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白鸽

    红十字事业是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充分体现和重要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重要助手，中国各级红十字会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积极推进红十字事业发展，为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一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为红十字事业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另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自然灾害不断、社会矛盾更为复杂，特别是2011年年中发生的网络事件，既反映了我们国家整个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反映了红十字会自身工作和红十字宣传亟待完善和加强。对于新的形势和挑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积极应对。
    做好新时期的红十字会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深化对红十字精神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理解，更加准确地把握当前红十字会工作的形势和要求，从而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红十字事业在新时期的改革与发展。

一、红十字精神和国际红十字运动

    （一）亨利·杜南的重要贡献
    亨利·杜南（1828-1910）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创始人。这位出身于银行家家庭的瑞士人，从小就表现出了对人道议题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并积极参与和组织各类赈济救助活动。1859年6月，法国、意大利联军和奥地利军队在索尔费里诺发生了战役，4万多人死伤并被遗弃战场。途径当地的亨利·杜南目睹了极为悲惨的战后场景，带领附近的居民、医生和护士紧急行动起来，收容和安置了4千多名伤兵，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救护和治疗。
    他深感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保障是第一位的，必须广泛呼吁对战地受伤人员的救护，呼吁人道主义。1862年，他自费出版了《索尔弗里诺回忆录》，并大量赠送给了身边的朋友和欧洲各国的政治家。这本书集中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相关建议，在欧洲引起了轰动。
    亨利·杜南提出的两项建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一是在各国设立志愿性的伤兵救助组织，以战场救护作为其重要任务；二是共同签订一份国际公约，给予伤兵救护组织以中立地位。红十字运动始终围绕着这两项重要建议向前发展。从第一项建议出发，1863年亨利·杜南等发起成立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前身——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在各国逐步演化为目前的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从第二项建议出发，逐步演化为当今以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为核心内容的国际人道法文书。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是约束战争和冲突状态下敌对双方行为规则、推动裁军和武器管制的重要权威法律文件，目前已有194个国家签署公约，成为现代史上最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公约。
    亨利·杜南在1901年获得了首届诺贝尔和平奖。他是一个慈善家，致力于扶贫救困，直至晚年陷入穷困潦倒也不停止；他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致力于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广泛呼吁倡导，并付诸不懈的追求和实践。在人道主义事业上，亨利·杜南做出了划时代的、开创性的贡献。基于此，国际红十字运动将亨利·杜南的生日5月8日定为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
    （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组成和职责
    国际红十字运动经过150多年的发展，已经从最初的伤兵救护团体发展成为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受国际法保障并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所公认的人道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二是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三是各个国家红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1863年最早成立的红十字组织，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奠基者。其主要职责是以中立身份协调战争和冲突中的人道工作，以及探视战俘、颁发南丁格尔奖等。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前身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最初名称为“红十字会协会”，1991年改成现名。联合会的职能主要是开展紧急救援、红十字青少年活动、灾难救助等工作，并不断拓展工作领域，各国红会是它的基础。国家红会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成员和重要力量，依据自身章程和本国立法开展符合运动宗旨、基本原则的人道主义活动，并支持政府开展人道主义工作。主要有备灾救灾、红十字精神宣传、健康促进、救护培训等，并与国际委员会、国际联合会相互支持和合作。总体而言，国家红会职能主要包括在灾害和非灾害、紧急和非紧急状态下的救援和救护工作。
    （三）红十字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
    红十字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即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及普遍，是在1965年召开的第二十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上正式通过的。七项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红十字运动的本质，已成为一种千百万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共同秉承的文化特质；更重要的是，这些原则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成为全体成员必须遵守的特定准则，成为选择采取什么行动和如何行动的标准。
    概括而言，七项基本原则可以分为三类：人道、公正、中立是价值性原则，独立、统一是组织性原则，志愿服务和普遍是成员参与的原则。这些原则共同诠释了红十字运动的组织制度和工作方式。
    第一是人道原则。“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本意是要不加歧视地救护战地伤员。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努力防止并减轻人们的痛苦，不论这种痛苦发生在什么地方。本运动的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类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促进持久和平。”这其中强调了三个要素：生命、健康和尊严。人道何以区别于一般的慈善，这一原则对此做出了回应。
    第二是公正原则。“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仅根据需要努力减轻人们的疾苦，优先救济困难最紧迫的人。”红十字会在提供人道服务上绝对不能厚此薄彼，任何形式的歧视都是严格禁止的；红十字会提供援助唯一的条件是人们受到的人道危机及其迫切性。
    第三是中立原则。“为了继续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本运动在冲突双方之间不采取立场，任何时候也不参与带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红十字运动承认在政治、宗教等方面的争论和差异，但坚持通过不采取立场来获得信任。从另外一个角度，立场仅在于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保障。红十字运动借助于此原则，进入到战争、冲突、政治纷争、囚禁监牢等复杂状况中，开展人道主义工作。
    第四是独立原则。“本运动是独立的。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工作的助手并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始终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能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
    提到独立原则，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即红十字运动应与政府和企业保持完全的独立。事实上，独立的概念是指必须有自己的原则，必须有独立的机制，必须为了自身的价值去工作。从本质上说，独立原则应该是形成政府、非政府、公民、企业、媒体共同合作的关系，各自按照不同的取向达到一个共同目标。
    长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较之于其他国家红会更为密切，这既有历史发展和国体政体的因由，也是中国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人口众多，自然灾害频发且规模较大。实践证明，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得力助手，通过与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能够有更强的行动能力，更好地应对灾害。因此，在推进中国红十字事业中，我们必须准确把握独立的本意，也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
    第五是志愿服务原则。“本运动是个志愿救济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回报。”志愿服务是一种无私的表现，体现出人与人之间一种出于自愿的助人为乐精神。志愿服务的实质是对他人提供服务而不索取报酬，这是对人道原则的直接表达。但必须认识到，志愿服务是有消耗和成本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如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都有报酬，然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工作动机决非为了金钱，而是对人道观念的信仰和奉献。对于志愿服务的成本，必须通过相应形式给予认定。将志愿服务解释成“NO PAY”、全部是无偿的，不是可持续发展模式。
    第六是统一原则。“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它必须向所有的人开放，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道主义工作。” 网络事件中，一些人用“垄断”来指责红十字会。根据日内瓦公约、国际红十字运动章程等规定，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会。这是因为，红会在面临灾难和非灾难、紧急和非紧急状态下的救援和救助中，必须有统一的原则，以形成合力开展工作、发挥最大效率。在这方面，中国红十字会参与汶川地震救援及灾后恢复重建是一个成功案例，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汇集的上百亿资金，在3年多的时间基本完成了灾区重建。这正是中国特色人道主义和统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第七是普遍原则。“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世界性的。在这个运动中所有红十字会享有同等地位，负有同样责任和义务，相互支援。”这一原则，强调的是红十字组织是世界性的，每一个组织都是平等的。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原则。特别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也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通过宣传和倡导，让更多的公众理解和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二、中国红十字会的百年发展历程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启蒙和起步阶段（1904-1949年）。晚清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人道危机不断，这为红十字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当时西方红十字运动的人道理念已经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相结合，为创立红十字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1904年，为了应对日俄战争在华引发的人道危机，上海士绅沈敦和等人联合有关外国人士建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即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后由清政府批准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建立，改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二是改组和发展阶段（1949-1966年），定位为全国性人民卫生救护团体。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发展红十字事业，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和推动中国红十字会的改组工作。1950年8月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通过了协商改组事宜，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旨在推动防疫、卫生、医药及救济福利事业工作。1952年，第18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承认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合法全国红十字会。改组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参与国内人道救助工作，包括组织医疗服务队，为群众治病、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组织7个志愿服务大队、666人参加战场救护；协助大批日侨回国探亲，协助遣返战俘等。截至1966年，全国有县级红十字组织400多个，会员人数也增加到50多万，基层组织5000多个。
    三是停滞中断阶段（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国内工作进入停滞中断期。各地红十字组织被撤销，人员被遣散。在此期间，保留和陆续开展一些以红十字会名义进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
    四是恢复与重建阶段（1976-1993年），定位为全国性的人民卫生救护和社会福利团体。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红十字会开始恢复工作。1978年3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外交部关于恢复红十字会国内工作的报告，“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中国红十字会各级组织逐步恢复建立工作机构，开展相关工作。1985年5月，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红十字会是全国性的人民卫生救护和社会福利团体；强调以改革的精神，努力发展群众性的卫生救护和社会福利事业，积极贯彻对外开放的政策，开创红十字会工作的新局面，首次提出要把中国红十字会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红十字会。截至1989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恢复和建会，基层组织达到8.7万个，会员850万。
    五是规范与全面发展阶段（1993年至今），定位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1996年1月，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1994年起，国家主席担任名誉会长，出席历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和南丁格尔奖章颁奖大会。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红十字会先后成为中国红十字会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分会。1999年，总会管理体制得以理顺，由卫生部代管改由国务院领导联系。中国红十字会进入了依法治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红十字会的定位紧密结合改革发展大局，有了新的拓展，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得力助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我国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
    在各方面支持和各级红十字会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1个国家中心、6个区域中心和15个省级中心组成的备灾救灾储备网络；形成了包括应急救护培训、知识普及、群众性参与为重点的应急救护体系；形成了以“博爱家园”为主体的城乡红十字服务体系，大病救助等重点民生项目开展已成常态；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人体器官组织捐献工作走在世界前列；积极探索可持续筹资机制，款物管理、信息公开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红十字青少年和志愿服务工作蓬勃展开，红十字精神传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国际救援、非紧急援助等工作深入开展，民间外交重要渠道作用日益加强。同时，红十字会组织不断发展，全国共有31个省级分会、334个地级分会、2848个县级分会；9.8万个基层组织，会员和志愿者规模逐步扩大并成为红十字工作的生力军。这些都为红十字事业在新时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时期红十字会工作的改革与发展

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红十字会被赋予了新的更高的责任和要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形势和挑战，主动融入改革发展大局，积极探索新时期工作的长效体制机制，共同推进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当前，全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也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和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呈现出一些鲜明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一是全球化。全球化强化了当前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态势，凸显了中国的国际责任和软实力问题，而且这种责任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日益拓展到社会发展、人类发展以及人道主义等重要领域。同时，全球政治、经济、生态环境变化不断引发的新的人道问题，已被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中，凸显了红十字会特殊的、显著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市场化。市场化强调法治原则和自由竞争选择原则，政府加快转型，社会组织也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红十字会必须适应政府转型所带来的重大变化，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改革，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广泛动员资源，不断提升自身的公信力和竞争力。三是信息化。信息化意味着信息的平衡分布和快速传播，深刻改变了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在内的传统组织模式和工作方式，也深刻改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维权意识。信息化是一把双刃剑，红十字会必须主动适应和充分利用好信息化，提高管理和治理效率，增进与群众的互动，扩大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监督。四是城镇化。城镇化正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在中国未来的二三十年里趋势更为明显。城镇化促进了人口流动和社会发展，也因资源紧张、社会摩擦等引发了许多新的人道问题和危机。红十字会必须及时回应城乡群众新的人道需求，发挥应有的作用。
    围绕新的形势和挑战，红十字会当前的体制机制、职能发展和工作水平等仍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这是我们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和重要动力。
    （一）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事业长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体制机制创新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切实发挥好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作用。重点是从法律、规划、政策、财政等多方面，争取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人道工作的支持和保障力度。二是加强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媒体和公众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重点是建立健全相应的公开透明机制和社会监督体系，促进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和支持红十字事业。三是着力改善红会系统内部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重点是加强理事会-执委会的治理模式、探索协同垂直管理体制、强化财务审计制度、夯实基层组织建设、规范品牌管理、完善会员和志愿者制度等。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将主要把握两个契机：一个是争取出台《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意见将着眼于促进新时期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从红十字会的定位、职责、体制、人才、投入等多方面予以明确和保障。二是积极参与和推动国家的社会组织综合改革试点。社会组织改革已经纳入国家“十二五”时期重点领域改革规划（2011-2015年）和国务院2012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中，红十字会将协同国家发改委探索和推进相关改革。需要指出的是，主动参与社会组织综合改革试点将有利于促进红十字会的体制机制改革；综合改革将进一步提升红十字会在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红十字会工作，而不是削弱。
    （二）突出制度化和规范化，切实做精做强核心业务
    红十字会的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核心业务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救”（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和“三献”（献血液、献造血干细胞、献人体器官组织）。我们要通过制度化和规范化，将核心业务做精、做实、做强。
    一是完善红十字应急救援体系。红十字应急救援体系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争取把红十字应急救援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灾害应急响应体系，把红十字备灾救灾中心或物资库建设列入当地防灾减灾规划；参与国家救灾标准化体系的研究和设定；依托志愿人员建立各类专业化救援队伍，提高民间救援的专业化水平；争取有关部门为红十字会组织社会力量执行国内国际紧急救援任务提供政策优惠和便利。
    二是建立红十字救护培训的长效机制。救护培训工作是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要协调制定规范化的技术标准、考核体系和发证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统一、规范、健全的培训体系，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救护培训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协调教育、公安、旅游等部门以及交通运输、矿山、建筑、电力等行业中开展救护培训工作。推动红十字救护培训工作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不断提高应急救护知识在群众中的普及率。在有条件的地方，争取将面向居民、学生等群体的应急救护培训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公共财政予以保障。
    三是加强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工作。继续实施“红十字博爱家园”、“红十字天使计划”等品牌项目和活动，在农村和社区大力开展以健康服务、大病救助、扶贫帮困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活动，完善城乡红十字人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兴办健康、养老等领域的社会公益事业，提高红十字会的社会救助能力。
    四是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及遗体器官捐献工作。积极开展无偿献血的宣传动员工作，协同卫生部门建立采、供血状况统计分析系统，建立供求预警机制。积极推进中华骨髓库和地方分库建设，建立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激励补偿机制，不断扩大库容量，提高管理的信息化和规范化水平。协调卫生部门依法开展遗体、器官捐献工作。
    五是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及相关交流合作。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人道外交以及重大国际人道事件上的特殊作用。参与国家人道外交应急机制和国际救援协调机制，争取纳入国家对外援助整体部署和“南南合作”框架。培养和储备红十字会国际救援力量，提高参与国际救援的能力和水平。
    （三）加强职业化和信息化，全面提升红十字会的工作水平
    人才和信息是一项事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未来一个时期红十字会的改革与发展，将以职业化和信息化作为战略举措，重点抓紧抓好。
    在职业化方面，着眼于打造多层次、多领域、专业化的专职干部队伍和会员志愿者队伍，为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一是强化人力资源培训和能力建设，包括加大与国际红十字组织、其他国家红会在人力资源领域的合作与经验分享，建立学习激励和多渠道培训的机制；二是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扩大选人用人的视野，通过竞争上岗、公开选拔等多种方式延揽英才为我所用；三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探索与专职人员、聘用人员、志愿者群体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四是团结一大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形成高层次、宽领域的“智库”，从战略、政策、技术、人力资源培训等多方面，为红十字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信息化方面，将重点做好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和信息公开工作。我们将按照信息公开原则，及时、准确、全面公开公众普遍关心、涉及捐赠者、受益者切身利益的相关信息。将加快捐赠信息平台建设，力求逐步形成从国家到省、地、县各级红十字会的信息公开网络，主动接受包括政府、媒体、公众等在内的全面监督。在此基础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正在筹划和推进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这一管理系统将围绕建立综合信息集成、决策支持、综合业务应用、信息服务与发布等四个平台，全面提升红十字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百年的中国红十字会已从弱小逐步走向强大。在新的历史时期，红十字会将高举人道旗帜，秉承人道精神，切实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面对未来，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改革才能应对我们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只有改革才能适应未来人道工作及满足最脆弱人群的需要。让我们为之而共同努力。

                                                                          （作者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转自《中国红十字报》2012年5月8日）

彭珮云对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探索与贡献

朱云雷

   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历程。1950年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以后，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为人民办了大量好事。彭珮云在1999至2009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期间，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足迹遍及全国除西藏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在她的领导下，中国红十字会为彰显人道和改善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政府在人道救助领域的得力助手，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和我国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十年的艰苦努力，十年的不懈追求，在彭珮云的带领下，中国红十字事业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红十字会也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知晓率和社会影响力。本文拟以彭珮云在多次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中的讲话为中心，就如何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进行初步分析，以期展现彭珮云对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所作的卓越贡献。

一、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之缘由

国际红十字运动以“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为基本原则，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护人类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促进持久和平为宗旨。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组织的重要成员，奉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和宗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致力于“动员人道力量、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的境况”，协助政府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红十字会法》第四条规定：“中国红十字会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确立的原则，依照中国参加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1]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红十字会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红十字会由卫生行政部门代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国逐渐认识到这不符合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府与社会团体分开的原则，也不符合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要求。

彭珮云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期间，多次强调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重要性，“是因为这是发展红十字事业的必要条件。实践已经证明，已经理顺了管理体制的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和支持红十字会的工作，红十字会的活力得到增强，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作用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我们必须把继续抓紧理顺管理体制放在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推进。”[2]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依据《红十字会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1个群众团体机关机构改革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31号）精神，理顺管理体制就是将县级以上红十字会机构从原来由各级卫生部门代管，改由各级政府领导联系，使其真正成为能够独立自主开展工作、充满生机与活力、密切联系群众、符合自身特点的人道主义社会救助团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符合红十字会宗旨的作用，成为政府人道主义工作领域的助手。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让红十字会回归群团机关序列；二是使红十字会机构设置与其所履行的职能及实际工作量相适应。需要理顺管理体制的主要包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市）和县级红十字会。

为什么要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彭珮云主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从国内来说，彭珮云强调，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它不仅仅与卫生部门有很密切的关系，救灾则要与民政部门合作；红十字青少年工作要与教育部门合作。红十字会由政府直接联系，能直接得到政府的指导、帮助，比由卫生部门“代管”更有利于协调各个部门，而且有问题就直接找政府，不必通过卫生部门，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卫生部门事情很多，没有很多时间和精力管红十字会的工作。许多地方的红十字会改由政府联系以后，红十字会的地位和工作条件都有变化。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积极扶持和推动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希望中国红十字会坚持依法治会，加快理顺管理体制。所以，“我们应该以理顺管理体制来促进红十字事业的发展，以事业发展来促进体制理顺，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互相促进。”[3]

从国际方面说，彭珮云指出，“由卫生部门代管，不符合红十字会的‘独立’原则，国外的人觉得红十字会成了政府的一个附属部门，这对于红十字会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也有不利影响。”[4]

关于理顺管理体制的依据及其重要性、必要性彭珮云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具体阐述：

其一，理顺管理体制是贯彻落实《红十字会法》的要求。《红十字会法》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立会之本、治会之纲，2002年12月，彭珮云指出，“在我们国家制定的法律中，专门为社会团体制定的法律至今只有两部，一部是工会法，一部是红十字会法”，“我们应该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这部法律。”[5]因为“红十字会法明确规定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县级以上按行政区域建立地方各级红十字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并指出：中国红十字会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确立的基本原则，依照中国参加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是理顺管理体制的法律依据。”

其二，理顺管理体制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的要求。2004年2月，彭珮云指出，“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这是理顺管理体制的政策依据。”

其三，理顺管理体制还是建设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摆在了首要地位，这与红十字运动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的宗旨和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的境况的目标是一致的。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既坚持了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色。而且，“各地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后对红十字事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理顺管理体制的实践依据。”[6]

其四，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是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因为红十字会具有中立性，“在统一台湾之前，政府不方便出面做的有些事情，可以由红十字会去做，如帮助台湾居民查找失散的亲人，对私渡去台人员进行遣返见证工作等。”[7]

其五，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符合红十字会“中立、独立”原则，是对外开放、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需要。在彭珮云看来，“红十字会确实是一个开展民间外交，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舞台”[8]。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有助于配合政府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争取国际援助，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总之，理顺管理体制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的组织保证。从红十字会的性质和职责看，红十字会应当成为机构单独设置、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依法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社会团体。彭珮云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期间，通过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借鉴国际红十字组织和各国红十字会的有益经验，充分认识到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统、深入地阐述了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缘由。这是符合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和宗旨的，也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了彭珮云对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刻思考，同时体现了她善于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可贵精神。

二、依法、逐级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

理顺管理体制要坚定不移地依法进行，但具体办法和步骤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

彭珮云在接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不久，经过不懈努力，在理顺管理体制工作上取得了突破。1999年12月26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出中编办字（1999）136号文件，就理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管理体制做了具体规定，即“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卫生部代管’改由国务院领导联系”，并指出“这是‘为了推动和协调《红十字会法》的贯彻实施，便于开展国际交往，在国际上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9]这是《红十字会法》颁布施行之后又一重大事件，是依法理顺管理体制工作取得重要突破的具体体现。对此，彭珮云表示，“总会的管理体制理顺后，带动并促进了地方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的工作”[10]。但她也清醒地认识到，仅仅理顺总会管理体制是不够的，“在总会理顺管理体制之后，应当首先把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的管理体制理顺。”[11]2004年5月，彭珮云在中国红十字会建会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加快理顺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努力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密切联系群众、符合红十字会特点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以更加开放的社会化的组织架构，广泛吸纳社会上热心人道主义工作的人士参与红十字会工作，大力发展志愿工作者队伍，增强红十字事业的力量。”[12]根据总会要求，彭珮云提出力争在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理顺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并积极推动地（市）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她同时强调，“县一级红十字会也要依法成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来探索如何理顺县一级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13]2004年10月召开的“八大”，是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和支持红十字会工作。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红十字会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85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政府第一次下发的对红十字会工作最全面、最重要的文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要帮助红十字会解决一系列实际困难。

为了加快理顺管理体制步伐，彭珮云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列具体措施，依法、逐级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8年彭珮云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在理顺总会管理体制后，我们首先积极推进理顺省一级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1999年—2004年，全国31个省级红十字会都理顺了管理体制。”[14]

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地位重要，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可以对全省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彭珮云在中国红十字会2005年工作会议上要求，“2005年我们要继续巩固省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成果，全部理顺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彭珮云通过给省委、政府和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的党政一把手写信等方式来沟通理顺红会管理体制的情况，并通过开展调研、建立联系点、重点推动，及时报道各地理顺管理体制的工作经验，沟通信息，加强指导，逐步实现所有省级、副省级、省会城市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理顺。她在总结工作时指出，“管理体制理顺后，红十字会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自主性得到加强，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有社会工作能力的同志担任各级红十字会的领导职务，逐步建立了一支知识、专业、年龄结构有所改善的专职干部队伍，在全国基本形成了红十字网络体系，为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15]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区域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市）一级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随着省级、副省级、省会城市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逐步理顺，地（市）级红会管理体制的理顺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彭珮云强调，“如果仅仅把省级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理顺了，地（市）级红十字会仍旧由卫生部门代管，不能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红十字会的工作很难落实到基层。地（市）级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理顺了，就可以加强对县级红十字会的领导，帮助和推动他们做好工作”。通过到地方调研，彭珮云认识到理顺地（市）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实际困难：“一是有的党政领导对理顺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认识不足；二是卫生行政部门有的同志还有不同的看法，不大愿意让红十字会独立出去；三是红十字会也有少数工作人员担心独立设置以后，个人的福利待遇等会受到影响，或者习惯于依赖政府部门过日子，缺乏进取的思想；四是地方人员编制比较紧张，财政比较困难。红十字会独立设置后，在人员、经费、办公条件等方面存在一些实际困难。”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与困难，彭珮云要求，“总会要加强指导和高层协调，省级红十字会要负责积极推进，争取省委、省政府及编制部门支持，逐个做好地（市）党政领导的工作，还要争取人大、政协对红十字会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和考察，促进各地依法理顺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16]截至2008年9月底，全国已有294个地市级红十字会理顺了管理体制，理顺率达88%[17]。至2009年10月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基本完成了理顺全国地（市）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工作。

按照《红十字会法》的要求，原则上县级红十字会也应该理顺管理体制，这样做有助于红十字会工作延伸到农村。因此，彭珮云强调：“要积极探索和总结推广县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的经验。县级红十字会也要根据红十字会章程建立健全理事会，按照社团的运行机制开展工作。”[18]鉴于各地情况不同，彭珮云指出：“对于还不具备条件的，不要提出一刀切的硬性要求”，“我希望做到理顺一个，巩固一个，理顺一批，巩固一批。理顺本身不是目的，把红十字会工作做好，把红十字事业发展起来，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才是我们的目的。”[19]由于各地对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重要性认识程度不同，在实际工作中影响了红十字会功能的有效发挥。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四川省许多地（市）、县级红十字会由于没有理顺管理体制，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在抗震救灾中没有能力接受、管理和发放各地送来的大量救灾物资。”[20]虽然存在着较多的困难，但彭珮云强调：“应该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积极稳步地推进，不搞一刀切。如果条件不具备，急于求成，效果不会好。”[21]经过不懈努力，理顺县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9年1月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宣布：“截至2008年9月底，全国已有1006个县级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理顺率达36%”[22]。而到彭珮云即将离任的“九大”前，已经有4个省级红十字会实现100%理顺，有7个省级红十字会也在当时的摸底统计中表示到“十大”前实现100%理顺，另有8个省级红十字会提出在“十大”前实现80%以上理顺，9个省级红十字会提出的目标是理顺60%以上[23]。

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是发展红十字事业的必要条件和组织保证，在发展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中处于重要地位。2009年2月，彭珮云在山西省调研时指出，“中国红十字会第七、第八两届理事会的工作之所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紧紧抓住了理顺管理体制。”[24]通过十年不懈努力，彭珮云带领中国红十字会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红十字会管理体制，为开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新局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对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工作经验的总结

红十字会在理顺管理体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结经验，必将有助于管理体制的理顺与完善。在彭珮云看来，主要经验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按照《红十字会法》要求，坚定不移地依法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对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工作的使命感。

（二）充分发挥省级红十字会的协调、督导功能，积极做好各级政府特别是担任红十字会会长的各级领导同志的工作，努力争取他们对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重视。

（三）切实加强红十字会自身组织建设，创造性地发挥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逐步建立一支精干、高素质、年龄结构有所改善的专职干部队伍，并努力使全国基本形成红十字会网络体系，促进红十字会的各项工作逐步实现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为红十字会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四）依法积极稳步地巩固和发展理顺管理体制的成果，不断开拓创新，充分发挥已经做出了成绩的红十字会的带头示范作用。

（五）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尤其要宣传《红十字会法》和中央领导历次有关红十字会工作的重要讲话以及国家对于红十字会的相关政策。

彭珮云在总结理顺管理体制工作的经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要使红十字会在人道主义工作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各级政府在人道救助领域的得力助手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因此，在推进理顺管理体制的工作中，红十字会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已经理顺管理体制的红十字会中，有的还没有落实‘三定’方案。近1/3的省级红十字会还没有建立党组。”[25]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只下发了文件，但常务副会长没有到位，没有专人一心一意做红十字会的工作。”[26]

红十字事业是崇高伟大的事业，大力发展红十字事业，是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则是发展红十字事业的必要条件和组织保证，要坚定不移地推动这项工作。彭珮云在1999至2009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期间，始终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同时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积极探索如何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坚持把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红十字会管理体制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推动当今中国红十字事业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注：此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池子华老师、王玉贵老师和郭进萍同学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王慧敏

 一、遗体捐献的意义

遗体捐献可分为部分器官捐献和整体捐献两个方面。捐献器官的如角膜、眼球、脏器、皮肤、骨髓、毛发等；捐献整体的指是无条件地将遗体捐献给医疗科研单位，供病理解剖或制作标本。捐献器官、遗体乃是拯救生命、造福人类之举。

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目前因角膜病致盲的患者有400多万人，角膜移植可使90％的盲眼复明。[1]而一具遗体捐献的角膜至少可以使两个盲人重见光明。即使不能做到移植的遗体，作为病理解剖用，价值也是无限的。[2]同时，遗体捐献还可以节约土地资源、促进移风易俗、丧事新办的文明新风。遗体捐献的意义之大，不言而喻。

“国外遗体捐献率高达30%～80%”[3]。并且“一些医学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尸体解剖,有些国家甚至把尸体解剖作为一项必须的死亡处理事项”[4]。相对而言，中国遗体捐献率落后许多，这其中除封建迷信思想和传统孝道的根深蒂固、缺乏统一的遗体接收机构或部门及立法不完善、商品经济观念的负面影响、公民观念的缺失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情感因素也不容忽视。“情感因素包括处理遗体方式、纪念死者方式、受益者的态度、社会舆论导向”[5]。遗体能否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在解剖教学过程中，医生或师生对待尸体的态度和使用方式。调查发现“如今的一些医学生，甚至个别医生或教师对人体标本的尊重意识非常淡漠。如在解剖过程中言语不严肃,拿尸体的形态开玩笑，对尸体评头论足，不按操作程序，心不在焉，甚至动作粗鲁或轻佻等”[6]。这些不人道的行为表现在解剖尸体过程中，反映出尊重人体尸体观念的淡漠，成为阻碍遗体捐献的一个主要原因。所有这些，说明遗体捐献事业任重而道远。

                                                二、苏州遗体捐献工作的缘起

苏州市的遗体捐献工作始于1986年。创立了苏州医学院寄生虫教研室、第一个发现江苏省东台县有钉螺及血吸虫病人、为江苏省血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杨汝杰教授，在深受肺癌折磨之痛时，依然牵挂医学教育事业，立下遗嘱捐献遗体作为医学教学之用。“在20年前，杨教授的义举可以说是破除陋习、开风气之先的壮举，具有很好的模范感召作用”[7]。此后遗体捐献工作一直处于自发的缓慢发展状态。

1990～1991年，沧浪区文教科退休职工宁国昌曾先后四次写信给苏州市红十字会，他要求“天年后将遗体献给苏州医学院或市卫校”[8]；1991年苏州建文包装印刷厂退休职工王洁曾先后两次写信给苏州市红十字会，希望“死后将遗体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9]。但均因“条例未定”[10]而未能实行。

随着红十字事业的发展，遗体捐献工作不断迈出新的步伐。上海市红十字会自1986年开始开展自愿捐献遗体工作以来，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取得显著成绩，2001年3月1日，《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颁布实施。[11]“许多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沈阳、太原、广州、重庆等地的红十字会都在开展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的宣传、登记工作”[12]。基于此，2001年，苏州市红十字会对遗体捐献工作进行了调研论证，并邀请市卫生局、苏州大学医学院派员赴南京市红十字会学习经验。常熟市红十字会率先进行试点，即有10位市民报名志愿捐献遗体。常熟市红十字会的成功试点说明遗体捐献是必要的、可行的。随后，苏州市红十字会将遗体捐献工作列入工作议程。

                                               三、制订实施办法——遗体捐献工作的保障

关于遗体捐献，国家还未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开展遗体捐献工作时，使得遗体捐赠双方权利和义务往往难以界定。同时，缺乏法律规范也将不少的志愿捐献者挡在门外，他们因没有立法而心存顾虑，担心遗体捐献后不能真正用于医疗教学、病理解剖和器官移植。此外，如捐献者与接收单位签订了捐献协议，并进行了公证，但捐献者去世后，其直系亲属却又反悔，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此类问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为规范遗体和器官捐献工作，明确各部门、单位的职责，满足遗体和器官捐献志愿者及其家属的要求，促进精神文明建设，2006年9月25日，由苏州市红十字会起草，经市政府召集法制办、卫生局、民政局、财政局、公安局等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并参考省内外其他城市做法，以苏府[2006]116号文件印发了《苏州市遗体捐献暂行办法》，它对遗体捐献的概念做出界定，明确了遗体捐献过程中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并对遗体接收单位对遗体使用的权限做出明确规定：“遗体捐献是指：一是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全部或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二是生前未表示捐献遗体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近亲属将其全部遗体或其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遗体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捐献人捐献遗体的意愿、行为和人格尊严应当受到社会尊重和法律保护”[13]。它的施行，标志着苏州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工作的规范化，体现了红十字会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重要作用，也反映出苏州市的文明与进步。该办法实施以来，市民踊跃报名捐献遗体。

                                                四、遗体捐献工作的开展

首先，成立“遗体捐献志愿者委员会”，调动捐遗志愿者的力量，落实各项具体工作。遗体捐献工作是一项新开展的工作，要进行宣传、捐献志愿者的咨询、报名登记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工作量大是可想而知的。为此，2006年4月，苏州市红十字会成立了“遗体捐献志愿者委员会”，成员们排班值日，上门登记，走访捐遗志愿者；编印简报，宣传捐献遗体的政策、流程、国内外动态和感人事迹。

2007年，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苏州市红十字会对“遗体捐献志愿者委员会”成员进行了调整，对其规范管理并逐步将这一工作向各县级市深入，举办组长及骨干培训班，提高工作水平；组织观摩医学院标本室、告别室，开展联谊活动；同时，捐遗志愿者们互相关心帮助，对生活困难、体弱多病的同仁捐款资助。同时，将已报名的的志愿者按照不同片区划分为5个片16个小组，每组设正副组长，这样，在能让志愿者保持联系为下一步的捐献工作做准备的基础上，又能起到宣传作用。

其次，在苏州市政府的支持下，2007年4月19日，市红十字会在苏州大学医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遗体捐赠纪念网开通、苏州市遗体捐献接受站、遗体捐赠志愿者纪念标志揭牌和集体悼念成功捐献遗体志愿者仪式。首个遗体捐献接收站和捐献遗体告别厅正式挂牌运作；为了能让志愿者家属有一个可以缅怀亲属的平台，市红十字会建立了“捐献遗体纪念园”网站，实现对捐献遗体者的网上悼念。[14]2006年2月，由市红十字会、市广播电视总台、海维视眼科、豪克眼镜有限公司、六六视觉有限公司、零距离有限公司共同倡议发起作为苏州市红十字会“善”字救助计划系列之一的“明善”救助计划正式实施，该计划以救助贫困白内障患者为主要任务，积极开展以护眼为内容的各项公益活动，并于2009年6月成立全国地市级首家眼库——苏州市红十字会明善眼库，截至2010年7月，成功捐献角膜3人，成功移植2人。[15]

再次，通过多种方式宣传遗体捐献。2006年，市红十字会制作了一辆不锈钢宣传车，定期在观前闹市区开展遗体捐献宣传20多次；2007年在电视台播出捐遗新闻35次，在报纸发表捐遗文章25篇；编印《遗体捐献简讯》9期，反映志愿者们的心声。[16]同时，为推进遗体捐献工作，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对志愿者进行走访慰问。

随着组织、宣传工作的开展，苏州市的捐遗队伍迅速增长，截至2011年2月，全市报名捐献遗体累计1180人，成功捐遗累计达到122人。[17]全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包括各个阶层，有离退休人员、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个体户及学生[18]。与此同时，还涌现出一批工作成绩优秀的先进个人，如动员20多人捐遗的优秀归国华侨张若秋；动员全家11人捐遗的曹继英；骑小三轮车天天宣传捐遗的残疾老人蔡若秋；动员多名退休局级干部捐遗、工作细致的退休干部盛云鹃等。

“志愿捐献遗体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既倡导移风易俗，又行善造福，树立社会新风，同时也可以在生命历程的最后一站为医学科学事业做出最后的奉献”[19]。但遗体捐献困难重重，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可喜的是苏州市在这项工作中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相信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这项事业会取得长足发展。

                                         “苏田田事件”折射地方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缺失

2011年的6月7日，《闽西日报》登载了《谁能给我指一条希望之路》一文，报道永定“大肚女孩”苏田田患怪病住院的情况，引发全市乃至全国读者的关注。很快苏田田在省立医院和省卫生厅的帮助下，由卫生院转入龙岩市第一医院。更有热心的网友专门拍下田田的视频和照片，将其传到网络上，点击率逾百万。不久，苏田田成为全国网友关注的焦点。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各地爱心款不断涌来。6月15日，永定县领导带领县民政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看望苏田田母女，并送上了永定县的第一笔捐款1.3万元。6月16日，帮助田田的爱心款达到近8万元。至此，陷入困境的“大肚女孩”的人生有了新的转机。

永定县政府相关人员在看望苏田田之后，几个部门联合发布捐款倡议书，号召全县群众献爱心，同时由县红十字会开通一个专门为苏田田捐款的账号以接收各界爱心款。永定县红十字会共收到捐款5万多元，其中4万多是苏田田去世之前收到的，去世之后又收到1万多元爱心款。苏田田去世之后，她的母亲郑金凤为给热心人士一个交代，多次到红会询问善款事宜，红会的回应是“还要核对明细，还要结算、做账，没有那么快”[2]。直到8月15日，永定县红十字会才通知苏田田的母亲郑金凤签收爱心人士所捐助的5万多元善款。次日，善款到账。然而此时苏田田已辞世一个多月了，这笔善款失去了它的应有之意。

救命款被扣留在县红十字会账户上未及时送达女孩手中，这件事被媒体披露后，引发公众强烈不满，永定红会遭到各界人士强烈指责。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永定县红十字会就苏田田部分捐款迟到问题致歉，因红会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不强，捐款流程过于繁琐”，“有负社会各界特别是捐款人对田田的一片爱心”。[3]福建省红十字会也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善款拖延的原因基本被归结为如下三点：（一）人手不足。永定县红十字会只有一间办公室，虽然有两个编制，但到事发时仍没有一个正式工作人员。县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沈卜魁只是县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兼职在红十字会做事。（二）账户问题。红会整个捐赠转出程序繁琐，导致了善款的拖延。（三）县卫生局局长换届，未得局长签字，捐款无法转出。[4]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有关规定，省、市（地）、县级红十字会会长一般应推选当地同级现职领导担任，其工作变动时应及时改选。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应保持相对稳定。常务副会长为本级红十字会机关法定代表人，主持日常工作。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并具备能够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条件。永定县红十字会由县卫生局委托管理，并派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分管红十字会的事务。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会长一职一直空缺，应该配备的专职人员未落实。显然，永定县红会的组织机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在经费的管理方面，永定县红会也存在着违规操作的问题。永定县红会资金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拨款，另一部分是依法接受的捐款，这两部分的款项应该有各自独立的账户。而在“苏田田事件”中，永定红会称开通了一个专门为田田捐款的账户，然而调查发现接收捐款的仍然是红会接受政府拨款的账户。事实上，红会在事发时也只有这一个账户，该账户由当地会计核算中心接管，每月月底进行结算。[5]因此，为田田所设的账户其实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除账户的设立问题外，从捐款到受捐人拿到爱心款还要经历一系列繁琐拖沓的程序。第一步，单位认捐，红会开收据，单位将收据送回本单位财务报账，之后才汇钱到红会银行账户上，这中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一个星期、半个月都有可能，得视乎各单位的效率。第二步，银行将存单送至县会计核算中心核对后，将红会账户上的存款明细报给红会，红会再将其中捐给苏田田的资金整理出来，再核对，确认无误。第三步，局长签字转出捐款。然而捐款遭遇卫生局局长换届，结果救命款成为抚慰金。7月底新局长到任，因未接到任命书而拒绝签字。就这样，善款一直滞留在红会账户上。直到8月16日，永定县红会称“迫于舆论压力”，才将5万多元善款转入苏田田个人账户中。

永定红会组织机构残缺不全、无专职人员、账户存在问题等缺陷,的确对“苏田田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最为公众所诟病的是红十字会的官僚化、相关人员慈善意识的匮乏及对生命的漠视。这些不能不对红十字会公信力产生负面影响。

二

公信力即“使公众信任的力量”，是社会公共生活中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此次“苏田田事件”，也暴露了地方红十字会的一些缺陷，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

“苏田田事件”中，永定县红十字会的官僚化作风是引发公众对慈善组织信任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

永定县红会由永定卫生局委托管理，任何事情都得请示局长。局长不签字，捐款就不能转出。苏田田正好赶上县卫生局换届，新局长虽已到任，但是任命书还未下达，所以不能签字。然而，严守制度和程序的局长最后“迫于舆论压力”签字。而种种托词是“把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伪装成程序正义，再以程序正义的名义漠视生命”[6]。官僚主义作风，比如脱离群众、唯上是从、办事拖拉、推诿扯皮在该事件中暴露无遗。一笔迟到的捐款，正折射出具有官方背景的公益机构的公信力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走官方途径的捐款能否真正帮到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

浓厚的官方色彩虽然赋予了慈善机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却并不足以抵消由此可能产生的官本位、滋生腐败等劣势。如果说慈善组织与权力机构之间不可能严格的划清界限的话，那么如何克服慈善体制的弊病，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公益作用，恐怕是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改革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

此外，刻板的制度形成制度与道德的对立。诚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制度是存在于具体的活动主体中间的种种规则的总和，存在于每个人的行为中。制度与人其实是一种互动关系，制度固然能够塑造人，人也同样能够塑造制度。没有个人的主动调整，制度是不可能自己发生变革的。“人变革制度的动力，经常来自于人的良知，来自某种道德自觉，来自信仰、信念所提供的正义观念、公平观念。”[7]制度可以塑造人的观念，影响人们的道德，反之，道德也可以为制度提供信念基础，可以促使制度本身向着良性的方向演进。因此，制度与道德其实并不冲突，该事件反映出因制度的不健全而产生的与道德的冲突，制度应该是人性化的。慈善本身就是一项体现社会道德的事业，中国的慈善组织应该努力寻求制度与道德之间的平衡点，不可偏废。否则，类似事件将不会是个案。

三

公信力是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各类社会慈善组织的生命力，是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苏田田事件”给红十字会带来信任危机的同时，其实也给地方红十字会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它可以促使地方红十字会反思自身组织建设、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不足，并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首先，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苏田田事件”发生后，永定县委、县政府公布了《永定县卫生局、红十字会整改初步意见》，称此次募捐事件有诸多客观原因，但是“暴露了我们工作人员存在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实等突出问题，要深刻反思、彻底整改”。一是查明原因，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二是举一反三，加强内部管理，坚决克服工作推诿、工作不实、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8]从以上的整改意见来看，并未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按照《红十字会法》规定，县级以上按行政区域建立地方各级红十字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对于永定红会来说，健全组织体系是首要任务。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设立独立的银行受捐账户，为红十字会独立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保证。红十字会应选择那些真正热爱红十字事业、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高、责任感强之人到红十字会岗位上任职。构建组织健全的红十字会是保证其良好运转的前提。

其次，大力提高办事效率。“苏田田事件”暴露了地方红会繁琐、冗长的转账程序。如果红十字会能够为善款建立绿色通道，将爱心及时传达，减少此类无意义捐款的发生，才是对捐助者及受捐者负责任的表现。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它的职责往往是涉及救死扶伤的急性事件，办事效率低下导致不良后果，不仅与红十字会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宗旨背道而驰，同时也严重影响红会的形象及公信力。如何去官僚化，提高办事效率，摆脱行政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当前和今后红会制度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

再次，构建良好的信息传播渠道。纵观“苏田田事件”，捐助人、红十字会、受捐人三者之间几乎没有信息沟通，受捐人根本不能想象他们以为早该派上用处的救命款仍然被截留在红会的账户。红十字会应该努力加强信息沟通方面的能力。比如对救助对象情况的实时跟进，及时调整工作方式，向捐赠者反馈信息，让捐赠者参与某些环节，真正发挥红会的桥梁作用。

在构建信息传播渠道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巨大力量。在信息社会，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边界已经消失，信息传播极为便利。而“推动改革的原动力主要来自于官僚化的慈善机构与开放式的互联网之间产生的一些基本矛盾”[9]。因此，红会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推进自身的体制改革与建设。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解读公益组织孵化器

田克迪

 一、公益组织孵化器的定义及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