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行 路 者，也 是 道 路 的 红 十 字 会
——台湾版《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述评
池子华
不久前，笔者获赠台湾红十字组织编写的《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以下简称《会史》）一书，16开本，将近900页，虽然没有标明字数，但估计不会少于百万字，显得格外厚重。该书由著名历史学家张玉法院士主编，致琦企业有限公司2004年4月印刷。现将该书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一
关于《会史》编撰缘起，台湾红十字组织领导人陈长文先生和张玉法院士分别在“序”、“主编者序”中有简要的回顾。陈先生“序”说，是书之编撰，缘起于1997年委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玉法院士，负责撰写1904—1996年之红十字会史，“此一部分承张院士及近代史研究所许雪姬、杨翠华、张力、陈惠芬、张建俅、大陆周秋光教授等之编写及谢欣育、邱秀香两位协助得以完成。集两岸学者、专家之心血，多方搜集资料，将红十字会自成立以来的史料，以有系统的方式呈现出来此一有意义的历史文件，经过本会同仁及作者校对审查完成后，时序已接近千禧年，商得张玉法先生同意增写至公元二千年”。不幸的是，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强烈地震，其后数年，红会全力投入救灾赈济及灾后重建工作，出版一事因而停顿，“转眼红十字会即将届满百周年，再次商请张玉法先生，以百年为一阶段，委请协助整理完整的红十字会百年史料，惟经多次联系及拜访，张院士谢辞。但时值本会成立一百周年重要纪念时刻，遂由前副秘书长谢世伟先生及本会同仁共同整理2001至2003年本会增补资料，期以世纪为一段落，两部分合并出版，记叙红十字会百年走过的历程”。
张玉法院士“序”述《会史》撰写情况，谓1997年承红会委托，在近代史研究所组织了一个《红十字会史》撰写计划，邀请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许雪姬、杨翠华，副研究员张力（现任东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惠芬，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建俅（现任中正大学历史系助教授），以及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秋光，“共同参加”，另聘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谢欣育为助理。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初稿，史事论述止于1996年，交红会委请学者专家审查，期望即能修正出版。稿交出不久，发生九二一地震，红会忙于赈灾，又逢领导人换届，出版的事便耽搁下来。到2001年，红会希望将史事增写至2000年，于是再邀请原计划参与人帮忙，另聘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邱秀香为助理，“费时半年，将增补稿完成”。
从《会史》编撰计划的实施到出版，历时七年。
二
《会史》由两大板块构成，1904年至2000年为一板块，2001年至2003年为一板块。
第一大板块为该书的主体部分，即张玉法院士主编的《红十字会史》，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大陆时期”，下篇为“迁台时期”，共计8章。
上篇——“大陆时期”（1904—1949年），除“绪言”（张玉法撰写）外，计有3章：第一章晚清时期（周秋光撰写，包括组织的演变、会内行政、救护与赈济、国际交往，共4节），第二章北京政府时期（周秋光撰写，包括组织与发展、会内行政、救护与赈济、国际交往，共4节），第三章国民政府时期（张建俅撰写，包括具有国际性格的红十字会、人事的结构、经费会员与分会、角色与功能的转化、红十字外交，共5节）。
下篇——“迁台时期”（1950—2000年），由5章构成，即第四章组织演变与发展（杨翠华撰写，包括总会、分会与支会，共2节），第五章会务行政与经费（杨翠华撰写，包括会务行政、经费，共2节），第六章服务事业的发展（陈惠芬撰写，包括发展大概、医疗与保健服务、训练教育的推广、社群关怀与扶贫济难、志愿服务、问题与挑战，共6节），第七章国际活动（张力撰写，其中第五节由许雪姬撰写，包括与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之关系、国际交流活动、灾难和一般救济、人道救援、与日本交涉台籍日本兵的赔偿问题，共5节），第八章两岸关系（许雪姬撰写，包括大陆灾害救助业务、赴大陆探亲服务、转信与汇款业务、遣返业务、两岸红十字会交流活动、特殊案件，共6节）。附有“大事记”及“参考书目”（谢欣育、邱秀香共同完成）。
第二大板块为“增补资料”（由红会编辑委员会撰写），计有8章，即第一章组织发展与会务（包括组织发展、会务概况、资讯，共3节），第二章推广教育训练（包括急救训练、水上安全救生训练、居家照顾训练，共3节），第三章落实救灾工作（包括备灾整备、志工备灾救灾训练、灾难救助、专案办理灾后重建，共4节），第四章发展社会服务（包括关怀社群、扶贫济难、水上安全救生、青少年服务、协助呼吸道症候群（SARS）防疫，共5节），第五章建立红十字志工服务团队（包括红十字志工、红十字少年服务队、推广红十字青年志工服务、红十字青少年服务队，共4节），第六章国际事务（包括国际赈灾与人道协助、传播国际人道法、国际交流活动、备灾与组织发展专案计划，共4节），第七章公共事务（包括红十字运动宣传、义卖与募款、世界红十字日、其他专案活动，共4节），第八章两岸关系（包括大陆灾害救助、遣返业务、寻人及谘询服务、紧急救援协助、两岸红十字会交流活动，共5节）。附有2001、2002、2003年“大事记要”。
以上为《会史》的基本结构。两大板块“合并出版”，合成台湾版《红十字会百年会史》。
三
《会史》足有百万言，可称得上长篇巨制。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的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术论著。对《会史》所述内容，读者自有评说，笔者不作过多评论。总的来说，笔者以为，该书可称道之处很多，其中有两点最值得向读者推介：
其一，再现了百年来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大陆时期”研究之细腻，“迁台时期”刻画之入微，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迁台时期”，对大陆读者而言，既陌生又新鲜，也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
其二，资料丰富翔实，正如“主编者序”所言，“除晚清时期及北京政府时期因档案资料缺乏，大量借助上海《申报》等报刊资料外，国民政府时期的红十字会档案资料，藏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及贵州档案馆等地……参与撰写计划的同仁，均能充分利用”。资料的充分占有，使本书显得厚重而扎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会史》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系“合成”之作，截然分成两大板块，很难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此种合成，用心良苦，虽符“百年”之义，却造成体例上的支离，给读者留下一丝遗憾。
《会史》亦有可议之处。该书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中华民国诞生于1912年，而《会史》上限为 1904年即将“晚清时期”包括在内专章研究，足成“百年”之数，这就造成事实与逻辑上的混乱，名不副实，实难令人信服。事实上，即便在民国时期，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使用“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名称，直到1930年9月22日常议会通过后呈报国民政府备案之红十字会“修正章程”， 才将“章程名称改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章程》。第一条改为：本会为国际上慈善法团，由本会会员组织之，定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简称为中国红十字会”。这是编者清楚的史实。名与实的尴尬，主编者理应作出合理解释，但却没有只言片语，令人费解。
尽管《会史》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它的出版，是值得庆贺的，对推动红十字运动研究不无裨益。
令人称赏的是，台湾红十字组织历来重视会史的研究，1975年出版《七十纪要》，1994年出版《九十纪要》，2004年又推出这部《百年会史》，这种重视会史研究的传统，实在值得大陆红会借鉴。采用与科研部门合作研究的模式，也是可行的，值得提倡。
“诞生后的红十字会，伴随着中国百年的沧桑，用爱心与行动见证了无数受苦人们的希望，一方面，她既是闻声救苦、力行人道的‘行路者’，另一方面，她也是开创中国慈善运动新页的‘道路’。更精确的来说，红十字会本身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活历史，一个可歌可述的历史诗篇”。这是陈长文先生“序”中的一段话。是行路者，也是道路。作为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者，笔者乐见红十字会的道路越来越宽广，更希望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能够共同谱写红十字运动的新诗篇。
保持寻找历史记忆的激情
张爱华
中国近代历史，丰富饱满，纷繁复杂，而留存下来的记忆与之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200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是一本从不同视域丰富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著作。
《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的作者是苏州大学历史系池子华教授。近代社会中的下层群体，同样也是池教授长期耕耘的园地。在十多年前，尚在南京大学读博士的池先生，有感于当时农民工初涌的现实，将中国近代社会中同样背井离乡的“流民”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在此基础上又于2001年出版了《中国流民史·近代卷》一书。在缺乏保障机制的近代社会中，弱势的流民，得到以“博爱恤兵，扶危济困”为宗旨的中国红十字会的救助。在研究流民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闯入了池教授的视野。池教授主张加强红十字会历史研究的建议，得到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孙柏秋等的支持和鼓励，该书得以完成。
“红十字”并不是中国的土特产，而是移自西方。1862年，一本描写战争过后，伤兵挣扎、哀号四野的小册子在日内瓦出版，引起了轰动。该书的作者亨利·杜南呼吁制定国际准则，“用人道之光驱散战争阴霾或至少减少战争的恐怖”。他的倡议得到社会的支持，红十字由此肇始。数十年后，在日俄战争的腥风血雨中，红十字在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池教授认为，红十字会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长驱直入，被中国认同、接纳，除了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战事频仍外，还因为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红十字“人道”、“博爱”的主旨暗合了国人心灵深处的“仁”的内质，且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慈善组织“善堂”有可比性。红十字会进入中国后，在近代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耀眼的角色，在战争救护、救灾救荒、社会援助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极为薄弱，基本线索不清，甚至连首任会长是谁，都显得扑朔迷离，池教授对这段红十字会历史进行了详尽梳理和精当考证，并指出盛宣怀才是真正的会长，澄清了历史的误会。
岁月的流逝，给历史学研究带来的是无限延展的空间。唤醒日渐模糊的记忆，带给我们无限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切入研究的薄弱环节，捕捉到了历史的空白点。从此种意义上讲，历史学家像保护濒临危亡的珍稀动物一样，留存文化的多样性，增进人类的智慧，可以姑且搁置所谓“史学危机”的喧嚣，保持我们寻找历史记忆的激情。
（摘自《社会科学报》2005年2月3日）
简评《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
马红英
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市红十字会合编，池子华、郝如一主编的《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洋洋洒洒50万言，堪称长篇巨制。通观全书，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赞赏：
首先，该书采用“编年”体例，以年月日为序，详细记载在中国红会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慈善活动或与红会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中国红十字运动一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得以完整再现，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绝无仅有的。从这点上说，该书实为我国第一部专门检索红十字运动历史和重大事件的工具书。透过《编年》，中国红十字运动演进的历史轨迹清晰可鉴，红十字会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慈行善举充溢于字里行间，这对人们了解红会、认识红会和研究红会都是有意义的。
其次，该书资料来源广泛，从书后所列“参考文献”可知，举凡档案、报刊、官修正史、稗官野史等，均有广泛搜罗，对红会公开出版物及内部交流资料，也都有广泛的收集，许多资料为首次披露，弥足珍贵。同时还及时借鉴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编年》具有令人信服的“传真性”。
再次，对于史书记载歧异之处，《编年》进行了必要的考订，实在无法确定日期的，暂付阙如。这种求实求真的科学态度是值得肯定的。通过考订，该书也澄清了不少错误，如《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历来被视为研究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历史的最重要、最权威的文献资料，但错误信息之多，也是不容忽视的。《编年》廓清迷雾，纠错达20余处。类似情况在《编年》中随处可见。
该书可称道之处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
“理论研究促宣传”。该书的出版，有利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的深入，扩大红十字会的影响，对推进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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