北地区产生了大量灾民。他们缺衣少食，漂泊四散，状况甚惨。一首《灾民苦》的歌曲道出了灾民的心声：“天连水，水连天，滔滔洪水渺无边，堤岸冲毁无阻抑，庐舍村郭悉被淹。夜深水至逃不及，老弱幼小皆鱼鳖，攀树悬墙幸避免，俯视茫茫心如煎。心如煎，心如煎，谁来救我饥与溺？田禾漂没食粮尽，嗷嗷待哺如饥燕。树皮草根聊果脯，风餐露宿无楼息，卖儿鬻女难过活，一家骨肉生离别！生离别，生离别，他乡乞食无亲戚，千山万水仅奔波，无衣无食有谁怜？秋去冬来天气凉，奄奄垂葬存一息。灾民之苦苦黄连，不怨洪水怨苍天！”[4]洪水的不期而至，家园尽毁，人们四散。避之不及者淹死，就算是“攀树悬墙”而得以幸免的人，也因洪水冲走粮食和财物，而无衣无食，面临着被冻死饿死的危险。为了苟活，有的靠吃树根草皮，有的则卖儿鬻女，有的则四处奔波，远赴他乡乞讨，“苏北灾区扩大，沛县灾民要求专属发护照，出境避灾”[5]，徐州等“八县灾民特推代表呈请苏省府，将被灾难民移垦西北”[6]。有的农民为求果腹，则纷纷售卖耕牛，“灾区农民现皆售卖耕牛，每头至多价洋十元”。[7]一些灾民甚至还铤而走险，落草为寇。灌云城被水包围后，“发现匪船多艘，趁水打刦，架人刦中掠粮，曾出不穷”。[8]红枪会此时也活跃异常。“年来因天灾人祸，交相煎逼，彼辈又蠢蠢欲动，伪国成立后，竟密谋勾结，冀图不轨。最近苏北之红枪会首刘成德，乘﹝趁﹞水灾声中，竟在铜山之下洪，召集徒众，开秘密会议。”[9]面对灾情，灾民们做出的这些非常行为，反映了灾害对人们心理造成的重大伤害，冲击了社会的秩序，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增加了救赈的难度。对水灾的束手无力也使得人们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不怨洪水怨苍天”，这既是苏北地区灾民面对频繁灾害后无可奈何心理的真实写照，也是苏北地区“灾荒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灾情之惨重，难以置信。灾民之惨状，惨不忍睹。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救灾赈济。国民政府不断派出高官前往灾区视察，江苏省政府也竭力施救，然而灾区过广，灾情过重，虽竭尽全力，仍力有未逮。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伸出援手，参与救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的困苦，虽能力有限，却弥足珍贵。

     (一)红十字会的赈灾义举

    红十字会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慈善组织，面对苏北水灾，责无旁贷地投入到赈灾的行动中去。水灾发生后不久，中国红十字总会就于8月5日下午在新闸路议事厅召集全体理监事，开会讨论救济灾民事宜。[10]救济灾民首先要筹集赈款赈物。红十字会本想赴灾区施救，但“奈因该会经费竭蹶，未能立发巨款”。[11]面对苏北日益严重的灾情，红十字会只好借助大众传媒乞赈：“他如皖赣鲁苏，江淮交汇湖泽共滥，泄泄淫淫，余波未息，胡天道之凶残，极生灵之惨劫也。本会旨专博爱，实在救人，睹此艰危，难安缄默，只以独木难支，愧失绸缪之计，窃愿众擎易举，敢效将伯之呼，不避临渴掘井之讥，爰作集腋成裘之请，为此责献愚忱，掬诚呼吁，尚祈海内外诸大善士，慨解仁囊，广为劝募，多多益善，源源而来，共济时艰，缨冠往救，本互助之精神，挽狂澜于既倒，则人事胜天，拯兹浩劫，匪特灾黎之幸，亦民族前途之福也。本会不胜馨香企祷。”[12]

    红十字会的呼吁引起关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从而保证了赈款赈物的充足。

    在首都南京，各社会团体组织赈灾，南京红十字会也积极加入南京各界救济水灾募捐会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3]

    苏北灾区日广，灾情愈重，江苏省救灾会深感力所不及，遂请求红十字会拟定赈济办法，以便救灾，“苏救灾会五日电沪各省水灾义赈会、华洋义赈会、红十字会云：黄水漫溢，铜丰邳沛成灾，灾民在二十万以上，待赈急切，敬祈赐拨款品，俾资急赈。又电铜山区署调查灾民实数，与壮丁妇孺老弱各数，分别急重次重灾情，拟赈济办法，送会核办（五日专电）。”[14]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济各省水灾放赈委员会决议拨付江苏省赈款一万元，面粉2000包，衣服2500件，治疫药水500匣。[15]随着灾情的扩大，红十字会继续加大对各受灾地区的赈灾力度，“中国红十字会为救济各省水灾灾民，于昨日下午拨助现洋四万元，棉夹衣服一万件，面粉八千包，及药品等派员备函”[16]，并委托华洋义赈会负责转放各灾区[17]

    中国的水灾也同样牵动着世界，有的国家红十字会伸出援助之手，救济中国灾民。如灾害发生后，苏联红十字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捐赠，“苏联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捐赠华币一万元，赈济我国水灾区域灾民”。[18]

    （二）其他慈善团体的救灾参与

    苏北水灾同样受到兄弟省市民众的关注，他们纷纷捐款捐物，其中以天津水灾救济联合会较为典型。面对水灾，天津士绅和民众积极的行动起来，于8月15日在西湖饭店举行大会，成立救灾联会，并推选张伯苓等九人为委员。水灾蔓延后，天津水灾救济联合会紧急召开会议，商讨救济办法，并于9月11日举行第十六次常会，决定“徐州灾情严重，灾民数万嗷嗷待哺，伏殊可悯，应即发赈款五千元，派人送交徐州行政专员邵汉元，办理急赈，以资便捷”。然而，灾区日广，天津救灾会根据灾情不同又对赈款进行分配发放，其中江苏省“第一次一千元，第二次二千元，第三次一千元，共四千元”。 同时“呼吁全市总动员，竭力捐输，须知救人即系自救，袖手旁观，无殊害己。”[19]天津各界人士纷纷响应，踊跃捐助，截止10月29日止，共收到赈款十七万六千七百四十七元一角一分。[20]较充足的赈款保证了赈灾的继续。黄水向东灌入六塘河及沭河后，使得沭阳，灌云等县受灾，“沭阳半壁，全成灾区，东海亦危在旦夕 ”。苏北灾区进一步扩大，天津救灾会召开第二十五次常会，以“鲁西苏北灾情仍极严重.当决定发赈款一万五千元，分配江苏六千元”。[21]随着天气逐渐转寒，灾民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故天津救灾会决定再发赈款救济灾民，并于10月中旬在青年会举行第三十三次常会，“以近来天气日寒，灾民缺衣乏食.情形至为凄惨，救济刻不容缓”，决定发款江苏省五千元。[22]11月13日，水灾救济会在青年会举行最后一次常会，决定将本会赈款完全汇往灾区，其中分配江苏一万元。[23]天津水灾救济联合会多次对苏北受灾地区进行赈灾，表达了天津民众对苏北水灾的关心，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持”的精神。

    红卍字会对于此次苏北水灾的救灾活动也表现得十分积极。7月10日黄河在董庄决口后，红卍字会总会就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两项救济计划，（一）筹五六万元办理急赈，（二）筹三十万办理续赈[24]。为举办长江黄河灾区急赈，红卍字会“特在京沪各地筹募大宗赈粮”。[25]徐州红卍字会桴鼓相应，邀请“同津陇两路俱乐部演剧筹赈，以济灾民”。[26]

    鉴于苏北灾情日益严峻的现状，红卍字总会决定“特筹赈款一万元”，同时还“采办大批红粮玉米，连同京会募集之寒衣三千件，单夹衣一千件，泰兴分会振衣三千余件，振粮七十二袋，鞋帽两袋，即日派员运往徐海各县，按户散发二批急振，以惠灾黎”。[27]为了保证灾民们能够及时领到赈品，红卍字会还派蓝宁吉、陈望邱、张怀德三人赴灌云、沭阳等县调查灾情和灾民人数，以便发放赈票救赈。[28]同时为了监督赈灾品的落实情况，世界红卍字会江北办事处和徐州分会又派查赈队到徐州等地调查赈品的实放情况。查赈情况见下表[29]：

 

表1：世界红卍字会徐州分会查放铜宿水灾急赈统计表

县别	乡数	灾户	大口	小口	实放款数	实放粮量	实放面粉
铜山	22	3205	7846	4117	-	1531.50	221
宿迁	5	2051	2185	1516	216700	612.50
合计	27	5256	10031	5633	216700元	2144.00石	221袋

    红卍字会不仅派人查赈，而且担心不良分子假借红卍字会查赈之名，招摇撞骗，故特请求政府予以保护。[30]有效的运行机制，保证了救灾的顺利开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世界红卍字会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也积极行动起来，公推陈望邱等人在徐州设点办理赈务，并在“铜宿两县各设粥厂”。[31]此外，该办事处还办理急赈和春赈，发放了大量的赈款、赈粮和赈衣，详见下表[32] ：

 

表2：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办理苏北水灾急赈统计表

县名	户	口	赈款	赈粮	粥厂	赈衣
铜山	1577	5824		粮1393.10 粉219.00	4174.74
邳县	2994	11122	9968.00	粉100.00		7130
沛县	3449	16275	11954.00			5400
宿迁	999	6920	2176.40	粮6125.00		2965
东海	5200			粮2080.00		1000
沭阳	4300		9190.00			1000
灌云	2966			粮1081.60		989
合计	12484	40141	33288.40（元）	粮10679.70（石） 319.00（袋）	4174.74（石） 注：此处为消耗粮食之数	18475（件）

 

   表3：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办理苏北水灾春赈统计表

县名	户口	赈款	赈衣
东海	3330	7705.00
沭阳	2906	7544.00
灌云	2500		1040
合计	8736	15249.00元	1040件

    此次救灾，南京红卍字会表现亦十分活跃，徐州地区受黄灾后，疫疠蔓延，当地人民缺药预防，处境十分困难。有鉴于此，南京红卍会“赶办大批赈药，如万灵丹，长春丹，痢疾散，痧药等等。即日运送徐埠，交当地红卍字会分会散发”。[33]同时又“特购办红粮八百余担，运徐联合分会，派队长徐鸣芝，副队长姜有智率员役多人，驰赴铜山县属受灾最惨之第二三区各区村庄，调查户口，共放红粮八百余担”。[34]

    无锡红卍字会亦不甘落后，投入到救灾的行动中去。但是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它委托新浦红卍字会对东海、灌云、沭阳三县进行急赈和冬赈，发放了大量的赈款、赈粮和赈衣。

    由上可见，无论是红卍字总会还是其分会，对此次水灾都非常关注，并积极参与，为救济灾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华洋义赈会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此次黄灾，华洋义赈会“以苏北为最重”，故在沛县特设分会，并且“陆续发去振﹝赈﹞款一万二千元及药品”。[35]随着灾区的不断扩大，又在邳州窑湾间设立办事处进行救助，并与上海济生会协力救济。天气逐渐转寒，华洋义赈会又呼吁社会各界善人捐款捐物，以便进行冬赈。“讵黄水蔓延区域扩大，机绌时长，兹天已严寒，灾情尤惨，故冬振急于燃庐，昨向各界呼吁。”[36]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这样就保证了华洋义赈会冬振的顺利进行。如下表[37]：

 

表4：华洋义赈会赈济苏北灾区冬赈情况表

县别	户数	口数	赈款数	备考
沛县	3051	13347	13800.00	新棉衣四千件
沭阳	4156	19731	11531.89	新棉衣四千件，购苞米一千八百六十四斗，与上海济生会合办
徐州			2000.00
邳县	2171	8684	7800.00
宿迁	246	986	3600.00	新棉衣四千件
清江浦			2500.00（元）	补助浦惠粥厂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华洋义赈会对沭阳和沛县发放的赈款最多，这既表明了沭阳和沛县两地的受灾严重，同时也说明了华洋义赈会对沭阳和沛县两地的重视。

    1935年发生的苏北大水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种慈善团体积极参与救灾。除了政府进行施救外，红十字会、天津救济水灾联合会、红卍字会以及华洋义赈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如前所述，在救灾过程中，华洋义赈会曾为中国红十字会代发赈款赈物，华洋义赈会也与上海济生会携手，保证了冬赈的进行。他们的救灾方式又各有特点，特别是红卍字会通过发放赈票的方式进行救灾，并派工作队对救灾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完善的运作机制，保证了救灾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对当今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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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娜

 

    作为“西方福利思想和福利政策的主要策源地”的英国，[1]其福利历史悠久，素有“福利国家典型”的称号。英国社会福利制度起源于贫民救济，并以一系列的《济贫法》为主要表现形式。1795年，颁布的斯品汉姆兰制度在英国历史上昙花一现，于1834年被新的《济贫法》取代。作为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它一度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影响作用为学者众说纷纭。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一些考察。

 

    从1601年《济贫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济贫事务逐渐结束，英国实施了300余年的贫民救济，这可视为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原始阶段。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对已有的济贫法律进行汇总，统一成一部法律，即著名的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又称《旧济贫法》)。这是第一部表明政府承担公民福利责任的正式法律，[2]从而将原来分散化、应急性的济贫事务规范化、制度化，并转化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早期的济贫制度的出现反映了世俗权力或者国家权力的上升：

    首先，济贫职责的移交说明这种权力的上升和国家职能的完善，国家由战争的动员、和平的维护转向社会、生产领域，目光开始向下看，并由整体扩展到局部。民族国家在成长成熟，有意识地将全民族利益作为最高宗旨。

    其次，此阶段救济的主要特点是国家立法和监督，具体操作由地方和教区承担。济贫法是建立在地方财政支持基础之上，适用于传统封建经济，主要集中在院内救济，具有组织上狭隘的地方性，各教区只救济本区贫民而排斥新来贫民。如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例：一个垂死的可怜人被人放在一个二轮车上把他运走，免得教区要负担埋葬他的大笔费用。[3]这种组织上狭隘的地方性剥夺了人最基本的自由—迁徙自由。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对自由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其弊端越来越突出。

    再次，作为英国立法的独特项目，它的目的在于制止讨饭和流浪，减轻贫困。它是基督教仁爱感情的标记，同时又是强烈的社会成见的标记，施舍就是行善和赎罪的观念。它导致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广施救济，但它并不排斥对于接受施舍的人的怀疑和恐惧。[4]

 

    作为济贫法框架下的斯品汉姆兰制度作为旧济贫法体系下的新产物，其出现有特殊的原因。

    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物价特别是小麦价格的上涨。1792年，小麦每夸特价值47先令，1793年涨到50先令，1794年到54先令，在1795年和1796年，年成不好造成了空前的高涨，平均价格超过了80先令，在1795年8月达到108先令,[5]而当时农业工人每周平均工资只有8先令。此时小麦价格的上涨有天灾也有人祸，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年不断发生歉收，1793—1815年英法战争使英国海上贸易受影响，输入的粮食减少。

    其次，农业改革剥夺了英国小农制的生存。圈地运动和农村家庭工业的衰落使农业生产者失去绝大部分的收入，伴随着物价的上涨，有些部门的工资甚至有所下降。1792年，一个工人在家劳动织一匹天鹅绒得到4磅的报酬，至1794年只得到2磅15先令，1796年只得到2磅。[6]在1793年后的战争年代，圈地运动达到了高潮，驱逐佃农的现象比比皆是，被驱逐的佃农或流入城市或沦为农业工人阶级，几乎到了赤贫的地步。在过去的农村生活条件下，对土地的使用不只局限在土地占有者，为数众多的农业工人都有使用土地特别是荒地的传统权利，例如在这些土地上采集柴火，放牧家禽或一两头家畜等。圈地运动使农业工人丧失了上述的权利，在18世纪末谈到他们微薄收入的时候，这些平素显得琐细而微不足道的权利似乎显得不能忽视了[7]，特别是在战争时期，生活昂贵，农村地区的纺纱等副业面临城市工业的竞争而萎缩下来的背景下，失去这些权利不亚于雪上加霜。

    再次，工业革命剥夺了手工业纺工和织工的职业，或者驱使他们和机器做绝望的竞争，陷入不堪言状的惨痛之境。这批被剥夺的大军，假如不去补充死亡、饥饿、告乞的队伍，就得接受残酷的工资雇佣制，但是劳动者日以继夜地卖命所得的工资，却赶不上日益上涨的物价，而且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还有收入，现在靠着过活的只有这一点点的工资了。[8]面对令人难以接受的物价和工资矛盾，为表示抗议，劳动者展开斗争，掀起粮食骚动，在这个期间，几乎每个郡都发生过这样的骚动，1795年伦敦国会开幕时，就有一批暴动者捣毁国王花车上的车窗，高喊“给我们和平和面包”的口号。[9]

    为缓和广大人民的情绪，新的济贫措施应运而生。1795年，伯克郡纽伯里附近的斯品汉姆兰村的郡长们在佩利坎酒店集会，设法补救面临的祸害和危险，同意“贫民阶级状况需要比其以前一般所得的救济还要更多的救济，”要使救济公平必须使之符合食物价格的变动，于是便根据小麦价格的高低估计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当一加仑（重八磅十一盎司）用二等面粉做成的面包值一先令的时候，凡能劳动的贫民每星期应有三先令来供其自己的需要，不管他是以自己的劳动或其家属的劳动得来这笔钱，还是他从教区方面领到津贴。另外，为了养活妻子和家庭的成员，每人还应有一先令六便士。当一加仑面包值一先令六便士的时候，他自己每星期应有四先令，他的家属每人应有一先令十便士。以后就按此比例这样继续下去，但每当面包价格涨一便士时，对他自己就增加十便士，对他各个家庭成员就增加一便士。”[10]从该制度的内容看，它将家庭收入和家庭人口挂钩，而不是和劳动挂钩。因为按照该制度，在各个家庭的固定收入中，有工资收入和福利收入（教区的救济金）两个部分，且此消彼长。这样肯定会存在负作用。不少人抱怨这个仁慈的政策结果很悲惨，它消弥了为“养育大家庭而奋斗”的精神，“一切劳动观念和节约观念都被从根底上切断了”。[11]

    斯品汉姆兰的决议虽未经过国会的批准，却具有法律效力，其计算标准为各地仿效采用。芒图在其著作《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认为其“首先在本郡，不久之后就推行到全国”，但伦敦大学经济史荣誉教授T·S·艾什顿则针对此问题指出：“斯品汉姆兰制度并没有实行于全英国，它是对贫困农民的一种救济方法——不论好歹——，它的遗迹在北部工业区并没有多少”；英国的W·H·.B·考特也认为“在这两个地区（爱尔兰和苏格兰）没有全面实行”；J· L·哈蒙德认为，从时间上看，尽管北方地区接受这个制度要比南方晚，而且不如南方积极，但到1834年为止也只有诺森博兰和达勒姆两个郡未施行这一制度。历史学家马克·布鲁格经研究发现斯品汉姆兰制度实施的状况并非如过去认为的那样普遍。他的结论是截止1824年，全国42个郡中有19个实行了斯品汉姆兰制度，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北部和西南部则比较少。[12]尽管对于此制度是否被推广，学者众说纷纭，但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该制度只是特定背景下的权宜之计，它是否得到更普遍的认可和更大范围上的推行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斯品汉姆兰制度是在农民深受圈地法和乡村小工业衰败之害和作坊手工工人挣扎在贫困线上饱受贫困之苦的背景下，为缓和矛盾，资产阶级实行的一种应急措施。此制度实行的直接后果是济贫税的急剧增长。在18世纪中期，济贫税每年平均约70万磅，1795年是200万磅，到1801年增至400万磅，1812年增至650万镑，这就大大增加缴付济贫税的负担。[13]

    因为具有应急性的特点，它对问题的解决也就具有针对性。它缓和了人们的痛苦，从而避开了资产阶级对社会骚乱和紧张气氛的恐惧，使英国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渡过了拿破仑战争的危急关头。同时，在产业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的年代里，它作为济贫法的一部分在为清除产业革命障碍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在部分地区由于救济金的发放，使得反机械化几乎完全消失了，因为救济金部分地补偿了家庭劳动的工资的损失，而且比工资又有不费任何努力的好处，人们看到乡下纺织女人自己粉碎了自己的纺车。[14]

在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下，英国国内的农民、工人之间已经没有贫穷和赤贫的界线，此时期的济贫措施造成劳动人民的普遍赤贫化。农民在失去土地和某些传统权利后，无法获有其他收入，救济金成为他们必不可少的生活来源；而工人在满意于济贫制度给予他们的那点微薄津贴的时候却没有察觉到这些补助不过是他本应得到的收入中提前预支出来的。因为现金救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把工资保持在最低的比率上，甚至把它降到工资劳动者最基本的需要以下。农场主或工厂主依靠教区来补足他们给予工人的那笔钱和工人用以维持生活费用之间的差额，这样工人就将本应推到大多数纳税人身上的费用加在自己身上，《受命调查恤贫法是执行和实际效果的国王陛下委员的报告》中写道：“给付正常工资的工厂，当然不能同雇佣贫民的工厂作竞争，所以马克尔斯菲尔德的一个制造商会在埃塞克斯郡由于不善执行恤贫法而破产。”这一救济措施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最低工资政策”，因工资过低而出现的贫困问题由此得到了缓解。[15]

    廉价劳动力对农场主、工厂主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竞争力，而受教区救济的工人也满足于低工资就业，因为除了低工资让人不满之后，微薄的救济金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安慰，只不过在安慰和满足面前，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交易和极大的损失。所以当资产阶级对济贫税负担不断加重的情况加以抱怨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此制度的最大获利者，如上文提到首先是缓和矛盾，避免骚乱，较安定的环境；其次是反机械化力量的削弱，产业革命障碍的搬除；第三，廉价的劳动力，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对于那些济贫税的投入，以上三种的获利，这岂不是对资本大大的节约？哈斯巴赫在《英国农业工业史》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斯品汉姆兰法的结果就是 “劳动者们的一种真正的灾祸” 。而芒图也在其著作中得出结论：“有产阶级在危机时期中的安宁以及英国的海外光荣，纳尔逊和韦林顿的胜利，都是以这一代价换得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财富正是建筑在恤贫法的，一半是从公众方面勒索来的，一半是从贫民自己身上榨取的钱财之上的。”[16]所以斯品汉姆兰制度以及之前颁布的吉尔伯特法都带有社会安全的取向，[17]只是部分的资产阶级只因为眼前利益而造成短视，没有意识到这是为利益创造安定的环境。

    至于斯品汉姆兰制度对人口增长的影响，马尔萨斯指出，按照面包的价格计算，工资劳动者所领取的救济与他们的家庭情况与生活费用成正比，在马尔萨斯的影响下，知识界人士认为用于济贫的所谓“斯品汉姆兰制度”对于当时的人口增长即使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也起了促进的作用，他们认为这一措施减少了穷人的生活费用和鼓励了大家庭的出现，如莫尔顿认为“斯品汉姆兰制度的另一个影响是刺激了人口增长……在斯品汉姆兰制度下，儿童的确成了一条生财之道，有些地方把一两个私生子看成一种嫁妆，有一两个私生子的青年妇女就比较容易找到丈夫。”[18]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证实济贫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9]诚如上文提到的斯品汉姆兰制度并未在全国实行，这种带有偏见的观点不能成为苏格兰和爱尔兰人口增长的理由；其次，1834年济贫院外的工资救济受到了限制，但是人口普查表明，从那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还在继续增加，[20]再次，克拉潘认为“……与其说是由于种种伟大发明和按人口多寡而增减家庭收入的斯品汉姆兰制度开始实施以来漫无节制的生育所致，远不如说是由于18世纪中叶以来生命的保全造成的。”[21]

   综上所述，该法的颁布实施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明显的应急性；二是救助对象的扩大，而这种救助对象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贫民数量的增大；第三，它是典型的院外救济，即对贫民的救济不再局限于济贫院内的贫民；第四，其目的带有社会安全的取向。无论其性质或主观目的为何，客观上，它在英法革命造成的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客观上促进了英国产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并在新的《济贫法》颁布之前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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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州“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为例

杨玉娟  马德峰

 

    截至2009年底，全国已有慈善超市8100多家，覆盖人口约2亿多人。尽管慈善超市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并形成一定规模，但还存在自身造血功能低、缺乏市场化的科学运营模式、属性不明确等问题，[1]而自身造血功能低是制约慈善超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民政部表示，将在“十二五”期间进一步加快慈善超市的发展，突破现有慈善超市只摆放不经营，政府承担超过救助成本的现状，创新现有体制，引进经营机制。本文仅以苏州“一家人”慈善超市为例，对慈善超市如何引来“源头活水”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为慈善超市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是民间非营利社会团体，属于非政府组织，成立于2003年5月28日，原址在平江区园林路，2006年5月搬迁至皮市街。该超市占地约400平方米，有两位负责人和四位工作人员，2006年成功注册“一家人”商标，并确定其广告语：“温馨一家人，情暖人万家”。众所周知，中国对非营利性组织实行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双重管理的体制，“一家人”隶属于平江区民政局，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慈善超市，其中一位负责人由平江区民政局副局长担任，“一家人”慈善超市经过七年的探索创新、规范运作，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而“源头活水”——充足的慈善资源，是“一家人”慈善超市成功的关键。

    1．救助对象广泛化

    “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的救助对象最初限定为平江区的“三无”人员、“低保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随着慈善超市实力的不断增强，救助对象逐渐向贫困劳模、特困党员等延伸，从单纯物质生活上的经济救助向敬老助残、爱心助学、法律服务等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延伸。在政府的精心组织、正确引导下，“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救助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逐步形成“政府搭台、社会参与、按需捐助、多方互动”的新型帮困模式。[2]

    2．工作时间集中化

    “一家人”慈善超市的运营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9:00-11:30，下午1:00-4:30，每月的1号至25号，超市正常营业并对受助困难人群开放，每月10号左右慈善超市最繁忙，这几天全区的低保人群到慈善超市楼上的民政局领最低保障金，并顺路来慈善超市领自己所需物品。26号至月底，超市关门清点库存物资，并核对账目进行盘点和汇总工作。“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不像其它商业超市一样晚上营业，而只是在白天，主要与受助对象有关，因为受助对象基本为区的老、弱、病、残人群，白天来超市领物品相对于晚上更为便利和安全。

    3．救助流程及方式人性化

    “一家人”慈善超市经过多年的探索创新，规范运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救助流程和救助方式。救助流程按照区、街道、社区三级运作实现帮扶贫困人群。救助方式归结为“四定一免”，即“定点”——以“一家人”为社会救助点；“定户”——以实行动态管理的低保家庭为社会救助基本对象；“定期”——每月一期；“定额”——以每期50元额度为标准实施救助，所选物品价值超过限制额度则自行支付；“一免”受助对象可以凭申领券在超市里免费自选所需物品。这种救助方式，使受助人群不仅可以得到物质上的帮助，而且改变了以前那种受助尴尬（自尊心受伤害）的状况，在超市里，他们可以相互聊天，增进社区居民间的感情。

    4．慈善物流运转规范化——“源头活水”之保证

    慈善超市作为一个捐赠物资接收和发放的平台，它的基本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物资“进口”、物品处理和物资“出口”三个环节，[3]这三个环节运转是否顺畅直接关系慈善超市的运营状况。“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在物资“进口方面”，主要包括外界捐赠和超市购买，与“一家人”签约的固定捐赠企业就有300多家，有效地保证了救助工作的正常运作；物品处理方面，“一家人”探索出了“一套流程、六项规范”，“一套流程”包括接收、鉴别、移交、核价、入库、保管、销货、捐赠、调价、报损、盘点、汇总十二个环节，六项规范包括救助物品接收、鉴别、估价、定价、价格调整和报损规范；[4]物资“出口”方面，包括日常救助（针对困难人群）、临时性救助（本地居民突遇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全国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救助）、定期救助。“一家人”的慈善物流运转的规范化也是维持其经营的重要保证。

    1．激励机制创新

    “一家人”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各界人士和广大市民的支持，为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慈善超市和平江区慈善总会建立了慈善公益精神激励机制，并形成了单年评选“一家人”爱心大使、双年评选慈善明星企业，两年一届制度。2007年，慈善超市评选表彰了第一届“一家人”爱心大使，作为大家学习的楷模。2010年，“一家人”慈善超市协助平江区慈善总会举办了第二届慈善明星企业的评选表彰工作，其中苏州函数集团、苏州盛友集团等榜上有名。激励机制的创新有利于个人和企业将谋求自身发展与承担社会责任紧密结合在一起，为社区慈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提升社会公信力——“爱心双选”

    社会公信力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2010年称得上是灰色的一年，例如曹德旺、李连杰等慈善领域的明星们，一年之前还都踌躇满志，但在2010年，他们的慈善计划却四处碰壁。“一家人”的公信力也受到过质疑，“自己的爱心到底流向哪个人、哪个地方，取得了哪些效果等”，这些是捐助人最关心的事情，也就是听到了部分企业、单位对于捐助的“怨言”，“一家人”开始寻求“变革”，制成《爱心宣言》小册子，通过调查摸底在全区排查出30名生活最困难、遭遇最不幸、社会最同情的重点救助对象，从中遴选出10个典型事例编印成小册子，进行重点宣传，呼唤全社会的爱心，10家爱心单位伸以援手，定向捐助。仅在2008年，结对援助8.5万元，结对助学7.25万元，结对帮困总额达15.75万元。

    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让慈善爱心活动由过去的慈善机构“要你捐”、“求你捐”，变成捐助双方“你情我愿”的自发行为。在此前提下，慈善超市通过一份爱心“菜单”的平台，引来捐助者亲身参与慈善事业，为慈善事业引来了更多的“源头活水”。[5]

    3．慈善公益监督模式创新——《平江区慈善捐助白皮书》

    “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在严格自律的同时，也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机制。一方面，管委会、监事会对慈善超市进行管理和监督其规范运作。另一方面，民政局进行业务监督。最后，区结算中心和审计局对超市经费运作情况进行监督审计。此外，“一家人”慈善超市秉着“开门办慈善、透明对公众”的原则，把捐赠单位、捐助人、受助人和市民代表请进门，向他们公开“一家人”超市的运作机制、监督机制和慈善物流的流程、规范等，接受市民监督，让社会公众评议慈善超市的工作，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更规范的向社会公布其运营状况，2008年，《平江区慈善捐助白皮书》应运出现，将慈善超市在上一年的创新之处、具体数据等内容一一陈列，充分体现了慈善捐助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也更有利于公众对超市工作畅所欲言、建言献策，这也是一个慈善机构能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

 

    经过七年的发展，“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仅2009年，“一家人”慈善救助金额就达130.72万元，救助人次63048人。“一家人”慈善超市对慈善资源的开发、整合和配置，不断创新举措和机制，为慈善超市的发展壮大引来了“源头活水”，但受我国慈善大环境（慈善制度、法律不完善等）的影响，发展过程中也有瓶颈困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慈善超市可以发挥募集、救助、变现以及教育等功能，而“变现”功能是慈善超市自身造血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的运作资金来源有：政府资助（每年下拨20万元左右）；企事业单位捐赠及超市募捐；物资变现（爱心专柜、爱心拍卖等），前两者占据绝大多数，物资变现金额很少，甚至可忽略。首先，“一家人”慈善超市仅向困难人群开放，使得其功能仅限制在“捐助物资发放站”上，有超市之名，而无超市之实。其次，如果政府下拨不到位或企业遭遇经济危机，势必会影响到“一家人”慈善超市的运作。所以，慈善超市应该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来济贫助困，而不仅靠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慈善超市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是必要的，而如今“一家人”慈善超市已步入正轨，如果持续这种做法，不仅会使政府背负沉重的包袱，慈善超市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6]

    “慈善超市”理论上是属于第三部门，它区别于公共部门（政府）和私人部门，具有明确的公益性。而属性界定不明，是现阶段慈善超市面临的一种通病，即它到底是属于由政府负责的社会保障还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民间慈善，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许多地方将政府的社会保障和民间的社会救助混为一谈，这也直接影响慈善超市以后的走向。“一家人”的运作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在慈善超市发展的整个过程及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发挥着主导作用。民政部门与慈善超市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行政色彩浓厚，长此以往，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的诟病难于避免，慈善超市自身发展活力也会受限。

    提升社会公信力，慈善超市就要增强自身的透明度，“一家人”慈善超市在接受公众监督方面做得不错，但是公布信息的细化程度并不高，例如，《白皮书》中的慈善资金仅有汇总数据而无具体使用信息，“一家人”慈善超市，不仅要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中建立公信力，在民众间更要提升自己的公信力，这就要求公布信息再细化。

    根据中财网记者陶冬报道：中国将面临中烈度持续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对于困难人群来说，物价上涨的压力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通货膨胀使超市的物品价格上涨，受助人可领取的物品相对变少，调查中，有的受助者有这样的怨言：“有的商品的价格比其他超市贵”、“50元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等。所以，七年前的“50元惠普制”因现实情况的变化应该有所改变。“价格上涨”，慈善超市对受助者的爱心也要随之“上涨”。

 

    面对“一家人”慈善超市变现能力不足的现状，可采取循序渐进地引入市场经营机制的方式，重新搞活，为超市带来更多“源头活水”，探索各种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比如，平江区企业可以在超市内建立慈善柜台，优先雇用残疾人员，主要销售一些捐赠物品和二手物品。因此，慈善柜台既可以利用商业设施和商业网点的各种优势，又可以体现自身的特点。另外，设置专门售卖区让普通居民前来购物，[7]这些所得收入仍做救助资金使用。虽然我国的慈善超市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慈善组织来说有些“蹩脚”，但引入市场机制是大势所趋，是带动慈善超市可持续发展的实用性对策。

    进入21世纪，我国政府职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转变，政府的角色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转型。同样，要想慈善超市成为真正的慈善主体，承担其应有的职责，政府必须“让位”。所以，“一家人”慈善超市必须明确自己的角色，不能过于依赖政府民政部门。同时，民政部门应把人事任免、募集方式、救助制度的制定等放权给慈善超市来做。其实，这正是对“一家人”慈善超市生存的考验，试想如果没有政府幕后支持或行政压力限制，慈善超市能募捐来多少物资？能维持多久？中国的慈善超市还不成熟，因此迫切需要慈善超市自己进行实践摸索。

    从慈善大背景来看，重塑社会慈善公信力，规范社会慈善行为，在现行体制下，不少学者都寄望于将慈善公益组织的监管纳入法律的框架，以消除其政治敏感性。尤其在我国慈善法律制度也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慈善主体更要加强自律。要提升社会公信力，“一家人”慈善超市可以尝试开通监督热线或者开辟网站，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对《平江区慈善捐助白皮书》具体细化慈善捐助和使用情况信息；将捐赠、募捐和资金使用信息张贴公布在慈善超市宣传栏内，有意见人员可写在留言簿上，再由工作人员具体处理。争取把“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打造成以人为本、公信力强的慈善主体。

    面对现阶段的通货膨胀，慈善工作也应与时俱进，“一家人”慈善超市可根据超市实力，适当为受助者提供补贴金额，让受助者感受到慈善超市真正将他们当做“一家人”看待。慈善超市还可以多招募志愿者参与到慈善工作中来，为受助人群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让广大市民从心底里真正认可“一家人”慈善超市。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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