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杨红星著《挫折后的振起（1966—2004）》评介

贺永田

 

    红十字会是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与联合国、奥委会并称三大国际性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始建于1904年，至今已有105年的历史，是近代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尽管中国红十字总会及其各地分会在文革十年中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几陷停顿，然而从总体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红十字运动前后相续，仍可视为绵延百余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红十字运动研究热潮逐渐兴起，相继出现了一批颇有分量的成果，但总的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现有成果的研究时段大多集中于晚清和民国时期，而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红十字会的学术论著非常有限。[1]这与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十字运动蓬勃发展的情状极不相符。加强当代红十字运动研究迫在眉睫而又任重道远。新近，杨红星博士所著《挫折后的振起（1966-2004）》（以下简称《振起》，该书系池子华、郝如一主编的《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之三，前两部分别为：池子华、郝如一等著《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1904-1949）》、徐国普著《辉煌十五年（1949-1965）》）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当代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献上了一份厚礼。

    杨著《振起》正文分五章和结语，后附《江苏红十字运动大事年表（1978-2004）》，计35万字，在占有丰富翔实资料的基础之上，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全面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运动的发展轨迹，重现了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系统探究了有关重大理论问题。以下先对该书主要内容作一简单介绍。

    该书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运动划分为复苏与初步发展（1978—1985）、深入展开（1985—2001）、体制重塑与法制归依（2002—2004）三个历史阶段，并在前三章分别加以论述。

    第一章首先回顾了近代及建国初期江苏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认为其“在近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轨迹为中国红十字运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见该书第1页）然后对江苏红十字会为复会（文革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陷于瘫痪）所作的种种努力进行了探讨，指出其“组织建设先行、宣传工作开路”的复会策略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开展尽显其人道特色。最后探讨了江苏红十字会在由中国红十字会所组织开展的“援非募捐活动”中的表现和贡献，认为这次活动的成功证明了江苏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已经逐渐壮大，能够成功圆满地组织和承办大规模的红十字会活动，也扩大了其在全社会的影响。第二章对1985—2001年江苏红十字会组织机构的变迁、组织建设和红十字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梳理。认为其“组织机构和组织建设在与社会变迁互动中逐步健全和完善”，其台事服务活动彰显了政府“人道助手”的红十字内涵，其红十字青少年运动日益规范。第三章将2002—2004年的江苏红十字运动定位为“体制重塑与法制归依”期。该章指出：管理体制的理顺使得红十字运动的转型得以成功实现；“抗非”工作向时代和社会昭示了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巨大力量；《江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实施办法》的出台，为其全面可持续发展指出了光明的路径。

    第四章对江苏红十字会的“三大博爱工程”——“救援工程”、“生命工程”、“爱心工程”加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社会学考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在构建博爱系列工程的同时，注重释放社会势能，关注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

    第五章将江苏红十字运动置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理论视野下进行考察。认为其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动“特色”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农村工作和志愿服务工作中，江苏以其特色独具的风采彰显了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力量。在“特色”理论的指引下，江苏红十字运动倚重募捐工作，培育特色文化，打造品牌，“有位、有为”地奔向未来。

    如前文所述，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成果集中于晚清和民国时期，而当代红十字运动研究虽已引起学界关注，但成果并不多见。江苏省作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祥地和当代红十字运动开展较好的省份之一，其红十字会运动具有典型性。由此而言，1966—2004年江苏省红十字运动研究，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因此，杨红星博士把这一课题作为他的主要研究目标进行探究，不但填补了当代红十字运动学术研究的空白，推动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而且有裨于总结当代红十字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促进江苏省和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选题具有浓厚的现实关怀，是《振起》一书的第一个特点。

    作为一本史学专著，必须要以丰富的史料作支撑，并要求作者具备扎实的史学知识和较好的理论水平来梳理和分析史实。而《振起》一书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下了一番很大的功夫，这是该著又一个突出特点。该书征引的资料既有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档案、红十字会的内部资料、报刊、年鉴、地方志以及网络资源等，又有社会史方面的相关著作和论文，还有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书籍。一手资料的大量使用增加了该书的论证力度和结论的可靠性，相关理论的合理利用提高该书的学术水准，对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为后来者搭建了阶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后附录的《江苏红十字运动大事年表（1978—2004）》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运动相关重大活动史实进行了钩沉和爬梳，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该书的第三个特点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即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体现出作者娴熟的史料驾驭能力及较强的分析能力。一是运用了区域史研究方法，这在红十字运动研究领域尚不多见。二是采取了整体与个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三是，注重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突出了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等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尤其注重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把红十字运动与社会变迁紧密结合。四是写作方法多样化。该书采用了理论与史料相结合，图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纵向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多角度、多层次、全面、准确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运动的全貌。

    社会学相关理论的成功运用，带来了理论上的提升，促进了书中观点的创新，因而，理论色彩较浓是该书的一大亮点。在对相关史实进行分析时，作者力求用恰当的社会学理论来指导其行文，在论述中屡有新见。如在论述1985—2001年省红十字会组织机构变迁时运用了社会学中的“权变理论”；在对红十字运动进行省思时运用了社会组织学中的“资源依赖模式”理论；等等。社会学理论的合理利用提升了该书的理论水平，殊觉有益。

    作为一本研究江苏当代红十字运动的著作，该书内容丰富，持论较为公允。该书全面地反映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红十字运动的全貌。其内容既有对其组织机构和相关制度变迁的爬梳，也有对其组织与制度建设相关活动的叙述；既有对其开展的各种活动的宏观概述，也有对重大活动的浓墨重书；后两章更是将其置于社会学和“特色”理论视野下进行总体的考察和深刻的省思。由于该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很难做到持论公允，但作者比较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客观、公正。

    当然，该书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江苏红十字会是中国红十字会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其开展的活动也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再如，有关史料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余地，尤其是口述史料。本书的研究时段离我们很近，大部分当事人仍然健在，甚至有些还身居原位或从事同样性质的工作，深挖口述史料可以增加本书的深度，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来者留下弥足珍贵的史料。再者，从该书书名《挫折后的振起（1966—2004）》来看，其研究时段为1966—2004年，但首章标题的时间起点却定为1978年，似乎有所不妥。虽然作者撰述时行文内容也涵盖了1966—1978年这个时段，但相关内容只在江苏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回顾中简略述及，且仅有短短千余字的一小目，由此观照全书书名，内容也稍显单薄。

    尽管杨红星博士的新著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金无足赤”，瑕不掩瑜，总体而言，仍是一部颇见功力的当代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新著。它的出版，不仅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拓宽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为江苏红十字乃至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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