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评论】
观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新视角
——《中国红十字运动的“万国”视界》述评
商东惠
在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早期历史中，如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华中万国红十字会等冠以“万国”之名的红十字组织屡见不鲜，并在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淞沪会战等历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独特的“万国”现象，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不能忽视的重要课题。2019年12月，由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上海嘉定区红十字会合编，池子华、王国忠主编，池子华、崔龙健、赵婕、侯如晋、欧贺然等参编的《中国红十字运动的“万国”视界》（以下简称《“万国”视界》）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首部围绕近代中国境内红十字组织“国际化”问题展开研究的论著，不仅为“红十字文化丛书”添一新的成果，也为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作出有益探索。
一
《“万国”视界》共计9章31万字，按内容可分为7个部分。编者以时间为经，选取了晚清以来在中国境内创建的6个国际性红十字组织，围绕其创设、发展以及最终命运，通过中外各方力量在境内早期红十字运动中的参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新视角。兹结合其内容评述如下，以飨读者。
第一章“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与日俄战争救护”。以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为中国红十字会建会起点，已是学界共识。但是，对于“缘何创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而非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如何开展救援之行动”“中国红十字会如何得以自立”等问题，许多读者仍不甚清楚。以上问题在这一章均能寻得答案。作者不仅考察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的背景与战时救援、战后救济活动的开展情况，还对其成立后官方与民间“中国独立创办红十字会”的诉求进行条分缕析，全面地呈现了晚清时期中国红会创建的艰辛历程。同时，也反映了国际人士在红十字会创建过程中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二章“辛亥风云中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解散，中国红十字会自立，一些有识之士立即着手兴医院办学堂。随着红十字事业的进步，红会的民办性质遭清政府诟病并被迫易名“大清红十字会”，间接推动了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建立。该章分别从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辛亥救护的背景、组建过程、救援行动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层层递进，使红会“大彰于武汉之师”的情状跃然于纸上。此外，作者还介绍了中华民国建立后红会首届会员大会的召开，并对其在红会史上的意义作了详尽的阐释。
第三章“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与伤兵难民救助”。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上海各界纷纷采取行动，整合救护资源，为抗战救护作准备。在此背景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应运而生。作者详述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组建过程、募捐渠道、伤兵救护以及难民救助工作，尤其肯定了其在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救助功能“缺位”的情况下做出的历史功绩。
第四章“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及其救助活动”。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败北，国民政府弃守上海的决定更使长江门户洞开。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制造了一场长达6周的大屠杀。正是在这种惨烈的背景下，以约翰·马吉、约翰·拉贝等为代表的中外人士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为南京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提供了一处安身之地。该章即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为考察对象，将其创建过程、救助活动的开展与困境娓娓道来。此外，作者还将其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加深了读者对这一组织的认识。
第五章“华中万国红十字会与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武汉三镇伤兵、难民人数剧增，华中万国红十字会随之产生。1941年，出于拓展会务的需要，华中万国红十字会改组为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直至建国后才退出历史舞台。作者以时间为线，对华中万国红十字会的创设及组织架构、主要会务工作的开展、改组与后续发展均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第六章“广州万国红十字会服务团的医疗救助”。广州万国红十字会服务团是由广州万国红十字会原会长黄雯组建的民间医药卫生组织，主要通过定点救护和流动治疗两种方式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在广州地区的抗战救护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作者从广州万国红十字会服务团的组设、人员经费、战时服务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性质、成绩及局限性，对于读者全面认识这一组织大有裨益。
第七至九章“民国时期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中国记忆（上、中、下）”。1912年，“京会”、“沪会”合并，中国红十字会成功转型，开始创办自己的报刊，用以传播红十字运动的相关知识，加深国人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了解。第七至九章的内容即围绕此展开，上篇详述了民国时期红会自主创办的各类期刊和其中涉及到的国际红十字运动方面的内容，中篇以美国红会为个案，以《中国红十字会月刊》和《红十字月刊》刊载的有关美国红十字会的内容为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下篇则从启发民智、提供实践经验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境内红十字期刊传播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效。
二
通读全书，有不少方面值得称道：
首先，研究角度新颖。已有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研究焦点多集中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分会和救护总队本身的建设、发展以及战事救护活动的开展，部分内容虽涉及国际人士在中国红十字运动中的参与，但大都简单带过。据笔者所见，仅有一篇文章对晚清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红十字事业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专门讨论。因此，作为一部专门论述中国境内红十字组织“国际化”问题的著作，《“万国”视界》一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尤为显著。该书立足于近代中国境内红十字组织的“万国化”“国际化”问题，选取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红十字组织进行考察，时间跨度从日俄战争延续至抗日战争，通过国际人士介入“万国”红十字组织程度的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由弱到强的发展特征。
其次，研究方法多样。《“万国”视界》一书的著成离不开丰富的档案、报刊及文史资料，而多种研究方法的使用则使得该书内容更为丰满、观点更趋客观。如本书第三章，除对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进行整体研究外，还以南市难民区为个案，进行难民救助研究。在追述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报刊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传播时，除介绍其对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关注外，还以美国红会为个案，补充了整体研究的不足。此外，文中不少地方引用数字和图表来呈现红十字组织的管理架构、人员组成、会员发展、救护功绩等，让读者能够更为直观的认识其中情况。
再次，风格统一、主题鲜明。该书作为集体劳动的结晶，各章作者不尽相同，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由池子华执笔，第四章由崔龙健撰写，第五章由赵婕撰稿，第六章由侯如晋撰稿，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由欧贺然撰写。集体著就的历史著作，虽全面而宏大，但易存在结构架设与写作风格不统一的情况。本书却避免了这一缺点。书中论及“万国”红十字组织的内容，基本以其创建的历史背景为开头，继而论及其创建过程、救护行动和历史影响。这种“三段式”的论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全书结构与写作风格的统一。在风格统一的基础上，编者以中国境内红十字组织“国际化”的主题贯穿全书，通读该书，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认知，即：在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建设与转型中，在抗战救护工作的开展中，国际人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除了上述优点外，该书也存在着集体性著作中常出现的问题，即拼凑感。
编者虽然尽力保证了各章在同一主题下的统一风格，但阅读该书时仍会产生不连贯之感。譬如：前面六章，每章都可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个体，而部分章节间缺乏必要的过渡，使得全书的整体性有所减弱。七至九章，则与前述各章在体例、风格方面迥然相异，研究对象也由红十字组织跳跃至红十字期刊。
另外，缺乏总结性探讨——这也是全书显得离散的一个缘故。编者为大家呈现了近代中国境内普遍存在的“万国”现象，在各章中也有提及该现象出现的原因。譬如，在论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建背景时，指出“中国向无红十字会，仓促不能成立，故用万国红十字会之名义”（第3页）；在述及上海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组建时，提到“武汉事起仓猝，……彼时若仅恃本会救护人员，断断不敷调遣。欲求部署神速，机关完备，而经费又可节省者，惟有借重各国教会西医……然欲联合教会，又非借重西董不为功，此本会万国董事会所由设也。”（第33页）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全书并没有对红十字组织“万国化”（“国际化”）现象及各“万国”红十字组织间的联系与结构的变化进行深入探讨，故而未能完成理论上的升华。
在近代，尤其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囿于种种因素，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面的、有组织的救护活动，以上海绅商为代表的一批国内慈善人士，联合外籍慈善家，组织创建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等许多有影响力的“万国”红十字组织，在近代战争救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书选取这一现象的几个侧面，完成了对近代中国境内红十字组织“万国化”的初步探究。虽有不足之处，却也为红十字运动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