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丽蓉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淞沪大战爆发，上海大都会再次陷入中日双方的战火中，江苏作为我军战场的重要后方，其各地红十字分会临危受命，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作，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战地救护的重任。

    8月以后，为收治淞沪、津浦一带的伤兵，总会一方面在上海组织救护队、急救队，建立救护医院、特约医院，一方面在江苏、浙江陆续设救护医院。江苏苏州、昆山、无锡等地设立的重伤医院每院床位约200至300张，其中：苏州、常熟救护医院得到总会药品的支持；昆山野战医院“初设真如，后移并昆山，嗣真如院址即被炸”[①]，院内“及时救治了大批伤病员”[②]，并收治战俘多人，给予良好的医疗待遇，深得“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代表的赞许[③]；无锡红会临时医院由国立上海医学院第一救护队向总会领取药械后组织的，后改属总会管辖；在总会所拨药品的帮助下，武进县医界和商会“合组一伤兵医院，同任救护”[④]。

    奉卫生署训令，“凡属全国性质之民众团体，其总会必须设在首都”，经总会第九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相关事项及组织规程，1937年10月4日首都办事处应运而生，并经总会第十一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特派本总会秘书长庞京周为该办事处主任，择定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为处址开始工作”[⑤]。因“伤兵集中于南京者过众，而当地军医院床位短缺”[⑥]，“为扩大救治伤病及应事实需要起见”[⑦]，总会利用该校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各学院及宿舍建“实为抗战初期我国最大”[⑧]、“能容五千床位之大规模伤兵医院一所”[⑨]，“并在和平门外市立孤儿院院址设立和平分院、下关车站设伤兵接应所”[⑩]。总会还设有首都遗族女校重伤医院、留京第一、第二手术队等，以此办理收容伤兵、分担救护压力、提高救护工作效率。

    首都医院于10月6日开始收容伤兵，耗资117820元[11]，由卫生署刘署长任名誉院长、总会秘书长庞京周兼任院长，令聘陈崇寿为副院长，在上海公开招聘外科助理医师、男女护士、护士长助理员等医务人员，并向市民征募棉被、枕头、白布、毛巾、热水瓶、搪瓷器具等急需物品。

    首都医院事务方面之组织，分为统计股、会计股、庶务股、材料股及伤兵管理处、伤兵教育处等，共有医护人员300多人，工役约400人。至于院内医务方面之组织，分重伤、轻伤及传染病区，设有初诊室、手术室、传染病室、爱克斯光室、骨科病室、重伤病室及轻伤病室等。凡各路运抵南京之受伤将士，先由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包扎后，分轻重伤势，将重伤者送至首都医院，“先经初诊室予以初步诊治”[12]，包括：初诊室登记、调换衣服、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及各种初步诊疗，然后“分别伤势之种类及部位，如头部、胸腹部、四肢等，分送各病室继续治疗”[13]。各病室中，如若发生传染病患者，则转送传染病室；经治疗行将治愈者，则送轻伤病室；已经治愈者，则由院方通知伤兵管理处前来接之出院。至于手术室设备，该院“手术室同时可供七个患者之用” [14]，“每日大小手术20次左右”[15]。骨科则大多数为复杂骨折，其创口在入院时大多已化脓。传染病方面，则有破伤风、痢疾、伤寒等症。

    首都医院规模之大堪称“打破世界纪录”[16]，然因战局失利、情况危急，上述各重伤医院迫于形势，只得将伤兵转运内地，先后结束工作，曾为“伤兵医院之冠”的首都医院[17]，也只能在开办仅一个月后遗憾地退出历史舞台。11月16日，除一部分被遣散外，所有医师护士约200人，分三批向武汉撤退，等待重新分配任务；所收伤病3381人“乃沿江南铁路及长江水路移送皖赣各地军医院分散收容”[18]。

    有关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前线受伤将士多数转送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每日到南京的伤兵为数甚多，故“总会以来京轻重伤兵到达下关车站之后，应有医护照料，爰有本所之组织”[19]。1937年10月12日起，这一伤兵接应所与车站各机关、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受伤将士招待所及军政部第六伤兵管理事务所、首都新运会非常时期服务团妇女慰劳会南京分会共同合作，正式在下关车站开始办公。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专事为到站伤兵换药、分别伤情轻重派车运送医治各项事宜，其具体工作情形分述如下：

    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由王祖祥任主任，另设副主任，并从卫生事务所调用专任医师1名、护士2名、事务员1名、卫生稽查2名，此外又聘请护士2名、劳务2名。“如遇伤兵到站过多，换药人员不敷时，临时有抽调各卫生事务所、传染病医院、轻伤医院等护士协助工作，最多一次曾调用护士二十人。”[20]

    因在运输途中不便治疗，所以到南京的伤兵多数无法按时换药，他们抵达下关车站后，重伤士兵立即送往医院诊治，而不能立即转送的轻伤士兵交由接应所进行换药。据查，仅10月13日到该月月底的不到20天中，到站伤兵共计12767人，其中经伤兵接应所施行换药敷料者就有一半以上，计6620人。[21]

    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备有红十字总会拨给的大救护车3辆，专用以运送重伤将士，“凡重伤将士到站后，不分昼夜，即转送首都医院及和平门分院、中央医院、鼓楼医院等处收容治疗”，自该所开办之日起到10月31日，运送至医院的官兵就已达到1127人。

     因“受伤过重官兵，到站不及转送医院即行死亡者，日所常有”，为此，伤兵接应所特商由当地慈善机关备棺收敛，并补贴每位死亡士兵抬埋费1.5元，接应所开办当月即掩埋死亡士兵18名。

     自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着手办公以来，前方受伤将士到达下关车站并没有固定时间，以晚间及深夜到站人数最多，然所幸的是所内工作人员“能克（刻）苦耐劳，昼夜任职，即平时工作，往往达十二小时以上”[22]，其敬业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在此次抗战救护中，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救护队在苏昆一带的救护工作值得一提。

    1937年8月25日后，因战线逐渐扩大，救护队员的工作范围亦延伸至黄渡、浏河、太仓等地90多公里外，应我军前方需要，第一、第五救护队旋先后分别被派驻苏昆、太仓一带救护伤兵。10月间，第一、三救护队合并，由雷树德、陈荣章两队长率领向苏昆进发，后因工作调动，该队由雷树德队长单独领导，“止最后一月底止，该队驻扎苏州、昆山间从事救护工作，须臾未尝疏解，三月来该队综计救护伤兵一千零十一名”[23]，成绩突出。

    而由第一救护队设立接管的昆山伤兵分发站的救护工作成绩也是令人称道的。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于“八·一三”爆发初始，即在昆山设立伤兵医院。后因受日机猛烈轰炸，致使该院部分被炸毁，为安全起见，院内伤兵于10月21日转移至苏州，第一救护队此时奉令由嘉定调往昆山接办医院。该队雷树德队长率队员缜密观察后，认为昆山不宜设立伤兵医院，遂依照枫林桥外交大楼伤兵分发站办法，“办理于伤兵到站后立即换药给食，其重伤者设法用军政部卫生船舶运往后方医院，轻伤者则由军委会野战救护处分送苏州等地”，昆山伤兵分发站由此建立。

    “昆山为伤兵集转之地”[24]，来昆伤兵自是源源不绝，然因舟车缺乏，运输困难，致使伤兵一拨未走、一拨又至，分发站内人满为患、不敷容纳。旋不得已在兴学路另觅住宅两座为临时收容处所，不幸的是该处被日机炸毁，伤兵死亡多名，物质损失重大。鉴于形势的日益恶劣，只得在运输较为便利的青阳港畔架起12顶民立女中童军营帐，并加以伪装避开袭击，救护队全体队员在不利条件下仍继续工作，“迨后前方战士奉令西移而敌人踪迹亦逐渐迫近，该队人员仍镇静处理，将轻伤者分别用舟车运苏，能步行者则步行，至苏而重伤者搬运至帐内或河畔遮蔽处候船运送”[25]，直至形势急迫、无受伤兵士转运时，才于11月13日晚奉命撤退，途遇日机轰炸，九名队员生死未卜。

    经历了1932年沪战救护的“练兵”，江苏红分会在此次救护行动中更显主动活跃、沉稳周全，尤以吴县红十字分会声势最为浩大。

    早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时，吴县红十字分会就在新老会员的倡导响应下，“与总会方面接洽后，已在着手筹备组织”救护队[26]，特聘吴县县立医院院长杨和庆和张卜熊医师筹组救护总队，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救护总队”，杨和庆、张卜熊分别担任正、副总队长。后吴县医师公会发动苏地医务人员，又分区成立了5个救护分队，由蒋育英、范补程、徐维达、王畿道、林苏民等医生任分队长。救护队成立以后，众多青年学生和店员纷纷志愿加入，吴县中医公会更是组织青壮年中医进行战伤救护训练后，将他们编入救护总队。[27]可以说，吴县分会救护总队及其分队的成立，为吴县红十字分会接下来的淞沪战争救护在组织结构、人员编排和业务水平上奠定了基础。

吴县分会在沪战中的具体活动包括：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吴县红十字分会即组织救护总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救护总队大检阅和救护演习，“队员均身穿草绿色制服，臂带白底红十字袖章，接受检阅和参加救护演习”[28]，县立医院的救护车也随队参加演习，随后全体队员出发各地实施救护。此后，吴县红十字分会立足自身，又成立若干救护机构，简要情况如下表：

救护机关名称	地址	负责人
吴县红十字会分会	城内悬桥巷	钱梓楚会长
急救队	普益社	林苏民队长
吴县分会城外办事处	普益社	诸重华主任
吴县分会车站办事处	平门口	唐克敏主任
伤兵转送所
掩埋队
担架队
救护队
药材管理处	乐群社
后方办理处[29]	宁波会馆

    资料来源：《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急救队驻在城外办事处，由医务人员组成，有队长1人，分队长8人，医官8人，护士12人，担架队员160名，“为全县收发转送伤兵之总站”，以“救护、临时包扎换药及收发输送全县伤兵之出入”为其职责，“专司受伤官兵到苏时分派各医院收容，如系重伤先行抢救”[30]，他们分赴全县各处救护伤员，“日夜工作，最为紧张”[31]。

为便于输送转运伤兵，吴县分会成立城外办事处和车站办事处。

    吴县分会城外办事处设在阊门马路普益社，与急救队在同一地点办公，聘主任1人、助理1人、职员4人，其中主任由诸重华担任。城外办事处主要担任城外救济等工作，担负受伤官兵到处时的食物供给、车辆调拨、初级护理及护送赴院等事务。

    车站办事处设在火车站，主要承接转运来的伤兵的任务。办事处内有主任1人、职员22人、救护队员18人、护士6人，“分司照料受伤官兵及分派车辆护送等事”[32]。并在车站附近建伤兵招待所，临时搭盖十多只草棚铺板床供给伤兵临时休息之用，其中的一部分队员常驻苏州火车站，抢救前方转来的伤员和遭受日机轰炸的受伤群众，有的救护队员更是随车护送伤员辗转至大后方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疗救护工作，走上革命的道路。

    吴县分会还设有伤兵转送所一处，“专为收容自前方来苏之伤兵，以后方其他各处挤满或交通不便而不能离苏者，暂时予以换药及休息，俟运输有便，有地可送时，即转送后方各处”。

    分会又组织了两队掩埋队，“均选深于掩埋经验者任之”[33]，每队42人。

    此外，“吴县红十字分会原有担架队一百二十人常川驻苏服务嗣奉”[34]，后添设4中队，每队150人，连长官在内人数共计800左右。

    又有药材管理处一处，地址在宫巷乐群社，聘请专员5人，专事药材管理，分配各项治疗应用物品，且均由专家办理，以专责成。

    这些机构在救护伤兵难民的过程中，起到了沟通战场前后方、协调各组织工作的重要作用。

    在战争当中，治疗伤兵是救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伤兵医院作为伤员临时的“家”，是必不可缺的。为此，吴县分会特地开办6所伤兵医院。吴县红十字伤兵医院总院院长由余生佳医师担任，红会会员美籍医生荣梅生等都志愿参与到伤兵救治的工作中来。现将伤兵医院列表如下：

院名	院长	收容量	院址
吴县分会第一医院	顾月槎	500名	公园路草桥苏初中
吴县分会第二医院	杨和庆	160名	沧浪亭县立医院
吴县分会第三医院	沙罗门	＜190名	天赐庄博习医院
吴县分会第四医院	荣梅生	＜150名	齐门外津泾塘福音医院
吴县分会第五医院	张卜熊	150名	阊门外四摆渡
吴县分会第六医院	方嘉谟	200名	新桥巷苏女师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吴县分会第一医院有病房34间，常驻医师5人、义务医师13人、看护60人及药剂师18人，收容的伤兵均属轻伤者，住院三四日伤势好转后就将他们转送到后方。第二医院原为县立医院，因此设备相当完备，院内有医师7人、护士20人，“对于折骨破皮流血者均送该院”。第三、第四医院在性质上犹如特约医院，经费充足，然因伤兵过多，病床缺乏，“原有病房不敷收容”，只得另行搭床或安置伤兵于地板上，其中前者设施条件为各伤兵医院之冠，“尤专门于接骨”，有医师12人、护士38人；后者 “设备完全”，虽“工作人员颇感缺乏”，仅有医生5人、护士6人，但都“甚为努力”。第五医院院址为原更生医院，有医师7人，“内三人为常驻”，护士20多人，另有2名德籍医生每周来院两次。第六医院组织较完备，分医务、事务两大部，有常驻医师4人、义务医师8人、护士26人，并筑有能容60人的防空室。

    前线伤兵主要由火车、船只载送苏州，其中火车“非受特殊事变之阻隔，每晚均开驶一次”，伤员运至苏州后，急救队即派担架队员将重伤员接下登记后，分送各伤兵医院诊治，轻伤者“仍留车内，由吴县后援会派人照料，分发馒头、开水，再行运送他处”[35]，偶有汽车运来之伤兵则直接送往急救队办事处。等到病员伤势稍有好转后，就由担架队扛抬、临时雇人力车，或由伤兵转送所转运至他处，以留出空位收容新的伤兵。

遇有日机频繁空袭苏州之时，每日伤亡兵民达二三十人，担架队便在警报解除之后，外出寻找受伤兵民送医院救治。虽然救护队员已竭尽全力，但因救护汽车的缺乏和情报网的不健全，致使救护无明确目标、效率下降。

   关于伤兵在院治养的费用，吴县分会并没有统一规定，如“五角者即二角伙食三角药料”，第二医院则“规定七角者即二角伙食三角药料二角办公费” [36]，第六医院每位伤兵更是平均花费九角至一元不等，而原为营业性质医院的第三、第四医院，其手术、X光需另行收费。

    1937年，自沪上战事再次爆发以后，吴县红十字分会即遣派专轮先后7次赴战区救回难民6000多人，后又有难民116854人由各方遣送或自动逃难至苏，按从8月14日起至10月31日止共79日计算，平均每天就有超过1500名的难民到苏州避难，战争初始之际，难民来苏更是势如潮涌，“每日恒至四五千人左右”，救济工作的压力可想而知。

于是，分会便组织了7个难民收容所，饥则食之、寒则衣之，收容难民达数千人，另负责运输、供应、联络、交际等工作，同时募捐法币28250元来赈济灾民。[37]为便于这些难民收容所联络，分会设有难民收容所联合办事处，共有职员16人。

    后经车站办事处商准，车站陆续发车分批运送难民回籍。但由于“难民到站人数既多，而到车时刻复无一定，若任其拥挤喧哗，不特妨害秩序且失礼”[38]，难民到站候车也往往需一二十小时之久，吴县分会遂派人至站分送面包、大饼作干粮，并在车站附近建砌水灶以供饮水。进而又择定四摆渡空地建搭可容2000人以上之大凉棚2座作为难民候车处俾资休息，设办事员8人，并有壮丁随时会同照料，为避免人数过多而造成的混乱无序，乘车回籍的难民还须事先由候车处造册编号。

据统计，“截至十月三十一日计，遣送回籍者达十一万一千一百九十九人，其无家可归者尚有五千六百五十五人不得不留苏收容供以给养，所需粮食先由本会救济组委托粮食行业公会赴锡采购籼米三百石，继由本会两次函请吴县县政府拨济仓谷六千石”[39]，遇有疾病者均由吴县中医公会医员义务治疗，至被炸伤或患疫者则送第二伤兵医院或急救队诊治。又因“冬令气候渐冷，各难民无衣无褐，情状尤为可悯”，吴县分会救济组组长曹崧乔君不忍坐视，独力捐助法币5000元，指定为购置难民棉衣棉被费用，并派员调查难民确数购置发给。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一部分救护队随军西撤，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的工作旋不得不停顿。

    此外，常熟红十字分会亦延续了1932年沪战救护的精神，在“‘八·一三’战争期间对战地难民、伤病兵员，进行过救护医治。”[40]面对日舰向高浦口、野猫口一带的疯狂炮击和强行登陆，分会组织了救护队，队员冒着炮火奔赴战地，实施战场救护。同时，分会又设立伤兵医院、救护站和难民收容所：在西门逍遥游设伤兵医院，收治受伤兵士；在城内百忍堂设总救护处，后虽遭受日机轰炸，迁西门外黄家祠堂后仍坚持办公；并在东市河俞宅和庞宅设救护分站2处；又于大东门总官庙设一难民收容所，配备轮船2艘专事接送前线伤员和救护难民，凡贫困无处投宿的难民，均由常熟分会接待安置于收容所内。后为解决临时伤兵医院和难民救护等项经费问题，分会于1937年8月15日发出“紧急征募”启事，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收到中国实业银行捐助的法币50元，及“社会人士捐助的衣被、食米、手巾、茶叶等实物”[41]。常熟沦陷后，分会旋停止活动。

是役中，镇江分会也开展了募捐、慰问前线抗日将士等一系列活动，还组织伤兵医院和救护队，赴战地救护伤兵和难民数以千计，并组织力量掩埋惨遭日军枪杀的中国军民尸体。[42]

    1937年11月13日，上海沦陷，轰轰烈烈的江苏红十字分会沪战救护运动遂告结束。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博爱慈善的奉献品质为江苏红会的抗战救护历史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作者为苏州大学硕士，现任职于苏州市苏苑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