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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9-6-30 11:56:06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民国前期红十字医疗事业刍议
——以上海天津路时疫医院为个案
曹金国
 
    摘要: 民国前期,时疫横行,上海天津路时疫医院经红十字会的调整,逐步适应了防治疫病的需要,为时疫防治做出了卓越贡献,在红十字医疗事业史写下辉煌的篇章。
    关键词: 红十字会  天津路时疫医院  时疫
 
    民国前期(1912—1930),天灾人祸,刀兵水火,屡有发生。刀兵水火又易生成瘟疫,“兵厉气也,水旱非时之气,亦谓之贼,故往往酿为疫疠”[①]。加之气候的影响、卫生条件落后等因,使得民国前期疫患无穷,无年不有之。这在华洋杂处、人烟稠密的上海表现尤为明显,所幸中国红十字会对上海时疫积极进行防治,在民国前期的二十年中,红会从未懈怠。总会天津路时疫医院,基本承担了上海疫疠的防治工作,是上海的治疫“先锋”。
 
    红会天津路时疫医院创设于1908年。是年夏、秋间,上海疫病流行,中国红十字总会沈敦和副会长等人在上海天津路316号,创办临时时疫医院,聘请悬壶沪上的苏州名医徐相任担任顾问,率先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对患者进行诊治,取得良好疗效。
    民国前期,时疫医院一般在每年6、7月份开幕。1913年,该院由红会自行筹办,订立章程,并聘请时疫专家英医柯师、挪威医亨司德、美医爱克司,华医吴筱谷、王培元、王吉民、陈家恩诸医士施诊,医院设一、二、三等病房,男女异处,并添置了医疗机关。该年,红会治药部还研制了辟瘟药水、急救时疫药水、辟瘟樟脑丸、立止喉痛水等,低价销售,以供人们防治时疫之用。[②]1919年,红会特采用冷水注射法治冷麻、吊脚等疫症。1920年,因患者较多,时疫医院职员卧室、膳堂都被用作疗治,红会还借用北市医院、同仁医院救治病人。此年,红会蔡廷干副会长还致函淞沪警察厅,商请做好整治街道、清洁民居等预防工作,使疫疠无从蔓延,生命得到保障,并希望警厅转饬所属各区,切实防备。[③]
    1926年,闸北时疫十分严重,“预防传染尤难”[④],红会为公益起见,又借闸北海昌公所增设时疫分院。1927年,天津路时疫医院,王培元院长亲自施治,并延请钟拱震、吕守白等专家8人,药剂师、看护共76人,职员14人,院役48人,红会时疫医院人员配备已具较高水平。该院职员,日夜轮班守值,并订有规条,办公非常认真。是年时疫不仅发生较早,而且重症较多,在发生之初,真性霍乱即有4名,因而红会对查验病菌格外认真,由江俊孙、王启祥、郑瑞云等发起,专门组织查验病菌部,负责检查病菌,以作预防。[⑤]
 
    时疫医院经红十字会不断调整,逐步适应了医治疫患的需要,并取得了十分卓著的成绩,在红十字医疗事业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记。民国前期,该院治疫成绩分述如下:
    1912年7月27日天津路时疫医院开办后,两日内医愈200多人。[⑥]
    1914年,时疫医院就诊者有3000余人。
    1919年,从7月10日开幕到13日,治疗200余人,以吊脚等重症为主,14日至23日,日均治疗人数有100余人。
    1920年,该院计治愈男女病人3300余名,其中住院789名,割症、用盐水注射者221名。院理事鲍康宁、医生徐兆蓉等,“皆夙夜从公,不辞劳瘁”[⑦]
    1922年,因霍乱症蔓延较剧,红会增延王培元及海军养肺所长黄戒担任诊务,请方菊影医师为管理护士病人主任。是年,就诊人数共4979人,包括重病住院者816人。
    1923年7月,共诊治838人,其中霍乱75人,腹泻84人,肠病16人,大便闭2人,痢疾12人,疟疾4人,肠炎1人,胃病2人,皆为住院治疗;打盐水注射针者55人,打两次者13人,打三次者3人;门诊571人。8月,医病总数,计住院者有400人(中有盐水注射者29人),门诊575人,共诊治975人。7、8两月份共诊治1813人。[⑧]
1925年,时疫医院从7月4日开幕至8月21日下午六时,共施诊1675号,盐水注射者567人,住院702人,“前后治疫至重不起者,仅百分之一二,其余难治者悉能救治”[⑨]
    1927年,7月2日当天就诊人数达212人;3日,就诊23名;4日,就诊26人。
    1929年,7月20开幕,8月初即人满,8月6日有300余人,是年,共医愈4000多人,住院800余人,病故10余人。
    1930年,7月1日至26日,诊治1894人,其中,“痢疾60%,真霍乱1%,吐泻症9%,胃肠病30%”[⑩]
                                                                                                   三
    相比而言,民国初年的红会治疫成绩,以1926年最为杰出。这一年,时疫十分严重,红会为提高治愈率,积极布置,在闸北海昌公所增设时疫分院。7月23日,来天津路时疫医院求治者有一百四五十名,内中50名施割症,不及施救而死者5人;另闸北分院,投院求治者,共155名,其中真性霍乱40余名,住院60多名,死3名。[11]是年,两院每日详细治疫情形见下表:
 
表1:1926年天津路时疫医院和闸北分院每日治疫情形     (单位:人)
事项   
 
日期
天津路时医院
闸北时疫分院
共治
盐水
注射
病故
其他
共治
盐水
注射
病故
其他
7月26日
130
22
2
120
16
1
7月28日
140
35
1
120
21
1
7月29日
148
30
2
150
17
2
7月30日
156
43
3
130
20
4
7月31日
152
41
2
156
17
1
8月2日
180
2
74(住院)
150
1
50(住院)
8月3日
157
2
35(重症)
120
2
40(重症)
8月4日
163
1
43(重症)
150
1
50(重症)
8月11日
129
2
43(住院)
114
2
67(住院)
8月19日
76
1
36(重症)
    资料来源:《昨日时疫之概况》(《申报》1926年7月27日);《昨日之时疫报告》(《申报》1926年7月29日);《各医院消息》(《申报》1926年7月30日);《酷热中之时疫讯》(《申报》1926年7月31日);《昨日时疫消息》(《申报》1926年8月1日);《昨日天气转凉而时疫反剧》(《申报》1926年8月3日);《昨日酷热之疫讯》(《申报》1926年8月4日);《昨日之时疫消息》(《申报》1926年8月5日);《各时疫医院状况》(《申报》1926年8月12日);《昨日疫讯汇志》(《申报》1926年8月20日)。该表系笔者根据上述资料编制。
 
    由表1看,从7月26日到8月11日,两院每日都有一百数十人来院疗治,天津路医院每日最多有180人之多,最少也有129人,相比之下,闸北分院人数略少,最多有156人,少时也有114人。在7月份治疗统计中,天津路医院共治726人,其中盐水注射者有171人,约占共治人数的23.6%,而闸北分院共治676人,盐水注射有91人,占13.5%左右,相比之下,要明显少于天津路医院,由此可见,患疫病人中,患重症须注射者为数不少,在总治疗人数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而天津路医院比例高于闸北分医院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看是年该院治疫总体绩效。
 
表2:1926年天津路时疫医院和闸北分院总体治疫情形    (单位:人)
 诊情 
 医 院
服药即去者
复诊者
住院者
割诊者
病故者
共计
天津路
时疫医院
4309
161
1961
1134
173
6431
闸北时疫分院
2856
237
1110
170
151
4203
    资料来源:《红会去年治疫之统计》(《申报》1926年7月27日),表格系笔者根据统计数据编制。
    从表2看,1926年,天津路时疫医院、闸北分医院,医治总人数为10634人,这比1925年2856人多四倍,比1924年总数1348人,多至八倍。经数据分析,天津路医院总病故人数约占共治人数的 2.7%,闸北分院则为3.6%,在当时条件下,对付瘟疫等症,医治效能至此,已属不易。
到8月19日,疫情逐步好转,仅有76人赴天津路医院就诊。此后 ,约至8月28日,天津路时疫医院,共诊86人(痢疾肠泻类54,霍乱类32),1人病故。此后,疫情渐被控制。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红会时疫医院的辛勤耕耘,取得了显著成效,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大加赞赏。1918年,英租界工部局医官赞云,“施治全活甚众,有口皆碑,诚海上第一之善举”[12]。1927年《申报》也非常推崇,“成绩之超著,为沪上首屈一指”[13]。此亦可见,天津路时疫医院在上海疫疠防治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为苏州大学硕士,现为苏州市园区二中教师)



[①] 《会员大会主席报告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0页。
[②] 《时疫医院定期开幕》,《申报》,1913年6月27日;《人人必备卫生良药,中国红十字会治药部通告》,《申报》,1913年7月12日。
[③] 《关于预防疫症之要函》,《申报》,1920年3年27日。
[④] 《中国红十字会闸北时疫医院开幕》,《申报》,1926年7月16日。
[⑤] 《天津路时疫医院报告》,《申报》,1927年7月5日。
[⑥] 《时疫医院之普救急痧》,《申报》,1912年7月29日。
[⑦] 《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定期闭幕》,《申报》,1920年9月28日。
[⑧] 《红会时疫医院七月份报告》,《申报》,1923年8月3日;《红会时疫医院八月份报告》,《申报》,1923年9月4日。
[⑨] 《时疫剧烈中之红会报告》,《申报》,1925年8月23日。
[⑩] 《红十字会时疫医院诊疗病人之统计》,《申报》,1930年7月27日。
[11] 《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红十字会时疫分院》,《申报》,1926年7月24日。
[12] 《工部局医官赞颂时疫医院》,《申报》,1918年7月6日。
[13] 《天津路时疫医院报告》,《申报》,1927年7月5日。
 
 
1937年红十字会淞沪抗战救护研究
薛丽蓉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淞沪大战爆发,上海大都会再次陷入中日双方的战火中,江苏作为我军战场的重要后方,其各地红十字分会临危受命,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作,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战地救护的重任。

一、总会伤兵医院的建立

    8月以后,为收治淞沪、津浦一带的伤兵,总会一方面在上海组织救护队、急救队,建立救护医院、特约医院,一方面在江苏、浙江陆续设救护医院。江苏苏州、昆山、无锡等地设立的重伤医院每院床位约200至300张,其中:苏州、常熟救护医院得到总会药品的支持;昆山野战医院“初设真如,后移并昆山,嗣真如院址即被炸”[①],院内“及时救治了大批伤病员”[②],并收治战俘多人,给予良好的医疗待遇,深得“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代表的赞许[③];无锡红会临时医院由国立上海医学院第一救护队向总会领取药械后组织的,后改属总会管辖;在总会所拨药品的帮助下,武进县医界和商会“合组一伤兵医院,同任救护”[④]
    奉卫生署训令,“凡属全国性质之民众团体,其总会必须设在首都”,经总会第九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相关事项及组织规程,1937年10月4日首都办事处应运而生,并经总会第十一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特派本总会秘书长庞京周为该办事处主任,择定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为处址开始工作”[⑤]。因“伤兵集中于南京者过众,而当地军医院床位短缺”[⑥],“为扩大救治伤病及应事实需要起见”[⑦],总会利用该校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各学院及宿舍建“实为抗战初期我国最大”[⑧]、“能容五千床位之大规模伤兵医院一所”[⑨],“并在和平门外市立孤儿院院址设立和平分院、下关车站设伤兵接应所”[⑩]。总会还设有首都遗族女校重伤医院、留京第一、第二手术队等,以此办理收容伤兵、分担救护压力、提高救护工作效率。
    首都医院于10月6日开始收容伤兵,耗资117820元[11],由卫生署刘署长任名誉院长、总会秘书长庞京周兼任院长,令聘陈崇寿为副院长,在上海公开招聘外科助理医师、男女护士、护士长助理员等医务人员,并向市民征募棉被、枕头、白布、毛巾、热水瓶、搪瓷器具等急需物品。
    首都医院事务方面之组织,分为统计股、会计股、庶务股、材料股及伤兵管理处、伤兵教育处等,共有医护人员300多人,工役约400人。至于院内医务方面之组织,分重伤、轻伤及传染病区,设有初诊室、手术室、传染病室、爱克斯光室、骨科病室、重伤病室及轻伤病室等。凡各路运抵南京之受伤将士,先由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包扎后,分轻重伤势,将重伤者送至首都医院,“先经初诊室予以初步诊治”[12],包括:初诊室登记、调换衣服、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及各种初步诊疗,然后“分别伤势之种类及部位,如头部、胸腹部、四肢等,分送各病室继续治疗”[13]。各病室中,如若发生传染病患者,则转送传染病室;经治疗行将治愈者,则送轻伤病室;已经治愈者,则由院方通知伤兵管理处前来接之出院。至于手术室设备,该院“手术室同时可供七个患者之用” [14],“每日大小手术20次左右”[15]。骨科则大多数为复杂骨折,其创口在入院时大多已化脓。传染病方面,则有破伤风、痢疾、伤寒等症。
    首都医院规模之大堪称“打破世界纪录”[16],然因战局失利、情况危急,上述各重伤医院迫于形势,只得将伤兵转运内地,先后结束工作,曾为“伤兵医院之冠”的首都医院[17],也只能在开办仅一个月后遗憾地退出历史舞台。11月16日,除一部分被遣散外,所有医师护士约200人,分三批向武汉撤退,等待重新分配任务;所收伤病3381人“乃沿江南铁路及长江水路移送皖赣各地军医院分散收容”[18]

二、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的运作

    有关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前线受伤将士多数转送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每日到南京的伤兵为数甚多,故“总会以来京轻重伤兵到达下关车站之后,应有医护照料,爰有本所之组织”[19]。1937年10月12日起,这一伤兵接应所与车站各机关、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受伤将士招待所及军政部第六伤兵管理事务所、首都新运会非常时期服务团妇女慰劳会南京分会共同合作,正式在下关车站开始办公。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专事为到站伤兵换药、分别伤情轻重派车运送医治各项事宜,其具体工作情形分述如下:

(一)组织人员

    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由王祖祥任主任,另设副主任,并从卫生事务所调用专任医师1名、护士2名、事务员1名、卫生稽查2名,此外又聘请护士2名、劳务2名。“如遇伤兵到站过多,换药人员不敷时,临时有抽调各卫生事务所、传染病医院、轻伤医院等护士协助工作,最多一次曾调用护士二十人。”[20]

(二)换药工作

    因在运输途中不便治疗,所以到南京的伤兵多数无法按时换药,他们抵达下关车站后,重伤士兵立即送往医院诊治,而不能立即转送的轻伤士兵交由接应所进行换药。据查,仅10月13日到该月月底的不到20天中,到站伤兵共计12767人,其中经伤兵接应所施行换药敷料者就有一半以上,计6620人。[21]

(三)运输伤兵

    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备有红十字总会拨给的大救护车3辆,专用以运送重伤将士,“凡重伤将士到站后,不分昼夜,即转送首都医院及和平门分院、中央医院、鼓楼医院等处收容治疗”,自该所开办之日起到10月31日,运送至医院的官兵就已达到1127人。

 (四) 收敛掩埋

     因“受伤过重官兵,到站不及转送医院即行死亡者,日所常有”,为此,伤兵接应所特商由当地慈善机关备棺收敛,并补贴每位死亡士兵抬埋费1.5元,接应所开办当月即掩埋死亡士兵18名。
     自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着手办公以来,前方受伤将士到达下关车站并没有固定时间,以晚间及深夜到站人数最多,然所幸的是所内工作人员“能克(刻)苦耐劳,昼夜任职,即平时工作,往往达十二小时以上”[22],其敬业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三、总会第一救护队与昆山伤兵分发站

    在此次抗战救护中,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救护队在苏昆一带的救护工作值得一提。
    1937年8月25日后,因战线逐渐扩大,救护队员的工作范围亦延伸至黄渡、浏河、太仓等地90多公里外,应我军前方需要,第一、第五救护队旋先后分别被派驻苏昆、太仓一带救护伤兵。10月间,第一、三救护队合并,由雷树德、陈荣章两队长率领向苏昆进发,后因工作调动,该队由雷树德队长单独领导,“止最后一月底止,该队驻扎苏州、昆山间从事救护工作,须臾未尝疏解,三月来该队综计救护伤兵一千零十一名”[23],成绩突出。
    而由第一救护队设立接管的昆山伤兵分发站的救护工作成绩也是令人称道的。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于“八·一三”爆发初始,即在昆山设立伤兵医院。后因受日机猛烈轰炸,致使该院部分被炸毁,为安全起见,院内伤兵于10月21日转移至苏州,第一救护队此时奉令由嘉定调往昆山接办医院。该队雷树德队长率队员缜密观察后,认为昆山不宜设立伤兵医院,遂依照枫林桥外交大楼伤兵分发站办法,“办理于伤兵到站后立即换药给食,其重伤者设法用军政部卫生船舶运往后方医院,轻伤者则由军委会野战救护处分送苏州等地”,昆山伤兵分发站由此建立。
    “昆山为伤兵集转之地”[24],来昆伤兵自是源源不绝,然因舟车缺乏,运输困难,致使伤兵一拨未走、一拨又至,分发站内人满为患、不敷容纳。旋不得已在兴学路另觅住宅两座为临时收容处所,不幸的是该处被日机炸毁,伤兵死亡多名,物质损失重大。鉴于形势的日益恶劣,只得在运输较为便利的青阳港畔架起12顶民立女中童军营帐,并加以伪装避开袭击,救护队全体队员在不利条件下仍继续工作,“迨后前方战士奉令西移而敌人踪迹亦逐渐迫近,该队人员仍镇静处理,将轻伤者分别用舟车运苏,能步行者则步行,至苏而重伤者搬运至帐内或河畔遮蔽处候船运送”[25],直至形势急迫、无受伤兵士转运时,才于11月13日晚奉命撤退,途遇日机轰炸,九名队员生死未卜。

四、江苏分会救护的几个断面——以吴县分会为例

    经历了1932年沪战救护的“练兵”,江苏红分会在此次救护行动中更显主动活跃、沉稳周全,尤以吴县红十字分会声势最为浩大。
    早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时,吴县红十字分会就在新老会员的倡导响应下,“与总会方面接洽后,已在着手筹备组织”救护队[26],特聘吴县县立医院院长杨和庆和张卜熊医师筹组救护总队,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救护总队”,杨和庆、张卜熊分别担任正、副总队长。后吴县医师公会发动苏地医务人员,又分区成立了5个救护分队,由蒋育英、范补程、徐维达、王畿道、林苏民等医生任分队长。救护队成立以后,众多青年学生和店员纷纷志愿加入,吴县中医公会更是组织青壮年中医进行战伤救护训练后,将他们编入救护总队。[27]可以说,吴县分会救护总队及其分队的成立,为吴县红十字分会接下来的淞沪战争救护在组织结构、人员编排和业务水平上奠定了基础。
吴县分会在沪战中的具体活动包括:

(一)救护机关的建立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吴县红十字分会即组织救护总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救护总队大检阅和救护演习,“队员均身穿草绿色制服,臂带白底红十字袖章,接受检阅和参加救护演习”[28],县立医院的救护车也随队参加演习,随后全体队员出发各地实施救护。此后,吴县红十字分会立足自身,又成立若干救护机构,简要情况如下表:
表1:1937年吴县红十字分会救护机构简表
救护机关名称
地址
负责人
吴县红十字会分会
城内悬桥巷
钱梓楚会长
急救队
普益社
林苏民队长
吴县分会城外办事处
普益社
诸重华主任
吴县分会车站办事处
平门口
唐克敏主任
伤兵转送所
 
 
掩埋队
 
 
担架队
 
 
救护队
 
 
药材管理处
乐群社
 
后方办理处[29]
宁波会馆
 
    资料来源:《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急救队驻在城外办事处,由医务人员组成,有队长1人,分队长8人,医官8人,护士12人,担架队员160名,“为全县收发转送伤兵之总站”,以“救护、临时包扎换药及收发输送全县伤兵之出入”为其职责,“专司受伤官兵到苏时分派各医院收容,如系重伤先行抢救”[30],他们分赴全县各处救护伤员,“日夜工作,最为紧张”[31]
为便于输送转运伤兵,吴县分会成立城外办事处和车站办事处。
    吴县分会城外办事处设在阊门马路普益社,与急救队在同一地点办公,聘主任1人、助理1人、职员4人,其中主任由诸重华担任。城外办事处主要担任城外救济等工作,担负受伤官兵到处时的食物供给、车辆调拨、初级护理及护送赴院等事务。
    车站办事处设在火车站,主要承接转运来的伤兵的任务。办事处内有主任1人、职员22人、救护队员18人、护士6人,“分司照料受伤官兵及分派车辆护送等事”[32]。并在车站附近建伤兵招待所,临时搭盖十多只草棚铺板床供给伤兵临时休息之用,其中的一部分队员常驻苏州火车站,抢救前方转来的伤员和遭受日机轰炸的受伤群众,有的救护队员更是随车护送伤员辗转至大后方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疗救护工作,走上革命的道路。
    吴县分会还设有伤兵转送所一处,“专为收容自前方来苏之伤兵,以后方其他各处挤满或交通不便而不能离苏者,暂时予以换药及休息,俟运输有便,有地可送时,即转送后方各处”。
    分会又组织了两队掩埋队,“均选深于掩埋经验者任之”[33],每队42人。
    此外,“吴县红十字分会原有担架队一百二十人常川驻苏服务嗣奉”[34],后添设4中队,每队150人,连长官在内人数共计800左右。
    又有药材管理处一处,地址在宫巷乐群社,聘请专员5人,专事药材管理,分配各项治疗应用物品,且均由专家办理,以专责成。
    这些机构在救护伤兵难民的过程中,起到了沟通战场前后方、协调各组织工作的重要作用。

(二)收容、诊疗伤兵

    在战争当中,治疗伤兵是救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伤兵医院作为伤员临时的“家”,是必不可缺的。为此,吴县分会特地开办6所伤兵医院。吴县红十字伤兵医院总院院长由余生佳医师担任,红会会员美籍医生荣梅生等都志愿参与到伤兵救治的工作中来。现将伤兵医院列表如下:
表2:1937年吴县红十字分会伤兵医院统计简表
院名
院长
收容量
院址
吴县分会第一医院
顾月槎
500名
公园路草桥苏初中
吴县分会第二医院
杨和庆
160名
沧浪亭县立医院
吴县分会第三医院
沙罗门
<190名
天赐庄博习医院
吴县分会第四医院
荣梅生
<150名
齐门外津泾塘福音医院
吴县分会第五医院
张卜熊
150名
阊门外四摆渡
吴县分会第六医院
方嘉谟
200名
新桥巷苏女师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吴县分会第一医院有病房34间,常驻医师5人、义务医师13人、看护60人及药剂师18人,收容的伤兵均属轻伤者,住院三四日伤势好转后就将他们转送到后方。第二医院原为县立医院,因此设备相当完备,院内有医师7人、护士20人,“对于折骨破皮流血者均送该院”。第三、第四医院在性质上犹如特约医院,经费充足,然因伤兵过多,病床缺乏,“原有病房不敷收容”,只得另行搭床或安置伤兵于地板上,其中前者设施条件为各伤兵医院之冠,“尤专门于接骨”,有医师12人、护士38人;后者 “设备完全”,虽“工作人员颇感缺乏”,仅有医生5人、护士6人,但都“甚为努力”。第五医院院址为原更生医院,有医师7人,“内三人为常驻”,护士20多人,另有2名德籍医生每周来院两次。第六医院组织较完备,分医务、事务两大部,有常驻医师4人、义务医师8人、护士26人,并筑有能容60人的防空室。
    前线伤兵主要由火车、船只载送苏州,其中火车“非受特殊事变之阻隔,每晚均开驶一次”,伤员运至苏州后,急救队即派担架队员将重伤员接下登记后,分送各伤兵医院诊治,轻伤者“仍留车内,由吴县后援会派人照料,分发馒头、开水,再行运送他处”[35],偶有汽车运来之伤兵则直接送往急救队办事处。等到病员伤势稍有好转后,就由担架队扛抬、临时雇人力车,或由伤兵转送所转运至他处,以留出空位收容新的伤兵。
遇有日机频繁空袭苏州之时,每日伤亡兵民达二三十人,担架队便在警报解除之后,外出寻找受伤兵民送医院救治。虽然救护队员已竭尽全力,但因救护汽车的缺乏和情报网的不健全,致使救护无明确目标、效率下降。
   关于伤兵在院治养的费用,吴县分会并没有统一规定,如“五角者即二角伙食三角药料”,第二医院则“规定七角者即二角伙食三角药料二角办公费” [36],第六医院每位伤兵更是平均花费九角至一元不等,而原为营业性质医院的第三、第四医院,其手术、X光需另行收费。

(三)关怀、救护难民

    1937年,自沪上战事再次爆发以后,吴县红十字分会即遣派专轮先后7次赴战区救回难民6000多人,后又有难民116854人由各方遣送或自动逃难至苏,按从8月14日起至10月31日止共79日计算,平均每天就有超过1500名的难民到苏州避难,战争初始之际,难民来苏更是势如潮涌,“每日恒至四五千人左右”,救济工作的压力可想而知。
于是,分会便组织了7个难民收容所,饥则食之、寒则衣之,收容难民达数千人,另负责运输、供应、联络、交际等工作,同时募捐法币28250元来赈济灾民。[37]为便于这些难民收容所联络,分会设有难民收容所联合办事处,共有职员16人。
    后经车站办事处商准,车站陆续发车分批运送难民回籍。但由于“难民到站人数既多,而到车时刻复无一定,若任其拥挤喧哗,不特妨害秩序且失礼”[38],难民到站候车也往往需一二十小时之久,吴县分会遂派人至站分送面包、大饼作干粮,并在车站附近建砌水灶以供饮水。进而又择定四摆渡空地建搭可容2000人以上之大凉棚2座作为难民候车处俾资休息,设办事员8人,并有壮丁随时会同照料,为避免人数过多而造成的混乱无序,乘车回籍的难民还须事先由候车处造册编号。
据统计,“截至十月三十一日计,遣送回籍者达十一万一千一百九十九人,其无家可归者尚有五千六百五十五人不得不留苏收容供以给养,所需粮食先由本会救济组委托粮食行业公会赴锡采购籼米三百石,继由本会两次函请吴县县政府拨济仓谷六千石”[39],遇有疾病者均由吴县中医公会医员义务治疗,至被炸伤或患疫者则送第二伤兵医院或急救队诊治。又因“冬令气候渐冷,各难民无衣无褐,情状尤为可悯”,吴县分会救济组组长曹崧乔君不忍坐视,独力捐助法币5000元,指定为购置难民棉衣棉被费用,并派员调查难民确数购置发给。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一部分救护队随军西撤,红十字会吴县分会的工作旋不得不停顿。
    此外,常熟红十字分会亦延续了1932年沪战救护的精神,在“‘八·一三’战争期间对战地难民、伤病兵员,进行过救护医治。”[40]面对日舰向高浦口、野猫口一带的疯狂炮击和强行登陆,分会组织了救护队,队员冒着炮火奔赴战地,实施战场救护。同时,分会又设立伤兵医院、救护站和难民收容所:在西门逍遥游设伤兵医院,收治受伤兵士;在城内百忍堂设总救护处,后虽遭受日机轰炸,迁西门外黄家祠堂后仍坚持办公;并在东市河俞宅和庞宅设救护分站2处;又于大东门总官庙设一难民收容所,配备轮船2艘专事接送前线伤员和救护难民,凡贫困无处投宿的难民,均由常熟分会接待安置于收容所内。后为解决临时伤兵医院和难民救护等项经费问题,分会于1937年8月15日发出“紧急征募”启事,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收到中国实业银行捐助的法币50元,及“社会人士捐助的衣被、食米、手巾、茶叶等实物”[41]。常熟沦陷后,分会旋停止活动。
是役中,镇江分会也开展了募捐、慰问前线抗日将士等一系列活动,还组织伤兵医院和救护队,赴战地救护伤兵和难民数以千计,并组织力量掩埋惨遭日军枪杀的中国军民尸体。[42]
    1937年11月13日,上海沦陷,轰轰烈烈的江苏红十字分会沪战救护运动遂告结束。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博爱慈善的奉献品质为江苏红会的抗战救护历史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作者为苏州大学硕士,现任职于苏州市苏苑中学)



[①] 庞京周:《抗战中救护事业底一个断面》,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
[②] 王道伟主编:《昆山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6页。
[③] 朱文新:《中国红十字会的战时救护工作》,见1946年《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84。
[④] 庞京周:《抗战中救护事业底一个断面》,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⑤]《在京设立首都办事处之经过》,原载《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58期,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⑥] 胡兰生:《贡献抗战贡献和平——出席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报告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80。
[⑦]《在京设立首都办事处之经过》,原载《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58期,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⑧]《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况》,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1946年编印,第3页。
[⑨]《红十字会在京筹设伤兵医院》,《申报》1937年10月5日。
[⑩]《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伤兵工作》,《新华日报》1937年12月9日。
[11] 庞京周:《抗战前两年中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参见张建俅:《抗战时期战地救护体系的建构及其运作——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中心的探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36期(2001年12月),第135页。
[12]《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以外其他各地救护事业概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7。
[13]《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首都办事处所设首都医院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7。
[14]《中国红十字会》,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编印,第5页;《革命文献》第100辑,第168页。
[15]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16]《中国红十字会将恢复野战救护队》,《申报》1938年4月6日。
[17]《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况》,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1946年编印,第1页。
[18]《中国红十字会》,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编印,第5页。
[19]《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南京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十月份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14。
[2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南京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十月份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14。
[21]《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六届万国红十字会上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3198。
[22]《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南京下关车站伤兵接应所十月份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14。
[23]《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工作概况报告》,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号Q0—12—611。
[24] 胡兰生:《贡献抗战贡献和平——出席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报告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80。
[25]《昆山伤兵分发站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8。
[26]《红分会组救护队》,《申报》1937年7月31日。
[27]《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988年第2期,第62页。
[28]《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988年第2期,第62页。
[29] 詹一先主编:《吴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3页。
[30]《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吴县救护委员会救护事业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
[31]《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32]《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吴县救护委员会救护事业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
[33]《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吴县救护委员会救护事业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
[34]《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吴县救护委员会救护事业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
[3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36]《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5。
[37] 朱君辑、李纯华主编:《江苏省志·卫生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7页。
[38]《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吴县救护委员会救护事业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
[39]《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工作报告》,《中国红十字月刊》总第29期。
[40] 瞿鸿烈主编:《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8页。
[41]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42] 张世闿等总纂:《镇江市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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