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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0-12-31 19:57:11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颜惠庆与中国红十字会
王晓晓  甄贤贤  刘芸菲  朱黎
 
摘要:颜惠庆曾于1924年和1928年两度当选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在任期间,他为不断扩大中国红十字会的影响力,推动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卸任之后,仍然关注着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积极从事各项慈善活动,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为组织救护而积极奔走,这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颜惠庆  中国红十字会  慈善
 
    颜惠庆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在政治外交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纵观其一生他经历并见证了无数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凭借其威望和号召力,在推动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方面,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
一、颜惠庆生平及担任红十字会会长缘由
    颜惠庆先生,字骏人,1877年4月2日出身于上海虹口,1950年5月在上海病逝。他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著名的风云人物。
颜惠庆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1895年前往美国求学,5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回国后,他曾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也曾任商务印书馆和《南方报》编辑。1908年2月,经自荐,随同伍廷芳出使美国,担任清朝驻美使馆参赞,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09年冬,颜惠庆应召回国,任外交部主事。1910年,参加清廷举行的游学生殿试,授翰林院检讨,升任参议,兼任清华学堂总办。1911年11月,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后,升任为外务部左丞[1]。民国时期,他曾四度出任外交总长,五次担任国务总理,期间还担任过驻德国、瑞典、丹麦、美国等多国公使,还曾是驻苏联和出席国际联盟大会的中国首席代表。纵观其一生,他经历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巴黎和会、二十一条交涉、退还庚款、创建国联、华盛顿会议、中日战争以及国共和谈等一系列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2],见证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化。其政治生涯跨越了晚清王朝、民国北京政府、民国南京政府、新中国四个重大历史阶段,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中,不难看出,颜惠庆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绝不是他一生唯一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印记,他对其他领域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在推动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必将永远留在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史上。
    颜惠庆先生之所以对中国红十字运动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这与他曾两度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是分不开的。1924年,他第一次当选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那么在当时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最终能够获选的呢?
    第一,对慈善事业的关注。颜惠庆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其父颜永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正是由于他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使其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对慈善事业较为关注。在当选之前,他就一直积极从事着慈善活动,如“为赈灾借款照会外交团”[3],“为防灾委员会事照会外交团”[4],“出席赈俄茶话会,讲了几句关于赞同给予帮助的话”[5]。而正是由于颜惠庆对慈善事业表现出的热情,使其最终获选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会长。
    第二,上海出身的背景。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在北京设总会,在上海设总办事处。但两者时常出现矛盾,尤其是在控制权、决定权上相持不下。北京方面想通过改组,使政府能够较多的干预红十字会事务,甚至是让中国红十字会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而上海方面,则希望利用其经济实力,使其对红十字会各项事务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出生在上海同时又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颜惠庆被选中,在1924年会长改选之时,顺利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一职。他的当选有利于平衡两方势力,同时有利于红十字会会务的开展。
    第三,对红十字会的了解。颜惠庆出任会长之前,在其平时的政治外交工作中就曾涉及一些与红十字会相关的事务,如一战后的战俘及华侨问题,“外交部来电,拒绝红十字会提出的由德华银行支付俘虏款项的请求”[6],“致函丹麦红十字会和土耳其‘新月会’,谈了外交部关于汇款的电报”[7],“致电外交部……要求红十字会救济在俄华侨(致电蔡廷干)”[8]。由于要对外进行交涉,颜惠庆必然要对红十字会,尤其是它在对外交往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而他在多次处理与红会相关的事务后,必然对红十字会更为熟悉,这也是其当选的原因之一。
    第四,外交经历。颜惠庆丰富的外交经历,突出的外交才能,卓越的外交成就,是其当选最为重要的原因。这可以从当时《申报》的一则报道中寻找到依据,“本埠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任满,今当改选之期,由该会常议会议长暨各议员讨论选举,以会务重要,有关国际,非外交人才不足以膺斯任,遂全体一致依法投票选举颜惠庆为会长”[9]。让拥有外交长才的颜惠庆任会长,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红十字会同国际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推动中国红十字会及红十字运动的发展。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颜惠庆才会在1924年改选时,成功当选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而他在其第一届任期内为推动红十字运动所做的努力,使其在1928年改选之期,再度获选。其实颜惠庆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缘由,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其为何能够推动中国红十字会发展的原因,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利于进一步分析颜惠庆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内在联系。
    颜惠庆两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任职11年间(1924年至1934年)[10],积极促进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在推动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但是,只有把颜惠庆所留下的业绩,放到整个红十字会发展的历程中,才能更为深刻的了解他对红十字运动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二、颜惠庆在任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主要活动
    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后,虽然发展历程曲折,但在这坎坷的道路上有过许多闪光的足迹,而正是由于这些足迹,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成长。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发展历程中的一部分,颜惠庆任会长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印记,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其一,战地救护。
    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事不断,战地救护显得尤为必要。中国红十字会继承了国际红十字会的精神,以发扬人道主义为己任,以“博爱”、“恤兵”为宗旨,以救死扶伤为天职[11],战时积极进行扶伤拯弱,谱写了一曲曲人道主义赞歌。如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展开行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相关救助工作。当时有关报纸对红十字会的救护行动进行了报道,“战区以内之各处红十字会,纷纷筹备救护,……本埠(上海)红会方面,业经派队四处布置,于救伤、收容、妇孺等事,多所规画,……顾该会职员,益形忙迫,夜以继日,不得稍息。至各处救护应用物品,则均由该会置办妥当,分别寄运各地,以备临时应用”[12]。颜惠庆对各地红十字会及时迅速的为此次兵灾展开救护而表示肯定,“红会总办事处昨接北京总会会长颜惠庆、蔡廷干之复电云:巧电敬悉,浙构兵,人民涂炭,悯恻殊深。幸赖诸执事竭力救护,筹措有方,至为感佩。”[13]
    中国红十字会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广泛的战地救护,除了江浙战争外,还有奉浙战争、北伐战争等。红十字会对这些兵灾的人道主义救护,不仅救治了伤兵,减少了战争伤亡,而且还救护了当地的无辜百姓,收容了无家可归的妇孺,减轻了战争对人民的伤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社会的作用。
    其二,赈灾救荒。
    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之一沈敦和曾这样说过:红十字会“遇战事,疗伤瘗骼,固其天职,而平时济荒赈饥,亦其当尽之义务。” [14]因此,除了战地救护,赈灾救荒同样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领域。在颜惠庆任职期内,中国红十字会广泛的参与自然灾害及其他意外之灾的救助,如水灾、旱灾、风灾、震灾、火灾、疫灾等,而其中较引人瞩目的就是1928年至1930年对西北华北旱灾的救济。
    1928年至1930年,西北、华北出现了罕见的旱灾,受灾地区“终岁不雨,赤地千里”,“旱魃肆虐之区,几乎成鬼魅世界,死亡累累,遍地尸骸。”[15]面对这一浩劫,各慈善团体纷纷组织赈灾,中国红十字会就是其中一员。但在整个救济过程中,赈款不足的问题严重困扰着各个慈善团体。面对这一难题,中国红十字会在救援初期采用连发“乞赈广告”的办法,来筹集赈款,但成效不大。有鉴于此,红十字会决定另设筹赈处,并成立筹赈委员会作为该处的立法监督机关,以完善筹款募捐程序。之后,更新募捐方法,发行类似于彩票的“宝塔捐”,并组织“募赈宣传队”,进行宣传,同时规定每户捐款达二元五角者、劝募逾廿五元者,均赠功德券[16],以此来吸引募捐者。红十字会的这些举措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自宝塔捐开办以来,外埠不计,仅上海一隅“每日零星捐款,逾百数十户,平均达千余元,为红十字会有史以来未有之盛况”[17]
    中国红十字会在这次救助行动中,在筹集赈款方面所作的努力,为救援计划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证。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些创举,对其他慈善团体及以后的救灾行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三,社会服务。
    以“博爱”为宗旨的中国红十字会,除了对各种天灾人祸进行救助外,平时也会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服务活动。在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一如既往的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社会提供多种公益服务,其中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服务影响最大。
    红十字会经常通过发放宣传册,进行公共演讲等,向大众宣传疾病、卫生、防疫等方面的常识及防护措施。除了普及医学常识外,红十字会还通过经办各类医院,直接为人们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当时针对防治传染病而设立的时疫医院。它每年夏秋开办,开办时红十字会还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以寻求支持,扩大影响。时疫医院在医治病患时,一律免费,分文不取,“各病户来院诊治,不取医资,备有汽车随时救护运送病人,亦不收费。”[18]而这种做法,使时疫医院在防疫救人方面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查本会时疫医院迄今已有二十四年,救治病人二十余万之”[19]。红十字会在开办医院的同时,还很注意医学人才的培养,进而不断扩大专业医疗卫生服务队伍,使其能更好的为社会服务。中国红十字会在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服务,对提高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改善和增强人们的体质等,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除了医疗卫生方面的社会服务外,红十字会每年定期赈济贫民等弱势群体。颜惠庆在任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在医疗、卫生、赈济等多个方面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的社会服务,还起到了宣传自身的效果。
    其四,国际交往。
    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组成部分,因此,国际交往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各国红十字会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而这些交往对中国红十字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红十字会经常会接待一些国外红十字会人员,其中有的只是简单的进行参观交流,有的则是为相关事务与中方交换意见,在颜惠庆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会见古阿诺德,他是调查俄国难民问题的红十字会代表(这些难民将送往南美)”[20],显然这位古阿诺德来访是为了俄国难民问题与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交换意见的。像这样的人员交流,在当时比较频繁和普遍,中国红十字会也常派代表出国参观访问。与他国红十字会人员间的友好往来,不仅可以就某一事件交流意见,还能传递两国红十字会的重大讯息,从而有利于相关事件的解决,增加彼此的了解,而对中国红十字会而言,还能扩大自身在国外的影响。除了人员之间的交流外,中国红十字会在这一时期还时常派代表参加国际会议,其中由国际红十字总会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大会影响较大。经常性的参加国际会议,有利于中国红十字会了解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发展趋势和动态,吸收别国的有益经验,进而促进自身的发展。
    在颜惠庆担任会长期间,中国红十字会不同形式的国际交往活动还有许多,除了参加国际会议和人员交往外,还有像国际救援、业务交流等。这些国际交往,有益于中国红十字会在了解世界、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不断扩大其海外影响力,从而推动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积极的开展各项活动诸如战地救护、赈灾救荒、社会服务、国际交往等,而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进一步提升了红十字会的形象,加深了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的了解,扩大了红十字会在国内外的影响。
三、颜惠庆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贡献
    从上文中不难看出,在颜惠庆担任会长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开展的各项活动,有力的推动了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而在当时,作为会长的颜惠庆,必然对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颜惠庆在推动红十字运动发展方面,最为重要的贡献可以归结于一点,那就是凭借其自身的威望、号召力和人际关系,使更多国内外人士和慈善组织了解和关注中国红十字运动,不断扩大中国红十字会在国内外的影响。颜惠庆是当时的外交名宿、政坛要人,他在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之后,经常受邀参加一些慈善活动如相关晚宴、会议、演讲等,甚至受邀担任其他慈善组织的相关职务,这在其日记中时有记载,如“出席龚招待熊、鹿钟麟、谢、杨豹灵等人的午宴。席间谈论了永定河决口之事。将向华洋义赈会等借款项”[21],“华洋义赈会开幕式。我及罗格当选为主席。”[22]颜惠庆出席的各种慈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益于扩大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影响。而在提升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影响力方面,他也起着积极的作用,这在其日记中可找到依据,如“走访了日本公使、英国公使和加拉罕,请他们担任募捐运动的名誉副主席”[23],“举行募捐运动开幕式:到会人数亦很多,还有许多外国人来参加会议”[24],“周来访,我们谈论了海外的募捐运动。李登辉和胡建议帮助进行。在日本,有张元济在那里”[25]。从中可以了解到,颜惠庆的外交经历和人际关系,有助于扩大中国红十字会在海外的影响,有利于推动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
   或许,在任期间颜惠庆对具体的红十字事务如经费筹措、会务开展、国内外合作等,所产生作用的表现形式不同,但这些都可以归结于一点,那就是,他凭借其号召力和威望为扩大中国红十字会在国内外影响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这是他对中国红十字运动产生的最根本的影响。
   总而言之,在颜惠庆担任会长的11年间,中国红十字会继承和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包括战地救护、赈灾救荒、社会服务、国际交往等,从而推动了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而会长颜惠庆,通过其在政治外交领域所积累的威望及号召力,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颜惠庆在卸任之后,并没有离开过红十字会的队伍,他仍然在为推动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尤其是抗战初期。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繁华的上海一夕间百业凋零、民不聊生,这对当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的颜惠庆触动极大,于是他在上海筹划成立了两个独立的红十字组织,一个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另一个直接隶属于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总会[26],以此来开展对上海的救护,并在此后,为争取国内外援助而殚精竭虑、积极奔走。由此可知,颜惠庆始终一贯的在为红十字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页。
[2] 高文红:《颜惠庆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3]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21年1月10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4]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21年5月16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5]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21年12月4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6]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17年9月6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7]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18年3月4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8]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18年12月11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9]《红十字会改选正副会长》,《申报》1924年4月17日。
[10] 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9页。
[11] 周秋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12]《申报》1924年9月2日。  
[13]《红十字昨讯》,《申报》 1924年9月23日
[14] 沈敦和:《‹人道指南›发刊词》,转引自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15]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助1928至1930年西北华北旱荒述略》,《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2期。
[16]《中国红十字会筹备处谨谢杨庆和久记银楼沈文鉴君陈列百两赤金宝塔观音像》,《申报》1929年7月6日。
[17]《红会救灾治标治本之办法》,《申报》1929年7月1日。
[18]《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二时疫医院通告》,《申报》1932年6月16日。
[19]《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二时疫医院通告》,《申报》1932年6月16日。
[20]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25年7月15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21]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25年2月12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22]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28年11月15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23]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24年8月20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24]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24年9月1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25]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29年5月18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26] 陈雁:《颜惠庆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组成看其外交意向
吴佩华
 
摘要: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组成来看,是典型的统一战线在红十字会中的运用,显示了红十字外交的意图在于通过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大舞台,以加强和促进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这种组成也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  理事会  外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在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人民团体的中国红十字会,为融入这一伟大复兴的道路,遂于1950年8月进行改组。由于红十字组织具有国际性,苏联及东欧国家都在国际红十字运动组织中,他们需要中国红十字会也加入其中,[1]共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故当时采取改组的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等国拒不承认新中国,极力阻挠新中国恢复在国际组织中的一切合法席位,包括中国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合法席位;且中国红十字会改组之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东北亚形势日趋紧张,中国安全受到威胁;同时,美国于1950年6月27日宣布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制造紧张气氛,阻挠中国的统一。红十字运动的目的在于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因此,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必然要参与外交活动,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鉴于建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处于组织涣散、机构不完善、人员散落的状态,改组大会实际上就是由中央有关部门、人民团体的代表及原红十字会现有留会的理事及职工代表共同举行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根据1950年8月2日改组中国红十字会协商会议通过,1950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公布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所选出的理事会为最高领导机关”。[2]可见,作为最高领导机关的理事会在其外交决策中应具有重要的地位。目前,由于公开的资料有限,尚不能深入研究该时段中国红十字外交的决策机制,因而,只能从其理事会的构成来管窥其外交意向,以期能推动对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的深入。
 
 
    改组大会共选出常务理事6人,他们是:中央卫生部技术室主任金宝善、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内政部副部长陈其瑗、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龚普生、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救济总会副秘书长林仲。理事16人,他们是:华东教育部长,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工商界人士王晓耒、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主任朱子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会宣传组主任傅况鳞、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庼、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杨静仁、总工会会副主席,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全国妇联女部部长曹孟君、全国青联秘书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文艺界人士梅兰芳、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康克清、外交部顾问周鲠生、台湾自治同盟会主席谢雪红、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3]。根据大会通过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第十五条:“会长、副会长应为常务理事”,故,会长李德全、副会长彭泽民、熊瑾玎、刘鸿生、胡兰生均应为常务理事,必须将其纳入理事会共同考察。根据1950年8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第二次理事会议通过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规则》,“总会秘书长承会长、副会长之命总理会内部一切事物,副秘书长辅助秘书长办理各种事务”。[4]且,从1961年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届理事会及以后各届理事会的构成来看,秘书长、副秘书长均为常务理事。在此,将秘书长胡兰生(兼)、副秘书长林士笑、倪斐君也一并纳入考虑分析。
    从这届理事会成员组成来看,主要涵盖卫生、救济福利、工、青、妇、民族、实业、工商、金融、文艺、教育科技等社会各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其中卫生部、救济总会是主导,以符合红十字运动的目的。若对这些理事做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的外交意向。主要表现在:
    第一,李德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卫生部部长,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1946年10月曾出席在美国召开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影响很大。自20年代以来,李德全在救济福利方面做很多有益的工作,尤其是为儿童福利事业做出了毕生的贡献,因而在救济福利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925年春,李德全随冯玉祥到苏联考察,了解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妇女生活状况,开始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1939年曾任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负责妇女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德全任中苏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可见,李德全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不仅仅因为她是著名爱国人士冯玉祥先生的夫人,也不仅仅因为她在妇女界、救济福利界的贡献与影响,从红十字外交的角度考虑,应该是考虑到长期以来李德全与苏联之间形成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为更好地发挥李德全的社会影响力,以便在中苏友好基础上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以进一步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愿。建国初期,李德全经常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名义出国出访或参加会议,曾多次到苏联,也多次访问苏联红十字组织,与苏联红十字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在国际上,中苏两国红十字会常常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合作默契[5]。显然李德全个人影响、社会地位与活动能力使得中苏友好合作关系能够锦上添花,这不仅进一步加深和拓展了中苏友谊,也共同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促进与维护国际和平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第二,在这些理事当中,来自救济总会的有:会长李德全是救济总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常务理事伍云甫是救济总会党组书记兼秘书长,常务理事林仲是救济总会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倪斐君是救济总会副秘书长。根据《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秘书长、副秘书长“秉承执行委员会主席及副主席之意旨,领导执行委员会所属各机构办理日常事务”[6]。可见,伍云甫、林仲、倪斐君是救济总会的核心人物,尤其是伍云甫,其地位相当重要。从以上这几位的兼任来看,他们也是红十字会中的核心人物,主导会务。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在必要情形下,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担负国际性救助及医疗服务”[7]。按照改组时伍云甫的说法,就是“对外救护的工作,不仅是有救济的观点,而且应有反对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观点。对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国家,以及进行其他革命斗争的人民,我们有救灾助人的义务”[8]。可见,红十字外交深深的打上了救济总会的烙印,也是对救济总会外事工作的延伸[9]
    这在随后红十字外交中表现很明显。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许多外交行动中都是同救济总会共同发起的,从发起者排名来看,救济总会都排在红十字会之前。如:《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宣言及一切决议的声明》[10],《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致电日本红十字会对找寻中国烈士遗骨的友谊表示感谢》[11],等等。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是群众性救济组织,虽然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国共产党拓展与加深同美国的联系与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虽然伍云甫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红十字会主要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团体,救济福利和医疗等只是涉及其工作的内容之一。实践证明,红十字外交的内容远远超过“卫生救护”[12]的范围。如,1953年,中国红十字会受托遣返在华日侨归国,并促成中国红十字会首次访日,为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架设了桥梁。这是在人道主义指导下完成并取得重大成效的。因而,1950年12月,政务院总理办公室决定红十字会的“外交事项归外交部指导”[13],将红十字外交纳入国家整体外交来考虑,这就突破了原拟的“卫生救护”范围。接着,1951年2月,李德全会长声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中国红十字会外交的思想基础[14]。这既是对前述决定的呼应,表明红十字外交与中国政府外交指导思想“坚持国际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15],同时也提出红十字外交的特色——“人道主义”。至1955年冬,国务院明确中国红十字会与救济总会合署办公,同时明确“红十字会的工作以国际为主”[16]。可见,红十字外交有其特殊性,是无法替代的。
    第三,这届理事会的构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那么,其对外的统战对象是谁呢?副会长彭泽民是马来亚华侨,著名的侨领。早年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参与革命,在海内外、尤其是在侨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建国之初,彭泽民任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首都归国华侨联谊会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常务理事、内政部副部长陈其瑗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主义者,早年亦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历任国民党要职。抗日战争时期,在海外积极支援抗战,在侨界的影响非同一般。陈其瑗是民革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全国侨联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奔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卵翼下,仍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活跃在国际舞台上。鉴于这种局面,争取海外广大华人华侨对新中国的认同与向心力也是新中国的当务之急。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拒不承认新中国,极力将新中国拒之于国际社会之外,因此,透过具有国际性红十字组织,促进和加强侨务工作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历史原因,海外华侨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鉴于彭泽民、陈其瑗的特殊经历,既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亦在侨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因而这两人的当选,凸显了新中国爱侨、护侨的意向。
    如,建国之初,英国殖民当局从地缘政治出发,为避免“日后严重的威胁”[17],决定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边境建立防火线,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展,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18]为此,殖民当局更是大肆驱赶并迫害当地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诸国之中,华人在马来西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巨大,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且英国是老牌殖民帝国,马来华侨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压迫在东南亚诸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来亚华侨的反英斗争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热烈支持。1951年1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救济马来西亚难侨委员会组织调查团赴马来西亚调查难侨情况“完全合乎正义与人道”,表示坚决拥护。[19]2月21日,在北京市千余名归国华侨示威游行大会上,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应邀讲话,她说:“我们绝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对我们侨胞无止境的迫害,我们中国红十字会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要派调查团到马来亚及其他各地调查我们侨胞被压迫被摧残的一切情况”[20]。李德全会长的提议获得全场热烈支持。3月5日,中国红十字会会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北京归国华侨联谊会根据北京归国华侨2月21日示威游行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召集会议,发起组织中国人民救济马来亚难侨委员会,救济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的马来亚华侨。[21]3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再次发表声明: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对华侨的迫害,是“违反人类正义和人道的罪行”,“一定要派调查团赴马来亚查明马来亚侨胞受难情形的真相”,“并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停止一切迫害华侨的非法措施、保障华侨的安全与自由”。[22]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调查团没有去马来亚,在当时新中国同东南亚一些国家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这显示了新中国通过红十字外交“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23]的愿望。
    第四,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刘鸿生是近代宁波商帮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理事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工商界人士王晓耒、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庼在工商金融领域颇有影响。他们四人算是江浙财团的代表。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本会经费主要依靠会费及事业收入作为必要开支。不足时,得请求人民政府予以适当的补助,并得接受自愿捐献”。[24]从笔者所见的材料来看,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补助,并未见以上四人向中国红十字会大规模捐款,或由他们号召进行捐款。此四人当选显然并非方便红十字会筹款。众所周知,江浙财团是国民党建国之基,江浙财团中的代表人物作为理事成员参与红十字会,其着眼点在于台湾,希望通过江浙财团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系,借助中立性的红十字组织,能开启祖国统一的大门。
    理事吴有训是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建国后任华东教育部长,交通大学校长,可以算作中国教育界的代表。吴有训长期在教育科技界工作,1945年曾任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战败奔台之际,有相当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奔走海外。建国之初,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新中国急需这些高级人才回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通过红十字会的管道,借助吴有训的地位与影响,无疑预设了同广大流落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联系与沟通的桥梁,为这些流落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回家”预做了准备。揆诸史实,亦然。五十年代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回国,都是通过红十字这条路径的。如,1955年下半年至1965年底从美国返回中国的科学家有130多人,其中包括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25]
    第五,常务理事、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龚普生,曾在抗战时期秉承周恩来的指示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留美期间,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龚普生经常应邀到美国各地发表演说,揭露德、意、日法西斯发动战争的罪恶行径,她以她的言行“赢得了她所接触的各界人士的赞叹”[26]。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她结识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和女作家赛珍珠等知名人士。在与罗斯福夫人接触的过程中,不仅赢得了友谊,还赢得了这位美国“第一夫人”对“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表示美国应竭尽全力支援中国打赢这场正义战争”[27]。1945年,龚普生曾跟随赴美参与筹备联合国的董必武参加联合国筹建的事务性工作。龚普生博士毕业后,进入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研究工作,并参加编纂联合国人权年鉴等。从其经历来看,龚普生对美国很熟悉,也有人缘,对联合国亦很了解。鉴于建国初期中美之间的严重对抗,借助红十字这个舞台,利用龚普生与美国各界的联系与影响以及龚普生当时国际司司长的职位,在适当的时候可以为中美之间的接触创造机会。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至中美建交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确实在加强与拓展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外交部顾问周鲠生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有名的国际法学专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周鲠生亲自参加了1952年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在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做出了贡献。
    理事邓裕志是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曾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纽约大学研究院进修学习过。建国后参与发起了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并任“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众所周知,解放前基督教是外国资本主势力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正如20世纪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生向美国总统梯奥道尔·罗斯福致送的备忘录中所言:“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28]。由于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了很多救济福利事业,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建国之初,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的救济福利事业中,美国占一半左右。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由基督教会开办的救济福利机关和团体却在中国暗中进行反动的宣传与活动,尤其是抗美援朝爆发后,他们的破坏活动更加活跃,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因此,肃清基督教对中国人民群众的影响对清除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对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红十字会是一个中立的团体,通过红十字会接受这些救济福利机关团体,有利于减少国与国之间不必要的摩擦,同时更有利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1951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同中国救济总会发表声明,“决以坚强的行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29]事实证明,在处理接受这些救济机关的过程中,由于预先考虑充分,进展很顺利。
    第六,总工会副主席、邮电部部长朱学范曾长期从事工会工作与邮务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区工会代表在汉口发起组织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委员会,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1944年被选为国际劳工局理事。1945年9月出席世界工会大会,在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上被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1948年在解放区第六次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可见,朱学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工会组织中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建国之初,鉴于新中国面临的险恶形势,新中国提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30]。因而,联合国际工人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对维护世界和平、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际红十字组织会员遍布全世界,绝大部分会员都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工阶级。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受到极大鼓舞。这也直接促进了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无疑的,它(会议)将推动亚洲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广大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加向前发展,并在国际无产阶级亲密团结的基础上促进亚洲澳洲各国工人阶级的亲密团结”[31]。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当选为红十字会的理事,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明确的外交意向。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32]。新中国成立后,奉行和平外交政策[33],积极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治愈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巩固国防,使我们新中国富强起来”[34]。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由,从地缘政治出发,拒不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进行围堵,极力将新中国摒弃在国际体系之外,并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的统一。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是人民的组织,是主张和平的团体”,[35]必然要发挥政府的助手作用,积极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服务。通过上述对第一届中国红十字会的理事会的构成分析,显然红十字外交的意图在于通过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大舞台,围绕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当然,这届理事会的产生也是时代的产物,必然会打上时代的深刻烙印。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面临如此险恶的国际环境下,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深入了解、研究国际红十字组织,因而利用已有的相关组织及其经验去替代、去应对红十字外交便是必然的选择。以救济总会主导红十字会及其外交,凸显了以救济总会替代红十字会的意图,这充分表明当初对国际红十字运动了解的不深刻,对国际体系的陌生,当然也蕴含了对当时国际体系改造的意图,这从中国红十字会在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李德全会长提出“反对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合理权利”即可看出[36]。国际红十字运动自兴起以来已经历了近80年的发展,已自成体系,“像一个小型的联合国”[37],其体系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是世界各国逐步认同的结果。这也意味着中国红十字外交今后的发展一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的构成来看,仅副会长兼秘书长胡兰生同国际红十字组织接触较多,也比较了解。但是,胡兰生在改组大会上提出的中国红十字会要“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方面也必须贡献力量,使全世界红十字会都能真正做到拥护世界和平、发扬国际间互助友爱的精神而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38]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改组后,胡兰生几乎再没有代表过中国红十字会出席国际红十字组织重要的会议或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间,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组织之间的接触比较少[39],合作就更少。这与新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至于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也缺乏必要的经验。正如李德全会长第一次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出国参加第21届国际红十字协会理事会回来后所说,“学到了很多关于国际会议斗争的经验,发现了自己的优缺点和应该注意的问题”[40]
    通过上述对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的构成分析来看,红十字外交的特色没有被凸显出来。红十字外交的特色就在于“人道主义”,这是红十字外交区别于其他人民团体外交或政府外交的关键。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人道主义被视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伦理而受到排斥与批判,认为没有普世的人道主义,一切都是有阶级的,人道主义之前一定要加上“革命的”以示区别。“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不需要任何附加物” [41],“人道主义绝不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而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42],人道主义如同自然科学成果一样,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显然,这也是长期形成的革命性的使然。


[1]  参见周恩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31页。
[2] 《中国红十字会章程》(1950年8月2日改组中国红十字会协商会议通过,1950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公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理事名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4]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规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5]  如在1952年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中苏两国红十字会配合默契,以铁的事实揭露美国在朝鲜战场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罪行,使美国遭到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一致谴责,为推动与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作出了贡献,从而也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6]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49—1952)》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第66页。
[7] 《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8]  伍云甫:《对调整中国红十字会有关问题的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9]  根据《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本会办理有关救济福利事业之……国际联络事宜”。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49—1952)》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10]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11]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12] 《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3]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4] 《新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方向与发展步骤》,《人民日报》1951年2月1日。
[15]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16]  池子华、郝如一主编:《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17]  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版,第94页。
[18]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04页。
[19]  《中国红十字会拥护中国救济马来西亚难侨委员会组织调查团赴马来西亚调查难侨情况的声明》,《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20] 《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21]  池子华、郝如一主编:《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22] 《英殖民当局拘留马来亚华侨达万余人 阴谋将我大批侨胞放逐荒岛 我红十字会总会与民主青联拥护派调查团赴马来亚》,《人民日报》1951年3月13日版。
[23] 《共同纲领》,《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版。
[24] 《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25]  王存福:《周恩来用美国战俘交换钱学森》,《中国档案报》2005年1月7日版;周溢潢:《中美关系风云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26]  李同成主编:《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27] 《龚普生:结缘联合国60年》,http://news.sina.com.cn/c/2005-10-24/02367247629s.shtml
[28]  郭沫若:《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1页。
[29]  池子华、郝如一主编:《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30]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09页。
[31]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2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10—611页。
[32]  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06年4月23日。
[3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
[35]  《中国红十字会分会及总会职工发表抗美援朝宣言,分会干部学习会上书毛主席致敬》,《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4日。
[36]  《李德全在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发言 反对赋予国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合理权利》,《人民日报》1952年8月7日。
[37] 《从国际战斗中胜利归来——李德全会长在1月9日本会欢迎会上的报告》,《新中国红十字》1951年第5期,第12页。
[38] 《在改组中国红十字会协商会议上胡兰生李德全伍云甫作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4日。
[39]  以国际红十字组织主要领导来华访问为例,自1949年至1979年之间,仅笔者所见,只有1951年2月国际委员会主席吕格应邀来华访问,1963年11月国际红十字协会秘书长亨里克·比尔应邀访华,及1971年9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纳维尔应邀访华。
[40] 《报道国际红十字协会21届理事会》,《新中国红十字》1950年第4期,第18页。
[41]  熊世琦:《红十字人道主义思想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中国红十字报》1988年11月5日。
[42]  海泉:《要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特色》,《中国红十字报》198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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