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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20-12-30 10:21:40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珍稀史料】

我的父亲陈宗芳生平轶事

陈志利

 

陈宗芳(又名陈福生)乳名颖生,是陈璞的亲侄子,生于1915年2月,浙江绍兴人,1922年开始上小学,先后在绍兴、上海完成小学、初中学习。1936年4月在绍兴稽山中学读书时,按照学制规定,为提高抗日军事技术到杭州南星桥大营盘参加浙江省大中学校第二届学生军事集中训练。总队长由浙江省保安司令宣铁吾担任,各大队长、中队长由军训教官担任。据我父陈宗芳回忆他们的教官是黄浦军校五期的毕业生,军训一共三个月,每天出操,高唱抗日歌曲,提高军事技术,军训结束后,全体军训学生到南京参加全国学生军训大检阅。

 

(陈宗芳)

 

1937年,上海“8·13”淞沪会战持续几个月,我军将士伤亡二、三十万,黄梅兴、蔡炳炎、杨杰、庞家贞、吴克仁等十余名将军血洒淞沪,取义成仁。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再筑长城,英勇悲壮,当名垂青史。英雄们的事迹震撼国人,也震撼父亲。1938年父亲高中毕业,先到上海法租界家里补习德文,复习功课,并根据叔父陈璞的意见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学习。

    1940年叔父陈璞写信给我父亲,动员他去贵阳图云关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参加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父亲收到信后即申请退学,于7月份赴贵阳,8月份到达贵阳图云关。当时陈璞在救护总队任材料股主任兼材料总库库长。应材料总库正是缺人之际,我父亲陈宗芳被分配到材料总库工作。材料总库下设总务组、储备组、制造组三个组。总务组组长许崇德,副组长凌世雄;储备组组长于怀卿,制造组组长陈国信。储备组下设药品系、器械系、敷料系三个系。药品系主任陈淑贞,器械系主任韩真全,敷料系主任秦美莉。又在各战区邻近地各设立材料分库,配合分派到各战区的医疗大队开展救护工作。据父亲回忆当时第一分库设在西安,库长苏挺;第二分库在邵阳,库长黄兆纯;第三分库在吉安,库长刘仲民;第四分库在柳州,库长秦修竹;第五分库在独山,库长秦远芳;第六分库在老河口,库长戈利杰;第七分库在戈阳,库长刘筱亭;第八分库在金华,库长曹敦化;第九分库设在重庆,库长吴载聪;第十材料分库在衡阳,库长何镇东。材料分库一切服务于救护需要。

 

(陈璞)

 

我父亲到材料总库报到后,被安排在总务组担任第二、三仓库保管员,主要保管新到整箱药品和医疗器械。2个月后他被调任第一仓库任保管员,主要保管国内外整箱药品、器械和包装用品材料。1942年5月调任材料总库总务组任副组长,代理组长。总务组下设仓库,卫材出纳,总务三个部门。仓库主任黄政仁,负责整件卫生材料的保管;卫材出纳(收发室)负责人贾清远、孙志诚,负责卫生材料的收发和运输;总务负责人吴荣光,负责杂物和人员生活。当时生活物资极其缺乏,粮食,蔬菜,副食品都要派车到安顺、惠水等地去购买。材料总库印鉴由总务组掌管。

    当时材料总库药品材料储量很多,药品、器材大部分由欧洲国家及海外侨胞的捐赠。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82%来自于国外捐赠,有4.4%在国外购买,9.6%在国内自购,可见救护总队大部分药材均依靠国外捐助。在外来捐赠部分,有70%捐自美国医药助华会。

材料总库在收到药品、器械、卫生材料后,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卫生材料标准表》制定标准箱。该《标准表》是救护总队按照各地不同卫生单位的任务所需药械、敷料的不同规格,数量制定的一本卫生器械手册。根据《标准表》,各种药品、器械按其性能、用途规定标准包装。用一编号标志。如化学药品用C代表,C1代表消毒药品,C2代表配制尤苏儿用原料,C3代表专治传染病的药品,C4代表麻醉药,C5代表内用药品。如敷料用D代表,D1代表制成敷料,D2代表整批敷料,D3代表手术材料,D4代表手术室用被毡,D5代表煅石膏,D6代表副术。E代表包括外科手术时用的医疗器械以及医院中的基本医疗器材,如E1代表换药用具,E2代表手术器械,E3为手术用具,E5为高压蒸汽消毒锅及汽炉。

按标准包装的目的,一是简便容易,各队需要补充药品、器材时只需将其某种标准包件替代符号写明即可。二是易于运输。每件重量规定为25斤至45斤,特殊用品以每箱不超过60斤为原则。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便于人力运输。三是可以告知各医务队包装箱内为何种器材,何种药品、药材。四是以提示材料捐助人及总库人员显示战地救务工作所需材料的范围。

材料股是储存、供应战地救护物资的重要机关,设有材料总库,下设材料分库。材料分库的任务主要是储藏标准包及各种标准材料。供应各战区医疗队需要的药品材料。各材料分库,根据各战区救护工作情形的变化,随所属医疗大队部迁移,根据需要在分库下可再设支库,随时随地为各医务队源源不断地供应各种救护药品和器材。材料总库1939年1月份发出材料683件,发给或补充各机关材料有五厘奎宁锭617500粒,二厘奎宁锭662500粒,牛痘苗300打,C1、CV5组,敷料2组,治疗及内服用药各1组。如1940年4月份发出材料692件,发给或补充各机关材料计五厘奎宁锭89000粒,二厘奎宁锭26500粒,济众水2520瓶,霍乱疫苗一万人用量,脑膜炎血清一批CI、CV、DI五种,灭虫器一组,标准材料一批,药械11种;同年5月份发出材料880件,待运材料2280件,需车29辆;同年6月份发出材料544件,待运材料1558件,需车21辆。不言而喻,材料部门成为维系战地救护体系的物质命脉。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某些领导对救护总队的资源、物资优势特别眼红,曾企图将国际捐赠的物资和捐款由红会总会接收。但因林可胜总队长在国内外的良好声誉和威望,捐物、捐款的接收人都是署名林可胜本人收,因此一直未能得逞。1942年3月22日,林可胜亲率三支医疗队,一支救护车队从贵阳图云关出发直奔缅甸,加强在缅对日作战的远征军负伤官兵进行救护的力量。1942年5月,红会总会利用林总队长在缅甸的机会,借口强制对救护总队部进行改组。改组后救护总队材料总库直属红十字总会。库长由副总队长汤蠡舟兼任,总务组长由特别党部(政治部)派来的陈敏之担任,陈宗芳任副组长(负责药品、器械方面的工作)。约半年左右材料总库仍划归救护总队部管理。陈敏之调回原单位,陈宗芳仍担任总务组组长。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滇缅公路中断,救护总队经费、物资来源没有着落。1943年6月,救护总队部终因经费、物资困难抵押给中国银行,材料总库库长由中国银行派陈麟熙担任。我父亲陈宗芳仍任总务组组长。

1940年冬天和1941年春天,我父亲根据林总队长指示和陈璞的安排,先后发两批药械运往十八集团军根据地(即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准备在那里设立第十一卫生材料分库。可惜这两批药械分别在西安、宝鸡被扣留,由此引起了国民政府对救护总队的注意。不久国民政府派人在救护总队设立特别党部和政治部。特别党部特派员由政治部主任王洽民兼任。随后就发生了1942年1月,汽车修理厂张世恩和一名同事因共党嫌疑被逮捕,运输股副主任章宏道(章文晋)和一部分员工当夜撤离。4月份,材料总库总务组组长凌世雄和储备组副组长贾清远(陈璞的学生)被特别党部押送贵阳市警备司令部关押,后通过关系都被保释出狱。从此红十字救护事业不分党派,救死扶伤,发扬人道主义的红十字精神受到了压制。1943年秋,政治部被撤销,王洽民带领陈敏之等人离开贵阳图云关回重庆,特别党部特派员由王晓簌担任,但他从未到过救护总队。

1942年9月初,根据总队部指示,材料总库总务组下设总收发室、材料总库除分库外对外不收发材料,所有材料进出事宜应由材料总收发室专理,由库员贾清远为总收发室主任。1942年9月16日移交清册6本共计36页呈清,总收发室交接完成。

救护总队设在贵州省贵阳市图云关山岙里,虽有一条通广西、湖南的公路,但路况不好,周围都是山,所有房子,包括总队部、医院、病房、图书室、礼堂、宿舍等全是“干打垒”的泥墙茅草房,或用竹子与泥巴糊成墙的茅草房,用桐油纸代替窗玻璃,病床,工作台,部分医疗器械是就地取材自己制作的,吃的是杂粮,副食品要派车到周边县、市去购买,生活很艰苦。但数千救护总队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的精神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在总队部的领导下,组织了文艺组、体育组、学术组,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征文比赛、学术交流、体育活动,组织歌唱抗日歌曲、演出话剧等文艺节目,并在节日组织庆祝活动,还可以在图书室借阅资料和图书,供学习和阅读。据我父亲回忆,他在救护总队期间,总队部组织过两次集体婚礼,如1941年元旦,救护总队八对新人结婚,林可胜亲自为八对夫妇当证婚人,统一由总队部派人接待,每人只收5角贺仪,结婚宴席有100多桌,总队部派车接送,曾轰动一时。又在1943年举行过一次红十字会的扩大宣传周活动,扩充吸收红十字会会员。

我父亲陈宗芳因前妻陈淑琴(原名钱寿圆),在材料总库器械组任仓库助理员,于1942年10月在图云关因公死亡;1943年4月间,图云关大火住房被焚,大部家具行李被焚,损失较重;林可胜总队长辞职后其叔父陈璞不再兼任材料股主任职务,陈璞兼职时期使用的职员,因救护总队部国外捐赠物资的中断,认为前途希望不大,大部离职另找出路的影响,和其叔父陈璞屡次来信催他去重庆等原因,经多次向库长、总队长提出辞职,因无人接替工作,直到12月份辞职批准,工作移交给曾家澍后,离开图云关去了重庆。

我父亲陈宗芳到重庆后,住在陈璞位于新桥的家里,在军医署药政司工作,任军委一阶科员(上尉待遇),分配在第三科工作。1945年5月,军政部改组,军医署划归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领导。药政司改名供应司,我父亲陈宗芳仍在原部门任职。同年12月底,军医署分批迁回南京,后升任军委二阶科员(少校待遇),仍在第三科工作直到解放。

解放后,我父亲在中国医药总公司工作,先后在业务处任药品组组长,储运处运输组组长等职。1952年,在干部定级时陈宗芳被评为干部行政18级。1957年底,调中国医药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工作。1973年到台州地区临海县医药公司工作,1975年退休。

陈璞与我父亲陈宗芳叔侄因经历相同,陈宗芳叔父陈璞年幼丧父,侄子陈宗芳12岁丧母。我父亲陈宗芳有六个兄弟两个妹妹,他是前母所生5个兄弟中的老幺,从小以来多得叔父照顾。叔侄俩一生从事医药事业,一起参加抗日救国,救死扶伤的伟大事业,解放后,又一起为新中国的医药事业作贡献。陈璞和夫人及小女儿陈道常住在北京市地安门内三眼井24号一个四合院里。我们家住在中国医药总公司干部宿舍,离天安门广场很近。我家经常去他们家探望。叔侄俩一生感情深厚,情同亲生。

在我的记忆中,家里大人从不讲以前的事情,所有照片、资料等在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焚毁平事。我们在升学、当兵、招工都因家庭历史问题深受影响。可不清楚我们的祖辈、父辈等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心里一直存着一团疑云。直到贵阳图云关发掘历史以后,我才渐渐明白这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我的祖辈、父辈的历史是清白的,不但没有干坏事,而是对中华民族、对祖国和人民是有功的。他们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宝贵贡献。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的老兵代表在天安门广场还参加过阅兵式。中央拨款整理救护总队的档案资料,并批准在图云关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纪念馆和纪念园区。救护总队的先辈现在世已不多了,愿他们健康长寿,安度晚年。已故的先辈,你们可以安息了,历史还了你们清白,你们是人民的功臣,民族的英雄。在此我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的后人,十分感谢贵州省、贵阳市两级政协和贵州省贵阳市两级红会,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正名所做的工作;也特别感谢我们红会救护总队后人的杨永楦大姐,为红会救护总队资料的发掘整理所做的努力,借此机会也十分感谢为弘扬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精神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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