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本文梳理有关资料，对苏州地区（今苏州大市范围）红十字运动在近代的演进轨迹进行考察，认为无论在组织建设、战争救护，还是社会救济、环境保护等方面，苏州红会均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对中国红十字运动在近代的历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近代；苏州；红十字会；救护；救济 

　　苏州红十字会创会至今，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走过了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文梳理有关资料，对苏州地区（今苏州大市范围）红十字运动在近代的演进轨迹进行考察，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一

　　清宣统三年，即1911年，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不久，江苏战场燃起熊熊战火。特别是两江总督所在地南京，争战激烈，伤亡累累。总部设于上海（时属江苏所辖）的中国红十字会采取救援行动，筹组救护医队赴宁，并于沪宁铁路沿线，联络当地人士，设立分会，以保障救护行动的顺利推进。苏州红十字会由此诞生。11月26日、27日，中国红十字会分别在《民立报》、《申报》发布《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截止到1911年11月16日），这是辛亥革命时期经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承认的第一批分会，其中有关苏州分会及职员情况为：“苏州分会，天赐庄齐门外福音医院魏医生等二员，博习医院英国柏乐文医士等三员，看护（人名续刊），通商场广仁医院意国白医士等二员”；“常熟分会（医院在陶家巷），周惠莲女医士、周晋麒女医士，看护孙志英”。[1]这说明在11月16日之前，苏州分会和常熟分会即已宣告成立（具体日期待考）并得到总会的承认。
　　顺笔涉话，关于苏州红十字会肇始情况，志书中有不同的记载，如1995年出版的《苏州市志》称：“清宣统三年（1911年）费璞庵（吴江县人）、田北湖、汪惕予等人，在上海泥城桥汪裕泰茶庄楼上开会，组织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筹备处。辛亥革命爆发，红十字会受沪军都督陈英士之命，由费璞庵率50名红十字会会员，携带担架药品于11月6日乘火车到达苏州，驻在阊门华步别墅内。后即成立中国红十字会苏州分会，参加者有博习医院柏乐文医生、福音医院魏医生等人。因苏州已‘和平光复’，无战事，苏州分会亦未开展活动”[2]。此说有误。田北湖组织的并非红十字会，而是赤十字会，隶属于1911年10月19日张竹君女士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系统，田北湖本人为中国赤十字会干事员[3]，以“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的名义参与辛亥战事救护[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费璞庵（又作费朴安、费璞安）即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之父发起成立的赤十字会与田北湖组织的赤十字会也不是同一组织，据记载，在上海以胡二梅为会长、费朴安为副会长合并普济善会而成的赤十字会，原打算与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合并，因第二团“田北湖君、郑普一君等无意合并，自愿仍办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公议本会更名赤十字社，以免混淆”[5]。换句话说，费朴安是赤十字社的副会长。赤十字社与中国红十字会、中国赤十字会性质一样，为慈善组织，但其主要工作不是战争救护，而是慈善救济，该社在苏州办有苦儿教育院，在南京办有贫女工艺厂，1912年5月又发起“赤十字社江淮难儿救济会”，救济难童[6]。因赤十会与赤十字社一字之差，所以容易混淆。至于徽商汪裕泰茶老板汪惕予的情况，据《汪惕予与中国的医学教育》一文考证：“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汪惕予）与同志共组中国赤十字社于上海，并在南京、苏州、无锡、镇江及湘汉间设立分社”[7]。可证其为赤十字社发起人之　一，与费璞庵同一组织。由此看来，《苏州市志》的记载，显然“张冠李戴”了。
　　苏州为“三吴重镇，军队林立”。苏州分会成立后，发起单位的博习医院、福音医院以及广仁医院均成为红十字会临时伤兵医院，救护伤员。“光复后意国医博士白纽昔君，自愿将前办之广仁医院，暂为红十字分医院，义务救治兵民。金陵之役，受伤军士之回苏就治者三十余人，皆应手而愈。”[8]常熟分会则在周惠莲女士的主持下，积极筹备，随时接纳伤兵。据史料记载说，“苏沪光复后，常熟女医士周惠莲君，驰函总会愿设临时医院，义务医治伤兵。金陵光复时，伤兵之返常熟者，均由周女士医治之。”[9]不言而喻，新成立的苏州分会和常熟分会在辛亥革命救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庄严宣告中华民国诞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纪元。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12年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隆重召开“统一”大会，“规定办事章程及应行筹备及推广各事，以固基础，以期统一。”[10]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总裁黎元洪、奉天都督、江苏都督、外交部、内务部、陆军部、海军部等均派代表参加，极一时之盛。常熟分会派孙志英出席盛会[11]。大会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等“办事章程”，向规范化、制度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1914年，中国红十字会创始者之一的吴江人施则敬在其家乡震泽发起成立震泽红十字会[12]，“原以赈济四乡贫乏为职志，当时会员约四十余人”[13]。施则敬“因劝办红十字会有功，由陆军部奖给金色奖章”[14]。震泽曾为县，1912年撤消县建制并入吴江，因此可以说震泽红十字会为苏州第一个乡镇红十字组织。
　　1924年9月3日，“齐卢之战”（即江浙战争）爆发。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因通电反对曹锟贿选总统为直系所不容，在曹锟、吴佩孚授意下，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安徽督军马联甲、江西督军蔡成勋、福建督军周荫人结成攻浙联盟。双方投入的兵力各近10万人。9月3日，苏军向浙军发起攻击，双方展开鏖战，直到10月12日卢永祥宣布下野，齐卢之战方告结束。但不久，1925年1月9日，第二次江浙战争爆发，双方在苏州等地展开激战。战争持续到月底，以齐军失败而告终。战事发生后，“战区以内之各处红十字分会，纷纷筹备救护”[15]。切近战地的苏州，在人道救援的呼唤下，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在苏州，吴中知名人士宋铭勋（绩成、积成）、张仲仁（号公绂、民佣，别署大圜居士、红梅阁主）等于9月重组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于公园图书馆内，由宋铭勋、钱鼎（梓楚、子楚）先后担任议事长，吴问潮、季小松（厚柏）、吴靖澜等为理事，办理兵燹救护、防疫救灾事务。吴县分会“恐事急时，妇孺无法躲避，特商借学校、教堂及公共场所，分组临时收容所，以便趋避”[16]，在临顿路小日晖桥保卫团办公处、狮林寺巷临北公社、桃花坞钱江会馆等地设立收容所80余处，粮食由官仓供给，经费由红会自筹。仅齐门外，一日就收容难民500余人[17]。为防溃兵游勇骚扰，该会在草桥省立第二中学设立临时妇孺收容所，专门收容城区妇女儿童。吴县分会还商借县立医院、更生医院、福音医院等多家医院为临时伤兵医院。9月11日前后，县立医院已有伤兵38人，福音医院87人，苏民医院89人，省立医院25人，博习医院2人，更生医院11人，其中87名“系由第四混成旅野战病院军医尹声涛君由太仓直接送往”[18]。至9月中旬，吴县分会各医院已有伤兵800余人[19]。1925年战火重新燃起后，吴县分会钱梓楚议事长等于1月19日开会议决“延长粥厂，以一月为期，每厂由本会补助粥米十石”[20]，并组织收容所20多处。26日，大批溃军聚集齐门、娄门一带，吴县分会负责接待，供应茶饭，直至军队出境。翌日，军阀张宗昌部由无锡抵苏，吴县分会极力维持，使地方免受其害[21]。该分会还在省立医院、苏民医院、更生医院等处成立临时医院，负责救伤，如在四摆渡更生医院内设立伤兵医院（床位100张），治疗伤兵[22]。此外吴县分会还协助九江分会在阊门外设立伤兵医院，组织救护队；商请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每日派专轮往返苏沪疏散难民并兼输送沪地日用品来苏，以维持居民需求[23]。
　　在昆山，9月3日，昆山地方名流方还、王沂仲等组织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昆山分会，方还为会长。设难民收容所9处，收容难民共计3546人[24]，派出救护队、掩埋队“办理救护事宜，成绩甚优”[25]。鉴于“昆邑城区为后方总兵站，安亭为前方总兵站，事前事后均为兵队屯驻之所，受战争蹂躏最久”[26]，安亭乡设红十字会，协同救护。
　　在常熟，9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在石梅图书馆重建，张鸿任会长，张玉、宗舜年为副会长，张建铭为理事长。于北门大街设立伤兵医院，收治伤兵；设难民收容所10余处，留养难民2000余人[27]；派出医疗队，实施战地救护。第二次江浙战争爆发后，常熟分会“恢复难民收容所和伤兵医院”，收治从江阴前线突围而出的伤兵数人[28]。
在吴江，震泽“毗连吴兴，形势尤为危险”[29]，9月初，震泽分会进行重组，选举施肇曾（省之）为会长，沈建冲（秩安）为理事长[30]，倪次阮为副理事长，及理事10人。分会下设内务、医务、救护、会计、庶务等股。震泽分会重组后即组织救护队4队，分驻平望、梅堰、秋石村、半路亭等处，并设立妇孺收容所8处，收容妇孺。救护队还雇轮开赴前线，救回难民近百人，收容留养[31]。
吴江盛泽于江浙战争期间，由盛泽商会首任会长张庆镛设立红十字分会，“分收容所、救护队二部”，救护伤兵难民。12月13日，江苏省长韩国钧特赠匾额一方，题“见义勇为”四字，加以表彰[32]。
　　吴江芦墟“适当两军之冲”，中医许半龙先生有鉴于此，“秉其贤母陈太君之懿训，组织红十字会，热心公益，不辞劳悴，中医而为此者，实不多观”[33]。
　　震泽、盛泽、芦墟红会救护力量分散，需要整合。1925年1月30日宣告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吴江分会城区办事处，就是“系集合吴江城区会员全体组织”。办事处启用分会颁给之印信并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及吴江县公署备案。办事处征得正会员44人，学生会员27人，组织救护队一队，筹备妇孺收容所6处，征求救护船10号，商定松陵医院为吴江红分会第二“代用医院”。办事处推定唐闰生为主任，王希禹为副主任；杨秋思、倪荻舟为资产委员；吴铭刚、张圣瑜、陶甸夏为文牍员；费石嵚、吴吉贤、徐晋卿、陈味道、王忠甫、张伯英、吴少珊、唐英如为庶务员；周中怡、沈亦园、吴季贤、陶甸夏、张圣瑜、庄颂声、王而农、吴铭刚、倪荻舟、沈叔兼为议事员；顾旭照、杨天倪、王幼砚、黄霭如为书记员；林应璧为第二代用医院院长；沈叔兼、王挽澜为医务长[34]。办事处成立近一年里，疗治病兵500余人，“并曾拯救过路难民，施送时疫药水等”[35]，受到广泛认可。11月1日，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核准，中国红十字会吴江城区分会（前身即中国红十字会吴江分会城区办事处）正式成立，费树蔚（仲深）为会长，钱强斋为副会长，唐昌言（闰身、闰生）为理事长，吴铭刚等为理事，张圣瑜、费石嵌为正副议事长，李汝航等为议事员[36]。
江浙战争中，太仓成立了红十字分会[37]，并开展了力所能及的慈善救护工作。
　　两次江浙战争（统称江浙战争）中苏州红十字运动发展势头喜人，也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战争结束后，红会工作重点由战地救护转为服务地方社会。1925年5月，苏州一带时疫流行，吴县分会设立临时时疫医院2处，分院6处，光福、东山、黄埭、木渎、甪直等处均有设立，累计就诊者达7000余人，住院者500多人[38]。次年7月，吴县分会在旧长洲县属和四摆渡铁房子设立临时时疫医院，分别聘请方嘉谈、陈鲁珍为院长，上海同济大学宝隆医院也派医护人员前来襄助，开诊一周，共诊治2000余人。此后，为防治疫病，吴县红会“每年均援旧例，设立临时时疫医院”[39]，直到1929年时疫医院改由苏州地方人士组织的公共卫生委员会办理，红十字会给以人力、物力支持[40]。
　　1925年8月，常熟发生时疫，常熟分会拨款500元，于老城隍庙后宫开办时疫医院，聘请刘见山、邵预凡、胡心如等11位医师治疗疫病患者。次年“承办时疫医院”，1930年8月“与县医师协会联合开办时疫医院”[41]。
1925年春，昆山广仁医院创办。该医院“由地方出资，红十字会主办，院址半茧园（今县人民医院内），院长陈天枢……除诊疗外，还开展戒烟、时疫防治业务”[42]。本年底，昆山分会还参与了奉浙战争的救护。
　　吴江城区红十字分会也以“平时有所工作，以福利邑人”为宗旨，1926年2月24日费仲深会长、钱强斋副会长假座苏州韩家巷庞氏鹤园，治酒邀集旅苏同乡30余人，劝募基金，费会长“发表红分会应办事业”，为施医药、种牛痘、平民戒烟医院、防疫、掩埋，计5项。他强调：“红分会在非战时，似乎无甚要处，要不知凡百事业，非在平时固立基础，临时张罗，亦大费功夫，况红十字会本来包含无数慈善性质之救济事宜，吾人应趁此太平期内，将根基打好，则可以有备无患云”[43]。吴江城区红十字分会平时即开展施医送药、播种牛痘等“福利邑人”的慈善活动[44]，业务范围甚至扩展到环境保护领域：“（一）通函警所，请设法取缔通道间任意设置尿桶，及抛弃瓜皮秽物于河中，凡有不洁或腐烂食物，严行禁售；（二）向上海购置卫生教育挂图多帧，揭示通衢布告，注重卫生，免除疫疠；（三）分送神功济众水科发痧药水蟾酥丸；（四）雇用清道夫一人，与市公所原有夫役及警察所城内市民公社所雇临时夫役，协同清洁街道，每日扫除两次，并分段委托住户，随时稽察；（五）备有石炭酸水，分送病家，以为消毒之用；（六）会员中若费石嵚张伯英黄绍娱诸君，亦另配药方，合制避疫药酒，广为分送”[45]。工作领域的拓展，使“该会之日有进步也”[46]。
　　民国时期，战争不断，战事救护几乎成为红十字会不变的主题。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直逼苏沪一带，直鲁联军节节败退。吴江一带发生战事后，吴县分会议事长钱鼎以“治疗伤兵事宜应亟早筹备”，乃与省立医院、县立医院及各私立医院商组急救医院，购置药品，救治伤兵，至10月底开支2000余元[47]。7月23日，常熟县署会议决议，由常熟分会办理时疫医院，并于北伐军到达时举办军人治疗所[48]。

三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铁道，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九·一八事变”，拉开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的序幕。短短4个多月时间，整个东北沦落敌手。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红十字会开始了抗战救护的伟大事业。
　　淞沪战争爆发后，吴县红十字分会即在阊门宁波会馆设后方办事处[49]，由钱鼎、王畿道、刘赓华、诸重华等负责救济事宜。3月18日，吴县分会仅从昆山一地就收容难民149人，并将他们安置在干将坊骧王庙战地同胞收容所内留养。吴县分会还“多次携带慰问品去上海战区慰问，激励前方将士”[50]。
　　沪战一开始，常熟分会就组织两个救护队：救护第一队由时寿芝、陈德公、邓虎生、钱味青、俞炳益、钱君安、丁伟成、丁秀英、归红渠、张霖、吴青育、顾诵，共12人组成；救护第二队由谢开热、俞寿甫、陈开甲、黄家樑、张振英、高桐森、陶公义、归仲飞、张沧帆、沈重光、花韵声、杨定熙，共12人组成[51]，奔赴太仓、昆山等地救护伤兵、转运难民。同时“举办难民收容所及军士治疗所”[52]。3月9日至5月15日间，常熟分会在西门李王宫关帝殿设立伤兵医院（后改称临时治疗所），聘请医护人员邵预凡、顾见山、黄承熹、朱炳文、胡人镜、戴逸震、孙家骥、庞定、庞颖、李俊才等人担任医护工作，先后收治八十八师伤兵122名，四十七师伤兵91名，八十七师伤兵43名，警卫军等伤兵8名，平民5名，共计269人，其中经救护治愈有257名，救治无效而死亡12名。另外，门诊伤病兵民1641人次[53]。
　　从2月28日起，常熟分会先后开办6处难民收容所，如下表：

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难民收容所一览表[54]

　　6处难民收容所“收容安置嘉定、太仓、昆山三县来常难民534人”[55]，其中：宝山、青浦难民141人，太仓鹿河、茜泾、浏河难民255人，嘉定、娄塘、昆山、蓬阆难民138人，战火平息后又全部护送回籍[56]。
　　战后霍乱流行，常熟分会于城内西弄孝友小学设时疫医院，并于7月12日开诊，先后诊治门诊病人349人，住院204人。同时，分批组派医务人员奔赴东始庄、妙桥、福山、谢桥等地免费注射霍乱预防针6106人次，施送时疫药水28175瓶。疫情平息后，有35名工作人员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嘉奖[57]。
　　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弘扬红十字“尽力于社会”的服务精神，1933年4月，常熟分会编印《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二十一纪念册》，于右任题写书名，国民政府要员及十九路军将领题字志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题字为“同心急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题字为“惠彼伤残”；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题字为“慈故能勇，俭故能广”；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的题字是“贤能多劳”；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的题词是“救国之道各尽所能勇猛行动博爱精神”；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题字是“惠及军民”；第五军参谋长祝绍周题字为“仁慈”；第五军参谋处长张觉吾题字“民族之光”；第五军参谋科长陈公哲题字“博爱”；第五军参谋科长卢少谷题字“一视同仁”；第五军文书科长林森木题字“生死人而肉白骨”；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纪青、副师长裴同野题字“慈航普济，博爱为仁”；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题字“惠被军民”；第八十七师参谋科长黄勉民题字“博爱济众”；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宣铁吾题字“救国之道不一，要在人尽所能，各为国家民族而努力”；第八十八师参谋处长马君彦题字“共抒国难”；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题字“恤难宣勤”；第十九路军一五二旅旅长翁照垣题字“为国医伤”，等[58]。如此众多的军政要员为地方红会题字勉励，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是不多见的。
　　战争阴霾笼罩。为担负起全面抗战救护的重任，红十字会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准备。
　　从1934年开始，中国红十字会举办大规模的征求会员运动，以募集事业经费，壮大救护队伍。1935年8月1日，总会高举“为国人谋福利，为国际增光荣”的旗帜[59]，发起第二次征求会员运动，包括昆山分会、常熟分会、吴江城区分会、吴县分会在内的全国445处分会“同时举行”[60]。其中吴县红十字分会聘请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征求会员委员会委员，共征得会员200余人。[61]
征求会员，募集基金，是为抗战救护做准备的。随着时局的日趋紧张，红十字会也加紧了应对的步伐。1937年4月1日，吴县分会在县政府会议室正式重建[62]，各机关团体均派代表参加，选举钱梓楚为会长，潘子义、范君博为副会长；程翰卿、宋绩成、钱梓楚、丁春之、潘振霄、潘子义、范君博、吴曾善、单东笙、程叔履、杨和庆、邓翔海、张寿鹏、庞天笙、诸仲华、蒋青嵌等为理事；潘振霄、宋绩成、丁春之为常务理事；孔陟岵、沈挹芝、潘明卿为监事；吴曾善、单东笙等为常务监事[63]。
　　1936年秋后，常熟分会在多次派出扑疟队前往四乡医治恶性疟疾的同时[64]，举办救护训练班以“应付万一”[65]。是年冬，常熟分会连续举办两期训练班，其中第一期30人，训练科目有救护常识、初步治疗、防毒法、抬架术及人工呼吸法等，为期两个月[66]。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又“借学前小学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救护培训班，受训会员50人，由八十七师军医官暨分会医师朱炳文等任教” [67]，并与常熟妇女会合办一期看护训练班。常熟分会依据《中华民国红十字会设立亿元储备救护材料及造就救护人才详细计划书》，制定了《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救护训练班简章》，“所有训练经费均由分会自行筹募，各科教官亦由分会聘定本邑医学专家及县政府驻军当局所属专门人员担任”[68]。通过救护训练班，培训出了一批救护骨干，为全面抗战救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不断蔓延，尤其东南地区，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为此，刚刚重建的吴县红十字分会在“与总会方面接洽后，已在着手筹备组织”救护队[69]，由县立医院院长杨和庆和张卜熊医师筹组救护总队，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救护总队”，杨和庆、张卜熊分别担任正、副总队长，由蒋育英、范补程、徐维达、王畿道、林苏民等医生任分队长的救护分队亦相继组建，众多青年学生和店员纷纷志愿加入。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吴县分会立即组织救护总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大检阅和救护演习，“队员均身穿草绿色制服，臂带白底红十字袖章，接受检阅和参加救护演习，县立医院的救护车也随队参加演习”[70]。
　　随着上海战事的日趋紧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苏州成立重伤医院。县立医院、博习医院、福音医院、更生医院等成立了红十字救护站或伤兵医院（更生医院一度改为吴县红十字会医院）。除积极配合总会在苏州的救护行动外，吴县立足自身，又成立若干救护机构，如下表：

 
1937年吴县分会主要救护机构[71]

　　急救队驻在城外办事处，“为全县收发转送伤兵之总站”，有队长1人，分队长8人，医官8人，护士12人，担架队员160名，“专司受伤官兵到苏时分派各医院收容”，任重事繁“日夜工作，最为紧张”[72]。
　　城外办事处设于阊门普益社，与急救队在同一地点办公，有主任1人、助理1人、职员4人，主任由诸仲华担任。主要担任城外救济、受伤官兵食物供给、车辆调拨、初级护理及护送赴院等事务。
　　车站办事处设在火车站，有主任1人（唐克敏担任）、职员22人、救护队员18人、护士6人，“分司照料受伤官兵及分派车辆护送等事”[73]。办事处在车站附近建伤兵招待所，供给伤兵临时休息之用。
　　伤兵转送所“专为收容自前方来苏之伤兵，以后方其他各处挤满或交通不便而不能离苏者，暂时予以换药及休息，俟运输有便，有地可送时，即转送后方各处”[74]。
　　掩埋队两队，“均选深于掩埋经验者任之”[75]，每队42人。
　　担架队“原有一百二十人常川驻苏服务嗣奉”，后添设4中队，每队150人，连长官在内人数共计800左右[76]。
　　药材管理处设在宫巷乐群社，聘请专员5人，专事药材管理，分配各项治疗应用物品。
　　这些机构的设置，保障了战事救护的顺利开展。从“八·一三”事变至11月苏州沦陷，吴县分会及其各救护机构克服重重困难，展开救援行动，其中急救队会同城外办事处分送各伤兵医院和伤兵临时转送所伤兵12318人，经急救队换药后派员护送军警署所办各医院者2775人，经救护队会同车站办事处转送军警署所办各医院者计37707人。急救队还派员分赴前方黄渡、南翔、太仓、昆山等处临时救护诊治受伤官兵约13300人，6所红十字伤兵医院收容伤兵共计1500名，城外办事处也门诊治疗约3790人。[77]7个难民收容所，经常收容难民数千人[78]。据统计，“截至十月三十一日计，遣送回籍者达十一万一千一百九十九人，其无家可归者尚有五千六百五十五人不得不留苏收容供以给养，所需粮食先由本会救济组委托粮食行业公会赴锡采购籼米三百石，继由本会两次函请吴县县政府拨济仓谷六千石”[79]。苏州陷落后，吴县分会工作停顿，20名救护队员在队长蒋雄率领下历经艰险，11月30日徒步到达南京，投身于首都保卫战的救护，“重要命令的传达，伤兵过江的护送，都是由他们不避艰险地负责担任的。队长蒋雄君尤富胆识，的确是可以担负重大责任的人，今日（12月12日）受命护送千余伤兵过江，二时许派队员来报告：‘江面缺乏船只，无法运送’。正拟向卫戍部洽商拨发，又悉他们已在上游找着了一只破坏的汽船，经他们自行修理，居然可以开行了，当即输送过江数百名。及后情形混乱，他们能否安然转回，则不得其详了”[80]。
　　常熟分会也在“八·一三”事变后立即动员起来，8月15日，发出“紧急征募”启事，号召各界捐助被褥、衣裤、毛巾、食粮、茶叶等物品，慰问抗战将士和支持后方医院工作，得到社会各界响应[81]。同时，在西门逍遥游设伤兵医院，收治受伤兵士；在城内百忍堂设总救护处，旋因遭日机轰炸，迁西门外黄家祠堂办公；在东市河俞宅和庞宅设救护分站2处；在大东门总官庙设一难民收容所，配备轮船2艘专事接送前线伤员和救护难民。据统计，在沪战爆发后的两个月中，常熟分会“每日从前线转移到常熟的伤兵病员和难民数以千计，均由该会救护、安置并及时转移”[82]。10月13日，日舰连续向常熟长江边的高浦口、野猫口一带炮击，救护队冒着生命危险实施战地救护。由于日军强行登陆，常熟沦陷。难能可贵的是，常熟分会并未因与总会失去联系而销声匿迹，而于1938年策略性的转入“地下”，进行“潜伏工作”，以“集成善团”的名义“办理施诊给药及冬令救济等事，均由私人集资，并未间断。”[83]

四

　　抗战胜利后，中国红十字运动进入“复员”时期。吴县分会在钱鼎会长、范广宪（君博）副会长、常务理事宋铭勋主持下率先恢复工作，并呈报总会，表示于12月1日在范庄前38号原址开始办公[84]。这是江苏省内最早与总会取得联系的分会。
吴县分会恢复后，即把筹建“抗战英雄坟墓”作为善后重要工作提上了日程。因“八·一三抗战军兴，苏州接近淞沪，为后方重要据点。本分会担任救护工作频繁，而前线运苏之殉难将士均饬由掩埋大队先后在县属善人桥及陈家山等处觅地丛葬，因陋就简，原属一时权宜之计。现在胜利完成，河山重光，自非重行建筑坟墓不足以资旌表而慰忠魂。”[85] 为此，1946年5月吴县分会组建抗日英雄坟墓委员会，推举李印泉为主任委员，许星垣、范君博等10人为委员，决定就善人桥原有墓地为苏州抗战英雄墓址，建筑抗战英雄坟墓。
　　6月20日，吴县分会召开全体理事会议，按新时期的组织要求进行增选改选，增选宋铭勋为副会长[86]。这样调整后的吴县分会组织情况如下：
　　会长：钱鼎
　　副会长：范广宪、宋铭勋
　　常务理事：蒋仲川、许宪民
　　理事：单东笙、潘明卿、沈挹芝、余生佳、吴赓夔、张卜熊、苏髯孙、刘赓华[87]
　　常熟分会在常熟沦陷后以“集成善团”的名义继续从事符合红十字会宗旨的慈善活动，直到抗战胜利后，才于1946年6月筹备恢复，会长俞承枚[88]。
　　尽管吴县分会、常熟分会相继恢复，但整个“复员”时期，工作局面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显得较为沉寂。
　　从以上的缕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在组织建设、战争救护，还是社会救济、环境保护等方面，苏州红会均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对中国红十字运动在近代的历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民立报》1911年11月26日；《申报》1911年11月27日。
[2] 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市志》第3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435页。
[3] 《赤十字会开会记》，《申报》1911年10月20日。
[4] 《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广告》，《民立报》1911年10月23日。
[5] 《赤十字会大会纪》，《民立报》1911年11月16日。
[6] 《赤十字社江淮难儿救济会缘起并简章》，《民立报》1912年5月9日。
[7] 汪彪：《汪惕予与中国的医学教育》，http://chengxialin.blshe.com/post/1871/74184。
[8] 《中国红十字会杂志》第1号，第49页。
[9] 《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3页。
[10] 《正会长吕海寰君宣布开会宗旨》，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11]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12] 《震泽镇志》编篡委员会编：《震泽镇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13] 《吴江》第115号。
[14] 《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施则敬》，载《笠泽施氏支谱》，http://yhml.gol.icpcn.com/00jp12.htm。
[15] 《申报》1924年9月2日。
[16]《红会分组八十七妇孺收容所》，《申报》1924年9月14日。
[17]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季刊）1998年第2期（总第9期），第60页。
[18]《昆山红十字会救护情形》，《申报》1924年9月12日。
[19] 池子华、郝如一等：《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20]《苏州》，《民国日报》1925年1月19日。
[21]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季刊）1998年第2期（总第9期），第60页。
[22]《金闾区志》编纂委员会：《金闾区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0页。
[23]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季刊）1998年第2期（总第9期），第60页。
[24]《昆山红十字分会之成绩》，《申报》1924年11月9日。
[25]《红会昆山救护之成绩》，《申报》1924年10月6日。
[26] 宋琨辑：《江苏兵灾调查纪实——太仓、昆山》，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半年刊）1990年第2辑（总第16辑），第99页。
[27]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28] 常熟市红十字会：《常熟市红十字会纪念册》，1996年编印，第3页。
[29]《筹备救护消息一束》，《申报》1924年9月3日。
[30] 沈建冲，《震泽镇志》作“沈建勋”。（《震泽镇志》编篡委员会编：《震泽镇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31] 颖川一客：《红十字分会之经过》，《吴江》第115号（1924年11月2日）。
[32] 困龙：《盛泽红十字会得奖》，《吴江》第123号（1925年1月1日）。
[33] 拜许：《红十字会之组织》，《吴江》第119号（1924年11月30日）。
[34]《吴江红分会城区办事处成立》，《吴江》第126号（1925年2月8日）。
[35]《江城红十字会之过去与现在》，《吴江》第176号（1926年1月31日）。
[36]《红十字分会欢迎会长纪》，《吴江》第175号（1926年1月24日）。
[37] 池子华、郝如一等：《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38]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季刊）1998年第2期（总第9期），第60页。
[39]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40]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季刊）1998年第2期（总第9期），第61页。
[41] 常熟市红十字会：《常熟市红十字会纪念册》，1996年编印，第3页。
[42] 王道伟主编：《昆山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5页。
[43]《红十字分会之募金》，《吴江》第178号（1926年2月28日）。
[44]《吴江城区红十字分会布种牛痘公告》，《吴江》第182号（1926年3月28日）。
[45]《江城红十字分会之夏令设施》，《吴江》第201号（1926年8月8日）。
[46]《江城红十字分会之夏令设施》，《吴江》第201号（1926年8月8日）。
[47]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季刊）1998年第2期（总第9期），第61页。
[48]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49] 詹一先主编：《吴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3页。
[50]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季刊）1998年第2期（总第9期），第61页。
[51] 《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二十一年纪念册》，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1933年编印，苏州市红十字会1983年复印，第22—23、25页。
[52]《常熟分会整顿会务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2872。
[53]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54] 资料来源：《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二十一年纪念册》，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1933年编印，苏州市红十字会1983年复印，第64页。
[55] 《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常熟市卫生志》1990年版，第180页。
[56] 朱君辑、李纯华主编：《江苏省志·卫生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7页。
[57] 常熟市红十字会：《常熟市红十字会纪念册》，1996年编印，第4页。
[58] 《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二十一年纪念册》，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1933年编印，苏州市红十字会1983年复印，插页。
[59] 《中国红十字会第二次征求会员委员会启事》，《申报》1935年8月1日。
[60] 《中国红十字会今日征求会员二月》，《申报》1935年8月1日。
[61]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62] 据档案记载：“吴县分会原于齐卢之役成立，历来办理救护赈灾诸工作，成绩卓著，维持至数年之久，乃于三年前因事遽告停办。旋于去年本会第二次征求会员时虽有恢复分会之动机，但未能顺序进行，迄至本年第三次征求会员开始，由吴县县长邓翔海及张云搏、刘正康、潘明卿、潘振宵、钱梓楚、丁春之、杨合庆、宋续臣、程翰卿、严庆祥、刘幕宇等发起组织，先成立分会筹备处，推举邓县长为筹备主任，于三月间经总会核准成立，已将图记、印旗、承认书、保护布告及会员证书、徽章等寄出，俾于最短期间召集全体会员大会，照章选举理监事等，以利进行。其会所则暂假玄庙观方丈云”。（《吴县分会已正式成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4）
[63]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季刊）1998年第2期（总第9期），第62页。
[64]《常熟红会扑疟队出发》，《申报》1936年10月25日；《常熟流行疟病遍全邑》，《申报》1936年11月11日；《常熟东乡疟病死千人》，《申报》1936年11月3日；《常熟流行疟病遍全邑》，《申报》1936年11月11日。
[65]《常熟分会来呈：关于征集会员，训练救护队事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3。
[66]《常熟红会训练救护队》，《申报》1936年10月28日。
[67]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68]《常熟分会来呈：关于征集会员，训练救护队事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3。
[69]《红分会组救护队》，《申报》1937年7月31日。
[70] 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季刊）1998年第2期（总第9期），第62页。
[71] 资料来源：《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72]《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73]《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吴县救护委员会救护事业报告》，转引自池子华、郝如一等：《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74] 池子华、郝如一等：《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75]《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吴县救护委员会救护事业报告》，转引自池子华、郝如一等：《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76] 池子华、郝如一等：《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77]《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工作报告》，《中国红十字月刊》总第29期。
[78]虞立安：《民国时期的苏州红十字会》，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季刊）1998年第2期（总第9期），第63页。
[79]《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工作报告》，《中国红十字月刊》总第29期。
[80] 蒋公殼：《陷京三月记》，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81] 常熟市红十字会：《常熟市红十字会纪念册》，1996年编印，第4页。
[82]《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常熟市卫生志》1990年版，第180页。
[83]《常熟分会整顿会务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2872。
[84] 《吴县分会呈报该会开始办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2211。
[85]《为电陈组织筹建抗战英雄坟墓委员会祈鉴赐备考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2880。
[86] 《为电陈遵令加推副会长暨常务理事开具名单仰祈鉴赐核聘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2880。
[87] 《中国红十字会各地分会理事名册职员履历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56。
[88] 常熟市红十字会：《常熟市红十字会纪念册》，1996年编印，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