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红十字会会长  吴瑞林

      江苏省红十字会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内容十分丰富，经过共同努力开成了一次团结、民主、鼓劲的会议。尽管现在时值寒冬，但整个会场的气氛是暖意融融，大家对过去工作的成绩饱含了喜悦，对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有清醒的估计，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信心。
      最近陆续听到一些比较重要、比较全局的信息。去北京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九届三次理事会议。江苏省前不久刚刚召开了第十二次党代会，我们以省为单位评估，用省级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面小康，这次会议的核心就是在省级全面小康基础上启动江苏的基本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当然，全面小康的本质是“人人小康”，用这个目标来衡量还存在差距。昨天上午又听取了各市红十字会的汇报展示，下午省委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想结合这些信息并结合红十字会工作跟大家谈几个大一点的题目。

      近几年，每当我们国家、民族遭受类似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的时候，红十字会经受了一场场空前的考验。整个红十字系统上下齐心协力，尽管红十字会本身组织体系尚不够健全，人手紧张，但面对突然爆发性的工作量，我们在第一时间伸出救援之手，许多同志没日没夜地工作，红十字的大旗在灾区上空高高飘扬，可以说我们这支队伍是能够经受得住突发事件的考验。2011年，我们经受了又一场考验——“微博风波”，总会称之为“网络事件”，可不可以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好像分量有点太重了，还是称作“风波”比较好。本来2011年上半年我们的各项工作都相当不错，但这场风波发生之后对我们的工作是有相当影响和冲击的，对红十字人特别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是有伤害的，而真正受到伤害的是需要通过红十字之手去救援救助的那批人，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伤害。这次风波总体上是负面的，当然负面事件有时也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这样的冲击面前，我们直面挑战，迎难而上，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效，在许多方面还有新突破、新进展。比如，在理顺管理体制方面，在省委书记、省长的关心下，省编委发了一个好文件，推动这项工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全省105个县（市、区）已有103个县（市、区）下发了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文件，达到了98.1%。当然如果我们自己从严要求，离真正“五到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毕竟有了一个很好的起步。再比如，我们将省“十二五”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列为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是对的，但是，一度时期经济建设“单兵冒进”，出现了经济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社会管理领域积累了许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这个专项规划经过了广泛征求意见和专家论证，应该说大家还是比较满意的。同时，我们在人道救助、生命救援、志愿者队伍建设、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红十字社区活动以及对外交流合作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效，在理论研究和理性探索方面也有一系列的成果。
      各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亮点纷呈”，仅列举特别突出的几件事。如南京市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起初作为全国11个试点省市之一，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大的突破。不是身在其中的人，很难体会在我们的国情下，在中国的民风民俗的影响下，开展这项工作有多么的难，“个中甘苦复谁知”。后来整个平台建立起来后一经突破，就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效。在6月20日“微博风波”发生后，恰恰在我们党90周岁生日的那天，南京市成功实施了第一例器官捐献，随后从南京扩大到全省，全年已有10人成功实现了器官捐献，无论是捐献器官的人数、获取的器官数还是移植拯救重症患者数，均超过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我省已成为全国16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省之一。当然这个数字与我们潜在的捐献数量、跟我们江苏7800万人口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潜力很大，我们相信下一步在卫生部门的指导和推动下，加上各地红十字会与相关医疗机构的工作，会有很好的前景。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的建设给各市做了一个示范，也给我们编制 “十二五”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奠定了信心和基础，现在有的市已经仿照。他们在原有工作特点的基础上，还建立了分条线的工作委员会，也很有特色，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常州市红十字会与宣传、教育、公安等各方面都长期合作良好，今年有一个重点突破，率先在天目湖景区建立红十字会组织。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景区救援救助长期没人顾及，这方面曾出过不少事，在景区建立红十字会组织，也是世界各国红十字会在和平时期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溧阳市红十字会还有一项工作创新，通过与交管部门商量，在交通岗亭设置“小小急救箱”，遇到老人跌倒或者道路上发生车辆碰擦，可以尽快进行急救，效果很好。岗亭还贴上红十字标志，这些交警也自愿成为红十字志愿者，这都是很好的亮点。南通市红十字会原来有个救护培训的“南通模式”，今年他们又有新的突破。在这场“风波”之后，有更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探索实践。比如与企业合作，有些事需要社会化运作。做项目是红十字会救援救助的必要载体，南通提出项目的推进要通过讲故事，通过树立响亮的品牌，项目本身也要找载体，于是给项目注册商标，这在红十字会系统是具有开创性的。一个商标叫“磨刀老人”，还有一个是“莫文隋”（莫问谁），这些都是响亮而有特色的品牌。类似于“莫文隋”，连云港市设立了一个“叶欣仁”基金，当地方言就将“热心人”叫作“叶欣仁”。淮安市红十字会工作重心下移，很快实现了机关、乡镇、街道、社区红十字基层组织全覆盖。无锡市红十字会在纪念百年华诞时还表彰了十大先进人物与集体。
      对于“微博风波”，真正了解的人还不是很多，有两个重要结论。第一，这个人跟红十字会没有直接关系。这是公安机关通过法律程序作出的一个判定，然后她本人也作了道歉，当然网络没有理会这些。第二，到目前为止，全国红十字会系统没有一例贪污挪用社会捐款捐物的案例。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我们这支队伍是经得起考验的。如何看待这场风波？打一个比方，好比屋梁上掉下一粒老鼠屎，恰恰掉到我们红十字会煮的一锅粥里。这是谁的责任？我的基本看法是，首先，该认的要认。这锅粥是红十字会煮的，老鼠屎掉进去，我的责任我认账。红十字会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责任在于锅盖没有盖好。延伸下来，我们要把这场负面的风波转化为积极的作用。现在红十字会已经认识到在制度设定、科学管理、舆论宣传、危机应对这几个方面存在差距。再补充一条，红十字人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目前处于社会道德的制高点，整个社会都有一个道德要求，但是，对红十字人，对于我们这些做好事的人，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应当更加纯洁高尚。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反思改进的。第二，不该认的坚决不认。什么是不该认的呢？新中国成立已经62年了，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了几十年，这所房子里还有老鼠到处乱拉屎，这不应该是红十字会人所能解决的。这就涉及我们红十字会工作的社会环境。当前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是上升的还是下滑的，我们的精神世界是越来越丰富还是走向荒芜。大街上跌倒一个老人到底扶不扶，居然纠结中国人。实际上这个题目是一个原始道德问题，早在数千年前，孟子就出过类似的题目，一个不认识的小孩在地上爬，前面是一口井，眼看就要掉下去了，你要不要把小孩抱起来。当时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要害又是三句话“亲亲之爱”、“恻隐之心”、“忠恕之道”。对于不认识的人，就凭人的恻隐之心也应当去帮助。这个题目居然到现在又在纠结中国人，是不是一种倒退。有人说老头可以扶，老太太最好不去扶，据说讹人的大多是老太太。你说这叫什么“世态”？所以，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就不是红十字会的责任。第三，假如不该认的认了，所有问题都归于你的头上，最后就是让做好事的红十字人伤心，伤心的后面是寒心，寒心以后就影响工作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伤害社会，尤其是被救助对象。这场风波的当事人自己在道歉的时候也说她伤害了那些需要救助的人。第四，一些媒体忘记了应负的社会责任与主流目标引导职能。当年困难时期，即使有老鼠屎掉进锅里，赶紧把它捞出来倒掉，剩下的粥或许还能充饥度荒。而如今某些媒体是起劲地搅碎、搅烂这粒老鼠屎，非得毁了整锅粥，叫做“媒博合流”、放大负面影响。他们忘了该负的社会责任与主流目标引导职能。《新华日报》有一篇短评写得很好，要呵护金钱和良心。现在假如变成“做人难，做好人更难，红十字会做好人尤其难”，这个社会还是健康的社会吗？我在苏州市红十字会百年庆典上说过一段话，有首歌唱道：“要是人人都献出一份爱，这个世界将是美好的人间”，对此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动员大众捐款捐物也是这么说的。但同时在现实面前，还应该再加上一句话，“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同时人人都要珍惜这份爱”。假如有人无度地消费别人献出来的这份爱，进而肆意的浪费、更不用说恶意中伤甚至是践踏这份爱，这个世界还会是美好的人间吗？我们不能允许无端的中伤、更不能放任对这份爱的践踏。在这场风波过程中，流传最广的就是“这件事一天没搞清楚，动员大家一天不要给红十字会捐款”，这已触及基本底线。人们不捐款，最终受伤的是红十字会的救助对象。按照这个逻辑，钱都不要捐了，那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义务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和遗体，都不要捐了，最后伤害的恰恰是急需救助、甚至是急等着挽救生命的群体。所以在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我们以实际行动对这种言论作出回应，省红十字会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悉数自愿加入献血或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一个社会组织，工作中有点不足，你就号召大家不要跟他干活了，这就触及了底线，对此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所以，一方面要推动促进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对于下一步如何推动促进红十字会工作，政府要有一个明确态度。同时，要更多地立足于自身，改进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道德高地建得更加完美，把道德花园布置得更加漂亮。在改进中也要掌握一个恰当的“度”，就是要科学、合理、合法。比如我们提出要进一步公开、透明，将所有账目公开，这没有问题；对于“透明”，个个认为“提高透明度，透明也有度”，后一个“度”就是人性、人权、人格尊严。因为对于捐赠者而言有两种取向，一种是“低调”，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取向，而且自古以来我们提倡低调，古人有句话叫“善欲人知非真善也”。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反对有的人“高调”，只要他不是“诈捐”、“虚捐”或背后“包藏”附加的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受捐赠者也有两种取向，一种是“愿显”，愿意让社会广泛知道他因困难接受了大家的捐赠；一种是“愿隐”，受捐者再困难也不要上电视、上报纸，他们有权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对于捐赠低调者和接受捐赠愿隐者，你也搞“人肉搜索”，这就是侵犯人权。所以，透明也是有度而不是无度的，我们在改进工作时也要有个度。
    总之，我们要冷静、清醒、客观地对待这场风波，改进我们的工作。对于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争取社会广泛的理解与帮助，大家共同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对于我们自己的事，认认真真地在今后工作中很好地加以改进，让这场风波真正成为对我们的一次洗礼，让我们的旗帜更鲜艳，队伍更纯洁、更坚强。

    红十字运动是一项成功的国际运动，一直以来，我们一讲到红十字会，从实践、案例到理论，基本都还停留在国外、境外那一套。当然，已有的为各国公认的这一套也很宝贵，但对我们还显不够。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搞了30多年，也基本上没有本土原创经济学，企业里没有本土原创管理科学。自己长期在企业、在经济战线工作，也试着在这方面做一点探索，当然也是成效有限。红十字会也面临同样的课题。我们有一个深切的体会，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积淀丰厚，任何外来的东西到中国必须本土化，必须跟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相融合才能在中国真正发挥作用。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产生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红十字运动能例外吗？光有国际的那一套还不够，特别是我们有那么多问题、疑惑，又受到不少挑战之后，需要作一系列冷静的思考。国际运动要本土化，要有中国本土元素，这样才能把中国红十字事业做得更好。下面，对有关问题试着作一点厘清。
    第一，红十字会的基本定位与作用。从国际定位来看，红十字会是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她是世界上参加国别最多的组织，一定程度上说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然后，在我们国家的定位，前一段有人炒作说红十字会是“官办机构”要“去行政化”，他们不知道红十字会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慈善组织，有其显著的特殊性，就是在特定方面履行国家义务。中国是相关《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签约国，由谁来履行签约义务？就是通过红十字会来履约。就像我们加入WTO，谁来履行与兑现相关承诺？由商务部牵头。过去我们对红十字会作为国家对所签相关国际公约的履约组织这一定位认识不够，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应更多地强调这一点，这是红十字会的特殊地位，任何组织无法替代。
    第二，结合中国国情、本土特色，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红十字会是执政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重要助手，也是当地党委、政府在人道领域的重要助手。经过多年实践，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假如没有争取到当地党委、政府对红十字会工作足够的关注度、支持度，工作是寸步难行，但是只要党委、政府一重视，红十字会工作就能健康蓬勃发展。许多市在汇报展示工作亮点时就提到，红十字会工作要争取进入党委、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如扬州市是党委、政府“两办”发文，徐州市是市长办公会纪要。党委、政府要有分管领导，政府每年至少听取一次红十字会工作汇报，红十字会成为当地文明委、社工委成员单位，列入目标考核、为民办实事内容范围等。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安排，要有一部分充实人道救助基金，彩票公益金安排一部分分成，这些有的已有相关法规文本规定。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也是各国通行的，很多国家元首或是元首夫人兼任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我们也这样做了。红十字会还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因为红十字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在发扬光大民族核心价值观中可以发掘、融入许多内容。仅在捐赠、捐献的事例中就有很多感人至深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性中最光辉的成份，可以说是“人性王冠上的宝石”，而我们现在弘扬得还不够，做好这方面工作对于改善道德精神领域的状况会有重要作用。红十字会是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还是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渠道。海峡两岸红十字会这个渠道一直是通畅的，而且在“九二共识”之前就有一个《金门协议》，两岸红十字组织开始无障碍沟通。有时“官方面孔”达不到的目的、起不了的作用，民间交流可以补充，红十字会就是一个重要的民间渠道。
    第三，主要职责。一个是“三时”，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地救护，叫“战时救护”。但是中国本土多年没有战争，全球也只是局部地区有战事，我们中国红十字会是不是没事可干了？其作用可凸显于“灾时救援”，天灾人祸，地震、台风，重大安全事故中都涉及生命救护。我们江苏灾害较少，是不是没事干了？要有全局意识，国内有的地方还有灾害，国际上有的地方也有灾害，我们要做好支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怎么服务于江苏？现在我省红十字会系统大量的工作在“平时”。“2011年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大会”有一个亮点，提出了一个“常态、非常态”，战争就是非常态。红十字会如何在常态下做事，就是我说的“平时救助”。我们理出了8个“助”，有的同志觉得是不是太宽了，当然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做那些最该做的，其他方面跟人家合作。尤其要突出生命救助，我们主要不是从事财产等方面救助，凡是涉及到生命的，我们都要去关注，这是红十字会的重要特色。这就涉及第二方面，“三救”、“三献”，救灾、救援、救助，义务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及遗体。
    第四，服务对象。主要是“三最”：最困难的、最需要帮助的、最易受损害群体。国际运动是最后一个“最”，结合中国特色成为“三最”。有人会问：最困难的和最需要帮助的有什么区别？我们自古以来有句话“救急不救穷”，红十字会对最需要帮助的人是“救急”，对最困难的、尤其是触及生存底线的也要帮就是“救穷”，然后加上最易受损害群体，这样就把“国际通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五，道德伦理基础。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唯一从未中断过、上下绵延五千年的人类宝贵财富，把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加上时代特色，就能提炼出当代的核心价值理念。红十字领域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人道、博爱、奉献”，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我们的现代意识，高度相融相通，没有任何矛盾冲撞。
    第六，自身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三制一力”。“三制”就是制度、体制、机制。邓小平同志在“文革”之后以切肤之痛的教训，总结出“制度比人更可靠”。红十字会要通过制度来管人、管财、管事。机制又分为决策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跟汽车一样，有方向系统、刹车系统、发动机系统，这三样东西少一样，这辆汽车就不能正常安全行驶。“一力”就是我们红十字工作者和红十字志愿者的工作竞争能力，是通过我们的基本定位、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体现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尤其是说服别人的能力；二是项目策划与管理能力，这是很多地方红十字会的薄弱环节；三是信息沟通能力，现在进入信息社会，不仅包括计算机网络信息，还包括各种信息的获取、整合、沟通、传递、公开、透明；四是公关应对能力，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其面临的不仅仅是行政关系、政治关系，更多的是社会公共关系，如遇到突发事态如何应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监督机制、第三方审计等方面都还不够健全。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2年国内工作总的基调是“稳中求进”。“稳”里面有“四个稳”，即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里面，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的同时，我把“继续把握战略机遇期”加上“要有新作为”，这样也有“四个新”。还有“四个着力”，“四个牢牢把握”——以扩大内需为基点、实体经济为基础、改革创新为动力、改善民生为目的，“五项任务”。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概括了几句“三字经”，就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明年最大的特点就是“稳”。个人认为，2012年我们面临四大挑战：
     第一，全球性的最高权力集中交接的挑战。权力交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正常交替，一类是正常换届。非正常交替又有两种，有政经变故、和平交接，如希腊、意大利、日本等国，有的就像我们当年“造反派”搞大联合，找哪一派当头都不行，找个经济学家什么党派都不是，大家都能接受；有内外互动、暴力更迭，像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的领导人非正常更换，背后往往都有外部力量的强势干预。正常换届，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多党竞选，明年有美国大选、俄罗斯大选、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等。一种是一党换届。我们明年召开十八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一次大换届。全球如此集中发生权力交接，这在世界史上也不多见。为什么说集中大换届是一种挑战呢？因为当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致的时候，政治家突出经济，当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有矛盾的时候，政治家们的取向大多会“政先经后”，把选票看得很重。美国两党在国会为了选举目的，将提高联邦债务“天花板”的表决一直拖延到最后期限的前一天8月1日，不到最后期限不松口，把全美国人、全球相关人的心全吊着，这就是政客们的严重不负责任，也是导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重要触发点之一。
    第二，内外环境的挑战。外部环境，以国际眼光看，2011年叫作“东震西乱，南北失衡，大国围堵，周边紧张”。“东震”就是日本地震、海啸、核事故为代表的环境、生态灾难；“西乱”就是西亚、北非乱象，欧债危机，美国失业率上升等。“南北失衡”，“南”代表欠发达国家，“北”代表发达国家，一系列严重失衡导致矛盾上升。随着中国崛起，一些国家开始围堵中国，我们的周边从东海蔓延到南海地区呈现紧张。这一局面在2012年难有大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全球经济衰退长期化、危机常态化，短期之内不会有太大改变，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了一个词叫“中长期”，可能会成为中长期问题。这样就会导致内外矛盾叠加交织。我们内部也有很多矛盾，一个叫交叉，一个叫叠加。比如对外贸易与内需市场、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发展速度和通胀加上就业就构成一个“三角形魔咒”，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速度往上升、通胀就更严重，形成很多交叉和叠加的矛盾，造成明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出现了许多两难选择。明年宏观调控还是维持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社会领域的最大隐忧是出现阶层分化，可能导致阶层割裂倾向。
    第三，成本与市场双向挤压的挑战。明年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全都出现困难。国际市场，经济萎缩、消费下降，如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的储蓄率是-1.37%，金融危机后提高到4%，现在是3.6%。现在很多美国人失业拿不到钱了，拿到钱的人不少遇到减薪钱变少了，拿到的钱又要去存一块，消费无疑要下滑。加上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区域壁垒强化。国内市场，前一轮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放大到地方变成近20万亿，形成了产能过剩，这是我们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现的过激反应。通俗地讲就是又走了一次“两个极端”，该宽松的时候太松了，今年紧缩的时候又紧过了头。假如没有这些过度的行政干预，我们的经济或许会更健康一些。现在东西卖不出去，企业成本还在全面上升，盈利空间缩小，中国的实体经济进入了微利时代，甚至部分企业将滑向亏损，而且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危险倾向。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空心化造成的。“三产”、服务业跟实体经济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果美国人把“皮”给转移了，就在那里玩“毛”，“三产”比重高达80%～90%，最后玩出“一地鸡毛”。奥巴马的“再平衡理论”核心内容就是推进美国的再实体经济化，美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重要提法，就是要重视实体经济，现在搞实体经济是困难重重。今年经济增长逐月逐季走低将会继续延伸，明年经济走势能“前低后平”就很不错了。
    第四，重大转型期的挑战。中国正处在重要的战略路径转折期，不仅有经济转型还有社会转型，现在我们面临类似当年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重大挑战。经济转型主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社会转型更多的是从以往的权力社会转向公民社会，对此现在很多人包括红十字人不太适应，“人人都有话筒”，大家都可以监督你，都可以议论你，这是一种公民社会的特征。
    国际红十字运动又有四大趋势：第一，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断引发新的人道危机。如美国、法国可以跑到一个国家给人家更换一个领袖，一些国家政权非正常更替，引发了许多新的人道危机。气候、生态环境变化引发的危机也越来越多。红十字会就是从事人道危机干预，可发挥其特殊的、显著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在这种大环境下，各国政府日益重视更大程度地发挥红十字会作为政府人道主义助手作用。第三，更加重视非紧急状态的日常服务，保民生健康安全成为越来越多当政者的重要战略目标。这就是以上提到的“三时”中的“平时”。因为各国政府无论是从治国理政上，还是从政党政治需要出发，都要注重保障民生，确保老百姓的健康、安全不受威胁，人道、民生、健康、安全越来越多地被一些国家作为战略目标。第四，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联合会特别强调要构建强大的国家红十字会，壮大能力建设，健全志愿者基础网络，为弱者提供更为及时有效的特殊服务，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对我们而言，红十字文明原是一种客体文明，一百多年前进入中国，中华文明历来有极大包容性，客体文明不断融入我们的主体文明。红十字文明包含两大部分：一是红十字运动实体，它以项目为载体，围绕项目的筹划、社会劝募，组织、动员、推广、实施，包括志愿者活动，这是红十字会的“硬件”部分。二是精神文化，就是红十字文化，这是“软件”部分，包括精神、理念、价值观、宗旨、原则、标识，其中许多内容与中华文化相融相通。我们要通过大力弘扬红十字文明，从软、硬两个方向努力。在硬的方面，进一步推动红十字会各项实际工作的落实，红十字人、红十字志愿者要成为中华大地上的“布道者”、成为精神文明建设者，去宣传弘扬红十字文化。红十字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完全一致，在这方面有更大发挥独特作用的空间，过去我们强调不够，今后完全可以以更高的道德文化自觉、自信去追求红十字组织的壮大与自强。

（2011年12月16日在江苏省红十字会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三是社会化动员。红十字事业是一项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是全社会参与的人道行动，社会动员是一个基本方法，也是一种社会影响力。一方面，要强化红十字会的传播功能，弘扬“人道为本、博爱为怀、奉献为荣”的红十字文化，将以人为中心，尊重人性、人的尊严和自由意志等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理念融会贯通，并上升为一种社会主张和核心价值，巩固群众基础、营造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建立包括宣传筹资、资源配置、志愿服务、理念传播、社会监督、组织合作等在内的社会化工作机制，强化社会动员，既要重视体制内的、依托职能机构的组织化动员，又要强化基于市场机制的、利用各类传媒的社会化动员，借势造势，合作发展，引导社会各界力量投身红十字人道事业。

刘斌

 

     雷锋是一个生长在20世纪60年代有着传统东方文明的中国的青年人；亨利·杜南是一个生长在19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瑞士的青年人。一个是贫苦孤儿出生，一个是富贵商人家庭，一个是年青军人，一个是年青银行家，从这两个人的生平、生世、年代和地域来看，他们是属于互不相连的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世界的人。但从人类精神文明、文化内涵的历史传承和人类大爱的心灵光辉上来看，他们是完全能够联系到一起的。用人类历史宏观的眼光来考量，雷锋的乐于助人、做好人好事的为人民服务精神与杜南创建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是天然的互相映辉、相互共鸣。我们可以从雷锋精神中看到亨利·杜南的人道理念，从亨利·杜南的人道理念中看到雷锋的思想灵魂。

     雷锋从小出生在中国旧社会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他七岁时父母就因故双亡成了可怜的孤儿，是党的关怀，社会的帮助，群众的照顾让他过上了幸福生活，是新中国、新社会的阳光让他渡过了人生的童年，使他长大成人，这个孤儿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体会到了人间的温暖、人间的真情、人间的大爱，体会到了帮助他人的心灵幸福感受，使他这颗善良的心灵在社会的大爱和充满人情、人性土壤的中得以发芽成长，使他身上的人性光辉得到巨大的发光。正是这种爱的种子在雷锋的心灵中不断的发育壮大，使雷锋产生了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善于同情、乐于助人的无私奉献的热情和动力。雷锋的行为、雷锋的精神是有着乐善好施的传统东方文化、文明的内涵在与西方的人道主义及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自觉溶入与结合；体现了整个人类文明长河中历史潮流的大会合。

     亨利·杜南从小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虽然他出生在富贵家庭，但亨利·杜南从小就受到他的母亲温柔虔诚、乐善好施的品德影响，在他母亲的良好教育下，亨利·杜南在幼稚的心灵中埋下了善良慈悲的种子，长大后的亨利·杜南信奉基督教，18岁时就加入了日内瓦的社会慈善机构积极从事帮助穷人和探访监狱等社会工作，由于亨利·杜南从小就得到了父母的爱心沐浴和教化，他虽出生富家，但能体察社会、体味穷人，心系穷人和弱势群体，使他在幼小时心灵中埋下的爱心种子在人类同情、怜悯的雨露滋润下，在西方进步文明理念的浇灌下不断的健康成长壮大，使他的人性光辉、人道的理念不断的放光和走向成熟。后来亨利·杜南在遇到索尔弗利诺战役的状况及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的一时冲动，而是他的那颗早已受到人间大爱培育的爱心的必然所为，就像雷锋一样受到党和人民的培养后所激发出来的爱心一样，都是来之善良人们人性内需，是体现人对人的关注与同情本能表达。

     雷锋的乐于助人、奉献社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亨利·杜南通过在索尔弗利诺战役后创建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有着人类共同的文明特质，是人类不同文明的共同内涵、理念的荟萃交融，是人类真善美在不同的人类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无需沟通，一拍即合。从人的本质上来看，雷锋精神可以说与杜南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是一致的，都是人类先进的品德闪光和表达。

     今天作为从事红十字工作的人，作为传承和传播亨利·杜南创建的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工作者，应当自觉地学习、宣传、和运用雷锋精神。雷锋乐于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全是出于公心，自觉自愿，是无私的奉献。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也是一种自觉志愿的无私行为，在这点上雷锋精神和红十字精神是同源的。

目前雷锋精神不但在中国大地上发扬光大，同时也传出国门走向国际，红十字运动是源自西方走向世界，可以说雷锋精神和红十字精神都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和先进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当今大力提倡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中国社会面临社会不断改革的情况下，红十字工作者把学习雷锋精神与传播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结合起来，有着非常的实际效果和社会的现实意义，可以说雷锋精神、学雷锋行动是充实中国红十字运动的一项重要的新内容，这种结合可以促进红十字工作的不断拓展，更加得到社会赞同和认可。

      因此，红十字工作者一定要通过学习雷锋这个中国的亨利·杜南，把雷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和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传播紧密结合起来，为人间的大爱，为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江苏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副主任）

 

曾云平

 

      2011年5月底，香港的“紫荆女侠”登上了各大媒体，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据《新快报》报道，香港惊现一位“济世女侠”！一名身穿黑色低胸紧身夜行衣，戴紫色眼罩的女子自称“紫荆侠”，向香港九龙区笼屋居民派发粮食或现金。[①]随后各大报纸与网络媒体争相转载，“紫荆女侠”的派钱义举在内地引起了轰动，也遭到了网络围观。本文梳理相关报道，对此事件略作探析，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些问题。

     “紫荆侠事件”发生后，立刻受到网络媒体的青睐。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还通过邮电进行了深入调查，了解了一些事情的原委。据“紫荆侠”称，她是香港“名门之后”、“城中名媛”，曾留学欧美。30多岁，收入尚可。还称行善的初衷是不满政府预算案派钱6000港元的政策，认为没有真正帮助到底层大众，所以才自己出来派钱派米。为免身份曝光，不想被人说成是沽名钓誉，就想到化身大侠的装束蒙面行动。

     “紫荆侠事件”的备受关注与慈善问题日益凸显和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的热情是息息相关的。

      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呈现出持续高速增长，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推动了社会全面发展。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已进入了社会转型期，伴随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一些社会问题与不和谐因素也急剧凸显，比如贫富差距拉大、弱势群体和社会公正等问题。公益慈善作为社会稳定的“平衡器”发挥的作用愈来愈明显，众多慈善组织的出现，援助范围的扩大，慈善资金的筹集等都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所以人们对公益慈善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近几年来，国内对慈善事业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热度，只要与慈善相关的事件都会被媒体和网友津津乐道地热议。从2008年汶川5.12地震后，明星“诈捐门”、“拒交门”、“万元餐”、“中国首善”陈光标的“裸捐”、“巴比慈善晚宴”，直到最近内地的“郭美美事件”和香港的“紫荆侠事件”，人们乐此不疲地谈论“慈善”。当然人人关注慈善也表明中国贫富差距、社会不和谐等问题日益受到大家的关注。当香港“紫荆女侠”被媒体曝光后，有些人对她的善举拍手称赞，但众人关注的焦点还是其真实身份。人们根据其身形和自己吐露的有关自己身份的一些细节进行猜测，从猜测是名媛万宝宝遭到“女侠”的否认后，相继又联想到性感女神周秀娜、“鲨鱼女”陈细洁、富家小姐庄思敏、慈善女郎徐美琪。媒体穷追不舍地跟踪，弄得“紫荆女侠”身心疲累。不得已才写信向香港媒体发出声明，说道：“当初蒙面行动，就是不想给人知道我的身份，一直想低调行事……天天这样调查及跟踪，令我身心疲累，也因此阻碍了行动的进度，本人这两天病倒，看了医生一直躺在床上，我虽是女侠，也是肉身做，现在压力很大。”[②]

      慈善话题成为热议话题，虽是社会经济转型期间的产物，但与新闻媒体热心公益事业方面的宣传有关，社会上甚至出现了“有困难找媒体”的现象，尤其是对于底层的弱势群体而言。新闻媒体确实在普及群众的慈善意识，动员社会参与慈善事业，落实社会救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遇到自然灾害的年份，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西南五省干旱等，新闻媒体依托自身的优势为救灾做“号召”、“宣传”，协助政府和慈善组织为全民抗震救灾工作做出了极大贡献，体现了传媒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新闻媒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出现了商业化、媚俗化等倾向。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慈善报道炒作奢侈的生活方式，着重报道富豪的八卦和绯闻，有的媒体更追踪挖掘富豪致富背后的故事等等；或者有的媒体借慈善之名策划活动，推销自己的品牌或为厂商做宣传，而从中牟取利益。另外还有的媒体在慈善报道中出现了越权行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2006年新闻媒体通过慈善报道向名人“索善”的一系列报道，2006年1月沈阳《华商晨报》的头版上报道了一篇题为《贫困父亲写信遍求中国富豪》的报道，报道写了吉林的一位父亲刘福成先后给他听说过的6位“中国富豪”——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写信，希望得到对方资助救治自己得了罕见心脏病的女儿。虽然最后刘福成己收到6万多元捐款和救济款，而且这些钱也主要来自他求助过的富豪们。随后，该报刊发多篇追踪报道：对有捐款意向的富翁热情报道，还没捐款的富翁则在报道中被再次点名。新浪网、搜狐网、人民网等不少网站制作了专题讨论此事。很多网友认为这是用道德方式来“要挟”富豪们。这些点名募捐类报道反映了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和对伦理规范以及公民合法权益的忽视，是对媒体权利的误用和滥用。显然，新闻媒体在当前我国慈善事业中所应扮演的角色还有待思考和定位。

      公益慈善事业的“平衡器”作用关键体现在其对这个国家的社会资源与社会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中。诚如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益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等方式来进行第二次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③]香港的“紫荆女侠”向港区穷人派发粮食和现金的行为，其行善的初衷就是不满香港政府不分穷富的“乱分红”，认为香港政府没有在贫富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于是就采取一种“劫富济贫”的方式，不过她是“劫自己之富而济社会之贫”，同时她还号召她的朋友也加入她的“劫富济贫”行动中。从“紫荆女侠”的行善行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政府在进行社会财富与社会资源的第二次配置当中，因“政府的二次分配主要着眼于保障社会成员的普遍权利，无法完全顾及到每一个公民或特殊群体的利益，这样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之间有一个‘真空地带’”[④]，所以如孤儿、孤寡老人、残疾人、严重疾病患者、失学儿童等特殊困难的群体很有可能被忽视，而这些弱势群体就特别需要社会的帮助。这时社会上呼唤第三次分配，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第三次分配就是社会慈善活动，它有效地弥补了第一次、第二次分配的缺陷与不足，起着调节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近些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

      与陈光标的行善方式不同，“紫荆女侠”选择的是低调行善，她化身女侠的装束，选择夜晚蒙面行动就是不想自己的身份曝光，家人被追访。但是也有网友指责“紫荆女侠”穿得这么暴露、性感是为了炒作、作秀，拿着慈善的名义吸引众人眼光。而女侠对此作出回应，自己之所以穿成这么有吸引力的装束，是想透过此行动吸引外界关注，希望自己的善举能“一呼百应”，感召更多的人行善。不过，“紫荆女侠”行善之举确实值得我们拍手称赞，同时不免也产生了一些疑问：为什么“紫荆女侠”不采取通过慈善组织或者加入志愿者队伍中去行善，而非要采取这种吸引众人眼球的“劫富济贫“的方式呢？虽然她主要是抗议港府不分贫富的“乱分红”行为，但同时也显现出当前香港地区慈善事业发展中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下降、公民的慈善意识淡薄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大陆也同样存在。

      改革开放30年来，慈善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以基金会、慈善会和红十字会为主体的慈善组织迅速壮大，在赈灾、扶贫、帮困、助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慈善事业起步较晚，缺乏规范的法规制度，慈善公益组织的程序不透明、管理制度不规范、监督机制不健全，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公民的慈善意识薄弱，主动参与度低。长期以来，我国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虽然我国慈善事业有所发展，但慈善意识尚未上升为社会的主流。在我国，大部分民众对慈善事业以及慈善机构不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还未形成捐款捐物、扶助弱势群体的慈善意识。很多民众误解慈善事业属于政府的救济行为，而实际上慈善事业是民间的扶贫济困行为。据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琳调查，有7.1%的人还不知道有慈善事业；有62.9％的人不知道自己居住的省市是否成立有慈善总（协）会；许多人对国内几项大型慈善活动不了解，有35.9％的人不知道春蕾计划；39％的人不知道烛光工程；有 51.8％的人不知道微笑列车；有 63.8％的人不知道慈善雨水积蓄工程；在路上遇到伸手向自己求援的陌生人时，有45.9％的人选择绕过去，不理睬。[⑤]另一方面，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较差。由于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公示和监督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造成部分慈善机构缺少必要的监督与审计，管理上存在着许多漏洞，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大，甚至出现侵占、挪用、贪污捐赠款物的行为，使得慈善机构的公信力经常被质疑。据搜狐网对“造成中国慈善事业落后的主要原因”在线调查显示，在1460总票数中，11.78%的人认为“一部分有捐助能力的人没有尽到责任”，6.85%的人选择了“缺少方便妥善的渠道进行捐助”，17.12%的人认为“缺少鼓励进行慈善事业的机制环境“，1.99%的网民选择了“其他”，而高达62.26%的选民都把“中国慈善机构的公益性令人怀疑”作为造成中国慈善落后的主要原因[⑥]。可见当前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足，其弱化的态势令人担忧。

     “紫荆侠事件”虽发生在香港地区，但也折射出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些普遍问题，比如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下降、媒体慈善报道与宣传的“越位”问题以及公民慈善意识薄弱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改进。

     其一，加强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慈善组织逐步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是赢得公众信任，提高公信力的基础。首先，增强慈善组织的自主性。要勇于突破以往行政机关工作的思维方式，引入市场环境下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以加强自身内部的管理。其次，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要对慈善资金的运作情况进行全程控制，并定期公布有关信息，让普通民众对他们所捐款物的流向和使用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随时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最后，重视自身组织队伍建设。慈善组织应从各种渠道获取优秀人才，发展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从业人员；对慈善机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职业培训，以提高其道德素质与业务素质。

      其二，为慈善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新闻媒体的宣传与监督等等。目前，我国尚没有针对性、特定性的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规条款，如慈善公益组织制度、财务制度以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募捐善款、救助项目开发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即使是已经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也因为缺乏具体的、可供操作的配套政策而难以落实。所以制定一部比较完整的规范我国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另外，新闻媒体也要发挥其自身的优势为我国慈善事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一方面应该提高其自身的慈善意识，积极探索多种参与慈善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宣传和普及慈善价值观，为慈善事业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同时，媒体“还要致力于客观公正的报道，履行好舆论监督、社会协调的职能。”[⑦]

      其三，提高公民慈善意识，弘扬慈善文化。我国的慈善事业要获得健康的发展，除了需要慈善组织自身建设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外，还离不开普通民众的参与。而目前我国公民慈善意识淡薄、慈善观念滞后、主动参与度较低、社会责任感不强，整个社会尚未形成良好的慈善道德氛围。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缺少慈善文化的涵养与浸染。当今慈善文化建设要在秉承传统优秀慈善文化的基础上借鉴与吸收外国一些有关慈善的优秀文化，构建一种具有社会感染力和引导力的慈善文化价值观。同时还需要在全社会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普及慈善教育、传播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增强公众慈善意识，提高公众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自觉性。只有形成一种全社会都来关心、参与慈善事业的社会氛围，我国的慈善事业才会获得积极健康的发展。

     “紫荆侠事件”所凸显的慈善问题，需要在不断改革中克服。这不仅有待于加强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有赖于公众慈善意识的整体提高。唯有如此，我国的慈善事业才能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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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红十字品牌创建工作探析

丁钢

      我们正处在一个塑造品牌的时代。日前中国红十字会召开品牌管理座谈会，强调要十分珍惜红十字品牌创建，用高效、扎实、廉洁的工作来维护品牌形象，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红十字特色品牌。

      品牌建设理论来源于经济界，现已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品牌(Brand)是一种识别标志、一种精神象征、一种价值理念,是品质优异的核心体现。品牌的本质是真善美，品牌的魅力不仅代表着消费者及服务群体对品牌产品和组织的信任、忠诚，还代表着品牌组织的文化内涵。这同样适用于公益事业和组织，一个成熟可信的公益品牌，甚至能决定一个公益机构的生存命运。

      所谓公益品牌，即在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公益活动中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和响应，具有极高信誉和评价的公益组织（含企业、个人）名称，以及公益产品、公益项目的标识、名称、符号等。目前，创建公益品牌，实施品牌项目运作，已经广泛地被全国各公益慈善机构所选择、采用，成为加强公信力建设、推动事业发展和规范项目运作的重要手段。这方面，青岛红十字会进行了积极探索实践，发现、培育、创建的公益品牌“微尘”获感动中国奖，享誉全国；创建的机关品牌“博爱人间”获青岛市机关名牌称号。值得学习参考借鉴。

      一、红十字品牌的体系创建
     2003年理顺管理体制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做实事、促宣传、创品牌”的工作思路，走品牌发展之路，从品牌体系设立入手，创建红十字品牌。逐步形成青岛红十字工作的主要特色和工作亮点。

     （一）青岛红十字品牌的创立
      青岛红十字品牌的设立主要按体系、分主次，体现品牌的服务创建主体，精心设计，整体布局。
      一是总品牌——“红十字”，也是我们的组织品牌。红十字会的品牌建设具有独特的优势，红十字运动本身就具有品牌特征，150年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传承，为红十字品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源和独特优势。七项基本原则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行动指南，《红十字会法》提供法律地位保护，统一的红十字标识成为国际运动最突出的标志之一，“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是红十字的核心价值观等等，这都是公益品牌建设的重要元素，也是较其他组织独有的特殊优势。因此，我们始终坚持以“红十字”为总品牌，将“七项基本原则、红十字标识、红十字精神”等核心内容，有机融入红十字各品牌的创建过程，统领品牌设立创建。
      二是子品牌——公益品牌“微尘”，也是我们面向公众，为所有捐助人设立的公益品牌。2004年底，在印度洋海啸救灾募捐中，一对中年夫妇到红十字会捐款5万元，留下了“微尘”的化名。工作人员迅速从捐款记录中搜索出“微尘”多次捐款记录。我们从寻找“微尘”开始，创建“微尘”品牌，认识到“微尘”就是“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具体体现，确定了“微尘”标识、品牌内涵和品牌标识释义，形成了“微尘传真情，博爱遍岛城”的品牌宣传用语。品牌创建全面持续展开，一次次的创建行动，一次次的创造感动，品牌影响迅速扩大。“微尘”标识、徽章及资料被市档案馆收藏，微尘爱心群体先后荣获“山东省道德模范”称号，全国十大公益之星，首届中华慈善奖，感动中国奖等。中常委李长春同志在《人民日报》一版《我叫微尘》一文上批示：这是我们社会的正气歌。原中国红十字会长彭佩云亲笔致信，对精心发现培育“微尘”品牌，推动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是子品牌——机关品牌“博爱人间”，也是我们机关的文化服务品牌。2005年以来，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开始创建机关品牌。机关品牌创建是从机关使命、核心价值观、共同愿景出发，强调以使命为导向，以文化为核心，以规范管理为关键，以服务绩效为标准，加强机关建设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经过充分研讨，提炼出机关品牌名称为“博爱人间”，确定了品牌内涵；建立了“博爱人间”品牌体系，设计了品牌标识和品牌标识释义；明确了以“人道、博爱、奉献”为核心价值观，以“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境况”为使命等；建立了机关文化理念体系，对定位、创新、修养、服务、学习、廉政、和谐、执行等工作理念进行提炼明确，并形成了“凝聚人道力量，共建爱心社会”的品牌宣传，以及业务工作宣传语；健全了品牌理念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等。“博爱人间”机关品牌成为全市红十字系统彰显红十字文化理念、突出红十字特色、践行红十字核心价值观、树立红十字形象的载体平台。

   （二）青岛红十字品牌体系的建立
     红十字品牌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具体讲，总品牌——“红十字”是品牌体系的“魂”，是红十字精神价值所在，决定着品牌体系的性质方向，引领着品牌的创建发展。子品牌——无论是公益品牌“微尘”还是机关品牌“博爱人间”，都是品牌体系的“体”，是品牌实现功能、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决定着红十字品牌价值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它们分别从红十字会内外两个方面，从机关建设和业务工作两条线，将工作载体和参与平台品牌化、具体化。总品牌只能有一个，体现唯一性和权威性；子品牌可以是多个，不宜太多，体现地域性、专业性和多元性。红十字品牌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既有精神引领，又有具体内容，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离开“魂”，“体”就失去精神支撑和生命力，甚至偏离方向；离开“体”，“魂”就无从依附，难以传播，红十字精神价值难以实现，教育引领作用难以发挥。就目前红十字会品牌建设现状来看，“魂”非常明确，特色突出，自成体系，关键是持之以恒地坚持，“体”亟待加强，要因地制宜，扎实创建。只有把“体”做大做强，才能使品牌之“魂”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取信于民。

      在品牌标识名称使用上，把握主次分明，突出特色。具体讲，总品牌——“红十字”使用，主要突出其精神引领作用，强调红十字会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一部分，最有影响的人道救助社会团体，区别于其他公益组织。除按照国务院红十字标识使用办法规范使用外，多与子品牌结合使用，将其冠名在子品牌前使用。如“红十字微尘行动”等。子品牌——公益品牌“微尘”，主要用于动员全社会参与公益工作，作为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了解关注支持参与红十字会公益活动的载体平台。子品牌——机关品牌“博爱人间”，主要用于机关队伍建设，作为机关内强素质的载体平台。

     二、红十字品牌的创建实践
    2004年以来，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青岛红十字品牌从设立到创建，逐渐形成了以“红十字”总品牌引领，突出子品牌“微尘”和“博爱人间”品牌特色，分类实施创建，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的模式。

    （一）公益品牌“微尘”的创建
   “微尘”是青岛红十字会的原创公益品牌，是我会品牌创建的创新成果。品牌创建是红十字会更好地凝聚动员社会力量了解关注支持参与，将红十字工作融入全市中心大局，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建立社会化、开放式工作格局，加强与各部门广泛合作，发展红十字事业的有益探索和实践。

    1、突出微尘品牌创建的群众性特征，培育打造微尘公益品牌。微尘来自普通市民，品牌的服务群体即捐助人和受助人、创建主体以及依靠力量，也都是群众。微尘品牌定位是感召社会公众了解参与红十字公益的平台，是红十字会主导，社会参与的群众性公益品牌。我们通过媒体与社会、公众建立起畅通的沟通渠道，真情互动，创建微尘品牌。

    一是开展寻找微尘活动、讨论微尘现象、宣传微尘事迹等，形成良好创建氛围。联合《青岛早报》以寻找微尘为题，全面报道微尘事迹；联合市文明办、电视台制作节目，邀请专家和市民讨论微尘现象；通过新闻网开展微尘精神大讨论，形成以“微尘见真情，博爱遍岛城”为核心理念，打造微尘群众性公益品牌，将微尘精神留下来，发扬光大的共识。开展以“微尘见真情，博爱遍岛城”系列主题活动，启动“微尘你我他，爱心大行动”募捐工作。CCTV-1、CCTV-4、齐鲁电视台直播了市民群众以“微尘”名义自发捐款的感人场面。微尘爱心群体迅速壮大。

    二是开展征集微尘标识、推出微尘项目、义卖微尘徽章行动，深化微尘品牌内涵。向社会征集微尘标识，专家从全国10余个省市的500余份方案中，初选8幅向社会公开征集投票，选出市民心中的微尘标识，并进行工商注册。推出开展微尘十大救助项目，开展微尘徽章义卖活动，千枚徽章义卖救助20名先心病贫困儿童，举办大学生网络创业大赛，200名大学生在网络推介微尘品牌，形成良好创建氛围。

    三是抓住微尘参评十大社会公益之星机遇，使微尘走向全国。联手媒体推介微尘爱心群体，引导市民支持微尘参评。通过设立网页，开设报纸专版等，与市民真情互动，掀起一轮又一轮宣传微尘事迹的高潮，得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关注支持，微尘以最高票当选。微尘获奖后，我们积极建议书记、市长致贺信，在全市各媒体上刊登，岛城又一次掀起了微尘热潮。微尘成为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爱心群体，一个诠释爱心的公益品牌。

    2、把微尘品牌创建贯穿于红十字业务工作中，办实事、促宣传、创品牌。微尘是在发动群众参与公益活动中形成的品牌。要使微尘品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深入人心，持续发展，就必须紧密结合红十字会工作，突出红十字特色，为困难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让群众感受到创建微尘品牌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是将品牌创建工作与救灾募捐工作紧密结合，相互推动。微尘始发于救灾募捐工作，每当灾情发生，都在第一时间启动募捐救灾预案，实施微尘·人道救援行动。汶川抗震救灾中，设计了“微尘有情、大爱无疆、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网页，印制了“微尘感谢状”、“微尘爱心贴”和捐赠纪念牌等，发放分别达15万余张。开展了“抗震救灾，我是微尘”活动。全市红十字会接收捐赠款物2.97亿，占全市48.6%。在冰雪灾害、四川地震、西南旱灾、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救灾中，我们都以微尘为主题开展  救灾行动等。红十字公信力和品牌创建不断提升。

    二是将品牌创建工作与实施救助项目紧密结合，相互推动。完善了微尘基金公益计划，开展关注儿童“生命、健康、教育”项目，建立了“微尘贫困儿童大病医疗救助金”，对白血病、先心病、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贫困儿童进行资助。创新开展了微尘爱心月饼、爱心白菜活动。微尘已不仅停留在理念上，逐渐成为市民的自觉行为，微尘频频再现，多年来，微尘故事一直在延续, 爱心行动从未间断。

    三是用微尘品牌创建引领红十字工作，不断增强品牌创建活力。在微尘精神的感召下，更多的青岛市民投入到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和遗体（器官）活动中。我市连续7次获无偿献血先进城市奖，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数目和实现捐献者人数继续保持全省首位，扶贫济困血库开创无偿献血救助新风尚。在创建文明城市问卷调查中群众满意度为A级。微尘品牌创建有力地推动了红十字工作。

    3、将微尘品牌创建工作融入中心大局，实践于主题活动中。红十字事业是全社会的事业，红十字品牌创建也必须善于融入大局，寻找切入点，善于借势开展创建工作，提升红十字公信力、影响力。

    一是将微尘品牌创建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于“文明城市创建”、“践行城市精神”主题活动中，把微尘作为践行城市精神的范例，进行宣传推动，社会广泛认同、学习微尘精神的局面逐步形成。推荐微尘参加“感动青岛”人物评选，微尘成为市民选出的“热爱青岛20个理由”之一。北京、江苏、香港等地媒体宣传报道微尘，新华、人民、网易、新浪等千个网站转载微尘事迹，60多万网民留言。“微尘爱心群体当选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提升了青岛城市形象”被写入市委九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报告。

    二是将微尘品牌创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主题活动中。2006年以来，我们把握微尘的时代特征，开展系列活动，引导市民把核心价值观要求转化为行为标准。人民日报及海外版头版进行了报道。联合宣传部组建微尘事迹报告团，在省市巡回演讲。CCTV《新闻联播》《中国新闻》等栏目播出了微尘爱心行动。CCTV文明中国、讲述等栏目多次做专题宣传。系列报道“微尘在行动，爱心铸品牌”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三是将微尘品牌创建融入抗震救灾、文明迎奥帆主体实践活动中，借势宣传微尘品牌。借助参与奥林匹克艺术节，宣传抗震救灾微尘行动。香港、台湾、青岛等多家媒体播出。“微尘有情，再铸人间大爱”参加全市抗震救灾先进事迹报告会，参与市“道德树典范，文明迎奥帆”巡讲报告会，宣传微尘事迹，微尘车友会、红飘带车队联合开展文明行车迎奥运活动等。

    四是将微尘品牌创建融入城市文化建设，借力推出《寻找微尘》电影等一批微尘文艺作品，借助文艺宣传平台，推进品牌创建。富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微尘之爱，凝聚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也凝聚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力量，铸就了一个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红十字公益品牌，正在并将继续彰显微尘效应新拓展、新升华。

    4、创立微尘品牌创建体系，建立社会化、开放式品牌创建工作格局。先后对微尘品牌开展了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商标注册，建立了微尘公益项目库，设计完善了VI系统，聘请了形象宣传大使，成立了微尘车友会、合唱团、品牌办等公益团队，发行了微尘银行卡，邮票纪念品，创作了微尘歌曲、诗歌、相声等文艺作品，出版了《寻找微尘——一座城市的良心》报告文学，拍摄了《寻找微尘》电影获“五个一”工程奖，创办了《微尘》杂志，创办了年度微尘公益之星评选，举办微尘事迹报告会，举办“微尘与人道”公益论坛，创建了微尘基金。开展的“读早报晚报，做微尘市民”一分钱爱心传递系列活动，持续3年活力依旧，感召数百万市民参与。微尘品牌作为改革开放30年青岛品牌之一在CCTV-1整点新闻展播。2011年微尘品牌获得青岛市著名商标，成为获此殊荣的唯一公益品牌。

     5、创建红十字微尘基金，探索品牌创建长效机制。微尘基金以“微尘”品牌为平台和运行载体，倡导“日行一善，微尘行动”理念，传播公益文化，搭建公益平台，凝聚微尘，汇聚大爱，开展“关爱生命、关注民生”行动。借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模式，按照社会参与红十字会主导相结合的原则，形成“红十字主导、捐赠发起人参与管理，社会公众监督、专业团队运作、信息公开透明”的基本管理模式，得到社会的广泛肯定认可。基金爱心理事团荣获微尘公益之星称号；博爱大使李永波、理事长于海波分别荣获中华慈善奖、山东慈善奖。微尘基金的创立，既是微尘品牌创建的长效之举，又为品牌发展、日常创建工作提供了重要载体，使微尘品牌力量进一步彰显。

经过多年创建，“微尘”品牌享誉全国，已成为广大市民认识了解红十字会，参与支持红十字事业的第一载体，成为引领全社会为改善民生促进和谐公正做贡献的重要平台。

    （二）机关品牌“博爱人间”的创建
     青岛首创的机关品牌，填补了世界品牌建设的空白。2005年以来，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积极开展机关“博爱人间”品牌创建。制定了创建工作实施意见，确定创建工作目标，即以文化建设为主线，以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清廉型机关实践为载体，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公信力、创新力、执行力建设为重点，创建具有丰富内涵、体现红十字特点和时代精神的机关品牌，把机关文化理念融入红十字业务工作中，强化管理、规范运作，争创机关名牌。

     1、突出公信力建设，开展品牌创建工作。机关品牌的灵魂在于机关文化，形式是服务承诺，体现在公信力建设上。一是从学习型组织建设切入，对全系统进行了NPI培训，要求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编写了《青岛红十字会机关文化手册》，树立“人人是品牌创建的主导者，人人是机关形象的代表”理念，激发全员参与品牌创建。二是将对社会服务的业务内容、工作标准、工作流程、时限要求、效能质量等内容，向社会公开承诺，使创建过程既成为机关内强素质的过程，也成为一个兑现品牌承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过程，机关品牌创建增强了红十字机关公信力建设。

     2、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创新管理模式。机关品牌的活力在于创新，基础是规范管理，体现在制度管理和机制创新上。一是从管理制度建设入手，规范了各项工作制度流程，修订完善了党组会、执行委员会工作规则，以及救灾救助、救护培训、募捐资金物资管理，基金管理、财务管理、信息公开等方面制度，从制度层面初步形成靠制度管人、管事、规范工作的制度体系。二是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对内设机构进行调整，突出团队建设，探索项目管理模式，干部实行竞争上岗，鼓励干事创业，争创一流。三是不断创新管理模式，优化、再造工作流程，开展优秀工作成果、优秀救助项目评选等，从规范运行层面，建立品牌创建维护机制。努力做到实践上不断创新，制度上不断完善，使品牌创建和机关管理同步提升，机关品牌创建增强了红十字机关创新力建设。

     3、加强执行力建设，确保创建取得实效。机关品牌的本质在于服务绩效，标准是社会公认，体现在执行力建设上。一是将品牌创建与各项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把品牌建设和业务工作任务的要求具体化、部门化、责任化，互相促进。二是建立目标管理机制，强化机关考核，加强工作督查，定期调度，提高工作绩效和服务质量，机关品牌创建增强了机关执行力建设，推动红十字事业持续发展。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博爱人间”被评为青岛“机关名牌”。红十字会机关被评为全市“文明机关”。 

     三、红十字品牌的创建体会

经过7年多的探索，我们初步形成的红十字品牌创建模式、方法、路径、法则等，在实践中收到显著成效。回顾创建工作，我们深刻体会到，红十字事业面对世情、国情、民情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必须把品牌建设提升为战略举措来抓，必须坚持“做实事、促宣传、创品牌”的创建思路。工作中要注重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坚持公益性，突出公信力建设。公益性是公益品牌的最显著特征，体现在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建设上，公信力是品牌的生命和永恒主题。只有坚持公益性，把公信力建设作为创建工作的生命线来抓，取信于民，品牌才能生存、壮大、发展。

    二是坚持文化性，突出红十字文化引领。品牌来自文化的自觉自信。红十字品牌创建工作，只有坚持用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引领品牌创建，传播红十字理念，使人民通过对公益品牌的认可，对“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核心价值观认同，才能筑牢红十字品牌的精神基石，品牌创建的终极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三是坚持整体性，关键是做好顶层设计。好品牌必定有整体性，品牌是整个组织的品牌，是组织全部品牌、公益项目、公益产品的总和。只有强调整体性，把握好总品牌与子品牌、品牌与项目的关系，统筹兼顾，品牌创建才能更加系统化、规范化。项目是品牌创建的关键，只有精品化设计、精细化操作，品牌创建才能整体推进。

    四是坚持特异性，凸显红十字专业性特色。红十字品牌必定然要凸显红十字特色。因此，只有将红十字品牌内涵融入工作中，把品牌创建同红十字工作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以品牌促发展，在工作中培育丰富品牌，体现红十字特点和理念，才能打造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红十字特色品牌。

    五是坚持群众性，建立社会化、开放式创建格局。公益组织的工作宗旨是为大众服务，公益品牌创建是让更多社会力量和公众支持参与公益事业，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只有了解公众的需求、期待，接受公众的监督，全心依靠服务公众，建立良好的公众关系，建立社会化、开放式创建格局，有针对性开展创建工作，才能不断突破，把品牌做大、做强。

    六是坚持长效性，注重创建实效。品牌创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不断创新、长期积淀的过程，打造品牌需要时日，品牌不能速成。品牌是公众心中的口碑、烙印，需要千百次传颂、烙烫，方能刻骨铭心，永不磨灭，品牌要在长期实践中，经受考验，百炼成钢。只有始终突出为民办实事的主线，以实实在在的效果，感召全社会力量参与创建，才能确保红十字品牌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创建品牌坚持是核心，创新是动力，管理是基础。

目前，公益品牌理论及实践还不够成熟，特别在品牌创建与管理体系的构建、品牌评价管理的专业化、规范化等方面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将积极探讨红十字品牌创建规律、有效途径和评价标准体系，巩固创建成果，完善创建体系，创新创建载体，坚持精品化设计、精细化操作、推进红十字品牌创建工作不断上水平。  

（作者系青岛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扬州市红十字会

      一个人、一个家庭随时都有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自然灾害和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在事发第一现场及时正确地开展自救和互救，可以达到减轻伤痛、减少伤残、避免死亡的目的。普及初级卫生救护知识，在城乡社区和容易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的行业中开展初级救护技能培训，是保护生命、维护健康、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工作，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是红十字运动的宗旨所在。

     [红十字运动]红十字救护培训由来已久，深入人心。1859年亨利•杜南在目睹欧洲索尔弗利诺悲惨战役后，号召成立一个民间、中立的伤兵救护组织，1863年，亨利•杜南等五人成立“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从此救护工作就列为红十字会的首要任务。我国红十字会把救护、救灾、救助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三大任务。扬州市红十字会自1983年恢复成立以来，广泛普及救护知识，特别是1993年以来努力推进救护培训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对驾驶员、导游等特殊人群深入开展救护培训。

     [中国政府承诺]中国红十字会1904年成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红十字会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自1952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承认关于改善战地伤兵员境遇等4项日内瓦公约以后，中国历界政府都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庄严承诺：推动人道法和红十字基本原则的传播普及，加强救灾应急能力建设，加强红会能力建设，增强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

    [国际通行做法]普及救护知识，开展急救技能培训，积极开展院前的自救互救，是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世界各国政府十分关注的民生大事，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欧美等发达国家救护培训工作普遍纳入重大事故应急救援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之中，全民的救护培训普及率高达70%，灾害事故现场经过救护培训的人员占到30%以上，无论是家庭中遇到突发急症的自救还是突发公共事故的现场，其伤病员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及时和正确的院前急救。欧美等国都将卫生救护技能培训列入驾驶员培训内容，作为考取驾照之前的必修内容，并定期进行复训。国内的一些外资、合资企业将本单位是否有参加过二级救护培训的员工作为验厂的资质之一。

      开展救护培训工作是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红十字会履行“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的职责。《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各级红十字会应当制定本地区群众性初级卫生救护培训计划，在社区以及容易发生意外伤害的行业中，结合安全生产、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对有关人员开展初级救护技能培训，普及卫生救护知识，提高其自救互救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学大纲》中，明确把“发生交通事故后的自救、急救等基本知识”纳入机动车驾驶考试科目一的内容。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先后18个部委对开展救护培训工作发出通知。2006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公安部、交通部联合下发《关于深入开展救护培训工作的通知》。开展救护培训是法律法规的要求，是公安、交通、卫生、红十字会等各相关部门的共同职责。

      救护培训的收费是省物价局和省财政厅2000年核定的。其中普及培训（一级培训）45元/人，骨干培训（二级培训）110元/人。经过10多年的运行，我市的卫生救护培训费早已纳入财政的预算内管理。按照规定每笔费用的收取都直接上缴到市财政局帐户，其管理十分规范，并不是一些市民和媒体所称的“体外循环”、“自收自支”。

45元这一收费标准在我市已执行11年，随着物价上涨，周边省份和省内一些城市的标准都有所调整提高，但我市这项工作的开展由于得到了公安交警部门和广大驾校的大力支持，无偿提供培训场地，市物价、财政部门从广大市民实际利益考量，一直保持2000年的收费标准不变。

      有一些市民认为救护培训工作是公益性的，红十字是公益慈善组织就不应该收费。一些经济发达、财政实力强的省、市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救护培训工作提供经费。其实即使一些地方实力强，对当地红十字救护培训工作给予足够的经费支持，但是按照市场规律，作为驾驶员参加驾校的学习，其救护培训课程仍然是要收费的，当然费用会有所下降。

      我市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对红十字救护培训工作高度重视，积极支持。2007年市政府《关于做好救护培训工作的通知》就我市救护培训的工作目标、组织领导、部门职责、工作成效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将救护培训工作列入政府对相关部门的考核内容。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和我会发出《关于在公务员中开展救护培训工作的通知》，在全市公务员中开展救护培训；市旅游局还和我会发出《关于在旅游接待单位中开展救护培训工作的通知》，在导游年审前开展救护培训，在旅游接待单位中开展救护培训，并在景区、景点、宾馆、饭店等大型旅游接待单位中设立红十字救护站点，以提高我市旅游接待单位对游客伤病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能力，保护广大游客等人群的生命和健康。

      在开展行业救护培训中，开展驾驶员的救护培训是相对困难的，特别是随着驾驶员职业化向社会技能化转变，驾驶人分散在各种行业和社会的每一处，要依靠某一个或几个主管部门的牵头开展救护培训，很难做好和做全，因此依靠公安和交通部门对驾驶人的管理网络来开展这项工作就是一非常好的平台。从1993年起，我市公安部门和我会配合开展了驾驶员的救护培训工作，市公安部门特别是交警车管部门，积极主动地承担驾驶员救护培训的督促工作。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的彭珮云同志了解情况扬州市救护培训工作情况后批示：扬州的经验很好，希望各地红十字会认真学习和借鉴扬州的做法，更好地推动救护培训工作的开展。10多年来，除香港、澳门外全国其它省、市、自治区有关红会和交警部门都先后到我市来观摩学习。2006年，台湾红十字组织副会长陈丰义一行来扬访问时，对扬州开展救护培训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救护培训工作的通知》精神，我市救护培训从职业上可区分为师资培训和学员培训，社会培训和行业培训；以级别上区分可分为普及培训、一级培训（初级培训）、二级培训（救护员培训）；从人群上可区分为一般人群、重点人群和特殊人群；在特殊人群中还区分为单独作业、高危作业。

      但是目前从法律层面上对驾驶员进行救护培训还没有加以强制，所以目前并不是所有驾驶员都参加了培训，驾驶员参加培训的现有人数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救护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和驾驶员人员分散的特点，交警部门积极配合和督促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扬州市红十字会自1983年以来开展此项工作已有近30年的时间。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宣传救护培训的目的意义，深入开展动员和劝学活动；二是增强服务意识，开展规范服务、文明服务，增强与学员的沟通交流，化解误会，减少矛盾；培训点宗旨职责、规章制度、课程须知、收费标准、人员信息、监督电话公开上墙，人员规范着装、佩戴红十字会标志。三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培训和复训。四是为方便学员参加培训，分别在市车管所、训考场、培训中心、驾驶员协会、交巡警二大队、三大队、邗江区车管所以及宝应、高邮、江都、仪征增加11个固定的教学点，做到随到随学，为学员提供最大的方便。五是加大投入，购置背投电视、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工具，更新添置了进口模拟人等示教器材，同时开通视频教学系统，通过搭建网络专线构建网络教学平台，将所有培训点连接起来，做到方便快捷，随时进行培训。六是针对学员分散、部分学员工作不固定、培训时间难以安排等特点，以及部分未参加考试和学习课时不足的学员，我会在培训中心教学点实施了全天候培训运行机制，除工作日外还在双休日、节假日正常开展培训，同时还在每周三晚上为白天没有时间的驾驶员开展预约培训。七是对特别困难的人员还主动为其减免培训费用。八是将每三年复训与驾驶证换证工作统一起来，同时对救护培训合格证实行有效期内的确认，无论是何地发放的证，只要在有效期内可以免费参加复训。

       在做好行业救护培训的同时，我会还组织在全社会开展救护知识和避险逃生知识的普及，在市区60%以上的社区中建立了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开展救护知识普及；在市区学校中建立了红十字组织，定期开展救护知识的普及；在徐凝门大街122号开放了市民救护培训学校，为市民进行救护培训。开放了两处青少年自护教育基地开展青少年避险逃生的训练；在市区23个景区、景点、宾馆、饭店中设立红十字救护站点，积极开展院前急救。

      通过开展一系列救护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我市救护培训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我市干警毛剑、陈玮在执行任务时救助一名因溺水窒息，心跳、呼吸全无的少年时，及时采取了现场心肺复苏技能，经过十多分钟的口对口人工呼吸和人工胸外心脏按压抢救，成功地抢救了这位少年的生命。少年的父母给支队送来了锦旗，市电视台以“关注现场急救”录制了专场节目，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反响。仪征一驾校学员在训练途中，遇到一位胸部遭撞击呼吸停止的路人，在采用口对口人工呼吸的方法抢救后，使路人恢复了自主呼吸，及时转送医院解除了危象。中保人寿扬州分公司一名员工，在参加救护培训后三天，因食用荔枝不慎发生窒息，在家中无人救助的情况下，情急之中想到了学过的急救技能，采取自救方法，及时地排除了气道异物，激动之余，该员工专程到红十字会向老师致谢。2009年5月7日，一位中学生遭遇车祸后呼吸突然停止，一位路人利用她学到的急救技能对这一中学生成功实施了心肺复苏，成功挽救了这位同学的生命。

      时间很宝贵，生命更可贵。如果因为工作学习繁忙暂时没有时间参加培训或者没有学完全课程，可凭学习证到扬州市红十字会救护培训中心任一培训点参加培训和考核。为了自己和家人、朋友、同事，为了给更多的人提供生命关爱，市红十字会真诚希望每一位学员主动珍惜救护培训的机会，更多的人主动加入全民救护培训行动，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幸福扬州而共同努力。

 

——对南京市理顺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工作的几点认识

刘霞

      近年来，南京市红十字会紧紧抓住理顺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这一重要工作，强化措施、增强信心、克服困难、积极推进。至2010年底，利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理顺工作，打破瓶颈制约，初步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网络和上下联动、合力推进的工作局面。通过近一年来的工作运转，较好地完成了人、财、事、物、制工作的落实。各级红十字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明显增强，社会地位和公益影响力显著提高，红十字工作与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与民生保障、和谐社会建设结合得更加紧密，职能有效发挥、地位和作用充分显现。
      今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视察时对南京市红十字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南京的红十字工作做得扎实、精致、到位。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组织化程度高，网络覆盖面广；二是活动项目有特点、品牌化。
      一、统一思想，抓住机遇，把理顺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放在工作首位
      2009年初，南京市红十字会抓住机遇，做了三件事：第一，立即向市编办汇报，组成联合调研组开展调研，就机构设置、级别、人员等关键问题进行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第二，积极与各区县领导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支持；第三，主动与市政府办公厅联系，安排时间向市长作专题汇报。7月11日，市编制委员会出台了《关于调整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通知》，文件明确规定：13个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调整为区县政府领导联系，机构单独设置，列入同级群团机关管理，编制为2-3名，参照公务员管理，设立常务副会长或专职副会长。
      二、精心组织，全面推动，保质保量理顺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
      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主动与13个区县的党政主要领导联系，面对面进行沟通，宣传理顺体制工作的重要意义、标准和要求，希望选配德才兼备的同志担任红十字会的常务（专职）副会长。到目前为止，全市13个区县红十字会落实了“三定”方案，按照红十字会法和红十字会章程的要求做到了机构、编制、人员、经费、办公场所和领导职数的六到位，能正常地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13个区县红十字会现有领导干部职数18人，其中，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中择优选拔11人，从卫生行政部门选拔5人，原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2人，平均年龄为48岁。
      三、加强培训，尽快上岗，基层组织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根据区县红十字会体制刚刚理顺和工作人员业务不熟悉的实际情况，南京市红十字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培训力度，实现面对面、点对点的工作指导。举办了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中国红十字运动、项目筹资与管理等培训班，组织市和区县常务（专职）副会长、秘书长赴上海浦东、嘉定学习考察红十字工作，邀请省红十字会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作辅导报告，市红十字会组织各区县红十字会相互学习和观摩。经过市、区县红十字会的共同努力，各区县纷纷理顺了管理体制，出台相关政策，并在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及镇、街、村等基层单位成立了基层红十字会组织，全市初步形成了四级红十字组织网络。截至目前，全市区县级红十字会13个、专职工作人员64人。
      总结理顺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有以下三点体会：首先，领导重视是理顺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关键。在我市理顺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工作中，前会长彭珮云几次到南京视察并指导红十字工作；省红十字会领导也给予了特别关注和大力支持；市委、市政府领导也多次强调红十字工作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党委、政府和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支持，理顺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才得以顺利完成。其次，各部门支持是理顺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重要条件。市编委对机构设立、领导职数和人员编制等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做到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卫生行政部门在办公场所、人员调配等方面优先考虑；财政部门及时拨付办公经费；组织、人事等部门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第三，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是理顺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重点。在理顺区县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南京市红十字会确定了选拔标准：热爱红十字事业、有奉献精神、有社会工作能力、勇于克服困难、开拓进取，年龄在50岁以下，大学以上学历。13个区县红十字会的常务（专职）副会长普遍素质较高，能力较强，他们正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有力的创新措施，全力开创红十字工作新局面。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网络建设，是红十字会各级干部的新课题，更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新契机。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探索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实践证明，在理顺管理体制之后，红十字会不仅有能力发挥好党和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作用，帮助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的境况，更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以实际行动赢得党和政府的充分认可。

（作者系南京市红十字会副会长）

   

 

李松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日俄战争，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三省开战对垒，使得生灵涂炭。自创立之初，红会组织“逢伤必救，不嫌污秽，遇疫必疗，不惧传染”[①] ，充分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在战场救护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俄战争以后，红会事业陷入了低潮。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则促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新的发展，此时期是中国红十字会摆脱低谷，发展壮大、走向正轨的时期。

 

 

     辛亥革命的爆发为中国红十字会发展带来了机遇，取得了明显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运作机制的改变。1911年10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在上海成立，重新采取董事会制，这实际上是对“大清红十字会”[②]那种半官半民机制的彻底改造。1912年10月31日，为适应形式的变化，更好的开展救援行动，万国董事会宣布解散，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统一大会，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及《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并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做法，由全体红十字会员无记名投票选出常议员组成常议会作为红十字会常设决策机构，再由常议会选出总裁、会长和理事。这样，红十字会的体制就由董事会制转变成了常议会制，使得中国红十字会“向规范化、制度化迈出了重要一步”[③]。

     其二，广设分会，征集会员。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由于战争范围广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救护时远水救不了近火。救援工作刻不容缓，再加上红十字精神宣传的加强和影响的不断扩大，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分会。分会除了由总会拨款外可以自行筹集经费，自选负责人，提高了战时救援行动的效率。1911年，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组成后开始征集会员。11月1日，红会决定“援照红十字会万国条例，得征集名誉会员、特别会员、正会员三项”[④]，规定按入交会费多少划分会员身份，同时声明：“凡吾会友当如何恪遵会章，束身自爱，严守中立，以博爱、恤兵为宗旨，必能受两军敬礼，幸勿自失信用，损害本会名誉”[⑤]，一旦“有违背博爱、恤兵之宗旨及干预战事、侦探军情，犯两敌国军律者，即失去会员之待遇”[⑥]。从征集会员广告公布到次年1月下旬，中国红十字会先后征集了3期会员，入会人数也已过千，提高了救护队员的积极性，壮大了红会的力量，促进了救援行动的开展。

      其三，善款应用和救援方式多样。善款是中国红十字会开展救援行动的重要保障。中国红十字会创立之初其善款多用作购买药品食品，赈济安置难民。日俄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红十字会开始长远规划善款应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利用善款经费购地开办医院，学堂以及会所，并购置医疗器械、教学设备，聘请教师，招收学生，培养医护人员。此外还加大出版相关书籍和宣传品。在救援方式上，辛亥革命时期的救护赈济与前期表现有所不同。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以前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放在救护难民出险，资遣难民回籍及赈济上，而且救助伤兵病民也主要是依靠当地教会医院或者分会医院代办。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则更加侧重于派遣医疗队救治伤兵、派出掩埋队掩埋尸体，“伤者先宜医治，死者急待掩埋”[⑦]。辛亥时期掩埋尸体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援行动的一项重要工作。

其四，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承认。1912年，瑞士日内瓦国际红会会长阿铎尔致函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董事部长沈敦和“俱征贵大臣善与人同，友谊克敦，遵即分电寰球入会各国，皆已一律承认，合电奉告。”[⑧]这表明中国红十字会得到国际红会的承认，正式成为了红十字“国际联合会”中的成员，享有与各国红十字会同等的待遇及承担相关义务。

 

 

      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影响着中国红十字会的命运。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革命时期走出低迷，获得新的发展，这是与此时期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惨烈的战争环境、开明的政治环境、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红十字会在此阶段的发展动因。

      首先，惨烈的内战环境对中国红十字会新发展的刺激。战争这一现实环境直接刺激了红十字会的发展完善。辛亥革命的爆发给中国红十字会的新发展提供了机遇。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汉爆发。随后，革命火焰迅速燃烧，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贵州、江苏、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四川等省份纷起响应，[⑨]战祸不断蔓延，革命浪潮声势浩大，晚清政府风雨飘摇，垂死挣扎。官军与革命军“两军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死亡载道。其被伤者类皆血飞肉裂，肢缺骸残”[⑩]，伤亡极其惨重，战地救护任务极其繁重。战争的惨烈和波及范围之广大迫切需要红十字会进行人道救援，开展救死扶伤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有一个组织健全、运转灵敏、保障有力的红十字会救护团体担以大任。而初建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由于过分强化官办色彩的举动，引发红十字会内部震荡，弊多利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违背了红十字会独立原则，难以胜任艰巨的救援任务。鉴于此种形势，为更好地适应战时救护需要，沈敦和当机立断，抛弃大清红十字会，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来弥补救护力量的不足，以求救助行动的迅速，正如他后来追述“武汉事起仓促，响应甚速，不数日间，战火已蔓延各省。彼时若仅持本会救护人员，断断不敷调遣……此本会万国董事会所由设也。”[11]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成立是中国红十字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

      作为国内战争，辛亥革命不同于国家之间的战争。日俄战争时期，由于交战双方是日本和俄国两个国家，红十字会进入战地进行救护时需要通过繁琐的手续，以确保救援行动不受干扰。而辛亥革命属于国内战争，战地救护无需繁琐手续。这一点也是红十字会能够顺利开展救援，得以发展壮大的一个原因。

其次，开明的政治环境为中国红十字会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中国红十字会虽说是民间创立和运作的慈善团体，但自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又因为红十字会的建立是以其所在国政府加入《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为先决条件，这就使得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既要接受政府一定的制约，又获得了政府的直接支持。况且，“敌国红十字会亦一律治疗，盖以人之爱生恶死具有同情也”，[12]红十字会始终保持中立态度，其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受到社会各界以及两军的极力称赞。这必然会使得政府对红十字事业格外重视。

      辛亥革命时期，政府不但对红十字会负有审批及领导人任免权，而且还有扶持和监督的责任。政府对红十字会的扶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上的支持和保护红十字会合法地位。中国红十字会经费来源之一就是政府拨款。当红会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救护时，经费往往不敷使用，中央及地方政府就会出资协助。[13]同时，为表彰中国红十字会的杰出贡献，一些政府高官也会以政府或个人名誉给予大量捐助，如“黎都督赠红十字会银一万两，兵士愈感恩思奋”。[14]红十字人道、博爱的理念，赢得了广泛的理解和尊重。[15]然而，面对红十字会蒸蒸日上的局面，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利用慈善的口号，假借红十字会名义或盗用红十字会标志进行募捐，达到为己所用的目的。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就有义务来保护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地位，取缔非法红十字组织。民国初始，沈敦和积极争取新政当局“立案”，要求维护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存在，言“本会军兴以来、联合教会中西医士，设立分会医院六十五处，治愈伤病万余，收葬鄂、宁遗骸各数千……事迹已蒙万国红十字联合会采取宣布，公允联盟……基础已定”；“民国成立伊始，红会未敢稍懈，自应历任其艰，以期永久，庶济于万国红会之林。敬乞垂念缔造艰难，加以维持保护，无任叩祷。”[16]“立案”之请求，得到了民国政要的首肯。袁世凯表示“维持保护，责无旁贷”，[17]黎元洪也致电孙中山恳请予以立案，孙中山特电黎元洪，准予立案，并高度赞扬中国红十字会救死扶伤葬亡之功德，电文言“查民国军兴以来，各地战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均赖红十字会救护、掩埋，善功所及，非特鄂省一役而已，文实德之……该会热心毅力，诚不可无表彰之处，应即令由内务部准予立案，以昭奖劝。”[18]这既是对红十字会员的鼓励，也反映了政府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肯定与支持。正是由于政府的这种态度，中国红十字会获得了一个轻松开明的政治氛围，不断向前完善发展。

      再次，慈善思想普及下的群众基础为中国红十字会新发展注入了血液。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等慈善思想。儒家的伦理思想、佛教的慈悲济世思想以及道教的行善积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核心源泉[19]，这些思想深深影响着广大民众。积德行善的优良传统为红十字会的传播发展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展开序幕，西方的慈善思想也随之传入了中国，对中国传统慈善思想造成冲击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它的发展，加快了其近代化的步伐。在这种背景之下，尤其是伴随着红十字精神的宣传以及红十字会做出的突出贡献的影响，各阶层人士开始摆脱最初追求西方军事器物层面的思想，转向对人道、博爱等精神层面的重视和支持。在辛亥革命期间，各个阶层广捐善款，积极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红十字会经费来源中，社会捐款占有很大的比例。社会捐款主要来自于国内外各团体组织、商会会馆、海外华侨、官员名流、普通百姓等各个阶层。普通百姓捐助一般都怀着传统的积德行善思想，数额虽少却分布广泛。对普通个人捐款，中国红十字会“均已分别登报致谢”、“特此登报以扬”[20]。与普通个人相比，官员名流以及各社会团体捐款数目往往较大。如“济南市商会沈君懋琨效电捐助洋三百元，并转知绅商学界劝募红十字会捐交银二百四十七两五钱”[21]，诸如此类。正是由于有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中国红十字会才能有经费保障，更好的投入到战地救护中去。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传统慈善思想与西方慈善理念相互交融，使得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深深影响了广大群众，慈善理念进一步完善，深入人心，这样也就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新发展注入了血液。

      又次，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红十字会新发展的外部原因。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开展救援行动，也受到国际力量的支持。在武汉救护中，中国红十字会得到教会的大力支持，“一力推广救护”。[22]在南京救援行动中，美国红会江安分会、旱西门金陵医院、螺丝湾贵格医院、鼓楼基督医院联合办理救护事宜。[23]其中与中国红十字会交往最深者非日本赤十会莫属。1910年，在试办中国红十字会的奏折中就“拟请仿照日本赤十字会办法，以醵资之多寡，为会员之阶级”。[24]1911年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征集会员也是按照其办法办理的。在辛亥战事期间，日本赤十会派医队参与前线救护，治病扶伤，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负担。此外，日本赤十字社还派专人帮助中国红十字会制定章程和完善体制，为加入国际红会联合会做准备。中日两国红会的关系其实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25]1911年12月26日，鉴于中国红十字会全力组织救援，成绩突出，声名远播，日本赤十字社社长松方侯爵致函瑞士日内瓦国际红会联合会长阿铎尔：“中国红十字会已开办，设总会于上海地方，该会组织完全，办法合理，愿具保结，请即知照万国承认，以利进行。”[26]不久，中国红十字会得到国际红会承认，成为其中一员。应该说，中国红十字会加入国际红会组织并得到进一步发展，是与日本赤十字社等的帮助这一国际因素分不开的。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国际红十字组织的一员，在这一时期也开始积极参加国际性会议、参与国际间救护，这是与此时国际环境之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走向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新的发展特点，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逐步走向国际化的一个趋势。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各分会在辛亥战事中救死扶伤，挽救了众多生命，其业绩得到了各界“极为称许”，“中外人士赞叹不止”。[27]红十字精神和慈善思想的传播促进了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进步。同时加强了近代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尤为重要的是对中国红十字会事业的进步及未来发展影响深远。如果说日俄战争促成了中国红十字组织的兴起，那么辛亥革命则推动了中国红十字走向成熟。辛亥时期，“革命洪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28]中国红十字会借辛亥形势获得了新发展。惨烈的国内战争，较为开明的政治环境，社会慈善的进一步发展，民众慈善意识的进步，中国与国际间交往的逐步加深，这些环境因素都为中国红十字会在社会土壤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养料。从此中国红十字会以崭新的面貌，肩负着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人道援助的历史使命向着新的征途迈进。

（作者系徐州师范大学2010级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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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南通市红十字阳光爱心车队

孟纬鸿  施 莺  陶婷婷

 

     江苏省东部有一座濒江临海的美丽城市——南通。在这座全国文明城市里，由一群可爱的“的哥”“的姐”组成的南通市红十字阳光爱心车队，9年来，他们用凡人善举在通城留下了一个个暖人心窝的故事。他们入选第六届“中华慈善奖”当之无愧——

     2011年7月15日，第六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南通市红十字阳光爱心车队队长王健代表全体车队队员，上台领取了“最具爱心行为楷模”奖，并受到回良玉、华建敏、张梅颖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作为国家民政部颁发的我国政府最高规格的慈善奖项，“中华慈善奖”这个承载着慈善和爱心的荣誉，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更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每一辆出租车，就是一个流动的文明窗口。乐于助人、守望相助，恪守诚信、一诺千金，重义轻利、不计得失——这一群普通的“的哥”“的姐”，以小小的车厢为载体，用一件件平凡的小事诠释着人间的真情大爱，在人道慈善事业的舞台上演绎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爱心车队的组建源于9年前的一次救人“接力”。

     那是2002年夏季的一天，中华园出租车公司苏FB2605“的哥”葛忠林车上拉到几名心急如焚的乘客，带着一个哇哇大哭、手上带伤的男孩。原来，家住通州区先锋镇的3岁男童小佳伟在家中玩耍时不慎绞断手指，就诊的医院不具备实施断指再植的技术，建议家长赶紧带着孩子去无锡市手外科医院。小佳伟疼得在车上不停哭闹，受伤的手也在一直淌血，葛忠林一边抓紧时间往无锡方向赶，一边心里直打鼓，到了无锡那边不认识路怎么办？耽误孩子诊治时间怎么办？突然，他灵机一动，拨通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求助电话。等到了高速公路无锡出口，无锡交警和当地爱心出租车已经早早地等在那里，一路护送南通出租车驶往医院。由于送医及时，小佳伟的手指接活了。3个月后，小佳伟康复出院，无锡的爱心出租车主动提出送他回南通，消息通过江苏交广网传开，不少有爱心的南通出租车司机自发赶到江阴大桥、高速公路南通出口、九圩港、樱花路口沿途迎接，争相护送小佳伟回家；南通、无锡两地出租车司机在江阴大桥上进行了简短的“江南江北爱心接力”仪式，一站站的爱心接力，加入护送小佳伟回家的出租车排成长龙。这个爱心故事一时传遍江苏大地，并走进央视《讲述》栏目，在全国引起轰动。记者当时采访到一位南通“的哥”问他为何要来时，这位爽直的“的哥”说：“没人叫我们来，我们就想为小佳伟做点什么……”

      这次爱心护送的经历，让热心的出租车司机王健、周荣华等人陷入了思考。“当时出租车行业整体形象不佳，大家总觉得我们光知道载客收钱，还时不时还出些负面新闻，其实出租车司机中有很多助人为乐的热心人，经常做好事不留名。”他们想到了在南通建立一支爱心车队，这样才能有组织地开展更多公益活动。在FM92.9南通交通频率的牵线搭桥下，马上就有30多辆出租车驾驶员响应，报名参加，大家一致同意定名叫阳光爱心车队，“因为阳光能驱走心灵阴霾，给人带来光亮和暖意。”2003年3月10日，阳光爱心车队正式成立了，30多辆出租车上张贴了醒目的爱心车标。大家激动地说：“我们有自己的队伍了！”当天仪式上，还有29名符合条件的队员参加了义务献血。

 

      “我们成立爱心车队不是为了做好事去做好事，而是立足本职岗位，在他人有需要的时候伸手拉一把！”周荣华用朴素的语言道出了爱心车队每名队员的心声。

      2009年9月的一天傍晚。周荣华驾驶苏FB6377到港闸区送客人，返回行驶至长泰路、棉机路交界处时，看到前方发生一起三车相撞的交通事故。这时，一名满脸是血的男子拨开人群、踉踉跄跄走到马路中间想拦车去医院，周荣华毫不犹豫主动上前停到了他的身边。伤者在车上已经出现神智不清的状况，周荣华开车的同时不停与他交谈，“你家住哪里啊？怎么受伤的啊？我帮你联系家人？”让他打起精神来，防止昏过去。当时已经临近下班晚高峰，路上开始拥堵，这如何是好？周荣华果断拿起手机向南通电台发出车辆让道的求助信息。电台实时播报了出租车的车号、特征和行驶路线，一路上，各式车辆主动配合让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打着双跳的出租车穿行而过，15分钟后，伤者就被送到市中医院，得到了及时救治。这样的感人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每年高考的三天时间，对于爱心车队的队员们来说，是主动放弃生意、义务服务的时刻，他们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的困难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活动已经持续了9年。今年，南通主城区很多道路都在改造建设，为确保送考万无一失，队员们及早安排，事先摸清从考生住地到考场间的路线，早早地等在考生家门口；途中，他们不忘提醒考生是否带齐考试用品及有关证件；到达目的地后，还要做好一车一检工作，防止有物品或证件遗忘在车上。学生开始考试了，热心的爱心车队队员们也站在门外与家长们一起等候。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去做几单生意弥补损失，队员们实在地说：“那样生怕会耽误时间，干脆在这里等着。孩子们一出考场就能看到我们的车，心里也会更踏实。” 爱心车队纪检组长张国祥和妻子轮班开出租，参加高考送考时，夫妻俩按照南通的习俗，总要为坐他们车的考生准备一份糕和粽子，“糕粽，‘高中’，祝愿他们心想事成！”如此体贴与细心让每一位考生及家长感动不已。其他队员得知后，也纷纷仿效。

      去年年初，一位缺失双臂和左大腿的启东籍残疾考生刘凯健要来南通参加美术专业类考试，而当时正逢春运黄金时期，出租车生意格外的好。爱心车队队长王健得知消息后，主动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尽管小刘学业成绩非常优秀，而且仅凭一条腿画出的画，得到了不少行家的好评，但由于残疾，很多院校还是不愿意录取他。孩子很要强，他想把所有18所在南通招考院校全部考一遍，心想总会有一所学校可以接纳他。听了孩子的心愿，王队长感到阵阵心酸，他摸摸孩子的头，和蔼地说：“伯伯支持你，放心吧，孩子，我会每天接送你的，我们一起加油”，这一待就是18天。18天里，王健每天早上8点将孩子从宾馆接出来，送到考点，把孩子交给保安后才放心离去，下午4点再从保安手中接过孩子，把他送回宾馆，风雨无阻。功夫不负有心人，南通农业职业学院艺术系终于接纳了这名残疾考生，接到孩子家长报喜的电话，王队长像个孩子一样笑了。

新星大众出租公司的黄祥华师傅，加入爱心车队已经7年了，2010年高考期间，他主动请缨，为一位家住竹行镇的困难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每天来回70公里，黄师傅要少挣100多元，对此，黄师傅笑着说：“我也是为人父母，能为别人家的孩子高考时提供点方便，我很开心，少挣点钱真不算什么。” 9年高考，爱心车队队员免费接送服务总行程达3万公里，奉献营业收入近8万元。

 

      近年来，当每次大灾发生时，爱心车队都在第一时间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受灾人群的关注和关爱。

      市民第一次开始注目于这个爱心群体，始于2005年元月印度洋发生的那场地震海啸。那年1月11日大早，不少市民在上班途中发现环西文化广场和工农路麦客隆路口有不少正在排队的出租车。原来，爱心车队在这两处组织募捐活动，倡议全市出租车司机把当天的第一笔营运收入捐献给灾区。他们的行动感动了许多过往行人和驾驶员，大家纷纷驻足往捐款箱里奉献爱心，当天共募集到善款5797元，并通过市红十字会转交灾区。

      那次以后，南通市红十字志愿者队伍中又多了一支新的队伍，“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从此铭刻在了每一位爱心车队队员的心中。   

      2008年5月12日，一场大地震牵动了整个神州。一开始，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当天下午，王健出租车上载了一位四川籍小伙子，他接了一个电话后哭得很伤心。王健关心地问他怎么了，小伙子哽咽地说：“地震了，房子全塌了，我的家没了！”当晚，王健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赶忙打开电视看新闻，“四川发生特大地震！”王健立即与周荣华队长取得联系，两人马上赶往市红十字会，与正在加班的市红十字会负责人策划援助四川地震灾区广场募捐活动方案。13日上午王健队长通过南通音乐交通广播发出倡议。14日一早，爱心车队队员们就在市区海关大转盘、工农路洪江路口、通州金沙镇、川姜镇布置了募捐现场。他们放弃营运时间，顶着烈日酷暑，每天十几小时忙碌在募捐现场，长时间在烈日下站立，好多队员晒脱了皮，嘴唇也开裂了，但大家丝毫没有怨言。受到爱心车司机的感染，很多普通的司机也加入进来，以志愿者的身份义务帮忙。浓浓的爱心在通城蔓延：一位外地来通的游客原来准备打车的，看到眼前感人的一幕把原本用来打车的100元钱捐了出来，自己改乘公交车走了；一位拾荒老人将捏在手上许久的一枚硬币郑重地放入捐款箱；一位的姐，在捐上了自己当天的第一笔收入后说：“钱太少了，你们等等我，我再去做生意，做到钱我再送来”。在川姜镇，许多私营企业主专程前来捐款，一次就放进10万元、8万元现金；22路公交司机童师傅一天5次带着全车的乘客下来捐款；募捐现场，爱心车队员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谢谢”！两天的街头募捐共募得善款180万元。

      让人撕心裂肺的汶川大地震发生还不到两年，里氏７.１级的青海玉树地震再次发生。“地震无情人有情”，阳光爱心车队队员说：我们无法阻止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的伤害，但我们能够将爱心汇聚成爱的火焰，去温暖受灾同胞的心。他们与市红十字会、南通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再次联手行动，4月22号、23号，“情系玉树大爱无疆 抗震救灾大型现场募捐活动”在市区工农路易初莲花广场、南大街文峰大世界、外环北路尚美佳门前广场、通州区金游城北大门四个募捐点同步进行。初春的街头仍旧寒气逼人，天空飘着小雨，爱心车队员们7点就到达募捐现场，展开募捐工作。活动位置均处在市区繁华地段，来往车辆繁多，尤其工农路易初莲花募捐点附近正在施工，不断有拉土车经过，尘士漫天飞舞，半天下来，队员们都成了泥人；中午队员们就在路边吃一份快餐。他们顾不上即将高考的女儿、顾不上年幼的宝宝、顾不上花前月下的恋爱，更谈不上营运赚钱……他们说，“爱心传递，我们愿做使者！与玉树人民的痛苦、灾民的需要相比，所有辛苦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灾区人民的新家园、为了灾区孩子的新校园，我们无怨无悔！”此次募集活动两天募款97.55万元。

 

     “光凭队员们的古道热肠也不是长久办法，如果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救助基金，形成长效机制，就可以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了。”两位队长又有了新的思考，他们主动与市红十字商定，通过安装车载募捐箱这种具有行业特点的方式募集善款，专门用于帮助在突发事件中受伤的困难群众和驾驶人员。

      2010年7月1日，100辆阳光爱心出租车上全部安装上了红十字募捐箱。市红十字会专门安排10万元人道基金，作为“南通红十字阳光爱心救助金”的启动资金，并制定了救助金管理办法。每一名队员以车为阵地，既当红十字宣传员，又当劝募志愿者。装了募捐箱没几天，友好出租车公司苏FB6359驾驶员就给队长王健打来电话，“我车上募捐箱满了，这么多钱放在车上不安全！”这才安装了几天，队长有些不信，一问，原来，驾驶员在自己的好友圈里大力宣传这个红十字募捐箱，几个好友你五百，我三百，一下子就把募捐箱装满了。1年多来，爱心车队3次集中开箱，已募集到善款5万余元。

      南通职校学生孔文静成为“南通红十字阳光爱心救助金”的第一位受益人。去年暑假，17岁的小孔在家中不慎因煤气泄漏爆炸造成重度烧伤75%。住院的第一个月，两次植皮手术就花去了60多万元医疗费，父母瞒着她悄悄地卖掉了房子。队员们得知后专门赶到医院，给小孔送上了鲜花和6000元救助金，鼓励她坚强面对生活。

如今，南通市红十字阳光爱心车队已由当年的30多辆出租车，发展到现在的143辆车，200余名志愿者。阳光爱心出租车已成为通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的爱心故事道路上、在车上、在赈灾现场、在城市文明创建中，他们的爱心行动从敬老院延伸至空巢，他们是南通市第29次文明新风典型，南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十大杰出典型”。回顾车轮驶过的9年历程，爱心队员们感慨万千：“一个人或一个团队奉献爱心的力量是有限的，就像一根火柴点燃后只有那么一点点光亮，但如果所有人都奉献爱心，那就是一支巨大的火把。一声感谢就足以心满意足，一声问候就足以抵消一切的付出。”正是这样一群普通人，用自己纯朴的行为传播着城市文明，以凡人善举再次擦亮了精神文明“南通现象”的品牌。

（作者单位：南通市红十字会）

 

袁灿兴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在正面战场上的国军蒙受了巨大损失。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始，至1937年12月底止，国军在各战场受伤官佐为9810人，战死官佐为4884人；负伤官兵为233142人，阵亡官兵119856人；合计伤亡官兵367692人。[1]如此众多之伤兵，需要一个完善的战地救护机制加以妥善处置，但国民政府军在战地医护上却存在着严重不足。

如英国记者费雷特·厄特利在抗战中所观察：“中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确实开始动手创建一支现代化的国民军，然而，战地医疗服务机构却依然腐败无能，人手缺乏。事实上，它只停留在军阀战争的水平上。这样，战地医疗机构就仅仅是个空架子，难以承担起照顾众多伤员的任务。真正的医生和外科医生很少参加军队。这里不仅待遇低，而且环境条件也足以使他们的努力化为乌有。”[2]

《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就军医质量则不无讽刺的谈到：“新军医在我国虽有半世纪以上的历史，但是论质的方面，远与现代军队不称。有些军医仅知道一点：‘泻盐碘酒苦汀水’（此系中医讽刺西医的流行语），较好一点的在普通人看来仍是庸医一流。”[3]

在军队自身医护力量薄弱的情况下，中国军队的战地医护工作主要依靠中国红十字会来承担。依照《日内瓦公约》，交战双方均须尊重红十字会的中立地位，并予战地救护人员以保护。中国红十字会自成立以后，一直出入于战地之中，进行救死扶伤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医护人员与医疗设备，并有发达的组织机构。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就迅速组织力量，投入到战地救护工作之中。

至淞沪战事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积极进行战地救护工作，成绩颇巨。上海沦陷后，中国红十字会的一部分人员从海路迁往香港。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杜月笙及部分红会监事理事也迁至香港，并在港成立办事处，与部分监事、理事负责日常事务，进行募款工作。红十字会另一部分从事医疗工作的人员，则随军退至南京，并在南京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南京沦陷后，随南京国民政府西迁，将主要医护人员与工作人员迁至武汉，继续从事救护工作。

迁至武汉后，为适应战局变化，1937年12月6日，中央救护事业总管理处副主任金宝善与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杜月笙、常务监事钱新之在汉口进行会议，讨论由卫生署所提出的《红十字会总会救护事业办法》。经过商讨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于1937年10月在汉口成立了战时救护委员会。

1938年因战火延及武汉，战时救护委员会迁至长沙。至长沙后，为了集中力量，配合各战区进行战地救护工作，经整合改组，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一说1938年春救护总队部成立于汉口）。1939年3月初，救护总队迁至贵阳市东南郊图云关。此后，直至1945年间，贵阳图云关一直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部所在地。1945年底，救护总队撤离图云关，在重庆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并办公。1946年5月底，救护总队奉中国红十字总会命令正式解散，完成其历史使命。

抗战中后期，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总部一直设在贵阳市图云观，贵阳市档案馆现保存有大量救护总队资料。经贵阳市档案馆的整理，于2009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战地红十字——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实录》一书。全书共70万字，分五个部分，对贵阳市档案馆所藏救护总队档案进行分类汇编。本书还配有40余幅照片，生动展示了救护总队队员的风姿。

     本书第一部分为救护总队队员在救护总队所办刊物《救护通讯》上发表的文章之节录汇编。迁至贵阳图云观后，救护总队所属队员，除一部分留驻部队后方医院或兵站医院为病员解除痛苦外，大部分随部队到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全盛时期救护总队在各战区所属大小医疗队扩展到150个，医务工作人员达3420人，足迹遍及各个战区。除在正面战场开展救护工作外，救护总队也派出医疗队赴延安和江西等地协助八路军、新四军，为伤员与群众服务。

散布在各个战线上的救护总队队员，将自己在战火中的亲身体验详加记录，跃然纸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救护总队队员对时局的看法，对家乡的思念，对人生的感悟，对战地救护工作的写实，反映了队员生活与工作的点点滴滴。书中所选，既有中国医疗人员在前线的记述，也对来华援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外籍人士之记录，更有一些牺牲在最前线医护人员的遗著。如救护队员周伯禄小姐在1942年出发前往前线途中因车祸殉职，为表纪念，特精选其身前工作笔记中的一部分发表。其文笔清婉，今日读来，仍热忱感人。

本书所选文章中还展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如抗战期间美国医药助华会为救护总队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该会仿照美国红十字会基本组织法，遍设分会于美国各大城市。每一分会，均有当地知名人士出任重要职务，领导募款工作，然后转缴纽约总会。并以募得之款在美购置各种药品物品，直接交运中国红十字会，转付贵阳救护总部应用。从1938～1943年6年间，美国各界人士捐献给救护总队的款项不下6600万美元，“美国医药助华协会之功实不可泯。”[4]

本书第二部分乃是编者从一卷卷发黄的历史档案中梳理而出的医疗队工作报告。救护总队部所属医疗人员，来自国内各大医院与医学院，业务精通，技术精湛，护理人员也均受过专业训练。“我们的医务人员中，医生师方面，除三位是通字号或者甄字号医师外，其余都有医字号医师证书，护士助产士则有正式护产学校毕业文凭，其他医护人员则有两年以上之短期训练而有文凭证件。卫生员、药剂生，及检验与X光人员，则均系经过专门之训练而有文凭及证件者。”[5]

从本书所节录的救护报告中，可见这些本可在后方医院拿着丰厚薪水的医护人员，却自愿参加救护总队，在前方艰苦环境下进行战地医护工作。如1941年第002队队长刘延杰报告，在湖南战场上的救护队员，终日用红薯煮饭充饥，实困苦万状。1942年4月第三中队报告，队员每日予米22两充饥，仅能饱腹。1942年10月第1中队长薛培基报告称，西北各队队员无不衣衫褴褛，薪酬微薄。艰苦的生活之外，在从事战地救护的医护人员还时常遭到日军的轰炸与射杀，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书中所录《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期间遭受日军危害行为调查表》即对此予以揭露。

在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之下，分布于各战区的救护总队队员却坚持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抗战胜利后经统计，从1938年1月起至1945年9月止，救护总队部进行了大量医护工作，外科中共计完成手术119856起，骨折复位35522人，敷伤 8784731人次。内科住院人数 2142997人次，门诊军人2481685人次，门诊平民 2002996人次，预防接种 4632446人次。[6]

      本书第三部分为救护总队简讯。自1939年开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先后编辑了工作简报与《救护通讯》，发往各战区的各大队、中队、区队以及国内外相关机构，通报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推动救护工作的开展。贵阳市档案馆馆藏有比较完整的工作简报和全部44期《救护通讯》，本书选编了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

救护总队的工作简报时间段为1939年至1940年间，共11期。其形式比较简单，不分大类，只是扼要介绍救护总队当前的各项工作情况。工作简报虽言简意赅，但其中也蕴含了相当内容，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各期工作简报中，均列有当前各项工作之数据，可为后来研究者运用。

1943年10月至1945年8间，救护总队部在贵阳共出版了44期的《救护通讯》。《救护通讯》为半月刊，对抗战期间救护总队的工作动态进行了即时报道。《救护通讯》常设栏目有救护设施、防疫概况、材料供应、运输动态、各方联络、业务视导、人事公告、活动纪要、消息拾零等，涉及到救护总队部工作的各个方面。

本书第四部分为救护总队组织规程建设之节录。迁至贵阳图云关后，在繁忙的业务工作之中，救护总队仍然制定出了一套严格而细致的组织规程，保证了医疗队伍能有序地开展工作，同时也确保了成千上万吨的珍贵药品及时分流运送到各战区。

救护总队在贵阳图云关安顿之后，就人事制度工作下了极大功夫。在工作人员使用办法上，救护总队部列出详细规定计21条。此外还编制了详细的医务人员国外进修办法、卫生人员薪酬表、救护总队部指导员联系办法、运输站组织规程、战区医院组织规程等。除救护总队制定的统一规程外，各下属单位亦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出相应规则。如第三输送队队伍整理规则中规定有各岗位人员的详细使命，从队长到班长，再到运输员乃至厨师，均列出其详细岗位职责。并规定有朝会规则、月会规则、值日规则，乃至俱乐部规则等。[7]

      救护总队所使用的医药物资，大部分是海外爱国华侨所赠送的，或以他们的捐款从国外购买来。如当时部队中最为常见的疾病疟疾，最有效的治疗药物是奎宁药片（金鸡纳霜）。但中国却没有金鸡纳树，故而不能生产奎宁，此药物全靠进口。[8]其他如磺胺类抗菌等药物，国内不能生产，全靠进口。这些医药极其珍贵，在黑市上可卖出高价。针对医药物资，救护总队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材料保管规程，对医药物资加以妥善保管，确保了前线将士疗伤之需要。

运输工作在战地救护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救护总队第四中队长林竟成在1940年1月的建议书中指出：“平时医疗，应与运输并重。盖运输不提，即善于治疗，亦属无用，而治疗延误。”[9]为保证运输工作的开展，救护总队制定了系列规程，如材料库组织规程、运输站（队）组织规程、各种运输材料单位组织规程、汽车队长服务规程等。正是严格的组织规程建设，确保了救护总队各项工作的开展，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第五部分为救护总队队员张涤生及外籍医生富华德、严裴德的回忆录。张涤生的回忆比较简略，扼要记述了救护总队在缅甸前线的工作。外籍医生富华德的回忆则详细记述了他来华的过程，在图云关的生活、在前线的紧张工作、与史沫特莱等人的交往以及从中国战区转赴缅甸进行战地医疗工作的详细过程。严裴德医生曾参加过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内战之后，于1939年来到中国，并在抗战胜利后长期在华进行医疗工作，本书选编了他所著《中国胜利了》一书的代序。从代序中可见，严裴德医生除从事于战地医疗之外，更以严峻的目光，打量着抗战期间的中国社会，并对中国的未来提出思索。

      概而言之，本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对救护总队档案加以初步整理的书籍，它的出版既便于专业研究者研究工作的开展，也使得普通读者有机会一睹救护总队之风采。在贵阳市档案馆中，目前尚存有相当数量的救护总队档案，希望能在将来得到系统整理，推进救护总队研究的开展，全面再现救护总队之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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