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获赠台湾红十字组织编写的《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以下简称《会史》）一书，16开本，将近900页，虽然没有标明字数，但估计不会少于百万字，显得格外厚重。该书由著名历史学家张玉法院士主编，致琦企业有限公司2004年4月印刷。现将该书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一

　　关于《会史》编撰缘起，台湾红十字组织领导人陈长文先生和张玉法院士分别在“序”、“主编者序”中有简要的回顾。陈先生“序”说，是书之编撰，缘起于1997年委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玉法院士，负责撰写1904—1996年之红十字会史，“此一部分承张院士及近代史研究所许雪姬、杨翠华、张力、陈惠芬、张建俅、大陆周秋光教授等之编写及谢欣育、邱秀香两位协助得以完成。集两岸学者、专家之心血，多方搜集资料，将红十字会自成立以来的史料，以有系统的方式呈现出来此一有意义的历史文件，经过本会同仁及作者校对审查完成后，时序已接近千禧年，商得张玉法先生同意增写至公元二千年”。不幸的是，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强烈地震，其后数年，红会全力投入救灾赈济及灾后重建工作，出版一事因而停顿，“转眼红十字会即将届满百周年，再次商请张玉法先生，以百年为一阶段，委请协助整理完整的红十字会百年史料，惟经多次联系及拜访，张院士谢辞。但时值本会成立一百周年重要纪念时刻，遂由前副秘书长谢世伟先生及本会同仁共同整理2001至2003年本会增补资料，期以世纪为一段落，两部分合并出版，记叙红十字会百年走过的历程”。

　　张玉法院士“序”述《会史》撰写情况，谓1997年承红会委托，在近代史研究所组织了一个《红十字会史》撰写计划，邀请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许雪姬、杨翠华，副研究员张力（现任东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惠芬，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建俅（现任中正大学历史系助教授），以及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秋光，“共同参加”，另聘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谢欣育为助理。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初稿，史事论述止于1996年，交红会委请学者专家审查，期望即能修正出版。稿交出不久，发生九二一地震，红会忙于赈灾，又逢领导人换届，出版的事便耽搁下来。到2001年，红会希望将史事增写至2000年，于是再邀请原计划参与人帮忙，另聘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邱秀香为助理，“费时半年，将增补稿完成”。

从《会史》编撰计划的实施到出版，历时七年。

 

二

　　《会史》由两大板块构成，1904年至2000年为一板块，2001年至2003年为一板块。

第一大板块为该书的主体部分，即张玉法院士主编的《红十字会史》，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大陆时期”，下篇为“迁台时期”，共计8章。

　　上篇——“大陆时期”（1904—1949年），除“绪言”（张玉法撰写）外，计有3章：第一章晚清时期（周秋光撰写，包括组织的演变、会内行政、救护与赈济、国际交往，共4节），第二章北京政府时期（周秋光撰写，包括组织与发展、会内行政、救护与赈济、国际交往，共4节），第三章国民政府时期（张建俅撰写，包括具有国际性格的红十字会、人事的结构、经费会员与分会、角色与功能的转化、红十字外交，共5节）。

　　下篇——“迁台时期”（1950—2000年），由5章构成，即第四章组织演变与发展（杨翠华撰写，包括总会、分会与支会，共2节），第五章会务行政与经费（杨翠华撰写，包括会务行政、经费，共2节），第六章服务事业的发展（陈惠芬撰写，包括发展大概、医疗与保健服务、训练教育的推广、社群关怀与扶贫济难、志愿服务、问题与挑战，共6节），第七章国际活动（张力撰写，其中第五节由许雪姬撰写，包括与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之关系、国际交流活动、灾难和一般救济、人道救援、与日本交涉台籍日本兵的赔偿问题，共5节），第八章两岸关系（许雪姬撰写，包括大陆灾害救助业务、赴大陆探亲服务、转信与汇款业务、遣返业务、两岸红十字会交流活动、特殊案件，共6节）。附有“大事记”及“参考书目”（谢欣育、邱秀香共同完成）。

　　第二大板块为“增补资料”（由红会编辑委员会撰写），计有8章，即第一章组织发展与会务（包括组织发展、会务概况、资讯，共3节），第二章推广教育训练（包括急救训练、水上安全救生训练、居家照顾训练，共3节），第三章落实救灾工作（包括备灾整备、志工备灾救灾训练、灾难救助、专案办理灾后重建，共4节），第四章发展社会服务（包括关怀社群、扶贫济难、水上安全救生、青少年服务、协助呼吸道症候群（SARS）防疫，共5节），第五章建立红十字志工服务团队（包括红十字志工、红十字少年服务队、推广红十字青年志工服务、红十字青少年服务队，共4节），第六章国际事务（包括国际赈灾与人道协助、传播国际人道法、国际交流活动、备灾与组织发展专案计划，共4节），第七章公共事务（包括红十字运动宣传、义卖与募款、世界红十字日、其他专案活动，共4节），第八章两岸关系（包括大陆灾害救助、遣返业务、寻人及谘询服务、紧急救援协助、两岸红十字会交流活动，共5节）。附有2001、2002、2003年“大事记要”。

　　以上为《会史》的基本结构。两大板块“合并出版”，合成台湾版《红十字会百年会史》。

 

三

　　《会史》足有百万言，可称得上长篇巨制。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的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术论著。对《会史》所述内容，读者自有评说，笔者不作过多评论。总的来说，笔者以为，该书可称道之处很多，其中有两点最值得向读者推介：

　　其一，再现了百年来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大陆时期”研究之细腻，“迁台时期”刻画之入微，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迁台时期”，对大陆读者而言，既陌生又新鲜，也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

　　其二，资料丰富翔实，正如“主编者序”所言，“除晚清时期及北京政府时期因档案资料缺乏，大量借助上海《申报》等报刊资料外，国民政府时期的红十字会档案资料，藏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及贵州档案馆等地……参与撰写计划的同仁，均能充分利用”。资料的充分占有，使本书显得厚重而扎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会史》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系“合成”之作，截然分成两大板块，很难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此种合成，用心良苦，虽符“百年”之义，却造成体例上的支离，给读者留下一丝遗憾。

　　《会史》亦有可议之处。该书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中华民国诞生于1912年，而《会史》上限为　　1904年即将“晚清时期”包括在内专章研究，足成“百年”之数，这就造成事实与逻辑上的混乱，名不副实，实难令人信服。事实上，即便在民国时期，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使用“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名称，直到1930年9月22日常议会通过后呈报国民政府备案之红十字会“修正章程”， 才将“章程名称改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章程》。第一条改为：本会为国际上慈善法团，由本会会员组织之，定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简称为中国红十字会”。这是编者清楚的史实。名与实的尴尬，主编者理应作出合理解释，但却没有只言片语，令人费解。

　　尽管《会史》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它的出版，是值得庆贺的，对推动红十字运动研究不无裨益。

　　令人称赏的是，台湾红十字组织历来重视会史的研究，1975年出版《七十纪要》，1994年出版《九十纪要》，2004年又推出这部《百年会史》，这种重视会史研究的传统，实在值得大陆红会借鉴。采用与科研部门合作研究的模式，也是可行的，值得提倡。

“诞生后的红十字会，伴随着中国百年的沧桑，用爱心与行动见证了无数受苦人们的希望，一方面，她既是闻声救苦、力行人道的‘行路者’，另一方面，她也是开创中国慈善运动新页的‘道路’。更精确的来说，红十字会本身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活历史，一个可歌可述的历史诗篇”。这是陈长文先生“序”中的一段话。是行路者，也是道路。作为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者，笔者乐见红十字会的道路越来越宽广，更希望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能够共同谱写红十字运动的新诗篇。

 

 

张爱华

 

　　中国近代历史，丰富饱满，纷繁复杂，而留存下来的记忆与之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200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是一本从不同视域丰富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著作。

　　《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的作者是苏州大学历史系池子华教授。近代社会中的下层群体，同样也是池教授长期耕耘的园地。在十多年前，尚在南京大学读博士的池先生，有感于当时农民工初涌的现实，将中国近代社会中同样背井离乡的“流民”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在此基础上又于2001年出版了《中国流民史·近代卷》一书。在缺乏保障机制的近代社会中，弱势的流民，得到以“博爱恤兵，扶危济困”为宗旨的中国红十字会的救助。在研究流民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闯入了池教授的视野。池教授主张加强红十字会历史研究的建议，得到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孙柏秋等的支持和鼓励，该书得以完成。

　　“红十字”并不是中国的土特产，而是移自西方。1862年，一本描写战争过后，伤兵挣扎、哀号四野的小册子在日内瓦出版，引起了轰动。该书的作者亨利·杜南呼吁制定国际准则，“用人道之光驱散战争阴霾或至少减少战争的恐怖”。他的倡议得到社会的支持，红十字由此肇始。数十年后，在日俄战争的腥风血雨中，红十字在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池教授认为，红十字会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长驱直入，被中国认同、接纳，除了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战事频仍外，还因为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红十字“人道”、“博爱”的主旨暗合了国人心灵深处的“仁”的内质，且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慈善组织“善堂”有可比性。红十字会进入中国后，在近代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耀眼的角色，在战争救护、救灾救荒、社会援助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极为薄弱，基本线索不清，甚至连首任会长是谁，都显得扑朔迷离，池教授对这段红十字会历史进行了详尽梳理和精当考证，并指出盛宣怀才是真正的会长，澄清了历史的误会。

　　岁月的流逝，给历史学研究带来的是无限延展的空间。唤醒日渐模糊的记忆，带给我们无限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切入研究的薄弱环节，捕捉到了历史的空白点。从此种意义上讲，历史学家像保护濒临危亡的珍稀动物一样，留存文化的多样性，增进人类的智慧，可以姑且搁置所谓“史学危机”的喧嚣，保持我们寻找历史记忆的激情。

（摘自《社会科学报》2005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